漢書刑法治

❶ 諸法合體,民刑不分

認為「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徵的觀點，至今被不少著述視為「定論」廣泛沿用，未曾受到質疑。對於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釋是：「中國封建時代頒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關民法、訴訟法以及行政法等各個方面的法律內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結構」；「中國古代在諸法合體的結構形式中，始終以刑法為主，並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

我贊同中華法系是「民刑有分」、「歷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論斷，但以為律典的特徵是「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觀點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諸方面的法律並未包括在其內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承認中華法系是由諸部門法構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認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時又說律典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是否以刑調整法律關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諸部門法的根本區別。倘若律典是「諸法合體」、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內容在內的話，怎麼能把它僅歸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呢？倘若歷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話，又怎麼能把中華法系的特徵概括為「民刑有分」呢？顯然，這一觀點混淆了律典的性質和無限地擴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內容的范圍。

在我國古代的多種法律形式中，律典作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種。歷朝的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條例、條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單行法，內容極其豐富。從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漢代、明代的行政、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數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內。其它朝代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設置了國家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行為規范，以「簡當、穩定」為編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無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進去。

其二，律典調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關系
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認為我國古代始終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這種論點是不符合史實。從先秦到明清，刑事與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范圍是不同的。西周時期，周公制禮，呂侯制刑，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刑、禮）相為表裡者也」。自商鞅「改法為律」， 「律」從此成了中國古代刑法的專用名稱，其中律典成為秦以後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禮的名稱雖數千年以一貫之，但其性質卻頗有變異。作為行為規范的禮，其內容含蓋了包括民法在內的諸部門法。自秦漢以後，還出現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採取「應為」、「不應為」的方式，從正面規定了國家的基本制度和社會生活規范。魏晉以後，大量制令，「令」愈顯獨立，統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規范在內的法律法規，多歸於「令」。禮、令與規定如何處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規定具體的刑罰。正如《晉書》卷三0《刑法志》雲：「軍事、田農、酤酒，……不入律，悉以為令，違令有罪則入律」。歷朝的法律形式雖然名稱有所變化，但律始終調整的是當時社會中的各類刑事關系。
在我國古代法律中，雖然沒有象現代一樣出現專門的民事訴訟法典，但在訴訟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劃分，《周禮·秋官·大司寇》雲：「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鄭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即為民事訴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即為刑事訴訟也。民事、刑事訴訟自古有別，歷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區分。葉孝信主編《中國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類著作，對中國古代民事法律規范、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證。張晉藩主編的《中國法制通史》 在闡述歷代法制時，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等法律制度 列為專章進行研究的，該書中對包括民事訴訟在內的民事法規作了比較全面的敘述。因此，不能僅以刑事法典為據，就斷定我國古代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類法律關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別，這些立法原則古今是一樣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現代法學理念看來，應以民事、行政法等調整的社會關系卻用刑法處理的問題。出現這種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思想根源，是與在封閉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儒家禮教、家族觀念對立法的影響有關，也與古人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認識有關。歷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內容的刑罰規定，在當時的立法者看來，都是屬於"出禮而入刑"的范圍，與所謂的"民刑不分"無關。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規定了侵犯財產罪，就不能說其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一樣，也不能因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問題，就斷定它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

其三，從歷朝法典的編纂情況看，綜合性的編纂形式是我國成文法典普遍所採用的，並非為律典所獨有。
我國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類法典的編纂也很發達。春秋以前，有法而無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編纂。據史載，晉國趙盾「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這是有文字可證的我國古代編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記載，然這部法典當時尚未公布。戰國時李悝所撰《法經》，是我國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於秦漢；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於魏晉；以會典形式記載典章和法律制度，始於唐而繼於明清。魏晉以後的大多數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設范立制」，與律典並行。令典是以行政類法律為主、包括有經濟、民事、軍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規范在內的綜合性法典，在國家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據《唐六典》和歷代《刑法志》記載，魏修律18篇時，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書官令》、《軍中令》180餘篇。
秦漢主要法律形式及代表性法律舉要

