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法治思想

1. 唐朝法律思想根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封建史上較有作為的皇帝，在他統治時期，朝廷人才濟濟，形成一個較為開明的統治集團。唐初統治集團的法律思想基本繼承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並有所發展。其在立法、司法活動中表現如下：
（1）以「安人寧國」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以李世民為首的統治集團認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於統治者過於貪婪，人民負擔過重。他們「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在制定政策時以「安人寧國」為指導，施行「無為」政治。魏徵以為「以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學，將堯舜之道、孔孟之書作為為政摜，又吸收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寧國」方針指導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禮法融合，德主刑輔，立法寬簡，執法嚴明等特點。
（2）立法公平，務求寬簡
李世民君臣認為，要安邦治國，必須重視立法，而立法應以禮為指導，以「寬簡」為核心。這主要表現於以下幾點：其一，既制禮，又立刑。唐初統治者認為，治國必須禮法兼用，「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強調禮法統一，主張失禮則入刑，不忠、不孝皆為犯罪行為，《貞觀律》條款處處體現了禮刑結合的思想，它為永徽時律疏奠定了基礎。其二，立法必須公平。唐初統治者認為，法是國家的權衡，人君立法應「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魏徵言：「聖人之於法也，公矣。」唐初統治者所說的「公」，當然是指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而言。為了能保護地主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唐初統治集團主張立法要從公而棄私，不能以這個人好惡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須穩定，「不可數變」。李世民君臣認為，法律固然應隨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但卻不可多變，法律多變害處甚多，官吏不能盡記，前後條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權威而難以實行。其四，「國家法令，惟須簡約」。在強調立法公平、法律穩定的同時，唐初統治者格外強調律文的簡約，認為只有簡約，才能使律文前後一致，公平合理。貞觀年修律，便「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貫徹了這一原則。
（3）慎獄恤刑，務求其「實」
為貫徹正統法律思想「德主刑輔」的主張，李世民統治集團不僅在立法上強調變簡，執法上也強調慎獄恤刑，務求其實。其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慎獄恤刑。李世民認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為能，利在殺人，因此造成冤獄。他明令，司法官員須慎刑慎殺，依法斷罪，或重或輕，均依定製。其二，創立九卿議刑制度。唐初統治者對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其三，完善死刑審批程序。唐太宗將死刑三復奏變為「五復奏」，京城中兩天內復奏五次，給皇帝以充分的時間考慮生殺予奪，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對嚴訊，務求其實。李世民君臣以隋嚴訊逼供為戒，強調審訊中要注重事實，並規定了「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的原則，以防止濫刑濫罰。
（4）明正賞罰，一斷於律
唐太宗贊揚諸葛亮罰不避親，賞不遺仇，要求官吏審獄斷案「一斷以律」。他自己還帶頭守法，在司法判決與自己的敕令有所違背時，克已從法，使司法人員敢於維護法律，犯顏直諫。（5）納諫與執法相結合唐太宗從諫如流，當其敕令與律相矛盾時，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機構的觀諫，忍個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權對司法的干涉相對減少，使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動中得以充分體現。}
綜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統治集團在總結了歷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發展了更為嚴密、更能適應社會發展和鞏固統治的法制思想。他們在"公平"的基礎上，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出現了中國社會罕見的、為人稱道的"法治"局面。

2.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內容有：

1、唐太宗強調自己頒布的詔敕不能有違國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論或詔敕等代替國家法律，在實際執法過程中，他也能夠身體力行。

2、唐太宗明確提出了「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的思想，強調國家立法要簡約，執法要寬簡，切忌法繁刑密，條文復雜，嚴酷執行。

3、為保障唐王朝國家的長治久安，唐太宗認為必須杜絕執法混亂，要求「人有所犯，一一於法」，要求「理國守法，事須畫一」，要求「法之所行，無舍親昵」，強調執法務必公正，堅決不徇私情。

