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評析題

Ⅰ 大一中國法制史史料評析題寫多少字合適要寫哪些點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e米惠da多e米ba惠零曉電曉受曉受曉曉曉多曉電曉米曉受曉聯曉受曉零曉電曉受曉米曉多曉曉曉受曉曉曉曉曉電米聯曉量米聯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料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電零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家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法方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家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法方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法方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法方。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法方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料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法方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料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料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傷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家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家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電零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傷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傷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家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光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家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傷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家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家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Ⅱ 法律分析題

此題考司法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所謂以事實為根據，指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時，必須以與案件有關的客觀事實為根據，查清事實真相。而事實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客觀事實，另一種是推定事實。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時，應當盡量追求客觀真實，當客觀事實無法明確時，就需要根據證據的真實性、舉證責任的承擔等因素判定事實，即推定事實，以此來理訟解紛。該題中，趙某出具了借據作為證據，而馬某又沒有證據證明自己出具借據非出於真實意思表示，則法院只能根據趙某提供的證據推定雙方債權債務關系成立，支持趙某的訴訟請求。

Ⅲ 法律 案例分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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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國北京駕車撞傷Y。回答下列問題，並說明理由。
假設1：X為法國人，Y為中國人，Y在中國法院對X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問：中國法院應適用何國法律解決該糾紛?為什麼?
假設2：X與Y均為法國人，Y在中國法院對X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 問：中國法院應適用何國法律解決該糾紛?為什麼
假設3：X為法國人，Y為中國人，X在撞傷Y的同時，還使法國人Z受傷。Z在有管轄權的同一中國法院對X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 問：中國法院應適用何國法律確定X對Y、Z的損害賠償責任?請你對以下三種主張分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並說明理由。 ①一概適用中國法。②一概適用法國法。
③X對Y的損害賠償責任適用中國法，對Z的損害賠償責任適用法國法。
(1)假設1：中國法院應適用中國法解決該糾紛。
因為按《民法通則》的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一般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即中國法。 (2)假設2：中國法院既可以適用中國法，也可以適用法國法，由法官自由裁量。
因為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一般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但當事人具有共同本國法時，也可以適用當事人的共同本國法。
(3)假設3：肯定①，即主張一概適用中國法。理由是：根據中國法規定，侵權行為一般適用侵權行為地法，該侵權行為既然發生在中國，當然應適用中國法。 否定②，即主張不能一概適用法國法。理由是：這種主張無法律根據。
肯定③，即主張對中國受害人適用中國法，對法國受害人適用法國法。理由是：該受到損害的中國人無法律上的根據主張適用法國法，而只能適用侵權行為地法；而法國人卻可適用法國法，因根據中國法規定，如加害人與受害人均具有法國的國籍，便可以適用他們的共同本國法。
2. 一中國公民在法國定居，回國探親時突發疾病，未留遺囑而死，死後在法國留有動產若干，在國內留有不動產一處，其國內親屬與其在法國的親屬因遺產繼承在中國法院涉訴。
問：我國法院在該案中應該如何適用法律?為什麼？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有關繼承准據法的規定，動產適用被繼承人死亡時的住所地法，不動產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所以在該案中，在法國留有的動產應當根據法國法加以處理，不動產應該適用我國繼承法的相關規定。
3. 假設在我國某外資企業工作的甲國公民A和乙國公民B簽訂了一項贈與合同，合同規定
A贈送給B價值200萬元人民幣的鑽石戒指一隻，但條件是B必須和A共同在該外資企業工作10年，並且在10內B不得與他人結婚，否則A可收回贈送的鑽石戒指。雙方明示選擇甲國法作為該贈與合同的准據法，而依甲國法該附條件的贈與合同是有效的。三年後B與他人結婚，A欲討回石戒指不成，訴至中國法院。 （1）中國法院對該合同糾紛是否有管轄權?為什麼?
（2）當事人是否可以對該合同的法律適用作出約定?為什麼? （3）該合同當事人約定適用甲國法是否有效?為什麼?
(1)有管轄權。我國民訴法規定，對於合同糾紛，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中國法院有管轄權。
(2)可以約定。我國法律規定，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
 (3)無效。我國法律規定，適用外國法不能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甲國法允許贈與合同附加不得與他人結婚的條件違背了我國的社會公共利益

