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道德改造論

⑴ 國學或者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的國民性的改造有什麼現實意義

最近一些年來，弘揚傳統文化成了一個很響亮的口號，倡導國學、宣傳傳統文化的熱潮，風靡了整個學術界、知識界、文化界、出版界。但是，在筆者看來，傳統文化到底有多強的生命力，它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到底能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傳統文化在今天的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究竟應該放到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實在是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

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拋開自身的文化傳統；社會的每一進步和發展，都不能離開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必須紮根於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這一點，是沒有異議的。它也正是我們主張對祖國文化遺產進行批判繼承的根據。但是，對傳統文化的性質做出准確的判斷，對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和價值做出盡可能科學的估價，從而將其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卻是一個直接影響到現代化進程的重大問題。
我們現在所談的傳統文化，是由春秋戰國時期的一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這批文化元典創生於中國社會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時代。自夏以來的中國奴隸制社會，以周代的分封制達到成熟的階段，這一社會形態的國家政體是典型的貴族制。以中央王朝的國君即天子為一權力主體，以公卿大夫即貴族為另一權力主體，世襲國君和世襲貴族通過宗親和姻親血緣紐帶而組成一個統治網路，代代相傳、永恆不變地佔據著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這樣一個貴族制社會從有夏開始一直延續了一千多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終於迎來了它的衰落和蛻變。周平王東遷，作為一個象徵性事件，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那就是春秋這個大變革時代的到來。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大國爭霸，禮崩樂壞，歷史表面的混亂局面掩蓋著深層的歷史潛流，人們往往用「春秋無義戰」來描述這個時代；但歷史一進入戰國時期，其演變的本質便顯示出來了。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主流揭示，從春秋開始的這場歷史的大動盪，是預示著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的到來，是一場社會形態的變革，是中國歷史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歷史過渡。
大凡歷史劇烈動盪的歲月，給人們的啟迪也都特別的豐富和深刻。歷史的大動盪，褻瀆了一切傳統的神聖的東西，傳統的政治體制逐漸坍塌，傳統的意識形態、社會觀念、思想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諸如天道與人道的關系，國君、人臣與百姓的關系，道德、倫理與權力、利益的關系，政治治理與思想教化的關系，世襲權力與功德才能的關系，歷史何以會發生這樣劇烈的變革和動盪，在動盪中崩潰的社會應該以怎樣的模式重新塑造等等，這一系列帶有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性質的大問題，逼迫著人們去思考，去回答。於是，伴隨著大動盪的歷史進程，在思想文化領域，展開了一場長達300年的百家爭鳴。正是在這場反省歷史、總結以往、描繪未來的思想運動中，古聖先賢們為我們提供了一批支配後來民族文化發展的中華元典。這批中華元典，是夏商周以來古典傳統文化的積淀和結晶，又是新舊時代交替的歷史啟迪；它既積累了中華先民兩千年文明史的卓越智慧，又是對一個新的歷史進程的揭示和預見，充當了一個新時代的號角和先聲。
我們現在所承襲的傳統文化，就是由中國社會的第一個大變革時代所產生的《周易》、《老子》、《論語》等這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這批文化元典，既是為一個新社會的誕生製造理論根據，是新生的封建時代的號角和先聲，當然也就決定了它的歷史局限性。應該毫不含糊地說，中華元典的基本精神是確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奠定的是封建文化的基礎，它所培育的文化精神，是與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體制相聯系的。因此，從基本點上說，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不可能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是和我們要建設高度民主的現代法治社會不相兼容的。但是，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不能從空中進行，不能脫離我們幾千年來所形成的文化傳統，不能忽視在傳統文化土壤上所形成的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一句話，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建築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我們不能被這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所蒙蔽，不能簡單地認為，既然不能離開傳統文化，就應該大力提倡傳統文化，特別強調它的重要地位，將其看作現代化的起點和支柱，是走向現代化的直接推動力量。對待傳統文化，我們既不能拋棄，也能不過分推崇，要用清醒的理智的科學態度，來研究它，審查它，將其放到一個現代文化建設的恰當的位置上。
話便成了概括現代日本勞動道德的一個口號，一個公式。可以說，澀澤榮一所提倡的儒學，並不是儒學的原型，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儒家學說，而是由他改造過的完全符合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需要的「儒學」。最重要的是，他改造了儒家的義利觀，把道德上的「義」和經濟的「利」結合起來，以尋找儒家倫理道德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結合點，將經過他解釋的儒學，變成資本主義思想形態的一部分。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社會所爆發的自由民權運動（1874~1888），對包括儒學在內的專制主義封建文化，進行了強烈的沖擊與改造。
首先，自由民權運動在思想理論上的建樹，達到了相當的思想深度，在社會上造成了廣泛的影響。思想家植木枝盛在《民權自由論》一書中說：「現在談一談國家除非由人民的自主自由和公共憲法這兩個東西來加以保護就不能鞏固和安全的道理。這里所說的憲法，也叫做國憲或根本法律，是國家最大的基本規則，先由人民與君主共同協商，規定君主有多少權利義務，人民有多少權利義務，記其大要，至於一切政治方針，則舉其綱領，雖國王、政府亦當時常遵循，視為自己應盡之職分，不能任意更改。」[4]他所起草的自由黨的《國約憲法》中說：「政府如擅自違背國法，殘害人民的自由權利，妨礙建國宗旨，日本人民可以把它推翻，重建新政府。」立志社成立之初的「發起書」中說：「我們同是我日本帝國的人民，就是說，三千多萬人民盡皆平等，無貴賤尊卑之別，應各享有其一定的權利，用以保存生命，維護自主，努力業務，增長福利，而為獨立不羈的人民，這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權利不是威權所能奪取，不是富貴所能壓制，這是上天平等地賦予人民的，也是人民所願意保有的，所以人民應該為它勤勉奮斗。」[5]這些鮮明的主權在民、天賦人權的思想，無疑是對封建儒學的徹底否定。
其次，在自由民權運動中，成立了眾多代表各階層人民意願的政黨，顯示了人民的獨立的意志力量。如自由黨成立之前的團體「國會開設期成同盟」，其盟約中就表達了這樣的政治綱領：
第一條：我黨是所有希望擴充我日本人民自由、伸張人民權利、並加以保障的人士集結起來而組織的。
第二條：我黨致力於促進國家進步，增進人民福利。
第三條：我黨相信我日本國民應由同等權利。
第四條：我黨相信我日本國家適合立憲政體。[6]
像這樣有明確政治綱領的政黨組織的產生，無疑對傳統的社會政治觀念是極大的瓦解或沖擊，它宣布了專制主義體制的過時或末日。
最後，自由民權運動對封建傳統文化的最強大的沖擊，是它所造成的下層人民的思想運動，將人民主權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廣泛地宣傳到基層人民中間，將對傳統文化的改造深入到人民的心理層次。在自由民權運動中，農民開始了自己的結社運動。其中有政治結社、學習結社、產業結社等，而各種結社都帶有政治色彩。如學習結社著名實例高知縣的立志學舍、岩手縣的行余學舍、福島縣的石陽館、京都府的天橋義塾等，他們學習的課程多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自由民權思想讀本，如穆勒的《自由之理》、斯賓塞的《社會平權論》等。天橋義塾在他們的學習活動中，還提出了對國民權利和保障人權給予充分重視的《五日市憲法草案》。可以說，在自由民權運動中已經造成了近代民主思想廣泛傳播的社會基礎。西方著作的譯本，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重視和歡迎，像1881年翻譯的斯賓塞的《社會平權論》，竟出現了來不及裝訂的驚人的暢銷情況。一時間，在整個社會上，「自由」、「平等」、「民主」、「民約」等字眼，成了最時髦的時代用語。日本《自由黨史》中談到那個時代：「浴池有自由澡堂、自由溫泉，點心有自由糖，葯店有自由丸，飯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評書、自由跳舞、自由帽子」等等，對自由的嚮往和追求，成為一種強大的時尚和潮流。雖然，自由民權運動只持續了十多年,但它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沖擊，卻達到了無法估量的程度。可以說，在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時期，儒學在社會的各個層面上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烈沖擊。
二戰以後，日本實行民主化運動的昭和現代化改革，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等制度都仿效歐美，大力引進和發展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實現了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的騰飛，最後形成了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主流文化。這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二戰前後日本的兩部憲法。
戰前日本明治憲法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依靠我們祖先的榮耀，我們已經把萬世一系之王位繼承上升為永世不變
的法律，希望增進我們敬愛的臣民們的福利，提高他們道德和知識的水平與能力……為此，我們頒布
兩條途徑。
應該說，從維新派開始，近代中國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是把中國文化、中國國民性的改造，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的，然而，他們或者無力走通這條道路；或者生不逢時，無法實現這一使命；當然也有一些人就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應該肩負的使命，所以使得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改造，直到今天都未能完成。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活躍於當時的思想家們，是認識到了國民性改造和傳統文化的批判問題的，但是，他們卻無力將這種文化批判和國民性改造深入到下層民眾之中，所以就造成了魯迅小說中所描述的那種狀況：雖然經過了革命，而這革命和廣大的人民卻毫不相干，對民眾的心理沒有產生任何觸動，絲毫沒有動搖傳統文化的根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投入了最集中的火力，但它是民族危機的產物，情緒感過於強烈以至於有極端化的傾向，所以它的批判，就很難為社會和民眾所認同，當然也就不能從根本上危機傳統文化的生存和發展。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點是武裝革命，民族問題和政權問題的迫切性，使我們對思想文化問題無暇旁顧，所以，以新中國的成立為標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不能算是徹底的，完整的；我們僅僅是從政治上、隨後也逐漸在經濟上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在文化戰線上對於封建主義的批判或革命，不僅沒有完成，甚至還沒有進行，還沒有開始。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將政治、經濟方面革命的成功，誤認為是革命的徹底勝利，使封建主義從我們身邊悄悄滑了過去，自然而然地、甚至幾乎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下來。人們過於天真或簡單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任務，以為我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口號、祭起了一面人民大眾的旗幟，就算是完成了改造舊文化的任務，就將封建主義驅逐出了意識形態領域。
當然，堂而皇之地說，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和民眾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及一切生活領域的指導地位，就是實現了對傳統文化、封建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完成了思想革命的任務。這種說法在表面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人們很少想過，當我們還沒有對封建主義文化進行過徹底的批判和改造的時候，我們能真正准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思想體系嗎？在封建文化的基礎之上去接受、理解馬克思主義，是否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某種誤解或扭曲呢？事實證明，我們不少人是從改朝換代的角度去理解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的意義，從平均主義的角度去理解社會主義的具體內涵。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人們把「一平二調」的平均主義當成社會主義，混淆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平均主義屬於封建主義的范疇）的區別，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事實證明，我們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對這一科學的思想體系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扭曲的。一切傳統都具有強大的同化能力，中國的傳統文化更是如此。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眾多的社會思潮，沒有不被中國的傳統文化所同化的，它們或被拒絕，或被納入中華文化的系統之中，幾乎沒有例外。
改革開放前的30年，我們進行過多少次政治運動，卻很少進行過反封建的運動，而總是把矛頭指向那個似乎並不存在的虛幻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以說，我們恰恰是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毛澤東同志的諄諄教誨之下，找錯了斗爭的主要對象，放過了封建主義這個比資本主義更可怕、更凶惡的敵人，使它安然無恙，繼續肆虐，終於釀成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災難。可以說，在完成對封建文化的革命或改造這一重大歷史任務上，中國的思想家們，是沒有達成自己的使命的。
對傳統文化改造的這一途徑，在我們中國沒有走通。至於文化改造的第二條道路，社會經濟變革對文化面貌的自然改造，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沒有能夠使我們的歷史經歷一場全社會性的資本主義改造；新中國建立後，人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由個體經濟到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但農業經濟的這個基本點沒有改變，特別是商品經濟沒有發展且受到抑制，適應傳統農業社會的傳統文化，自然很融洽地附著在這種經濟模式上而沒有受到絲毫觸動。文化變革的兩條基本途徑，我們都不具備，所以，直到如今，我們所承襲的基本上仍是兩千年來的傳統文化，雖然它的具體內涵已經有了不容忽視的發展，譬如已經溶進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觀念，但其實質、它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由它所奠定的民族心理基礎，卻仍是傳統的，是屬於應該成為歷史的那個時代的。
分析表明，如果中日兩國同談弘揚傳統文化的問題，其性質和意義則並不相同。譬如日本現在對儒學的肯定與提倡，是在完成了對儒學的批判和否定之後，在一個全新的社會文化基礎之上來吸收儒學的精華，是在確立了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
含的諸多真理性因素，則有可能被分解為無數碎片，被當代社會所吸收和借鑒，作為構築現代文化大廈的一磚一石。這就是說，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只能被我們從現代社會的基點上去進行選擇性吸收，而不能作為一個文化形態的整體來支配現代的文化建設。而籠統地講弘揚民族文化，就有可能使人們忽視傳統文化的歷史局限性，把傳統文化本身直接當做現代化建設的推動因素，而忘記或忽視對它的封建內核進行批判和摒棄。
對於建設新型現代文化，培養新型民族精神，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因素都是有益的，有用的。問題僅僅在於，我們是以現代社會的需要為基點，將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吸收進來，將傳統的東西變成現代文化的組成部分；還是以傳統文化為根基，用傳統文化來整合現代的思想因素，僅僅只是讓傳統文化改頭換面，而保持其基本特質。這是處理文化傳統繼承問題的兩種根本對立的思想方法。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堅持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建設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民族文化，基本途徑就是我們前邊所講的兩條。首先，我們的思想家們、文化學者，要肩負起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改造的歷史使命，對幾千年來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進行分析、杷梳、整理，批判、摒棄其封建的內核，提取其合理的具有科學性的文化因子，並將其轉化到以公民意識、競爭意識、科技意識、法治意識為主體的現代文化體系之中，成為新文化的有益補充。其次，對於傳統文化的改造及現代新文化的建設，我們衷心期待著改革大業的成功，期待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發展和走向成熟。任何文化形態，都只是特定的社會形態的精神產物，沒有新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確立，舊文化形態的改造和轉型，新文化形態的形成和確立，都只是一句空話。而在一種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確立起來的時候，對傳統文化的一味提倡，特別是不加分析的提倡和弘揚，不僅不會對新文化的建設有益，而且還會阻礙新的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因此，對待幾千年積淀下來的傳統文化遺產，需要有清醒的理智的科學態度，需要有歷史的辯證的思想方法，不要貶抑它、鄙棄它，也不要過分推崇它、渲染它，給它一個應有的恰當的合理的位置。

