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依法治理

Ⅰ 澳門問題的由來

她的名字最早記載於明朝史書，叫做「蚝鏡」（濠鏡），此後還有「濠江」、「海鏡」、「鏡湖」等多個別名。
約四、五百年前，澳門蚝產豐富，南北兩海灣，水靜灣圓，有如明鏡。後來澳門又稱作澳，即「泊囗，外國船隻停航寄泊的地方」。各諸侯國認為「蚝鏡」就是「澳」，所以又把澳門稱作「蚝鏡澳」，又因為當時澳門地屬香山縣，也稱為「香山澳」。
一、「門」是中國內河通往海洋的海峽總稱，澳門內港的媽閣廟，隔海同灣仔的銀坑相望，形成海峽像門，故稱「澳門」；
二、澳門南面對開的乙水仔、小橫琴、路環、大橫琴四島離立對峙，海水貫流其間，成十字門狀，所以亦有「十字門」之稱，故稱「澳門」；
三、澳門南台山（媽閣廟山）和北台山（蓮峰山），兩山相封成門，故稱「澳門」。
總之，既是澳，亦有「門」，便稱「澳門」了
至於外國說macao
是根據當地發音
來的
所以
macao
可不是澳門名稱的又來

Ⅱ 澳人治澳的簡介

澳人治澳，《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由澳門人自主管理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澳門當地人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組成的原則。依據這一原則，澳門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法律基本不變，原有的特殊行業依法繼續運行，居民生活如常，繼續保持東西方文化交匯特色。
特區政府高度自治，依法自主處理其各項內部事務。中央政府、中央各部門、中央駐澳機構和各省市，均不幹預澳門特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體現了「一國」之內「兩制」並存，完全符合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澳門地區的發展要求。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堅持『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團結港澳各界人士，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再次重申了「澳人治澳」的政策。

Ⅲ 澳人治澳的介紹

澳門回歸祖國後，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將依法保護所有國家和地區在澳門的經濟利益。澳門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始終與祖國人民血脈相連，心心相通。可以堅信，在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同胞一定能夠把澳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回歸祖國，是中國人民長期艱苦鬥爭和奮發圖強的結果，是社會主義祖國和全體中華兒女的光榮與驕傲，也是世界正義與進步事業的偉大勝利！澳門回歸祖國，開辟了澳門歷史的新紀元，這是繼香港回歸後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樹立的又一座歷史豐碑。海內外一切愛國的同胞和世界上的有識之士，都已從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的事實中，看到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看到了「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好方式。

Ⅳ 結合當前海峽兩岸的形勢,談談如何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一）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

（二）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別行政區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

1.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

2.必須把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

3.必須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別行政區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

（三）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如何不斷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一）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

（二）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三）健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

