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立法興起

⑴ 近代西方民主發展的特點

現代西方政黨體制最早發端於17世紀的英國，回顧西方政黨政治300餘年來的發展歷程，有很多規律性的特點需要梳理和分析，以便於對西方政黨制度有一個整體的把握。

基於委託—代理和「人性本惡」假設下的監督制約機制

政黨分肥制在西方發達國家政黨制度建立的初期曾經被廣泛採用過。1801年，民主共和黨的T·傑斐遜就任美國總統，他所任命的官員全部是為總統競選成功而盡力的黨派親信。由於政黨分贓制(spoils system)任人唯親，很多上任的官員並不能勝任其官職，導致人員任用失當，內耗嚴重。也正是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美國國會於1883年通過《彭德爾頓法》，實行功績制度取代政黨分肥制。英國在更早的1854年推出了《諾斯科特—屈威廉報告》，開創了近代西方以考任制度和功績制為核心的文官制度的先河。

西方的政黨制度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其監督機制不斷趨於完善。西方政黨制之所以重視對政黨權力的監督制約，是有著深刻的理論淵源的。其一，按照西方的契約型政府理論，國家的權力產生於人民的委託，人民與政府之間是權力的委託與受託關系。在現代社會代議制政府的條件下，雖然作為權力主體的人民將治理國家的權力委託給選舉產生的官員去行使，但是權力的主體資格仍然是人民，因此人民是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對權力進行監督應是理所當然。其二，從古希臘的修昔底德，到近代的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西方政治學者所主導的「人性本惡」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西方政治家在構建近代政府的過程中，也刻意設計了一整套權力制約機制。在西方政黨制的條件下，對於政黨的監督制約形式有以下幾種：

一、政黨間監督。西方實行的是競爭性政黨制度，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都是競爭性政黨。由於競爭性政黨制度的存在，形成了西方國家的執政黨和在野黨。當一個政黨在野之時，它會利用所控制的資源和渠道，對執政黨的治理失當之處和存在的劣跡丑聞予以深刻的揭露。這種監督對執政黨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迫使其兢兢業業從政，以避免政權的旁落。在野黨對執政黨執政行為的監督是基於在野黨希望上台成為執行黨這一動力基礎之上的，因此監督效力非常高。二、新聞監督。新聞監督在西方被稱為「第四種權力」，新聞監督是建立在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獲取自由的價值理念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評價新聞自由的積極作用時，曾經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①大眾傳媒是現代政黨競選的主要工具，因此輿論監督也就由此而生。但是也應當看到，西方新聞體制下的輿論監督是一種制度內監督，它根植於西方根本政治制度之中並為該制度提供服務。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西方新聞監督也存在著商業化運作、對壟斷資本過於依賴等弱點，因此使新聞監督本身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變異。三、利益集團監督。當代西方社會存在著大量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通過院外活動廣泛參與政治。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出於不同的目的與政府、議會等政治機關打交道。利益集團對政治機關的運作流程、政治傾向等都了如指掌，在客觀上起到了監督政黨決策過程的作用。西方執政黨在制定政策時，各種智囊團和思想庫成為執政黨參考和選擇的重要依據。由於各個智囊團和思想庫的政治主張和觀點傾向是透明的，公眾可以通過他們的刊物、網站等媒介了解到這些主張和觀點，因此，如果執政黨採用了過分照顧某一小部分利益集團的方案，則馬上會遭到其他相關利益集團的反對。四、社會團體監督。在美國有「司法觀察」和社會廉政中心等社會監督團體。社會廉政中心的主要任務是監督政府政策，特別是選舉政策。②社會廉政中心等組織長期關注在大選期間美國各主要競爭候選人的政治捐款的來源，並定期向選民披露。同時該類組織還將積累的捐款歷史資料進行整理分析，揭示各大捐款利益集團的政治傾向。由於有如此多類似的社會團體從事著這樣的工作，事實上已經生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團體監督網路。

西方政黨制度的民主化價值取向

西方民主的外化形式就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化，政黨是引導政治生活世俗化的一個載體。政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為擴大民主的范圍、保證民主的規范運作提供了一套制度保證。

一、西方政黨制度提供了一個表達和匯聚民意、並使之通過民主的程序成為公意並進入立法程序的平台。在西方社會，公民意志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法律的過程主要集中在議會機關。西方議會的議員絕大多數由選舉產生，各個議員都代表著一部分選民的意志。為了能夠保持在選民中的威望，從而爭取連選連任、長期佔有議員的政治職位，議員一般都會認真傾聽選民的意見，了解選民的需求，將選民的要求經過歸納總結，形成正式的議案而提交議會審議。

