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非難

『壹』 法律中的"非難"是什麼意思

弗蘭克反對僅把犯罪心理要素作為責任內容的心理責任論，提出「非難性」和「非難可能性版」的概念，認為權責任應當包括以下內容：（1）責任能力；（2）故意或過失；（3）正常的附隨性狀，即行為時四周之狀況處於正常狀態之下。也就是說，可以期待行為者為合法行為。在弗蘭克之後，休米德基本上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論。

『貳』 什麼是法律的非難性

回答：法律的非難性即責任。

現代的新刑法，為防止司法的恣意，提出了責任主義的原則，即「無責任無刑罰」，對行為人進行非難，譴責。比如一個結過婚的女人流浪到另一個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為了生存，又在當地與別人結婚，雖說是犯了重婚罪，但不給予刑罰。

拓展資料：

法律非難性（期待可能性/非難可能性）的介紹：

行為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無可奈何被迫實施了違法行為，其刑事責任如何，這就是期待可能性問題。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行為時的具體情況，能夠期待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的可能性。

如果有期待可能性，即能夠期待行為人在行為時實施合法行為，行為人違反此期待實施了違法行為，即產生責任；如果無期待可能性，即行為人在行為時只能實施嚴重違法行為，不能期待其實施合法行為，此為阻卻責任事由，行為人不負刑事責任。

刑法客觀主義主張應當根據現實的犯罪行為及其犯罪意思形成過程確定對犯罪人道義的、倫理的非難，責任的本質是「非難可能性」。

責任非難的對象：

刑法客觀主義將客觀行為以及其決意過程作為責任評價的對象，從而提出「(個別)行為責任論」、「意思責任論」的責任論中心命題。

其基本思想是：行為者所實施的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是責任評價的對象，必須對各個具體的違法行為論以責任；同時由於犯罪行為系出於個人的自由選擇才有意義，所以，責任非難應當指向行為實施當時的意思，既無故意，又無過失的行為不能進行責任非難。

參考鏈接：雞西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責任的基本特徵

『叄』 刑法中的「非難」「非難可能性」是什麼意思

非難可能性是說非難的一種標准，意識是該行為是不是應該非難。近代刑法，為防止司法的恣意，切實地保障人權，提出了責任主義的原則，即「無責任無刑罰」。

責任主義下的責任，指的是主觀責任與個人責任。主觀責任是指僅在行為人具有責任能力與故意、過失時才能予以非難；個人責任，則是指只有對於行為人的個人行為才能予以非難。

(3)法學非難擴展閱讀：

非難可能性有兩個基本條件：

符合刑法規范的意思決定可能性與符合刑法規范的行為可能性。

其一，行為人有可能作出符合刑法規范的意思決定，卻沒有作出這種決定。至於行為人有無可能作出這種意思決定，則取決於行為人是否達到責任年齡，是否具有責任能力，以及是否具有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

這是因為，如果沒有達到責任年齡、沒有責任能力，就不可能知道行為合法與否，因而不能作出正確決定；即使達到了責任年齡、具有責任能力，但如果不可避免地誤以為自己的行為合法時，也不能要求行為人作出符合刑法規范的意思決定。

其二，在行為當時的具體情形下，能夠期待行為人實施符合刑法規范的行為，但行為人卻沒有實施符合刑法規范的行為。至於能否期待行為人實施符合刑法規范的行為，則取決於行為人有無故意、過失以及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

這是因為，如果行為人沒有故意與過失，不可能預見到行為的不法後果，或者合理地以為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合法結果，就不可能期待行為人放棄這種行為。另一方面，即使行為人預見到或者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產生不法後果，但如果在行為的當時，行為人別無選擇，只能實施這種不法行為，法律也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符合刑法規范的行為。所以，責任要素除了包括責任年齡、責任能力以及故意、過失以外，還包括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與期待可能性。