（四）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

（五）完善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等相關制度和體制機制。

（六）完善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的體制機制。

Ⅳ 回顧1997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後的歷史,13那證明一國兩製成功實踐

實現香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歷史使命.指導我們完成這一使命的基本方針,就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這一構想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開創了嶄新的思路,成為我國處理港澳台問題的基本國策,是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也是小平同志留給我們中華民族的不配的政治遺產. 一國兩制的實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這一過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許多挑戰和考驗,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許多法律問題.以香港為便,如何堅持基本法,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如何堅持單一制,妥善處理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系,建立什麼樣的地方政權形式,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一國內多種法律體系並存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等等.正確地顧幾和認識可能出現的法律問題,妥善處理這些法律問題,關繫到一國兩制的實施和成敗,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視. 一、堅持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大計.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港澳台問題,也存在著一個依法治理的問題.這個法就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國兩制中的法律問題,說到底就是堅持和實踐基本法的問題. （一）基本法全面地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 直到1990年4月以前,「一國兩制」還只是以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形式出現.雖然憲法第31條有原則性規定,但是它首先由香港基本法,然後由澳門基本法具體化的.這兩個基本法以庄嚴的法律形式,全面地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方針.以香港基本法為例,它以憲法第31條為依據,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中我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在第一章總則中集中規定了「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其餘八章及三個附件,則以總則為依據,規定了「一國兩制」在政治、經濟、文教等各個領域的具體實施.基本法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呈中央政府,外交與防務屬中央政府管理；同時,它又享有高度自治權,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樣,基本法一方面強調了「一國」,堅持了國家的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了單一制國家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另一方面又強調了「兩制」,堅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從而使「一國兩制」的方針獲得了一種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規范形式. （二）基本法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保障 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實施的效力,基本法就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保障.基本法由我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制定頒行,是一部全國性法律,不僅香港居民要遵守,全國人民都要遵守,具有崇高的權威性.香港基本法序言指出,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目的在於規定香港特區衽的制度,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首先,從中央來看,基本法是中央最高國家機關對特別行政區行使管轄權的法律依據.中央既要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又要依法尊重、保護特區的高度自治,不幹預屬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過程中,中央只能以基本法而不是別的政策或法律為依據來處理特區問題.遇到中央和特區許可權劃分的爭議或基本法的解釋、修改等問題,更是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毫不含糊.中央帶頭模範貫徹.維護基本法,有利於增加港澳台地區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有利於這些地區的繁榮穩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均不得干預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如需在特區設立機構,須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其在特區設立的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特區的法律. 其次,對內地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而言,基本法也是它們片埋與港澳關系的法律准繩.港澳地區雖然加歸了祖國,但是實行高度自治、特殊管理的地區,不能簡單視同一般省、直轄市、自治區.基本法是全國范圍內生效的法律,對內地同樣有約束力,內地不得隨意干預特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包括在港澳設立機構、派遣人員等事務,都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法的規定. 最後,對特別行政區而言,基本法更是具有高於特區其他法律的地位,是它們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依據和准繩,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基本法所賦予的,只能在此范圍內行使.不論是特區政府,還是港澳居民,不論處理本地區事務,還是處理和中央或外部了世界的關系,都應視基本法為其利益的根本保證,排除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干擾或破壞,自覺地堅持、維護基本法.需要指出的是,港澳特區有義務依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復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港進一步, 港澳特區政治性組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建立聯系.這不但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統一的需要,也是維護港澳自身繁榮穩定的需要. （三）實踐證明,基本法就能順利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香港後過渡時期,特區籌備委員會和預委會的工作所以能順利進展,它們的決議、建議所以能獲得港人的普遍支持,就在於它們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地按基本法辦事,把基本法付諸實踐.同樣,中英之間關於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斗爭,也是遵守還是違背基本法的原則問題.香港基本法頒一年來的實踐已經將將繼續證明,維護還是背離基本法,關繫到一國兩制的成敗,是實施一國兩制的生命線.不論現在還是將來,不論是中央、各地區,還是香港本身,也不論香港問題會出現怎樣的風風雨雨,處理香港及與香港有關的問題,都必須堅持以基本法為准繩,嚴格按基本法辦事. 一國兩制是一項浩大繁復的社會系統工程,而基本法正是保障其實施的法律手段.只要中央、港澳和全國各地都堅定不移地遵守、維護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宏偉大廈就將巋然屹立在中華大地上. 二、堅持單一制,妥善處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維護國家的統一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方針由「一國」和「兩制」兩方面組成,兩者是一個有機整體,偏一不可.如何處理二者關系,是實施一國兩制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一國兩制也就有了基本保證.從法律的觸芭考察,一國和兩制的關系,集中表現為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許可權劃分問題.一方面要堅持中央對特區的管轄權,維護國家的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又要堅持特區的高度纂以,維護其繁榮穩定.下面分三個問題討論二者的關系. （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們 法律地位問題是確定特別行政區與中央關系的前提.作為我國行政區劃中的一個新建置,它具有什麼樣的法律地位呢? 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特別行政區是我國單一制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分離的部分.我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特別行政區不是聯邦制下的州或邦,不具有州或邦的特徵.單一制國家中只有一個中央政府、一個立法機關、一部憲法,而不在在所謂「一國兩府」、「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問題.（2）香港特區是我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也就是說,香港不僅是我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且是我國的一個地方,不能與中央平起平坐.（3）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 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種自治權要比我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大得多,比其他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自治的權力也要大,甚至在一些方面比聯邦制下的州或邦的權力還要大.盡管如此,我國的單一制國家[