4、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

5、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唐太宗讓臣下按寬簡原則修訂法律，制定出《貞觀律》。減輕刑罰，修訂法律，制定了貞觀律。貞觀時期的社會秩序穩定，最少的一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3. 論唐朝法制的指導思想

（一）「德本刑用」，即「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強調法律寬簡、穩定、劃一，以利於執行和遵守。（三）嚴明法制，一斷以律。

4. 唐初的立法思想包括哪些

唐初的統治者認真地總結並吸取了暴政亡隋的歷史教訓，得出了封建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在於人心向背，提出了「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的道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又提出了「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其基本要點就是減輕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緩和階級矛盾，保證老百姓在喪亂之後得到休養生息，重建家園。

為了貫徹「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唐初的統治者除了在經濟、政治領域里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還積極地修訂法律，改革法律制度。從《唐律疏議》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格、式來看，唐初統治集團立法的指導思想有以下幾點：

（一）奉行禮刑並用、德主刑輔的思想

禮刑並用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由來已久，經過兩漢的充實和發展，至唐代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立法和司法中貫徹禮刑並用、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

唐初在如何確定治國方略時，曾在李世民主持下進行過激烈的辨論，以封德彝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威刑肅天下」，以魏徵為首的一些人則主張以仁義治天下，魏徵等人認為「仁義，禮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李世民基本上採納了魏徵的意見，因為他看到隋文帝「不說儒術，專任刑名」，常因小過定以重罪的流弊，特別是隋煬帝「益肆淫刑」，召致「敗亡亦促」的悲劇。他用許多筆墨論證禮與法的本、用關系，以及二者的統一性，主張以德治為本，並不意味著放棄刑法。

這樣，唐初綜合了漢以來運用禮、刑進行統治的經驗，並以最高執政者——皇帝的權威身份，宣傳德禮與刑罰不是對立的，不能割裂二者的統一關系，這對當時的立法與司法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多原屬於禮的規范，被賦予法的形式。從漢初以來流行七百年的「春秋決獄」，也由於唐律完滿地體現了禮與刑的結合而終於被廢止。以繼承李世民遺訓著稱的高宗李治，在他執政以後制訂的《永微律疏》中便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正法寬簡穩定，保持法律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早在高祖李淵時，就以「務在寬簡，取便於時」作為立法指導思想。及至太宗即位以後，明確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緩」。他又對大臣們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重人罪即重條。數受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寬與簡，是唐初立法的一個重要思想。貞觀修律時，基本貫徹了這一指導思想，貞觀律及其後的永微律，都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時代刑罰較為寬簡的法典。

唐初的統冶者不僅要求法律簡約易見，還強調保持穩定，變更法律一定要「詳慎而行之」，否則寬簡之法也將流於苛煩。唐太宗對大臣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而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因此「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一是不輕易地制定法令，立法時要慎重；二是一旦立了法就要堅決執行，不輕易改變和廢止法令。太宗時自房玄齡等修定律、令、格、式以後，一直沒有大變動。高宗永微年間修定律疏，對貞觀律的律文本身，也沒有作較大的改動，主要是撰修了一個解釋律文的疏議，對《貞觀律》有一字的修改，都要在《疏議》中鄭重聲明，可見唐朝的後代君主非常注意遵守祖制，決不輕易改變前代君主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甚至直到唐末，「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所以唐代的法律制度，除了武則大執政與安史之亂遭到兩次較大的破壞以外，基本上保持了連續性與穩定性。

（三）在法律適用上，強調執法審慎

法律適用是國家實現法律調整的一個重要的、也是最後的環節，法律適用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整個法制。因此，唐初統治者強調審判案件、執行法律的嚴肅慎重。唐初不僅制定了十分完備的唐律及其他一些律令格式，而且法律執行情況也是較好的。

這種思想貫徹到法律規定中，就是對於重刑與死刑案件，唐初法律規定了嚴格的復核制度。死刑案件須經過九對會審，並且還要經「三復奏」、「五復奏」才能執行。史書說：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反映了唐初在法制上取得的成就。

