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儒家文化對依法治國的
① 現如今,儒家思想對我們的法制還有無意義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幾千年來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風俗、文化和國人的思維模式.法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進而在法制上表現了儒家的思維模式.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對立而產生,並始終伴隨著中國第一個封建集權國家--秦的建立、興盛和滅亡,秦的全部政治實踐、法制實踐都以法家思想為導向.隨著朝代的更替,法制的衍進,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逐漸由對立走向了融合,共同指導中華法制.本文擬從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特點出發,進行比較,旨在探索兩種思想的切合點及它們與中華封建法制的切合點,進而聯系現代法制建設,為現代法制建設提供參考.
儒家思想和現代法治盡管屬於兩種不同的社會控制理論,但它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仍然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經過適當的疏理、轉化,能夠成為支持中國法治的精神力量,至少是精神力量之一.
儒家法律思想的局限,1、禮、法、仁的矛盾:禮和仁是儒家學說中的兩個基本范疇。禮是社會規范，仁是眾德之總。它們作為儒家法律思想的兩塊基石，與法既相並存，同時又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具體而言，禮是差別性規則，而法是同一性規則。二者本來格格不入，但在傳統社會中卻和諧地並列著。《中庸》中說：「親親之殺，尊尊之等，禮所生也。蓋儒家之論差等，一曰親疏之別，一日貴賤之差，凡名物制度咸因此而生差別，是儒家以禮為法也。」孔子認為「仁者，愛人」，仁是講人的全體的，所有異於禽獸者不分階級、種族、貴賤、君子、小人，都是「人」。中國文化是把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人格自然平等，但是禮與仁的結合，敗壞了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平等幾乎殆盡，也使法的普遍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從談起。2．人情的泛濫:儒家法律思想強調禮治、德治，使法律充滿了人情味，卻失去了應有的威信。自孔子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說以來，儒家法律思想就蘊藏著私情與國法的沖突。人情就像腐蝕劑，大大敗壞了法。在人情的掩護下，官官相護，任人唯親，將家族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有法不依，成為情有可原之舉，法律在「人情網」中被扭曲了。3．群體取向的負效應:儒家法律思想將和諧作為最高價值目標。一方面，強調維護群體的秩序與和諧，和諧被視為不易真理。但是，一味求和往往促成表面和諧，一旦積壓的怨怒爆發，後果更無法收拾。另一方面，以群體的秩序為重，往往使弱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保障。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因為群體秩序常常掌握在強者手中，強者容易假群體和諧之名壓制與其發生爭執的弱者，並無所謂客觀的公共權力介入，法律威信難以確立，這也是民眾厭訟的根源之一。4．自由裁量的濫用:中國古代受《春秋》斷獄影響，司法、行政合一，司法判決常取決於儒家法律思想。傳統法律無「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思想，儒家倫理作為最高原則，與法律無異，「尊德禮而卑刑罰」，這種審判上的自由裁定主義伸縮性極大。
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內核,1．寬民惠民的重民思想:儒家主張「為政以德」的德治，「德」指的是「德政」或「仁政」，含有寬惠愛民之意，強調了「順民」、「利民」的要求，是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儒家之所以具有重民思想，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儒家比較重視民心的向背，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關鍵所在；另一方面在於已認識到民眾是統治者的財用之源，「無野人，莫養君子」。基於這樣的認識，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貴君輕說；荀子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以民為本」，儒家法律思想這一精髓在今天仍有積極意義。所謂依法治國，就是要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來治理國家，立法必須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對於穩定民心，興邦治國，具有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2.注重教化的教育預防思想:儒家把對民進行道德教育稱為「教化」，通過教育，化外在的「他律」為內在之「自律」，是儒家德治內容的重要方面。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視道德教化，指出「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當然，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內容不外是封建的禮教或德教，這些內容只要我們根據當前我國社會道德的實踐，賦予新的意義，加強對人民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對於提高我國人民的道德水準，穩定社會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禮法互補，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相結合的思想:儒家雖然重視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從不否定法與刑的必要性。如孔子在強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同時，仍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並提倡君子既要「懷德」，又要「懷刑」。