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依法治國視頻

① 韓非子以法治國的背景和目的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韓國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②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

1、依法治國。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韓非子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2、法不阿貴。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韓非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於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並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2)韓非子依法治國視頻擴展閱讀：

韓非主張社會歷史進化論，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韓非子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

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韓非子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子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系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子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少的關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③ 韓非的法治思想,對於今天的法治建設有什麼意義啊

韓非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准。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准則和規范，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法外。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面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術」就是國君駕御群臣的權術，由國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們摸不清國君的心理，不敢輕舉妄動，背後搞鬼。「術」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韓非子認為，申不害重術不講法，往往造成新舊法令相互抵觸、前後矛盾；商鞅重法不講術，則難於對官吏察辨「忠」和「奸」，導致國君的大權旁落於大臣之手。所以韓非主張「法」和「術」必須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韓非子還認為，「勢」就是國君占據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也是統治者實行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勢」的理論最終是由慎到提出的。韓非子吸取了這一理論，他認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權術,必須依靠權勢；沒有權勢，既使是堯這樣的賢明君主，連三戶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韓非子提出「抱法而處勢」的主張，認為只有穩固地掌握了權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術。
法家主張審時度勢，「法後王」，「法今聖」，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確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這種進化的歷史觀，堅信「當時而言法，因事而制禮」，從而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①。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歷史進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②，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而「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亂變化的人，反而竭力謳歌先王之法，頌揚先王之書，這只會加劇今世的動亂，絕不會帶來任何益處。因此，「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細分析研究當代面臨的問題，根據現實來制定各項措施。
法家崛起於戰國時代。這個時候，「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分封制已經崩潰。到戰國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虛設，其地位與一般小國無異。春秋時代的一百餘國，這時也僅存十餘國，整個中國為戰國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規模兼並戰爭，也正在推動著中國從封建割據走向封建統一，在這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下，維護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沒有任何可能，而且從根本上說，乃是歷史的倒退。法家順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力主普遍推行郡縣制度。商鞅說過：「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⑤眾多的縣，都實行統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從，奸官就不敢飾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過而貶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飾其錯誤。推行縣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員，把縣變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不再是獨立、半獨立的王國，這樣就把全國的軍政大權集中到了中央，從而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政體，有利於從劫亂走向安定，從割據走向統一。韓非又進一步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⑥進一步發展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理論。
法家主張「一斷於法」，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商君書·賞刑》說道：「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敗於後，不為虧法。」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張的「刑無等級」有兩大特徵：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於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於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後來戰勝山東六國，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於天下，「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又別置「法官」作為主管吏民法律的顧問，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這種法律觀念，一直為後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廉吏執法與法制建設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記載。清明的吏治是實施法制的必要條件，也是法制建設的內在要求，它反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認識到治吏對推行「法治」的重要意義。先秦時，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論斷，其實質不在於輕視和否定治民，而在於強調吏治的重要性。孔子「為政在人」的觀點突出強調了君主與官吏在國家治亂和「法治」興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更明確地闡述了「法」與「人」的關系。他認為作為統治者的「人」決定著作為國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執行和適應變化，都離不開「人」的靈活、廉潔和清明。荀子重視人治，並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發揮法的作用與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執法是治國之關鍵。唐「貞觀盛世」的出現是與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潔，帶頭守法分不開的。
法制歷史深刻地告訴我們：徒法不足以為治，繁法也不足以為治，制定嚴密完備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諸實施並深入人心則並非易事，它要通過執法者公平的執法和廣大民眾自覺的守法來實現。因此，我們說，良法與廉吏是實現法治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它們相互聯系，承前接後，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設中，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結合社會現實，根據社會要求，能夠真正反映社會生活，指導並規范人們的行為。但是立法只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前提，只有依靠秉公執法的官員才能夠使國家立法走向現實，如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則無異於虛設之條文。