『肆』 一個法學理論成立的可能性可從哪幾個方面分析

劉 鵬
《當代法學論壇》2006年第一期
作者簡介：劉鵬，男，1957年生，1983年7月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現為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副院長，法學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社會兼職：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理事，貴州省法學會常務理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律專家咨詢委員，貴州省社科院法研所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刑法學、犯罪法學術成果：已出版專著、主編、參編教材、學術文集共10部，完成省部級課題兩項，在研兩項，在省級以上公開刊物發表專業論文40餘篇。成果中，有兩項獲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一項獲四等獎，一項獲貴州省公安科技強警獎二等獎。
內容摘要：期待可能性是指對於某一定之行為，欲認定其刑事責任，必須對於該行為人能期待其不為該行為，而為其他適法行為之情形。大陸法系期待可能性理論自創立以來已發展成為一項極富生命力和魅力的理論，但仍在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質、標准等方面存在爭議。引進期待可能性理論將導致我國刑法學犯罪基礎理論的一場革命，在刑法實務上也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大陸法系 期待可能性 評介
The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
Liu Peng
Abstract：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refers to a condition that an actor is expect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but another legal act instead when the act o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oncerning the act is determined.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charming theory full of vital power since it was created
in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sputes on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standards of the theory and so
on.Introcing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is to revolutionize the
basic criminal theories of the science of Criminal Law and it i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Continental
Law System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evaluation
期待可能性理論產生於二十世紀初,一般認為其發端於1898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國法院第四刑事部對"馬尾繞韁案"①所作的判例，該案一經公布後，很快引起了德國刑法學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們針對此案紛紛著文，力圖從理論上尋求根據與突破，其中最具影響的如邁耶的《有責行為與其種類》（1901年發表），弗蘭克的《責任概念之構成》（1907年發表）。邁耶作為規范責任論的首創者，指出：責任要素除心理的要素外,還必須有"非難可能性"存在。弗蘭克亦指出：當時通說將責任的本質視為心理的要素並不妥當,「責任」是除心理要素之外，尚須以「責任能力」及「正常的附隨情狀」為要素的復合概念。並且，他認為責任的最重要的要素是「附隨情狀之正常性」。這里所謂的「附隨情狀之正常性」即期待可能性。故一般認為弗蘭克為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首創人。之後，一批德國刑法學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推進了這一理論，使之逐漸成型、成熟，並很快傳入日本。經過日本學者的傾力推介，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影響，並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已獲得了日本刑法學術界和實務界的普遍認同。該理論在我國台灣地區也受到很大的推崇，在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日等國已成為一項極富生命力和魅力的理論②。
一、待可能性的含義及其理性評價
「所謂期待可能性者，乃對於某一定之行為，欲認定其刑事責任，必須對於該行為人能期待其不為該行為，而為其他適法行為之情形也。亦即依行為當時之具體的情況，如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犯罪行為，而為其他適法行為，其竟違反此種期待，實施犯罪行為者，即發生刑事責任之謂也。故若缺乏此種期待可能性，則為期待不可能性，而成為阻卻責任之事由，即不能使該行為人負刑事責任。」［1］期待可能性，從其產生的背景即可看出，該理論的核心或實質在於「法不強人所難」，當一個人處於困境之中，客觀外部環境迫使他只能實施違法行為解困，或難以選擇適法行為時，對其無奈的選擇就不應加以譴責，既使其行為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成立的條件，也不應該成為刑事非難的對象，或者至少，應當對其減輕處罰。
