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相限制立法權
① 立法法關於地方立法權的禁止性規定有哪些
「立法法確立了我國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在近日舉辦的中國法學會立法學年會上，天津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高紹林表示，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使法律制度既能統一，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運用法律手段促進各地方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應進一步加強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是構成國家整個立法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經濟特區立法構成。
從我國地方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歷史變化情況看，經歷了從立法權分散，到集中立法，再到適當分權的過程。二十多年的地方立法實踐充分證明了在立法權上保證國家統一行使的前提下，給地方以適當分權的必要性。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地方立法空間不可避免地受到擠壓，地方立法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地方立法許可權問題。」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社會行政法規處處長何曉明坦言，在立法法修改時，進一步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
何曉明指出，地方立法許可權問題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國家立法對地方立法許可權有所收緊，特別明顯的表現是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這三部行政法對地方立法權的限制；第二個層面是地方立法主體之間的許可權劃分問題，包括地方人大與其常委會立法許可權的劃分，地方性法規與政府規章的許可權劃分，省級人大與較大市人大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等。
② 法治的實體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別是什麼
法治的實現條件有三:一是"精神要件",法治國家是需要一些觀念和精神來支撐的;二是"實體要件",實體要件就是基本的制度和基本的治國原則;三是"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就是實現制度的時候所需要的各種技術和支撐。
③ 形式的罪行法定與實質的罪行法定的區別發生沖突嗎
摘要 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面，正是為了尋求刑法的實質合理性。要求刑法的明確性，是因為含混的刑法必然導致司法機關擴大處罰范圍;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是為了防止立法者過度地侵害國民的自由;禁止殘虐的刑罰，是為了防止立法者過度地侵害犯罪人的自由;禁止不均衡的刑法是為了實現公正、平等。
④ 中國的法律現狀如何
我想稍微懂點法律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法律不少，但是真正實施的卻不多回，實施起來取得了好的效答果的更不多。中國的立法立了很多，但是實際操作中卻被省掉了不少。 我國的法學界就不多談，現在的法學界分為幾大派系，相互爭斗、相互拍磚，彼此之間都在明爭暗鬥。從現在的國家司法體系來看，著實不大完善，最高院在違背憲法行使著變相的立法權（本應該是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常委會）在具體的案件中，法官們的自由裁量權太大，限制性規定太少，現在我國採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兼和的法官制度，有的本有告知義務的卻沒有法律硬性規定告知，本不能追問的卻在審判中咄咄逼人，這必然造成司法的不統一，影響司法的進程，真需要改進，我國的法治社會開始了很多年了，但是取得的成就卻不是很多，為什麼呢？現在的人民還不理解法律，還在比傳統的觀念支配著「殺人償命」還是社會的的主流觀點，認為私力救濟比公力救濟更有效，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那樣的後果。 我們的法律現狀不容樂觀，現在的法學專業就業在中國倒數第二，這真是很嚴重的問題『中國的法律進程還得慢慢走下去。 以上觀點僅代表個人，絕無挑起爭議之意圖，望讀者慎重。
⑤ 罪刑法定原則,限制了司法權、行政權、立法權中的哪幾項權力
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稱三權分治，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三權分立制度就是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別由三個機關獨立行使，並相互制衡的制度。以美國為例，行政權指政府，立法權指國會的上下議院制度，司法權指法院。三權分立很好的實行了「憲政」的主旨思想，實現了依憲治國的目的，三權分立制度在反對封建勢力復辟、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斗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三權分立制度為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用，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機關組織與活動的基本制度。但因各國國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在政治體制上根本否定並排斥三權分立制度，堅持實行民主集中制和議行合一制。
立法權：國家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的權力。立法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制定和修改憲法的權力；第二類是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權力。一方面，立法機關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法規、條例、決議和命令等，它們都具有法律規范的性質。
司法權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通過開展依其法定職權和一定程序，由審判的形式將相關法律適用於具體案件的專門化活動而享有的權力。通說認為，人們提到的「司法權」多指狹義司法權，即雖包括檢察權在內、但卻明顯偏重於審判權，或僅僅指審判權（即以法院為相應機關）而言。