二、西方政黨制度的主要職能就是組織選舉，只有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公共權力，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在選舉過程中，不同政黨的參選人發表各自的施政演說，選民通過了解各個黨派的競選綱領和施政主張來決定將選票投給那一個政黨。通過選舉，選民將權力授予選舉中的獲勝政黨，委託其代行權力。這種以競爭性的選舉產生執政政權的方式，體現了政府產生過程中的民主的外在形式。

西方政黨政治主張日趨中性化

20世紀60年代以後，信息革命使得傳統的一、二產業不斷萎縮，第三產業和信息服務業變為主導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藍領工人開始少於白領人士，社會的中間階層日益增大，社會結構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發展態勢。

在這樣一種社會結構下，西方政黨為了確保選舉獲勝，就必須要獲得廣大社會中間階層的支持。西方國家的中間階層是一個人數眾多、價值觀念雜陳和生活方式多樣化的階層。盡管中間階層的成分較為復雜，但是它還是具有很多共同特點：如政治上崇尚自由民主、求穩怕亂，反對社會變革，希望保持現狀等。龐大中間階層的出現，使得在現代西方社會很難看到傳統意義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那樣明顯的左右分野了。西方政黨為了吸引中間階層的眼球，普遍採取了淡化左右政治界限的政策主張，試圖在國家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動態平衡;並積極吸取其他政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擴大意識形態的包容性，反映廣大中間階層的利益和要求。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風行，也對政黨主張中間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是指在後工業時代，人們所關注的焦點開始轉向生態環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等與階級沖突毫不相關的後物質主義價值。由於物質生活富裕，人們的生活水平差距日趨減少，以階級沖突為基礎的政治分歧日益淡化，選民之間的價值觀和利益觀逐漸趨同。在後物質主義的語境下，政治領域的論爭已經轉向關注自然環境、婦女地位、制止核擴散等人類所面臨的更加共同的、普遍性的問題。由於這些普遍性的問題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壓倒其他問題，因此西方政黨的政治主張開始「超越左與右」，尋求走中間化的道路。

政黨功能的制度性日益增強

英國政治學家歐內斯特·巴克(E.Buck)指出，政黨具有雙重性格或性質。也就是說，政黨是把一端架在社會，另一端架在國家上的橋梁。巴托里尼(Bartolini)和彼得·梅爾(Peter Mair)按照這一思路將政黨的功能劃分為代表性功能和程序性功能兩種。代表性功能主要表現為政黨與社會、公民之間的關系，即進行選民利益的表達、整合和政策的制定等。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主要表現為政黨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其中包括對國家領導人的確定、議會和政府如何構成等方面。

一方面，二戰以來，西方政黨的代表性功能出現了弱化趨勢。這種弱化表現為：公民的黨派認同感和信任程度降低;傳統政黨的黨員數量日益減少;各類選舉中選民的參選意願屢創新低;新興的小黨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政黨代表性制度弱化的同時，政黨的制度性功能逐步強化。由於議會是西方政黨競爭的主要領域，是控制社會和公共權力的根本途徑。因此，西方政黨普遍重視對議會控制的主導權，通過政黨控制議會，以議會這一制度性機制來實現政黨的政治意圖。政黨在議會議案的提出、審議、表決和公布等程序性細節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政黨在處理政黨與政府的關繫上也是不斷豐富其制度化的內涵。從外在表現上來看就是政黨與政府的結合更加緊密，所有重大決策都必須由黨派控制的政府來做出。

西方社會能夠長期保持其制度穩定，避免社會的劇烈震盪，政黨制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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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以美國總統為例，分析現代西方國家行政權利擴大的趨勢

許多國家現實的政治體制，其形成和發展總是以特定的歷史條件為背景，並且與各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執政當局的統治需要以及多黨制的具體實行情況都有著很大關系。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實行行政、立法、司法分立政治體制的國家有50多個，既有西方發達國家，也有許多發展中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理論，強調行政、立法、司法權力的制約與平衡，但是在政治實踐中，卻幾乎從未真正實現過。首先，在不同國家，行政、立法、司法的具體表現形式、結構和權重是不同的。美國的政治體制堪稱行政、立法、司法的標本，但目前，以總統為首的行政權力已經成為國家權力的核心，超越甚至部分取代了其他兩權。例如，美國85%以上的國會立法都由行政部門動議和起草，形成「委任立法」現象，國會更多的是對總統和政府行為進行監督，而法院的制衡作用也僅僅體現於具體的訴訟中。

在英國的政治體制中，議會地位最高，是最高的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政府由議會中佔多數席位的政黨組成，執政黨領袖出任政府首相。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的行政、立法、司法不但全部來自議會，而且實質上只能算作「兩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是合一的。

在法國，行政、立法、司法權分立也有完全不同的內涵。由於普通法院屬於司法機關，而行政法院被列入行政系統，司法職能與行政職能截然分開了。實際上，法國的司法獨立意味著普通法院或法官不能幹預立法和行政事務，這與行政、立法、司法權分立所追求的權力制衡完全無關。