懷是注重之意，可見他視德與刑為政治的兩手，二者都要注重。儒家禮法互補、綜合為治的主張，實際上揭示了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的關系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互為補充，從而有效地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禮法互補、綜合為治，儒家法律思想中的這一合理因素，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仍有十分重要的啟示，要實現依法治國，一方面要加強法制建設，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強新時期的道德建設，使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同步進行，協調發展。4．「身正令行」，強調加強為政者自身建設的思想:儒家主張「為政在人」的人治，他們已認識到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法制的貫徹離不開人。如荀子說：「法不能獨立」，是說法律是要由人制定出來的。孟軻進一步說：「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要靠人來貫徹實施的，否則，「雖有良法，不得人而用之，亦屬無效」。儒家要求為政者不僅要品德高尚，同時還要具有治國馭民之才，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儒家人治思想中強調加強為政者自身建設這一合理因素，對我們依法治國，建設一支具有高素質的執法隊伍具有啟迪的意義，當然，所謂素養高，即指不僅要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和道德素質，還要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更要有較高的業務素質。
儒家法律思想對現代法制的影響,1．傳統的歷史性決定了儒家法律思想的傳承性:一個國家的傳統作為活生生的思想存在的現實土壤，是不可能被輕易割裂的。法國哲學家丹納曾說過：「你們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從它們的出生到現在逐一考察……在最初祖先身上顯露的心情與本質，在最後的子孫身上照樣出現，這便是原始的花崗岩，壽命與民族一樣長久，那是一個底層，讓以後的時代把以後的岩層鋪上去。」也就是說，傳統「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過去，同時還是個歷史地存在的現在。因此，我們不但可以在以往的歷史中追尋傳統，而且可以在當下生活的折射里發現傳統」。傳統它紮根於社會生活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儒家法律思想歷經2000多年的發展，在中國形成了深厚的歷史積淀。今天，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仍能感受到儒家法律思想的氣息，感受到儒家法律思想內在的秩序規范仍在某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內核鑄就了其現代法制價值: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歷史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是適應特定的歷史需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會的特徵，反映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帶有一定的消極因素，與現代社會的要求相沖突。但是，並不能因此而抹殺儒家法律思想中所蘊含的合理內核。比如，將法律與人、自然、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強調法律與倫理道德的結合，懲罰與教育的互補，保持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等等，這些對於社會的統一與穩定以及環境保護立法與自然資源立法無疑具有不可忽視的內在價值。而且，對於儒家法律思想的內在精神氣質和品格——「仁」，其蘊含著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反映了對人的重視和關注。一位美國學者就曾這樣評價：「中華帝國的法律比起同時代的西方法律來，更人道，更理智。」在我國目前的法律中，應該重視這一思想理念，這樣才更人性化，更體現對人的關懷。
我們知道西方法律自身也存在其不足，而我們傳統的儒家法律思想也並非一無是處。儒家法律思想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深厚的歷史積淀，富有豐厚的歷史底蘊，並且傳承下來，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因此，在中國進行法制建設，對於儒家法律思想，我們必須糾正以前「一棒子打死」的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重新審視，辯證地來看待這一問題。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與沖突中發展，適應著時代發展的要求。正因為此，對儒家法律思想進行研究，對於我們當前的法制建設是很有價值的。
② 請問誰能幫我回答下「儒家思想對依法治國的意義」
儒法之比較及其現代意義
-------------------------------------------------------------- 摘要：縱觀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學說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從其影響力來說，儒法兩家是足具影響力的學派。可以說，中國傳統法制乃在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不斷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對當代依法治國和以人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響。
一、儒家思想概說②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二、古代意義之法治③
可以說，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④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
