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理論
❶ 羅馬五大法學家的理論貢獻有哪些
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亡，宗教隨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羅馬帝國不僅在當時成就了並遠播了古代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體系——羅馬法，而且，整個中世紀西歐法學智識的發端與發展就是一部羅馬法的詮釋與發展史。在古代羅馬遺留給後世的諸多遺產中，羅馬法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其影響逾千年而不衰。
以歷史的長時段鍛造羅馬法。正如羅馬城不是一天造起來的一樣，羅馬法也不是一夜之間驟成的。從公元前451年至前450年間的羅馬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的問世，到公元530年至533年完成的《國法大全》中的《優士丁尼法典》、《學說匯纂》和《法學階梯》為止，羅馬法歷經了一千餘年的發展。它從最初一種狹小和簡陋的農村共同體的法，發展成一種強大的城邦國家的法，進而發展成一種帝國的法。羅馬法的發展與完善，有賴於多項因素，撇開政治的、經濟的這些宏大的背景性的動因不論，僅就法本身來看，在一千餘年的時間跨度中，羅馬法從粗陋質朴走向精細縝密，有賴於法學家窮經皓首地著書立說，親力親為地解答、撰約、協助訴訟，條分縷析地對每一項法律規則的討論與爭鳴；有賴於裁判官通過擬制訴訟和擴用訴訟的方式，在司法實踐中擬制某種法定要素，或參照已有的法定訴訟形式，對社會中新衍生出的而立法又來不及規定專門的司法救濟手段的情況和關系，以具體、靈活、變通的做法提供司法保護，以至於裁判官法成為市民法的活的聲音；還有賴於普通社會民眾的參與與推進。可以說，羅馬法諸項法律規則的形成，發端於當事人對糾紛的提起，確定於裁判官的裁決與處理，抽象化、理論化於法學家的著述。由羅馬法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法律規則、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乃至法學傳統的形成，必須假以時日，不可能百十年間一蹴而就。在一千多年的時光流轉中，那些對日常生活的持之以恆的關注，那些對因社會變遷而引發的新問題、新挑戰的不斷的回應，那些對司法實踐的一再的審慎的反思，最終沉澱為了一種規則體系、一種邏輯體系和一種意義體系。不誇張地說，羅馬法系積千年人類生活經驗和理性智慧鍛造而成的。
以追求藝術的精細與完美之心雕琢羅馬法。古代羅馬法並不單純是法條文本、皇帝敕令或法學家的解答與著述的集合物，超乎文本和法典之上的是法的精神與法的理念，從中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發現，羅馬人不是僅僅把法律作為經時務世的技術工具，而是將法律作為體現了一定價值觀念的藝術來對待的。公元1世紀初期的法學家P?J?塞爾蘇斯定義道：「法（ius）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優士丁尼的《學說匯纂》中注稱：善良指合乎道德，公正即合乎正義。由此又引申出，「法」當是符合正義的。烏爾比安指出：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的箴言不是別的，就是誠實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這些是古代社會對法和法學最精練的概括與說明。由此，有學者斷言：「羅馬法是歐洲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薩拜因）。
羅馬法的實踐性和藝術性相結合的一面，體現在流傳甚廣的諸多法律格言中。這些法律格言涉及各個方面。在法的一般理論方面的格言有：法不是針對個別人的，而是為所有人普遍創設的；法律應當能被所有人理解；通曉法律不在於了解它的文字表述，而在於掌握它的精神和實質；違反法律原則的規定不應得到因循；習慣是法律的最好解釋者；法則產生於事實；對法的不知是不可原諒的；任何人不得通過損害他人的方式為自己獲利；行使自己的權利以不損害他人權利為限等。在刑法方面的格言有：刑罰應當成為對人的改造；法律考慮激憤者，激憤者卻不考慮法律（指刑法一般對在激憤狀態中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減輕處罰）；疑罪從無；任何人均無義務指控自己有罪等。在私法方面的格言有：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變通；契約起源於意願，隨後變為必須遵守的義務；和解協議相當於已決案；不得要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的給付；不得推定任何人遺棄自己的財產物；不情願者之間締結不了婚姻等。在程序方面的格言有：訴訟只不過是通過審判獲取應得之物的權利；沒有原告就沒有法官；法官不得自動審判；審判員不得審理與己有關的案件；法官只知法，事實須證明；舉證的義務由主張者而不是否認者承擔；一目瞭然之事無須證明；單一證據不能證明，與其他證據相結合可以證明；判決應當與請求相對應；一事不再理等。我們還很難發現其他哪個民族有如此豐富的法律格言。而且，這些格言不是類似於我國古代宋、明、清時期的律學讀本或訟師秘本中的僅僅是方便記誦的法律歌謠，而是對法律規則高度濃縮化後的藝術錘煉的結晶。今天，透過這些格言，我們仍能夠領略到規則背後的信念。今天，也仍有法學家堅持這樣的見解：「在任何時代中，法的確定性都是通過如下方面得到保證：一是法律藝術，它居於統治地位；二是法學，它的任務局限於形成法的技術因素……；三是立法，它相對於法學只能居於次位，其任務是構成法的政治因素。」（�德�霍爾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
以信仰鞏固和弘揚羅馬法。在古代羅馬，指稱「法」的有兩個詞：ius和Lex。ius指自然形成的法與習俗，它本身即含有潛在的完善性，是所有人定法Lex的正當性源泉。而lex則專指由世俗權力機構制定、認可的人定法或曰制定法。Lex的含義比ius要狹窄，Lex的中心意義是命令。西塞羅把Lex稱為「有關命令和禁止的正確理性」。五大法學家之一的莫德斯丁則說，法律（Lex）的效力在於命令、禁止、允許和懲罰。制定法（Lex）要盡可能地遵循、符合自然的固有的法與習俗（ius）。羅馬法的這一觀念我們簡言之謂「自然法觀念」。
自然法觀念為羅馬法的被信仰奠定了道德基礎。對於這一觀念，西塞羅有過美妙的闡述：
「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一致的正確理性；它適用於所有人且不變而永恆，……對於真正的法律，其神聖性不可能被貶低，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廢止；我們不能通過元老院抑或公民大會的命令來驅逐它，我們無須訴諸任何人來確定和解釋它；若是真正的法，……它是唯一而一同的法，永恆而不可改變，約束所有時代的所有民族；……對永恆的法的違反即是對人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違背，因此，誰若違背之，哪怕他逃避了對他的行為作出的其他相應懲罰，也將受到最嚴厲的處罰。」
在此基礎上，西塞羅陳述了法律至上原則：
「環顧我們國家中的其他部分，你會發現一切都依照規則和法律的規定而運轉。」
「在一個以法律為根基的國度，棄法律於不顧的行徑將會是更大的恥辱。因為法律是維系個人在共同體中的利益的紐帶，是我們得享自由的基礎，是正義的源頭……沒有法律的國家猶如缺失頭腦的人體……執政官司掌法律之執行，法官照看法律之解釋。總而言之，我們遵守法律，是因為法律賦予我們自由。」
如果說西塞羅的觀念多少還帶有某種永恆的神聖的色彩的話，那麼羅馬法中實踐性的自然法及信仰法律的例子亦俯拾可得：例如《十二表法》自從頒行後，千年間幾乎未經任何改動，也從未被宣布廢止過，它一直居於准神聖的地位；又如，羅馬最早的一些法學家，把解釋法律當作對社會公共生活的貢獻，他們公開和無償地提供法律咨詢，同時在此過程中完善自己，努力追求法律智慧與道德正義感相統一的高尚的倫理形象。直至烏爾比安時代，法學家仍把法律職業看作是獻身於人類的善好生活的神職人員的工作。
法律被信仰，在古代羅馬不僅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實踐。
❷ 法家的政治思想有哪些
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一般特點
1、強調以法治國是法家學說的核心。他們主張一切按法辦事，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上性。在全國要人人知法、守法。要嚴刑重罰，使人們不敢犯法，以達到令行禁止，信賞必罰。
2、絕對尊君，強化獨裁。法家主 張國 君必須是至高無上的，臣民都只 能是 君主進行統治的工具和材料。 國 君說一不二，他的話就是法。他們還主張採取一切辦法加 強國 君的權力，大權完全集中於一人之手，保證君主絕對地成為國家之「主」，有效地進行專制和獨裁。
3、人性好利與以法治民。法家把人性惡推向極端，認為人人唯利是圖，本性不可改。因而，不能信任任何人。對待民眾的行動，只能用嚴刑峻法進行鎮壓，或者用高獎重賞，以利誘導，為我役使。對民眾說來，知法、守法是每個人在知行上最高的要求，其他一切知識、文化和道德教育，都是不必要的。
4、歷史進化與變化圖強。他們認為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今異於古，今勝於古。因而，他們主張治國之道，不能因循守舊，止步不前，而要有所變化，勇於革新。治國的方略必須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