二戰後，日本雖然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但也存在著行政權力過大，而立法權、司法權相對較弱的情況。可以說，實行行政、立法、司法權分立的國家基本上都存在三權失衡、難以有效制約的情況。

其次，政治體制是特定歷史條件和發展階段的產物。歐洲封建統治者濫用權力的種種弊端，引起歐美資產階級的極大警惕，是其謀求建立分權、制衡權力體系以防止濫權、專權的初衷。

行政、立法、司法權分立政治體制的發展演變，也反映著國家經濟社會的變化和轉型。美國在19世紀末之前的一個較長時期里，政治體制中「立法至上」的特點十分突出。然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逐步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自由資本主義也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全國性的經濟問題、階級矛盾和社會對立日益增多，而缺乏效率、各行其是的國會卻難堪大任。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總統為首的行政權上升為權力的中心，形成了新的權力格局。

第三，行政、立法、司法權分立政治體制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各種特定因素的影響。一是傳統政治文化因素不可忽視。歐洲憲政歷史悠久，美國早期的公民多為歐洲移民，歐美國家多有尊重法律、崇尚民主、認同權力有限和主張分權的政治文化傳統，這是三權分立政治體製得以形成的社會政治文化基礎。

二是反映利益集團的政治需要。美國總統權力不斷上升的過程，也是壟斷資本與行政權力緊密結盟的過程。從20世紀初開始，壟斷資產階級不斷發展壯大，並為掌握全美市場和面向世界擴張而尋找政治代言人，他們成功地操縱兩黨競選，以確保總統和政府維護其利益。

三是取決於多黨制的具體實施情況。以日本為例，自民黨長期執政、「一黨獨大」，不但把持行政權，而且憑借優勢控制議會特別是眾院。執政半個世紀，直到今年才被民主黨取代。

長於監督短於效率

一方面，三權分立的體制一定程度地防止了權力濫用，有利於對權力的監督。由於對國家權力進行了分工，使得任何一種權力都是有限的。三權分立突出了立法、行政、司法職能的差異，做到了機構分離、職能劃界，以保證權力運行的過程中相互形成牽制，從而「以權力制約權力」。因此，當尼克松總統試圖動用國家行政機構為個人利益服務的「水門事件」發生之後，國會可以立即啟動彈劾程序，迫使尼克松辭職。

同時，三權分立「以權制權」的原則，也為實現對權力的監督提供了可行的機制。目前，多數西方國家都建立和形成了以議會監察和司法監察為外部監督、以政府內部行政監察和人事監察為自律監督的系統化權力監督機制，較好地防止了國家權力為某個利益集團所壟斷。

但另一方面，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存在明顯缺陷，權力的分立有餘而協調不足，低效、扯皮和責任推諉現象層出不窮。首先，三權分立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產階級國家權力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基本矛盾，難以形成人民和社會對國家權力監督制約的制度化機制。

其次，三權分立體制最受人詬病之處，就在於其重權力的分工與分立、輕協調合作，這常常導致權力間的相互牽制，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特別是與多黨制結合在一起，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及其原則甚至淪為黨派斗爭工具。在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的美國，三權制約的效果常常富有戲劇性。在民主黨總統柯林頓當政期間，共和黨控制國會，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屬不同的兩黨。這一時期，立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與制衡過程中被注入了政黨政治因素，柯林頓政府的施政動議經常被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阻撓，甚至政府因年度財政預算案無法通過而幾度關門。

行政權的膨脹與修正

二戰結束以來，出於治國理政的各種需要，西方國家行政權的發展日益穩定而集中，逐漸取代了立法權在三權中的主導地位，出現了行政權膨脹、其他兩權削弱的情況。從20世紀中期以後，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這種發展趨勢的嚴重後果，開始採取各種措施限制行政權，限制和縮減行政權力行使的范圍。

其主要思路包括：一是轉變和縮減政府的行政職能，限制行政權力。通過轉變和縮減政府職能，既提高了政府效率，也一定程度地避免了因行政權過度擴張而產生的腐敗問題。二是規范行政行為，控制行政權。三是加強社會自治，轉化行政權。引入社會力量，把一部分原本屬於政府的行政權力轉化為社會權力，使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

在具體的調整和修正中，一般採用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是通過立法等法律手段對行政權力進行修正性、補充性的約束和重新界定。如美國國會在羅斯福連任四屆之後提出了憲法修正案，規定總統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防止無限連任可能導致的個人專權。丹麥在1953年通過憲法修正案，引入國會監察使制度，監督軍隊和行政系統，旨在修正行政權對立法權的侵蝕，防止和治理行政權膨脹帶來的貪瀆腐敗行為。

二是以嚴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權力的過度使用。20世紀4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作為約束行政權力的一個手段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重視，美國制定了《聯邦行政程序法》，德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奧地利、荷蘭、日本、韓國等也相繼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的興起導致了控權機制的變遷，對行政權的約束從傳統的事後司法審查，轉變為對行政行為的事前、事中控制。