行政權是依照法律規定，組織和管理公共事務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力，行政權是由國家憲法，法律賦予或認可的，國家行政機關執行法律規范，對公共事務實施行政管理活動的權力，是國家政權和社會治理權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立法權，司法權包括審判權和檢察權。根據我國憲法規定，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存在實行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土壤。
⑥ 國王無權廢止法律是指限制立法權還是司法權
是立法權。
立法權不僅體現在法律的確立，還有法律的廢除。我國人大的司法解釋，也是立法。
⑦ 現行憲法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權是如何規定的
《憲法》說得比較籠統，《立法法》才是規定立法權的專門法律。我都給你摘錄一些吧，法律條文有點多，如果你不願看，可以就某一具體事項問我。
《憲法》
第六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四）解釋法律；
《立法法》
第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第八條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徵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十）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一）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第九條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
第十一條授權立法事項，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及時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後，相應立法事項的授權終止。
第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
第二十六條委員長會議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如果委員長會議認為法律案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可以建議提案人修改完善後再向常務委員會提出。
第二十七條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不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應當向常務委員會會議報告或者向提案人說明。
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二十八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況外，應當在會議舉行的七日前將法律草案發給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
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列席會議。
第二十九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應當經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決。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一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的說明，由分組會議進行初步審議。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二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匯報，由分組會議進一步審議。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三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由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修改稿進行審議。
常務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根據需要，可以召開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對法律草案中的主要問題進行討論。
第三十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調整事項較為單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即交付表決。
第三十一條常務委員會分組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提案人應當派人聽取意見，回答詢問。
常務委員會分組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根據小組的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應當派人介紹情況。
第三十二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印發常務委員會會議。
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可以邀請其他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十三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對法律案進行統一審議，提出修改情況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對重要的不同意見應當在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對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沒有採納的，應當向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反饋。
法律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十四條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召開全體會議審議，根據需要，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派有關負責人說明情況。
第三十五條專門委員會之間對法律草案的重要問題意見不一致時，應當向委員長會議報告。
第三十六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法律案有關問題專業性較強，需要進行可行性評價的，應當召開論證會，聽取有關專家、部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方面的意見。論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需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將法律草案發送相關領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及有關部門、組織和專家徵求意見。
