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法學家

⑴ 國際法分哪些學派、各有什麼主張

由於對國際法的效力根據是什麼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同，因此形成的諸多不同的學派的統稱，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舊稱萬國法，又稱國際公法[可疑] (討論)，簡言之，是國家之間的法律，具體來說就是指處理各個國家及政府組織之間各種關系的規則和各項基本原則的總和，但有時也包括代表一定國家意志的法人和自然人等特殊主體。關於國際法的法律依據，早期西方社會是不承認的，19世紀英國法學家奧斯丁就認為其僅僅是一種實在道德，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目前就各國對國際法法律地位的承認和國際間所發生的貿易摩擦也常常被援引國際法進行解決這些跡象來看，國際法的法律地位已經得到了確認。不幸的是由於國際社會中沒有凌駕於國家之上的組織獨立地行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因此國際法在淵源上表現為兩國之間條約（或多邊公約）和習慣（又叫慣例）。從實證的角度來考察，名義上國際法對國傢具有約束力，但事實上國際社會缺乏有效制裁違法國家的手段。
國際法的特徵主要有
1、 國際法的主體主要是國家 國內法的主體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
2、國際法是國家以協議的方式來制定的， 國內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依一定程序來制定的。
3、國際法採取與國內法不同的強制方式 國際法主要是依靠有組織的國際強制機關加以維護，保證實施，而國內法的強制方式主要依靠國家的本身的行動。 但國際法仍然是法律 1、國際法為國家規定了一整套處理其對外關系的行為規則，為國家規定了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
2、國際法具有強制性，只不過與國內法的強制方式不同而已，但是，特殊的強制方式仍然是強制方式。

3、一些重要的國際條約都明確規定了國際法的效力。
4、國際實踐證明，國際法作為國家之間的法律，不僅為世界各國所公認，而 國際法
且各國也是遵守的。
戰後國際關系新發展的特徵：
1、自然法學派：維多利亞、蘇亞利茲、普芬道夫、
社會連帶法學派：狄冀、龐德 規范法學派：凱爾遜
2、實在法學派：邊沁、賓刻舒刻
3、格老秀斯（折衷法學派）：格老秀斯、沃爾夫、瓦特爾
4、我們認為，國際法效力的根據應該是國家之間的協議：
A、國際法是國家之間 的法律，國家是國際法的制訂者，因此，只有國家之間達成的協議，都對各國具有拘束力
B、各國達成的協議是各國作為國際法的制訂者，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共同制訂的法律文件，因此，成為各國必須和應該遵行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范。
C、各國之間的協議是各國強制執行國際法的根據。

現在西方法學理論通常將法學劃分出三大經典流派，即自然法學派、實證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

自然法學說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幾乎貫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過程。從古希臘、古羅馬到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無不涉及自然法問題。或者說，在近兩千年的歷史中，自然法學說是西方法學中一脈相承經久不衰的理論。因此，認真研究這一理論，對分析、批判和借鑒資產階級法學具有重大意義。
 自然法學異源於古希臘哲學。著名的自然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與人為法，並認為法是戰爭的產物，將法歸結為永恆的產物。（公元前六世紀
 ）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與人為法的區別，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論證。但後來，詭辯學派代表人物普羅塔哥拉又對此作了闡述，認為法律起源於自然狀態，是正義的表現。蘇格拉底在此基礎上，正式把法律分成兩種：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並指出法是市民的行為准則。不成文法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須服從神的立法。他的學生柏拉圖，尤其是他是徒孫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正式從法學的角度提出和論證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統。
 率先把自然法系統化的是古羅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學家西塞羅。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統闡述自然法理論的代表作。他不僅給自然法下了定義，而且把它同理性、正義聯系起來，並指出理性與正義均源於自然。他認為，自然法永世長存，萬古不變，是絕對正確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則有兩種情況：凡符合自然法原則的人定法是正當的法律，否則就不是法律。西塞羅把自然法理論推向其發展史上第一個高峰，而是古希臘思想家、法學家集體智慧的結晶。但這一時期的自然法理論有明顯的局限性：一是最後把自然法與神聯系在一起；二是沒有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盡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在他們對自然法極為重視，而仍然是「空中樓閣」，從而使他們的自然法理論只能成為一種文化遺產。
 中世紀是整個法學的衰落時期，與其它社會科學一樣，法學成為神學的「附庸」與「婢女」。但神學家們沒有忘記自然法這一概念，經過他們的精心設計，毫不掩飾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學的外衣，公開提出自然法從屬於他們所講的上帝創造的永恆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們看來，只有永恆法彩色至高無上的法律，它淵源於神的智慧，就是說，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義、理性統一起來。