（二）商鞅的政治思想
商鞅（約前 390 ——前 338 年），姓公孫，名鞅，因是衛國破落貴族的後裔，故亦稱衛鞅，後因在秦國變法有功，封給商十五邑，因此而號商君，故又稱為商鞅。
商鞅從公元前 359 年到公元前 350 年，先後大規模地進行了兩次變法。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軍功，建立軍功爵制；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普遍推行縣制；獎勵告奸，建立什伍連坐制；統一度量衡。商鞅進行的這場封建化改革運動，使原來比較落後的秦國一躍而成為戰國七雄中的強國，為日後統一六國打下了監視的基礎。但是，秦孝公死後，商鞅遭到一些在變法中受到打擊的宗室貴族的報復，被誣告謀反遭酷刑車裂而死。
商鞅既是戰國時期變法改革的實踐者，又是當時著名的地主階級的理論家。他繼承了前期法家李悝、吳起的變法思想，並在實踐中加以完善，進而形成了他自己較成熟的法家思想理論體系。現存《商君書》二十四篇，為商鞅及其後學所作，是今天研究商鞅政治思想的主要資料。
1、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
（ 1 ）歷史進化論
商鞅認為社會歷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今天的社會是過去社會演變而來的。
（ 2 ）人性好利論
商鞅認為人們迫於生存的慾望和需求，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趨利避害，哪裡有名利，人們就會往哪裡跑。他還進一步指出了人性好利的內容不外乎官爵田宅而已。商鞅認為人們有這些慾望並非壞事，當政者正可利用人的好利本性，操賞罰大權，以實施對社會的有效管理。
2、法治理論
商鞅在歷史進化論和人性好利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法治學說。
在商鞅看來，法對治國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法有下列作用：
首先，法律能夠「定分」，也就是用法律形式確定私有財產關系。
其次，法律使「權制斷 於 君」，也就是法律能夠君主的權力。
第三，法律能夠勝民，也就是說法律能制服民眾。
3、富國強兵的農戰思想
商鞅在秦國進行變法的目標，就是富國強兵。為此，他主張把「農戰」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他認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耕」與「戰」，只要抓好這兩件事，就可以富國強兵。
總起來看，商鞅的政治思想適應了戰國時期的歷史發展趨勢，他的變法改革主張和農戰思想促進了秦國的富強，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他的人性論和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一定借鑒價值。
（三） 韓非的政治思想
韓非（約公元前 280 ——前 233 年），韓國人，是韓國諸公子之一。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同師事於荀子。
韓非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觀往者得失之變，在總結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法」、「術」、「勢」相結合的 封建 君主專制主義理論，對當時和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1、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
（ 1 ）歷史進化論
韓非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且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即使是「聖人」也無法改變的。
（ 2 ）人性好利論
關於人性，韓非發揮了他的老師荀子「性惡論」的觀點，也延續了楊朱、商鞅的利己思想，認為人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人與人的關系完全是一種利害的關系。
2、君利中心論
在君主與國家的關繫上，韓非認為君主是國家的主人， 國家是 君主的私有，因此，君主的利益也就體現著國家的利益。
在君主與臣下的關繫上，雖然韓非也說過君主霸天下離不開臣下的輔佐，但在君主與臣下的利益誰重要的問題上，韓非則堅決主張一切以君主的利益為轉移，臣下的利益應該絕對服 從 君主的利益。
在君主與民的關繫上，韓非認為民眾的價值就在 於能為 君主所利用。
總之，臣下和民眾，一切要以君主為中心，只有對君主有用、有利，才有存在的價值。這些思想比民貴說是一種極大的反動，這種君利高於一切的主張，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核心。
3、「法」、「術」、「勢」相結合的極端君主專制論
在韓非之前的法家，慎到貴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而 韓非從 君利中心論出發，兼取三家之長，形成了他自己的極端君主專制的理論體系。
韓非認為法是君主進行統治的基本手段，而推行法的關鍵在 於 君主掌握刑、賞二柄。
關於「術」，韓非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明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即君主駕馭群臣的南面之術，類似陰險狡詐之權術，不述也。
關於「勢」，即君主的地位、權力和威勢。韓非認為君主所以能為君，就是由於有勢，離開了勢，就不成為君。所以君主一定要牢牢把臣下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時時刻刻防止為臣下所制。
總之，韓非的「君利中心論」和「法、術、勢」理論都是圍繞加強君主專制而展開的，為中國走向極權道路起了極大的助惡作用。但這些主張在當時對於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根據。
❸ 新自然法學是以下哪一位法學家的重要觀點
第一節 多重視角的法律觀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們對「法律是什麼」的理解和認識是多種多樣的。古今中外，人們對法律多角度的觀察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法律觀。
一、立法者立場的法律觀
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1）命令說。這一理論始於法國人博丹。博丹創立了主權學說，為法律命令說奠定了理論基礎。自然法學派代表人物霍布斯認為，法律「對於每一個臣民說來就是國家以語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來區別是非的法規。」功利主義法學的邊沁說，法律是國家行使權利處罰犯罪的恐嚇性命令。分析法學派的奧斯丁則將法律當成主權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種要求個人或群體必須這樣或那樣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認為是優勢者宣布的，而且約束或責成劣勢者。」奧氏還用命令、義務和權利三個術語來解釋法律的概念。（2）權力（強制）說，即將法律作為權力或強制的表現。如中國古代法家商鞅：「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說：「法者，編著於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3）意志論。古代社會人們認為法自神或上帝出，法乃神意的體現。近代以來，法律往往被認為是人（立法者）意志的體現。如自然法學派盧梭認為，法律是社會契約的產物，在簽定社會契約時，人們讓渡全部自然權利，交給主權者群體。而人民主權就意味著執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現形式是經由多數決策的方式達致的。因此，法律即公意的體現。（4）規則（規范）說。如中國古代管子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清末法學家沈家本說：「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中世紀西方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說：「法是人們賴以導致某些行動和不作其他一切行動的行為准則或尺度。」現代西方分析實證法學派更是明確將法律當作規則或規范。如純粹法學派凱爾森認為法律是人們行為的強制性規范秩序。英國新分析法學派哈特認為法律是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的結合。主要規則設制義務，次要規則規定權利。
二、司法者立場的法律觀