第三十七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在常務委員會會議後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但是經委員長會議決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的時間一般不少於三十日。徵求意見的情況應當向社會通報。
第三十八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收集整理分組審議的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見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分送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並根據需要，印發常務委員會會議。
第三十九條擬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員會提出審議結果報告前，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規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時機、法律實施的社會效果和可能出現的問題等進行評估。評估情況由法律委員會在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
第四十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決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應當說明理由，經委員長會議同意，並向常務委員會報告，對該法律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四十一條法律草案修改稿經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決稿，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前，委員長會議根據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情況，可以決定將個別意見分歧較大的重要條款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單獨表決。
單獨表決的條款經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後，委員長會議根據單獨表決的情況，可以決定將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表決，也可以決定暫不付表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第四十二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問題存在較大意見分歧擱置審議滿兩年的，或者因暫不付表決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審議的，由委員長會議向常務委員會報告，該法律案終止審議。
第四十三條對多部法律中涉及同類事項的個別條款進行修改，一並提出法律案的，經委員長會議決定，可以合並表決，也可以分別表決。
第四十四條常務委員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四節 法律解釋
第四十五條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第四十六條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
第四十七條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研究擬訂法律解釋草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
第四十八條法律解釋草案經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審議、修改，提出法律解釋草案表決稿。
第四十九條法律解釋草案表決稿由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由常務委員會發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⑧ 什麼是立法權，什麼是決定權
談到立法權，首先要知道什麼是立法。「立法」一詞早見於我國古代典籍《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律書》和《漢書·刑法志》，但我國古代典籍中所說的立法不同於近現代立法一詞的含義，它主要指製法設刑。《漢書·刑法志》說：「聖人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史記·律書》中說 ：「王者制事立法」。
國外學者對立法的解釋也有所不同。美國《大網路全書》認為「立法是指國家機關為了規范社會行為，而制定法律規范的活動。」《牛津法律指南》對立法的定義是「立法通常指有權的個人或由法律確認的機關有意識地制定或改變法律的過程，是一種意志的表達。」《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立法「指通過具有特別法律制度賦予的有效地公布法律的權力和權威的人或機構的意志制定或修改法律的過程。」日本末川博所編《全訂法字詞典》則解釋為：「立法，是與行政、司法相對應的概念。從形式意義上講，不論法律名稱如何，是指制定一般抽象的法規的工作。」
中國法學界目前對立法概念的解釋不下十餘種，其中最普遍的有所謂廣義立法、狹義立法、和介乎廣義狹義之間的立法等觀點。而由於對廣狹范圍的理解也不一樣，因此，對立法概念的最普遍解釋至少有四種：第一，立法是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它的常設機關，依據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這種特定的規范性文件的活動。第二，立法是指從中央到地方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規范的活動。第三，立法是指一切國家機關，即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廢止各種不同的規范性 文件的活動。第四，立法是指一切有權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和法規的國家機關，依據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和法規的活動。本人認為立法就是國家機關依法創制、修改、廢止法律的一種活動。國家統治者可基於不同的需要設計不同的立法體制，對立法許可權進行不同的配置。