表一

朝代
法律形式
法律名稱舉例
文獻出處

秦
律
秦律除《盜》、《賊》、《囚》、《捕》、《雜》、《具》六律外，尚有下述單行律

置吏律 效律 傳食律

行書律 內史雜律 屬邦律

除吏律 除弟子律 游士律

田律 廄苑律 倉律

金布律 關市律 徭律

齎律 公車司馬獵律

藏律 傅律 軍爵律

中勞律 戍律 屯表律

尉雜律 工律 均工律

司空律等
睡虎地秦墓竹簡

令
焚書令 謚法令

田令 墾草令

津關令

夷三族令
《史紀·秦始皇本紀》

睡虎地秦墓竹簡

《漢書·惠帝紀》張晏注

《漢書·高後紀》

程
工人程
睡虎地秦墓竹簡

式
封診式
睡虎地秦墓竹簡

課
牛羊課
睡虎地秦墓竹簡

法律

答問
法律答問

睡虎地秦墓竹簡

文告
語書
睡虎地秦墓竹簡

漢
律
1. 正律

九章律 （9篇，綜合編纂類）

傍章 （18篇）

朝律 （6篇）

越宮律 （27篇）
《漢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呂後）二年律令

（律令名28種，綜合編纂類）
江陵張家山漢簡

2．雜律（單行律）

大樂律
《周禮·春官·大胥》注

尉律
《漢書·昭帝紀》注

上計律
《周禮·春官·典路》注

酎金律
《續漢書·禮儀志》注

錢律
《史記·將相名臣表》

田律
《周禮·秋官·士師》注

田租稅律
《史記·將相名臣表》

左官律
《漢書·諸侯王表》

挾書律
《漢書·惠帝紀》

令
1．以甲乙丙為名（綜合編纂類）

令甲

令乙

令丙

2．以地區為名（綜合編纂類）

樂浪挈令

北邊挈令

3．以官署為名（綜合編纂類）

光祿挈令

大尉挈令

廷尉挈令

廷尉板令

大鴻臚挈令

御史挈令
《漢書·宣帝紀》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說文·系部》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0·28

《漢書·燕王劉旦傳》

《敦煌漢簡釋文》982

《漢書·張湯傳》

《晉書·刑法志》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496

《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8

4．以內容為名（多為單行法）

秩祿令

宮衛令

品令

任子令

予告令

功令

受所監臨令

（以上為職官管理類）
《漢書·文帝紀》注

《漢書·張釋之傳》注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漢書·哀帝紀》

《漢書·馮野王傳》

《史記·儒林列傳》

《漢書·景帝紀》

田令

水令

馬復令

金布令
《後漢書·黃香傳》

《漢書·兒寬傳》

《漢書·食貨志》

《漢書·高帝紀》注

緡錢令 （以上為經濟管理類）
《漢書·食貨志》

祠令
《漢書·文帝紀》注

祀令
《漢書·郊祠志》注

齋令 （以上為禮儀類）
《漢書·祭祀志》注

戍卒令
《史記·將相名道表》

公令

賣爵令 （以上為軍事類）
《漢書·何並傳》

《史記·平準書》

獄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箠令
《漢書·刑法志》

讞獄令 （以上為司法類）
《漢書·平帝紀》

胎養令
《後漢書·章帝紀》

養老令 （以上為養老、胎養類）
《漢書·文帝紀》

科

讞法科
《後漢書·郭躬傳》

首匿科
《後漢書·梁統傳》

寧告科
《後漢書·陳忠傳》

鑽鑽科

亡逃科

異子科

投書棄市科
《後漢書·陳寵傳》

《後漢書·陳忠傳》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品
儀品

守御器品
《漢書·梅福傳》

《散見簡牘合輯》203簡

復作品
《居延新簡》EPT56·280-281

就品

贖品
《敦煌漢簡》1262簡

《居延新簡》EPT56·35-37

烽火品約
《居延新簡》EPF16·1-17

比
決事比
《周禮·秋官·大司寇》注

死罪決事比
《漢書·刑法志》

辭訟比
《東觀·漢記·鮑昱傳》

法比都目
《漢書·鮑昱傳》

嫁娶辭訟決
《晉書·刑法志》

決事比例
《晉書·刑法志》

司徒都目
《晉書·刑法志》

廷尉決事
《新唐書·藝文志》

❷ 翻譯 漢書 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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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中國古代哪些朝代用過亂箭射死的刑罰