跟立法者立場的法律觀適成對照的是司法者立場的法律觀。這種法律觀流行於具有判例法傳統的英美法系國家。正如著名的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德所說：「英國法基本上是一種判例法（case law）；它的規范基本上應到英國各高級法院所做判決的判決理由（ratio decidendi）中去尋找」，相應地，「英國的legal rule是針對具體案件的，是在審理這個案件時為了解決這個案件而提出來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司法者立場的法律觀在英美國家一直占據支配地位。以致英國法學家邊沁試圖改革英國法制，但收效甚微。司法者視角的法律觀，擇其要者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說：「我所說的法律，是指法院事實上將做什麼的預言，而絕不是其他什麼空話。」美國法學家格雷說：「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決中所規定的東西，法規、判例、專家意見、習慣和道德只是法的淵源。當法院做出判決時，真正的法才被創造出來。」這種法律觀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美國的現實主義法學。以致於法律徑直被視為法院所做的判決。如美國法學家盧埃林說：「法不是本本上的官方律令，法存在於官員或平民的實際活動中，特別是存在於法官的審判活動中。官員關於爭端所做的就是法律。法學家弗蘭克說：「就任何具體情況而言，法或者是實際的法，即關於這一情況的一個過去的判決；或者是大概的法，即關於一個未來判決的預測。」當今美國著名法學家德沃金也持司法視角的法律觀。德氏認為法律具有解釋性質，法律在解釋中得以完成。法律是一種闡釋性概念。由於西方國家所謂的法律解釋純然是一種司法活動，並不存在像我們國家那樣的立法解釋。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觀是一種典型的司法視角的觀點。
三、社會學視角的法律觀
社會法學派的出現，是二十世紀西方法學領域最重大的事件。這給法律的概念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察視角。社會法學將科學方法運用於法學，主張將法律置於社會當中，通過法律在社會中的實際運作，結合法律與社會事實的關系來認識和理解法律。社會法學側重從法的社會基礎、社會作用及具體效果諸方面來界定法律的概念。這對西方傳統的法律觀構成一種嚴峻的智識挑戰。如美國法學家龐德認為，法律是一項「社會工程」，是依照在司法和行政過程中運用權威律令來實施的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目的在於以最小限度的犧牲盡可能滿足全人類的需要。由此龐德還進一步分析了法律的結構，提出了律令-技術-理想這一法的模式理論。奧地利法學家埃利希明確主張法律發展的重心在社會本身而不在國家。因此他反對傳統的法律的概念，第一，法律由國家所創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審判機關判決的基礎；第三，法律強制是判決發生效力的基礎。埃利希進而把法律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家制定的法律；另一類是社會秩序本身。法律作為社會秩序本身，埃利希稱之為「活法」。埃利希認為法律是國家制定的這種傳統的法律概念實際上只不過是法律的一小部分。因而他強調對「活法」的研究。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派盧埃林曾依照龐德關於「書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動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分的觀點，區分了「紙面規則」和「實在規則」。並認為真正的法是後者，因此提出「官員們關於爭端做出的就是法」。德國法學家赫克等為代表的利益法學認為，法律起源於利益的沖突、矛盾和斗爭。法律規范構成於立法者為解決種種利益沖突而制定的原則或原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必須確定立法者通過特定的法律規則所旨在保護的利益。當今美國行為主義法學派布萊克認為：「法律存在於可以觀察到的行為中，而非存在於規則中」。當今西方法人類學家還提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這種法律觀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影響到我國法學界，表現為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理論探討。
四、倫理學意義上的法律觀
法律、道德與宗教是人類社會控制的三種主要手段。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在法哲學層面上表現為應然法（自然法）與實在法（制定法）的關系。這也是長期以來西方法學史上一個基本問題。從倫理學視角去看待法律，在西方有久遠的歷史淵源。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即認為法律「應該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進於正義和善德的制度。」羅馬法學家傑爾蘇將法定義為「善良和公正的藝術」。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則認為，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論斷為依據，嚴格地和真正地說來就根本不是法律，而毋寧可說是法律的一種濫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決於它的正義性。17、18世紀古典自然法學家認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體現，是正義的體現。自然法先於並高於實在法而存在，國家制定的實在法必須符合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因而法律是正當理性的命令。可見自然法學派的法律觀從本質上乃是一些道德標准和要求。而德國古典法哲學強調法與自由的內在聯系。法是作為理念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法則。20世紀新自然法學派依然堅持法律與道德不可分離，法律具有道德性。因此納粹德國制定的違反人道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總之，倫理學視角的法律觀貫穿於整個西方法學史。這表現為西方自然法與實在法二元論法的獨特思維模式。這也是造成法（主觀法）與法律（客觀法）相區分、法與自由、正義與權利密不可分的內在原因。與此相反，西方分析法學堅持法律和道德相分離，主張「惡法亦法」，而將「作為正義的法」等同於「作為立法者意志的法律」。進而從本質上，跟自然法學相反，將法律歸結為人的意志的體現。在西方法理學中，理性論與意志論構成兩種相對立的法律觀。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也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話題。但是它所討論的主題與西方不同，它並不側重於法律和道德在本體意義上的關聯，而注重於二者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中國古代的儒法之爭只是法律和道德那一種更加適合於作為統治的工具。儒家的主張最終占據上風。倫理法構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髓，德禮優於刑政。由此中國古代法從屬於禮。不僅法律的制定受倫理原則的支配，而且司法裁判也滲透者德禮的理念。這造成中國古代法律缺乏獨立的品格，淪為君主意志的統治工具。因此，中國古代法是一種典型的「倫理法」。
第二節 法律的基本特徵與法律思維方式
一、法律的基本特徵
長期以來，法理學界通常把法律的基本特徵表述為：法律作為不同於道德、宗教等其他社會現象的社會規范，具有規范性、國家意志性、以權利和義務為基本內容和強制性等屬性。這種觀點的根據有二：一是從法律概念層面上，上述法律特徵的出發點與運作中心是國家和政府；二是從法律運行層面上，上述法律特徵的界定暗含著一種自上而下的法律運行模式。上述歸納的缺陷在於，將觀察對象局限於國家法。這是一種立法視角的法律觀的產物。盡管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屬性，但是它僅僅是從一種角度所作的歸納，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跟現代法治相對應的法律的基本特徵在於：
第一，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具有普遍性、確定性、客觀性等規范屬性。
社會規范的種類很多。包括道德規范、宗教規范、風俗禮儀、規章紀律和鄉規民約等。法律只不過是社會規范中的一種。將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相區別的地方在於，法律是通過對人的行為的規范作用來調整社會關系，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因而法律並不涉入對人的思想的調整。而道德規范是通過思想控制來規范社會關系，習慣是通過社會思想觀念來調整社會關系。馬克思說：「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因而法律是經由規范和調整人的行為而發生作用的。