Ⅵ 全面依法治國包括香港和澳門嗎

包括，因為依法治國指的是整個中國，而香港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一個中國，所以也在全面依法治國范圍內

Ⅶ 澳人治澳

一國兩制…小平同志真牛…這都能想到…而且還有效的解決了香港澳門的問題…

Ⅷ 「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為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而創設的「一國兩制」，是單一制國家內部的兩種制度。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港、澳門的主權和治權都在中央，其高度自治權是中央依法授予的。尊重和維護「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一國」是不可挑戰的，而「兩制」必須在「一國」之內運行。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是要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同時，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一國兩制」的法理基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些都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特別行政區內發生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這些規定，都體現了「一國」的原則性、根本性和「兩制」的從屬性、派生性。

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就必須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把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別行政區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Ⅸ 一國兩制的香港、澳門模式分別有哪些相同點和不同點

「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香港模式」異同芻議
舉世矚目的香港回歸已經於1997年7月1 日完成， 澳門回歸也將在1999年12月20日實現，中華民族近代以來蒙受的殖民主義恥辱將在本世紀內獲徹底洗刷，香港問題、澳門問題作為中英兩國之間、中葡兩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作為「一國兩制」「率先垂範」的偉大實踐，二者有共性處，亦有不同處。本文擬對此一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香港模式」的異同問題做一初步的比較研究，以見教於方家。
一
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的性質是同一的，都是西方列強通過武力和強權、通過不平等條約侵佔中國領土，嚴重破壞中國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損害中華民族利益、尊嚴和感情的問題，都是中華民族在積貧積弱的時代，在沒有自主權的時代，在沒有「站起來」而任人欺凌的時代蒙受的殖民主義恥辱，在這一點上，二者沒有分別。但是，作為中英兩國之間、中葡兩國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香港問題、澳門問題，它們的肇因和形成過程則明顯地表現出多樣性。
香港和澳門的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香港由香港島、南九龍和「新界」三部分組成，面積1000多平方公里，陸地隔深圳河與深圳市（原新安縣）相壤；澳門由澳門半島、 凼仔島和路環島三部分組成， 面積近20平方公里，陸地隔「關閘」與珠海市（原香山縣）相壤。香港和澳門均居中國南海之濱，分立珠江口東西兩側，扼珠江三角洲入海之要沖，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南方對外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門戶。另外，香港和澳門還是太平洋西岸的交通要道，是歐洲、非洲與澳洲、美洲以及南亞、東亞、東南亞之間海上航道的必經之地和中轉站。因此，早在16世紀香港和澳門就已經開始為東來尋找原料、勞動力和工業品市場，尋找中西之間傳統的「朝貢」關系以外所謂「正常」的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大門口外的陌生人」覬覦。
英國殖民者侵佔香港是通過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實現的，並以不平等條約作為掩飾其海盜行徑的所謂「合法化」的「文明」外衣。從1837年在香港島秘密建立「居留地」，到1841年捏造子虛烏有的《穿鼻草約》公開佔領香港島；從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割取香港島，1860年的中英《北京條約》割取南九龍，到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新界」；並通過單方面的所謂《香港憲章》、《九龍敕令》、《新界敕令》、《九龍城寨敕令》和《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建立起英國政府對香港的殖民統治秩序。