附記：本文原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針對當時的文化氛圍而寫的一篇演講稿。由於是出於演講而不是發表的需要，所以，寫得很不規范，只是重在表達一種思想，一種文化觀點。適值高敏先生80大壽，手邊一時沒有合適的稿子可以表達對先生的敬意，而這篇講稿多少還有一點思想，再加上如今的文化氛圍與當年仍十分相似，國學熱又出現了前所未有之景況，於是，文化批判的工作由於弘揚的原因而又顯得特別需要，所以，就將此作敬獻，以表達對先生的景仰與敬賀之情。

[1]
轉自[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21頁。
[2]
關於澀澤榮一的資料，取自虞祖堯《從澀澤榮一的〈論語和算盤〉中得到的啟示》一文，見《歷史與企業家對話》第463～464頁，改革出版社1992年。
[3]
轉引自程偉禮《從「儒家資本主義「看中體西用之爭》一文，見《斷裂與繼承》第38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79頁。
[5]《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頁。
[6]《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頁。
（載《高敏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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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可以分幾個階段

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大師，作為我們民族的偉大代表，被學術界認作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魯迅小說有三十三篇，其中二十五篇是近現代題材，收集在《吶喊》、《彷徨》兩個集子里。內容主要是反封建——徹底地反封建，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社會。魯迅的小說創作以具有時代精神的思想主題和新形式的創造，實現了中國小說具有歷史意義的革新，賦予了小說的現代的內容和形式，使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完成了由舊小說向現代新小說的轉變。他繼承傳統，借鑒外國，把傳統的手法和外國的良規融合再造，創作出嶄新的現代新小說，把中國小說的現實主義推向了革命現實主義的新階段。為改良人生，為人民的解放和社會的改造而創作「遵命文學」，是魯迅小說現實主義的核心。魯迅的深刻就在於他的為人生，先是與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後來又是與他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相聯系的，是同他對歷史的深邃觀察，對現實的銳利透視、敏感的反映和嚴密的分析緊密相聯的，這就使魯迅的小說把握了重大的歷史問題、社會問題，具有了歷史和現實的深度，熔鑄了博大精深的作品內涵，真實反映了中國人們的願望、要求和歷史命運。

國民性，一般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質的概念和體現;二是指國民群體人格的特性。和國民全體的個性化特性相對應而言，「國民性」具有歷史性、民族性和群體性特徵。從結構上看，國民性具有系統性，一般的講，涉及結構的幾個層面，即行為方式、文化和社會心理。

由「國民性」一說，發展成「國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也是嚴復、梁啟超、胡適等思想家從社會文化、人文意識等層面，對中國「國民性」問題進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國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體現。他們沉痛地思考過關於國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國民思想文化素質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問題，這些無疑都是屬於對「國民性」問題的一種探討，魯迅繼承前人，並從思想意識、文化傳統等維度，對「國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國危亡的現實、前代思想家與國外「國民性」思想的浸潤、個體獨特的生命體驗等因子，促成魯迅「國民性剖析」思想的發展：早期，倡導「立人」，呼喚人格獨立；中期，反思傳統，對國民劣根性展開社會的、文化的批判，療救病態的國民人格；後期，採用階級分析法，剖析不同階層的國民性，以鑄造新的「民族魂」。

對魯迅來說，「國民性剖析」既是個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傳統的武器與手段。這促使魯迅的「國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銳性。魯迅披露「瞞和騙」、「卑與怯」等國民性的外在表現，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層結構，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注重對其中間層次一一社會心理進行分析，並由此展開反省、剖析與批判。作為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將文學藝術與哲學思想融為一體。「藝術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現實生活的邏輯，提供現實生活發展的趨勢、可能性，那麼這種作品就是富於智慧的，有助於真理的認識。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藝術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達到統一。」

魯迅正是通過小說、雜文、散文等文學樣式，從思想、文化等層面刻畫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歷史發展軌跡，啟發、引導人們認識自身處境，反思國民性與民族危亡的關聯，以求國民人格與民族精神趨向完善。

在小說創作中，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狂人的所見所聞其實都是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記》中，揭露了經書的本質是「吃人」，而「吃人」實質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奴役。「從來如此，便對么?」，「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正是對幾千年的奴隸史的一種質疑，是對「以禮殺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義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為上對傳統奴性群眾的反叛;「狂人」的顛狂，是精神心理上對奴性的顛覆。魯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義和革命價值在於:奴性群眾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擺脫奴性意識。

小說《阿Q正傳》在批判國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勝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總是擺「先前闊」和以丑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勝利法其本質是把現實的失敗轉化為精神上的虛幻的勝利。這不等同於一般的心理安穩，他用攀附法講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虛構法講述自己過去的輝煌歷史，還有假設法，調包法等等，總之他是想盡一切方法來維護自己的面子與自尊。在阿Q身上確實有著革命的需要，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參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權，要錢，要女人。那時的阿Q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有權就有一切」的思想還不是很明確，但他朦朧地懂得，參加革命就會有權，有權就八面威風，想殺誰就殺誰，有了權就會有錢，也會有女人。他的「革命夢」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著盲目性，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他這樣的革命還是在封建制度下進行的，對封建等級制度不會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後死了還是弄不出個所以然來。

從魯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說，如《示眾》、《葯》、《狂人日記》、《孔乙己》、《明天》、《頭發的故事》、《阿Q正傳》、《祝福》、《長明燈》、《鑄劍》、《理水》、《採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個動作，就是看，只有一種人物關系，就是看別人和被別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後，常常還有一位隱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憫的眼光，憤激地嘲諷看客的麻木和殘酷，從而造成一種反諷的距離。另一類看/被看的對立發生在先驅者和群眾之間，也就是啟蒙者/被啟蒙者之間，進而發展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種象徵。