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所以說「禮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
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②
三、現代意義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法治」的含義和今天我們所倡言的「法治」的含義是有很大差別的。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麼什麼是法治？ 法治起源於西方社會，在西人亞里士多德看來，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這一簡約的概括樸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法治要以良法為基礎。為此，他確立了一些立法原則。那麼，什麼是良法呢？尤其是從現代角度審視，我們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樣的呢？ 法自君出不會是良法；行刑重輕，法峻刑嚴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須體現社會全體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會每一成員的理性意願，保障每一成員的人權，它是全社會每一成員共同參與並簽訂的公共契約。人們違反它就是違背了自己的承諾，要承擔「違約責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會之法律本身應是人民共同意願的提煉，而不只是反映某個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則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只是賦予某些人特權。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義、自由和權利， 限制權力，法治亦是這些基本的民主原則的具體體現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礎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場都是率先在西方社會生長並成熟完善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制建設上也引進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進與移植遠不像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改進那麼簡單。被移植的法律的規范制約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於一定的文化基礎，有賴於植入地人文資源是否蘊含法治基因，有賴於植入地植被對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現象同樣適用於人文世界。「法治的現代化並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還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還必須對自己的傳統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和處理。」民主與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徵，是西方價值觀念的載體，那麼，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於中國厚實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承接和轉化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缺乏「法治」的歷史傳統，即在社會秩序和規范中，「法治」始終未佔主導地位，這就必然給中國當代建立「法治」社會秩序帶來困難。
四、借鑒和啟示
雖然今天所倡導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幾乎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認同的。二千多年前他們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具有客觀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於法」是對法的平等適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他們主張公布成文法，法應清晰、簡明，具有統一性和穩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等。①法家思想的這些積極方面都是值得學習和借鑒，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是有利的。
同時我們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壓制議論和專制王權的方式，與民主與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們今天要的法治。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及專制王權，使得人們觀念中缺乏法治的觀念。今天中國提倡依法治國，實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實不在於用法條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質，增強人的法治意識，灌輸自由意識、平等的觀念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如果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質低， 即使有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會因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虛設。所以，「人」仍然是關鍵。在古希臘傳統文化中，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與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憲政體等道德理想聯系在一起的。「法律與人性的關系，法律與權力的關系，也都是從城邦的『善』來闡釋的，從而使法治觀具有一種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為更高層次的理想觀念品格。