葡萄牙殖民者侵佔澳門的歷史過程較英國殖民者侵佔香港遠為復雜、曲折和漫長。與英國人在香港始終單方面地堅持依不平等條約之「理」、之「法」擁有對香港的主權、治權的情況不同，葡萄牙人雖然也在澳門建立起了殖民統治秩序，但是以承認澳門為中國的領土、承認中國政府在主權方面對澳門的「最高和最後的權力」為前提條件的。也就是說，澳門的主權、治權長期處於分離的狀態。從1535年明朝政府的廣東都指揮使黃慶接受葡萄牙殖民者的賄賂而「請於上官」將市舶提舉司遷入澳門，使澳門成為「中外互市之地」開始，從1553—1557年間明朝政府的廣東海道副使汪柏接受葡萄牙殖民者的賄賂而擅自應允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舟觸風濤」「水濕貢物」「暫借（澳門）地晾曬」的請求，澳門成為葡萄牙殖民者在華唯一的「居留地」開始，到1849年的「亞馬留事件」結束，在此一長達三個世紀之久的歷史時期，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從中國政府那裡爭取到的不過是傳統的對待在華「夷人」的「另類番坊」的權力和傳統的對待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土官治土民」的居澳葡人「自治」的權力，中國政府對澳門的主權、治權全面、完整並名副其實。從16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根據「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為「上策」的指導思想，在香山縣與澳門之間陸路交通咽喉——蓮花莖的中央建立關閘，將澳門劃列為一個特殊地區進行特殊管理。從「守澳官」、「提調、備倭、巡緝行署」到香山縣丞、澳門軍民海防同知，從雍陌營到前山寨、前山營，從《海道禁約》到《澳夷善後事宜條議》，從「抽分」、「丈抽之例」的每年二萬兩白銀的商稅到每年五百兩白銀的地租，明朝政府、清朝政府對澳門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嚴密並行之有效的行政管馭、軍事管轄、司法管治、財稅管理的政策和制度。中國政府還在澳門築「議事廳」，作為對居澳葡人發號施令的正式場所。在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雖然也「心蓄異志」時時有「驕悍不法」之行，但是他們在表面上卻不得不表示服從中國政府「懷柔之駕馭」，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對澳門的主權、治權，自稱是「中國皇帝的順民」。另外，從17世紀開始，隨著葡萄牙在東方海上霸權的日益衰落，新興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西班牙、荷蘭、英國垂涎葡萄牙殖民者盤踞澳門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特殊地位，頻頻兵犯澳門，在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只能向中國政府告急求援，最後在中國政府強有力的保護下，在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才一次次化險為夷，這也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澳門絕對的統治權。
從1849年葡萄牙澳門總督亞馬留拒絕向中國政府繼續交納商稅和地租，驅逐中國政府的官兵出澳門，搗毀豎立於「議事廳」內銘刻中國「治澳夷之法」的石碑開始，葡萄牙殖民者乘清王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走向全面衰落之勢，排斥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絕對統治權，攫取澳門的行政權、軍事權、司法權和財稅權，在澳門建立起葡萄牙的殖民統治秩序。並相繼於1851年、1864年將其殖民統治秩序擴張至凼仔島、路環島，此後，葡萄牙殖民者就開始處心積慮地為其佔領澳門的「既成事實」謀求所謂的「法律保障」，壓迫清政府簽訂一紙不平等條約來承認其在澳門殖民統治的「特殊地位」的「合法化」。在1862—1864年間迫簽使澳門脫離中國有效管轄的不平等條約未遂後，葡萄牙殖民者終於在1886—1888年間抓住清朝政府實行「厘稅並征」而需要其在澳門配合鴉片緝私的機會達到了訂約的目的。1887年3月26日， 清朝政府的代表金登干與葡萄牙政府的代表羅果美在果斯本草簽《中葡會議草約》，12月1日， 清朝政府的代表孫毓汶與葡萄牙政府的代表羅沙在北京正式簽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於1888年4月28 日經清朝政府的代表李鴻章與葡萄牙政府的代表羅沙在天津換文生效。此一不平等條約規定「澳門地位」如下：「定準由中國堅允，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定準由葡國堅允，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據此，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獲取了「永駐管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權力，其自陳對澳門的殖民統治開始有了所謂的「國際條約」的「法律保障」，但是，這里需要說明一點：《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所規定的「澳門地位」與中英《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所規定的「香港島地位」和「南九龍地位」不同，是「永駐管理」而不是「割讓」，當時的葡萄牙外交大臣就明確表示「我們從未指明也不擬指明這是割讓領土」，《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締結雙方都沒有否決澳門固有的中國領土地位。雖然，此前、此後的王權時代、共和國時代的葡萄牙政府曾經多次在其憲法和基本法律中不顧歷史事實單方面地將澳門劃列為葡萄牙領土之組成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或「海外省」，然而，從1974年「四·二五」革命以後，葡萄牙新政府宣布放棄殖民主義，正式承認澳門不是殖民地，而是「由葡萄牙管理的中國領土」。1979年中葡建交，雙方重申「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此一原則立場，也就成為後來中葡兩國政府通過短短九個月僅僅四輪的外交談判即順利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前提條件和共識基礎。這與英國政府始終單方面地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堅持香港是英國的「割佔地」和「租借地」，而使中英兩國外交談判延滯二年長達二十二輪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樣，基於「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不同的歷史背景，1988—1999年「十二年過渡時期」的澳門回歸以中葡合作為主旋律，而1985—1997年「十二年過渡時期」的香港回歸則以中英對抗為主旋律，也就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現象」了。