法律作為調整行為的社會規范，具有規范性。這具體表現為：(1)普遍性。不同於那種個別性調整，法律本身即預設了規則（規范）的存在，而規范（norm）這一術語源出於拉丁文norma一詞，它意指規則、標准或尺度。所以法律具有一般性、抽象性、概括性。它針對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因而可以反復加以適用。從法律效力層面上，法律表現為在時間、空間、對人及對事等方面具有普遍約束力。從深層次上看，這種反復適用和普遍被遵守的法律具有內在普適的道德性。這也是西方法律往往跟公平、正義、權利等相聯系的重要原因。法律的這種普遍性甚至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當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統一化之所以可能，即在於此。(2)確定性。法律是對以往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確認，並以法律規則為主要構成要素。而法律規則又具有較高的明確性、具體性和確定性。在此意義上，法律是社會中一種較為保守的力量。司法過程端賴於法律規則那種嚴格的形式邏輯進行法律推理，由此保證裁判結果的確定性。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廣泛的立法活動和法學研究中實證分析法學的興起都促使人們對法律確定性的追求。法律的確定性構成現代法治的重要基礎之一。(3)客觀性、合理性。現代法治的另一根基在於法律是接受理性指導、符合一定理性原則和社會規律的規則，具有消除和限制人的恣意行為的功能，因而現代法律具有一定的客觀屬性。德國著名的思想家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要求法律可以理性地算計，西方法律由此表現為一種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功能即在於建立和保持一種能夠大致確定的行為預期，從而便利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交往。法律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即源於人們行為關系中的合目的性、可預期性，由此限制和消除人類行為的盲目性、無意識和非理性。在司法過程中，法律的客觀性具體表現為法律解釋的客觀性，表現為對法律解釋唯一正確解釋的探求。現代法治理論之根基端在於此。因為法治乃規則之治，是用客觀的外部規則限制人的主觀恣意。
第二，法律是出自於國家並植根於社會基礎上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規范。
這是從法律的本體來源進行的界定。法社會學與法人類學研究表明，法律是多元的，既來自於國家，也出自於社會。就前者而言，法律通常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行為規范。有人認為，制定、認可和解釋是法律創制的三種主要方式。這一觀點值得商榷。法律解釋本來是一種典型的司法活動，應該歸屬於司法的范疇。但是將法律等同於立法的法律觀在我國極為盛行，而立法概念的外延往往又被擴及容納解釋法律。這是上述觀點的內在邏輯。事實上，法律創制的主要方式是國家制定和認可。制定是通過立法活動產生法律規范，而認可則是國家對既有社會規則予以承認並賦予其法律效力。這通常通過下列方式進行認可：一是賦予某些道德、宗教、風俗習慣和禮儀等社會規范以法律效力；二是承認、簽定或加入國際條約，認可國際法規范使之在國內產生法律拘束力；三是在具體案件中通過司法裁判形成某種規則和原則並使之具有法律約束力。法律解釋不是法律創制的方式。
第三，法律具有功能上的強制性和本體上的正當性。
強制性是之將強權、壓制、強迫和制裁作為法律的標志和特徵。在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過程中，隨著國家在立法、司法活動中地位的提高甚至於達到壟斷，法律的強制觀念漸趨凸顯。這一觀念在西方法學史上經歷了由法國人博丹到英國的霍布斯最終到分析法學派奧斯丁的學說發展。強制論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在法律基本模式上，視法律為主權者的命令。在權利和權力關系中，視統治者權力至上。自20世紀以來，西方法理學各派不約而同表現出淡化乃至消解傳統的強制性觀念，即在承認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實施有賴於「強制力」作為後盾，但取消「強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論中基本特徵的地位。這標志著當今西方法理學在法律概念本體論層面上的變革。
第四，法律是以權利和義務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規范。
20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法學界明確將權利和義務概括為法學的基本范疇。權利和義務確實是表徵法律進而使之區別於道德、宗教、習慣和紀律等其他社會調控方式的決定性因素。權利和義務構成了法律的基本內容，貫穿於法律的一切部門，貫穿於法律運行的全部過程，並且全面表徵和體現法律的價值。在西方法學史上，法律與權利有十分久遠的歷史文化淵源。拉丁文jus同時具有權利、法律和正當幾種含義。主體法律上的權利往往稱為主觀法（權利）。從法哲學上，當法律規則設定權利和義務時，亦即當法律用於表示立法者意志時，法律規則所設定的行為體現出的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立法者「意志」。在這里，規定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規則所表達的是：某個人「應當」以一定方式行為而不意味著任何人真正「要」他那樣行為。從此意義上，法律屬於「應然」的范疇，而不屬於「實然」的范疇。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上的實證主義法學中，權利和義務具有法定性和可量化性。法律通過規則或規范以授權、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規定權利和義務，調整人們的行為，進而調節一定的社會關系。當然，按照唯物論，一切社會關系的背後無不包含某種利益。法律調整社會關系正是將各種社會關系所體現的社會利益，以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是從法律作為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機制進一步派生出的特徵。
二、法律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徵
在對法律的概念有個初步認識的基礎上，再來探討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對於以法學為業的學生而言，培養和形成專業法律思維是今後從事法律職業的關鍵一環。
所謂法律思維，是指在長期的法律實踐中形成的，通過專門的法律語言（法言法語）進行分析、判斷、推理、論證和解釋等活動的一種職業過程。而法律思維方式就是運用法律思維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維定式和思維習慣。在人類長期頻繁、反復的法律職業活動中逐漸會形成特定的思維，這種思維一旦形成，便保持和延續下去，並以特有的思維定式依附於法律共同體。因此法律思維方式伴隨著法律的職業化而出現，同時也是法律職業成熟的標志。日本學者田中成明將法律思維方式的特徵概括為教義學的性質、過去導向性、個別性、結論的一刀兩斷性及其推論的原理性、統一性、類型性和一般性。季衛東先生將其概括為：一切依法辦事的衛道精神、「兼聽則明」的長處和以三斷論推理為基礎這三個方面。還有學者認為法律思維是一種重形式正義、重程序、重形式意義的合法性思維。總結各種觀點，法律思維方式具有如下特徵：
首先，法律思維方式是一種規范性思維方式，即把一切社會問題都盡量按照普遍性的形式規則和法律程序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來調處。法律思維方式是一種運用法律語言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的活動。法律語言不同於一般大眾語言，它具有一套獨特的概念和術語，即法言法語。一般說來，法律語言用詞較為准確、表達力求平實、簡練和明了。語詞運用注重規范和統一，強調語義的相對穩定性。如果一個社會崇尚法治，那麼法律語言就會成為廣受推崇的語言，幾乎可以成為普通語言。托克維爾說美國幾乎所有的政治問題都遲早要變成法律問題。當今中國法治建設就應當培育法治的公共話語，讓全社會接受法治觀念、意識、精神及思維邏輯。確立法律至上和權威性的觀念。法律家首先應當能夠運用法律語言進行思考、表達和處理問題。
其次，法律思維方式是一種程序化的思維方式。法律活動並不單純以實體公正為唯一目標。而且追求程序正義或形式正義。對某些疑難案件來說，「實體公正總是招致無窮無盡的爭論」。因而法治只能維護有限度的正義。而程序是一種相對自治的、在國家設定的嚴格制度的空間里進行運作。正如季衛東所說：「法的推論是實踐性議論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類型。法的推論是在一定的組織、制度和程序里進行的，必須嚴格遵守證據和辯論的規則；其論證技術也經過特殊的訓練，側重於尋求公平而合理的決定的適當理由。」這一點從根本上來自於法律活動（特別是司法活動）的性質即被動性、中立性、公正性、公開性和裁斷性等。因此，程序化的思維也是實現法官忠誠於法律的重要一維。正是在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空間里，法律的客觀性的理性價值才得到充分的體現，恣意因素得以擯除到最小化。