什麼是立法權，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的認識，並形成明顯不同的兩種對立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立法權是指以國家名義制定法律的權力，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一項專有權力；[1]立法權是國家權力體系的一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相對於行政權、司法權而分離的權力，是最高國家權力和整體權力，地方並不享有獨立的完整的立法權。它們在立法上的權力宜稱為「立法規權」，而不宜籠統稱為「立法權」。[2]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現行憲法第58條規定的是「國家立法權」，不能將國家立法權等同於立法權。立法包括國家立法權、地方立法權和委託立法權等，是各種立法權的總和。[3]我以為要正確界定立法權，必須正確處理 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立法權和制憲權的關系。所謂制憲權是指制定憲法的權力。按照現代民主理論，這一權力屬於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制憲除由人民行使外，還可委託人民的代錶行使。依照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思想家西耶士的主張，制定憲法的權力和由憲法創立的權力是兩種不同的國家權力。前者是指制憲權，後者是指依憲法而成立的國家權力，如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等。立法權只能制定一般的法律，其地位低於制憲權。但在各國立法權和制憲權具體行使的實踐中，卻採取了不同的做法：⑴制憲權和立法權並無嚴格的區分，都由立法機關行使，如英國的議會既制定憲法性文件也制定普通法律；⑵將制憲權和立法權明確加以劃分，制憲由特別的制憲機關行使，立法權由代議機關行使，如美國憲法便是由專門的制憲會議制定的；⑶制憲權和立法權都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但兩者適用范圍和制定程序有明顯的不同，如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法律只需要二分之一的多數，而制定和修改憲法則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
第二 ，正確認識立法權的性質。立法權是近代分權理論與實踐的產物，是國家權力體系中一種相對獨立的權力，是具有政治性質的一種重要國家權力。所謂立法權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權力，是指這種權力較之行政權、司法權而言，在適用范圍、運作特點、合法性基礎等各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雖然近些年來，在許多國家出現了三權之間相互滲透的情形，如委託立法，行政司法等，但上述現象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三種權力劃分的根基。之所以說立法權是一種具有政治性質的權力，是因為立法權通常與國家的最高權力相聯系，體現或代表國家主權或人民主權，並且管轄具有普遍意義的事物。在這方面，許多思想家都有過重要論述。英國啟蒙思想家洛克說：「立法權是享有權利來指導如何運用國家的 力量保障這個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力。」[4]他還說：「立法權是最高的權力。」「因為它有權為社會的一切部分和每個成員制定法律，制定他們的行為的准則」，而「誰能夠對另一個人 訂定法律就必須在他之上」。同時，立法權也是其它一切權力物的淵源，「社會的任何成員或社會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它一切權力，都是從它獲得和隸屬於它的。」[5]孟德斯鳩從分權制衡的角度主張立法權不是絕對的，也應該受其它權力的制約；但他認為「立法權應該由人民集體享有」，並由人民的代表通過議會來行使。[6]盧梭從其人民主權的理論出發，強調「立法權是屬於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屬於人民的」，它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權力，屬於主權者；而不像行政權那樣只限於個別性的行為。[7]
馬克思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同時，也對法的問題作過深入地研究。他認為立法就是「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他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志」，「立法權是組織普遍事物的權力」，「凡是立法權真正成為統治基礎的地方，它就完成了偉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正因為立法權當時代表著人民，代表著類意志，所以它反對的不是一般的國家制度，而是特殊的老朽的國家制度。」「要建立新的國家制度，總要經過真正的革命。」正是「立法權完成了法國革命」。[8]
第三，現代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和人類所面臨事務的日趨復雜，要求立法權的理論與實踐也表現出一種與時俱進的精神，因為法律本身是文明的產物，也是人類生活方式的體現，所以立法和立法權的多樣化發展，本身就是人類邁向自由王國的進步表現。另外，我們同時也應認識到立法權的配置固然與國家結構有密切聯系，但是國家結構形式並不是立法權配置的決定因素。單一制國家也可以出現多元立法形態，這種現象的出現，正好反映了現代兩種不同國家結構形式的國家相互借鑒和吸取治國經驗的趨勢。
⑨ 授權立法的限制
在西方，有句格言：被授予的權力不得再委任。因為代議制本身就是人民的授權，所以，在美國不奉行「人民或制憲者賦予國會議員以制定法律的權力，且該權力不得再委託他人行使」的觀念。由此，便嚴格禁止授權立法，「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擁有的權力是人民授給它們的。既然這三個部門是人民所授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接受者，那麼它們就必須是這種權力的唯一所有者」[2]。而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早期是不承認授權立法的，一再宣布國會授權立法是違憲的、無效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都陸續承認了授權立法。二戰之後，日本、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國所制定的憲法也都對此予以承認並加以規范。
但是，本文所說的對授權立法的限制，是指允許代議機關(國會或議會)授權給行政機關等，以制定法律，只是這種授權要受一定限制。就是說，不是議會(或國會)所享有的全部立法權都可委任，而只能就特定事項(不一定就是不重要的事項)進行授權。由於各國所保留的立法權有所不同，所以，不得授權的范圍大小不一。但通常包括：憲法和法律有明文規定，要由法律加以規定的事項；涉及三權分立原則，即授權立法不得破壞這一原則，並不得逃避來自議會、法院等的監督；涉及人民主權；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關繫到國家機關的組織；以及其他應由法律進行規定的事情。以下著重談談西方幾個發達國家的作法。 英國作為議會主權國家，立法權只屬於議會，議會以外的其他組織(包括內閣)要立法，須有議會的授權。「英國行政機關不像法國那樣不需要法律的授權就享有制定自主的條例和補充的條例的權力，因此，英國行政機關制定行政管理法規的權力主要是根據議會授權的委任立法」[3]。但是，英國議會在授權時，並不僅僅以行政機關為限，有關法院、教會(如英國教會全國代表大會)、社會團體(如全國名勝古跡保護協會)依據議會授權制定法規的活動，也屬於授權立法。
