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演變

❶ 法治的歷史演變

先秦時期法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強調法律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張：「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史記·商君列傳》）需要指出的是，儒法兩家在人性和治國理念的方法上表面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實質上兩家的觀點有著內在的相同之處，即法家的「性惡論」與儒家荀子的「性惡論」接近，法家的「法治論」與儒家的「人治論」在本質上都是「人治」。同西方的「性惡論」和「法治論」相比較，法家「性惡論」的適用范圍小於西方的「性惡論」，法家將君主和國家、以及高級別的官吏排除在「性惡」的范圍之外，而西方的「性惡論」則包括所有的社會成員；同理，法家的「法治」是「君權至上」、「國權至上」的法治，西方的「法治」是「憲法至上」的法治。 在傳統中國法人治精神的哲學基礎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性善論，一種是性惡論。前者的推論是，傳統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存亡取決於人心，其結果是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這種理論和實踐植根於中國古代哲學之中，這種哲學相信，人只要發掘內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從而達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這種道德完善同時又是做一個稱職的統治者的先決條件，這與西方政治學傳統中的性惡論恰成對照。後者的推論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本善，更不相信禮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為人性是惡的，所以現實中的人總是貪生怕死、趨利避害，因此為維持社會秩序必須對人性加以利用，表現在政治態度上應該取法而排禮，具體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惡制惡、以殺去殺、刑期無期的重刑主義，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來制定和掌握，這就必然會導致絕對的專制主義和人治法律的產生。 事實上，傳統中國的專制政治和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單純的性善論哲學基礎上，也不是以純粹的性惡論為其理論依據的，而是這兩者的結合。儒家兩家的理論本身就決定了，無論是從性善還是從性惡出發，最後在實踐上都必然要滑到專制和人治的行列。因為性善論的教化成果和內心的自省挖掘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於一兩位在位者的潛移默化之功，社會風氣依賴於他們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謂的德治和禮治便在不知不覺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極少數人的言行為標准，要求全體臣民賦予這些人以示範性和絕對的權威性，最終導致以這些人的意志為全體臣民的意志，並通過制度和法律而強制推行，使專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惡論的法家由於將權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賦予了君主，使君主成為國家的象徵，甚至可以是強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違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國家，於是必施重罰。皇帝可對全體臣民施用法律，唯獨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監督制約，這樣，皇權成了絕對的、不可替代的強制力，法權只是這種強制力的表現和延伸。 性善論與性惡論之所以殊途同歸，對立統一於人治之中，其奧秘即在於儒法兩家都不是從人本身來探討人性的。與其說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學術或哲學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問題，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並且塗上了濃厚的現實色彩。而當時最大的政治問題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建立一個穩定而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國家。因此，有了這個前提，儒法兩家不管對人性怎麼探討，發表什麼高見，九九歸一都不免成為君主專制的理論依據。這也就是漢以後儒法合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礎。雖然中西法哲學都得出了人性自私、性惡的相同結論，但是法律對此作出的反應卻有所不同。法家對人性自私的利用是通過賞罰機制來推動人民為君主、為國家服務，進而限制人民的權利；把法律視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惡的工具。其實質是「國家主義」法治觀的體現，國家主義也是著眼於權力的運轉，但它主張國家的至高無上性，認為國家對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個人必須絕對服從國家。 2. 依據法律管理國家和民眾的各種事務的一種政治結構。與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建立在民主社會的基礎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兩點，一是有優良的法律，二是優良之法得到民眾普遍遵守 ，這個思想得到了後來者的發揚，並構成了當代法治思想的核心與精髓。
3.具體含義：法治即法的統治，強調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在社會生活中的至上地位，並且關切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目標。