 古典自然法學派

 古典自然法學派形成於17-18世紀，創始人為格老秀斯（荷蘭）、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國）、孟德斯鳩（法國）、盧梭（法國）、漢彌爾頓（美國）、傑弗遜（美國）等，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繼承了歷史上自然法學說的某些觀點，以唯心史觀為理論基礎，並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學派。格老秀斯宣稱：「法律是理性的體現」，「正義的標准」；他給自然法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為善惡的標准。」他心目中的理性、正義與古希臘的自然法學說有所不同，他把理性從天上引到了人間，即他講的理性是指人類的理性，而不歸結於神。更可貴的是，古典自然法學派把正義、理性同資產階級民主、人權、法治聯系起來，並成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他們還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觀點：
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基本觀點
 法律理性論。自然法學說的基本原則，就在於認定除國家制定的實在法（行為法）之外，還存在一種凌駕於實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們認為，自然法高於實在法，是實在法的基礎，是監督實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學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與理性聯系在一起，但歸宿不同。古希臘把理性歸宿於自然，中世紀把理性、正義淵源於神，而資產階級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則歸結於人類。他們認為人類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類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 天賦人權論。天賦人權論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來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統化，潘恩等人在《獨立宣言》和《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把它加以規范化；其主要內容有：1）人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2）人權的基點是個人；3）人權是抽象的，超階級的；4）人權主要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而財產權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
 社會契約論。這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基礎，霍布斯、洛克、盧梭都先後系統地論證了這個問題，盡管他們各自講的理由不同，但結論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在自然狀態下，人們訂立契約，建立國家，並讓出一部分權利賦予國家，由國家來保護每個公民的人權。他們的後繼者又把社會契約論擴展到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
 主權在民論。這是「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的引伸和發展。按照盧梭的說法，由於人們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國家，並不是奉獻給任何個人；他們放棄權利，因此，人民在國家中應該是自由的，國家的主權只能是屬於人民，人民可以更換政府。在此基礎上，盧梭提出 了「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的理論，他指出：「人民主權」應包括如下原則：（1）主權不可轉讓；（2）主權不可分割；（3）主權不可代表；（4）主權至高無上和不可侵犯。
 法治論。自然法學派主張建立法治國，強調法律至上，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強調依法辦事，強調權力制約，並把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和政治體制。
 對古典自然法學派的評價
 古典自然法學派是西方法學中影響最大時間最長的法學流派，特別是 20世紀以來，成為了西方三大派別之一，在世界范圍內曾一度廣泛傳播：
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對推翻封建專制和神權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 古典自然法學派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理論。既是人類社會進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又對社會的發展，對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一定借鑒作用。
 自然法學派的的理論基礎是唯心史觀，它所謂的「人類理性」、「天賦人權」都有歷史的局限性和虛偽性。

 自然法學說的復興

 19世紀，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和階級斗爭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學派逐漸被歷史法學派所取代，分析法學派也隨之興起。
 但到20世紀，自然法學派又出現「復興」的局面，德國法理學家斯塔姆勒提出「內容可變的自然法」學說。他認為法律在邏輯上應先與社會和經濟現象而存在，不是經濟決定法，而是法決定經濟。他把法區分「正當的法」與「不正當的法」，並認為「正當的法」是由「不正當的法」演變與發展而成。他所謂「正當」與「不正當」，不在於法的內容，而在於法的形式。只要法的形式與所定的標准相適當即為「正當的法」。
 「復興自然法學派」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法學家信奉天主教義，亦稱新經院主義法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國的馬里旦，他認為私人佔有財富屬於自然法，而「自然法之為法，是因為它是對於永恆法的分有。」另一部分法學家雖不公開站在宗教立場上，但提倡理性服從信仰，把自然法解釋為一種理想的永恆的正義，如義大利法學家迭爾維寇。
 二次世界大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進一步被重視，尤其通過幾次大論戰：如富勒與哈克，哈克與德沃金，使自然法學派威信大增。
 自然法學在其發展的歷史中，大致經歷了自然主義自然法學、神學自然法學、理性自然法學和新自然法學四個發展階段。
 新自然法學的特點
 自然法學的復興嚴格地講，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有下列特點：
 強調人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新自然法學派有兩個支派或者說有兩個發展方向，即世俗的與神學的，但他們都強調人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如威瑪政府的司法部長拉德勃魯赫認為，法律必須有絕對的價值准則，否認人權的法律是「絕對錯誤的法律」。他指出實證主義有利於法西斯政權對權力的濫用。他這些法律觀點，德國戰後審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但拉德勃魯赫畢竟是一個相對主義者，是一個典型的不可論者，這當然應予以否定。馬里旦是新自然法學神學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義改造社會。他們突出特點是強調人權，並專門寫了一本《人權與自然法》的名著，認為應用人權制約國家的權力。
 強調當代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新自然法學派不是簡單重復自然狀態、自然法、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等說教，而是保留舊的形式，賦予新內容，或者乾脆放棄一切虛構，直接強調法律對道德的依賴性。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德沃金的權利說。德沃金認為，個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僅是法律規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規定而存在的。
 新實證分析學派的影響。新自然法學派開始重視法的形式因素，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富勒。他提出了「程序法自然法」理論，認為，一個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著固有的道德性，即法的內在道德，亦稱法制原則，是一種特殊的、擴大意義上的程序道德，包括：（1）法律的一般性；（2）公開性（3）非溯及既往；（4）法律的明確性；（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是事情；（7）法律穩定性；（8）官方行為與法的一致性。
 新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觀點
 新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拉德勃魯赫(RadBruch),法國的馬里旦美國的富勒、德沃金和羅爾斯。
 對自然法學派的評價
 自然法學派在西方法學中一脈相承，流傳至今，是當今西方三大派別之一。在西方法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對推翻封建專制和神權政治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 自然法學派，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理念的提出既是人類進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又推動社會的發展。對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一定借鑒作用，
 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基礎的唯心史觀，它所謂「人類理性」「天賦人權」都有歷史的局限性和虛偽性。