人們常說「法不容情」，當法與情不能兩全時，唯一的選擇就是依法辦事,即所謂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就司法的角度而言，這一命題無可指責，存在的問題是，制定法律時，立法者應當如何考慮盡量減少和防止情與法的沖突，亦即如何考慮「法要有情」這一命題。刑法的制定與實施，應當體現人道的精神，如果一個人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違背其本意選擇違法行為，並且為此而承受刑事追究的重負，如此做法「無疑於與人情相背，是在製造國民與法律的讎隙。」［2］刑法作為一種表相的「惡」，要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忠誠，使社會容忍這種「惡」的存在，就必須經常不斷地對其正當性和合理性進行拷問，使表現為「惡」的刑法包含「善」的前提和因素。{3}日本學者西原春夫對此評價到：「刑法的結果是程度如此嚴重的『必要的惡』，我們就不得不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常性，我們的國民因一部合理性和必要性不明確的法律，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違法時就被處以刑罰，重要利益受到侵犯，並被打上犯人的烙印，這一切都令人難以忍受。」［3］我國學者陳興良教授指出：「刑法是以規制人的行為為內容的，任何一種刑法規范，只有建立在對人性的科學假設基礎上，其存在與適用才具有本質上的合理性。」［4］正是基於此，日本刑法學家大冢仁對期待可能性理論作了如下的評價：「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對在強大的國家法規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國民的脆弱人性傾注刑法的同情之淚的理論。」［5］一切科學與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6］期待可能性的提出，無疑地為刑法的理性回歸提供了一條歸途，因此我們說，對人性的深切關懷，不僅是期待可能性合理存在的倫理學基礎，而且是其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價值不僅在於其體現了刑法人道主義原則，充分表達了對人性的尊重，而且它迎合了刑法內縮，後隱而非外張，前置的價值立場。現代刑法理念十分崇尚刑法在干預社會活動中的謙讓和抑制，刑法的謙抑原則除了追求刑法啟動成本的最小化，而達致刑法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外，更重要的一點在於抑制國家可能不斷擴張的刑罰權。一個社會，如果到處充滿了刑法的觸須，其結果必然導致犯罪化和刑罰的濫用，從而也就難以得到社會公眾的心理認同，難以培養公眾對刑法的忠誠，故刑法只能作為終極的手段，在採用其他的方式無力或無效時，才能最後動用刑法的力量，期待可能性理論正好符合刑法的這一精神，它不但使期待不可能成為刑罰消滅的正當理由，亦使期待值不大的情形成為刑罰減輕的事由，從而大大地抑制了刑罰權的擴張，起到了「調節現實與法律正面磨擦的安全活塞功能」［7］之作用。
二、期待可能性理論存在的爭議問題
期待可能性理論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由於在整體刑法學理論體系中出現較晚，故一直存在著諸多的爭議，這些爭議或者說不同見解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展開：
（一）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質
所謂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質，是指當期待可能性缺乏或期待不可能時，該情形能否成為一種超法規的責任免卻事由，抑或只能在刑法明文規定的范圍內使用？對於這一問題，有兩種不同見解：德國刑法學界普遍認為，應當對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適用加以限制，所謂限制就是僅在刑法上有規定的場合，缺乏期待可能性才是被確認的免責事由。而如果突破刑法規定范圍運用該理論來否定罪責，會產生無原則的諒解和寬恕，導致責任非難的虛無化，甚至會流於泛道德主義的傾向，不利於犯罪判斷的統一性和科學性。{4}相應地，德國的刑事立法也貫徹了這一主張，早在1925年和1927年的德國刑法草案中，就體現了這一思想，而在1973年10月施行的德國新刑法第35條第1項更是明確規定：「為避免自己或自己之近親屬或其他密切關系者之生命、身體或自由現所遭遇他法不可避免之危險，所為之違法行為，不構成責任。行為人依其情況，如其自行招致危險，或具有特別法律關系等情形，可期待其經歷危難者，本項規定不適用之。」對此，日本刑法學界持不同看法，其通說將期待不可能解釋為一般的超法規的免責事由，因為「立法者及其實定法都不是萬能的，實定法不可能沒有遺漏地規定了責任阻卻事由，因此盡管沒有法律的規定，但從具體情況考慮缺乏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時，不管是故意犯或者是過失犯都應承認阻卻責任。」［8］此外，以期待可能性之缺乏否定責任，使不幸的被告人從責任的羈絆中解放出來，亦符合有利於被告的刑事司法公理，不違背罪刑法定的精神。故「期待可能性不存在為理由否定刑事責任的理論，不是基於刑法上的明文，而應解釋為所謂超法規的責任阻卻事由」。［9］昭和31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所作的一個判決中，亦有這樣的判詞：「以期待可能性不存在為理由，而否定刑事責任之理論，並非僅依據刑法上的明文規定，而應解釋為系超法規的阻卻責任事由。故原審判決未明示其法條上之依據，而將其根據求諸條理，雖此種理論之當否另當別論，但不能謂之違法。」［10］