❷ 我國古代法制史演變

國家與法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與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一樣，中國國家與法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奴隸社會時期原始社會末期以祭祀祖先儀式為核心的 「 禮 」 由習慣逐漸演變為法 。夏朝國家形成伊始，法制尚處草創階段，奉天罰罪的法制觀 《左傳》中記載的 「 禹刑 」 ，大抵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至商朝，刑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法已初具規模，所謂「 刑名從商 」 。以殘害人體為主的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在商朝已較為通行，但處刑的手段尚未規范化，還沒有一套嚴格的刑罰制度。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井田制遭到破壞，郡縣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宗法制日趨衰落，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確立。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最重大的改革莫過於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鄭國執政子產，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鄭國鄧析所作竹刑，便於攜帶和流傳，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封建社會初期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魏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後來商鞅入秦國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秦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韓非的以法治為中心 ，法、術 、勢相結合的思想，對秦始皇政權和法制活動影響極大，成為其指導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司法機構和訴訟制度逐漸形成。 漢朝建立後，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章，製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說的漢律。漢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輔 」 ，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刑罰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至此中國刑罰制度從野蠻走向文明和進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機構，訴訟與審判制度。「春秋決獄 」 是儒家文化滲透法制的直接體現，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頗有建樹，魏國的《新律》，東晉的《晉律》(又稱《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統式》，北齊的《北齊律》，北周的《大律》等。這時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禮律日趨融合，其中《北魏律》為隋唐律典的淵源。為維護地主階級特權， 「 八議 」 「 官當 」 入 律。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封建社會發展時期
承上啟下的是隋朝的《開皇律》，無論在篇章體例和基本內容上， 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顯著 改進，是對秦漢律以來的法律的總結，也為唐律奠定了基礎。 唐朝以「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 為法制指導思想上，將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律疏》、《開元律》及《開元律疏》、《大中刑律統類》、《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稱《永徽律疏》最負盛名，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 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而且盡可能引 證儒家經典，用以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使 「 疏 」 與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從此 「 天下斷獄，皆引疏分析之 」 ，成為統一解釋律文的法律依據。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備。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這一時期的法律特點是：確認封建的租佃關系和田宅典賣制度，加強活動對司法權的控制，刑罰更加野蠻，折杖法、刺配之法、凌遲等酷刑的濫用是刑罰制度的倒退。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沒有顯著進步，有幾個特點：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把人民劃分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殘酷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確認蓄養奴婢的合法性；在繼承漢族法律的同時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習慣法。封建社會後期明律於唐律比較，大為嚴苛，所謂「輕其輕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亂國」為指導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親自製定《大誥》，匯集了當時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范，兼有明太祖對臣民的訓誡，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為調整封建國家各機關權力職責更好地集權於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會典》。
《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清會典》康熙時仿《明會典》制定《康熙會典》，此後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訂。其詳細記載了清朝從開國到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完備的行政法規，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

❸ 中國法制史，漢朝法制指導思想發展變化

無為而治，獨尊儒術亦外儒內法，法律「儒家化」

❹ 先秦法家思想的發展歷程是怎樣的

先秦法家的發展大概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一是萌芽階段。法家的產生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和子產，人們通常把他們看作是法家的先驅，其實這時候還沒有產生嚴格意義上的法家，而只能算作是法家的萌芽時期。二是創立階段。法家的真正創始者，包括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與慎到等人。創始時期的法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點：首先他們大都親身投身到當時各國的變法浪潮中，並成為變法運動實際的領導者。其次，重視經濟發展，特別是重視農業生產。第三，法家嚴刑峻法在其創始階段就已經走向了極端，尤以吳起、商鞅為甚，他們推行的是一種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的刻薄少恩的政策。三是成熟階段。法家思想體系的最終確立應歸功於韓非，韓非被稱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就在於他綜合與總結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經驗教訓，建立起法、術、勢相統一的法家思想體系，從而使法家思想系統化。四是衰落時期。可以說秦王朝是按照法家的思想模式建立起來的，韓非的思想體系是秦王朝意識形態的核心。秦王朝建立後法家的不足便暴露得十分明顯。首先是專制獨裁成為中央集權制的核心內容。其次是思想文化領域內同樣的專制獨裁路線，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同時其法律的殘暴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隨著秦王朝的滅亡，法家也盛極而衰，成為殉葬品，從而作為一個思想文化流派永遠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是其思想對以後的中國政治文化仍然產生了長久而巨大的影響。