 社會法學派

 概說

 社會法學派亦稱社會學法學。這一學派的含義相當混亂，大體上有兩種解釋：一是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研究法律同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特別是研究法律的社會效果與目的；一是指法律強調社會利益，提倡「法律社會化」。
 在20世紀初，這兩種解釋還是有意義的，因為第一種說法盡管主張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但他們仍然強調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法律社會化」已佔絕對優勢，上述兩種解釋實際上已經趨向一致。
 本來，社會學法學、社會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個概念是一致的。當然，由於研究者本人是法學家還社會學家，其研究的重點和角度是不同的。一般講，法律社會學是「陳述性的」而社會學法學是「規定性的」，意思是說法學家著重於法律規定，社會學家側重於陳述有關事實。
 從社會學法學的發展歷史來看 ，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
 早期社會學法學。它產生於19世紀的後期，其創始人是法國的孔德。孔德又是實證主義的創始人。早期社會學法學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法律，諸如生物學、人種學或心理學等等。如英國的社會學家斯賓塞(Spencer)便以生物學為依據，認為社會與國家如同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生存競爭和強存劣汰，法律的任務在於保護個人自由，一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同樣的自由，就可以從事他所願意的任何活動。奧地利社會學家普洛維奇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種族斗爭，國家起源於較強的原始民族，對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隨著國家的出現就形成了國內的階級之間的斗爭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法律是統治集團通過國家權力對被統治集團進行統治的工具。還有法國的社會學家塔爾德和美國的社會學家沃德，將法律解釋為心理現象，從而創立早期社會學法學中的心理學法學。
 現代社會學法學。它又分為兩大派，即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法國學派又稱歐洲學派，其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的社會學家埃利希，他認為法律發展的重心不在立法和判決，而社會本身，應該是「活的法律」，他不同於制定法，而是社會組織的內在秩序。美國現代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是著名法學家龐德（以後專節論述）
 早期社會學法學與現代社會學法學的重大區別有：（1）現代社會學法學不僅主張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而且特別強調法律是社會效果與社會目的；（2）早期社會學法學強調個人利益個人權利，現代社會學法學強調社會利益；（3）在解釋法律方面現代社會學法學不是從生物、人種、心理某一角度而是綜合各門學科加以解釋。
 此外，還有一些現代西方法學派別與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有一定差別，一般不稱之為社會學法學，但從其基本趨向來看，仍屬於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可列為社會學法學的支派。如法國的法學家狄驥創立的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德國的利益法學等等。

 分析法學派

 分析法學派的由來與發展

 分析法學派是19世紀西方法學三大派別之一，曾長期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現在，它仍然被認為是西方法學「三足鼎立」的一家。
 分析法學派大致歷經兩個大的歷史階段，即以奧斯丁為創始人的早期分析法學派階段和以哈特為代表的新分析法學派階段。
 分析法學派產生於英國，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妥協性在法律方面的直接後果。奧斯丁的主要觀點有：
 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並以此引伸出「義務、制裁」為法學的基本范疇。在他看來，法律只有是一種命令，才能得到實行；如果僅僅是「告知」、「希望」，實際上是很難得到遵守。他認為，法律作為一種命令，只有來自主權者才有實際意義，才可能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 法律與道德沒有聯系，即劃分實在法與理想法。在他看來。法學就是研究法，「惡法亦法」，也屬於研究范圍。
 他認為法律有兩種，應當法和實在法，法理學的任務在於研究實在法，從而開創法學領域實證研究和形式主義風氣。
 毫無疑問，奧斯丁的觀點與自然法學派的觀點是矛盾的；同時，他將法律與道德分離是荒謬的；但他提出法學應研究實在法有一定價值，在客觀上促進法學的發展。