關於上述爭論，在我國刑法學界同樣存在，如否定論者提出：將期待可能性作為超法規的阻卻責任事由，將不利於我國的法制建設。在司法信用不高的我國，將期待可能性作為超法規的阻卻責任事由，刑法的弱化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容易導致罪刑擅斷是最現實的問題，這是非常可怕而必須堅決杜絕的。{5}而肯定論者則指出：否定說禁止在法律規定之外考慮期待可能性阻卻責任問題，認為只能依據法律的明文規定確定阻卻責任情形。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奠定在立法本身已自我圓滿信念基礎上，過於信賴了立法者的技術與能力。然而事實上立法者在立法時，其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犯罪行為無遺漏地得以詳盡規定，至於阻卻責任情形並不是立法者注意力所在。{6}值得注意的是肯定論者在主張期待可能性超法規適用的同時，亦強調基於我國目前的司法環境和司法人員素質，認為應從嚴適用。這里所謂「從嚴」，應理解為程序上的從嚴控制，如過去我國刑法關於適用類推的限制性規定，現行刑法關於酌情減輕處罰的控制等立法例，可作為設計期待可能性超法規適用的參考。
（二）期待可能性的標准
所謂期待可能性的標准，是指以什麼為標准來判斷行為人具有適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也就是在具體案件中究竟以什麼為根據來評判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從而得出責任的有無與大小的判斷。由於涉及到如何具體認定期待可能性有無及大小的操作問題，引起的爭論亦較激烈，見解各異，歸納起來大體包括：行為人標准說或曰個人標准說。主張應以行為人的自身能力，以及行為當時的具體狀況，分析評價其在倫理上，道義上是否值得非難，從而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實施其他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平均人標准說，或曰社會標准說。主張以社會一般人為標准，根據社會平均認識能力和認識可能來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有無。法規范標准說，或曰國家標准說。該說是對前兩種學說的否定，認為期待可能性的標准既不能在行為人中，也不應該在平均人中去尋找，其標准應建立在國家的法律秩序基礎上，以國家法律期待行為人採取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的要求作為標准。
我國學者大多對法規范標准說持否定態度，對前兩種學說各有不同的肯定，也有人提出綜合標准說，認為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有無應兼顧行為人標准和平均人標准。對於如何兼顧，亦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張以行為人標准為主，兼顧平均人標准，也有人主張以平均人標准為主，兼顧行為人標准。還有人提出，首先要兼顧行為人標准和平均人標准，在少數情況下，也要參照國家標准。理由是雖然從期待可能性理論本來的追求看，行為人標准說較妥當，因為創立期待可能性的目的是想把那些不幸陷入某種具體的惡劣環境中的人從刑事懲罰中解救出來，但是，如果貫徹行為人標准說，結果會是理解一切，就允許一切，使責任判斷成為不可能，並且隨意性太大。故應以行為人的主觀的、個人的事實為基礎，再根據處於行為人地位的平均人標准進行判斷,這樣才能兼顧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同時，正如日本學者木村龜二所說：由於行為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生活在一個被確定設立的社會之中和一個被確定設立的國家之中，這就使得行為人必須接受某種強制和不能減輕對這種強制所承擔的責任。所以，在某種情況下，也應以國家標准認定有無期待可能性。{7}上述分析有其合理性，不足之處在於參照的標准太多，容易引起判斷上的混亂和無謂的紛爭，並可能導致適用中的不統一。本文的看法是：基於期待可能性的提出是緣於特殊的個案，並且其目的是想把那些不幸陷入某種具體的惡劣環境中的人從刑事懲罰中解救出來，則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有無，自應以行為人標准為依據，只有當採用行為人標准確實明顯有違社會一般正義時，才可考慮平均人標准。至於國家標准，原則上不予考慮，但並非完全排斥，即當行為涉及國家重大利益時，可以通過國家標准進行判斷，如有人所列舉的,戰爭中的士兵，並不應該對他們因為恐懼死亡而開小差的行為予以免責。
三、期待可能性的借鑒
在國內，由於受前蘇聯刑法學說，特別是犯罪構成理論的影響，對期待可能性理論未引起重視，基本上很長一段時間無人問津。只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才有為數不多的文章論及於此，或在一些研究外國刑法的著作、教材中偶有涉及、介紹。2002年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從重視刑法基本理論研究的角度，將期待可能性理論研究列入當年年會的一個主要議題，由此展開了一次集中的討論。但總的來講，該項研究在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討論主要停留在對國外現有研究成果的認識、分析、評價等方面。從目前總的認識來看，學者們對將期待可能性理論引入我國刑法的必要性看法是一致的、肯定的。引進的理由除了對其價值判斷的肯定外，不少學者還從刑事司法的角度尋找理由，如有人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引入將因其能夠科學檢驗行為人罪過之有無而對我國刑事司法做出重要貢獻。在我國刑法中一直存在著如何科學地判斷行為人是否存在主觀罪過這一難題，由於主觀要件的內容是心理態度，故主觀要件符合性的判斷是相當困難的，但如果引進期待可能性，則可根據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來證明行為人罪過的有無，根據行為時的具體情況，如果存在行為的可選擇性，行為人竟不選擇有利於社會的行為而選擇了實施造成損害結果的行為，則說明其主觀上具有反社會性，存在主觀罪過。反之，如果不存在行為的可選擇性，行為人只能如此，說明其失去了意志自由，罪過也就不復存在。{8}所以張明楷教授認為：以期待可能性理論來檢驗行為人是否存在主觀罪過，這是引進期待可能性理論在刑法實務上的最重大意義。［11］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雖然人們都認為應該引入該理論，但在具體問題上則存在眾多分歧，這些分歧除了前文所涉關於判斷標準的爭議，關於能否超法規適用的爭議，以及期待可能性在責任論中的地位之爭外，較多的集中在期待可能性理論與我國現行刑法有關條文規定的聯繫上。