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法治人

A. 論人治、法制、法治的相互關系

「法制」、「法治」、「人治」的詞義分析（1）

一、「法制」的三種含義
「法制」一詞在我國古代就已出現。「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詞較少使用。解放後、「文革」前，一般稱「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通稱「社會主義法制」。近年來，「法制」一詞，大體指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僅指法律制度。這里應注意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與中世紀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應法律規定或都在相應法律范圍內發生作用，就這一意義上講，「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兩個片語可以說基本上是同義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詞有時是有區別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種制度化，反過來，並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體現黨內民主或社會組織、企事業民主管理的制度，並不屬於或不一定屬於法律范疇。再有，這里講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靜態意義上的，主要指有關法律和制度的條文規定，少數是習慣法或其他慣例。
第二，動態意義上的法律，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類似西方社會學法學家所講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家龐德（R. Pound）就將法律稱為「社會工程」（3），並對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廣泛的解釋。近年來，我國有些中青年法學工作者將系統論引入法學，往往將法制稱為「法制系統」或「法制系統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辦事」的原則，也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講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就詞義而言，相當於17、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法治國」等原則。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種含義有時單獨使用，有時結合使用，依不同情況而定。例如當我們講應有「完備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應制定齊全的法律、法規。當我們講「法制建設」時，主要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制—法制系統工程，即對從立法到監督法律實施各個環節都 要建設。當我們講應「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根據「依法辦事」的原則。有時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種含義，例如當我們在講「加強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語時，就可以將法制的三種含義都包括在內。
這里還應注意，以上第三種含義，即「依法辦事」原則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語言中有不同表達法。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場合下分別使用過「法治」、「法治國」、「法制」三詞。在列寧的著作中，無論是對蘇維埃政權還是對資產階級國家，都用法制一詞。蘇聯法學著作一般也是這樣用法。我國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詞在報刊上都曾使用過。但直到粉碎「四人幫」止這一長時期內，一般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這一現象看來也是受蘇聯法學影響所致。
二、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不同理解
歷史上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法家主張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前者主張人治，後者主張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紀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為反對封建專制提出的有關法治的觀點。
在這三次爭論中，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是怎樣理解的？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雙方的分歧究竟是什麼。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詞義而論，這些分歧大體上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個主要分歧是；國家治理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人治論者認為國家主要應由具有高尚道德的聖君、賢人通過道德感化來進行治理。法治論者則認為主要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實際上指刑法）來治理。
中國古代儒法雙方的不同觀點就體現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認為，「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5）反過來，法家則認為，「聖人之治國，不能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因而，就「不務德而務法」（6）。
在古希臘思想家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中也體現了上述分歧。柏拉圖在其代表作《理想國》中力主「賢人政治」，並主張除非由哲學家成為國王，人類將永無寧日（7）。他極為蔑視法律的作用，認為不應將許多法律條文強加於「優秀的人」，如果需要什麼規則，他們自己會發現的（8）。只是在他的「賢人政治」的理想國方案失敗之後，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將法律稱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與柏拉圖相反，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9）在西方歷史上，這是法治論的第一個經典性論述。這里還應注意，亞里士多德對這一問題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10）他主張法治優於人治的一個主要論據是：法治等於神和理智的統治，而人治則使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因為一般人總不能消除獸欲，雖最好的賢人也難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時引起偏見。「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和理智的體現。」（11）同時他還主張，即使是一個才德最高的人作為統治者的國家中，「一切政務還得以整部法律為依歸，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權威的問題上才可讓個人運用其才智。」（12）再次，他為法治作辯護的論據中還涉及到本文下面將討論的其他兩個主要分歧。
第二個主要分歧是：對人的行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規則，還是依靠針對具體情況的具體指引？人治論強調具體指引，法治論強調一般性規則。
這一分歧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人治、法治之爭中有所體現，特別是一些法家強調法律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尺寸、繩墨、規矩等，即能作為對人的行為進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則。但總的來說，儒法雙方並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體指引的分歧展開明顯爭論。
與此不同，在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相當突出。柏拉圖反對法治的一個重要論據是：法律就像一個愚蠢的醫生，不顧病人的病情而機械地開葯方。然而，人類個性不同，人的行為紛繁復雜，人事變化無常，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每一特殊情況的規則。所以「對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權而是了解君主之術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權。」（13）亞里士多德在反駁上述觀點時指出，「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這些原可留待人們去審議。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人們的智慮。他們就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毋寧交給眾人。」（14）他在《尼可瑪可倫理學》一書中也進一步探討了一般性規則和具體情況之間的關系，「法律總是一般規定，但實際情況中又有一般規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採取糾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執法者根據法律精神來解釋法律，容許法官離開法律條文作出判決等。
第三個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法治論者主張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憲），人治論者主張君主制、君主專制或寡頭政治。
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和哲學家國王，在政治制度上講就是維護君主制和寡頭政治。亞里士多德在主張法治優於一人之治時，也提出了擁護民主和共和制的觀點。他認為，「群眾比任何一個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不易腐敗。」（16）在平民政體已經興起的情況下，以一人為治的君主政體也不適宜了；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17）；同時，平民政體意味實行輪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也就是「以法律為治」（18）。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已將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聯系起來。
法治論和人治論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在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中。在我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中從未涉及民主與專制的分歧。因為儒法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的（法家更主張嚴刑峻法）。因此，我們不能把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論同17、18世紀西方國家反封建專制的法治論相提並論或者把前者錯誤地解釋為反對君主專制的君主立憲論。
還應指出，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和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爭中都直接、明確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詞。與此不同，西方國家17、18世紀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主要體現在當時一些先進思想家在抨擊封建專制、等級特權並鼓吹建立君主立憲、三權分立或民主共和國等政制的同時要求法治和反對人治，而當時維護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的代表人物並沒有直接、明確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類的口號。
17、18世紀先進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綱領密切聯系的。例如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英國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認為，立法權是最高的、不可轉讓的國家權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等自由權利。國家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國的法國盧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認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不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只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統治著，公共事物才是作數的。」（20）美國獨立前夕猛烈抨擊英國君主專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21）。
在西方國家歷史上，繼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優於人治」之後，第一個直接明確提出類似觀點的是英國17世紀思想家哈林頓（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國》一書中一開始就指出，通過法律這一藝術，人類的世俗社會才能在共同權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根據亞里士多德和李維（22）的說法，「這就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23）