再次，法律思維方式遵循一套嚴格縝密的邏輯。思維均是按照一定的邏輯和規律進行的。法律家的思維方式一般來講是堅持三段論推理方法。解釋學上使用的一個基本概念是subsumption即涵攝或歸攝，指將待決案件事實置諸法律規范構成要件之下，以獲得特定結論的一種邏輯思維過程。亦即將法律規范適用於具體案件以獲得判決的過程。由此將法律規范與事實、普遍與特殊、過去與將來的縫隙織補起來。因此法律思維專業邏輯不同於其他政治思維、道德思維及大眾思維的邏輯。法律思維邏輯在嚴格的制度和程序空間里表現出高超的形式理性與技術理性。現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即在於此。相比之下，其他思維邏輯具有明顯的情緒化和情感性趨向。
最後，法律思維方式所追求的結論只能是盡可能的令人接受，而不可能達到絕對必然的「真」。因此注重對做出的決定出具正當化的理由以保證言之有理、持之有據、令人信服。在審判活動中這表現為確定性和單一性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用來判斷事實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判斷，而不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斷。在陳述許多問題時，只作客觀描述而不帶價值評判。法律家只能根據符合設定的程序構件的當事人的主張和舉證重構案件的事實。不能大膽設想而只能小心求證。在此基礎上做出決斷。並且做出的結論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而不能是「和稀泥」、「各打五十」，盡管有時候其妥當與否還有待探討。法律思維不同於政治和行政思維，後者具有「權衡」、「妥協」的特點。正因如此，法律思維方式要求具備一套高超的證據學和法律解釋學的原理和技術，在司法過程中要求法官給出充分的判決理由。
三、法學教育與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
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是法學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柯克所說：法律是一門藝術，一個人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它的認知。無獨有偶，美國法官波斯納亦將法律作為一種實踐理性，他認為實踐理性是一個「雜貨袋」，其中包括軼事、內省、想像、常識、移情、非難動機、說話者的權威性、隱喻、類比等等。總之，這是一門職業性很強的活動。但是中國歷來沒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家，法官從未形成一種專門的職業。歷來的傳統是「縣令兼理司法」，法官與行政官員身份合一。現今中國司法依然被嚴重行政化。法院往往被視為體系嚴密的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司法的職業化程度與專業化程度甚低。具有成熟的法律思維方式的真正法律家職業共同體尚未形成。
培育中國的法律家階層，無疑是實現法治的重要一環。這不僅需要科學地對待法律家，給予其更多的理解與尊重，為形成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營造健康的社會環境。更重要的是，這也對中國法學
❹ 法家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1、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2、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3、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4、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4.1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4.2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4.3「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4.4「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5「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5、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馭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6、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
❺ 中國法律思想史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提出的「法治」觀,其理論根據是什麼
法家的「法治」其核心思想其實不是「法制」，而是「權治」。法家思想成熟的很晚但其誕生得很早，法家的創始人是管仲，他依靠「霸道」幫助齊桓公稱霸，具體做法就是查戶口、定編制，是把人民分成四種人：士農工商，分居不同的地方，永世不得改行或串門，然後建立十五個士人之鄉，再從裡面徵兵。其實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兵營，保證君主的最高權力。由此可見，法家的是通過法規律令和行政手段治國的學派，因此西方把法家稱為「行政管理學派」或者「司法與行政管理學派」。
法家的理論依據是人性本惡，這個思想來源於荀子，但荀子並不是人性「本」惡論者，荀子的觀點是人性「有」惡。荀子認為人性分成兩個部分「性」（人的自然屬性，是惡的）和「偽」（不是虛偽的意思而是人為的意思，是指人的社會屬性，是善的）。荀子在王志篇中說，天下萬物可分為四等，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所以是天下至貴。由此可見，荀子是承認人性有善的。而且荀子認為人必須通過「偽」去改造「性」，因為如果沒有偽，只有「性」，那麼人是無法生存的，因為人的動物性的生存能力不及動物，叫做「力不如牛，走不若馬」。用「偽」改造「性」必須由聖人來做，叫做「化性起偽」，改造的結果是「塗之人可為禹」，這與孟子的「人皆可為舜堯」殊途同歸。如果荀子不承認人性有善，很難想像可以把普通人改造成聖人。但荀子同時認為「性」是很頑固，必須通過聖人的改造，才能去除，而聖人的做法是「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這個做法已經離法家很近了，而韓非在荀子人性有惡的基礎上又向前邁了一步，認為人性本惡，因此沒有改造的可能性，只能防範。所以法家才是諸子中真正的性惡論者。
❻ 法家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法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以法治為核心的思想學派。這個學派否定了世襲貴族天然傳承的等級制度，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毀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這種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而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申不害來自韓國、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有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學派思想由韓國人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
法家這種學說乃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這種思想在斗爭中確是相當實用，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里」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
有人認為法家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意識形態。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由柳洪平創建。
b]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也就是韓非的作品《韓非子》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有人說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 ž 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 ž 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 ž 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 ž 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 ž 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 ž 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 ž 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 ž 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