死囚牢房

清末著名刑法專家沈家本對古代的「刑法之數」做過統計。

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時期死刑數量的變化：

東漢和帝永元時期：死刑610種;

北魏高祖太和三年：死刑235種;

唐朝：死刑233種;

宋朝：依唐刑律，慶歷敕增31種，嘉佑敕增60種;死刑總數多於唐朝。

元朝：死刑135種

明朝：死刑249種，另有《雜犯》死刑13種、《問刑條例》死刑20種;死刑總數量多於唐朝，而少於宋朝。

清朝：初承明律，晚清死刑減少。

❹ 漢書刑法志梗概

《刑法志》是《漢書》中的一篇。但是除了《漢書》以外，《隋書》，《舊唐書》等多部史書都有這樣的篇目。主要介紹的是關於法律刑罰的情況。

《漢書刑法志》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敘述刑法制度發展史的專著。作者班固以「德主刑輔」的觀點，評述了夏商周以來法制及其變革的功過得失。《漢書刑法志》的前半部分首先對夏商周、春秋戰國以及秦朝的法治變革進行了闡述，並未詳盡闡述作者自己的觀點，但從作者舉例時引用的一些文獻中，依然能看出其重禮輕刑、輕視法律的思想。

文章開篇兩段對中國中國古代刑法的產生的原由進行了說明，「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上身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人說而從之」，「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也」。可以看出，統治者在法與禮制的產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之後三至六段作者以兵刑不分的觀點，闡述了春秋戰國到西漢的刑法的發展過程，由於作者把用兵當做行「行大刑」，所以作者說用兵其實就是闡述刑法的發展狀況，但作者秉承仁義用兵（刑）為上，文武（禮治與法治）相配為立法治國的原則，「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而窮武極詐，濫用刑法則是下策。作者在第七段提出了自己「德主刑輔」的觀點，「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後面幾段主要結合「刑新邦用輕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亂邦用重典」的觀點，引用西漢以前的一些例證來說明法制對治國理政的負面作用。以上就是我目前所閱讀部分的主要內容，下面來談談我的感想。

《漢書》的作者班固生活在東漢時期，當時儒家思想已經取得了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政思想得到了漢武帝的推崇，將其作為西漢的主流統治思想，並作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班固作為東漢學者，自然尊崇儒家思想。應該看到的是，西漢以後的儒學已經不是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孟子所單純信奉的儒家思想，它根本的目的是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儒家為基礎，融合了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的一個「大雜燴」的思想體系。尤其是融合了法家的思想，相信當時漢朝的學者也是看到了法家思想在維護統一多民族國家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同時，從作者筆下也可以看出，他主張的是「德主刑輔」的觀點，對「刑」與「禮」的地位有著明確的劃分，強調「本末有序」，堅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法律在當時只是被看作輔助禮制的工具。同時，我想到了漢朝時重要的一個斷案制度——春秋決獄，即在斷案的時候依據儒家經典、春秋大義進行裁決，在審判案件的時候考慮行為人的內心動機，「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可見，法律在當時的司法背景下只是禮制的「輔助者」，禮制對法律的施行有著指導作用，只有在禮制的指導下，法律才能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同時，作者其實是一種兵刑不分的觀點，將軍事制度看成一種「刑法」，謂之「大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撲」，講述了遠古及夏、商、周以兵定天下，以文德教導百姓及編制軍隊，立武治國的歷史。