美國政治家、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將哈林頓關於法治的思想寫進1780年馬薩諸塞的憲法中，它規定該州實行三權分立，「旨在實現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從三個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時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賦予多種含義。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法治則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在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爭中，人治和法治的含義比較復雜。人治不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來治理國家，而且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應依靠根據不同情況而定的具體指引，也還指君主或少數寡頭的統治。法治則不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還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通過一般性的規則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紀反封建斗爭中所講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則代表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等。
三、80年代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和人治之爭中對有關詞義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國家，自17、18世紀起，民主、共和制意義上的法治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語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語。但西方法學家對法治的具體內容或原則始終眾說不一。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國政制和法律傳統為基礎，提出了法治的三個著名的原則：任何人都不因從事法律不禁止行為而受罰；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都應由普通法院審理；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不是憲法的產物而是憲法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但這些原則以後不斷遭到反對，被認為已不符合20世紀的現實（25）。50、60年代，西方法學家曾圍繞法治這一主題召開過幾次國際會議，但並未就法治的具體內容和原則取得一致的意見。隨著「福利國家」方案的興起，國家權力日益擴大，西方法學家中一度展開了「福利國家」與「法治」是否矛盾的爭論。但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爭，因為爭論雙方都主張法治，分歧主要在於一方認為福利國家意味著國家權力加強，從而危害個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則認為福利國家、個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結合（26）。
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爭論（27），不同於上述三次爭論。首先，這一爭論中一方固可稱為「法治論」，另一方似可稱為「法治與人治結合論」（以下簡稱「結合論」）而不能稱為「人治論」。即80年代中國法學界存在「法治論」和「結合論」之 爭，但不存在「法治論」和「人治論」之爭。其次，這一爭論同各自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有不同理解有關。為說明這點，不妨將雙方基本論點簡化如下：
法治論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與人治是對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法律為准，人治則指以個別領導人意志為准。換一句話說，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獨裁。
結合論者：法治與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須結合；法律是由人制定並由人實行的，沒有人的作用，還有什麼法治？換句話說，法治指依法辦事，人治指要由人來制定和實施法律，必須重視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雙方都主張我國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張我們應以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為准而不以個別領導人的意志為准；都會主張法律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如果沒有人的作用，是談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結論能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分歧主要在於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探討一下：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詞義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據什麼？法治論者認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這種理解顯然直接間接來自西方17、18世紀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來是與我國古代儒法兩家爭論中所提出的觀點有聯系的。如上所述，當時儒法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治理國家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據我們現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對治理國家來說不可偏廢，因而也就可以推論出法治和人治應該結合。而且當時儒家還強調「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漢以來，儒法合流、法治與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實際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與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須結合的結論。
但這里也應著重指出，80年代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理解，僅從詞義講，也不同於古代儒家對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強調的是人治，強調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結合論者強調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結合，強調法律規則和人的作用的結合，就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也不妨認為80年代結合論者提出了他們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另一種理解—在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各種理解之外的一種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領先法律規則治理國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來制定和實行法律，這種意義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須結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學會組織的一次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曾提出，當時法治論者和結合論者「爭論之點似乎不在法治與人治應否結合或應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卻在於到底什麼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發言中，我也講到無論歷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對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學的地方，特別是後一種解釋顯然是與資產階級的「法學世界觀」密切聯系的，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宜將『法治』和『人治』作為一種口號來提倡。在我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又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提倡幾個口號，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加強能起什麼推動作用我是有懷疑的。」同時，我在發言中也反對當時有些人主張法治人治兩個概念都不科學，因而都不適宜用的簡單否定態度（29）。現在回顧這一發言，我覺得它表達的基本思想與本文還是一致的，但當時自己認為我們不必將法治與人治作為口號來提倡這一觀點應該修正。近十年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無論在我國法學界或一般輿論界已廣為傳播。社會上多數人已接受了這種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我們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對於詞的選擇，一般地說，除非是特別不科學或不合適的，我們應尊重社會上多數人的理解，這也就是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對法治、人治二詞詞義的理解，就像對作何詞義的理解一樣，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變化的。
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中的有關詞義
「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之類的命題可以引起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必須要從人治轉向法治？「過去」存在（甚至「現在」還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對這種現象（包括對過去或現在實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評價？現在為什麼不能立即實現轉變，為什麼需要逐步轉變，甚至還要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等等。當然，我們可以從上面所講的法治論的理解出來來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因而我們要「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但這里應注意，對我們目前來說，「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為一個抽象的原理，而現在「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至少包括了以下具體含義：我國在「過去」以至現在還存在著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而這里講的「過去」一般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時期，甚至還可能指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國內戰爭時期。顯然我們在講「過去」（三中全會以前時期或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前）以至現在還存在「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時，對這里講的「人治」的詞義又需要作進一步探討了。
就提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的人來說，他們所講的「人治」可能指以下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有的領導人由於受封建思想意識的影響，因而表現出專橫、獨斷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風。對人治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對17、18世紀關於人治、法治詞義的引申。另一種是指：由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制，或者是由於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上有失誤，不重視法制，因而使各級領導人不得不就各種具體問題作出決定。當然也可能是以上兩種情況的交錯並存。當我們在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時，應該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前一種情況是應該加以否定的，對後一種情況，或者不宜稱為「人治」，如果要稱之為「人治」，那就需要賦予另一種特定的含義，即在法制不完備或法制不受重視的情況下不得不由領導人作出決定。這種意義上的「人治」既不同於古代儒家所講的人治，也不同於80年代結合論者所講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為專制或專橫獨斷等。