三是加強社會對行政權力的監督。一方面，通過立法將一部分行政權力交由介於國家與公民之間的社會組織行使，使行政權力向社會轉移。另一方面，讓公民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參與政府的行政管理，如通過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或提交書面資料、書面意見，或通過書面或口頭辯論等方式參與行政立法和行政決策；通過陳述、申辯、取得行政咨詢和聽證等形式參與實施各種具體行政行為。

需要認清以下一些問題：

首先，不能簡單認定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就是三權分立的。一是西方國家政治體制也是多樣化的。如瑞士就沒有實行三權分立，而是採取了委員會制。

二是三權分立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三權分立體制。即使在三權分立最具典型意義的美國，也從未做到過三權的真正分立。三權之間相互滲透的情況十分普遍。如美國的總統擁有否決立法的權力，擁有立法倡議權，可以通過委託立法部分地行使議會的立法權；最高法院可以通過憲法解釋權、違憲調查權參與行政機構的政策制定；國會則能夠利用撥款權廣泛地參與行政決策等。

三是三權分立體制在西方國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前面提到的行政權膨脹傾向。

其次，三權分立並不能完全有效制約權力，更不是制約權力的唯一途徑。經歷了從立法至上到行政權力膨脹等不同的發展階段，美國至今也沒有很好地解決行政權力缺乏有效制約的問題。小布希當政期間，以莫須有的證據瞞騙國會與公民，發動伊拉克戰爭；授權情報機關，無須法院許可，即可竊聽收看任何嫌疑人的電話、電傳，使立法、司法兩權對行政權的制約和監督形同虛設。

制衡也不應局限於三權制衡，既可以兩權，也可以是四權、五權，核心是確保權力受到制約和平衡。如葡萄牙憲法規定，總統、議會、政府和法院是國家權力機構。

與此同時，制衡既可以在政治體制內形成，也可以藉助體制外的力量完成。如西方一些國家的社會制約力量就來自政治體制之外，不屬於三權中的任何一權，因此制衡是超越三權分立而存在的。

現階段，之所以制衡在一些國家以三權分立的面目存在，是社會變遷、政治力量斗爭演變的結果，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因此也將隨著形勢發展而繼續演變。這決定了三權分立不會是制衡的終極範式，更不會等同於制衡。

⑶ 急！西方行政制度的案例和分析

行政制度，是指有關國家行政機關的組成、體制、許可權、活動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規范和慣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制度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央地方關系模式的產物，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體制下的中央行政體制、中央行政機關對地方各級行政機關的領導關系以及地方各級行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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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政府制度，是以一定的行政思想和觀念作知道的，憂國家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有關國家行政機關的產生、職能、許可權、組織結構、領導機制、活動規程等方面的准則體系以及政府體制內各權力主題的關系形式。

行政制度與行政思想、行政主題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核心內容是腥味權力機關的法定性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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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關於政府制度的分類：可以以「最高治權的執行者」人數的多寡為標准，把政府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三種。

君主制：君主製作為一種政體，是指以君主（國王或皇帝）為國家元首的政權組織形式。

君主立憲制：君主立憲制又稱有限君主制，是指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君主（國王、皇帝、天皇等）為世襲國家之首，但其權力由憲法規定，受到一定限制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

二元制君主立憲制：二元制君主立憲制多產生於資本主義發展較晚、資產階級還不能取得全部統治權，封建地主階級勢力較大、資產階級需同封建貴族進行妥協的國家中，盛行於19世紀。歷史上的德意志帝國、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日本等均屬這種類型。它的特點是：君主擁有全部統治權，國家權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是真正的權力中心，他的行動不受議會約束。立法權屬議會，但君主有解散議會，否決議會決議的權力。議會僅享有在憲法上明確規定所賦予的職能，如果議會的職能同君主的許可權發生抵觸，則以君主的許可權為准。內閣及各部部長都由君主任命，並僅對君主負責。因此，二元制君主立憲制是一種君主和議會分掌國家政權，君主擁有實際權力，政權只對君主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

共和制：共和制是君主制的對稱，指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並具有一定任期的政權組織形式。採取這種政體的國家稱為共和國。

單一制：單一制是由若干行政區域單位構成單一主權國家的一種國家結構形式，國家最高統治權集中於一個或一組機關，因此單一制政府又稱中央集權制政府。

影子內閣：在西方國家中有一種形式，稱為「影子內閣」，或稱「預備內閣」、「在野內閣」。它是指實行責任內閣制的議會反對黨按照內閣的組織形式組成一個准備上台的執政班子。20世紀初由英國保守黨首創，後來形成憲法慣例。影子內閣一般由下議院反對黨領袖指定本黨有影響的議員組成，有的由反對黨全體議員選舉產生。其任務是領導下議院中本黨議員的一切活動。