Ⅳ 一道法理學的案例分析題。求法學高手幫忙解答~~！！謝謝啊！！

告密者困境：法學的政治學

從某種意義上，哈特與富勒的論戰之所以引起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討論，就在於在「告密者案件」中，法律實證主義所主張的法律與道德分離在現實中陷入了一個困境之中，即「道德上惡的法律所導致的一系列困境」。[77]1944 年，一個德國士兵在奉命出差執行任務期間，回家短暫探親。有一天，他私下裡向他妻子說了一些他對希特勒及納粹黨其他領導人物的不滿。他剛剛離開，他的妻子因為在他長期離家服兵役期間「已投向另一個男子的懷抱」，並想除掉她的丈夫，就把他的言論報告給了當地的納粹黨頭目。結果，他丈夫遭到了軍事特別法庭的審訊，被判處死刑。經過短時期的囚禁後，未被處死，又被送到了前線。納粹政權倒台後，那個妻子因設法使其丈夫遭到囚禁而被送上法庭。她的抗辯理由是：據當時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對她所說的關於希特勒及納粹黨的言語已構成犯罪。因此，當她告發她丈夫時，她僅僅是使一個罪犯歸案受審。這個案件以及類似的一系列案件，使得二戰後針對戰爭問題的審判在法律與道德問題上陷入了一個困境，如果嚴格堅持實證主義的「法律就是法律」的觀點的話，那麼，類似像告密者這樣的人就不能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如果要懲罰這些人的，我們依據的似乎不是法律，因為他們並沒有違背當時的法律，而是依據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則。事實上，德國的法院正是這么做的，對這個案件，德國的法院援引了「良知」和「正義」之類的觀念，認為「妻子向德國法院告發丈夫導致丈夫的自由被剝奪，雖然丈夫是被法院以違法的理由被宣判的，但是，這種法律『違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義觀念』。」[78]後來的許多案件都採用了這種推理方式，在有些案件中，法院明確宣布，「完全否認人格價值和尊嚴的法律被能夠被看作是法。」[79]

面對這些判決，人們歡呼雀躍，贊頌這是自然法學說的勝利，標志著實證主義被徹底打翻在地。拉德布魯赫的法哲學觀點從相對主義轉向自然法的觀點實際上迎合了德國法院在解決這些道德困境中的司法理念。但是，在哈特看來，這種以絕對的正義之類的價值的宣布法律的無效，僅僅實現了使做出極不道德行為的婦女受到懲罰的目的，而且是依賴宣布1934年制定的法律無效而實現的。至於這種做法是否明智，哈特明確表示了疑問。在哈特看來，面對這種困境，除了訴諸自然法之外，我們必須面對兩個選擇：「其一是免除對該女子的懲罰，人們可能認為這樣做是件壞事。其二是懲罰該女子，這時，人們必須面對適用溯及既往的法律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採取後一種方式的話，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在以這種方式實現懲罰的過程中，我們所付出的代價。盡管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或懲罰是邪惡的，但將其公開適用於案件中，至少體現了坦率的美德。我們必須明白，當懲罰該女子時，我們只是在兩個邪惡中選擇其一：要麼使該女子免受懲罰，要麼放棄法不溯及既往這一大多法律體系都接受的珍貴道德原則。我們從倫理史上學到的唯一的知識是：解決道德難題的辦法便是不要隱藏它。當生活迫使我們在兩害之中取其輕者時，我們必須明確：難題究竟是什麼？不道德的東西在某有限程度上不可能是法律或不可能合法，運用這一原則之弊害在於：它將會掩蓋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的真正本質，從而鼓勵浪漫的樂觀主義，認為所有為我們所珍視的價值最終將在單一的體系中融洽相處，而另外的價值不會因一種價值考慮被而犧牲或損傷。