但是，作者主張「德主刑輔」的思想的同時，沒有很好的處理法律的地位以及沒有正確認識法家思想，作者這方面的觀點，我不敢苟同。首先，作者兵刑不分的論述方式有失偏頗。對外用兵屬於一國的「外交」范疇，而一國的法律則屬於「內政」問題。當今法學界有關於法律「屬地效力」的界分，相信在當時秦國的法律也不會對齊國的人民產生約束力。所以法律根本上屬於一國的「內政」問題，只對其管轄下的人民有普遍約束力，不能與對外用兵混為一談。作者將對外用兵作為用兵刑合一的思想對其觀點進行論述，其所引用的範例也多是涉及軍事用兵方面的例子，卻沒有更多地引用涉及「內政」方面的例子，其論點的說服力上打了折扣。其次，作者沒有很好的認識法家思想的精髓。法家強調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治理國家並嚴格執行，強調君主治理國家要將法、術、勢三者有機結合。作者引用的吳起、商鞅等例子，將這些法家學者看成了「狡詐之士」，只看到了他們破壞了「禮制」，「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混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而沒有看到「術治」在治理國家、維護君主權威中所發揮的作用。對於「法治」，作者在叔向與子產的對話中也沒有很好地看待其作用，同樣只看到了「法治」對禮制的破壞，而沒有對「法治」在治國理政 中的作用進行分析，並引用聖人孔子的話來反對子產「鑄刑書」的行為。另外，更為偏頗的是，作者錯誤地將法家思想看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第十一段中，對秦國商鞅變法到秦朝重刑治國進行了簡要說明，體現出了法家思想造成秦朝滅亡的觀點。我認為，應該正確區分法家思想在秦國時期與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王朝後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在戰國時期，秦國任用商鞅變法，「燔詩書而明法令」，獎勵耕戰，維護君主的無上權威，使秦國迅速成為了當時的強國，為之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在這一階段，法家思想是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學界的共識。然而，秦始皇統一全國後，雖然表面上還是遵循法家的思想，但是實際上已經背離了法家的思想宗旨，更多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同時也沒有根據統一全國後社會狀況的變化相應的修改其法律，違背了法家早期思想家倡導的「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的思想。同時，到了秦二世時期所實行的嚴刑峻法已經背離了法家所倡導的「以刑去刑」的精神以及重刑主義的要求，完全變成了一種赤裸裸的國家恐怖主義。因此，秦朝由於嚴刑峻法不得人心而被推翻不假，但是，認為是法家思想造成了秦朝的滅亡，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

當然，漢書作為官方編著的史書，必然要打上時代的烙印，折射出統治者的意志，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江山穩固。因此，必然要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找出一個論點，所以，在思想領域批判法家、尊崇儒家，把秦朝滅亡的原因歸結為法家思想的錯誤也就不難理解了。畢竟，歷史歷來都是由取得江山的人來書寫的。

❺ 西漢文帝景帝的刑制改革的背景、內容及其意義是什麼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事找出一個我們雖然從史書上見不到而在實際上必然存在的改動理由。問題的關鍵，不用說就是當時斬右止在什麼情況下施用。根據有關文獻，我們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項推測：

B. 斬右止可能是作為加重處罰或針對累犯而使用的。並且一旦施加了斬右止，可能意味著罪人左止也不復存在。這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決中因數罪並罰而被同時斬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過被斬左止的罪如再犯斬左止的罪，將被斬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經被黥劓斬左止，則再犯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時要斬右止。

例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講到龐涓妒忌同學孫臏的才能，將其召到魏國，「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又如《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時代的例子。能反映漢代情況的，是見於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一件漢

初案例。案情說的是：女子符逃亡，後趁自占書名數即自動到官府登記身分戶籍時，隱瞞了原來的身分而登記了名數，接著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將她嫁給隱官解為妻。解原先受過黥劓，這時為隱官。隱官是指受過肉刑的刑徒，後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見的處所生活和勞動的人。

本案被提起訴訟是因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發現並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發。隱官解因為娶亡人符為妻，依律：「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解作為違反這項法律規定的人被判處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勞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個等級，在它上面依次還有劓、斬左止、斬右止等幾個級別。但本案受到刑罰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於解以前已受過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結果處刑是「斬左止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為隱官，以後又犯了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則將會被斬右止。這樣來推測如果符合當時的情況，那麼「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斬右止的一級。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一個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積起來則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達被處斬右止的一級。即使作為加重處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種「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的情況，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達斬右止的重級別肉刑。以這種情況而論，累犯的次數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較重，應當是不多見的。

以上推論如與文帝時改革刑制聯系起來看，那麼張蒼等人提出將斬右止改為棄市的方案，實際上可能是將累次犯有較重之罪達到斬右止的改為死刑。至於漢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斬右止的情況，現在還不能肯定，我個人的看法是傾向於沒有。

受到後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規定。請看《賊盜》律中的一條律文：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絞。