❺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❻ 法治起源於什麼時候

一般認為：「『法治國家』起源德國。法治國的概念據認為起源於康德的一句名言：『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根據的聯合。』

❼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同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是密切相關、一脈發展而形成的。
西周是這一傳統特徵的源流，表現在其"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策略、禮的含義內容及其與刑的關繫上（出禮入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表現為"鑄刑書」（鄭國）、"竹刑」（鄧析）、"鑄刑鼎」（晉國）、《法經》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變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
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黃老」（無為而治），漢武帝"擺出百家、獨尊儒術」，法家思想的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表現為上請原則、恤刑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等刑罰適用原則的儒家化，還有春秋決獄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
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表現為名例律的演變，立法技術、法典結構、法律內容等方面的巨大進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晉律、北魏律、北齊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與封建法典結構的完善；八議、官當、重罪十條等重要制度的確立。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時期，法律儒家化終於結出豐碩結果——《唐律疏議》。主要把握《唐律疏議》總則和分則各篇的基本內容（如類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點及歷史地位。
明朝重典治吏的內容及對今天法律建設的借鑒意義。
明朝重典治吏對後世的影響。明朝以嚴法整肅吏治，重典打擊官吏貪墨、奸黨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提高了國家機器運轉功效，保證了皇權至上的封建統治。但是，"輕其輕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輕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單靠嚴刑糾治貪污腐化，只能"朝殺而暮犯」，未能觸及剝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僅憑濫殺以懲朋黨為奸，往往株連無辜，對臣民失去信任，其結果則是皇帝寵信宦官，為明朝宦官擅權干政局面的釀成種下禍根。但明朝有些規定至今仍不失為良法，如對貪官的懲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當代立法者去借鑒，筆者非常同意嚴法治貪的立法思想，否則，我國貪污腐敗之風實在難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現在對貪污腐敗施以重法，定會讓那些欲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年終要通過考核，否則，初犯罰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職敘用，若擅為更改，變亂成法，則要處斬。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執法，這在歷代律典中還是創造性的新篇，對現今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2004年胡錦濤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傳日上發表講話並親手組織憲法講座學習，無疑為我國全民普法帶了一個好頭。另外，明律規定，官員不體察民情，撫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眾反叛的，對官員要處斬，這種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輕的立法無疑對後世有積極的影響。明大浩頒行之後朱元璋強行」戶戶有此一本」，當時私塾學校把明大浩作為教材進行講解，明統治者把明大浩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減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則要被加罪或被誅殺，可見，明朝統治者為了推行明大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法律的普及意識，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清政府立憲舉措及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意義。
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此後，進行了一些預備立憲活動。一、設立咨議局和籌建資政院。二、制定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於1908年宣布立憲以九年為期。大綱的精義有：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主獨攬統治權；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的權利義務。清末欽定憲法大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憤，同時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三、《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則是在武昌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為了渡過危機而臨時炮製的"憲法」。其採用責任內閣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權，擴大了國會和總理的權力，但用君主立憲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統治地位，對人民民主權利隻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
認識晚清預備立憲的保守性和欺騙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正確看待它的積極意義：（1）加速了清朝的滅亡。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加速了它的覆滅。（2）清政府在實行"預備立憲」過程中，相應地對舊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它縮小了皇帝與國會之間的權力比例，調整和改造了君主專制制度，直接沖擊了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拉開了封建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的序幕。（3）預備立憲傳播了憲政知識，進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識分子，為我國近代憲政運動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

❽ 中國封建時期法律思想的發展應該分為幾個階段

古代正統法律思想依次經歷了秦漢的形成時期、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時期、隋唐的完善時期、宋明的僵化時期、明末清初的衰敗時期和清末的衰亡時期。