「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
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
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
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
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分享給你的朋友吧：i貼吧 新浪微博騰訊微博QQ空間人人網豆瓣MSN
對我有幫助
❼ 簡述先秦法家對中國古代法律思想有哪些貢獻
先秦法家對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貢獻有：
1、法家先驅管仲的著述《管子》中總結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他認為，法治是判斷人們是非曲直的唯一根據，除此之外的任何尺度、任何標准，都應當取消。
2、法家大力倡導法的權威性和約束力，強調人民、臣民甚至君主都要按法行事。
法家先驅管仲認為在保持法律權威的同時，積極發展社會生產力，按照社會物質生產的本質要求，真正推動能以體現民主，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價值取向的法治進程。
3、法家主張「以法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須學習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學習法律，由司法官員宣講、解釋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
這種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於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一直為後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今天的法治建設也有積極的意義。
4、法家的法治理論有與現代法治理論相通或相同的地方，但在法治的最高原則上，法家君權至上的法治理論與現代法律至上的法治理論存在著根本的差別。
5、法家認為，預防犯罪就要對犯罪過程中產生犯罪動機這一環節進行有力的法律干預以阻斷後面幾個環節的發生，只有這樣才能使犯罪現象減少，最終歸於無犯罪。要消滅犯罪動機關鍵就是消滅畏忌，畏忌感是消除犯罪動機的心理基礎。
❽ 法家思想包括哪些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依法治國，「以刑去刑」，不重視道德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以此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即一個君王，如果他能給予官員及百姓利益，官員和百姓就會擁戴和支持他，同時這個君王還擅長「術」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就很有可能能夠強盛；但如果這個君王不具備以上的任何一條的話，這個國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滅亡。所以，法家理論的一個很大的不足在於過度依賴君王個人的能力。但秦能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還是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❾ 法家代表人物及思想
法家的思想核心是「法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及人性的關系等都做了探討，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是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等。
法家是「禮崩樂壞」、「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戰國時代成長起來的政治派別。漢代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第一次為法家流派命名，並將其與儒、墨、道、名、陰陽五家同日而語：「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一般認為，春秋時期的管仲和子產，便是早期法家的代表，戰國時，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等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與後期法家的代表——韓非，先後在各國實行變法，並在思想領域與儒家展開了激烈的論爭。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以強制手段推行法家政策，使法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達到了高峰。
韓非以前的法家理論，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強調「法」，主張國君要明法令，用法律來加強統治；申不害，強調「術」，主張國君千萬要注意控制、駕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戰國時趙國人，曾為齊國稷下先生，生卒年月不詳）強調「勢」，認為國君必須加強威勢才能統治天下。韓非對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慎到之勢進行了吸收和揚棄，從而形成一個新的法家學說體系。
在自然觀方面，韓非建立了以「道」為最高范疇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體系，提出：「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探討了萬物發展的總規律與特殊規律及其相互關系，強調人們按客觀規律辦事。在認識論方面，韓非提出「參驗」的方法，強調用實際的功用效果來檢驗人們言行的是非。「參驗」方法在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認識論上有重要的意義。在歷史觀方面，韓非主張社會制度和治世方法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反對拘泥於古人的作法。
韓非在中國哲學史上還首先用「矛盾」來概括矛盾對立的雙方，提出：「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韓非子·難一》）。韓非還試圖探討人口變化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認為人口再生產的速度高於生活資料再生產的速度，人口多、財富少是造成社會爭亂的根源。
❿ 法家理論的來源是什麼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是適應百家爭鳴的社會大變革應運而生的產物，在諸子百家中自成一體，獨成一家。春秋時期，法家還沒有成為獨立學派，法治思想還在萌發時期。當時，管仲、子產已有重視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驅者，戰國時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治國重「法」，再到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的構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發展再到成熟的衍變過程，本文擬通過對《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剖析，來揭示這一衍變過程。一、{(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法治思想的萌芽管仲是春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盡管他不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以法治國」概念，也是先秦法治思想的最初萌芽。「以法治國」語最早出《管子·明法》：「威不兩錯，法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意思是說，統治者治理國家，不必要把自己的權威建立在更多的基礎之上，只要以法治國，就會象人們舉手抬足那樣，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了。1．《管子》對法的闡釋《管子·形勢解》中說：「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管子·七法》中又說：「盡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管子》的這兩段論述准確地闡述了「法」的概念，指出了「法」是衡量人們言行是非、曲直、功過及行事的客觀標准，是普天下之民眾應該遵守的行為准則，是保證國家得以平穩順利發展的根本保障。這是《管子》對我國古代法治思想的偉大貢獻。『2．將「以法治國」上升為治國理念基於對法的認識，《管子·論法》篇中說：「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強調法是最高之至道、治國之根本。