B. 到底是人治好，還是法治好

對比中西方現在以及歷史結論，當然是人治好，法治不人性。西方體系特別是西方現代政治，都是偏向人治型的法治，而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重法治，不人性。秦朝因法而強，也因法而亡，因為秦法太繁復太具體，漢高祖入關中廢除一切秦法，只和百姓約法三章，這就是一種撥亂反正，重新回到人治的一面。但是中國自戰國確立法家思想以來，政治統治者為了方便御下，都喜歡嚴肅法律偏愛法治，這使自上而下形成了全國性的共識，這種中國特色的偏激的認識，現在仍然在毒害我們，一旦發生某些因為無法可依執法不嚴的事件，就會認為是法律不完善，需要繼續加強補充更多的法律條款，並繼續強調要法治，豈不知這種不斷加碼的法律，最後不過是秦法的翻版，最後必然是禍國殃民。
然而為什麼會這樣呢，中國明明一直是偏法治，卻還要加強法律呢？這就牽扯到中國法治的另一個特點愚民了，是法家都會推行愚民，讀過韓非子商君書就會發現，除了大量的以法治國的部分，其餘的中心思想就是愚民，只有百姓們變的愚蠢了，才會聽話更有利於統治者。所以讓你以為一切都是沒有法治的結果，為了讓你們生活的更好，需要更多的法律里加強法治，但是對普通百姓來說真的需要那些與自己日常只有一點關系，甚至毫無半點關系的法律么？答案是不要需要，那麼就給你灌輸不法治的壞處，人治的危害，借具體的事件增強這類刺激，以為所以的錯都是人治造成的，卻閉口不提人因何能治人，因為有法的存在，權實際無法制約人，能制約人必然是一個法，國王想殺人也得造個借口，無端殺人就會被指責，那個借口就是法，謀反啊不敬啊什麼的。所以人治沒有法治的殺傷力大，但凡極端法治的社會，必然是愚民的，民眾普遍自願要求法治，把不法治認為是一切錯誤的根源，人治的社會不會這樣關注個別人有沒有遵守法律，有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亦如人治的歐洲中世紀絕不會出現，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這種論調，因為貴族特權是常識，一律平等才奇怪？但是法治的中國就會很痛恨，因為法治的觀念深入人心，有人不遵法就會被指責，這也是偏重法治的一種現象，但是歸根結底法治，治的根本就是底層百姓，上層階級才是收益者，法律條款都是有利於上層階級，而奴役驅使下層民眾的，於是極端法治社會才會出現權大於法的現象，這不是人治造成的，恰恰是法治發展到極端的產物，法的根本就是統治管理百姓，由制權者解釋法律，人治不會讓法律違法人性，只有法治才會這樣，中國一直以來就是重法治，統治者鼓吹法治的好處，誹謗人治的不好。好好理解這個吧，不要被政治導向牽著走，繼續被驅使為愚民。
再完善的法律，也會有它的漏洞，會被刻意鑽盈變相發揮，法律再完善也解決不了現實中不斷增加偶發的問題，這就是個最簡單的熵增課題。
中國偏法治，法律太多太繁復，輕視人性化，這種狀況沒有改變。反過來看西方的法治，他們是偏人性化，也就是更趨向於人治。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執政者是民選產生的，也就是說這個人上台可以實現這部法律，下一個上台的或許就廢除了它。但是在中國這種情況就絕對不會發生，能否蕭規曹隨成了現任領導，考核下任接班者的必要科目，所以中國就是這種所謂的法治，法律條款只會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繁瑣，不重人性。不法官員鑽法律漏洞，藉助刻板的法律做事。到頭來再被歪曲成是這個官員人為的錯解法律，是人為的施政過失，同時也是法律出了問題，不完善。於是把這一結果以為是人治的不好，繼續增強完善法治，殊不知卻恰恰是刻板的法治導致的結果，這根本就是惡心循環。
所以，就我的觀點來看，人治好於法治。