唐初從執法審慎的思想出發，要求司法官重視證據，對於證據不足者，不得輕易判決。執法審慎還表現為嚴懲官吏貪贓枉法，唐太宗尤其「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謹」。既有較好的法治，又有較好的吏治，這就緩和了階級矛盾，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高度發展，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呈現出繁榮昌盛的盛世局面。

5. 唐朝初統治階級的主要法律思想有哪些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唐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他又提出了「安 人寧國」的治國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治國方針，在立法指導思想上主要表現為：
一、奉行「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
二、在立法上採取約法省刑。
三、注意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唐朝的立法概況
1． 《武德律》 --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 12 篇 500 條

2． 《貞觀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修定而成，仍為 12 篇 500 條，以隋開皇律 令為藍本作了較大改動，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風貌。
3． 《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間，以《貞觀律》 為基礎 編纂出《永徽律》共 12 篇 500 條。此後又對 500 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將律疏附於每條律文之後，合在一起稱為《唐律疏議》 《唐六典》。
4． 唐玄宗開元年間制定，
內容涉及國家機關的組織與職掌， 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早的一部綜合性行政法典。 《大 5．
中刑律統類》--唐宣宗時張戣（kuí）編定。所謂刑律統類即將同一性質的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起的法 典形式。

●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正刑定罪」的刑法典。違反令、格、式法律形式，要以律論罪定刑。
2．令--是關
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3．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4．式--是國家 機關的公文程式。

唐律的刑法原則： ；
●唐律的刑法原則：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合並論罪） 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唐律的主要特點
（1）規范詳備、科條簡要
（2）中典治國、用刑持平
（3）諸法合體、以刑為主
（4）依禮 制刑、禮法合一
唐律堅持以禮為綱的指導思想；其法律條
文皆「一準乎禮」。 2．唐律的歷史地位 ．唐律的歷史地位（1）唐律是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
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2）唐律對東亞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唐律關於物權和債權的規定
1．關於物權--唐律嚴格保護所有人對物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之權，嚴格禁止
他人侵犯；規定物權取得的條件。2．關於債權--唐律規定了買賣、借貸、賃庸、寄託等債的關系；規定債務 擔保制度。

●唐朝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機關
（1）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刑部(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御史台(中央最高監察 機關)。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長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機關--行政 長官兼理司法。

2．訴訟制度
（1）管轄--根據犯罪發生區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2）起 訴--舉劾、告發、告訴三種方式。
（3）審判--以原告訴狀為准；採取「五聽」的審判方式，同時也以眾證定罪；
（4）執行--徒流刑應送配所，死刑的執行須奏報皇帝批准 。 3．監獄管理
4．監察機關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設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糾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級官吏；察院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的違法失職 行為。