在英國授權立法的發展史上，陸續制定了規范授權立法的法律。早在1539年議會通過公告法，授權國王為了治理國家和維持秩序所發布的公告，與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有相同的效力。1893年議會制定了行政規章公布法，賦予大部分授權立法以法律文件的名稱；認定授權立法是具有立法權性質的，而非行政權性質，特別是由政府部門制定的條例具有立法權性質；還規定法定的行政管理法規的公布方式等。英國的行政管理法規不僅名稱很多、很亂(主要有命令、條例、規劃、計劃、指示等)，而且制定的程序和公布的方式也很混亂。而行政規章公布法只是規定了一些重要的授權立法的公布方式。所以，議會於1946年制定了法定條規法(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又譯行政法規法)，於1948年1月實施。雖然該法也只調整行政法規和重要的行政規章，並未規范所有的授權立法，但它的調整范圍畢竟擴大了；而且對制定程序、法規公布和議會監督也作了一些規定。總之，議會對授權立法的限制主要有：必須根據法律並為了執行法律而制定法規，授權立法應符合授權法所要求的目的和內容，法規必須在各該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內頒行；法規必須按規定的程序和形式制定等。
同時，英國輿論界還對如下特殊類型的委任立法進行了批評：決定原則(法律有時授予行政機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決定重要的原則事項)、征稅權力(這本是議會控制行政機關的一種手段，必須由議會掌握，不能由行政機關決定，卻交由行政機關決定)、次級授權立法(即再委任)、溯及既往的權力、排除法院的監督、修改法律的權力。[4]這些特殊類型的授權立法是不能也不應隨意使用的。 在實行三權分立的美國，授權立法受到三種觀念的阻礙。這三種觀念便是：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怎樣才能和三權分立的原則協調一致；被授予的權力不得再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曾多次作出判決，國會的立法權不得授予。[5]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逐漸轉變禁止授權立法的觀念。「憲法從不否認國會可以採取必要的、靈活而又實際的措施，以使它能夠完成制定政策、規定標準的任務，同時委託指定的機關在規定的范圍內制定從屬的規章，認定事實並據此事實裁定適用立法機關宣布的政策。」[6]就是說，美國逐步地承認了授權立法，一部法律不能僅因其授出立法權而無效。但是，為了鞏固國會作為主要立法者的地位，授權立法就不能不有所節制。
這種制約表現為必須對國會所要授出的立法權規定明確的限度。授權立法權本身必須受到制約，或者受法定的目的、方式甚至細節的制約，或者受授權范圍的制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巴拿馬煉油公司訴瑞安一案時，就以授權法中沒有規定適當標准為由，宣布一項授權立法無效。美國有的學者認為：「如果在授權法中沒有規定任何標准制約委任之權，行政機關則等於拿到了一張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權的領域里任意制定法律。」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適當標准」的解釋愈益朝著放寬「授權標准」的方向發展，以至於允許行政機關自定標准，而在授權法中不必定出標准。在美國的授權法中，「適當標准」已被「方便公眾、公共利益和公眾需要」之類的模糊概念所取代，對於這種只是「一種形式，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標准，「授權法只要不放棄國會職權，即便它的唯一標准空泛得令人不可捉摸，也可以被認可」。
總之，美國的授權立法制度已較完善，它對授權立法主要有如下限制：首先，按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一款規定：「本憲法所規定的各項立法權，均屬於合眾國國會」，所以憲法上明確規定應由國會立法的范圍，原則上不得授權。其次，國會確實無法行使其全部立法權時，就以「骨骼立法」或以偶發性事件之立法的方法，而將次要及細節部分授權行政部門以命令形式加以補充。再次，授權應有標准或制約，不得無所限制或含混其辭。第四，國會只能授權給公務員或行政機關，不得授權給私人或團體，這是與英國不同的。最後，任何違反法規的處罰都必須由國會親自加以規定。當然，美國與英國等國家一樣，有著數量巨大的授權立法。 1946年日本《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國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國家唯一立法機關」；第五十九條規定：「法律案，除本憲法有特別規定者外，經兩議院通過後即成為法律」。這是一個重要原則，明確「表示依法行政的原理，不承認行政權固有的立法權」。但是，卻有例外，即國會兩院可以制定各自的議事規則、最高法院也可以制定相應規則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可以制定條例。就是說，只有國會把應由法律規定的事項授權內閣制定，才屬於授權立法。
在日本，行政立法分為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兩種。「法規命令是行政機關制定的、有關國民權利義務的、具有作為法規性質的規范」，「只有在法律(或條例)的授權之下方可制定」[9]。日本《憲法》第七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內閣「為實施本憲法及法律的規定而制定政令。但此種政令中，除法律特別授權者外，不得制定罰則」。《內閣法》第十一條規定：「政令若無法律委任，不得設立科以義務或限制權利的規定(《國家行政組織法》第十二條第四款也同此旨趣)。」[10]日本最高法院1958年7月9日的判例就該規范的制定權指出：「正如立法權賦予行政機關這種許可權一樣，根據憲法第73條第6款正文及但書的規定是很清楚的。」
在日本，不允許法律對政府以一般性的空白委任，只能在可以肯定其合理的范圍內得到承認。具體地說，日本在進行授權立法時，施以如下限制：(1)不允許莫視國會立法權那樣的一般性、包括性的委任即所謂空白委任，而必須是個別的，具體的授權。授權法必須具體寫明授權的相對人、目的、授權事項，盡可能明確規定委任的范圍、程序。(2)由憲法或法律規定專門授予行政機關以制定法規，這類授權不得再授權。(3)就法規的內容而言，不許超越授權法所規定的范圍，並不得與憲法、法律相抵觸；不得改變或廢止法律本身的規定；法規的內容應有可能實現並應明確具體。(4)法規一般是登在官報上。 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統一後，以聯邦德國於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為臨時憲法，同時，聯邦德國的其他法律也在民主德國地區有效。所以，這里只敘述原聯邦德國的授權立法規定。
二戰後，聯邦德國成了聯邦制國家，在基本法中規定立法權受憲法的限制，這一點與美國憲法類似。需要說明的是，同時，在德國，只有議會授予行政機關等制定的法律才屬於委任立法。而「行政機關及其機構制定的兩種規范不需要議會的委任：一是命令，它是行政機關用來調整行政內部事務的規范；二是特別法規，它指特定行政機關制定的與國防、中小學、大學和公共事業等部門相連的規范。上述規范的制定，不屬於委任立法。」[