對於懲罰那個婦女為例的惡法的法律效力問題，德國法院和哈特採取了不同的手段實現了同樣的目的。那麼哈特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呢？在哈特看來這不僅僅堅持了法律實證主義理論的立場，具有知識上的價值，而且涉及到了一個道德問題，具有道德上的價值。一方面這種方式體現了坦率的美德，這不僅是管理法律中的美德之一，而且是道德中的某種美德。另一方面，是由於採取這種方式展示了一種強有力的「道德批判」，而這種東西在拉德布魯赫那裡被混淆掉了。

由此，我們看到哈特與拉德布魯赫之間的差異，在拉德布魯赫看來，納粹的法律由於在其實質內容是違背最基本的人道的法律的，這樣的法律本來就應該是無效的法律，法院不應該適用這樣的法律，因此，戰後法院依據自然法原則來處理告密者問題意味著正義的伸張，因為在他看來，有一個超越於法律的永恆的道德原則存在。但是，在哈特看來，這種訴諸自然法的主張來處理告密者問題，實際上掩蓋了告密者問題中所隱含的倫理困境：我們必須在兩種惡或者兩種善之間進行選擇，要麼縱容告密者這種不人道的行為，要麼採取違背法律常規原則的溯及繼往的法律（某種「惡法」）來懲罰這種行為。在哈特看來，並不存在一個絕對永恆的道德原則，只有各種道德之間的沖突，而拉氏的主張實際上以一種「鼓勵浪漫的樂觀主義」掩蓋了告密者問題中隱含的這種道德困境，從而「混淆了一個最簡單因而也最有力的道德批評形式」：

我們可以說，這些法律是法律，但是它太邪惡了以致於不能被遵守。這是一個人人都能理解的道德譴責，它直接而明顯地喚起了人們道德關注。相反，如果我們將反對的理由表述為，這些邪惡的東西不是法律。這種主張是許多人無法相信的；如果他們迫不得已而對此事作認真的思考，那麼，在接受這一觀點之前，便會為一大堆的抽象哲學問題所困擾。

換句話說，法律實證主義不是訴諸深奧哲學問題來解決法律與道德的沖突問題，而是以可操作的方式教導人們如何不服從在道德上惡的法律。

如果我們從富勒所提出的法理學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怎樣的一種努力方向來考量的話，我們就要追問法律實證主義在政治實踐中的意義是什麼？難道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真的僅僅分析規則、清晰的表述規則，而不關系法律的目的或者價值問題？如果說法律實證主義這種解決法律與道德問題的法律方案要取代古典的哲學方案而獲得正當性的，它必須要解決哲學方案中留下來的問題：法律的目的或者價值是什麼？這意味著哈特不僅要在理論上來捍衛法律實證主義堅持的法律與道德分析，而為要在實踐的政治或者倫理意義上來捍衛這種理論的正當性，而不僅僅是採取鴕鳥政策將這種理論歸之於一個單純的認識而迴避掉這個問題，這可能是作為技術操作的概念法學的態度，而不是作為法哲學的法律實證主義的態度。

因為，盡管法律實證主義自詡為法律的科學，但是，這種「科學」並不象物理學或者數學那樣在書齋里認識真理，成為一種單純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技術，而且是要成為哲學，盡管這種哲學要建立在技術的基礎上，而不想古典哲學那樣建立在沉思的基礎上。因此，實證主義的法哲學必然將自己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不僅要闡述它在理論上的正確性，而且要闡述它在實踐中的正當性，即不僅要闡述法律實證主義的理論立場，而且要闡述法律實證主義的政治立場，也就是哲學立場。