6. 李世民法治思想包括

寬仁慎刑、以身作則，以道德為約束，審慎周詳，是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內容。

1、「寬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唐太宗即位後，沒有聽從以封德彝為代表的老臣建議採用「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式的治理方法，而是採用了魏徵以寬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張。魏徵認為，「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若國家選用了這樣一條治國道路，就應該「慎刑恤典」。
貞觀元年正月，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本著「意在寬平」的原則厘改法律。他們以隋代《開皇律》為藍本進行損益，使問世的唐律較之前代簡約許多。貞觀十一年正月，新律詔頒全國，是為《貞觀律》。《貞觀律》集眾律之大成，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可謂「審慎周詳」。唐太宗還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執法之官，緣此舞弄」，極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誡立法者，「宜令審細，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齊劃一；又修訂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種類型，與《貞觀律》相輔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規物程事」（見《唐六典•刑部尚書》）。長孫無忌等人在立法過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可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這是強調若法不穩定，律文多變，使人心多惑，無所適從，所以立法者要審慎而行，不可輕立，既立之後，「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唐太宗對死罪的處理尤為慎重，除了堅持三覆奏的程序外，還要求處決死囚時，要和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定。這樣，由於《唐律》中較之前代大幅度減少了死刑的條文，議決時又無比慎重，到貞觀四年，全國斷死刑者僅二十九人。盡管這樣，唐太宗還不滿足，到了貞觀五年頒布詔令：「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對於不遵守覆奏程序規定的執行者，給予流刑和徒刑，體現了《貞觀律》的仁義精神。
2、剋制己欲自覺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國家的最高立法權和司法權都集於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見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時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認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覺地將自己的皇權歸入國法規范之中。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某縣令裴仁軌犯了輕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處以斬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晝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從七品官員，卻敢於直言「法令者……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這份勇氣委實可嘉，善於納諫的唐太宗最終收回成命。
唐太宗非為聖人，一樣有喜怒哀樂，但他勇於納諫，手下又有一幫守正善諫的臣工，所以能夠克制己欲，按照國家法律辦事，成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導下，貞觀初年良吏輩出且執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舊唐書•良吏傳序》贊道：「太宗皇帝削平亂跡，以是人知恥格，蘇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
歷朝歷代，許多皇帝蔑視國法，極力放大皇權，對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唐太宗認真地總結了前隋的教訓，嚴於律己，也不放縱皇族親戚。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謀反案發，洋州刺史趙節參與其中，按律當死。趙節是唐太宗姐姐長廣公主的兒子，長廣公主含淚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夠赦免兒子的死罪。唐太宗搖頭不許，說道：「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並告誡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歡樂。」可見唐太宗的守法目的並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權長治久安，於是整個統治集團可以「長守富貴」。雖如是，立法寬仁、執法公平畢竟可以使「百姓安寧」，客觀上促使了社會和諧，百姓安居樂業，這也正是貞觀法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3、追求道德約束的境界
唐太宗通過弘文殿辯論，採用了魏徵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國」主張，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會進行實踐。為此尊儒崇經，刊定《五經正本》；偃武修文，營造安靜社會以利農事；大興禮樂，將儒學思想散入鄉約族訓，形成以禮制律、刑外禮內的局面等等。從法律的角度看，人們能夠自覺地用「近君子、遠小人」的儒家規范來約束自己，即是強制性地按律令條文被動執行的更高級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過程中，繼承與發展漢以來援禮入律的傳統，將儒家禮學作為制定與修改律令的指導思想，頒布的《貞觀律》中的大多數篇章皆是按禮定律的。後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具體執法過程中，唐太宗善於從儒家「教化」的角度來深耕，力求突破相對刻板的律令條文，以期達到更好的社會效果，從而深化人們自覺地按儒家規范行事的觀念。