肯定論者認為，雖然期待可能性在我國刑法中未見明文宣示，但在一些具體條款中已有所體現，比如我國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關於緊急避險、不可抗力、脅從犯的規定，以及分則的有些規定等。否定的意見則指出，我國刑法某些條款是否隱含了期待可能性，應在讀懂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相關條款立法旨趣的分析而得出。如未滿14周歲的人不負刑事責任，乃是因為法律擬制處於這一年齡階段的人為無責任能力人，而適用期待可能性的前提是行為人具有責任能力，對於無責任能力人，其無責任能力本身就是不負刑事責任的理由，無須再以其對行為缺乏辨別、控制能力而無法期待其為適法行為來解釋。又如緊急避險在我國是法定的合法行為，而期待可能性解決的是違法行為的責任問題。在有的國家，如德國刑法中，對緊急避險的定性採取二分法，即在保護較大法益損害較小法益時，緊急避險屬於違法阻卻事由，在兩種法益的價值相等時，緊急避險屬於責任阻卻事由。在作為違法阻卻事由時，由於本來就不具有違法性，自然就不成立犯罪，此時根本就無需用無期待可能性來解釋為不負刑事責任的理由。在作為責任阻卻事由時，緊急避險具有違法性，但此時不能期待行為人採取其他方法來避免危險，因而阻卻了責任，因此期待可能性不是一概用於緊急避險的任何情形，而是僅適用於緊急避險作為責任阻卻事由的場合。當然就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雖然緊急避險是法定的合法行為，其合法性本來就是免責的理由，與期待可能性無關，但我國刑法同時又規定了避險過當的，應負刑事責任，但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之所以減輕責任，可以理解為此時期待行為人不採用過當避險的方式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作為部分阻卻責任事由是成立的。至於不可抗力則是由於身體上的強製造成的不負刑事責任的事由，而期待可能性解決的是精神強制的問題，等等。分歧頗多，見解各異，不一一述及，總而言之，期待可能性理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理論魅力，將之引入我國刑法中，將導致我國刑法學犯罪論基礎理論的一場革命，可以解決刑事司法中很多的疑難案例，故需要我們對之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高仰止：《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82頁。
［2］
高仰止：《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86頁。
［3］
［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與哲學》，顧有榮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序章第4頁。
［4］
陳興良：《刑法的人性基礎》，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5］
［日］大冢仁：《刑法論集》（1），有斐閣昭和53年版，第240頁。
［6］
休謨：《人性論》，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6頁。
［7］
黃丁全：《論刑事責任中的危機理論――期待可能性理論》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四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頁。
［8］
［日］內滕謙：《刑法總義總論》（下），有斐閣1991年版，第1103頁。
［9］
［日］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1頁。
［10］
高仰止，《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03頁。
［11］
張明諧：《刑法學》（上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頁。
①即所謂的"癖馬案"。該案被告系一名馬車夫，受雇駕駛一輛雙轡馬車，其中有一匹馬素有以其尾繞韁並用力下壓的癖習，此舉極易造成馬車失控而引發事故，被告就此向僱主提出更換此馬，然僱主拒絕採納，並以解僱相威脅，迫於無奈，被告只得屈從。某天，被告駕駛該輛馬車上街時，癖馬惡習發作，以馬尾繞韁並用力下壓，被告雖極力拉緊韁繩制御，但未能奏效，馬車失控狂奔，最後將一路人撞倒骨折致傷。案發後，檢察官以過失傷害罪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判決宣告無罪，檢察官遂提起上訴，案件移至德意志帝國法院，帝國法院經審理後，最終駁回上訴，理由是：要認定被告人具有過失責任，僅依據其認識到該馬有以尾繞韁之習慣並可能導致馬車失控傷人還不夠，還必須考慮被告人基於此認識而向僱主提出拒絕駕駛此馬為必要條件。然而事實上無法期待被告人不顧失去工作的危險而拒絕駕駛此馬，故被告人不應負過失責任。（參見蔡墩銘主編《刑法總則論文集》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74頁。）
②參見武玉紅《評說期待可能性》、張亞軍《期待可能性理論芻議》。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第519頁。
{3}參見游偉、肖晚祥《論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哲學倫理基礎》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頁。
{4}參見武玉紅《評說期待可能性》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420頁。
{5}參見李立眾：《立足我國刑法學研究期待可能性》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50頁。
{6}參見鄭麗萍：《我國刑法理論對期待可能性理論之吸收和借鑒》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頁。
{7}參見周光權：《期待可能性理論對我國刑法理論的借鑒》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477頁。
{8}參見李立眾《立足我國刑法學研究期待可能性》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頁。