C. 法治法律名人名言

關於法治的名言名句匯總如下

1、法律一多，公正就少。——托·富勒

2、警察是法庭的僕人。——英美法諺

3、法，國之權衡也，時之准繩也。――吳兢

4、法不禁止即自由。——法諺

5、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管子

6、懲罰是對正義的伸張。——英國奧古斯丁

7、法律只不過是我們意志的記錄。――盧梭

8、極端的法規，就是極端的不公。——西塞羅

9、戰鼓一響，法律無聲。——英國

10、法小弛則是非駁。――劉禹錫

11、懲罰是對正義的伸張。——奧古斯丁

12、帶來安定的是兩種力量：法律和禮貌。——歌德

13、法律只不過是我們意志的記錄。——盧梭《社會契約論》

14、法律的基本意圖是讓公民盡可能的幸福。――柏拉圖

15、法是一套權威性的審判指南或者基礎。——龐德

16、國因法律而昌，法律因人而貴。——日蓮《立正安國論》

17、法律是社會習俗和思想的結晶。——美國總統威爾遜w

18、帶來安定的是兩種力量：法律和禮貌。――歌德

19、弱者比強者更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威·厄爾

20、一個國家如果綱紀不正，其國風必須頹敗。——塞內加

21、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劉禹錫

22、法，國之權衡也，時之准繩也。——吳兢《貞觀政要·公平》

23、若是沒有公眾輿論的支持，法律是絲毫沒有力量的。——菲力普斯

24、陛下雖在萬人之上，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英國法諺

25、法律解釋者都期望在法律中尋獲其時代問題的答案。——拉倫茨

D. 2007十大法制人物頒獎詞

2007十大法制人物頒獎詞

1、王江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
一個人的品質，
塑造著133平方公里的風氣；
一個地域的風氣，
又在無數人中復制著這個人的品質。
王江，
如同一束個體渺小的滿天星，
其強大源於內在的精神張力，
原野因它生機漫延，
平凡因它感染傳奇。

2、張京文
劍蘭，
因為挺拔象徵堅毅的品格。
在那場關系百姓健康安全的較量中，
面對身居高位、善於偽裝的對手，
張京文，
從容不迫，以謀制勝。
他讓侵吞國家利益的人受到法律的嚴懲；
他讓陰暗角落處的權錢交易大白於天下。
張京文，有劍蘭一樣堅韌不拔的勇氣，
他，維護了公平，捍衛了公正。
曾經的恩愛變得陌生和激憤時，

3、袁月全
當新人走向婚姻殿堂時，
都會收到象徵著幸福美滿的百合，
而當一段婚姻就要走到終點，
她，我們的袁月全法官，
充當了最後的百合，
讓分手多了一份理解，
讓彼此多了一份寬容。

4、王利明
君子蘭，
因其高貴和豐盛，令我們仰慕。
立法者，
唯其心系於民生，情牽於百姓，
方使法律惠及於民眾，守之於和諧。
王利明，
以其敏銳、學識和真誠參與了民生立法，
使「民生法治」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亮點。

5、趙玉中
火鶴，
火紅跳動的顏色，
帶給我們激情和溫暖。
趙玉中，認真履行法律援助職責，
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讓他們感受到法律的溫暖，
為營造「和諧之春」注入法治的力量。

6、曹大澄
蘭花，
生在寂野空谷，仰看閑雲野鶴，
高潔而淡雅，賢德而重義。
曹大澄，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
為了那些可憐的孩子，
身心不再受到摧殘，
不顧身處險境，
堅守正義，挺身而出，
讓我們看到公民的責任和做人的本色。

7、武秀君
馬蹄蓮，
是忠誠和朴實的代言。
武秀君為亡夫還債的舉動，
讓我們看到了誠信為本、一諾千金的傳統美德，
她用最純朴、最真實的方式，
實現著自己對債權的尊重，
而她也用自己的行動，
為我們明晰了什麼是誠信的底線、做人的本份。

8、王子英
仙人球，
代表著持之以恆、永不言棄。
王子英，
堅韌而執著，知難而更進。
他，冒著遭受非議的風險，
以一個區區百元的訴訟，
向一個行業的潛規則提出了挑戰。
他的質疑，得到了成千上萬消費者的響應與支持。
也許這只是一個開始，
也許在未來，類似的質疑還會不斷出現，
但是，
也許正是每一個人的質疑，
會使成千上萬人受益。