法國式半總統制政府：

它是一種兼有議會制特點的總統制，介於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半總統制」一詞首先是由法國政治家莫里斯•迪米爾熱在他的《政治制度與憲法》中使用的。1958年6月戴高樂上台，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戴高樂為了求得政局的穩定，對憲法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憲法一方面擴大總統的權力，另一方面削弱議會的權力，從而使法國成為「半總統制的共和國」，採用過總統制的國家有：1919－1933年德國的魏瑪共和國，當代的奧地利、法國、芬蘭。冰島、愛爾蘭、葡萄牙和斯里蘭卡。

半總統制的特點是：

（1）半總統制政府體制在形式上設有兩個行政首腦，經全民投票當選的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掌握行政大權，政府還設總理。

（2）政府不對總統負責而對議會負責，議會可以譴責政府，當議會通過譴責案即不信任投票案或否決政府的施政綱領或總政策聲明時，總理必須向國家元首提出政府總辭職。從這一點看，這種政府具有內閣制的特點。

（3）總統掌握實際統治權，成為國家機構的核心，他不對任何機構負責。總統除實際享有召集議會特別會議、簽署法令、公布法律、發布命令和外交決策等權力外，還享有下列特權：任命總理和政府部長，主持內閣會議，可以不經總理的附屬直接頒布緊急命令，實行非常權力，發布總統咨文，相對否決議會通過的法案，重要法案提交公民復決、解散議會及統率軍隊等。由此可以看出，法國式的半總統制，其總統的權力比一般總統的權力還大，而議會的權力相對較弱，並受到嚴格限制。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政體，在總統掌握重要權力這一點上具有總統制的特點，但政府向議會負責這一點又具有議會制特點，所以稱其為介於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的一種政體。

委員會制政府

委員會制又稱合議制，是指國家最高行政權不是集中在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一人手中，而是由議會產生的委員會集體行使的一種政權組織形式。這種政府形式以瑞士為典型代表，它是唯一長期實行委員會制的國家。瑞士選擇委員會制的政府制度體現了瑞士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特色，貫穿了民治政府的理想，它是一種比較適合瑞士國情的制度，在西方國家政府制度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委員會制政府的特點是：

A、政府（即7人委員會）由議會選舉產生，不一定由議會中的多數黨或黨派聯合產生。委員不得兼任議員，任期4年，可以連選連任。委員會實行4個黨聯合執政（激進黨、基民黨、社會黨各2人，中間民主聯盟1人）。

B、採取合議制。政府一切決定均由7人委員會合議決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所有命令不是以總統名義發布，而是以委員會全體名義發布。7名委員地位平等，權力相當，皆為行政各部部長。委員會主席實際地位和其他委員相等。一切重要政務均由集體討論，實行少數服從多數、集體負責的原則。委員會作決定時，至少必須有4名委員同意，方能生效。每個委員雖然分別擔任某一部的部長，但無權對本部的重大問題作出單獨決定，必須經過聯邦委員會指定的三人小組（均需聯邦委員）研究決定。

C、不實行權力分立。不設總統和總理。委員會主席即為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由聯邦議會兩院從7名委員中選出，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一年屆滿後，由副主席升任主席，同時選出另一名副主席。實際上主席職務由7名委員輪流擔任。主席的職權極其有限，對外作為禮儀上的國家代表，對內負責主持聯邦委員會的會議，不得行使聯邦委員會的職權，無權任命官吏，無權否決議案，無權解散議會。

委員會的委員不是議員，但可以隨時出席議會，參加討論。他們可以向議會提出法律案，並可將他們的政策隨時提交議會討論，但他們不能參加議會表決。凡議會通過的法律案或其他決定，他們不能要求議會復議，必須執行，並對議會負責。他們的任期是固定的，在任期屆滿之前，不能因他們提出的重要議案未被議會採納而辭職，議會也不能投不信任票而促使他們提前解職。委員會無權解散議會，對議會不負連帶責任。這種委員會實際上是議會的一個執行機構。議會可以變更或撤銷委員會的決定和措施，委員會必須服從議會的決定。