「看客」現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無為」思想與「無是非」觀。雖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然而又並非積極追求目標結果的行動之「為」。而是消極、避退、獨善其身的旁觀行為。道家主張的「無為」思想，以及「無是非」的相對主義是非觀，為看客的「看」而不「為」提供了理論基礎。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來源。幾千年的奴役統治，主子階層兇狠殘暴，為奴隸者就會有兩種極端結果:或受到嚴厲打擊與壓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滅自我意識，失去自我人格，受制於主子。前一種選擇要付出血的代價;後一種又過於壓抑窒息。然而，「中國人也並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於反抗』這兩個極端，這時『中庸之道』又發揮了作用」於是，「他們更多地選擇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萬事與己無關的『看客』。」洲魯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國極有影響。他說:「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l例「中國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無法用「性善」、「性惡」含括的中性范疇。這行為只是看，並不施行友善或「仁」於被看者;也不將「惡」施於被看者。它不以行動作用於善惡、是非等道德判斷。本質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處的「無」，是意識與道德的缺失，而非人與人之間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與人的隔膜與分裂，是導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狀態的根源。

魯迅正是通過揭露和批判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敗的病根，為中國文化的轉型尋找出路。而魯迅批判國民性的主要特色，則在於在批判的同時又總是深沉地思考著民族的處境和命運。他本質上是一位思想家，熱切而不懈地關注人，思考人類、人生、人性等普遍性問題。在他那裡，人生探索與哲學思考一致，文學典型塑造與國民的共性反思並存。

參考文獻：①魯迅《魯迅選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②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③閻晶明《魯迅的文化視野》， 昆侖出版社, 2001

④.張夢陽《悟性與奴性一一魯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國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⑶ 急！！！ 國民性改造與社會改造孰輕孰重結合《現代史綱要》論述

我覺的兩者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國民改造簡單的說個體改造，社會改造是集體改造，單個的改造應微觀調控，集體的改造要宏觀調控，從中國近代史來看，短短的100年內經歷了很多次文化道德運動，其中最為嚴重就是白話文運動，從白話文運動後，國人的道德就是一個分線，不是白話文運動不好而是很多人曲解的白話文運動真正意思，很多人不去看《三字經》《弟子規》等中國那些規范和教化道德的書，現社會很多人不知道禮儀廉恥，在古代那可是幼兒園就要學的，
中國近代的社會矛盾主要是，帝國主義矛盾，封建社會矛盾，和內部階級矛盾，前兩者已經不復存在，主要是後者，怎樣去化解內部矛盾，縱觀中國近代的矛盾，三種矛盾是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分解一個國家的民族感和國民的道德底線，帝國的入侵-大難臨頭各自飛，封建的殘余—各掃自家門前雪，內部矛盾—階級之間的對立，整個中國的歷史及是在封建社會階級的矛盾是分裂國家主要原因，階級的矛盾是的形成，打個比方就想現在的富二代在網上炫富，順便說些齷磋的語言，另一方看不過去了，事情慢慢的白熱花，這就是階級矛盾的雛形，這也是國家為什麼要提倡和諧社會的原因了，在比如如果這些個人知道什麼是禮儀廉恥的話，那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嗎？在古代禮儀廉恥就像父母的名字銘刻在心，現在竟然國家主席像下聖旨一樣督促去學會禮儀廉恥，馬克思主義說過質的變化會引起量的變化，但是量的變化不一定引起質的變化。所以說國民改造是過程而社會改造是目標。

⑷ 如何看待分析當前中國社會道德狀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和人口流動的加快，我國正迅速進入城市化的快車道。農耕社會「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土壤發生變化，但與此相適應現代都市的社會公德、約束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這就容易造成失信、失德高收益卻低風險，守護良知卻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等各種不正常現象。

人們原有的價值觀受到沖擊，而新的社會規則又不能及時完善，個人的道德焦慮也因此轉變成社會性議題。道德焦慮有兩個指向，一是道德滑坡，人人但求自保，出現普遍的社會冷漠;另外就是在新社會環境下，全社會期盼建立新的道德約束和評判機制，重建社會公德良序。

從正確價值觀立場、科學認識方法論和歷史視野出發來分析認識當前我國的道德狀況，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道德狀況的主流是發展進步的。

第一，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為全社會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堅實基礎，從而使社會共同利益成為中國社會道德的利益基礎。

決定道德性質的直接基礎是利益關系。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在全社會始終得到倡導和堅持的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其利益基礎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共同利益。私有製作為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廢除，使沒落的舊道德特別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則，喪失了賴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礎和利益基礎。這是中國道德發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完善，使多種經濟成分得到迅速發展，多種經濟利益得以普遍實現。不可否認，受私有經濟成分發展的影響，受市場經濟利潤至上、等價交換等原則的影響，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道德觀念和行為確實有了更加頑強的表現。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從社會主流道德來看，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仍然是中國社會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據，就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鞏固了社會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時，過去實行單一公有制時造成的利益「大鍋飯」局面和平均主義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統籌兼顧，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實現餘地，按勞分配原則獲得了有力的道義支撐，自私自利並沒有重新成為社會普遍的道德原則。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創新，既對人們的傳統道德觀念產生了劇烈的沖擊，也催生了與時代的發展進步相適應的新道德觀念和新道德規范。新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更新了傳統的觀念，激勵著人們勇於變革、勇於進取、勇於探索、勇於創新，在不斷破除不符合時代精神的陳規陋俗的進程中，不斷為人們的行為確立新時代的准則。

第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為全社會打下了共同道德價值的堅實基礎，使以人為本和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社會道德的基本價值取向。

中國共產黨誕生90多年來，自身進行了許多重大變革，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從為人民服務到以人為本，都是中國共產黨為自身設立的最根本的道德價值目標、道德價值尺度和道德建設的核心。黨的這種道德價值目標和道德價值尺度，已成為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天經地義的神聖道德觀。

第三，馬克思主義為靈魂的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立，從精神道德的意義上說，在於使人民群眾通過認識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進步的客觀規律。

通過認識人類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必將不斷改造自身並升華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觀規律，培育出對人類現實生活和未來前途充滿正義、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會理想與道德理想。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道德學說，本質上是以真善美的價值目標激勵人們為創造和建設新社會奮斗的實踐理論，幫助人們站在社會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層面，把人類的終極價值、至善目標和解脫苦難的希望，寄託在人民大眾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改造人自身的偉大社會實踐中。中國人民正是在實踐馬克思主義精神道德學說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斷建設真善美的新社會和新生活。

第四，社會主流道德輿論和主流道德觀念積極、進步、向善。

對社會整體道德質量的更高標准，對國民道德素質的更高要求，對社會向善價值追求的更緊迫期待，對社會各色各樣敗德行為的更嚴厲譴責，都深刻揭示了全社會道德狀況向善前進的大趨勢。對人的正當利益的肯定、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人的個性的肯定、對人權的肯定；改革開放意識、進取競爭意識、自由民主意識、公平公正意識、和諧包容意識、生態環保意識等的增長，無不是社會主流道德輿論和主流道德觀念積極、進步、向善的表現。社會道德建設領域大大拓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及經濟道德、公共道德、新聞道德、生態道德等各個領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道德建設的觸角，日益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延伸，道德調節社會關系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大加深。

