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不明

⑴ 授權立法的不足

由於中國授權立法理論的欠缺和立法的技術不成熟，導致授權立法仍然存在許多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授權主體不明：
中國現行的法律沒有明確地規定授權主體，這一主體包括授權主體和被授權主體，但中國的法律對兩者均無准確界定，中國對被授權方規定的不明確，在法條授權中表現的尤為突出，經常用「國務院有關部門」這樣模糊語言來規定被授權方，在這種情況下，各個享有某種立法權的機關，都在進行授權立法，導致了我國的立法授權的混亂。另外，對於被授權主體的范圍也不明確，如我國被授權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擴大，但是否可以擴大到除立法機關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群眾性組織，時下在我國還沒有法律依據。因此被授權機關也具有隨意性。
授權事項范圍不明：
我國的授權立法事項既沒有憲法的原則規定，也缺乏具體的法律限制條件。實踐中，一般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照「情勢需要」原則來確定，以致授權立法事項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授權條款不規范、程序不完善：
通常授權標准由授權的目的、范圍、內容、期限、程序等因素構成。而我國的法律規范授權中缺乏這種明確的規定。因而授權條款出現內容不完整、目的不明確、更沒有嚴格的授權立法的期限和監督程序規定。這些為授權立法的良好實施和運行埋下了隱患。例如，行政機關的立法一般要求應當廣泛聽取意見，舉行聽證。但是《立法法》第58條只是規定了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聽取意見。行政機關在進行授權立法的時候有很大的自主權。在現實的行政立法實踐中，雖然行政機關通過咨詢、協商、徵求意見等形式收集民意，進行利益協調，但真正參與行政立法過程，並影響行政立法結果的往往是實力雄厚的企業和財團，聽證程序適用的很少，導致行政立法的偏私，不利於增加法律的可接受性。
授權立法監督制度不完善：
從現有的授權立法監督形式來看，我國的監督形式主要是批准和備案。但在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備案過程中並未進行有效審查，時下還沒有行使過一次不予備案的權力，對於備案的時間、形式等條件，法律並沒有具體規定，以致一些機關立法後長時間沒有向有關機關備案。批準的標准不具體、不明確，使批准存在著一定的隨意性，是否批准完全由批准機關自己掌握，並無須作出解釋。從已有的監督方式看，大部分是事後監督，應有必要的事前監督作為互補。監督程序沒有基本的統一規定，給監督實踐造成一定的操作困難。

⑵ 為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是什麼意思

你好，
作為威嚴的存在如不強勢，那便只能自取滅亡；設立的法規如果不明確，那隻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⑶ 我國立法關於用益物權規定的缺陷！

盡管我國現行立法中規定了一些用益物權，但從整體上說，我國的用益物權制度還是比較雜亂的，還存在著相當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立法概念不準確。我國的民事立法，一直沒有使用過物權及用益物權的用語。《民法通則》使用的「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學者們通常認為指的就是用益物權。〔16〕歷史已經證明，用益物權是一個既准確，又嚴謹的概念，為各國物權法所通用。用「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一中國獨有、但卻極不準確的非法律概念來代替用益物權，明顯違反了立法的技術要求，導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規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關典權的司法解釋中，典權都被典當所取代。而實際上，典權與典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為物權，一為債權。
其二，立法內容不完整。在我國《民法通則》中，涉及用益物權的規定少得可憐，被認為是用益物權規定的條文只有4條。區區幾個條文，怎能容納下用益物權的豐富內容！盡管在其他法律、法規中有一些更為具體的規定，但這畢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規定，而且這些規定往往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這種規定的結果，不僅使用益物權的立法內容過於簡單、原則、分散，留下許多空白點，而且往往使民事權利無形中帶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鎖，給權利人行使民事權利帶來不便。
其三，立法體系不科學。從羅馬法，一直到《德國民法典》，盡管各國設置的用益物權種類不盡相同，但各國民法無不都有自己完備的用益物權體系，以涵蓋本國所有權與其權能相分離的各種形式。我國《民法通則》雖然規定了一些用益物權，司法解釋中也確認了某些用益物權，但我國的用益物權尚沒有形成一個科學、完整的體系。有學者認為，最典型的用益物權體系，應當包括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德國和瑞士法中規定的用益權和我國古代法固有的典權。我們姑且不論這種主張正確與否，單就這些用益物權而言，我國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規定，更不用說完善的用益物權體系了。
我國用益物權立法的上述缺陷，嚴重影響了用益物權作用的發揮。為了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解決資產閑置和資源缺乏的矛盾，我們必須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權制度。