⑷ 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開始進行行政改革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一 開始於19世紀30年代，主要圍繞國家創新、技術發明以及人文制度進行改革。
二 主要內容有：
1.創新理論。20世紀的創新理論以美國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為代表。雖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涉及到經濟體制、國家制度、市場運行、人力資源等許多問題，但是，相對於19世紀和20世紀初中期的國家戰略理論而言，熊彼特創新理論最為特色的主張，是關於在市場經濟和現代化條件下建立技術階層、提高技術階層社會地位、迅速推動技術進步、實施特殊的技術政策等。也可以這樣說，熊彼特創新理論是整個20世紀中後期西方世界國家戰略從資本戰略向技術戰略轉變的理論依據，是世紀轉變時期世界技術革命的先導。
2.國家創新體系。綜觀20世紀中後期西方世界的戰略實施過程，可以明顯看到，整個西方世界國家戰略的決策、實施、調整等都基本上是由政府推動的，雖然技術創新和進步的具體事情大多數是由企業來完成的。但是，技術創新和進步的宏觀事情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來完成的。而在政府所做的事情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國家創新體系」問題的提出和實踐。所謂國家創新體系是20世紀80年代由英國學者弗里曼首次提出的，這個理論側重於分析技術創新與國家經濟發展實績之間的關系，特別強調國家專有因素對於一國經濟發展實績的影響，強調在一國內應協調好政府、企業、大學、研究院所及中介機構這些不同機構，使其發揮最大效應，促進知識創新、技術創新。
3．核心技術和核心競爭力。核心技術是指某業界或某領域同類產品在市場競爭中起最關鍵作用的一種或多種技術。核心技術決定核心競爭力，所謂核心競爭力，是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擁有的獨特的獲取利潤、謀求生存、持續發展的能力。
核心技術又可以分成多核心技術和次核心技術。所謂多核心技術是在某個特定的時期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在世界市場上有壟斷、領先和支配功能的多個新技術。而次核心技術實際就是指一個特定國家所擁有的先進技術在世界市場競爭當中的相對性。從目前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和技術掌控的格局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在總體上掌控著大多數核心技術，屬於多核心技術國家，而部分中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屬於次核心技術國家。
4.核心技術能力。所謂核心技術能力是指企業通過特有的技術要素和技能或各種要素和技能的獨特的組合來創造具有自身特性的技術，以產生稀缺的、不可模仿的技術資源（包括技術和知識等）的企業能力。核心技術能力的特性與一般技術能力相比，核心技術能力一般具有獨特性、關鍵性、剛性等特性。核心技術決定核心競爭能力，核心技術能力是原因，核心技術和核心競爭力是結果。因此，核心技術是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特定情況下，它在企業核心競爭力中起決定性作用。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如果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產業發展只能依賴發達國家。