如果僅僅在法律層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層，不探討法律的價值基礎和價值根源，無以最終確立法治觀。」②權力從屬於法律，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則國家就會喪失其真正的本質和特徵。西塞羅有句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西方人的這些傳統告訴我們，他們的「法治」傳統與我們的「德治」傳統同樣古老而長久。中國人選擇了（這里的選擇並非主觀意志）「德治」為其根本，並影響至今，建立「法治」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選擇了「法治」為其根本，也影響至今。但無論以何為根本，都沒有離開「人」這個根本的價值主體。這實際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因此，提高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法治」素養和「德治」素養，是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最根本的任務，也是我們要達到法治目標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華，去其糟泊，才能為今天的法治建設指引一條寬廣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多弼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作為瑞典人，我必須承認儒家經典著作當中，到現在只有《論語》被翻譯成瑞典文。這是我這一代瑞典漢學家應該填補的空白。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麼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③ 儒家，墨家思想對我國法律思想的影響
墨家法律觀的核心價值
墨子，活動時間大約在公元前479年~前381年，另一種說法是在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左右。墨家是先秦時期最早反對儒家的一個學派，同時也是戰國初期代表小生產者利益和唯一一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學派。創始人是墨翟。墨家著作僅存《墨子》一書，是研究墨家思想的重要材料。相傳墨子原為宋國人。在公元前5世紀初，據相關考證可能是出出生在一個以木工為謀生手段的手工業者家庭，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後長期住在魯國。由於當時技藝世襲的傳統，因此從小就承襲了木匠製作技術，並由於他的聰明巧思，使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師和傑出的機械製造家，為他後來的社會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曾學習儒術，因不滿「禮」之煩瑣而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墨子一生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廣收弟子，積極宣揚自己的學說；二是不遺餘力地反對兼並戰爭。成語「墨守成規」反映的就是墨子反對兼並戰爭的事例。據說楚王曾計劃攻宋，墨子前往勸說楚王，並在與公輸般的模擬攻防中取得勝利。楚王只得退兵。作為墨家學派創始人的墨子，其法律觀主要集中在十項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基本點。
墨子主張「以天為法」的「天志」法律觀。其在《法儀篇》中強調以「交相利」為內容的「天志」，乃至於天之的權力都要受到「天義」限制。墨子認為在現實的禮法之上有一個有意志、有權威的「天」。其最公正無私，平等的對待每一個人並且毫無偏袒。任何人都要接受天的監督，服從其制裁；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僅決定自然界星辰、四時、寒暑等的運動變化，還對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愛民之厚"[ 《墨子·天志》]，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天志」是衡量天下萬物乃至人們言行的唯一標准。一切國家制度都應依「天志」而成。天志與法律的關系是源與流，體與用的關系。它是法律的來源與基礎，同時也確定了「國王之上還有法律」的法學理念。
尚同，尚賢思想是墨子在有關於國家行政政治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方面的核心理念。尚同是一種強調統一的政治管理方法。要保證中央權力的絕對領導，並逐級的建立起一個從中央至地方的有效管理體制，才能實現國家統一和統治者權力約束的目的。墨子一方面，通過「天志」的至高無上之「義」來約束天子，防止獨斷專行。同時認為下一級人有權對上一級統治者進行監督和提出建議。另一方面，在戰國特定的動盪歷史條件下，通過 「天」來反映人民對穩定統一的嚮往和呼聲。而尚賢制度主要討論的是國家官員派任和優秀人才的選用，其體現的核心價值在於打破傳統宗法貴族的世襲，實現人才的「唯才是舉」。墨子認為，如果不能 「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智辯彗之人，立以為天子，立以為三公、萬國諸侯，以至左右將軍、大夫和鄉里之長。」否則「天災尤未止也」。[ 《墨子·尚賢》]只要是有才之人，哪怕是平民，都能參與國家的政治運行，合理的分享國家權力。
巨子制度是極具典型墨家色彩的獨特製度。這是一個有嚴格組織和嚴格紀律的團體，其成員叫「墨者」，他們大多為自耕農和手工業者中的知識分子。多數成員出身小生產者，特別是小手工業者，經常過著極端刻苦的生活，節儉自勵；一般又都有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自我犧牲精神，被儒家罵為「役夫之道」。 墨家將 「墨家之法」定為紀律，以「兼愛」和「非攻」為基本精神，以「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為主要原則。「墨家之法」還規定：墨家弟子如果到其他諸侯國做官，應當將其所得俸祿的一部分貢獻給墨家團體；弟子在外必須宣傳墨家學說，遵守墨家紀律，如果背棄墨家基本精神，墨家領袖有權隨時把他招回。這種墨家之法與當今社會團體章程有諸多相似之處。
墨子認為，社會的動盪和頻繁的戰亂源於人們彼此不相愛，同時他發現「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故而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政治主張。最早提出了維護勞動者基本生存權的法律准則。與此同時，「兼相愛」還包含著一種樸素的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並藉助兼愛理論闡述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政治主張。墨子主張：「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墨子·法儀》]