聯邦德國《基本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律可以授權聯邦政府、聯邦部長或各州政府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授權立法應符合授權法的內容、目的和范圍等要求；依據授權而制定的法規必須引證授權法(因為行政機關和自治組織並不能直接依據《基本法》的授權而進行授權立法)；行政機關只能制定執行、施行或補充法律的法規；行政機關可在其內部再授權；法規應經有許可權的機關簽署；原則上均應公布並註明生效日期。在德國，授權立法並不僅僅限於行政機關，還包括自治組織，這與英國是一樣的。因為《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各鎮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自己負責規定一切地方公眾事務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聯合鄉也應按照法律並在法律賦予它們的職能的限度內擁有自治的權利。」德國的自治機關行使立法，必須由議會用法律具體授權。 相對來說，法國的授權立法不發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國1958年《憲法》沒有規定議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第三十四條只是以列舉的方式規定議會的立法許可權；第三十七條則規定，議會不得就第三十四條規定以外的立法事項進行立法，而是由行政部門以條例形式進行規定，從而賦予行政部門廣泛的立法許可權。就此而論，議會可以授權立法的范圍相對較小。
在法國，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和進行行政管理，依據法律規定有權制定行政條例，而這種行政條例的地位「比英國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和美國行政機關的行政規章高得多」。凡屬於1958年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由議會以法律規定的事項，由於議會的授權，行政機關可用法令條例(屬行政條例中的一種，也是法國的授權立法)加以規定。法令條例和議會制定的法律其效力相等，可以變更或修改法律。
在法國，「負有執行公務使命的私人團體，特別是同業公會，根據法律的授權也有制定條例的權力。這種條例是內部規則，只對團體的成員適用，而且不能和法律以及上級條例抵觸，不能超越它所執行的公務范圍。」[16]
在法國，議會授權立法要有明確期限。「議會的授權必須目的性明確，同時規定一個條例有效的期限，通常比授權的期間長。政府在期限屆滿前，可以請求議會批准已經頒布的法令，使它成為法律。政府不在期限內提出請求，法令因期限屆滿而失效。在政府提出請求後，議會未作決定的，法令繼續有效。法令經議會批准後，政府不能再以條例更改議會所批準的法令。」 義大利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職能由兩院集體實現之」。在第七十六條、七十七條中對授權立法有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只有當確定了原則和領導性指示，在被限定的時間內，並就一定范圍內之問題始得將立法權交給政府實行。」這是對授權立法的限制。而「政府未經兩院委任(授權)，不得頒布具有普通法律效力之法令」。實際上，義大利有著大量的法令。
⑩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問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無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
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由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權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對我國地方立法權的豐富和發展 它不僅在根本性質上區別於目前港英政制下的立法權，同時也區別於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地方立法權 它是具有新的內容，體現「一國兩制」，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的政治體制，帶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新的地方自治的立法權。 ?
Ⅰ 立法權是指有權的國家機關，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的權力 在近代國家，哪些國家機關有權立法，以及享有多大的立法權，即立法權的劃分，一般都是由該國憲法加以確定的 由於國家的性質和它採取的國家結構形式的不同及其它因素的影響，一國立法許可權的劃分也是不同的。 ??
有人認為，1997年後可制定一個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或類似的其他法律，以解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與內地法院之間的司法關系或兩地的沖突問題，這是值得商榷的 因為，（一）香港基本法並未規定要制定這樣的法律 如果制定一個兩地司法機關都要遵守的法律，那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除了要遵守香港基本法和普通法之外，還要遵守一個駕凌其上的全國的區際沖突法或其他類似的法律，這與基本法的規定是不一致的；（二）全國性法律按香港基本法的，如附件三列明的適用於香港，但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中並沒有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這樣的法律；（三）香港基本法第18條雖然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 但它又規定，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 顯然，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不是這樣的法律；（四）香港基本法第95條專門為解決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之間的聯系包括解決法律沖突，作出了規定，就是通過協商來進行 應當充分認識香港基本法第95條的基本精神和重要作用，並在實踐中堅決貫徹這一精神，而不能在香港基本法第95條之外再另找原則；（五）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法院之間的關系以及兩地的法律沖突，都是「一國兩制」下的問題，它既不能採用兩個國家之間訂立司法互助協定和國際沖突法的方式來解決，也不能採用一個國家內一種統一的解決法律，制定兩地法院都遵守的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內統一解決的模式 這與香港基本法第95條的精神是不一致的，第95條強調的是平等協商，在協商的基礎上達成協議，這里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尊重「兩制」，因為兩種司法制度、法律制度不同，所以香港基本法第95條沒有規定統一的全國性的法律，1997年後也不能再制定一個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 ?