『伍』 刑法中的非難一詞的具體含義是

刑法中的"非難"一詞可以做一般理解,用法律語言講我認為可以是"因過錯而遭受的可譴責性,應負責任性和可罰性".並且,"非難"一詞其實並不只是在刑法中才會出現,在一些民事法律研究中也會涉及到這個詞.
"可非難性"其實與罪、責、刑是一系列的問題，行為的「可非難性」越大，其罪行越大，其刑事責任越大，其刑罰越重。
「非難性」一詞最早由XX（忘了是什麼了）
New
Frank提出，由此他還提出一詞「非難可能性」，其實相比「非難」一詞，這個詞更煩。以我的理解來說就是「在什麼情況下才能期待行為者做出合法的行為」。再說簡單點，其實他就是現在刑法中刑事責任年齡，故意和過失的區分的淵源（比如十歲小孩偷東西，由於他不可能完全認識自己的行為，因此不具有「非難可能性」，也就不受刑事懲罰）
「非難可能性」有分裂為「主觀非難可能性」和「客觀非難可能性」，也就是分屬於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我國受老馬辯證法的影響，採取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
「非難」一詞如果展開來說，可以寫一篇大論文，就先說到這吧，本人不善於法哲學，不接觸法律也有一定時間了，說到這已經有些混亂。僅憑自己的印象，表達難於嚴密，見諒。

『陸』 請問民法學中的「非難」、「過錯」是什麼意思啊盡量詳細些

主觀歸責原則，又稱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只有在基於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的權利和利益，並且造成了損害的情況下，行為人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其實質在於以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作為確定責任歸屬的根據。具體而言，就是有過錯才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