社會道德榜樣的層次愈加豐富多樣。道德模範的層次更加豐富多樣，對人的道德評價的尺度也更加豐富多樣。從雷鋒到郭明義，從焦裕祿到楊善洲，這些精神道德上一脈相承的道德榜樣所踐履的主人翁責任意識、無私奉獻精神和堅守品格，始終代表著我們這個時代普通群眾和領導幹部道德風貌的主流。道德理論發展進步。我國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越來越系統化、規模化和科學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指導全社會的道德建設，提供了扎實的理論支撐。

存在的問題以及面臨的道德考驗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道德的負面新聞頻頻見諸報端，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時有發生，良知的底線不斷被侵蝕。我們的道德水平究竟怎樣，一時成了問題。道德議題的熱度持續走高，對道德問題的關注，成為社會輿論特別是各類媒體常說常新的話題。無論是贊美道德模範的感言，還是抨擊敗德現象的批評，似乎都在印證這樣的評論：我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動與疼痛並存，譴責與反思交織，憂慮與希望同在」的圖景。論辯各方對道德問題超乎尋常的關注和唇槍舌劍，折射了中國社會深厚的道德底蘊和中國人濃重的道德責任心結。

第一，道德問題主要表現於一些時段。我國道德領域出現受到普遍關注和產生廣泛爭論問題的時期，集中表現在改革發展的節點時期，比如，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初期，實行商品經濟制度的初期，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別是新的制度體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舊社會規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沖突的時期，舊規范往往失范，新規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問題主要表現於一些領域。一是與市場經濟聯系緊密，容易發生權錢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錢腐蝕的領域，是腐敗、誠信等問題多發易發的重災區。二是現有道德嚴重失范的領域，比如，公共道德領域問題多發易發，一個重要原因，是現有道德所調節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人群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從農民到城市新市民；從單位人到社會人；從體制內的人到體制外的人；從國有制的人到個體、私營和外資等多種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問題主要表現於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員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少數官員弄權謀私、錢權交易、貪污腐化等。這些人的敗德行為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最大。二是一些企業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誠信缺失、坑蒙拐騙、制假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沽名釣譽、抄襲剽竊、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不守公德、見危不救、以怨報德等。

正是這些局部的、少數社會成員的敗德現象，無形中給民眾帶來了極大的道德壓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認為社會正在逐漸滑向一個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淵，進一步加劇了人們評價社會道德狀況的悲觀、消極情緒。當前道德領域確實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但這是前進中的問題，要放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來看待。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奮斗，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隨，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極大增強，廣大幹部群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風貌，城鄉環境、公共秩序、文明禮貌、社會服務、旅遊景區等方面都發生了有目共睹的積極變化。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整個社會現代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全體公民思想道德素質的不斷提高，構成了中國社會道德建設的主流。

總之，道德考驗必將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但中國人民有信心經受住這一切考驗。因為社會的道德主流是進步、光明、向善的，因為社會的道德問題是發展前進中的問題，更因為中國人民從事著以真善美為價值前提和價值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資料來源——

求是理論網（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雜志）：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4/201202/t20120213_138403.htm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1/201112/t20111228_132528.htm

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16476759.html

⑸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20字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是什麼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內容
我國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
升旗用的口號