這雖然只是特指盜罪，並未作為普遍原則使用，但是從疏議解釋的立法目的來看，實質上是對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處刑。疏議是這樣說的：「行盜之人，實為巨蠹。屢犯明憲，罔有悛心。前後三入刑科，便是怙終其事，峻之以法，用懲其罪。」對唐代的這一法律規定，因為說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聯繫到漢除肉刑，改斬右止為棄市，倘若當時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對累犯應處肉刑者改為棄市，以對「屢犯明憲」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廢除肉刑並規定刑期後，可能帶來的對這類人處罰過輕的問題，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嗎？

由於文帝改革受到後人指責的一點就是把斬右止改為棄市，在無法了解當時具體情況的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大合適的做法。但改律時文帝和張蒼等君臣都不以為這樣做有什麼不妥，其中一定有不為後人所知的理由。根據新出土的漢簡《奏讞書》，我想找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據整理張家山漢簡的學者所講，漢簡「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斬左止、斬右止等，」〔4〕其中「斬右止」的相關條目對解釋文帝改革有關鍵的意義。本文的看法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意義上的假說，希望在張家山漢簡全部公布出來後，能從中得到部分驗證。

二、對現行說法的反思

對漢文帝除肉刑的評價，國內比較多的一個說法，是從經濟著眼，即從破壞還是保存社會生產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學者立論認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確提出了廢除肉刑的具體內容。這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以後，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現的一次重要變革，是刑罰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歷史進步。作為奴隸制刑罰制度核心內容的肉刑，是一種殘害人的肢體，破壞人的生理機能，使人終身殘廢的野蠻殘酷的刑罰。它通過對一部分勞動力的人身傷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健康發展，阻礙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這已不能適應封建個體小農階層已成長為廣泛社會基礎，封建個體小農經濟已構成為主要經濟成分的封建時代的社會要求，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廢除肉刑的改革，不僅擴大了剝削對象，增加了創造物質財富的社會來源，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與經濟的恢復，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而且也使刑罰制度由極端野蠻殘酷向相對寬緩人道逐漸過渡，從而消除奴隸制殘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極影響，推動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發展。

我個人以前也曾持此說中所主張的、除肉刑對發展社會經濟有利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有關系的看法。現在看來，如果以漢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時點來分析，我們的這一看法也許有些牽強。

文帝改革刑制的時段，似乎不存在所謂的肉刑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情況。在《漢書·刑法志》提到廢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這樣說的：「及孝文即位，……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這里談到一年之中，斷獄即刑事審判的案件只有四百。當然這也許是大約的數量，但既然有確切的四百這一基本數字，應當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認為這不過是班固的溢美之詞，恐怕還需要拿出其他的證據來證明，否則難以服人。現在根據這一數字繼續往下追問，就要難免出現一些不易回答的問題。比如說，每年只斷獄四百，如果受到審判的罪人所受到的處罰包括死刑、肉刑、徒刑、遷刑、財產刑等所有各類刑罰，那麼被判處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會佔四百個案件中的一部分。從勞動力角度去計算，這些人和漢代當時已經擁有的幾千萬人口相比，不能不說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說，即使象師古注釋時說這四百「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師古是有根據還是推測出此種含義），也難以和勞動力問題相聯系，因為不要說重罪應包括死刑，就算四百個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罰都是肉刑，那也不過是四百而已，單純從勞動力方面講，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現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還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看，即使人們被施加了肉刑，也沒有表明就此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黥刑應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種，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經不很多，從勞動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至於斬止的刑罰，我們至少知道斬左止往往並處城旦的徒刑。城旦據漢代人應劭說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築城，不論刑徒是否這樣分工，起碼城旦也是指重體力勞動。這說明斬左止的人即使身體活動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較重的勞動。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斬止刑罰的人，可能只是斬去腳的一部分（如果大膽地推測，也可能就是斬去腳趾，受刑者仍能雙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穩）。