如果沒有這個根本則民無保障、國無秩序、民心不向、國將不國，可見《管子》將「以法治國」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並且，《管子》在不同的篇章中又多次提及並且反復告誡君主要依「法」治國，《管子·任法》篇說：「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立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明法》篇還以先王的榜樣來教誨現任統治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甚至，為了做到「以法治國」，《管子·論法》還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帶頭守法：「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日：禁勝於身。」然而，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土壤中註定不可能產出如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所講的「法治」，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只能是作為統治者的「人」工具性地「以法治國」。這種認識奠定24了以後法家對「以法治國」認識的根基。同時，在主張「以法治國」的同時，管仲也很重視德、禮。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管仲從來沒有否認過禮的作用，在某些場合他依然把禮作為頭等需要維護的大事，但是他在提升法的作用時無疑已經不自覺地降低了禮的功能。3．「法自君出、法道」這是《管子》在立法方面所體現出的思想。雖然管仲認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任法》)，但又主張法自君出，只有君王有權立法，人民不過是法所役使的對象，還有貴賤之別。而且「憲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經也」(《管子·法法》)。君主雖然有權立法，但不能隨意立法，而應以「道」為法。這就要求：必須「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即必須注意適應「天則」，即自然法則，必須從民情的好惡出發，必須「量民力」，切忌強迫人民去干力所不及的事情和對人民作過多過苛的欲求。所以他們說：「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管子·形勢解》)，否則「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同上)。立法必須統一、嚴肅和具有相對穩定性。如果「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管子·法禁》)。法令雖然必須適應時代要求。「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正世》)，但不可朝令夕改。4．「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這是《管子》在行法方面所貫徹的思想。《管子》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認為關鍵在於善於運用賞罰：為了使法令成為行賞施罰的標准，法令的內容必須明確，而且必須公諸於眾，使人們有所遵循，即所謂「號令必著明」。法令公布後，必須信賞必罰，要求「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管子·七巨七主》)，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同上)。反對君臣，特別是君主「釋法而行私」(《管子·君臣》)。管仲認為阻礙法令貫徹的禍害，莫過於執法者行私，而能否杜絕行私，關鍵在於君主。要求君主本人必須以身作則，「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管子·法法》)。主張「重令」與「尊君」。但是《管子》沒有把賞罰特別是刑罰的作用絕對化，《管子·君臣下》說：「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至賞則匱，至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還說「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疲民力」，就必然會造成「誅罰重而亂愈起」的結局。所以《管子》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治國》)。這種思想源於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顯然受到儒家「富民」和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管子》在對法的系統性認識基礎上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並且將其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認為君王治理國家需「以法治國，法禮並重」，充分體現了其禮法兼顧的思想。在立法和行法方面，《管子》則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但是「以法治國」畢竟是在明君臣之別的君主政體問題中提出來的，所以《管子》的「法治」概念是君主專制政治的產物。二、《商君書》「緣法而治」理念的施行——法治思想的發展商鞅作為先秦法家的一個主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在《商君書》中有較為完整的體現。商鞅重「法」，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在《管子》提出較為系統的「以法治國」概念的基礎上，《商君書》更加強調「法」的重要性及「法」的應用。1．《商君書》對法的認識《管子》對法的認識大多從法的特性和功用方面體現出來，《商君書》則對法的起源有了更為詳盡的論述。商鞅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在《開塞》篇中說：在上古時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時，既沒有國家，也沒有法律。「刑政不用而治」，後來人口越來越多，民眾則爭，爭則亂。為了避免爭奪與混亂，就要「定分」、「立禁」、「立官」、「立君」，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和法律。所謂「定分」，是指「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其中主要是指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財產所有權。這就是說，法律是為確定與保護財產所有權而產生的，被稱之為「定分止爭」的法律起源論。2．《商君書》的治國理念——以法治國與管仲「以法治國，德禮並用」的治國理念不同，商鞅主張「以法治國」，根本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商鞅認為，「好利惡害」是人的天然本性：「民之性，飢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商君書·錯法》)正是「人生而好惡，故民可治矣⋯⋯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同上)因此，不能用所謂的仁義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只能實行法治。同時，商鞅是從獎勵農耕、富國強兵以及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為出發點來論證實行法治的必要性的。商鞅認為，要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視農戰、推行農戰、獎勵農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蕁」(《商君書·農戰》)，而為達到這一目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賞罰為主要內容的法治，獎賞有功於農戰的人，懲罰破壞農戰的人。3．「刑無等級，一斷於法」商鞅「刑無等級」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商鞅反對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論點，首先正式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他認為有了法就必須得到遵守，而要使法得到遵守，僅靠一般民眾遵守是不夠的。他說：「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書·賞刑》)即無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處刑，矛頭直指舊貴族，這是對商周以來「刑不上大夫，札不下庶人」思想的直接否定。正如司馬遷所概括的那樣：「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史記·太史公自序》)4．