 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

 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創始人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哈特（Hort）,原為出庭律師，1952年由牛津大學教師升為該校法理學講座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8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
 新實證主義法學是在論戰中形成與發展的。戰後哈特與新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進行了三次大論戰：第一次是哈特與美國法理學家富勒長達數年的論戰；第二次的哈特與英國法官德夫林的論戰；第三次的哈特同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的論戰。
 1957年4月，哈特在哈佛大學演講時，作了一個《實證主義和法律與道德之分》的報告，為法律實證主義進行了辯護，並對富勒等人進行了攻擊，從而揭開了第一次論戰的畜牧。富勒當即發表了《實證主義和忠於法律—答哈特教授》予以反駁。60年代，兩人又各自出版自己的代表作---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進一步批駁對方。這次論戰實際上是西方法理學中傳統的自然法學和法律實證主義兩大派之爭。分析法學認為，自然法學是一種形而上學，它研究的是理想的或正義的，而非實在的法律。自然法學則認為，實在法，通常指國家制定的法律，應符合代表某種正義、道德的自然法。
 第二次論戰的焦點仍然是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具體問題是：法律是否禁止成年人同性戀的問題。法官德夫林主張禁止，而哈特根據自由派道德觀點，認為不應該禁止。在爭論中，有人支持德夫林，也有人支持哈特。
 第三次論戰是哈特與德沃金。德沃金對哈特的主要規則與次要規則提出異議，並闡明了原則、規則和政策的關系