9、林文
林文，
堅持10年幫教戒毒，
用愛心鼓勵戒毒人員持之以恆，
用細心溫暖戒毒人員笑看人生。
她幫助戒毒人員走出了心理的低谷，
挽救了一個個生命和家庭，
讓我們看到了堅持的力量。
已是大學生的她，
有著雛菊般的堅強和快樂。

10、京城胡同「拍記隊」
向日葵，
象徵著堅定的信念，執著的追求。
在城市的發展和變遷中，
失去的不僅僅是老磚瓦、老胡同、老建築，
還有歷史走過這座城市留下的有形印記。
而京城胡同「拍記隊」，
用相機搶拍消逝的街區，
用行動力彰顯公民精神。
為北京盤活了舊時態，
守護著文化。

E.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有哪些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有：

1、鄭宜棟

其主要事跡是1942年因家庭遭遇飛來橫禍而債台高築。半個多世紀以來，老人節衣縮食，67年裡三度為父還債。世界上最貴重的不是黃金，而是誠信。67年的時間償還了父親的債務，他用一生遵行了公序良俗。誠信，是構建法治中國的精神基石。

F. 曹操的評價

第一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這兩個人對曹操用人之道的評價，唯才所宜和知人善用或者知人善任，是統一的。什麼叫知人善任？包括三個內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那種類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這些人放在什麼位置上最合適。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唯才所宜。比方說我們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們的特點是什麼呢？作風正派，清正廉明，曹操就讓他們去主持組織部和幹部部的工作，選拔官員，果然他們兩個選拔推薦上來的那都是德才兼備的。再比方說棗祗和任峻這兩個人，這兩個人的特點是什麼呢？任勞任怨，曹操就讓他們去屯田，結果曹操的屯田製得到了貫徹和落實，曹操獲得了豐厚的糧草和經濟基礎。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個特點，知人善任、唯才所宜。這個特點，連最討厭曹操的人，比方說寫《容齋隨筆》的洪邁，他也承認，洪邁對曹操的用人也有這么一個評價：「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就是說他不管安排什麼人做什麼事都非常地合適，都非常地稱職，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推誠取信，用人不疑。這個是用人的一般原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會用人的人都是這么做的。但是曹操這里有一點特殊，特殊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曹操第一他身處亂世，亂世的特點是什麼呢，人心浮動，人際關系緊張，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和誠意，用曹操的話說這叫做「上下相疑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這是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是曹操的雙重角色，曹操這個人用周瑜的話說叫「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當然這個事情我們現在也不能肯定地說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漢賊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曹操在前期他還是想把漢王朝維護下去的，他後期的個人野心膨脹，變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嘗沒有自己的小算盤，他名義上是為漢王朝招納人才，實際上它是希望這些人才為他所用。但是這樣一來，他又一個優勢，他也有一個劣勢，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又優有劣，優勢是什麼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漢王朝、現任皇帝的名義，以及這個政府的官位、爵位、俸祿來招攬人才，比劉備比孫權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勢是什麼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來的是為誰服務的，是效忠皇帝的還是效忠他的，搞不清楚，這就難免會有猜疑。第三個特點就是曹操陣營復雜，他這個陣營裡面有原來東漢王朝的官員，有新招聘和新選拔的官員，有曹操自己帶出來的人，也有別人陣營裡面的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麼這些人之間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說對於曹操來說，信任和誠意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環境、在這個條件下格外地重要。而曹操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領導人，一定要表現出自己的寬容和誠意。

我們前面一再講曹操對那些包括背叛他的人都那麼寬容，他對張綉，對魏種，對畢諶，還有對曾經惡毒攻擊他的人，比方說陳琳，對這些人這么寬容，他是為什麼？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這個人確確實實是真心誠意地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這里來為國家效勞，我是非常誠懇的，哪怕你們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後悔，也不計較，甚至我也不懲罰，只要你再來，他就是為了表達這個誠意。那麼這樣的一種信任和誠意，他換來的是什麼呢？換來的是忠誠。比方說於禁，於禁是曹操自己親手從行伍當中提拔起來的將領。曹操第一次南征張綉的時候，張綉不是投降了曹操然後又反叛了嗎，反叛的時候就打得曹操有點落花流水了，這時曹軍是很混亂的，但是唯獨於禁的這個隊伍非常地整齊，一路整理著自己的隊伍，一路敲著鼓，有秩序地撤退。撤退的路上碰到幾個其他人手下的士兵，衣衫不整狼狽不堪的樣子，於禁就問他們怎麼回事，他們說，我們被青州兵搶劫了，青州兵是什麼呢？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黃巾軍，這個黃巾軍投降曹操以後曹操把他們收編為青州兵，曹操對他們特別寬容，這些人一看曹操打敗了就起來作亂，就把曹操其他的隊伍搶劫了。於禁一看這還得了，既然都是曹公的隊伍怎麼可以這樣做！然後隊伍開過去把青州兵整治了一頓，再往回撤。這時候青州兵挨了於禁的整，就趕緊跑到曹操那兒告了於禁一刁狀，等到於禁回到大本營的時候，上上下下已經是沸沸揚揚了，但是於禁仍然首先整頓好自己的隊伍，安下營寨，沒有及時去見曹操。當時就有人跟於禁說，青州兵都告了你了，你還不去向曹公說清楚，你現在在安營紮寨干這些事干什麼？於禁說，敵兵在後，說來就來，我們不做好准備怎麼迎敵呢？公事要放在前面，我於禁的個人的進退榮辱要放在後面，再說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怎麼會聽信讒言呢？安頓好部隊以後，做好了戰斗准備以後，於禁才去見曹操，曹操大加表揚，說於將軍你真是有古之良將的風度，太好了。這是什麼？信任換忠誠。