針對人民在戰亂中痛苦不堪的狀況，墨子又提出了「交相利」的和諧共處觀念。這一思想主要是反對新興封建主為了爭奪土地和財富而相互頻繁發動戰爭，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和諧共處，通過相互交往從而相互得利。這與當代求和平謀發展的理念不謀而合。
墨子死後，墨家學派分化成三派，亦稱「三墨」。《韓非子·顯學》說:「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秦漢以後，墨學本身日漸式微，幾乎成為「絕學」。但墨學的許多珍貴思想，卻為儒、法各家所吸收，融進了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華夏傳統文化之中。
儒家法律觀的核心價值
西周以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張和學說雖然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都是日趨重視人、重視人事。對天命鬼神雖然仍有重視，但作為統治手段不再像以往那樣重要。所以，無論前驅階段的「禮治」、「法治」，以至老子的「無為而治」，無不是從人事角度，即都是從加強對人的統治著眼的。孔子在《禮記·中庸》中論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強調的就是人對於政治生活的重要意義。 孔子則更進一步把人的地位、人的活動、人與人間的關系，強調到前所未有的階段。他把德提高到包括仁、禮、忠、孝、智、勇、信等一整套社會倫理道德的理論體系，並使之與政刑緊密結合又高於政刑的治國方略。在這一理論體系中德是一個總括，仁、禮、忠、孝等則是德的內容和體現。 具體而言，儒家法律觀包括以下幾個內容：
首先，禮是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如同孔子對仁的態度一樣。孔子也十分重視「禮」的功用與作用。孔子之 「仁」與「禮」學說共同構成了其人道思想的兩條主要脈絡。西周未年以來，禮治遭到破壞，「禮崩樂壞」，要挽救「禮治」，就要求統治階級成員確定以身作則按周禮行事，以周禮來約束自己，這樣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論語•子路》）]在管理方面，則主張「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論語•憲問》）]孔子認為禮治的關鍵在於「正名」。要實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顏淵》）]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正名」在現代多解釋為端正名份，或名物相符。 「正名」指向應有兩個，一個要「正」的「名」。首先是倫理的，即正倫理規范，如仁義之名。另一個要「正」的「名」，才是政治的，即政治規則，如天子、諸侯、陪臣、庶民的行為規范（禮），使君臣父子各居其位各符其名各行其事。季康子問政，孔子也說：「政者正也。」孔子也認為應該對周禮有所揚棄，於是提出 「舉賢才」以擴大選拔統治人才的范圍，主張實行德治教化和政令刑罰相結合，主張對民「齊之以禮」， 使禮下到庶人，以及提出「仁」作為禮的基礎和內容，使已經流於形式的禮重新發揮作用等都是孔子對禮治的修正、補充和發展。其次，儒家提倡德治。 子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孔子主張德治，把禮讓和正名作為實行德治的具體辦法，只要對勞動者實行寬惠，也是實行德政的表現。德政既包括經濟上實行惠民政策，也包括政治上對民寬刑罰而重教化。經濟上需要惠民，使人民豐足。反對統治者無節制地剝削人民，認為過分的剝削會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國有家者」的大患。政治需要上寬民，即反對實行「不教而殺」的純任刑罰的苛政，認為德化禮教能禁止犯罪於末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德」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統治者要推行輕徭薄賦，省法輕刑，寬惠使民的政策，二是為人民樹立道德榜樣，啟發民眾的心理自覺。「齊之以禮」也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統治者通過遵守禮法從而感化和影響群眾；二是所有的人都應該用禮來規范自己，用禮來約束道德。這樣，德化與孔教的結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並不否認刑罰的作用，他視重德與刑為為政治德兩手，兩手都要重視。他認為政治寬厚百姓就會怠慢，怠慢了就要用嚴厲後來糾正；政治嚴歷百姓就會受傷殘，傷殘了就要用寬厚的政策。孔子認為犯罪可以通過德化和教化來預防，罪犯可以通過仁德和禮義來教化。教化與刑罰相比，首先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其次教化可以預防犯罪，再次犯罪之後，教化可以讓罪犯良心發現，從而達到「以德去刑」的目的。這與現代刑法理論中利用道德教育達到預防犯罪的思想異曲同工。
第三，儒家主張「人治」。孔子和孟子從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入手，認為政治就是道德的擴大，因此注重並強調執政者在治國中的決定作用，認為「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政息」。「人治」實際上是「禮治」和「德治」所派生出來的，並且以「禮治」和「德治」為其主要內容。這是因為：宗法等級是「禮治」的原則和特徵，級別愈高，特權越大，權力越大，則統治者的個人作用越大，所以「禮治」必然導出「人治」。同時，統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夠使人「心悅誠服」而且「德治」必須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實行（真正的實行），所以「德治」必然導致「人治」。孔子主張「聖賢決定禮法」。孔子說：「禮樂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祀作樂，才有立法的權力。」因此，天子維護著國家的命運，既一言興邦，一言廢國。」當魯哀公問政時，孔子回答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為政在人。因此，孔子主張天子要用其德行來維系國家的生存。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認為在用人上要親貴又要讓非貴族出身的賢才直接參與政事。提倡「近不失親，」「遠不失舉」的原則選賢納才。