在哈特看來，法律實證主義建立在功利主義的政治立場上，「功利主義者堅定地但是站在其功利主義的立場上，代表了在法律和政制方面所有自由主義的原則。從來沒有人像功利主義者那樣以平靜而又健全心智將改革的激情與對法律的尊重結合在一起，而同時又對控制權力的濫用給予了應有的重視，即使權力掌握在改革者的手中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在邊沁的著作中發現上述對法律實證主義進行道德或政治批評家們所主張的政治或者道德觀點，比如法治、自然法、政治自由權、法制原則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講，攻擊法律實證主義者的政治或者道德主張是站不住腳的。「邊沁和奧斯丁並不是枯燥無味的分析家，當城市被大火焚燒的關鍵時候依然沉溺於語詞的區分之中；相反，他們是改革應當的急先鋒，這場運動充滿了激情而又取得巨大的成功，它艱苦努力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和更美好的法律。」[83]

如果說法律實證主義者和它的批評者自然法學在政治立場上是一致的，那麼為什麼他們要區分法律與道德呢？這種區分的意義是什麼呢？哈特看來「邊沁和奧斯丁這兩位思想家堅持這種區分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讓人們隨時看到道德上惡法的存在所引出的明確的問題，讓人們明白法律命令的權威所具有的獨特特徵。」邊沁將法律治理下的生活訣竅概括為「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隨心所欲地審查法律」。但是，邊沁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觀察者，他意識到僅僅訴諸對惡法的抵抗是不夠的。他認為這正是混淆法律與道德的結果，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主張，這不應當是法律，因此我可以不理他；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的反對者，主張這是法律，因此這就是應當做的。這兩種觀點在邊沁看來都來自布萊克斯通的主張：與神法矛盾的法律是無效的。「因此，有兩種只有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區分才可以幫助我們安穩渡過的危險：一種危險是在人類的法律應當是什麼的概念中，現存的法律和及其權威被銷解了，另一種危險是現存的法律可以取代道德作為行為的最後標准而逃避了批判。」[85]

在這個意義上，法律實證主義之所以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就是為了反對道德或者以道德面目出現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法律的干擾或者侵蝕。所以，法律實證主義種的法律與道德的分離主題與其說產生於證實主義哲學的方法論，不如說產生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哈特和凱爾森的理論之中。盡管二者在方法論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二人都建構了一個無需政治權力推動的、自足的規則或者規范體系，一個獨立的法律科學知識和法律職業實踐的場域，一個「前政治的法律圖景」。用斯密特的話來說，「主權，……這個龐大的法律機器的工程師已經被急劇地推到了一邊，現在，法律機器是自行運作的。」如果是凱爾森的理論是對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擔憂，哈特的理論是對福利主義國家干預的擔憂，這種擔憂和邊沁對法國大革命的擔憂是一致的，國家的權力往往是通過自然法、道德這樣的東西來破壞法律的。由此可見，法律實證主義者並不象批評者所想像的那樣與集權主義制度具有內在的聯系，相反，他們具有巨大的道德和政治熱情，來改革法律，創造美好的世界。如果說這種政治熱情在邊沁那裡直接體現出來的話，那麼在凱爾森那裡是間接地體現出來，而在哈特這里簡直是以隱含的方式流露出來的。

盡管法律實證主義將法律想像為一個沒有工程師的自動運行的機器，多少暗示了現代法律沒有靈魂的技術特徵。這個機器可能沒有靈魂，但是這個機器真的能擺脫主權著這個工程師的幽靈嗎？法律實證主義無法解答這個問題，但是，它至少揭示了這個問題，而不出象拉德布魯赫的自然法的樂觀主義那樣遮蓋了這個問題。因此，法律與道德的區分主題不僅具有知識上邏輯清晰的「美」，而且有政治上誠實的「善」：當我們面對道德上認為屬於「惡」的而在實踐中依然有效的法律的時候，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在信守法律與捍衛道德之間面臨的道德困境。