7. 唐王朝的治國理念是什麼

唐太宗的治國方針
一、以隋亡為鑒，以民為本，與民休養生息
二、重賢任能，虛懷納諫
三、君臣關繫上的共治
四、寬刑簡法，緩和社會矛盾
五、開放的民族政策

詳細介紹：
唐太宗作為我國歷史上極為少見的封建明君之一，歷代對其贊譽史不絕書。由於他經常以隋朝的滅亡為鑒戒，善於教化各級官吏，注意安民，從善施政，從而使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由於他善於納諫，始終與下屬保持寬松和諧的君臣關系，使其決有良策，政令暢通。所以出現了唐朝的第一個盛世「貞觀之治」，同時也為以後的開元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他所實施的一整套治國安邦的執政措施，對當今的執政實踐仍不無借鑒意義。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唐太宗在治國方面的主要思想方針。
一、以隋亡為鑒，以民為本，與民休養生息
由於唐太宗出生在隋文帝統治時期，親眼目睹了盛世的奢華，也親身經歷了隋末的動亂和隋王朝的顛覆。他從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中認識到了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隋朝本來是如魏徵談到的「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的統一帝國，隋煬帝繼位時仍「海內殷阜」，然而為什麼在十餘年後土崩瓦解，二世而亡呢？這是由於「驅天下以縱欲，罄萬物而自奉」，「徭役無時，干戈不戢」。他在吸取了這樣的教訓以後，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所以，貞觀初，唐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躍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防政事，又擾生民。且復出一非理之言，百姓為之解體，怨瀆言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可見唐太宗對君民關系有著深刻的認識。他的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觀點，不僅僅是一個政策或一個政治主張，也是一個哲學命題。那麼，他為什麼要用割股啖腹，腹飽身斃這樣極端的比喻來說明這個觀點呢？因為隋煬帝敗亡的歷史和玄武門之變的歷史給予他的教訓太過沉重了，可以說他對君道的存亡有著太多的切膚之痛！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攻克洛陽，「觀隋宮殿，嘆曰：『逞侈心，窮人慾，無亡得乎』！」所以，他繼位以後，以隋亡為鑒的意識日益強烈。武德九年(626)，繼位不久的唐太宗與臣下討論重法禁盜問題。唐太宗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立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
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唐太宗得出了一個規律性的結論，即國家的征發必須以百姓的承受能力為限度，而生產的正常進行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生活條件，是這個限度的底線。所以他不輕易征發徭役。他還下令合並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為了不失「安人之首」，「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唐太宗曾明白地說：「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這是一種具有真實感受的畏民心裡，是唐太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
綜上可以看出，唐太宗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貢獻是結合治國實際，提出了「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治國方略。盡管中國古代不乏強調「以民為本」的思想家，但像唐太宗那樣，從最高統治者的角度，將這個問題提到如此高度，並堅持貫徹到自己的施政實踐中，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迅速改善，一顯治世風貌。貞觀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這在歷史上並不多見，可以說民本主義的政治實踐有史以來未有如此成功者。
二、重賢任能，虛懷納諫
歷代統治者在建國治國大業上都需要團結和使用人才以形成領導集團的集體智慧。在唐太宗執政的貞觀時期君臣之間這樣的關系便很明顯地呈現了出來。
唐太宗認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知難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在他看來，為政治國的首要條件在於選賢任能；選用人才必須要看其「德行」「學識」。他認為只有選用大批真才實學，具有較高德行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他用人惟才，可以不管其人過去的歷史背景，不分親疏，求真務實。他曾在《帝范》中這樣寫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栱桷。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士。」重用做過被害太子建成的顧問的魏徵和王奎就是典型的實例。唐太宗對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盡其才，而且是充分發揮其長處。對於歷史上有名的房玄齡和杜如晦就是一個典型，他們不善於斷案和處理雜務，但卻善於謀劃和決定國家大事，所以用為宰相，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而戴胄則相反，他不通經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讓他做大理寺少卿，負責審理案件，結果他辦事異常干練，案子從不積壓，深得唐太宗賞識。
對人才的重視，貫穿了唐太宗政治生活的始終，雖然他對大臣輔弼作用，人才與治亂關系的認識並未脫出前人規范，但在其為政的20多年中，能始終將人才問題置於重要位置，不時加以闡發，並努力付諸實踐，這已經是唐太宗在治國方面的可貴之處。
唐太宗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納諫的過人氣度是有直接關系的，他曾對王奎說：「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為不聞己過，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又說：「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諸多奸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己讒人罪之。」在太宗看來，凡是「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唐太宗一直把魏徵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牢記在心。有了好的指導思想，納諫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礎和前提。為了充分納諫，唐太宗進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員要在中書省（為皇帝起草詔書的辦事機關）輪換值班，聽從隨時召見以便及時商議大事。他將國家重要的軍政事務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權交給了宰相會議，以便充分聽從眾人的意見，集思廣益，委任最合適的人選。對於一般的政務，他要求負責起草詔書的中書省和負責復核詔書的門下省都要各負其責，認真做事，不許敷衍了事。這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數大臣的專權亂政，也充分發揮了大家的集體智慧，有了互相牽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確的方針政策得以順利產生。為了更好地納諫，唐太宗還採取了一些具體有效的措施，如諫官和史官列席軍政會議，對於敢於直諫的大臣給於重賞鼓勵，同時也是對其他人以後進諫的一種有效的鼓勵。