孔子的倫理道德體系，寬猛相濟，一張一弛、文武並用的統治方法，德刑相輔，刑罰適中，先教後誅的法治思想是完全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的需要的。孔子的法制思想占據歷史舞台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之久。
現代法學視野下墨家儒家法律觀的揚棄
當代法學的特點是法律追求秩序、平等、人權、自由、效率和正義，在現代法學視野下審視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墨家儒家法律思想，無疑對今天社會具有積極意義。我們社會當下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兩個突出問題，即道德的普遍缺失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只有正確認識傳統學說中的積極因素，辨別消極不利的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去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在墨子的思想中，社會的和諧穩定是最為重要的價值核心。，盡管當前社會狀況與戰國時期的社會狀況有著很大不同，但是穩定仍然是我們社會和諧發展所必需的至關重要的條件。我們國家建設的頭等大事仍然是要保證社會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在當今提倡建立科學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大背景下，墨子提出的節用、節葬觀點，反對鋪張浪費和保護環境資源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墨子在尚同篇中就說「上同而不下比」就是說要為大家的共同利益著想，而不能為小集團的利益損害公共利益。墨子時代氏族經濟的生產力逐步發展，共同財富增長也助長了小集團的貪欲，為了醫治這種思想墨子提出了上同的主張，如果大家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墨子的尚同其實就是大家都以公共利益為重從而保障個人利益。
儒家的加強道德教化力量的思想，對當前社會上普遍道德感缺失無疑具有積極意義。當今社會是法治社會，強調的是法對國家的治理，但是社會的調整光靠法律時無法實現的，正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許多青少年犯罪和重大經濟性犯罪都不是簡單的法律漏洞所導致的，而是道德的缺失造成了守法意識的淡薄。
然而即便是被並稱為先秦兩大「顯學」的墨家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若干消極因素。拿墨學為例，墨家在反對儒家敬祖觀點是，仍然堅持天志明鬼。宣揚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僅決定自然界星辰、四時、寒暑等的運動變化，還對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對於鬼神,墨子不僅堅信其有,而且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也會賞善罰暴。這樣的法律觀顯然與現代法律思想觀念不符合墨子的「非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人民熱愛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精神。但他們的「非攻」思想也有一定的問題：第一，不懂得戰爭產生的社會階級根源，而只是歸罪於人與人之間不相愛；第二，沒有看到戰爭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第三，沒有看到在當時的歷史時期，中國的統一隻有通過兼並戰爭才能實現。同時，一味的提倡國家與國家之間無條件的互親互愛，而不以國際法和國際習慣以及利益平衡為法則，也是與當今國際交往規則相違背的。
儒家學說在經過千年傳承後，雖然在今天作為中華文化傳播的主推手，但是也同樣存在著若幹缺陷。首先儒家文化在經歷了千年「一家獨大」的優厚地位後，無法擺脫僵化的命運，特別在以「親親」「尊尊」的禮制思想極端化以後，「三綱五常」的思想和等級差別已經不適合當今「由身份到契約」的時代了。其次，盡管墨家思想在漢朝後取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地位，其自身也在對道家，佛教的思想保持著兼收並蓄的態度，但是其自身並不能完全代表中華文化的全部特點。對許多墨家思想仍然保持著抵觸態度，而這些墨家思想往往與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特點相切合。第三，人治和德治的思想中盡管具有某些政府管理的積極因素，比如說要加強領導個人素養，強調社會治理中不能缺乏道德介入。但是總的來說，還是與現代社會法治理念中依法治理存在著沖突。現代社會法治追求的最高目的是自由，其實現方式是通過效率和公平，單純的精英政治和道德教育不能解決我們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結論，在當今經濟發展迅速和矛盾需求日益多元化、復雜化的今天，不論是墨學還是儒學，其觀點都不能拿來以偏概全的認定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墨學盡管其許多觀點和看法被認為與現今社會有極大切合，但是仍然存在著缺陷。儒家學說盡管作為千年正統觀念需要傳承，但是也必須認清其中許多不合時宜的內容並不能完全代表中華文化。我們可以發現，在我們對傳統理論進行分析的過程，就是一個對傳統理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升華過程。研究比較墨學儒學法律思想，就是探求法學基本規律和基本脈絡，探求和諧社會發展本質要求的重大意義所在。
④ 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儒家，法家和道家各有不同的主張。簡述三家的主張並說這些主張對我們治理國家有何啟
樓主提的問題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這里簡要介紹一下吧
1、儒家：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仁政」，重視倫常關系。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
儒家經典形成於孔子時代，但是不同時代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奉儒學為官學的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被民國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文化最大限度的沖擊，不過在歷經多種沖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鏟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2、法家：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依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3、道家：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提倡無為而治。