對肉刑本身的分析，應當說日本學者提出的觀點更能揭示其實質。滋賀秀三先生認為：在中國的上古時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會的一員，任憑他們是死是活都無人關心，與最原始的放逐形態一模一樣。可以認為這就是肉刑的本來目的。也就是說，與死刑一樣，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質上與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傷殘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義，在於它加之於肉體的毀傷，是社會廢人、市民權被終身剝奪的象徵。」而讓刑人充當賤役，可能是這些被社會拋棄的人難以生存，因此照顧性的給予其度過殘生的謀生條件。後來認識到這些人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才逐漸發展出針對刑人的相關制度。滋賀先生對中國早期刑罰的起源還提出一個十分精闢的觀點，即認為：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從「驅逐出社會」的角度，一元化地領會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斷肉刑屬於嚴重破壞生產力，或者說廢除肉刑有擴大剝削對象的意圖，似乎分析的都不夠到位。如果就事論事，應當承認漢文帝除肉刑的本意，還是文帝自己說的，是要實行德政，為罪人開通改行為善之路。

漢末曹操執政時期，曾經考慮恢復肉刑，但這時任少府一職的孔融堅決反對復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見是：第一是時代變了，當今與古代社會條件已不同，復古刑不合時宜。第二是肉刑殘酷，容易讓人聯想起商紂王，紂王曾砍開朝涉者的小腿研究為何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過去，天下因此評價紂王無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腳，「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麼可能呢？第三是從歷史上來看，受過肉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一些人如趙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為世大患」。說明肉刑的使用並不能阻止人再做壞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他們雖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嘆之處，但作為刑餘之人，由於身份低賤而永遠不能和普通人一樣，也失去了進取的機會。「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也就是說漢除肉刑有利於受過處罰的人們不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刑罰的目的是使人復歸社會而不是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這些話等於為以前漢文帝廢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詳盡的論據。他舉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當，但是，中心論點如肉刑的殘酷無道，肉刑不能阻止惡人作惡反而有時會傷害好人，以及肉刑斷絕了人們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說服力，因此他的意見被聽取了，刑罰沒有改動。（見《晉書·刑法志》）

孔融的論點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所說的「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以及漢除肉刑是為了「開改惡之路」。滋賀先生更明確地指出：「文帝改革的著眼點在於開辟改過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終身不改的，所以被廢止了。廢止終身勞役刑，規定勞役刑的期限，對開辟改過自新之道，同樣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贊同滋賀先生的上述觀點和看法。基於這些基本的觀點和看法，我想做出進一步的推論：也許我們可以從「排除出常人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秦漢時期肉刑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也就是說，滋賀先生重點分析的是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刑罰的起源和目的；同時又和補充，以具體研究秦漢的肉刑將會對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間接、明顯和不明顯的影響。 三、肉刑造成的綜合性後果及廢除肉刑的意義

孔慶明將秦代的黥刑歸類到侮辱刑，認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標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論漢代刑罰時又將其列入肉刑之內，但又同時認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說，我並不贊同把黥劓視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認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會帶來的「辱」的性質。不過我在這里所說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義有本質上的不同。

秦漢的肉刑，如果從刑徒的意義上分析，可以認為對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綜合性後果。如人們所熟知並經常談到的，第一，身體受到傷殘，並且永遠不可能恢復原狀。第二，除奴隸外，一般還要並處勞役刑。不過，更為重要的第三點往往被我國當今的學者所忽略，那就是被處肉刑的人，同時也意味著作為一種正常人身分的喪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與其認為肉刑是一種侮辱刑，不如說它是一種因身體受到外部傷殘而同時具有的身分刑。對於他本人的影響，正象孔融所說的是「沒世不齒」，或者更具體的，如滋賀先生所說的因身分低賤受到卑視，以及只能操賤役和被人視為不潔不祥之人。不過我進一步認為，可以說肉刑所造成的後果，還應當包括1、由於伴隨而來的個人身分性原因，對後人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遺害子孫。2、即使被釋放，個人的自由權也有相當一部分永久性地喪失。3、根據新出土的漢簡所示，秦和漢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擁有的個人的小家庭也隨即被破壞。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七，談到樂人講因被人誣指合謀盜牛而被黥為城旦，判決後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屬被收孥罰沒為奴隸並被賣掉，他所擁有的家庭財產也被沒收。這些表明，他不僅遭受肉刑的傷殘之痛和刑徒的強制勞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財兩空。雖然講後來被平反，但卻因當初判決黥城旦即受過黥這種肉刑的事實無法更改，釋放後不能恢復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賤的隱官。〔8〕