秦漢為君主集權制統一國家形成之時，法律制度也在草創、鞏固時期。古代正統法律思想亦處於探索、形成階段。秦王朝依法治國，諸事「皆有法式」。但秦朝僅存在了16年便夭折了。秦王朝的滅亡，給步其後而建的漢朝統治者以深刻的印象。漢初，統治者採用了雜糅以儒家為本，兼采眾家之長的古代正統法律思想。

魏晉南北朝是君主集權制的發展時期，法律制度在此時也得以充分發展。古代正統法律思想在此時亦處於發展階段。首先，此時律學的大發展，使禮律融合找到了理論根據。其次在實踐中，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被不斷地加入到律典中，納禮入律，禮律融合在實踐中也找到了結合方式。古代正統法律思想的內容由於禮律融合的日益密切而得到豐富。

隋唐是中國君主集權最為鼎盛時期。古代正統法律思想此時也日趨完善和成熟。古代正統法律思想成熟的標志是其理論的法典化。無論是隋《開皇律》，還是《唐律》及其《律疏》都充分體現了古代正統法律思想所強調的「三綱五常」的原則。禮與律在一部律典中得到充分的協調。.經五代十國過渡至宋代，君主集權制實質上開始走向衰敗。古代正統法律思想此時亦走向僵化。朱明理學家朱熹認為：「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 禮律融合至此演變為惟禮是從。禮被教條化，成為「萬世不易」之「理」。古代正統法律思想被推向至尊地位。

自宋之後，古代正統 法律思想便失去了其前期所具有的那種強大的融合力，內容不斷枯萎。至明末清初，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會經濟內部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之時，終於出現了早期啟蒙學者向正統思想發起挑戰。啟蒙學者的出現，敲響了古代正統法律思想的喪鍾。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君主集權制也逐漸被憲政、共和等制度取代，法律思想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清末的開明官員、太平天國運動的領袖、資產階級改良派、民主派等各方勢力都試圖引進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法律制度與思想，並逐步結合中國國情以之作為救亡圖存的武器。隨著在中國奉行了二千餘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瓦解，古代正統法律思想也就此衰亡，被新的法律思想所取代，這一新的法律思想雖然包括部分傳統法律思想的內容，但更大程度上來源於西方，尤其是大陸法系的法律思想。

❾ 漢朝法制指導思想的演變背景及過程

漢朝的法制指導思想的演變：第一時期：1. 時間：漢高祖高漢武帝即位之前的六十年間2. 法制指導思想：黃老的「無為而治」居統治地位，輔之以儒.法思想。3. 過程：為避免重踏秦二世滅亡之覆轍，以及鞏固統治.恢復和發展經濟的現實需要，加之深受一批鼓吹道家學說的大臣的影響，從劉邦到漢景帝的汗初統治者，奉行黃老學派的「清靜無為」思想，採取「輕搖薄賦」.「約法省刑」的「與民休息」政策，從而緩和社會矛盾，和恢復經濟發展。 在黃老思想指導下，汗初經由劉邦到文景帝的幾代君主的身體力行，以及蕭何.曹參等輔相的實現，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第二時期：1. 時間：自漢武帝起2. 法制指導思想：強化中央集權，以儒家思想為主，禮法並用。3. 過程：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至漢武帝在位時，中央政權日益鞏固，社會趨於穩定，整個社會逐漸形成大統一的局面。面臨新的社會形勢，漢朝統治者希望以一種擴展進去的積極政治學說取代汗初的「無為」黃老思想，化解社會矛盾，鞏固中央專制主義政權。 董仲舒應時改造儒家理論，儒家強調皇帝的權威，而董仲舒利用神權使這權威合法化。 董仲舒在法律方面，主張「大德而小刑」，德主刑輔。董仲舒的理論學說是在先秦儒家基礎上，吸收各家學說中有益成分的以儒法合流為特色的一種新的思想體系。 董仲舒注視主張的「德主刑輔」. 禮法結合的思想被漢武帝採納，並以此為核心，形成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影響了以後各朝代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