面對這種困境，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至少為人們提供了這樣的努力方向：當法律實證主義主張「法律就是法律」的時候，它所指的法律僅僅在是作為社會現象有待認識的法律，它並沒有說我們只能嚴格遵守法律而沒有別的出路，相反，它堅信對法律進行自由批評這種行動可能。當我們認為一種法律太險惡了以至於不能被遵守的時候，我們具有一種道德義務來捍衛我們的道德並不惜以受到法律懲罰的風險為代價。這種立場並不是象拉氏那樣通過樂觀的浪漫主義掩蓋了這一問題或者說迴避了這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當我們依據道德義務或者我們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對法律進行批評、更正的時候，我們關注的視角就從法律現象轉移到了道德領域，從一個我們有待認識的現象，轉移到一個我們有待決定的行動。這樣的一種立場意味著我們從法律的認識問題轉移到了公民的行動問題。正如德沃金在討論公民不服從的時候，所指出的「當一個人決定按照指自己的判斷行事是否足夠審慎的時候，他必須考慮法院將會怎麼反應。如果他這樣的行事，他可能不得不面臨著坐牢、破產或惡名。但是，最根本是我們將審慎的計算與作為一個好公民他應當如何恰當行事的問題區別開來。」因此，自由主義盡管可能墮入虛無主義，但是，這種自由主義態度恰恰解釋一個人所必須具有的道德擔當，一個現代道德多元困境中人們必須在行動中加以選擇的擔當。當然，在這種選擇中，究竟什麼樣的選擇是正當的，什麼樣的選擇是不正當的，這已經超出了法律的范圍和能力，而進入到倫理、政治和哲學的領域。這意味著哲學或者倫理不再是一個自然法這樣的簡單安排，而必須是每個人面對的困境的選擇，一項必須承擔的倫理實踐。

在多元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法律必須滿足不同信仰的、不同群體、不同利益的共同需求，它必然會壓制某些有價值的道德追求，尤其是這種法律以主權者的面目出現的時候。因此，在法律與道德現代解決方案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面對惡法？我們是象拉氏那樣通過主張惡法非法而迴避掉這個問題，還是正視面對惡法所面臨的困難和抉擇所需要的勇氣和智慧？因此，「惡」法是不是法，這僅僅是一個認識問題，一個知識問題，而如何面對惡法則是一個行動問題，一個倫理實踐的問題。當我們說「惡法非法」的時候，這種法律僅僅在理論上或者說僅僅在主張這種理論的人們的內心中不是法律，而不是說它們在實踐中不是法律。難道我們說惡法不是法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免除法律在實踐中的效力？當拉氏主張的法官不應當執行這樣的法律，這不過是一相情願的「天真」，一個多麼天真幼稚的幻想，一個掩耳盜鈴的幻想，以為我們認為不存在的東西就真的不存在了。

拉氏將惡法看作非法而自認為將問題解決的時候，無疑於一種鴕鳥政策，而事實上人們在實踐依然要面對惡法所帶了的痛苦和不幸。法律並不是一個主觀的認識，而是一種物質性的力量，是一個客觀的力量，盡管我們認為它是惡法，盡管我們認為這種法律不具有正當性，不具有效力，但是，這種不僅有效力僅僅是一個應當，一個美妙的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幻想。在這個意義上，「惡法非法論」僅僅弱者具有的甚至需要的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效果。如果說「惡法非法論」不是一個簡單的認識或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行動或者實踐問題，那麼，這種行動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訴諸我們的道德信念來反對法律的時候，我們如何使自己的反對法律的努力區別與一個罪犯或者暴徒，他們不也正在以道德的名義反對法律嗎？我們如何在革命和暴亂之間區分？我們如何將法國大革命和德國法西斯主義區分開來？一個以人權的名義，一個以作為歷史終結的國家倫理的名義？這正是自然法理論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事實上，德國的納粹法律與其說與法律實證主義結盟，不如說與自然法結盟，納粹的法律無論在立法中還是在司法中無時不以道德名義獲得正當性。