二
英國人在香港156年、葡萄牙人在澳門446年，都在當地建立起了殖民統治秩序，都把宗主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移植到當地社會，但是，由於英國在香港、葡萄牙在澳門進行殖民統治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因此其在當地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也就表現得十分明顯。
英國人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雖然先後經歷了舊殖民主義時代、新殖民主義時代和「非殖民主義化」時代，但是其基本的政治架構和運作程序始終保持穩定，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從1843年第一任英國總督朴鼎查開始到1997年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基本是以總督獨裁和「行政主導」為主要特徵的「金字塔型」的英國殖民統治的政治模式。
由於英國佔領香港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掠奪性的殖民」，而是為了開發經營其為英國商品、英國資本進入東方市場、進入中國市場的「灘頭陣地」，開發經營其為英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與亞洲、與中國發生經濟聯系的「窗口、橋梁和國際通道」，因此，英國人登陸香港伊始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並一直奉行自由經濟政策。經過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以轉口貿易為單一經濟結構的慢速、勻速發展時期，到20世紀80—90年代，香港經濟進入了工業化、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快速、加速發展時期。短短的50年，香港經濟經歷了由傳統的商業中心和單一的轉口貿易的經濟結構向新型的工業中心和多元的、復合的國際經濟中心的經濟結構的嬗變，經歷了由近代化經濟形態向現代化經濟形態的嬗變。
與英國人在香港殖民統治時期相對穩定的政治架構和運作程序比較，葡萄牙人在澳門殖民統治時期的政治制度則始終處於變動中。從1557年第一任兵頭（總督）馬爾廷斯開始到1999年最後一任總督韋奇立，澳門的政治發展，大體上可以劃分為：自16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以對中國政府和葡萄牙印度阿亞殖民地政府雙重效忠的兵頭（總督）、主教和「議事會」為政治架構和運作程序的主體的所謂「自治」時期；自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以對里斯本直接負責的總督和政務委員會為政治架構和運作程序的主體的脫離中國政府有效管轄的所謂「殖民地」時期；自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以葡萄牙總統、議會、政府的代表總督和立法會為政治架構和運作程序的主體的所謂「三權分立」的「葡萄牙管理中國領土」時期。
葡萄牙在澳門殖民統治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與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時期社會經濟發展比較，無疑是緩慢的、落後的。
葡萄牙殖民者佔領澳門，是為了建立一個與東方、與中國發生經濟聯系的「橋頭堡」，英國殖民者佔領香港，雖然同樣也是為了建立一個與東方、與中國發生經濟聯系的「橋頭堡」，但是16世紀葡萄牙人的動機是商業文明的擴張，僅僅是為了商品交換，而18世紀英國人的動機是工業文明的擴張，不僅僅是為了商品交換。澳門開埠後以轉口貿易為經濟發展的起點，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幾乎壟斷了中國全部的對外貿易，澳門成為里斯本、果阿、廣州、馬尼拉、長琦之間的黃金航線的交通中樞，成為太平洋西岸最重要、最繁華的國際貿易港。但是，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葡萄牙人對東方轉口貿易的壟斷地位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澳門經濟開始走向衰落。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隨著香港開埠和五口通商，航海業由帆船時代進入輪船時代，喪失了壟斷地位又受制於沒有深水港的澳門轉口貿易一蹶不振，從此不復有興。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圖存，澳門經濟走上了依靠特種行業藏污納垢虛假繁榮的畸形發展道路：從最早的鴉片走私中心、苦力貿易中心到黃、毒、賭三業並舉直到最後的「東方的蒙地卡洛」、「東方的摩納哥」。雖然，近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從60年代開始，澳門的經濟結構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經濟水平有了較快的提高，工業化、現代化和多元化也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特別是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由傳統的鑄炮、造船業，神香、爆竹、火柴業發展為現代新興的成衣和紡織、玩具和塑料、電子業，已經成為澳門經濟的第一大產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地產建築業、旅遊博彩業並稱澳門經濟的四大支柱，澳門社會已經逐步由一個完全依靠特種行業的單一消費城市轉變為一個經濟結構趨於合理的現代化的工商業城市和旅遊文化城市，但是，賭博業在澳門經濟中「主導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並沒有任何改變，相反還不斷得到加強，成為澳門經濟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這一現象，是澳門經濟幾百年歷史演變的結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包括「九九」回歸前、「九九」回歸後，而是要順其自然、因勢利導，規范其比較「健康」地發展。