⑵ 1、下面哪一個人不是羅馬帝國時期的五大法學家

1.五大法學家： 烏爾比安、帕比尼安、保羅、蓋尤斯、莫迪斯蒂努斯 選D 2 A 3 C 4 D 5 C1999年憲法修正案

⑶ 誰知道法學家哈特的論文

哈特（H.L.A.Hart），英國法理學家，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的創始人和傑出代表，是當代西方分析法學家中影響和聲望最大的一個。他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發表於1961年，該書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盡管只是一本簡短的小冊子，但是它卻引發了大量的論述，被公認為20世紀法理學的開創性著作之一，是從事法理學學習和研究的人們的必讀書目。
《法律的概念》盡管篇幅不長，但思想深邃，可謂微言大義，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必須要經過長期的學習和研究，並在反復研讀的基礎上才能真正能把握哈特教授的思想。筆者不敢奢談對該書有何深刻的認識，只是在拜讀該書時有所心得，盡管未必中肯，但作為學習和研究的一個階段性認識，有必要做一些總結，與其說是書評，不如說是一篇讀書筆記。
一。兩次論戰與「中間道路」
本文主要談及的是該書的第九章「法律與道德」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要對該書做一個整體的解讀似乎比較困難，所以我選擇了這樣一個簡短的部分做一些自己的闡釋。另外一個原因，如何看待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與自然法學的重要分歧之處，作為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創始人，哈特必然要論證自己關於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看法，同時，關於該問題的論述正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最明顯的理論特色。深刻理解這一問題，必然有利於真正把握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理論精髓。
要理解哈特的思想，不可忽略的問題是上世紀50—60年代與哈特有關的兩次理論論戰。第一次是哈特與富勒之間的論戰，這次是西方法理學傳統中自然法學派與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的兩大派之爭，論戰的核心內容是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第二次是在哈特教授與德夫林法官之間展開的，該論戰盡管不是兩大派之爭，但是爭論的焦點依然是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可以說，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形成和發展，同這兩次論戰是分不開的，在這個過程中，哈特逐漸發展了他的新分析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想體系。
哈特的新分析法學是在奧斯丁的分析法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者是哈特學說思想的一個主要淵源。這就決定了哈特的法理學具有分析實證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他又發展了奧斯丁的分析法學，哈特在《法律的概念》前三章集中討論了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的缺陷，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記錄」。同時提出了他的「規則說」，他認為法律由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構成，這些思想都是分析實證主義的表現。但哈特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的理論具有向自然法學靠攏的明顯特徵，或者，有如西方法學家所講的那樣，他的《法律的概念》一書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律實證主義者「退卻的第一個重要的一步」，或者說哈特的法學是在堅持分析實證主義的基本立場的前提下走的一條「中間道路」。這是哈特法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同樣，他在論述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時同樣走了這樣一條「中間道路」。這里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是他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具有向自然法妥協的特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引入語義分析哲學的同時也把社會學方法引入他的法理學，並謹慎地吸收自然法哲學的一些方法和觀點。盡管如此，但是這兩個方面的「中間道路」性均沒有導致他對規則及其結構的描述性分析在他自己學說中核心地位的動搖，在哈特那裡，法律與道德的界分被明確地表述為「二者無必然聯系」，規則在來源上與社會的聯系被表述為「一個有關事實的外在陳述」。也就是說，哈特在走他的「中間道路」——一方面向自然法妥協，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會法學溝通——的同時，並沒有丟棄掉他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理論信仰，不僅使他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新」字變成一個大雜燴，反而使其更具鮮明的個性和理論魅力。
在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論述上，哈特一方面堅持了分析法學的傳統，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然法學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妥協，承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所以在哈特那裡，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兼有兩大法學派的特徵，下面將選取幾個方面的問題，分別說明哈特觀點的這種「兩面性」。
二。法律概念的廣義與狹義之分
對於一個在法定形式下制定的，但在道德上卻是邪惡的法律，哈特認為持自然法理論的人可能會認為它根本不是法律，但在法律實證主義那裡卻認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壞是另一回事，「這是法律，但它們是如此邪惡，以致不應適用和服從」。哈特認為這兩種對立實際上是兩種法律觀：前者採用的是狹義的法律概念，把法律效力與道德上的善惡內在地聯系起來，惡法非法；後者採用的是廣義的法律概念，把法律視為規則體系，良法惡法均包括在內。持狹義法律概念的人講法律的效力與道德性混為一談，持廣義法律概念的人則將法律的效力性與法律的道德性區分開來，進而將對法律的效力和對法律的評價與抵抗相分離。廣義的法律概念優越於狹義的法律概念，因為廣義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看到法律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而狹義的法律概念卻使我們對許多復雜的法律現象視而不見。
從哈特在宣揚廣義的法律概念的優越性來看，他是站在分析實證主義的陣營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沒有把問題停留在這樣一個簡單的結論上。接下來哈特分析了三個重要的問題，一是他認為對於一個不道德的法律是否應該服從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認為惡法亦法，應該堅決服從；二是對於過去生效的不道德的法律所容許的邪惡行為，是否應加以懲罰的問題，第三個是他認為在革命或者社會發生劇變後，狹義的法律概念就頗具吸引力，比如二戰後，西德司法部門在處理納粹政府垮台後所遺留的一個尖銳問題時，「就在這種形式下復活了自然法的論據」。對以上三個方面的考慮，說明了哈特並沒有在堅持他的廣義法律概念時陷入極端，一方面，他看到了廣義法律概念所不得不面臨的復雜問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狹義法律概念的某些優點，這不同於以往的分析法學家對自然法學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態度。
三。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在法律與道德的關繫上，法律實證主義認為，它作為一門科學，摒棄一切形而上學，僅應研究實在法，並主張法律與道德是無關的，至少是沒有必然聯系的。自然法學認為法律與道德是不可分的。而哈特認為，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應該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在於性質不同，聯系在於相互影響。他認為任何法律都會受到一定社會集團傳統道德的深刻影響，也會受到個人所提出的開明的道德批評的影響，但不能得出結論說：一個法律制度必須符合某種道德或正義；或一個法律制度必須依靠服從法律的道德義務；或一定法律制度的法律效力的根據必須包括某種道德和正義原則。總之法律和道德是有聯系的，但並無必然聯系。哈特還對法律實證主義這一概念做了一個新的解釋：「這里我們說的法律實證主義的意思，是指這樣一個簡明的觀點：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盡管事實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個必然的真理」。他的這種觀點已然不同於奧斯丁，後者認為，實在法和理想法（或道德）必須嚴格分開，「法律科學研究的是實在法或嚴格地說的法律，而不管這種法律的好壞與否。」哈特的觀點與凱爾遜的觀點就離得更遠了，凱爾遜認為不僅要嚴格地劃分法學和正義論（即道德或自然法學說），而且正義問題是根本不能科學地回答的。
同時，哈特還為奧斯丁和邊沁辯護，他指出奧斯丁和邊沁強調應然法與實然法之分或者是法律與道德之分，其原意並不是否認法律和道德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影響，他們只是為了指出一下兩點：第一，在沒有憲法和法律明文規定時，不能僅從違反道德標准這一事實出發，就認為某一規則不是法律規則。其次，反過來，也不能僅從合乎道德要求這一事實出發，就認為某一規則是一個法律規則。也就是說，區分這兩種法律，有助於我們看出兩種危險：一種是可能將法律及其權力溶化在人們關於法律是什麼的概念之中；另一種是將現行法律代替道德作為衡量行為的最終標准。
四。「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五章「法即第一性規則和第二性規則的結合」中指出，法律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規則，其特殊性就在於它是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這兩種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結合。這是「法律制度的中心」，「是法律科學的關鍵」。接下來，他詳細論述了他的法律規則體系，並在第六章「法律制度的基礎」種論證了承認規則是法律制度的基石，從以上論述中不難看出哈特是典型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的代表。
另一方面，哈特在承認法律和道德無必然聯系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觀點，這是他的法理學向自然法靠攏的最集中的表現。哈特認為，人的目的是生存。「我們關心的是為繼續生存進行社會安排，而不是為自殺俱樂部進行安排。」因此，根據人性以及人類生存世界的事實的明顯判斷，也即公理必須又某些行為規則，它們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法律規則和道德規則中的共同因素，這些行為規則就是哈特所說的「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內容」。接著他就列舉了對人性和人類生存世界這種事實的五個公理：
一。人的脆弱性。由於人類的肉體容易被攻擊，人類也會攻擊他人的肉體，這就是人的脆弱性。所以就需要以否定形式要求人們克制，限制使用暴力殺人或對他人施加肉體傷害。
二。大體上的平等。人們盡管在體力和智力等各方面不同，但是任何人都不會比別人強到這種程度，以致沒有相互合作還能較長時期統治別人，這一大體平等的事實就說明法律和道德兩種義務的基礎是一種相互克制和妥協的制度；
三。有限的利他主義。人既非惡魔也非天使，而是處於兩者之間的中間者，人的利他主義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法律和道德規則的控制，就不可能有社會；
四。有限的資源。人類生存所需的資源不是無限豐富，唾手可得的，這個事實說明必須要有一定的財產制度來約束人們，「在利他主義並非無限的地方，需要有一種規定自我約束的常備程序，以便創造一種對他人未來行為的最低限度的信心，以及保證進行合作所必要的可預測性」；
五。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盡管社會生活中有尊重人身財產和承諾的規則，大部分人也都能服從，但由於人的理解力和意志力的差異，有些人會為了個人的眼前利益以身試法，所以，理性的要求就是「在一個強制制度中的自願合作」。
以上「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實質上仍舊是自然法學派所倡導的一些內容，但被哈特巧妙地揉和在其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之中了。（來源：北大法律信息網）