「嚴刑峻法，以刑去刑」商鞅不僅重視以法治國，還認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嚴厲。他在上引「開塞」篇中說：「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奠深於嚴刑。」就是說，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說到底，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設立君主，以嚴刑峻罰控制人民。《商君書》將法視為治國之本，重視「變法」取向，把法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手段，造成法與禮的尖銳對立。而且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商鞅認為需立足於法之實行，但是他將法不能實施的原因歸結為「刑輕」，因而提出「重刑」主張。商鞅認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他主張通過重刑達到「無刑」，是其法治的最高理想。三、《韓非子》「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法治思想體系的構建——法治思想的成熟韓非到秦時，距離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已經大約有123年之久，韓非在保留了商鞅等對「法治」的重要理論的同時，對治國之道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保證「法治」更好地實施上面來。1．韓非對法的認識韓非在管仲、商鞅、申不害等法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而追本溯源研究了法是什麼和世界上為什麼會有法存在的問題。「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韓非子·難三》)「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這是韓非對法的簡要定義，也指出了法的一些基本特點：一是法應該是公布於眾的成文法；二是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三是法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與現在我們對法的基本特徵的認識基本相同。他和商鞅一樣，也認為法律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擺脫了天命神權的束縛，力求從社會內部並緊密聯系物質生活條件來探索法律的起源。2．以君為主，法術勢相結合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某些法治思想，如片面誇大法律的作用、治國只能靠法而不能靠仁義道德、重刑等思想，但是作為先秦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綜合三家，以君勢為體，以法術為用，復參以黃老之無為，逐創成法家思想最完備之系統」，[1]在其綜合的過程中，還對法家的一些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化。韓非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指出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雖從不同角度提出過「法」、「術」、「勢」等思想，但「皆未盡善也」(《韓非子·定法》)。商鞅治秦只講「法」不講「術」，雖然國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同上)，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同上)。因為不善於權術，人君得不到利益，大權旁落，未能達到帝王之治；申不害治韓「徒法而無術」，「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同上)。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所以韓國不能稱霸。在韓非看來，只有堅持以法為本，做到「抱法」、「處勢」與「行術」三者的有機統一，方為明主治國之道。「法」和「術」是人主統治臣民最重要的26工具，而「勢」是運用法和術的前提條件，三者不可或缺。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他還說：「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難三》)。同時韓非又認為，要推行法術必須佔有權勢地位，「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失去權勢地位就無法推行法治，法治和權勢的關系是「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難勢》)。韓非明確提出將「法」、「術」、「勢」結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論，構建了「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的法治思想體系。「法術勢皆帝王之具，它們三者都是達到君權目的的法治方法。韓非法治思想同君權一開始就是並行不悖的，他的法治觀，不僅不限制專制，而且是加強專制、鞏固專制、服務於專制。韓非法治思想體系表現出極其強烈的權治特點。」可見，韓非的思想體系在綜合以往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已經超越了對法治重要性的論證。在充分肯定這個前提的情況下，他將法家思想的發展更加推進了一步，將重點放在了如何保證法的實施上面來，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論，使得法家法治思想臻於成熟。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重「法」，竭力為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而「垂法而治」，再到韓非構建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法治」成為法家的口號，進而成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在對法的認識方面，更加全面和准確，包括對法的定義、法的功能和作用、法的特點、法的起源乃至本質等問題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在治國方略方面，由最初強調法的功能和作用，但並未拋棄德禮，到後來完全否定德禮的作用，只主張「以法治國」，說明商鞅、韓非等後期法家對治國方略的認識已有了質的變化，片面強調法的作用，鼓吹法律萬能論，這對樹立法的權威、推行法治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立法方面，《管子》就認識到君主的立法權問題以及法令制定時應遵循的一些原則，商鞅則進一步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盡管在理論上具有積極意義，但現實中，這卻成了一張幾乎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在行法方面，《管子》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後期法家則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加之性惡論的影響，他們主張重刑，使管仲通過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德治措施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將嚴刑峻法當作保障法令實施的至上法寶，在法治思想發展史上無疑是退步的。但是韓非在集中之前法家思想的基礎上，獨樹一幟，創立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將法家對法治問題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這意味著法家的法治思想已趨向成熟。法家的法治思想在秦統一中國的歷史過程中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家的「以法治國」無論如何都與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遠，始終沒有脫出君主專制下「以法治國」的巢臼。鑒於《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的代表性，筆者以它們為中心闡述了其中所體現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展示了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變過程。事實上，在眾多先秦法家中，還有李悝、申不害、慎到等前期和後期法家在「法治」問題上都有過很多論述，提出了豐富的法治思想，對後世影響亦為深遠，限於篇幅，這里不再論列。[參考文獻][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