「九七」回歸前，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和「九九」回歸前澳門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香港、澳門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價值是其經濟角色、經濟功能，而非政治角色、政治功能，政治發展服從、服務於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服從、服務於經濟繁榮。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規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經濟發展亦必然是遵循「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大思路——包括香港、澳門「歷史和現實」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千差萬別」的「傳統和特色」。
三
盡管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的肇因和形成過程的歷史背景千差萬別，香港社會、澳門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千差萬別，但是，二者的政治地位和性質卻完全一致，都是西方列強通過武力和強權、通過不平等條約侵佔中國領土，都是中華民族在積貧積弱的時代蒙受的殖民主義恥辱。因此，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屆中國政府包括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政權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權，都未敢違背中國人民的意志公開或秘密「繼承」這份喪權辱國的外交「遺產」，從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中國政府曾經多次與英國政府、葡萄牙政府交涉，企圖在「傾斜的談判桌」上實現「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政府幾度幻想以「戰勝國」的身份享受「和平紅利」，向西方列強倡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待我」，結果均告失敗。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要是出於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保留香港、澳門這一與外部世界發生經濟聯系的傳統的「窗口、橋梁和國際通道」，營造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以及出於新中國統一問題宜先「易」（「內政」的台灣問題）後「難」（「外交」的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的考慮，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對中英之間、中葡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澳門問題奉行的是「暫時不動」、「暫時維持現狀」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在「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於預先設定的第一目標台灣問題上遲遲沒有取得應有的實質性進展後，新中國的和平統一工程將突破口重新定位在香港問題、澳門問題上正式啟動。
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外交談判、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外交談判，基本上都是以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為指導思想和總的原則進行的，即「恢復行使主權、保持穩定繁榮的」統一和「剔除殖民主義、保持資本主義」的統一。談判的前提條件是「主權問題不能談判」，中國政府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一定要在1999年收回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在此問題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才能言「九七」香港回歸、「九九」澳門回歸以後「怎麼辦」。鄧小平在香港、澳門「保持穩定繁榮」、「保持資本主義」的具體思路是：設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除外交、國防事務交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保留有高度自治權，即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社會治安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保持財政獨立，不向中央人民政府繳稅，港幣、澳元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貨幣，繼續流通和自由兌換；照顧英國在香港、葡萄牙在澳門的經濟利益；特別行政區可以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系，除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外，還可使用區旗和區徽，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葡文。