⑷ 現代分析法學家是誰

哈特，
是奧斯丁之後分析法學的最高成就者，沒有他的理論，後現代專法學也許沒有一屬個生長的起點。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家，哈特被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所追尋乃至追隨。

哈特全名為赫伯特·萊昂內爾·阿道弗斯·哈特，生於1907年，系約克郡的第二代猶太移民。英國著名法哲學家、新分析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哈特是英國牛津大學著名的法理學教授，長期從事法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是西方20世紀70年代形成的新分析法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二次大戰後西方法學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哈特憑一已之力徹底改造了法哲學，並且影響了英國社會對於墮胎與同性戀的法制化思考，也影響了人們對於廢除死刑的觀念。他汲取奧斯丁和邊沁的洞見，並結合J.L.奧斯汀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新語言分析哲學，致力於闡明一種可適用於所有法律形式的法律概念，無論這些法律出現在什麼時期或什麼地方。他的《法律的概念》一書在世界各地已經暢銷了數十萬冊。

⑸ 法學流派被稱為什麼

法學流派即法律學派，是法學界對法學的一種分類方法，較常見的法學流派有：自然法學派、歷史法學派、注釋法學派、實證主義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等，其中以自然法學派當今世界范圍內居主流地位的法學學派。代表人物為如格勞秀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潘恩、傑斐遜等。

⑹ H.L.A.哈特哈特的簡介

曾長期任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1961）、《法、自由和道德》（1963）和《刑法的道德性》（1965）等。他的學說和H.凱爾森的純粹法學構成了20世紀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中的兩派。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在西方法學界，以哈特與L.L.富勒、德富林、德沃金為中心，開展了戰後實證主義法學和新自然法學的長期論戰。除哈特外，其他代表人物有美國法學家R.L.薩默斯等人。隨著新分析法學的形成和發展，實證主義法學又有重振旗鼓之勢。哈特是在戰後「復興自然法」的條件下提出自己的新分析法學的，因此，他的學說中具有向自然法學靠近的特徵。他不僅接受了J.奧斯丁的基本觀點，而且吸引了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派別——邏輯實證主義的概念和語言分析法（通稱牛津哲學），作為其學說的一個思想基礎。他認為，應放棄分析法學派用以分析法律概念的傳統方法，即為詞典下定義式的方法。他在50年代發表的幾篇論文，如《責任和權利的歸屬》（1951）和《法理學中的定義和理論》（1953），就以上述方法著重分析了契約和權利等法律概念。

⑺ 西方社會學對社會的解釋有哪兩大派

在現代西方主要國家中，法學的基本理論學科通稱為「法理學」（英語jurisprudence的一義）或「法律哲學」。這里講的「現代」泛指自20世紀開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現代西方法理學的思想淵源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法律思想；另一個是西方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影響。因此，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較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就其專業而論，除主要是法學家外，還有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就階級性來說，現代西方法理學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法理學，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進行辯護的。

一、現代西方法理學的特徵

1．派別繁多。在西方法理學史上，17~18世紀時自然法學佔主導地位。19世紀時以歷史法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哲理法學三派為主。進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派別逐漸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更為增多。這種派別繁多的特徵不僅體現在各派之間或同一派別內部紛亂雜陳的理論觀點，而且還體現在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以至不同的術語等方面。這一特徵之所以出現，主要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或這一階級中特定集團在特定時期的需要；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法律制度以及法學家的不同政治傾向或其他思潮的影響。當然，派別繁多也體現了一般資產階級國家在其統治還比較穩定時的一個方針，學術自由以不危害其統治為限，超過這一限度是不容許的。