⑹ 公民道德規范是什麼

公民道德規范

公民道德規范是一個國家所有公民必須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規范的總和。包括道德核心、道德原則、道德的基本要求和一系列的道德規范。 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把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設作為整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著力點。 公民道德規范主要由基本道德規范和社會公德規范、職業道德規范、家庭美德規范構成。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適用於不同社會群體，是每一個公民都應該遵守的行為准則。
[編輯本段]公民道德規范內容
公民道德基本規范：
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 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出了「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二十字的公民道德基本規范。它體現了道德的先進性與道德的廣泛性的統一，體現了中國傳統美德、革命道德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新道德的統一。 「愛國守法」是公民對國家的最首要的道德義務。公民應當熱愛國家、建設國家、保衛國家，維護國家的尊嚴，保守國家的機密，敢於同一切危害國家利益和安全的行為作斗爭，把對國家的一切義務和責任看成是自己的天職。「守法」是公民道德的最低層次的要求。公民應當維護法律確定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盡法律所規定的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同時，「愛國主義」體現了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公民通過愛國守法去實踐集體主義的道德要求。 「明禮誠信」是公民如何待人的道德規范。在我國，無論在何種場合，無論從事什麼樣的活動，公民彼此都應該講文明、講禮貌、講誠實、講信用。我國自古以禮儀之邦著稱於世。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之後，國際交往日益增多，公民能否明禮，關繫到世界對我們國家的形象和文明程度的評價，因此，「明禮」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誠信」是人與人之間交往關系中最基本的道德。它是公民道德人格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在經濟活動中要誠信，杜絕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信守諾言，忠誠待人。 「團結友善」是公民與公民之間應當如何相處的基本規范。每一個公民，不論民族、年齡、職業，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公民之間應該彼此團結，相互友，建立起一種和睦親愛的關系。現實中，對他人友善的人也必然會得到他人的友善。團結是力量的源泉。能否團結、友善，關繫到一個人的前途和幸福，也關繫到民族的興旺、國家的興衰。要做到團結友善，就必須懷著友好的願望，抱著彼此平等的心理相互對待，就必須對已嚴、對人寬，就必須將心比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然，團結友善必須是在正義原則之下的團結友善。 「勤儉自強」是公民對待生活、對待自身的道德規范。作為一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勞動的義務，應當懂得沒有勤奮就不會有社會財富的道理，推崇勤勞，反對懶惰和游手好閑。公民還應該厲行節約，反對奢侈浪費和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在現實生活中，公民應當自強不息，不斷進取，保持一種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凡事盡量依靠自己而不依賴他人。 「敬業奉獻」是公民對待職業活動的道德規范。每一個公民都要從事一定的職業，職業是公民與社會聯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徑。對待職業或事業要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為國家、為社會、為他人做出有益的貢獻。
社會公德主要規范：
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 1、文明禮貌，提倡人們互相尊重 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越來越擺脫原始野蠻的狀態，人和社會的文明水平的日益提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趨勢，是由野蠻向文明的過渡，由野蠻人變為越來越文明的人。所以，人類行為文明的基本規范，就成為現代社會公德的一個首要內容。 作為社會公德的基本要求——人們的行為文明狀況，它集中反映的是社會成員的文明教養程度，而禮貌則是這種文明程度在人際交往中的外在表現形式。作為社會公德的一個基本規范，文明禮貌是在人際交往中的一種道德信息，它說明了一個人對別人的尊嚴和人格的尊重。 在人際交往中注意自己的個人形象，比如要做到衣冠整潔，舉止文雅，這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在社會的公共場合，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處處注意講究禮節，這也是一個人文明程度的反映。任何人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一般都要通過語言與對方交流思想和感情，因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在不斷加快，對工作效率也不斷提出更高的要求。與此相聯系的是，在公共場合，在集體性的活動中，每個人都應當自覺地遵守群眾活動（如集會等）的秩序或規定，並且相互禮讓，這對於保證集體生活的正常進行，維護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是一個重要條件。 2、助人為樂，發揚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 反映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本質特徵，作為社會公德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道德要求，其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特別注意的是要求盡一切努力保護兒童，尊重婦女，尊敬和關懷老年人，尊重和愛護人才，關心幫助鰥寡孤獨和殘疾人，設身處地，多為他人著想，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大力幫助那些陷入困難之中的人們，在全社會以至全世界的范圍里，積極維護正義的事業。具體來說，發揚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主要應當做到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要求對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人格，給予充分的尊重和維護。 第二，社會和國家對每個社會成員要切實關心和愛護，每個社會成員之間都要互相關心和互相愛護，這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又一個顯著的道德要求。 第三，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要求社會團體和每個社會成員，對那些遭到不幸和困難的人們，在道義上和物質上給予同情，支持和切實的幫助。 第四，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要求社會和每個社會成員都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為每個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創造越來越好的社會環境。 第五，在現代法治社會中，人的文明水平越來越提高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那些正在接受改造的犯罪分子、已經放下武器的敵對分子，必須給予他們以人道的待遇，不準侮辱他們的人格，給他們悔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和出路；對於被改造中的犯人進行刑訊、逼供及其他殘忍做法，都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所堅決反對的。 3、愛護公物，增強社會主義社會主人翁的責任感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和社會的公共財物、集體的財產，是全體社會成員進行社會性活動、實現共同利益的物質保證，也是滿足勞動者個人利益和人們的當前利益的共同物質條件。所以，以社會主人翁的責任感，維護和珍惜國家、集體的財產，愛護公物，是社會公德的基本要求。對社會共同勞動成果的珍惜和愛護，是每個公民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它明顯地體現了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既顯示出個人的道德修養水平，也是整個社會文明水平的重要標志。 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會的公用設施，如公路、鐵路、水電線路、通信設備、衛生消防設施等等，能否受到妥善保護，使之發揮作用，都關繫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可想而知，這些公共設施中的任何一項遭到破壞，都會使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損害，從而嚴重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所以，每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或者說有良心的人，是決不應當有意去破壞這些公共設施的，相反地，應當像珍惜與愛護自己的東西一樣，去精心保護這些公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常常發現，有些人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有意或無意地給公共設施造成了破壞，即使是無意的損壞行為，也是對人民的極大不負責任。從道德的角度來說，是缺社會公德的這個「德」的。同樣道理，能不能愛護這些公用設施，也是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問題。在這里還應當指出的是，有些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滿足自己的個人慾望，而損壞公物，化公為私的，這是很可恥的行為，除了要受到法律制裁之外，還應當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 4、保護環境，強化生態倫理觀念 人們遵循環境道德規范的實質，要求我們在正確處理人類自身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發展之間關系問題上要有科學的態度。這方面的一個首要問題，是應當確立起對自然環境的正確價值觀念。這里所說的價值觀念，不僅僅是指物質方面的，尤其是指精神方面的價值。