由於唐太宗對進諫、納諫都持積極的態度，所以當時上至宰相御史，下至縣官小吏，舊部新進，甚至宮廷嬪妃，都有人敢直言進諫。他在位的20餘年，大臣魏徵一人前後所諫就有200餘事。這種開明的政治局面和君王求諫納諫的高明的領導藝術，在我國封建社會里是罕見的。
三、君臣關繫上的共治
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藝術地處理君臣關系，堪稱典範。他有一些前人所沒有或不明確的政治思想，他把君臣關系的主導面轉移到君這一邊，也就是說，君臣這一對矛盾，其主導面在君，而不是總是臣下不好。在唐太宗看來，「天下安危」與人臣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臣是君的「耳目股耾」。要想國家安定，政權穩固，君臣應該「義均一體」，「同心協力」。為了建立這種新型的君臣關系，唐太宗多次強調「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又說：「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據此，我們可以看出，君臣兩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君臣契合，義均一體，才能創造出一個富有強大生命力的朝氣蓬勃的新王朝。而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提出了君臣「共為治」的思想。
那麼，君臣如何「共為治」呢？第一，他要求臣下與他肝膽相照，也要求臣下相互講是非，否則談不上君臣共治。第二，貞觀十六年(642)，唐太宗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也就是說，君治和臣治是有分工的，但是在國家的治理方面雙方卻都負有責任。因為這種雙方對國家的治理都負有責任的思想，把君和臣都放在同一水平線上進行考察，所以凡是國家治理不好，總要從君臣兩方面來尋找原因，這對君是一個約束。這種思想也改變了歷代帝王的文過飾非的惡習，有利於政治清明，具有其進步性。從這種思想也可以看出，唐太宗是歷史上少有的比較開明的君主。
四、寬刑簡法，緩和社會矛盾
唐太宗十分重視法治，他深知要治理好一個國家，最基本的是確立若干原則，實行法治。他認為國家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的法律，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一切都要以法為准。唐太宗君臣認為，法制應該寬簡和謹慎。唐太宗說：「國家法令，惟需簡約，不可罪作數種條。」他認為應該由取重從輕、由繁而簡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在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因此應當特別慎重。他刪除了法律中的多種酷刑，特別是對死刑的條律幾乎減少了一半。由於唐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的法治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三年(629)，全國被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法。
法律盡管是統治階級的專政工具，但它既然以凌駕於全社會的面貌出現，就不能不對特權者做出某些法許可權制。然而貪得無厭的階級本性使封建統治者不能滿足法定權利的規定，往往於法外攫取更多的財富與特權，這就出現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司法弊病，這在隋朝就有突出表現。鑒於隋朝的這些弊政，唐太宗強調守法，反對徇情枉法。貞觀十七年(642)，唐太宗姐姐長廣公主的兒子，揚州刺史趙節，參與承乾的謀反，按法論死，他到姐姐府第時，姐姐向他求情，他不赦免，解釋說：「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姐。」可見他較好地處理了人情干預法律的矛盾。
唐太宗還注意律令的完善。貞觀十一年(637)頒行的《唐律》，根據唐太宗「按舉不法，震肅權豪」[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約束權豪恣意橫行的刑律，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一份寶貴的法學遺產。就其立法准則來說，具有往代少見的完善性能。雖然在本質上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保護剝削階級的利益，但唐太宗注重立法，講求法律的簡約與穩定，對於我們當今的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五、開放的民族政策
唐王朝是疆域空前遼闊的國家，唐太宗作為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奠基者，深受各族人民的愛戴，他們尊其為「天至尊」、「天可汗」。成為各族人民的共主。唐太宗認為他作為奉天承運的天下共主，應該君臨天下，建立華夷一統的天下秩序。他在少數民族中的崇高聲望，是與他開放的民族政策分不開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出現了歷史上難得的民族關系融洽、各族和睦共處的黃金時期。
貞觀十八年(644)，東突厥向唐朝請求居處於勝、夏二州一帶，許多大臣表示反對，唐太宗卻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貞觀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其華夷一家的思想主要表現在：對漢、夷被俘勞動人民同樣予以贖取、給糧、給復；對漢、夷將領同樣秉公賞罰；對漢、夷將領同樣任人唯賢；對漢、夷傷病大將同樣體恤。正是由於唐太宗對少數民族「愛之如一」的指導思想，結果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極大地提高了唐朝政府的威望。
總而言之，唐太宗的治國思想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雖然在貞觀十年(636)以後他的治國思想發生了蛻變，對民眾和君臣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偏差。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唐太宗畢竟是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國思想也就有其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所以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准去苛求古人。我們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從中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教訓，我們就可以發現，唐太宗的治國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8. 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是什麼