⑸ 西方政治及憲法制度（圍繞行政，法院，公民分析）

就政治體制而言，西方所有國家都是實行議會民主、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制度。但在具體的組織方式上不同國家又各有自己的特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國的總統制模式、英國、德國的議會內閣制模式和法國的半總統制模式。
一、美國政治體制模式的基本特點
美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總統制的國家，在其早期的權力構架中，並沒有政黨的因素，只是在後來政治角逐中，政黨不斷在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點是：
1、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推薦產生，總統在全國由全體選民直接投票、間接選舉產生，當選總統並不一定是得到絕對選票多者，而是為獲得選舉人票更多者，哪一位總統候選人只要獲得270張選舉人票即當選美國總統。當選總統所在的那個黨即為「執政黨」，上台組閣行使行政權。總統還是行政首腦，直接控制著行政機構，並且還是三軍總司令。
2、美國的政黨體制相當鬆散，政黨存在的意義更多的是作為各類選舉的工具，選舉之後，政黨作為一種組織體系作用相當微弱，所以它是一種典型的「選舉黨」。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兩黨制國家，但它不同於西歐國家的兩黨制，它不是以意識形態劃分的，而是按照區域和利益集團來劃分，兩黨從本質上講都是代表不同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在美國的權力體系中，從聯邦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絕大部分權力都由兩黨人士掌控，第三黨從未在真正意義上對共和、民主黨構成實質威脅。
3、美國的國會即眾議院、參議院議員一般由政黨推薦參選，由全民投票直接選舉產生，擁有立法權。除個別當選議員是第三黨、獨立人士外，大部分議員都由共和、民主兩黨所得，並組成各自的黨團。眾院議長由多數黨資深議員出任，參院議長由副總統兼任，另設臨時議長。與西歐國家不同，即便在參、眾兩院獲得多數席位也未必是執政黨，只有總統所在的黨才是執政黨。在總統任期的中間，還有中期選舉，主要是改選部分參議員和眾議院全部改選。
4、美國的總統盡管名義上是所在黨的領袖，但當選後更多的是以「全民總統」的面目出現，其政黨背景和痕跡淡化，沒有哪一個美國總統全面領導過一個黨，他難以通過黨組織來控制國會、州和地方公職人員。美國總統不由國會選舉產生，他不對國會負責。
5、這一政治體制模式的優點是：美國總統的權力較大，總統受政黨的約束小，獨立性較大，有利於較快地作出政治決斷，提高執政效能。其弱點是：美國三大權力體系的相互制約與牽制明顯，造成一些體制消耗。總統無權解散國會，但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國會可以彈劾總統；總統可以任命最高法官，最高法院又可以裁決國會和總統的法律、決定是否違憲。
二、英國、德國等政治體制模式的基本特點
這類國家的政黨政治及政權構成模式在西方較為普遍，包括如英國、德國、瑞典、加拿大、義大利、日本和西歐大陸的多數發達國家。它們基本上都是屬於責任內閣制政體，是典型的議會民主制政體，其基本特點是：
1、政黨獲得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贏得議會選舉的勝利，即獲得下院即眾議院議席的多數。議員候選人大都由政黨推薦或具有政黨背景，多黨參加的競選是體現其所謂民主制度的重要方面，一般都設定了3－5％的門檻票，並實行以多數代表制為主的選舉制度，更有利於大黨獲得多數議席。一般是由獲得下院相對多數的黨領銜組閣，並由該黨的領袖出任政府首腦。但也有議會的少數黨組閣的現象，這尤其是在多個黨進入了議會，且無一黨獲得議會相對多數的情況下更有可能。
2、國家的權力體系以內閣為核心，內閣擁有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力。內閣對議會負責，受議會制約。內閣不僅擁有行政權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議權，由執政黨所控制的議會多數保證立法的通過。內閣總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權力，他不僅能夠挑選閣員，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甚至可以解散議會，宣布提前進行大選。
3、總統或國王更多的是一種榮譽性職位，並無真正的實權。在這一政體中，國王均為世襲制，總統多為間接選舉產生，如由國會議員投票選舉產生。總統或國王作為國家元首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象徵性、禮儀性意義，只是在特殊情況下介入政黨間的權力調解，平常較為超脫，不承擔具體責任。
4、政黨大都是一個相對嚴密的組織體系，但右翼比左翼要鬆散。政黨無論是作為群眾黨還是精英黨，大都有一個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乃至還有一套黨的外圍組織如工會、青年、婦女組織，對本黨執政起著一種輔助作用，甚至可以對政府形成某些牽制。
5、這種政權模式的優點是，無論是體制形成還是實際運作都相對民主、公正，更有利於決策的科學和周全。但缺點是，體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導致官僚主義，影響執政效率。
三、法國政治體制模式的基本特點
與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不同，法國的政權模式是一種「半總統制」模式，既有總統制的特點，又有議會制的特徵，其主要特點為：
1、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或政黨聯盟推薦，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從原來的七年減為五年，同議會、政府任期同步。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權力不如美國總統大，但又遠遠大於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或國王。他掌管著國家的外交和國防大權，決定包括經濟社會事務在內的各項大政方針，實際上掌握國家最高行政權（但他不是行政首腦，也不具體負責經濟社會事務），主持內閣會議，享有對政府官員的任命權，並有權解散議會，宣布提前大選，還可施行憲法第16條規定的非常權力。
2、政府由獲得下院即國民議會多數的政黨組成，總理也由該黨領袖出任，並由總統任命，政府主要職責是管理經濟與內政事務，同時對總統和議會負責，議會可以質詢並彈劾政府。
3、法國的總統和議會一般都實行兩輪投票制（總統如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超過50％的多數，就不必再進行第二次投票），總統、議員都是由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相對多數的候選人出任。如果總統與獲得議會多數的黨不是同一個黨，便會出現「左右共治」的政治現象，但一般都把在政府中當政的黨視為執政黨。近20年來，法國幾次出現了這種「左右共治」的現象。
4、這種政治模式的優點是，權力相對分散，不易於導致專制和專權，總統握有一定的實權，有利於政局的穩定。其缺點是，行政權力的分散使得政府權威較弱，不利於國家管理，而且「左右共治」現象又導致了政黨間的爭權奪利，損害了政黨的形象，也不利於社會問題的順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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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從20世紀多少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開始進行行政改革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開始行政改革，然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實行市場化也進行不同程度改革。

⑺ 西方發達國家行政機構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政府面臨的問題以及政府職能的趨同化，使得西方各國超越了國情特點、歷史文化傳統、政黨意識形態等的差異，在行政機構改革模式、途徑與方法上呈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勢和特點。

（1）行政職能擴大。

（2）政治職能中的暴力職能相對減弱，保持社會穩定的調節職能趨於加強。

（3）政府宏觀調控、綜合協調職能強化與行政職能社會化同步進行。

(7)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立法興起擴展閱讀：

發達國家的特點：

第一，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遠高於其他國家，產業結構先進，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第三產業所佔比重一般大於60%。

第二，經濟運行機制比較成熟，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健全，並有比較完善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第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和起著重要作用，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完善，保障水平較高。

第四，經濟國際化程度較高，外貿依存度大大高於發展中國家，外貿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占據較大份額，金融市場高度國際化，跨國公司高度發展。