過錯責任原則在我國民事責任歸責體系中地位

過錯責任原則橫跨民事責任的兩大領域，既適用於侵權責任，也適用於合同責任。
（一）過錯責任原則是侵權責任的一般原則
我國現行的民法體系中，有四種責任形式，分別是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公平責任和無過錯責任。相對其他三種，過錯責任原則有其特殊性：
第一、過錯責任原則居於主導地位。《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提交人大討論的民法典草案也規定「由於過錯侵害他人人身、財產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充分表明了過錯責任原則的統帥地位。一般認為，公平責任原則及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法律為保護受害者的利益而對過錯責任所作之強制性補充。所謂公平責任原則是指當事人雙方在對造成後果均無過錯的情況下，根據公平觀念，責令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財產損失給予適當補償。無過錯責任原則雖然表面上是一種結果責任，但其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失之間則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過錯推定責任原則嚴格地說是一種證明責任的轉移，其歸責本質當然還是過錯。
第二，適用范圍更廣泛。過錯責任原則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過錯推定原則與無過錯責任原則只適用於特殊侵權行為，公平責任原則是在行為人與受害人都無過錯的場合，為維護社會的衡平，由行為人與受害人對損害後果分擔責任。
第三，適用的目的不同。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旨在使行為人對自身的過錯承擔責任，帶有懲罰性和填補受害人損失的功能。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的適用帶有補償性，而一般不帶有懲罰性。作為法律上的懲罰來說，有一個原則，即「為自己行為的責任」，無過錯則不予處罰。
第四，舉證責任不同。過錯責任原則對「過錯」的舉證責任在受害人一方，過錯推定原則的受害人一方只須證明損害結果的存在以及其與行為之間有因果關系即可，而行為人則需舉證證明自身的行為不存在過錯才能構成抗辯的理由，否則仍需承擔責任。公平責任原則與無過錯責任原則中，受害人一方與行為人一方都不對「過錯」進行舉證，只有舉證證明損害結果存在以及發生事由存在因果關系即可。
第五，適用的方式不同。公平責任原則的適用是法官依職權適用，且在特殊情況下才能適用，法官自由裁量權很大。過錯責任原則是只要存在過錯即可進行歸責，法官依職權無法進行歸責。
（二）過錯責任原則是合同責任的特殊原則
過錯責任原則不僅在侵權行為法中適用，在合同法中也居於比較重要的地位。一般認為，合同法上的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是嚴格責任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並沒有完全否認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這在《合同法》總則和分則中都有體現。
從分則看，適用過錯原則的情形主要有：1、無償合同。由於在無償合同中不發生對待給付的問題，因而對無利益一方的要求應該低一些，合同法對此類合同均採用了過錯責任原則以平衡二者利益。如第189條，第374條、第406條。2、有償的委託合同。如《合同法》第406條。3、承攬合同。如第265條。4、租賃合同。如第222條等。
總則也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原則適用的情形。如第120條、第113條、第119條等，都表明了合同法對過錯程度的重視。

弗蘭克反對僅把犯罪心理要素作為責任內容的心理責任論，提出「非難性」和「非難可能性」的概念，認為責任應當包括以下內容：（1）責任能力；（2）故意或過失；（3）正常的附隨性狀，即行為時四周之狀況處於正常狀態之下。也就是說，可以期待行為者為合法行為。在弗蘭克之後，休米德基本上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論。

『柒』 法彥「不確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難,極度的確定性反而有損確定性」折射出什麼法學原理謝謝高手指點。

法不強人所難
如果法律去懲罰那些不確定的行為
那麼法律的效力也必然在實行中大打折扣

『捌』 非難可能性在刑法學中是什麼意思

3．責任
近代刑法，為防止司法的恣意，切實地保障人權，提出了責任主義的原則，即「無責任無刑罰」。責任主義下的責任，指的是主觀責任與個人責任。主觀責任是指僅在行為人具有責任能力與故意、過失時才能予以非難；個人責任，則是指只有對於行為人的個人行為才能予以非難。刑法主觀主義和刑法客觀主義都標榜自己是堅持責任主義原則的，但是，它們各自對責任本質、責任判斷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異。
(1)責任本質
刑法客觀主義主張應當根據現實的犯罪行為及其犯罪意思形成過程確定對犯罪人道義的、倫理的非難，責任的本質是「非難可能性」。
第一，責任非難的對象。刑法客觀主義將客觀行為以及其決意過程作為責任評價的對象，從而提出「(個別)行為責任論」、「意思責任論」的責任論中心命題。其基本思想是：行為者所實施的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是責任評價的對象，必須對各個具體的違法行為論以責任；同時由於犯罪行為系出於個人的自由選擇才有意義，所以，責任非難應當指向行為實施當時的意思，既無故意，又無過失的行為不能進行責任非難。
第二，責任的根據。刑法客觀主義堅持道義責任論，認為刑事責任的根據在於道義非難。道義責任論一方面以啟蒙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平等原則為背景；另一方面，以「抽象刑法人」的存在為基礎，認為任何個人均系有自由意志的獨立、平等主體，其基於自己的自由意思而犯罪，應自負其責，所以對其進行非難，符合社會倫理的要求。
關於責任的本質，今天的刑法理論基本上是在刑法客觀主義的立場上展開的。但是，傳統的道義責任論的合理性不斷受到質疑，它對責任的事實面過於重視，對於責任的規范評價層面的內容缺乏關注，認為責任與故意、過失之間是屬種關系，故意、過失的總和就是責任的全部內涵，具備這些內容就一律應當予以責任的非難。事實上，故意、過失只是行為人的心理事實，對這種心理事實必須進行方法論的反思，這就是規范評價的內容。①在進行責任判斷的當時，規范評價的重要性大於心理事實的評價，所以，現在規范責任論基本上成了通說。
規范責任論認為，法秩序是對於人們不實施違法行為而為適法行為的期待，違反法秩序的期待就應當受到責任評價。換言之，既然責任是對行為人的無價值判斷，自然應當具有規范評價的意義，即在對行為人進行非難時，除了要求其有責任能力、故意、過失之外，對行為當時的若干附隨情況也必須通盤加以考慮．在有的情況下，行為人有責任能力、故意、過失，但是，根據行為當時的特殊情況，法律不能期待他做出實施適法行為的決意，本著「法不強人所難」的精神，亦不能非難。在刑法客觀主義抽象人觀念上發展起來的這一理論今天已經被廣為接受。
(2)責任能力
刑法客觀主義因採用道義責任論，要求行為人具有理解能力、法規范的倫理意識，能夠辨別是非、選擇適法行為，以此為前提才談得上對其進行歸責。所以，責任能力是實施有責行為的能力，其內容必須包括辨別能力、意思決定能力、行為控制能力等內容。
(3)故意
刑法客觀主義由於堅持道義責任論、自由意志論，所以要求行為人要同時有構成要件認識(犯罪事實認識)和行為的規范違反認識(違法性認識)。即犯罪人除認識犯罪之可能發生之外，還有希望、容認的態度，以及對自己的行為與法規范的不相容性有所體認。
…………