相比之下，哈特的態度無疑是一種更為真實或者說現實的態度，如何現實生活中反對惡法，而不是僅僅在思想的境界中反對惡；如何把惡法作為法律而加以認真地對待，把它看作是由待於改進的法律，而不是認為惡法不是法律而公然地踐踏法律。正因為如此，法律實證主義號召的是一種誠實的公民的態度來認真對待法律，而不出一種機會主義的游戲態度來破壞法律。正是這種不同的立場，使得我們將對公民對法律的合法抵抗與罪犯對法律的公開破壞區分開來。不是以惡的德性來對抗惡的法律，而是以一個好公民的美德支撐著我們如何面對一個不義的法律，甚至如何面對一個腐敗的城邦。這也正是哲學家蘇格拉底尊重城邦的法律而自願被處死的倫理意涵，也正是耶穌基督成全律法而不是破壞律法的倫理意涵。

Ⅳ 法學概論案例分析題

1、答案要點①王是可以「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已年滿16歲以自己工資專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是屬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的。因而這項買賣行為是有效的、合法的。②王某父母要求公司退款不符合法律規定。王某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不需要徵得父母同意。其父母以她未成年未徵得家長同意為理由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評分標准全對給4分即每一點為2分。)

Ⅵ 法律案例分析題

1、(1)效力待定。胡某15周歲，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九千元標的的合同超出了他的行為能力。
參見合同法第四十七條：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經法定代理人追認後，該合同有效，但純獲利益的合同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而訂立的合同，不必經法定代理人追認。
（2）由於胡某的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所以合同被撤銷，交易取消。

2、（1）不負刑事責任。當時黃埔12周歲，沒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
（2）要負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

Ⅶ 法學基礎知識案例分析題

賴某的行為屬正當防衛，但超過了防衛限度，需要承擔責任。如果黃某左內臂致傷構成輕傷，賴容某就構成故意傷害罪，但考慮其行為屬正當防衛（假想防衛），可以從輕處理。如果黃某不構成輕傷，賴某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但要賠付黃某醫治左臂傷得醫療費。

Ⅷ 急求解：環境法學案例分析題

根據案發時有效的大氣污染防治法、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通知，分析如下：
一、環保局是主管的行政管理機關，有權依法責令焦化廠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有權作出罰款這一行政處罰決定；
環保局作為主管機關，亦有權依法根據果農請求，作出處理決定，要求焦化廠向果農賠償。依照行政法理論，這種決定是一種行政裁決。
二、根據「一」所述，本案環保局即使要對焦化廠進行罰款，也是在責令其限期改正後的事情，而不能直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見附件1第12條和第42條）。（當然，如果是焦化廠未經批准，擅自拆除或者閑置污染物防治設施，而造成的超標排放，環保局可以直接作出處罰決定，見附件1第39條第2項）
環保局受理果農的請求，所作出的也只能是一種裁決性的處理決定，而不該是行政處罰決定（見附件1第45條第2款）。環保局責令焦化廠向果農賠償，實質上不能當作行政處罰，因此，環保局的該處罰決定沒有法律依據，超越了職權（在行政法理論上，缺乏具體行政行為的職權要件）。
即使其作出的是處理決定，也應該適用1995年的大氣污染防治法，而不能是1987的，因此，法律適用錯誤是毫無疑問的。
三、總之，環保局的處罰決定沒有法律依據，超越職權，確有錯誤，法院依照有關規定裁定不予執行是正確的（見附件2）。
四、在當時，環保局是可以通過自我糾正來解決問題的：自我撤銷原處罰決定後，依法作出要求焦化廠向果農賠償的處理決定，或者先責令焦化廠限期改正，再觀察是否採取行政處罰決定，這些都是可以的。
五、本案環保局看似只是混淆了行政決定的性質，造成了形式上的誤用，但在嚴格依法行政的要求下，不應當認為其合法。依照目前主流的法理學說，公權力行為在法無明確授權的情況下作出，即為違法。