人類社會的生活經驗已經告訴我們，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對於使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健康，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操，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正是基於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特殊精神價值的認識，愛護自然生態環境，把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作為自己的道德責任，已成為現代社會環境道德的一個基本要求。 環境道德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們應當熱愛大自然。熱愛大自然，實質上也是對人類本身的熱愛，是對生活的熱愛，是對牛命價值的重視。自覺遵守這樣的社會公德，從根本上說，是對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維護，是對人類的生存利益的關心，也是對子孫後代利益的關心。有了這樣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質，就有助於我們自覺克服對自然界生物的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錯誤態度，自覺遵守環境保護的共同行為准則。當然，我們應當把這些道德要求體現在具體的實際行動上，比如要千方百計來節約自然資源，愛護花草樹木，決不傷害國家規定要加以保護的野生動物，注意維護人文景觀；按規定防治廢渣、廢水、廢氣和噪音污染；自覺維護公共衛生，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等等。只要我們齊心協力，就能營造出一個美好的自然生態環境。 5、遵紀守法，自覺維護公共秩序 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每個公民都必須具有很強的法制意識，有必備的法律知識，自覺維護法律的權威，認真執行各項法令、法規和各項規章制度。事實證明，在正常的情況下，自覺遵守和服從法律，有明確的法制觀念，這是現代社會文明教養即社會公德的基本要求，換句話說，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每個社會成員，如果沒有基本的法律知識，不遵守法律，不懂得維護憲法的尊嚴，那就不能說是一個文明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由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決定的。 法律與道德的緊密結合、相互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在當前的我國社會中，社會主義法律與社會主義道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般說來，違背法律的行為同時也是違背道德的行為，在有的情況下，違背道德的行為也是一種犯罪行為。而且，這種情況總是反映在全社會的范圍內，所以，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實質上也是在目覺地遵守社會公德。培養公民的法制意識，使越來越多的人自覺地遵守法律法規，自覺地維護法律的尊嚴，這也是提高人們社會公德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 自覺地遵守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對於每個公民來說，還有一個特別要求，即在社會公共秩序受到破壞、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應該見義勇為，挺身而出，堅決地與之進行斗爭。這個道德要求，在當前的社會情況下，是有特殊重要現實意義的。因此，有些地區，對見義勇為的人給予獎賞，並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它規定下來了。這不僅說明我國人民法制意識的增強，而且也反映了我國人民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
職業道德的主要規范：
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規定「要大力倡導以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為主要內容的職業道德，鼓勵人們在工作中做一個好建設者」。《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對職業道德的這種規定，既體現了時代的鮮明特徵，又概括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職業道德的共同特點，所以，它適用於各行各業，是對各種職業道德的共同要求。 1、愛崗敬業 愛崗與敬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愛崗是敬業的前提，敬業是愛崗情感的進一步升華，是對職業責任、職業榮譽的深刻認識。不愛崗的人，很難做到敬業；不敬業的人，很難說是真正的愛崗。所以，不論做任何工作或勞動，只要認真負責，精益求精，不辭辛苦，就可以說是愛崗敬業。一般說來，工作條件好、工作輕松、收入高的職業，做到愛崗敬業是比較容易的。相反，環境不好、工作艱苦、收入不高、又遠離城市，要做到愛崗敬業就不那麼容易。那些在環境艱苦、工作繁重、收入不高崗位上認真工作勞動的人，就會受到人們的尊敬。在社會主義社會，任何職業都是社會生活所離不開的，所以總是要有人去干。 如果沒有億萬農民辛勤種田，沒有千百萬工人在茫茫沙漠或高山峻嶺上採油、采礦、修築鐵路，沒有廣大人民解放軍在天涯海角守衛祖國的邊疆大門，沒有千萬清潔工人清除城市垃圾，沒有幾千萬人民教師、科研人員埋頭教學和科研，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嗎?我們每個人和家庭能享受到今天這樣幸福的生活嗎?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 一個人的價值大小就在於他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愛崗敬業，為社會、為祖國做貢獻。另外，改革開放以來，擇業機會的增加和選擇方式的多元化為人們選擇自己喜愛的職業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也為人們愛崗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同時，要看到，愛崗敬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競爭的經濟。一個從業人員要想在激烈競爭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有利地位，實現自己的職業利益，就必須愛崗敬業，努力工作，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服務質量。否則，一個不履行職業責任的人，就將被職業組織所淘汰。 2、誠實守信 誠實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則，也是社會道德和職業道德的一個基本規范。在中國傳統儒家倫理中，誠實守信被視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進德修業之本」。孔子曾說：「民無信不立。」他把信擺到了關系國家興亡的重要位置，認為國家的朝政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是立不住腳的。《綱要》把誠實守信列為社會主義職業道德的一項基本內容，真可謂順應天意，合乎民心。 誠實就是真實無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對自己，要真心誠意地為善去惡，光明磊落；對他人，要開誠布公，不隱瞞，不欺騙。一句話，誠實就是表裡如一，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守信就是信守諾言，講信譽，重信用，忠實履行自己承擔的義務。誠實和守信是統一的。守信以誠實為基礎，離開誠實就無所謂守信。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每個人每天都要與他人或單位打交道，根據與他人、與單位達成的協議來安排自己的會議、學習、工作、勞動和其他活動。如果人人都不誠實，不守信，那麼，人和人之間的一切交往就無法進行，一切會議、學習、工作和勞動就無法開展，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場無序、混亂之中。 3、辦事公道 辦事公道是指對於人和事的一種態度，也是千百年來人們所稱道的職業道德。它要求人們待人處世要公正、公平。公正、公平要以公心為基礎，從個人的感情和利益出發，很難做到公正、公平。當然，公正、公平也包括平等的內涵。 4、服務群眾 服務群眾就是為人民群眾服務。在社會生活中，人人都是服務對象，人人又都為他人服務。服務群眾作為職業道德的基本規范，首先是對黨和國家機關幹部、公務員的要求。服務群眾不僅是對黨和國家機關幹部、公務員的要求，也是對所有從業者的要求。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真正做到服務群眾，首先，心中時時要有群眾，始終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其次，要充分尊重群眾。要尊重群眾的人格和尊嚴。再次，千方百計方便群眾。 5、奉獻社會 奉獻社會就是積極自覺地為社會做貢獻。奉獻，就是不論從事任何職業，從業人員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家庭，也不是為了名和利，而是為了有益於他人，為了有益於國家和社會。正因為如此，奉獻社會就是社會主義職業道德的本質特徵。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里，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是相對立的。雖然，他們也提倡職業道德，但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卻是為了少數剝削階級的私利。社會主義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因此，社會主義職業道德必須把奉獻社會作為自己重要的道德規范，作為自己根本的職業目的。 奉獻社會並不意味著不要個人的正當利益，不要個人的幸福。恰恰相反，一個自覺奉獻社會的人，他才真正找到了個人幸福的支撐點。個人幸福是在奉獻社會的職業活動中體現出來的。個人幸福離不開社會的進步和祖國的繁榮。幸福來自勞動，幸福來自創造。當我們偉大的祖國進一步繁榮富強的時候，我們每個人的幸福自然就包括在其中。奉獻和個人利益是辯證統一的。奉獻越大，收獲就越多。一個只索取不奉獻的人，實質上是一個不受人們和社會歡迎的個人主義者。如果人人都只索取不奉獻，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從哪裡來，社會還能進步和發展嗎？
家庭美德的主要規范：
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 1.尊老愛幼 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家庭美德，也是社會主義家庭美德的重要規范。 2.男女平等 堅持男女平等的美德，是指既要反對「大男子主義」，也不贊同「夫人專政」或「妻管嚴」。 3.夫妻和睦 平等對待，相敬如賓，是夫妻和睦的關鍵，也是建立美滿幸福家庭生活的關鍵。 4.勤儉持家 勤儉持家是我國傳統道德中傳播最久的美德之一，我們提倡婚喪嫁娶要從簡，並不是淡漠人情，違背道德良心，而是弘揚淳樸、善良、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美德。 5.鄰里團結 搞好鄰里團結重要的是互相尊重。鄰里之間應該以禮相待、互諒、互讓、互幫、互助，團結友愛。