四．法治的現代意義
中國古代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就是社會秩序穩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封建法制相對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為盛世最明顯的標志。法盛則政興，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現所體現的共同特徵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殺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封建法律的服務對象是地主階級，其著力維護的是專制主義統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廢法，權大於法。盡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現，內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許多內在規律成為法盛政興的必要條件。深入法制歷史，分析法制現象，從封建法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法制經驗和規律，不失為今天法制建設的有益借鑒。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會里，皇帝一方面凌駕於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規范。漢文帝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才有了張釋之的執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詔治罪之舉。在保證法令順利實施方面，監察制度在中國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並且歷史悠久，其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糾舉失職，監督司法，以使官吏執法不阿。中國古代的監察機關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自成體系，不受行政系統的干涉。為充分發揮其職能，歷代都由皇帝掌握監察御史的任用權。監察御史雖品級不高，權力卻非常大。也正因為如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監察機關確實起到了應有的法律監督作用，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極大的保證作用。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顯示借鑒意義。
依法約束權力，法制就能得以維持，盛世就有出現的可能；權力超越了法律，社會秩就會混亂，衰世就必然出現。以法律約束權力是維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
法制推動社會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保證國家的政治制度，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歷史證明，重視法制就會推動社會的發展，使國家昌盛富強；破壞或淡視法制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導致政權的衰敗。可以說，「法治」是盛世的標志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認識到了法治對一個國家盛衰的作用，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這就使得民主法制環境大有改觀，司法執法隊伍不斷擴充，糾正了以往不講法制，強調人治的作法，司法和執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國的司法執法狀況與法治的內在要求仍相距甚遠，長期以來形成的人治觀念仍然沒有根本消除，權大於法的現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的現象仍很普遍。我們知道，失去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也必然損害法制，影響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立法定製的根本目的在於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實施法律取決於司法執法機關的活動。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就是司法和執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與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

注釋：
①《商君書·更法》
②《韓非子·五蠹》
③《韓非子·顯學》
④《韓非子·五蠹》
⑤《商君書·墾令》
⑥《韓非子·揚權》

④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相

1、依法治國。法抄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韓非子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2、法不阿貴。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⑤ 韓非是怎樣的治國思想

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思想就是依法治國，主張法術。

⑥ 依法治國與韓非子依法治國主義的區別

區別就在於根本目的不同，韓非子的法治理念是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今天的法治理念是為了建設小康社會，為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最終的服務對象或者是受益對象不同

⑦ 韓非子提出「以法治國」思想的經濟因素是什麼

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韓非是韓國的貴族，他口吃，不善言辭卻善著書。「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出於愛國心，屢次上書韓國國王，建議變法，主張統治者應當以富國強兵為重要任務；但國王並沒有採納。於是，他根據歷史上治國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社會狀況，寫出了《五蠹》、《孤憤》、《內外儲說》、《說林》、《說難》等十餘萬字的政治論文，輯為《韓非子》一書。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子生活的時代，韓國國勢日益削弱，他的這些論文在韓國不受重視，卻傳到當時的強國秦國，很受秦始皇的喜歡。秦始皇舉兵攻韓國，韓國國王派遣韓非出使秦國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備重用，當時任秦國丞相的李斯是韓非子的同學，深知韓非子的才能高過於他，出於嫉妒，於是與姚賈一道向秦始皇進讒言誣陷他。秦始皇聽信讒言，將韓非子投入監獄並毒死了他。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的主要著作《韓非子》是先秦法家學說集大成者的著作。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復古」，韓非子的法家學說堅決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攻擊主張「仁愛」的儒家學說，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韓非子提倡君權神授，自秦以後，中國歷代封建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建立，韓非子的學說是頗有影響的。
韓非子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闢，推證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實屬罕見。《難言》、《說難》二篇，無微不至地揣摩所說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趨避投合，周密細致，無以復加。
韓非子的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於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效果。韓非子還善於用大量淺顯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作為論證資料，說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體現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在他文章中出現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故事，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至今為人們廣泛運用。
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韓非子"法、術、勢"的思想體系中,"勢"為核心,是"法"和"術"的出發點和歸宿,"法"構建的是"威嚴之勢","術"構建的是"聰明之勢".從這個意義上講,韓非子政治思想是一種"勢"的政治.