目前香港仍處於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位，雖然從七十年代末英國在香港開始推行「非殖民地化」的代議政治，使香港的殖民地色彩有所減弱，但這並沒有從實質上改變香港的殖民地的地位，英國仍支配和控制著對香港管治的權力 目前香港的政治架構就是奠基在英國通過英皇會同樞密院制定的香港憲法性文件-《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的法律基礎上 《英皇制誥》規定在香港設立由英皇任命的總督代表英皇統治香港 港督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總攬香港一切最高的權力，包括行政管理權、批准香港立法的權力、批准土地處理權、委託或罷免官員權、特赦權等 僅就香港的立法權來看，雖然在香港也設立了立法局，但它並不是具有憲制上的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它只是總督在立法方面的最高咨詢機關，協助總督立法，參與法案的討論 香港的立法權實際上是掌握在港督手中，從權力的運作上看，港督在行使立法權時，其過程大體是，首先通過由它自任主席的、為他進行咨詢決策的最重要的機構行政局或布政司提出法案的動議，然後由律政署法律草擬科起草條文，法例草案完成後，再由行政局審核、批准 經過行政局這個預審程序後，才交由立法局審議進行立法 立法局在港督親自主持下，仿效英國國會採用「三讀」通過的程序，對草案進行討論，經「三讀」通過後，最後還必須經港督批准、簽署同意才能成為法例，並在《憲報》上公布，正式生效 拒絕批准，法案則不能生效 所以香港的立法局，實際上是不享有完整的、獨立的立法權的 它同擁有最高權力的立法機構、代議制的國會相比，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
從憲制上看，香港的立法權是屬於總督的，但在殖民統治的制度下，作為宗主國的英國為了維護它在香港的權益，一方面賦予總督享有管治香港的全權，但另方面，對作為英皇派來管治香港的一名官員，總督的整個權力和活動又必須受到英國政府的監督和制約 總督享有的立法權也受到限制的，實際上英國仍控制著香港的立法權，並保留了對香港立法的權力 這表現在：（1）英皇對香港製定的法律享有絕對否決權 凡經香港立法局通過，港督批準的法案，仍需報請英皇審核，英皇有權駁回該法例，並自駁回通知之日起廢除；（2）某些特定范圍的法律，總督不能自行簽署批准 如《皇室訓令》中專列的十類重大問題的法律，包括土地契約、貨幣、金融、國際條約等，如事先未得到英國政府的指示，總督不得予以批准；（3）英國保留為香港立法的權力 《英皇制誥》規定：「皇室及其繼嗣人保留參照樞密院之意見制訂本殖民地法律之當然權力」 這就是說，英國政府有權以英皇會同樞密院的名義直接為香港製定法律，並適用於香港。 ?
可見，屬於總督享有的立法權，必須受到英國的監督和制約 它來源於英國，最終集於英國 它實質上是港督的獨裁統治權與宗主國對殖民地的管治權相結合的產物和表現。 ?
Ⅱ 目前香港這種帶有殖民統治或殖民地色彩的立法權，在1997年7月1日我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是絕對不應保留下來的 我國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
第6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第73條規定：「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基本法》的這一系列規定，充分說明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我國人民可以行使主權，從法律上宣布廢除港英管治下的、帶有殖民色彩的舊的立法機關和立法權，建立起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的新的立法權，這個新的立法權是由新的香港的立法機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來行使，它有權依照《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它與香港的立法局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不是咨詢性的機關，而是一個真正享有立法權的機關，它所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基本法》和法定程序，都是有效的。 ?
香港1997年回歸祖國後，並不改變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我國仍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單一制國家 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建立起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仍是我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它不是一個聯邦的成員國，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它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系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它必須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自治權，雖比起一般聯邦制國家成員國的權力還要大，但它同聯邦制國家中成員國在組成聯邦時，將自己的權力分出一部分交與聯邦，自己仍保留一部分權力是不同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身並沒有固定的權力，它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其性質是一種地方自治權，這種權力是由中央授予的 對此《基本法》第2條已作出明確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其中包括授予立法權 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立法權，其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 ?
為了實行「一國兩制」，體現地方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根據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系，中央授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是極其廣泛的 就立法權來說，香港特別行政區除了對屬於國家主權范疇的國防、外交以及其它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轄的事務無權立法外，它有權在不違反《基本法》的前提下，就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一切地方事務，自行制定、修改、廢除法律。 ?
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基本法》。
第11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 這就必然會發生如何保障和監督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行使立法權時不超越中央的授權並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為此，中央必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實行必要的監督和一定的限制 這種監督和限制在《基本法》第17條中已作了規定 其內容是：?
1.「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這就是說，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基本法》，並完成其全部法律程序後，即可生效 它不需經過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才生效，只需向人大常委會履行備案的手續。?