⑺ 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呼籲「_____」的理想人格。

新民。

梁啟超早年在《新民說》一書中大力提倡公德。古代儒家文獻《大學》本有新民之說，而梁啟超所說的新民則是指近代意義上的國民道德改造與更新。

他明確指出，新民之新字包含有二義：一個意義是說，鍛煉激發本有的德性而使其日新之、自新之；另一個意義是說，學習採納本來所沒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納新、開新、更新之。二者不可缺一。

《新民說》中後來寫的「論私德」一節，對此前的公德說作了很大的補充和修正，更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個道德結構中的基礎意義和重要價值。為此，梁啟超還編錄了《德育鑒》，發掘儒學道德修養的文化資源。

梁啟超不僅在理論上肯定私德的重要性，而且在私德修養方面提出了「正本」「慎獨」「謹小」三項主張。他所說的「正本」，就是從內心深處根除功利私慾；「慎獨」，就是以良知為本體的功夫；「謹小」，是針對小節無害論提出的，就是重視小節。

(7)國民道德改造論擴展閱讀：

梁啟超《新民說》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1、梁啟超從一開始就申明，新民說並不是要人完全拋棄傳統。

然而，面對20世紀初社會變革和國家富強的迫切要求，《新民說》在1902年剛開始寫作時，明顯是以提倡公德為主導方向的。

梁啟超在該書第五節中論述了他關於私德與公德的理解和認識，認為私德是個人的品德修養，而公德是指有益於國家、社會的德行，並認為「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2、一年多後，梁啟超的思想有所變化。

他開始重新審視私德的意義，故而寫了《新民說》的第十八節「論私德」。他指出，有些人把公德和私德對立起來，不僅沒有利國利群，反而由於蔑棄私德而引起社會的不滿。有鑒於此，梁啟超又專門論述了私德的意義，以補充論公德的不足。

⑻ 如何理解新文化運動國民性改造問題

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分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