到漢文帝元年廢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時象講這種類型的人不會再受到附加的親屬和家庭財產被收沒的處罰了。但這只是使無罪的家屬不再從坐，而受過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釋放，恐怕還是只能成為隱官。作為一個隱官，本人的自由顯然受到極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擇業，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別是行動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還不如奴隸，因為奴隸大概不會被禁止在人們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場所。前述龐涓的惡毒計謀，正是利用「欲隱勿見」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孫臏不僅永遠失去進取的機會，而且永無出頭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過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隨終生的低賤性質。前面談到的，隱官解娶明的隸名叫符的人為妻，如果最後我們能確認「隸」是指奴隸，那麼，隱官社會地位的低賤，等於已經降到和奴隸屬於一個階層，因此才有這種婚配的情形出現。甚至象已經被齊國使者偷帶至齊、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齊王重用的孫臏，當齊威王打算任命他當領兵打仗的將時，也不得不加以辭謝，原因是他所說的「刑餘之人不可」。至於為何「不可」，史籍中沒有說。聯繫到其他文獻對刑人社會地位的描述，估計就是因為受過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樣立於眾人之前，更不要說對眾人發號施令了。在滋賀先生文中曾舉出《《左傳》所記如下例子：齊

魯之間交戰，魯國的臧堅受傷被齊俘虜。齊靈公派閹人夙沙衛去看望臧堅，目的是告訴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殺。臧堅一面表示拜謝，一面又因不滿於齊靈公「使其刑臣禮於士」抉傷而死。可能齊靈公本來出於一種貴族風度的好意，只不過一時疏忽派了親信閹宦傳話。結果同樣講究貴族風度的臧堅，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齊君居然派來一個刑餘之人，反而無法忍受這種恥辱而選擇了自殺。聯繫到這一事例，我們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講的孫臏不當將帥，不僅是考慮各種不利的表面影響（因為這些也許並非不可從權，否則齊王就不會考慮這項任命），而是和戰場指揮、戰爭勝負等這些最實際的問題密切相關。試想，假如軍中有人羞於接受孫臏這樣刑人的號令，寧死也不接受孫臏的指揮，那仗還怎麼能打呢？總之，「沒世不齒」，象一座大山一樣壓在這些刑人的頭上，使他們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諸多的限制並且幾乎是任何情況下也無法改變的。肉刑的影響不僅及於自身，還會對後人產生影響。

如《左傳·庄公十九年》記載：「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鬻拳本來出於耿耿忠心，才採取強諫的方式。由於楚君不聽，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用武器威脅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張去做。楚君因害怕而聽從了，但鬻拳認為自己對君主犯下大罪，然後自己給自己處以斬足的刑罰。因為受過刖刑的人往往從事守門之事，所以他被人們視為頭號守門人。守門如果普遍由刑人擔當，顯然並不是什麼好差事而是一種很低賤的職業，可是，他的後代也成了這種職業掌門人，不能不說是因他受過肉刑所致。

又如《史記·蒙恬列傳》說的趙高的情況：「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這里的「隱宮」二字，有的學者認為應改作「隱官」，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只是由於「秦王聞趙高強力，通於獄法」，按當時的標准等於即有武又會文，可能才特別給予任宦的待遇。其實到趙高這一輩已經是受過肉刑之人的後代了，但還是不能免於列入卑賤。甚至到後來秦二世登上皇帝寶座，已經重用趙高，和趙高商量如何解決「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等問題時，趙高還是不免需要說到自己的身分。趙高當時回答：「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這時當上郎中令，官職已經很高，但「今高素小賤」一句，仍然表明他作為刑人的後代這種低賤的身分永遠不能抹去。

肉刑這種伴隨終身的身分性，以及對後代所產生的不能消除的影響，應當說對人的長期傷害才是最重的。因為肉體所遭受的傷痛只是暫時的，甚至並處的勞役刑也不是沒有終止之期，傷殘有時也只是一種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動的不便。「哀莫大於心死」，只有受過肉刑以後所具有的卑賤的身分，才是讓人沒有了希望、使人永遠喪失改悔從善之機會的關鍵所在。在分析廢除肉刑的意義時，似乎不能忽略這一主要之點。廢除肉刑和規定刑期的最大意義，是開辟改過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復歸社會，使其本人和其後代不致被社會長期歧視。《漢書·刑法志》記載緹縈所說的肉刑一旦受之「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的凄切話語，能夠使文帝受到觸動，難道就不能使我們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許觸動，而非要從擴大剝削對象等經濟角度著眼，去認識廢除肉刑的意義嗎？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