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 」這一規定說明：（1）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監督審查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是否違反《基本法》時，必須事先征詢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是必經的程序 由於基本法委員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的工作委員會，它的任務是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7條、第18條、第158條、第159條實施中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 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共12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內地和香港人士各6人組成，其中包括法律界人士 因此由基本法委員會事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進行研究，提出意見，將有利於人大常委會作出正確的決定 （2）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實行監督和審查的內容，集中在是否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至於是否符合上述范圍以外的基本法條款，即屬於規定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事務的條款，則不作審查 ??〔1〕?（3）全國人大常委會經審查對不符合基本法規定的法律，只可發回特別行政區，但不可進行修改 至於對發回的法律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自行處理，可以加以修改，也可重新制定新的法律 這樣，全國人大常委會既行使了監督和審查權，又尊重和保障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去行使自己的立法權。 ?
3.「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這是說對發回的、已失效的法律有無溯及力的問題，還要依從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規定 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該項法律應具有溯及力時，應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規定。 ?
從上述《基本法》的規定來看，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立法權的監督和限制是十分有限的，而賦予其立法許可權則是又大又廣泛 它體現了我國在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許可權的劃分上，既堅持了國家主權的原則，又考慮到實行兩制的需要，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以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在立法權上的貫徹和落實。 ?
上述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立法權與目前香港總督享有的立法權相比，顯然是根本不同的 這表現在：?
1.港督享有的立法權，其權力來源於英國，並以《英皇制誥》、《皇室訓令》為法律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其權力來源於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以《基本法》為法律依據。 ?
2.港督對香港立法局通過的所有法律，均享有絕對否決權；而我國人大常委會僅限於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的法律，發回特別行政區，並不作修改 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3.港督在行使立法權時，對《皇室訓令》中專列的十類重大問題，要受到事先授權的限制 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屬於其自治范圍內的一切事務，均可自行立法。 ?
4.英國政府享有為香港製定法律的權力，英國法律也可直接適用於香港 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均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這些列於附件三的法律，數量極少 同時，這些法律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還必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
可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不僅在性質上與港督享有的立法權根本不同，前者是在一個主權國家內的地方自治權，後者則是宗主國控制下賦予殖民地的一種管治權，而且我國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立法權，無論在獨立性、完整性、廣泛性上都大大超過目前港督享有的立法權。 ?
Ⅲ 在我國，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享有國家立法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同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均是我國地方的政權機關，它們所享有的立法權均同屬地方立法權 但香港特別行政區與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享有的立法權，具有不同的特點 這表現在：?
1.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必須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保持一致，即必須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來制定，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任何法律必須同《基本法》保持一致，即必須在不同《基本法》相抵觸的前提下來制定 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套不同於中國內地實行的制度，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因而它在制定自治范圍內的各項法律時，除必須同《基本法》保持一致外，可以不受相關的全國性法律的限制和約束，無需同其保持一致 這說明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同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行使立法權的法律依據上還是不同的。 ?
2.根據憲法的規定，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只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不能制定如民法、刑法、訴訟法、對外貿易法等應屬於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所制定的法律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除了不能制定有關國防、外交以及其它由中央管理的事務方面的法律外，凡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一切事務的法律都可以制定，其中包括有關民法、刑法、訴訟法、對外貿易法等內容方面的法律，都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需要自行制定 。?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並在制定單行條例時，對國家法律享有變通執行的自治權 但也不能制定如民法、刑法、訴訟法、對外貿易法等內容的法律 可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比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享有更為廣泛的立法權〔2〕 因為它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
3.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如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中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 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雖然都同屬行使其自治權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按照憲法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才能生效；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只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並不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才生效 「批准」與「備案」不同，備案並不影響法律的生效。
上述區別不僅表明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同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立法程序上有所不同，而且也表明了它們的立法權雖然是中央授予的，但香港特別行政區較之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在立法權上卻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4.由於我國實行的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權力機關是享有立法權的機關，行政機關是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 因此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並不受行政機關的制約，它不需經過政府的簽署和公布 但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的法案，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公布、方能生效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在三個月內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布 「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經協調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如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行政長官則必須辭職 《基本法》的這些規定說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在行使立法權時，是要受到行政權的制約的，這是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政治體制，既不是三權分立的議會制，也不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是從香港實際出發，吸取了目前香港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的部分，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方針，實行司法獨立、立法與行政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 正是這種新的政治體制決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在行使立法權時要受到行政的制約。
《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權的規定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指導，吸取香港政治體制中的有用部分，貫徹立法與行政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原則 這是完全符合香港實際的 它的實施，不僅可以保證香港特別區是我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而且必將促進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政制的建立和發展，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