＊曹操在對待人才上能夠量才而用，並以相互信任架起了與人才溝通的最佳橋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所以曹操往往在失敗的邊緣能夠與眾將領齊心協力，共渡難關，尤其是在一個爾虞我詐的亂世，這更顯出了曹操的誠意與寬容。可是寬容只是表現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軍隊就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嗎？曹操又是依靠什麼樣的用人之道來樹立自己的權威的呢？

曹操用人的第三個特點是：令行禁止，賞罰分明。曹操治軍是很嚴的，多次下達和頒布各種命令，要求嚴明軍紀。因為曹操很清楚，一支沒有紀律的隊伍是不能戰勝敵人的。而且曹操還能夠做到以身作則。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可能觀眾朋友們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行軍的時候曹操下達了一個命令，不得踐踏農田，他要保護農民，誰的馬如果踩了麥田那是殺頭的罪，所以曹操的那些騎兵全部下馬步行，一隻手牽著馬，另外一隻手用武器，用戈啊什麼東西把麥子護住，小心翼翼地走。曹操自己沒有下馬，結果馬驚了，一傢伙跳到麥田裡面，曹操的馬踐踏了麥田。曹操馬上下馬，把軍法官叫來說，該當何罪？軍法官說，殺頭。曹操說那就請你行刑吧。唉呦，那怎麼可以呢，反正古代有這個傳統，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法不施於尊者，統帥怎麼能夠殺頭呢。曹操說那沒有辦法，那就割一把頭發吧，自己拔出劍來把頭發割了一片扔在地上，表示受過罰了。這個故事是記載在一部對曹擦很不友好的書裡面，這個書的名字叫《曹瞞傳》，用來說明什麼呢，說明曹操虛偽，奸詐，說你下道命令說踩了麥田就要殺頭，結果你弄個頭發下來。其實不然啊，曹操這個也是受刑的，叫髡刑，髡刑就是把頭發剃掉，因為古人認為這個身體膚發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放棄的，而且髡刑是帶有侮辱性的這樣一個刑罰，所以他還是受了刑的，還是表現了曹操的執法嚴明。

那麼曹操罰得重，賞得也不含糊。曹操獎賞部下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像某些豪帥那樣，憑一時的興致。我們知道軍閥混戰的時候會有很多所謂豪帥，一仗打下來以後，這仗打贏了，來，來，來，哥幾個，分了，這個給你，這個給你，這個給你，隨便拿，好像很豪爽，其實沒道理。曹操如果要獎賞一個人，肯定有兩條，第一，這個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勞；第二，曹操的獎勵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給你的獎勵一定超過你希望的那個份額，他加碼，他在獎勵你的時候他考慮得周到，可能周到得連你自己都想不到，曹操是一個非常會做人情的人，他不做則矣，人情一定是做得足足的。曹操作為一個統帥，他有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從來不和部下爭風頭、爭面子、搶功勞，他所有的功勞都歸於部下；第二個，他的獎勵絕不走過場，一定讓你實實在在地得到好處，曹操是一個非常非常實在的人，正是這種實在的作風使得大家覺得跟著曹操確實是跟對了。

第四個特點是：虛懷若谷，見賢思齊。曹操不和部下爭風頭、爭面子、搶功勞，這且不說，而且部下給他提意見，如果他沒有採納，犯了錯誤他一定檢討，一定把錯都攬到自己他過身上。當然在很多情況下曹操是虛心納諫的，這也是吸引人才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作為一個人才來說他固然希望通過自己的勤勞、智慧換取他應得的報酬，這是他的一個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夠施展才華，自己的建議、策劃能得到採納。我們讀史書可以看到，大量的這樣的記載，太祖聽之，從之，善之，當然也有不聽的時候，也有太祖不聽，如果不聽而決策錯誤，曹操一定檢討。有一次曹操打孫權的時候，曹操就做了一個決定，就准備把淮南的老百姓都遷移到北方去，當時有個叫蔣濟的人就不贊成。曹操說你看上次我跟袁紹官渡之戰的時候我就把白馬的老百姓遷移到延津，蔣濟說，曹公，現在這個情況和你跟袁紹打白馬的時候不一樣了，再說老百姓他都是戀土的，戀家的，誰願意搬來搬去，不要遷移他們。曹操不聽，不聽以後這些老百姓一聽曹操要把他們遷移到北方去，呼啦啦都跑到孫權那兒去了。所以後來蔣濟去見曹操，曹操聽說蔣濟來了以後馬上出門迎接，然後呵呵呵地笑著，拉著蔣濟的手說，哎呀蔣濟，你看你看這事我弄得，我本來是想讓他們躲避一下孫賊的，誰知道把他們都趕到孫賊那去了，你看我乾的這事，檢討。而且我們還要學他一點，就是檢討也用不著總是哭喪著臉，我們現在一些當領導的犯了錯誤不願意檢討就是因為一檢討好像就要痛哭流涕，深刻解剖自己，檢討也有各種感情，你也可以笑著檢討，笑著檢討你也不丟面子，接受你檢討的人他也還是覺得你是有誠意的。