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法制史中，唐律以其形式的完備性、語言的精確性、技術的高超性占據重要地位，堪稱中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對後世的法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的影響力不僅作用於本國，而且對亞洲，特別是東亞各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唐朝法制指導思想：（一）「德本刑用」，即「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強調法律寬簡、穩定、劃一，以利於執行和遵守。（三）嚴明法制，一斷以律。

唐初統治者為了穩固王朝的封建統治，認真地總結了隋朝迅速來亡的歷史經驗，確立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導思想。綜觀唐初的律典來看，它強調以封建倫理道德為治國的根本，法律作為一個階級的上層建築，但在其當時的社會中，刑罰僅僅作為輔助手段。同時，從唐律的內容來看，其以封建禮教為內容，法律僅是上層建築的表現形式。

唐朝統治者在制定律法時，充分考慮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局勢，因此，它一方面是為了爭取社會的更大支持，使社會早日恢復穩定；另一方面出於階級統治的需要，對隋末的暴政予以廢止。「寬簡、穩定、劃一」這一指導思想的貫徹使唐初的律法環境相對寬松一些，統治階級的壓迫使被統治階級相對還可以承受，二者的矛盾沖突還有緩和的餘地。另外唐律的「劃一」，即法律的相對穩定性也對唐初社會的穩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封建社會中，唐朝律典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認的，但我們還要在客觀分析後，從中發現其不足之處。封建社會的階級政治意識、小農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其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結合，才形成了和前幾朝代相比較為寬簡、穩定、劃一的法律。作為現代社會中的法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要求它必須有較為完備的法律與之相適應。因為經濟的發展與上層建築的關系是密切相關的，而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影響，特別是當前我國的經濟在這二十幾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法律更新較快，不僅使民事法律、法規的出台顯得相應滯後，不能適應現今社會，同時使刑事犯罪中的新類型經濟犯罪增加，以致有權機關的司法解釋不斷出台。因此，「寬簡、穩定、劃一」的立法指導思想它只適用於一定的經濟社會，如果對於經濟發展較快的社會環境，這種粗線條、一成不變的法律指導思想是不適應的。

唐朝統治者在立法時已經深刻認識到依法辦事、奉法守法的重要性，因此產生了「嚴明法制，一斷以律」的法制思想。這一法制思想對後世的立法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制定法律的統治階級的目的都是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來鞏固其上層建築，維護其統治。在立法、守法、執法等各個環節中，唐朝的統治者雖然並沒有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看待法律從擬訂到實施、執行的各個環節，他僅僅因「律令雖早已頒布，但是官吏們多不依照執行」，才提出了「嚴明法制，一斷以律」的指導思想，「有良法，不等於有良好的法制」這一觀念，當時的統治者也已意識到，但由於其階級屬性，使其無法去克服。現在我們的法制已經走過了這一步，因為無論是刑事司法還是民事司法過程中，如對司法有異議均可通過行政訴訟及國家賠償獲得救濟。一部法律的實施是立法、守法或違法、執法幾方面的統一的過程，而「嚴明法制，一斷以律」這一法制思想就是我們經常所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最早雛形。在一個社會中，某一行為是否犯罪，是否應受處罰以及對犯罪行為如何懲罰這些問題是法律能夠得以落實的關鍵幾步，當然法律制定是否公平、守法者的法律意識、執法者的執法水平等外部因素這些軟體建設也是起著重要的作用。