2．自然法學在戰後的復興。隨著法西斯政權的崩潰和對戰爭罪犯的審判，傾向法西斯主義的新黑格爾主義法學迅速消失，對正義等道德准則持有否定或懷疑態度的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法學也有所動搖，強調道德准則的新自然法學或與此類似的價值論法學則迅速復興或興起。同時它們的復興或興起也適應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戰後對外政策的需要。很多西方法學家在論述資產階級人權學說時是以新自然法學和價值論法學為理論基礎的。

3．三大派鼎立。現代西方法理學雖然派別繁多，但以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為主。20世紀50年代後期直到60年代，分別以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哈特和哈佛大學法理學教授富勒為首的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兩大派法學家展開了熱烈的、長期的論戰。哈特在這一過程中對原先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作了重大修改，創立了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從而與富勒等人的新自然法學相抗衡。早在20世紀初就已興起的社會學法學戰後繼續存在，在基本理論上也無甚大的變化。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已逐步趨向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應用法學，其名稱也通稱為法律社會學。這里應注意的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但這三大派中又都有各種支派。例如新自然法學中有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法學）和非神學的之分。有的著名的法理學說（如羅爾斯的正義論、德沃金的權利論、拉斯威爾的政策論等），雖然不講自然法，但卻都以某種價值作為核心，因而在理論傾向上是接近新自然法學的。又如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中既有凱爾森首創的純粹法學，又有哈特新創立的新分析法學；新一代的分析法學家中又有拉茲的淵源論法學、麥考密克的制度法學等。在社會學法學或法律社會學中，既有戰前的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歐洲自由法學、利益法學等等；戰後又有強調價值的法律社會學和以行為科學、系統論為特徵的法律社會學。此外，也還有些較難列入以上三大派的派別，例如戰前就有的新康德主義法學、新黑格爾主義法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新修辭學法學等。

4．三大派相互靠攏。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形成鼎立之勢，但三派又相互靠攏，相互吸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有少數西方法理學家提倡綜合法學（或稱統一法學）。他們主張，這三大派分別以研究法的價值（自然法學）、法律規則（分析法學）和法的社會實際（社會學法學）為主，但這三種因素是不可分割的，應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但他們的主張並未被普遍接受。我們認為，三大派不僅對法的本質的解釋是錯誤的，而且在研究對象的理解上也是片面的。法律規則可以說是法本身的結構，法的價值和法的社會實際都涉及到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作為一門科學的法理學，既應研究法本身的內容和結構，也應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三大派的劃分不是偶然的，它們相互靠攏是為了取長補短，加強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使自己消失，讓位於綜合法學。

5．非學法學思潮的影響。西方法理學歷來就受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影響。在20世紀，特別是戰後，非法學思潮的影響更為擴展。其中較新的影響有邏輯實證主義、語言哲學對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滲入；新修辭學推動了對法律推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哲學對個別法理學家雖有影響，但總的來說影響很小。功能結構主義、系統論和行為科學對法理學也僅稍有影響。近年來，主要來自經濟學的經濟分析法學也促進了以資源、成本、效用等經濟學術語來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來自各種社會學新思想的批判法學更掀起了批判傳統法學的運動。

二、現代西方法理學的主要理論觀點

1．社會和人性。現代西方法理學家研究的對象並不是社會和人性，但他們在論述自己的學說時往往會涉及到對社會和人性的理解，往往會以對社會和人性的某種假設作為立論的基礎。例如早在20世紀初社會連帶主義法學創始人狄驥就提出，社會連帶關系是一切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因為人們為了生存必須相互促進共同的需要並交換服務；國家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體現這種連帶關系的客觀法。社會連帶關系的思想和概念至今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還是相當流行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是近年來在西方思想領域中包括法理學中具有較大影響的一個人物。他在《正義論》一書中認為，社會是人們為實現相互利益而進行合作的事業，其中既有利益的一致，又有利益的沖突，因此必須要有一批確定利益分配的原則，即社會正義的原則，法治即形式主義。

與這種抽象的社會概念密切聯系的抽象的人性概念。例如哈特認為，構成法和道德的共同因素是有關人性和人類生存世界事實的一些公理，其中一個是人的無限的利己主義與有限的利他主義，再一個是有限的自然資源，因而沒有法和道德，就不可能有社會。又如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的創始人波斯納提出，構成他的學說的一個假設是：人是對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宣揚的人性論，一般來源於18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等人關於人性和私有財產的學說。奧裔社會學家海克在論證「福利國家」與自由、法治對立時就是直接以休謨的人性論作為論據的。