⑷ 為什麼立法有一定滯後現象

有關立法滯後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國立法的被動性首先體現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馬克思主義立法觀以立法與社會物質基礎相互關系作為我國立法的總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立法觀認為，立法的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立法者不是在製造法，而僅僅是在表述法的觀點等。它強調物質的決定性和立法的客觀性，但是理論和實踐中曲解了它的內涵，在理念上產生了偏差：一方面認為一切立法行為都是因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存在而發展，形成經濟基礎決定法的觀點，片面看待立法，以至於一切與立法有關的行為都圍繞經濟展開，忽視了與社會管理緊密相關的立法，以至於社會生活中悲劇頻發而相關立法卻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認為立法就是對社會物質的刻板寫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於社會的積極反作用。這就反映在一種具體的指導思想上，即先改革後立法的指導思想――以政策引導改革實踐，積累改革經驗，最後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從立法工作看，過去著重考慮法律確認改革成果的作用較多，而對法律指導和推動改革的作用認識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適應改革的要求，許多在改革中產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時確認；二是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推進改革，仍習慣運用軟約束的政策性文件。產生這種格局的原因是政策靈活多變，在我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無法可依的時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覷。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加深，社會飛速發展，政策治標不治本的弊病逐漸凸顯，尤其是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特點，亟待法律的引導和監督。「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滯後立法觀對於瞬息萬變的社會管理情形已經捉襟見肘。因此這種舊的立法思想已經妨礙了社會管理相關法律的創新與完善，從而使得改革中出現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徑來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貫徹實施。
（二）立法運用的被動
特定時代的法只能是對特定階段法律關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麼希望立法事無巨細，涵蓋一切法律關系，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對社會高速的轉軌，立法永遠都是滯後的，這個論斷毋庸置疑。我國法律體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點，注重法律的穩定性，所立之法一經公布確立並且生效實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隨意變動。而我國的社會體制正由封閉向多元開放的社會轉型，各種社會關系大量推陳出新，而法律的穩定性面對這樣多變的社會關系所表現出來的軟弱，是任何一個快速轉軌的國家無法避免的尷尬。社會關系迅速發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務，對我國立法者們來說也壓力不小。
（三）立法預測的輕視
社會變革與立法息息相關，也是立法的強大推動力。黨中央提出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這與我國社會所反映的重要問題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急迫程度有密切關系。社會問題主要存在於基層社會，當它們能夠引起黨中央領導高度關注的時候，證明其影響范圍較大又急需解決了。其中與立法相關的熱點問題，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立法，亟待我們認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這些熱點民生問題，在現實社會中已經存在多時，並且引發了不小的社會矛盾，直至出現重大悲劇性後果才引起立法者們的思考和關注。以食品安全為例，近年來，毒奶粉、「蘇丹紅」辣醬、石蠟火鍋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溝油……問題食品之多，涉及范圍之廣，造成惡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談「食」色變的地步，特別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動了當時正在三審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個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說，該制定中的法案應該將這些社會頻發的重大食品安全問題考慮進去，為什麼卻又在悲劇發生後才進行所謂的調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滯後於社會需求，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論是立法學研究還是立法實踐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規定中，對立法預測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運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測算立法的發展趨勢和未來狀況，這就是立法預測。立法預測的主要任務是探尋現階段和今後一定時期內應當通過立法途徑加以解決的社會關系，同時對該社會關系進行立法預期達到的社會效果、可能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進行研究評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而有利於立法者作出科學適時的制定、修改、廢除和完善法律法規的決策。因此，立法預測是立法准備階段的關鍵環節。隨著社會管理活動的發展，一些重大社會矛盾應成為立法活動的重點，由於這些問題在社會管理中本來就很難解決，通過立法對這些事項進行利益博弈，自然也會給立法工作帶來極大挑戰，因此需要深入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通過嚴謹的立法准備工作，才能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矛盾的發展變化，保證立法質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規盡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實踐中，我國立法預測非常落後，缺乏對其理論、方法、技術、條件的研究，沒有立法預測的專門機構和專業人才；在立法實踐中，很少有人涉獵立法預測問題，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術、社會科學研究技術、立法理論和方法論上缺乏適當的訓練。正是由於對立法預測的忽視，導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會了解社會一線問題，形成了兩種負面的立法態度和方法：（1）盲目的、隨意性的態度和方法，想到什麼法就立什麼法，喜歡立什麼法就立什麼法；（2）消極的、被動的態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問題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應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綜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動性、科學性，而令社會管理活動無法同步進行，甚至就算頒布了卻因缺乏現實性而無法執行，坐等社會矛盾的激烈爆發，以悲劇收場。可見，滯後立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這與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要求不相適應。
（四）信息溝通機制的缺失
立法是國家重大的政治活動，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緩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這一活動的過程中，立法行為不會也不應該是完全獨立的，而是通過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把各種利益訴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為兩者互動不夠，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動。從一方面來看，立法的行為過程本應該就是需要公民積極參與的民主立法，在廣泛收集民意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立法預測。但是在立法實踐過程中，由於經常遇到一些復雜艱深的專業問題，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專門的學者和專家，從法案到法的過程幾乎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立法的公開渠道不夠暢通，公眾參與的可能性較小，過多的依賴於「精英」立法，導致各種利益群體少有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無法在相互交流基礎上進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來，我國立法學界已經認識到「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參與立法的呼聲一波高過一波，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體、不同階層民意對立法的願望和要求，立法不論在制度上和還是實踐中都有所考慮，並開通了多種渠道吸引公民參與，直接體現民主立法，但是發展相當緩慢，成效不明顯。這些都表明了立法機關和民眾之間並沒有建立一種長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動機制，這種良性循環的缺失，直接導致立法沒有以一定的科學方式和手段對民主內容進行必要的集中，也沒有從廣泛的、宏觀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話語中提煉出能夠真正反映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立法與民眾意願出現鴻溝，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滯後。