唐朝刑罰適用原則：（一）十惡重懲原則；（二）貴族、官僚減免原則；（三）其他刑罰原則：1、刑事責任年齡及矜恤老幼、殘疾的原則；2、同居相陷不為罪的原則；3、自首減免刑罰；4、共同犯罪區分首、從的原則。5、官吏犯罪，「私罪」從重，「公罪」從輕；6、數罪並罰的原則；7、累犯加重的原則；8、類推原則；9、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

在唐朝刑罰的三大原則中，對原則一所謂的「十惡」，也就是十種直接威脅皇帝人身、權力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以及封建信倫常關系的行為，它體現了保護統治者利益的功能。對於原則二，它則是為了保護貴族、官僚的特殊地位，唐律並在制度上以「議、請、減、贖、官當」等形式來保證該原則的實施，以達到對於犯罪貴族、官僚給予特別減免或適用特殊審理程序的目的。其他刑罰原則中的大部分如刑事責任年齡、自首、首從犯、累犯加重等原則對後世的法制思想方面大都有著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摘得一部分 希望對你有幫助

9. 唐朝法制的特點和歷史影響

一是「德本刑用」。唐初統治者強調論理道德是治國之本，刑罰鎮壓為輔助手段。因此，「德本刑用」思想成為當時立法的重要依據。
二是立法要求寬簡、穩定、統一。唐朝建立時就確定了寬簡的立法思想，貞觀年間
根據這一思想刪簡了舊律，作了不少改重為輕的規定，並保持了法律的穩定與劃一。
三是嚴格守法與執法。為維護封建法制的權威，唐朝嚴格了貫徹守法與執法的原則，使得內外官吏「多自清謹」，守法、執法情況較好，保證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唐律的歷史地位主要體現在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l）唐律對中國封建法律的影響．唐律是中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襲秦漢的立法成果，吸取漢晉律學的成就，使唐律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代表性，因此，對宋、元、明清法律產生了深刻影響。(2）唐律對東亞各國的影響．唐律作為中華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影響力不僅作用於本國．而且超載國界，對亞洲，特別是東亞各國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朝鮮高麗律的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日本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越南李太尊時期的刑書．也大都參用．可見，唐律不僅在中國法制史上．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10. 比較唐朝與明朝法制的異同

唐朝的法治思想為：

一是「德本刑用」。唐初統治者強調論理道德是治國版之本，刑罰鎮壓為輔助權手段。因此，「德本刑用」思想成為當時立法的重要依據。二是立法要求寬簡、穩定、統一。唐朝建立時就確定了寬簡的立法思想，貞觀年間 根據這一思想刪簡了舊律，作了不少改重為輕的規定，並保持了法律的穩定與劃一。三是嚴格守法與執法。為維護封建法制的權威，唐朝嚴格了貫徹守法與執法的原則，使得內外官吏「多自清謹」，守法、執法情況較好，保證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與之相比明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如下：
一、刑亂國用重典。明初的統治者借鑒元朝滅亡的教訓，尤其是元朝對官吏管理上的姑息養奸，導致政綱紊亂教訓，在治吏上突出重典色彩，用重刑來控制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和穩定。同時，重典也適用於犯上作亂的行為和盜賊犯罪。二、法貴簡嚴。立法上的簡明和嚴厲是明初法制的又一特點。「簡」是指法律要簡明易懂，條文要精簡，不必面面俱到，而應突出重點，著重打擊重大犯罪。「嚴」是指法律處罰要嚴厲，強調法律的威懾作用，使百姓尊法、守法。三、禮法結合、明刑弼教。綱常禮教是明朝政府統治國家的國策，對順從統治的「良民」用禮教教導，對不順從的「頑民」就用法律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