『玖』 刑法學中「非難可能性」什麼意思

非難可能性，是德日刑法犯罪構成理論中的概念。有責性，即非難可能性，即能夠就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對行為人進行非難，譴責。

非難可能性即有責性，只有當行為人對所實施的客觀違法行為具備有責性，應當受到譴責時，這種行為才是犯罪，或者說，只有當能夠將客觀違法行為及其結果歸責於行為人時，才能認定該行為成立犯罪。刑法理論常常將具有非難可能性表述為「行為人具有責任」。

作為研究刑法的科學，是隨著刑法的產生而出現的。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人類對犯罪和刑罰的認識不斷深入，積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遺產，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刑律十分發達，當時律學主體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學問，也就是現在的刑法學。例如，中國春秋時期就有所謂「刑名之學」。

但是，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般認為，1764年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論犯罪和刑罰》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刑法學的正式誕生。

此後，經費爾巴哈、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斷努力，先後出現了刑事古典學派與刑事實證學派（包括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創立和發展了刑法理論體系。

(9)法學非難擴展閱讀

「非難」與「非難可能性」這一組術語是日本學者對德文詞vorwerfen以及Vorwerfbarkeit的翻譯，我國學者在翻譯日文文獻是照搬了相應的日文漢字詞。德文原詞的意思是「譴責」與「可譴責性」。

非難是指對某人的行為的一種評價，是從違法責任區分角度進行的判斷，你可以理解為判斷這個人是否應當對他所實施違法行為負責任，非難可能性是說非難判斷的標准，這個人的這個行為值不值得非難。

刑法學以世界各國刑法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刑事責任及其罪刑關系的科學。它屬於部門法學的范疇，是部門法學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

刑法領域很多概念，原理都是貫穿始終的，需要前後對照理解，另外這個概念也是與三階層密不可分的概念，需要結合那三次判斷來理解。

刑法中的責任對於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中有責性階層的核心內容。責任的本質特徵是非難可能性,只有在具有非難可能性的情況下,行為人才能對不法行為承擔責任。

對於非難可能性,需要從實質上進行理解,尤其是需要從違法性認識和期待可能性這兩個維度為非難可能性提供根據。其中,違法性認識是非難可能性的智識性要素,而期待可能性是非難可能性的意願性要素。在我國刑法中,非難可能性的要素沒有法律明文規定,而是一個理論問題。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運用違法性認識和期待可能性的法理而出罪的案例還是較為罕見的。隨著刑事法治的加強,責任主義的思想觀念必將逐漸獲得認同。因此,以非難可能性為中心的責任概念應當進一步推行。

參考資料網路-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