⑸ 簡述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變化。

刑法修正案（七）之前，395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刑法修正案（七）將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該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不能說明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差額特別巨大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
主要的變化還是體現在量刑方面，相信你對比法條能發現差別。

⑹ 求：法律規則沒有明文規定，用法律原則來裁判的案例。

在法學理論上，法律原則是法規范的一種；而在法律實務中，法律原則作為有效法規范被援引的合法性常常受到質疑。法律原則在法學中的尷尬地位表明，法律原則在個案中能否直接適用的問題並未得到徹底解決，仍值得進一步探討。筆者將以四個案例為切入點，探究法律原則適用於個案所引發的困惑及思考。
一、個案引發的困惑及思考

（一）在法律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是否可以根據基本的法律原則、法律的內在精神受理案件並作出裁判?

「親吻權受傷害」案：陶某被吳某駕車撞傷，車禍造成陶某上唇裂傷等多處傷害，構成十級傷殘。陶某認為，由於上嘴唇殘留了片狀疤痕，讓她每次與丈夫親吻時都會疼痛，造成心理障礙，陶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法院認為，親吻權的提出於法無據，對陶某不能親吻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不予支持，吳某侵犯了陶某的身體權、健康權，應給付500元的精神損害賠償金。

「性權利受損害」案：某環衛所駕駛員徐某，在工作時間駕車倒車時，將正在卡車後幫助關車門的張某撞傷，法醫鑒定結果為：因外傷致陰莖勃起障礙。張某的妻子王某認為，丈夫因車禍喪失性功能，使自己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受到了嚴重損害。夫妻二人以環衛所為被告起訴，要求賠償各項損失15萬元，其中包括性權利受損害的精神損失賠償。法院認為，性權利是公民健康權的一個方面，王某作為妻子的性權利受到侵害，法院判決環衛所賠償張某醫療費、殘疾生活補助費、殘疾賠償金等損失10萬余元，賠償王某精神損害撫慰金1萬元。

兩個案例中，前一個案件的訴求未得到法官的支持，因為法官認為「親吻權」是一種推定的權利，後一個案件的訴求得到法官的支持，因為法官認為「性權利」是公民健康權的一個方面，是一種法定權利。事實上，性權利顯然是中國的民事法律未明確規定的一項權利，對於由它引起的訴訟請求，法院不僅坦然接受，而且作出有利於原告的賠償請求。不管審判該案的法官如何解釋，其裁決的依據顯然不是源自於法律的明確規定，而是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在精神。而同樣是法律未明確規定的權利，親吻權就未得到法律的支持。

（二）在僅有法律原則而無法律規則的情況下,法院能否直接援引該條原則裁判案件？

違反「忠誠協議」案：曾某與賈某登記結婚時簽署了一份「忠誠協議書」，協議約定，夫妻婚後應互敬互愛，對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觀和責任感，協議還約定了「違約責任」：若一方在婚姻存續期內由於道德品質的問題，出現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行為，要賠償對方名譽損失及精神損失費30萬元。婚後不久，賈某便發現丈夫不僅與前妻繼續來往，也與其他女人有染，便起訴離婚並請求賠償。法院認定「忠誠協議」有效，判決曾某支付原告違約金30萬元。