由於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時期、葡萄牙在澳門殖民統治時期香港、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不同，具體差異如香港屬於普通法系主要適用習慣法，而澳門則屬於大陸法系主要適用成文法，更由於中英兩國之間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政治地位」、中葡兩國之間對於澳門問題和澳門的「政治地位」的認識不同，原則區別如英國堅持「永久性改變」或「階段性改變」香港「主權、治權歸屬」的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而葡萄牙則承認「澳門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國領土」，因此，同樣為落實鄧小平「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中英談判、中葡談判，其推進之難易、繁簡、快慢的反差十分明顯：中英談判是「馬拉松」，漫長、復雜、曲折，正式會談前英方即有「以主權換治權」和「三方會談」之梗，正式會談中英方又製造了「駐軍風波」和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麻煩，最後，由鄧小平「如果中英談判失敗，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地宣布收回香港的決策和對香港的政策，將被迫考慮改變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時間」的「最後通牒」才打破僵局。中葡談判是速戰速決，除了中葡雙方一度在澳門交接的時間問題上各執一詞外（一曰「本世紀」，一曰「跨世紀」），後又通過「緊急磋商」互諒互讓而很快趨同（1999年12月20日），基本上是波瀾不興，十分順利。另外，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在體現鄧小平「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總的精神、總的原則以及基本結構和主要條款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時，在內容和形式上，也是有所分別，各有側重的。如中國政府對香港1997 年7 月1日、對澳門1999年12月20日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中英「聯合聲明」採取的是雙方分別宣布的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有異；而中葡「聯合聲明」則採取的是雙方共同宣布的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地區是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立場無異。如中英「聯合聲明」針對「國際金融中心」在香港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意義，單獨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而中葡「聯合聲明」則針對「旅遊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意義，單獨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並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如中英「聯合聲明」用三個附件分別闡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和《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關於土地契約》；而中葡「聯合聲明」則用二個附件分別闡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將「關於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和「關於中葡土地小組」二項合並，等等。
四
中國政府在香港「十二年過渡時期」和澳門「十二年過渡時期」抓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
由於「九九」澳門回歸後建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與「九七」香港回歸後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性質和政治地位完全相同，都是「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示範」，所以1993年出台的澳門「基本法」從內容到形式、從基本結構到主要條款均以1990年出台的香港「基本法」為參考，保持了高度一致（兩個「基本法」都是由序言加九章的正文、三個附件和四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有關決定組成），但是，澳門「基本法」畢竟不是對香港「基本法」簡單的照抄照搬，而是根據澳門的情況充分體現澳門的特點。比較兩個「基本法」，相同之處不論，相異處具體而言主要有：
1.關於「序言」部分。澳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范圍作了列舉式說明，即「包括澳門半島、凼仔島和路環島」，而香港「基本法」則因為「新界」一詞的爭議性而沒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范圍作列舉式的說明。
2.關於「總則」部分。澳門「基本法」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確認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而香港「基本法」在「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的規定方面沒有任何特殊處理。
3.關於「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系」部分。澳門「基本法」在駐軍問題上未作明確規定，有「駐」與「不駐」的彈性，而香港「基本法」則不僅原則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並且還具體說明「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不幹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駐軍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駐軍軍費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在駐軍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