⑧ 韓非子的主張是什麼

主張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
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
對於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佚」，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於民，才可「禁奸於為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韓非子·心度》）。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為嚴重的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於君王統治。
對於君主，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
對於政治，韓非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
對於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韓非子·八奸》 《韓非子·五蠹》）所謂五蠹，就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者（指縱橫家）；3、帶劍者（指游俠）；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並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於耕戰的「邦之蟲」，必須鏟除。 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發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製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用國庫財力結交大國培養個人勢力的臣下。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⑨ 韓非子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

韓非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韓國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國思想，在總結各國治國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國」(《韓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針(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等)，因而被世人稱之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歸結起來韓非的治國思想有三個境界。 在治國之道的選擇上，韓非認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制分》)在韓非看來，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國的提出是相對以禮治國而言的。因為從西周到春秋戰國初期，是依靠禮來調解社會關系、維系社會秩序的。但以禮治國並不排斥刑罰，而是以禮為主、以刑為輔;禮和刑分別施予不同對象，「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對宗法貴族施之以禮，對平民施以刑罰，這是禮治最明顯的等級性特徵;禮治社會沒有成文法只有習慣法，且「禮和刑罰秘而不宣」，刑罰的裁決只是官吏根據風俗習慣來判定，呈現出隨意性和不公開性。 韓非之所以主張依法治國，其一是因為宗法貴族內部已經「禮崩樂壞」，禮治已經喪失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強制力的法來調整;其二是在靠實力說話的時代，需要用法來明確規定賞罰的內容，以鼓勵民眾努力耕戰進而富國強兵。韓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國看成是治國的最高境界，是因為:法具有規范性。「一民之軌，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會按照法的規定來調整自己的行為，進而會形成「以功受賞，臣不德君……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儲說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權貴，無論是宗親貴族，還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開性。「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難三》)法具有強制性。法律是關於賞罰的號令，因而它具有強制性和嚴肅性。韓非認為「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將寧。」(《揚權》)「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飾邪》)在韓非那裡，法律的強制性是與道德相比較而存在的，而法製作為治國的最高境界，也是針對德治和人治即禮治而提出的。 在執法過程中，韓非認為最高的境界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有刑法而死無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為的標准，執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賞賜和懲罰但卻沒有君主個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沒有君主個人的狠毒。其一，韓非認為執法要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在《安危》篇中，韓非通過對危道和安術兩個方面的論述，把嚴格執行法律看成是關涉國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於繩之內，二曰:斫割於法之外。」「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安危》)他以射箭為例:「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來，放棄了靶子而胡亂射箭，雖能射中小的東西但不能算技巧;放棄了法制而胡亂發怒，雖然殺了人但姦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須嚴格執行法律的規定。其二是不能隨便賞罰。法律是關於賞罰的標准，嚴格執行法律就是要恰當地實行賞罰:「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民不懲易為非。」(《難二》)「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飾邪》)「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難二》)韓非認為:打開倉庫賞賜貧窮者，這就是賞賜無功的人;審查監獄釋放輕囚，就是不懲罰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罰的最高境界是「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晉文公問狐偃刑罰的極限在哪兒?狐偃說不迴避親人和權貴，對所寵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晉文公說，好!第二天，下令在陸圃圍獵，以中午為時限，遲到的人處以軍法。這時，文公所寵愛的一位叫顛頡的大臣來遲了，執法官請求按法治罪，文公流著淚猶豫不決。執法官說:請讓我執法。於是斬了顛頡的頭公開示眾，藉以證明法律的真實。韓非認為:法律是規定臣民的行為標准，是實行賞罰的標准，如果執法過程依據情理就會喪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喪失，並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誤，而是有了法律之後又兼用智慧的惡果。(《制分》) 法律既是懲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預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後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凡治之極，下不能得。」(《揚權》)韓非以為，治理天下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讓臣子無機可乘。那麼怎樣才能不給臣子留下犯罪的機會呢?「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奸。」(《飭令》)在韓非看來，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證法律規定的內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從人性好利惡害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這樣一種現實，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圓之木」(《顯學》)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顯學》)，「不僥幸期望亂臣不欺詐」(《守道》)，在法律制定的問題上，韓非主張「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其法易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執行。設的獎賞應該是百姓能夠爭取得到的，懲罰的舉措百姓能夠迴避。如果不是這樣，百姓就不會被驅使和震懾。人們在有法律、有懲罰措施的情況下所以會犯罪，在韓非看來是因為法律和懲罰措施不一定實行，因而人們有僥幸心理。他指出，「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內儲說上》)韓非的主張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發現、懲罰犯罪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