附件：

1、大氣污染防治法（1995年8月29日 修正）
第十二條 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單位，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的，應當採取有效措施進行治理，並按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准排污費。徵收的超標准排污費必須用於污染防治。對造成大氣嚴重污染的企業事業單位，限期治理。
第三十九條 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環境保護部門或者其他監督管理部門可以根據不同情節，給予警告或者處以罰款：
(二)未經環境保護部門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閑置污染物防治設施，污染物排放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的；
第四十二條 對經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企業事業單位，除按照國家規定加收超標准排污費外，可以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後果處以罰款，或者責令停業、關閉。
第四十五條 造成大氣污染危害的單位，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遭受損失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
賠償責任和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備註：該條款與1987年9月5日大氣污染防治法的第36條相同）

2、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通知（實施日期：19910711 ；失效日期：20000310）
85、行政機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時，應當提交申請執行書、據以執行的法律文書和其他必須提交的材料，如果人民法院發現據以執行的法律文書確有錯誤，經院長批准，不予執行，並將申請材料退回行政機關。

Ⅸ 法學案例分析題

依據我國法律規定，甲乙必須要向消費者承擔相應的責任，甲乙之間的合同約定必須再不侵犯消費者的利益的情況下生效，甲與=乙的單獨協定本身是不會被法律保護的，因甲有趁火打劫的嫌疑，故「賣方在供貨後將不再承擔任何責任」是不和宜的，另乙再銷售中應對消費者聲明或作出與之相宜的做法，但是乙未作出，類似於將協議強加於消費者，轉嫁風險，故甲乙的行為，如被起訴，很大程度上會敗。具體法條不再身邊，只能做此回答，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Ⅹ 法學 案例分析題

1 1）合夥企業要求承擔連帶責任，不得約定：企業債務以其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
2）丁對其存續期間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戊對其加入前的債務也要承擔！！甲乙丙連帶
3）合同確認無效。若B在甲丁通知前已經實施該合同，又不知他們內部約定，則合同對已實施部門有效，B是善意第三人
2
《合同法》條文：第九十九條 當事人互負到期債務，該債務的標的物種類、品質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將自己的債務與對方的債務抵銷，但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質不得抵銷的除外。 當事人主張抵銷的，應當通知對方。通知自到達對方時生效。抵銷不得附條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條 當事人互負債務，標的物種類、品質不相同的，經雙方協商一致，也可以抵銷。由此可以看出，抵銷，是指雙方互負債務時，各以其債權以充當債務之清償，而使其債務與對方的債務在對等額內相互消滅。抵銷依其產生的根據不同，可分為法定抵銷與合意抵銷兩種。法定抵銷由法律規定其構成要件，當要件具備時，依當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抵銷的效力。依當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抵銷效力的權利，稱為抵銷權，屬於形成權。合意抵銷是指按照當事人雙方的合意所為的抵銷。它重視當事人的意思自由，可不受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的限制。當事人訂立的這種合同叫做抵銷合同，其成立應依民法關於意思表示的一般規定。抵銷合同的效力是消滅當事人之間同等數額之內的合同關系。不能抵銷的情況：主動債權（即行使抵銷權一方的債權）超過訴訟時效的，其債權人不得主張抵銷。但被動債權（即行使抵消權一方的對方的債權）超過訴訟時效的，可適用抵銷。
我的總結：
1,互負債務，互享債權，都要求合法。 2，債務種類相同 3，債務到期 4，非不得抵消之債
後一個問題有歧義啊……我看不太懂啊……最後趙某以3000做股入飯店嗎？那是不可以的！先不說合夥人同意否，單張用入股資金還債就是不合法的！兩種債是不同性質的，不可以抵消。趙欠的是合夥企業債務，而張是個人債務。
希望回答正確合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