道家哲學首先擺脫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道家重視人性的自由與解放。解放 一方面是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 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道家從維護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在經濟理論、社會實踐方面創立了「人本」的思想觀點，主張通過維護每個人的個人利益來達到社會的和諧繁榮，道家尖銳批判了以天下為根本的政治觀點，認為這是「悉天下奉一身」的罪惡表現，在社會制度上主張以維護私有制的利益促進社會的「大同」，這跟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以私有護私有有所不一樣，道家的觀點是以私有來促公有。道家主張不損害個人利益，也不能侵犯個人利益，只要每一個人的利益得到應有保障，每一個人的個人利益不受到侵犯，甚至包括自然界的動物植物的利益不受侵犯，把不受侵犯的個人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會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每個人的利益得到了保護，整個國家才能是真正的繁榮。道家的這種思想對今天的政治經濟發展起到了卓越的作用。
⑤ 中國歷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於先秦儒家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張:「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張晉藩先生曾撰書稱，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國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
以法治國，是國家管理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華。
管仲對以法治國的作用表現出了極大的信心，認為實行以法治國可以有效地統一政令，無論施政、威下，都不過是「舉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國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變動的時代產物，也是法家在總結治國理政經驗基礎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體現。
春秋時期，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帶動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原有的土地國有制度逐漸為新開墾的私田所取代。生產關系的變化也使得整個上層建築都發生了劇變，曾經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國之間纂弒不絕。
孟子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周初設計的維護等級秩序的禮制受到破壞，諸侯之間僭號稱王、僭號稱公層出不窮。
在不斷發生的大侵小、眾暴寡的戰爭中，一些國家被兼並了。如，周初分封時，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見於年表者僅魯、蔡、曹、衛、晉、鄭、齊、楚、宋、杞、陳、吳、邾、莒、許、小邾等十餘國而已。
擁有實力的諸侯國紛起爭雄稱霸，先是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其後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在禮樂失序的社會劇烈變動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著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營造理想的國家治理環境。
儒家創始人孔子懷念周初的禮樂文化，提出「克己復禮為仁」。而此時的「仁」，已經由「仁者愛人」發展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過「為政以德」，達到「天下歸仁」的終極目標。
與儒學並稱「顯學」的法家學派提出法治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以法為治的國家制度，由國家制定成文法，設置於官府，公之於百姓；君主以法作為管理國家、控馭臣僚百姓的手段；實行重刑主義，以刑輔政，以刑去刑；通過貴賤上下皆從法，實現立公廢私的功用
⑥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6)傳統儒家文化對依法治國的擴展閱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⑦ 今天我國倡導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對於以德治國，我們可以從儒家傳統文化中吸取哪些有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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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題主要考查對儒家思想主張的理解。「仁」的思想，要求人們相互愛護，融洽相處；要求統治者以德治民，愛惜民力，取信於民，這正是當今「以德治國」需要吸取的；民本思想包含在「仁」的學說中，「有教無類」是教育思想，「天人感應」是封建迷信，故排除A、C、D三項。
⑧ 儒家的主要治國思想是什麼
1.中國自古就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此話雖然有些誇大，但也說明了治國之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容， 儒家禮治即以禮治國的主張，也就是施仁政，以德治國。總的來說儒家的治國思想有德治、仁治、禮治、孝治等，注重以德感化人，講究人的內在修為