❻ 漢書刑法志 秦始王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樓主想要問什麼啊？
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到了秦始皇時，統一了七國，制定了新的法律，改變了周朝時制度，以法家的思想治理天下。腰都累彎了還拿著筆忙著處理文件，白天斷的案件晚上就處理了案件的文書…………
這一段描寫欲抑先揚，秦朝法家制天下，以吏為師，秦始也是一個勤於政務的帝王，但是效果卻是天下大亂。

❼ 求《漢書刑法志》原文及翻譯

請問你是法幾的同學 如果找到了 請貼出來 謝謝

我先給你原文嘛 你找翻譯
漢書•刑法志
漢書 漢•班固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群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雲「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訁雚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為州，州有牧。連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日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縱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昂，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巨敵堅，則煥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厄，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奸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二國並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並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仇，CA76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急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雲。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撲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B062者，皆不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黑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虖！」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

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當孝惠、高後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慾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系長安。淳於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休，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慾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獄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棰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乃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雲『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雲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至高後元年，乃除三族罪、襖言令。

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夫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系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系者，頌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羅於文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凄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

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奸不輒得，獄C224不平之所致也。《書》雲「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奸有所隱，則狃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慾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鯨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故輕也。《書》雲『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奸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雲「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❽ 《漢書 刑法志》

D假借義
「止」在古漢語的意思中有腳；腳趾頭的意思。這句話的意思是：應當斬去左腳的版犯人改為鞭笞五百下權。這個「止」是通假字，是假借義。
zhǐ
(1) ㄓˇ
(2) 停住不動：～步。截～。
(3) 攔阻，使停住：～痛。禁～。
(4) 僅，只：～有此數。不～一回。
(5) 古同「趾」，腳；腳趾頭。

可以的 [止] 的網路看一下
http://ke..com/view/324093.htm

❾ 漢書·刑法志的原文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
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仁智而不恃力，此
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
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
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
名，而謂群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
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
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
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雲「天
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
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
極，猶流共工，放訁雚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
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
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
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
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
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
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為州，州有牧。連
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
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
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
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日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
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
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
充王制。二伯之後，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
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
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
誼之謂也。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
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
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縱
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
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
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
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卬，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
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
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
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巨敵堅，則煥然離
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
上，冠胄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
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厄，其
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厄，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
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
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
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奸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
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
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
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
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二國並力，
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
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並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
之徒，還為敵仇，CA76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
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
急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
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
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
皆歲時講肄，修武備雲。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撲不可弛於家，
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
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
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
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
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
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
爵者，與七十者，與未B062者，皆不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黑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
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
也，故誨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
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
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
其敗虖！」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偷薄
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
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
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
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
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
愁怨，潰而叛之。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
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
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當孝惠、高後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慾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
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
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
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系長安。淳於公無男，有五女，
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
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
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
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休，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
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
年而免。具為令。」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
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慾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
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
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
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
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
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
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
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
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獄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
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
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
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
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
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
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
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乃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
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
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
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
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
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
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
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
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
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雲『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
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
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
條奏。《書》不雲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
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
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
者。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
「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
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至高後元年，乃除三族罪、襖言令。
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
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
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
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
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夫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
「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
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
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
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
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
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
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
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
論，無罪者久系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
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
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
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
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
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
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
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系者，頌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
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羅於文
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
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
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
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
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
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
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
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凄愴於心。今郡、國被刑
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
未洽者也。
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奸不輒得，
獄不平之所致也。《書》雲「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堤之
防溢水也。今堤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
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奸有所隱，則狃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
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
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
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慾
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
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
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
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
鯨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
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
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
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
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
罪故重，犯亂之罪故輕也。《書》雲『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
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
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
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
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奸臧，若此之惡，髡鉗
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
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
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
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
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
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
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
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雲「宜民宜人，受祿
於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
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