(三)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是否可以根據法律原則而不是法律的明確規定進行裁判？

「第三者」遺贈案：已婚的黃某與張某公開以夫妻名義租房同居，後黃某被確診為肝癌晚期，住院治療期間，張某陪侍在黃某的病床前。黃某立下一份公證遺囑，將其去世後的住房補貼、公積金、撫恤金和原住房售價的一半贈給張某。黃某去世後，其合法妻子蔣某拒絕執行遺囑，張某遂起訴到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決蔣某履行遺囑。一審法院以該遺贈協議違背「社會公德」而宣告該協議無效，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認為，盡管遺囑形式上合法，但其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另外，夫妻間的繼承權是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蔣某本應享有繼承權，黃某將財產遺贈給張某，實質上剝奪了蔣某的合法繼承權，違反法律，應為無效，遂判決駁回上訴。

⑺ 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應如何處理

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應認定無罪。
法律分析
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這主要是指《刑法》中規定的每個犯罪的具體量刑標准都是法律事先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刑法第3條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產生的思想淵源是三權分立學說與心理強制說。但該原則的四項基礎則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民主主義要求，什麼是犯罪，對犯罪如何處罰，必須由人民群眾決定，具體表現為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來決定;尊重人權主義要求，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須使得公民能夠事先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後果，故什麼犯罪，對犯罪如何處罰，必須在事前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要求如下：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法律必須是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律，行政規章不得規定刑罰，習慣法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判例也不應作為刑法的淵源。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事後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解釋。禁止絕對的不定刑與絕對的不定期刑。刑法的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必須具有合理性：只能將值得刑罰科處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禁止將輕微危害行為當作犯罪處理;處罰程度必須適應現階段一般人的價值觀念。對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必須明確;對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禁止不均衡的、殘虐的刑罰。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條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⑻ 我國立法不足

胡說八道，法律法規太多啦。你不知道而已

⑼ 如何理解「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處罰」

罪行法定的基本含義是：犯罪和刑罰，必須基於國民的意思，事先予以規定。罪行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它既是司法機關適用刑法必須遵循的原則，也是立法機關制定刑法必須遵循的原則。罪行法定原則既有改革意義的思想淵源，更有現實意義的思想基礎，既有形式的一面，也有實質的一面。 一、認為罪行法定原則就是法律對犯罪和刑罰有明文規定而不論內容的觀點，表達了罪行法定原則形式的側面，表達了法官遵循法律的基本要求，有其合理性。罪行法定原則的現代思想基礎是民主主義，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立法機關來制定刑法，體現人民的意志。刑法一經制定，便由司法機關適用，適用過程也是實現人民意志的過程。如果不是這樣，對什麼行為是犯罪，對犯罪如何處罰，完全由司法機關自行決定，就違背了民主主義原則。當然違背了罪行法定原則形式側面的法律主義。由於刑法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司法機關不能隨意解釋刑法。司法機關的任務是忠實的執行法律，而不是評價或篡改法律，這反映了形式法治的要求。二、但是不關心刑法規定內容的觀點本身違反罪行法定原則實質性要求，具有不合理的方面。不關心刑法內容的觀點，會導致在罪行法定原則之下容忍兩種不合理的情況：一是法律本身規定不明確，用語含糊；二是制定具有干涉性和殘酷性的刑法，即「惡法亦法」的情況。罪行法定的現代思想基礎是民主主義和尊重人權，這兩個思想基礎也決定了罪行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面。因為刑法的內容是人民決定的，故立法機關不得制定違反人民意志的法律。最容易違反人民意志的，就是法律規定不明確和制定摧殘人民的「惡法」，所以罪行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麵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刑法規定的明確性，要求刑法規定的內容不能含混，必須具體明確，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定對自己的行為後果進行預測，避免司法機關任意擴大處罰范圍，違背人民意志。二是刑法規定內容的適當性，要求刑法的處罰必須適當和公平，避免立法者過度侵犯國民自由，從而促使其建立公正、平等的刑罰體系，反對惡法亦法。總之，實質側面是為了是罪行法定成為尊重個人自由，實現社會公平，不僅限制司法權而且限制立法權的原則，是為了實現實質的法治。三、結論認為罪行法定原則就是法律對犯罪和刑罰有明文規定，而不論內容的觀點是片面的，僅反映了罪行法定的形式側面，而脫離了實質方面的要求。對罪行法定原則的理解，必須建立在現代思想基礎上，進行全面的解釋，使其既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又符合實質法治的要求。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滿意請採納，舉手之勞，將鼓勵我們繼續解決更多網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