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個特點，根據這四個特點我們可以總結出八句話：

真心誠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誠待人；開誠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
令行禁止，依法治人；設身處地，以寬容人；揚人責己，以功歸人；論功行賞，以獎勵人。

＊曹操作為一個好老闆，是非常會用人的，他十分清楚「爭天下必先爭人」。可是身處亂世，老伴選擇人才，人才也選擇老闆，這就類似於今天的雙向選擇，因此爭取人才必須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認為曹操能夠恩威並舉，並善於自我批評和將心比心，這難道就是曹操爭取人心的獨家秘訣嗎？那麼，曹操那麼多用人之術的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玄機呢？

其實重要的不是曹操怎麼做，而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也就是說重要的不是用人之術，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麼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麼回事了，他知道他的將士們跟著他出生入死是為了什麼，因此有「以功歸人，以獎勵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點的，也都是有缺點的，因此有「以法治人，以寬容人」。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動物，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情達理的，因此有「以理服人，以信取人」。他還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時候感情的維系比利益的維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誠待人，以情感人」。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不在於他的術，那些具體的做法，而在於他的道，而在於他對人心、人性的透徹地理解和把握。

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就是官渡之戰之後，曹操繳獲了袁紹大量的圖書、資料、文件、書信，就發現其中有自己的人寫給袁紹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應，這是通敵的證據，這是背叛的證據，應該把這些信都拿出來一個一個地按圖索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動搖分子，都給我揪出來，曹操沒有，曹操發現有這么一堆書信以後，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燒毀。曹操這個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當時很多人不理解，就問曹操，你為什麼要把這么重要的證據都毀掉了？曹操說，哎呀，算了吧，說老實話我和袁紹作戰是以弱勝強，袁紹是強勢，我是弱勢，那個時候連我曹操自己老實說心裡都沒底，我都沒有把握能不能打勝這一仗，何況大家呢？很正常嘛！曹操這手做得實在是聰明，聰明在什麼地方呢？他很清楚，當時的形勢就是他說的那個情況，那麼既然是那樣一個情況，當時秘密和袁紹有來往的，肯定不是一個小數，不是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弄不好就是幾十個、上百個，這些人你都清算，你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乾脆不清算，我不但不清算，我連把柄我都不拿在手裡，我當著你的面我沒有拆封，我沒有看，我不知道有誰在勾結袁紹，我現在把證據全部燒毀，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後你跟著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這樣復雜的政治斗爭當中，有些時候是要裝糊塗的，裝糊塗才能寬容人，寬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的天下，所以叫做老白姓有句話說「不啞不聾不做阿公」，有時候就是要裝聾作啞。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經不容易，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為難得的是曹操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比方說他銷毀這些證據，他獎勵他手下的將領，他給自己的缺點錯誤做檢討，他感謝那些給他提意見的人，他做這些所有事情的時候，他做得坦誠，大氣，自然，實在，一點沒有裝腔作勢的樣子，這就太難了。

＊曹操能夠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麼。當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夠給予人才什麼。因此說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那麼曹操的做人之道究竟是什麼呢？

曹操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呢？幾個原因，第一點，曹操聰明，他知道一個搞政治斗爭的人，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的人，全講真話那是不可能的，全講假話是行不通的，這樣一個人必須把握什麼時候說真話，什麼時候說假話，對誰說真話，對誰說假話。對敵人，你肯定要說假話，兵不厭詐嘛，你不能說實話；但是你對你自己的謀士，他們可都是聰明人，那你要說真話，你說真話你才能換取信任，你換取了信任他才會盡心竭力地為你出謀劃策，你才能克敵制勝。曹操他能夠把握這個真假之間的這個度，這叫做聰明。

第二個原因就是隨和，曹操這個人性格裡面有很好的一面就是他是個性情中人，我們都知道曹操是個詩人，他身上既有軍事將領的素質，他也有詩人的氣質，他只要不是在正式辦公、正式作戰的時候，他為人是很隨和的，他會跟大家說說笑話，開開玩笑，打打哈哈，這樣他就有了一種親和力。一個做領導的，太嚴肅了不好，太嚴肅了，人家覺得你不可親近；太隨便了也不好，太隨便了你沒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這樣，需要威望的時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時的時候他又親切隨和，這樣就使自己的下屬既尊敬他，又愛戴他，這個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經常把正經事用開玩笑的口氣來說，比方說他有一個人在他敵人那邊，自己的父親被曹操下了大獄，曹操就給他寫封信說，令尊大人在我的監獄里日子過得還不錯，不過呢，國家也不能老掏錢替人家的爸爸養老啊，你看著辦吧，非常好玩兒。