⑻ 西方行政制度哪些方面對我國的行政制度有可以借鑒之處

西方各國行政改革的主體走向無疑為世界其它各國的行政改革指明了一種趨勢。畢竟，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里，世界各國不可能再獨自發展，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都必須得開放國門，與其它國家交流、合作，這樣才能生存，才能發展，這也是唯一的選擇。因此，當今各國行政改革必須得重視西方行政改革，從中獲取對自己國家有用的啟示並汲取其改革中一些失敗的教訓，少走彎路。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要求相應的行政體制改革與之相配套。然而，當前我國行政改革卻相對滯後，因此，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也勢在必行。如此一來，研究西方行政改革對我國行政改革不無重要的借鑒意義。關於西方行政改革的諸多問題，諸如如何掌握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務取向問題？如何解決政府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問題？西方各國行政改革中都有所涉及，我們可以從中獲取經驗，在此，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探討：
（一）以"任務驅動的政府"取代"規章驅動的政府"具體來說，解決傳統官僚制下，官員的按部就班、不積極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工作方式進行一個新的定位，讓官員充滿使命感。長期以來，大多數公共組織制定出無數的規章來防止可能發生的錯誤，然而，規章制度過多，難免使政府的活動緩慢，也不足以應對多變的環境。現在，我們只要簡單的界定他們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再據此制定必要的規章和預算，然後就放手讓政府官員去履行各自的責任。
（二）引入競爭機制，建立競爭性政府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打破政府獨家提供公共服務的壟斷地位，政府和市場分別做好自己所擅長的領域內的工作，這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對提供公共服務的宏觀管制的同時，將競爭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領域，從而改變我國長期以來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存在的"瓶頸"現象。這有利於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從而產生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與此同時，競爭是需要規范的，不經規范的競爭可能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可能導致壟斷或其他不公平。比如，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醫院可能拒絕一個沒有社會保險的患者。必須強調政府在競爭中的責任。
（三）轉變政府理念，具備"顧客意識"，重塑政府形象
傳統上，由於政府的錢來源於撥款，而非企業那樣，是直接來源於顧客的，因此政府是個"顧客盲"。所以，政府的"顧客"--公民常常在被動地等待政府為其提供服務而不受重視。而當代西方國家公共行政改革轉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的滿意程度。這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僕，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更應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取向，貼近公眾的需求。因此，我國行政改革可以借鑒西方國家強調顧客導向的做法，通過建立以公眾需求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提高公共服務質量，改善公共機構形象。當前，我國行政改革就出現了一些在辦理行政許可手續中的"一條龍"服務現象，大大的便利了需要辦理相關許可證的"顧客"，得到了一致好評，也增添了人民對政府的好感，獲取了人民更多的信任。
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我國政府在借鑒西方各國行政體制改革的見解、做法時，也必須注意結合本國的國情。畢竟，我國與西方國家的發展軌跡不是一致的，而且時代差異誘發的社會環境更是有著巨大差別。因此，我們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傳統的科層管理體制以其優勢仍然佔有一定的地位並將長期存在，西方行政體制改革實質上是一種改革的趨勢，並非要完全取代已有的行政體制。換個角度而言，就是改革要有"度"，一定要控制好這個"度"，把握好界限。當代西方行政改革雖然取得了極大的成效，但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與困境。所以，掌握改革的"度"，處理好繼承與發展、創新與替代的關系，無疑對政府行政的平穩過度，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⑼ 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模式是

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模式，使他們的國家的政治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政治的發展模式一般是兩黨制向美國，分別民主黨和共和黨。

許多人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政治發展主要是由經濟發展推動的，它與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適應。政治發展不單是不發達國家的任務。

發達國家在社會發展中，同樣面臨著政治發展的問題，由於政治發展與經濟制度、歷史傳統、文化背景及其他社會條件的相互影響、制約，不同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和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能只是單一的西方模式。

(9)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立法興起擴展閱讀：

局限性：

大多數政治學家都承認，政治發展的研究難以擺脫研究者價值觀的影響。西方政治學者對於政治發展內容和標準的表述，或者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為參照，認為發展就是不發達國家趨向西方國家模式的過程；或者是研究者依據西方國家政治發展的經驗提出的主觀構想。

或是二者的結合。個別學者把符合西方國家模式的發展稱為「積極發展」，把方向與之相反的發展稱為「消極發展」。由於西方文化傾向的阻礙，30多年來，政治發展研究尚未取得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有說服力的成果。

⑽ 從20世紀什麼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開始進行行政改革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開始進行行政改革,然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實行市場化也進行不同程度的行政改革。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由於石油危機以及福利國家負擔過重等因素,西方各國普遍出現了經濟衰退,公共財政也因收入減少和福利開支過大等因素出現了持續的赤字,各國政府都面臨著財政緊張的困境。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於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張,政府的規模也在逐漸擴大。這使得西方各國政府普遍臃腫,效率低下。第三,由於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使得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這些因素導致了西方各國政府行政與組織的內在變革。通過在政府管理中實施企業化管理,以顧客為導向引進競爭機制,推廣民營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國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這些現象的出現標志著西方國家普遍進入了新公共管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