⑼ 國民的道德素質對國家來說有多重要

這個真的很重要，如果說你去了外面就代表的是整個國家，如果你在一個村裡去了市裡那麼版你顯得更加重要了權，道德素質直接體現一個人的好壞，內心的善良，一個人還是保持一顆善良的心態，你寬容別人饒恕別人了，別人也會真心待你，而且罵人現在也顯得你土鱉。

⑽ 中國近代民主與科學討論（一兩百字）

中國人追求民主與科學並非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鴉片戰爭結束不久，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批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人物，魏源、徐繼畲、梁廷枏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就以贊賞的態度介紹過西方的民主制度，說它有中國傳說中的「三代政治」之「遺意」。洋務運動期間，介紹西方議會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漸增多，同時人們也已認識到學習西方聲光電化等科學技術的必要，以王韜、鄭觀應為代表的一些洋務知識分子或早期維新思想家還主張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到戊戌維新時期，維新派主張「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不僅著力宣傳過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民權思想，而且也對科學知識、科學方法進行過提倡和介紹。特別是嚴復的「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思想的提出，在近代中國人追求民主的歷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進入20世紀後，由於辛亥革命的作用，民主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科學的重要性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中國人追求民主與科學雖不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卻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人才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在此之前,人們主要是把民主與科學作為一種實現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的工具或手段追求的。如以王韜、鄭觀應為代表的洋務知識分子或早期維新思想家之所以要求變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不隔，這是西方所以富強的根本原因；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則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閡，中國所以貧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因此，中國要實現富強，抵禦外侮，就必須改弦更張。用鄭觀應的話說：中國「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甲午戰爭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之所以主張興民權，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西方富強的原因，就在於西方實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權」，中國所以貧弱，也就在於中國實行的是封建專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權，而歸諸一人」。既然有無民權是西方富強、中國貧弱的根源，那麼，中國要救亡圖存，實現富強，其不二法門自然是「興民權」。20世紀初，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主張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由，同樣是清朝的封建專制使中國貧弱，而資產階級共和國能使中國實現富強。正因為追求民主和科學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人們在接受或宣傳、介紹西方的民主理論和學說時，往往有所選擇，而選擇的標准則是看某一理論或學說是否對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有利。這就影響了對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統接納。如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這是西方民主思想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有人甚至說它們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在「五四」之前，卻沒有得到國人應有的重視，除嚴復、梁啟超等個別人外，幾乎沒有其他思想家宣傳、介紹過。因為這些思想家從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這一目的出發，認為當時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而是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自由，他們（如孫中山）甚至要求限制個人的自由。就是嚴復和梁啟超，他們在宣傳、介紹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時，也往往從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的需要出發，對其內容進行過修正。
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1915年9月，陳獨秀在標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青年雜志》（從第二捲起改稱《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就向國人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又生動地將民主與科學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並明確表示，「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來，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只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樣，民主與科學就成了五四新文化的兩面旗幟。
五四新文化運動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這不僅體現在它以民主與科學作為自己的旗幟上，也體現在它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和理解上。就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民主的認識和理解來看，首先，民主是一種個人獨立自主的觀念。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稱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而所謂「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那麼，怎樣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據陳氏的解釋，要有「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我意識；「縱橫一世，獨立不羈」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從，敢於懷疑的獨立思考；勇於進取，敢擔干係的負責態度。一句話，「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個自固有之智能。」胡適又稱這種個人獨立自主的觀念為「健全的個人主義」。其次，民主貫穿於社會各個方面，體現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釗在《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中曾指出：「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有Democracy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也有他；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佔一部位的東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五四時期的另一位思想家譚平山在《國民道德教育改造論》一文中也強調：「今日時代思想的根本特質，就是民治主義，今日所謂民治主義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兩大觀念。」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認識和理解的科學，不僅僅是科學技術或科學思想，而更是一種廣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種與迷信、盲從、愚昧相對立的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說：「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不久，他又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寫道：「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
正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再加上這種追求和崇尚又與對封建專制主義、迷信愚昧思想以及舊倫理、舊道德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聯系在一起，因而它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思想文化的變革。同時，民主與科學從此也逐漸深入人心，並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價值觀念。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追求民主、崇尚科學的運動和思潮繼續向前發展。五四運動後，民主運動大致沿著兩條軌跡向前發展：一是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二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發動和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如20世紀20年代末胡適、羅隆基等人發動的「人權運動」、30年代中宋慶齡、蔡元培發起成立的「人權保障同盟」和「賠償冤獄運動」、抗戰時期的兩次民主憲政運動、抗戰勝利後民主黨派主張的第三條道路和民主建國運動等。與此相一致，民主思潮的發展也分兩個方向，共產黨及其支持者認為，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具有虛偽性，它雖標榜代表全體人民，但實際上代表的只是有產階級自己，只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才能真正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則堅持傳統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理想，堅持以選舉為核心、以議會為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在科學方面，則產生了經久不衰的「科學救國思潮」、30年代初至抗戰全面爆發前夕的「科學化運動」、同時期的「新社會科學運動」等。
第二，民主與科學的追求和崇尚開始貫穿於社會的各個方面。比如，在教育方面，平民主義教育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啟發式」、「個性化」教育方法的提倡和推廣，科學知識、科學實驗課程的設置和重視等；在學術研究方面，主張學術獨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對政治干預學術，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注重調查研究和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等；在文學藝術方面，揭露和鞭撻封建專制主義與愚昧主義（如「啟蒙主題文學」），追求文學形式的多樣與自由，主張大膽地表現和張揚個性，以及30年代興起的「大眾語運動」等。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滲透著中國人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與崇尚。
第三，再沒有人敢公開非難和反對民主與科學。由於民主與科學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並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因此，再沒有人敢跳出來公開非難和反對民主與科學。無論北洋軍閥也好，國民黨蔣介石也好，雖然實行的都是專制獨裁，但他們在表面上還不得不保留中華民國的「共和」招牌，他們所制定的憲法（如1923年北洋軍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1936國民黨頒布的「五五憲草」、1946年國民黨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都不得不承認人民應享有種種民主自由的權利，而且每當他們的統治出現危機時，往往以許諾實行所謂民主或還政於民作為挽救危機的一種手段。三四十年代受國際政治思潮的影響，有些人鼓吹過法西斯主義，也發生過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但法西斯主義的鼓吹者和獨裁論的主張者，大都只是強調中國現在還不具備實行民主的環境和條件，或者說在當時實行法西斯主義或所謂新式獨裁比實行民主更能應付國際國內的挑戰，而很少有人從價值上否認民主，認為民主不如法西斯主義或所謂新式獨裁。至於科學，雖然在五四運動前後，出現過對唯科學主義思潮的批判，並因此而引發過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但對科學本身則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予以非難。就是批判唯科學主義的人在批判唯科學主義的同時，也再三聲明，他們並不反對科學。如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宣布歐洲人的科學萬能之夢已經破產，但同時他又自注道：「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有些人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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