第三個原因，他的真誠，曹操是真心誠意、實實在在希望有很多人來幫助他，他確實感到自己一個人是孤單的，是勢單力薄的，這是他的真話。曹操有一首詩叫《短歌行》，裡面有這樣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翻譯過來就是，青青的是你的衣衿啊，悠悠的是我的愛心，只是由於你的原因啊，讓我思念到如今。思念著誰？不是情人，不是小蜜，是能夠幫助他成就一番事業的朋友，這個感情是真實的，所以第三個原因是他的真誠。

G. 2010年法治人物讀後感

觀看法制日的專欄節目，我的確被那些法制人物所震撼，他們身在祖國的大江南北，做著平凡的職業，用靈魂深處的善良感動著社會，那是法，是感動，是責任。
有法天下和。
因為法律，一隻鋼筆承載的是幾十年的公正審判；
因為法律，一盞油燈照耀的是幾十年的漫漫長路；
因為法律，一個救生圈托起的是如花般的年輕生命。
「他們縱身一躍，劃出了90後人生的壯麗弧線。他們的奮力一舉。展現了當代最可愛人的精神高度……」。他們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成人祭禮。18歲，剛剛踏入社會的年紀，由青春走向成熟的過渡期，生命之花正准備開放的時刻。可是又有誰會想到，生命時候真的脆弱到不可挽留的地步。人們都說。年輕就是力量。我感慨於這些救人大學生的熱血豪情，他們用自己的最後力量托起了兩名落水少年的生命，兩名少年獲救。而其中3名大學生不幸遇難。其實，我曾為了這幾名大學生感到可惜。我幼稚的想過：用三條青年的生命去換兩條少年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事實回答了我：值。曹操曾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太短，如朝露一般易逝。可是歷史記住了他們。，他們因此被定格永恆。人性的美好，在此沉澱。這一場用青春傳承的見義勇為，一次對生命的徹底衡量。「90後」，這個同樣屬於我們的代名詞一下子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那些平凡無味的辭藻中，開始熠熠閃爍出英雄壯美的來詮釋青春的價值與可畏。

如同隨風飄搖的風箏，看到的是他明晃晃的招搖，終需要那一根細繩的牽制，法律亦如此，約束是為了飛的更高，貫穿古今，歷史是最好的證明，同時歷史是讓人銘記的。德國著名法學家耶林在其著作《羅馬的精神》書中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斗轉星移，滄海桑田，在歷史看來不過是一番嘆息揚起的塵埃罷了。歷史一路走來，百年歸塵，法律的永恆貫穿其中，這種無形的力量-法制的力量，是多麼令人動容。

沉澱著痛與感動，沉澱著愛與責任，沉澱著法律的庄嚴與神聖，讓無私的正義的法制之花開遍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相信我們的生活有著更加美好的未來。

株的無名的小花，不因牡丹的絢麗而自卑。因為責任而默默地為春天增添一抹色彩；一脈小溪，不因江河的綿長而乾涸，因為責任而默默地滋潤一方土地。

法製法制，顧名思義，有法才能制。

而「法」其實是無形的，它就在我們身邊。它是一份責任。

責任不是甜美的字眼，他有岩石般的冷峻。它背負在你身上，無影隨行地，有了責任，你便可以循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你說他是薔薇路也好，你說他是荊棘路也好，你反正要肩負責任一直走下去。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是法制社會，一個人需要有責任感。一個人的責任感在於他自己，他人社會和國家所負責的認識。情感和信念，以及與之相應的遵守規范，履行義務的態度。「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法治社會，我們應當有法制人生，應當由法制意識，更應當珍愛生命。
當生命的陽光照向你時，你便是最富有的人，因為生命寶貴。
你必須有意識，不做違法的事情，能具有一定的正義感，能明辨是非，能珍愛生命，能提高生命防範意識。
「安全重於泰山」「安全才能回家」，都離不開「法制」。
重視法制，就是重視安全，就是重視自己，就是重視親人，就是珍愛生命，就是對社會，對國家有著一份自己的責任感。
學校組織看央視一台的《法治的力量》，裡面法治人物的精神。品質也許我們永遠達不到，但是卻可以給我們啟示，告誡我們法治的重要，讓我們知道人生的路途上，法制只是一路陪伴。
門其實開著

H. 高分求古今中國的法治人物及其名言

我幫你找找。
孔子，「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產版，「民不可逞，度不權可改」。商鞅，「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則不威。」韓非子，「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一民之軌，莫如法」。管子，「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司馬遷，「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歐陽詢，「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劉禹錫，「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包拯，「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張居正，「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梁啟超，「立法之業，益為政治上第一關鍵，覘國家之盛衰強弱者，皆於此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