2.現在我們講的是依法治國，如今，我們在實行以法治國的同時，如果大力推行以德治國，那麼其適用後所產生的結果也會是截然相反的。因為中國是一個注重倫理道德的國家。但伴隨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傳統倫理道德發生了劇烈了嬗變。過，傳統道德在20世紀下半葉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轉型的過程中，失去了進行自身調適的可能性，出現了道德"失范"，面臨自身綿延的危機。道德立國已不可能。在當今社會，只有在法律治理不了的條件下或者在法律無法及時約束的情況下，道德才能發揮一定的彌補作用。 當然，社會從來就不是靠法律自身就可以單槍匹馬所能解決了的，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也完全離不開良心道德的支持和輔助。
⑨ 關於儒家思想與治國之道的問題
儒家主要核心的是以德治國，法家的主要核心為依法治國
⑩ 儒家法律思想與現代法治思想的沖突
（一）儒家法律思想「禮治」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儒家「禮治」思想一直以維護宗法血緣關系為紐帶，強調「親親尊尊」等級有序，人們都必須遵守這種封建禮儀的家族式文化，強調國家本位，君主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封建官僚和權貴都有著特殊的地位，更甚至是穿、行、住都要有嚴格的制度，始終貫穿「朕即國家」的思想，樹立封建等級權威，忽視社會底層人民的權力，法律成了少部分人維護自己利益的一種工具。在法律的效力上，儒家法律思想主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制定出了「八辟」、「八議」，「准五服以制禮」等規章制度，因為主體不同而有相異的刑罰尺度，明顯的凸顯了社會階層刑罰定罪和量刑的偏差，忽視了社會的平等正義，蘊藏著私情與國家利益的沖突。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我們強調「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須對其實施的行為負責，法律是保護全國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目標。由此可見，儒家法律思想的目的、貴賤尊卑等等級觀念，公權力和私權力的不平衡，追究刑事責任因人而異的評判標准，完全與現代社會法治理念脫節，與時代相悖。
（二）儒家法律思想「德治」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在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中，儒家法律思想的「德治」理念貫穿始終。首先儒家學者都提倡 「德主刑輔」 、「明德慎罰」的觀點，孔子認為只要」通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把對民的道德教化擺在第一位，就可以很好的拯救一個人，更好的治理社會。這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他們過分強調「德治」的作用，忽視刑罰的效果，與中國現代法治理念的把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觀點是相沖突的，過分偏重道德的重要性必然帶來的不利效果；其次儒家法律思想中「道德」主要源於封建之「禮」，要求人們的行為准則是人的心理合於禮，與禮相符才能與法律相同，違反禮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謂：「出禮入刑」即是如此。傳統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現代法治理念中的「德」不再是以封建之「禮」為核心的，其雖然吸收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卻與古代中「德」的內涵相差甚遠；第三，傳統儒家法律思想治理國家更多是以「道德」去衡量是非的，可道德又沒有一個很確切的行為規則，判罰者有過量的自由裁量權，從而為徇私枉法找到更多合理的理由。在現代法治社會，法律作為國家明文規定的一種強制行為規范，是司法過程中的唯一標准，這就要求我們「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我們只有在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中作出決策，才能使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與平等，才能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邁進新的一步；最後，為緩和階級矛盾，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也重視和諧，但從深層次的探究，一方面，其和諧往往只是促成表面的和諧，一旦爆發矛盾，便不可調和，另一方面，由於群體的趨向效應，弱勢群體在所謂的和諧中得不到合法權益的保護，儒家思想提倡的「無訟」思想更是赤裸裸的表現出了法律是強者的法律，國家維護的是強者的利益。現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由於人民的角色發生變化，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其「德」之「和諧」，是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切實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之和諧。
（三）儒家法律思想「人治」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人治」主張在國家的治理中，人的因素至關重要，聖賢是法的制定者，皇帝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認為，國家治理關鍵在於統治者的道德文化，而不在於法律的完善程度，孔子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孟子雲：「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惡與眾也。」荀子亦雲：「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這些都過分的誇大了立法者和執法者的作用，忽視了法律制度的建設與完善。使法律在更多的時候不是權益保護的工具，而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而實施鎮壓的一種工具。在現代現代法治思想中則是主張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提倡憲法法律至上，注重司法具體實踐中要符合人類的理性，體現公平正義和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注重權力的制衡，法律是所有人遵守的行為規范，是維護自身權益的有效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