我們認為，社會和人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現實的，而且是以一定物質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在階級社會中，又是以一定階級關系為基礎的。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講的社會和人性多半是抽象的社會和人性，是離開物質生產和階級關系的社會和人性，實際上是將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的階級性當作永恆的社會和共同的人性。

2．什麼是法？這是自古以來西方法律思想中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主題，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這一爭論不僅更為激烈，而且更為混亂。在講什麼是法時，首先應指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對法這個詞所指的范圍，往往有不同理解。有的可以作很廣的理解。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首創人龐德認為法的概念包括三種意義：（1）法律秩序；（2）作出司法、行政決定的根據；（3）司法、行政過程。以上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又包括了三種成分：（1）律令；（2）技術和（3）理想。其中律令又包括了四種形式：（1）規則；（2）原則；（3）概念；（4）標准。但有的法理學家，特別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法這個詞的范圍主要指法律規則（或規范）。此外，他們還根據各自的學說，對法本身作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劃分，除了原先就有的自然法和實在法之分外（在新托馬斯主義法學中還有上帝的永恆法），在現代通常有法的理念和法的概念之分；客觀法和實在法之分；活法和國家法之分；書本上的法和行動中的法之分；應當是這樣的法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之分，等等。由於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以及劃分如此眾多，就必然使什麼是法的解釋更為復雜化。

在眾多的解釋中，有些法的概念和定義是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如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富勒提出的：「法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從這一定義中，很難看出法的本質是什麼。但從他的整個學說來看，他主張法「飲食了它自己的道德性」。這也就是說，法的本質是道德。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哈特認為，法是設定義務的第一位規則和授予權利或權力的第二位規則的結合。而其中最重的是最終承認規則，其他規則的效力都來源於它。實際上他所講的最終承認規則是指國家的立法權，也就意味法的本質在於國家權力。社會學法學派龐德，如上所述，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作了很廣的解釋，並將它稱為社會工程或社會控制，實際上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抽象的社會。美國另一個著名法學家、大法官霍姆斯認為，「法是對法院實際上將做什麼的預言」。法院將做什麼是指法院怎樣判決，這種判決又是怎樣作出的呢？按照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家弗蘭克的解釋，判決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是法官的個性，這實際上是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某種心理因素，甚至是非理性因素。從以上現代西方法理學家關於法的概念或定義中可以看出，盡管他們對法的解釋各有不同，但卻都否認法的階級性，否認法最終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因而同馬克思主義對法的解釋是根本對立的。正因此，他們對法的功能、作用和任務的解釋也都是從超階級的概念出發，例如：預防或鼓勵行為、調節利益沖突、促進合作、維護和平、解決爭端、為私人事務提供便利、發揮人的創造性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等等。

3．「應有」和「現實」；道德和法。在西方法理學史中，在19世紀就出現了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之間的爭論。其中一個重大的哲學爭論是「應有」（英語中的ought）和「現實」（英語中的is或being）二者的關系。具體到法學中，就有「應當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ought to be）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is）的關系。戰後，隨著自然法學的復興，這一爭論也更趨勢烈。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應有」和「現實」是截然分開的，法學家僅研究「實際上的法」。有的更認為，「應有」只是一種主觀價值判斷，只有先驗的或形而上學的法律學說才研究自然法或理想法，即應當是這樣的法。他們主張應有和現實截然分開的根據主要引自康德和休謨的不可知論，即「應有」是不可認識的，一個「應有」只能來自另一個「應有」，而不可能來自「現實」。與此相反，新自然法學家則反對「應有」和「現實」之分，認為這種劃分模糊了對法的本質的認識，甚至導致對專制和暴政的支持。

我們對這一爭論又怎樣認識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 時就評論過這一爭論，他在1837年致他父親的一封信中就講到，他在學習法律哲學時的一個使他感到是嚴重障礙的問題是「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就哲學上講，他當時還是一個唯心主義的青年黑格爾派，但他已明確指出，「應有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的對立「是唯心主義者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錯誤的劃分的根源」。他主張，在研究法、國家等哲學方面，「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決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里應當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2）。我們也認為，在研究法的過程中，會存在對法的價值判斷（即它應當怎樣）和法的現實（即它實際上怎樣）這兩種認識形式之間的矛盾。但我們不應將它們截然割裂開來。法是代表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使現實的符合這一階級的理想或價值判斷自然會有一個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但應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求得二者之間的一致。

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同道德和法之間的對立等同起來。他們主張，法與道德無關，至少並無必然的聯系，因而法學僅研究法律，而不問這一法律是否合乎道德。因此，他們主張廣義的法律概念，即法就是法，良法和惡法都是法。狹義的法律概念則主張只有良法才是法。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錯誤也在於不具體地歷史地分析法和道德。問題的關鍵是：這是指哪一階級的法，哪一階級的道德。統治階級的法和被統治階級的道德，一般來說，當然是對立的。統治階級的法和道德則是一致的，相互配合的。但法和道德畢竟是有區別的。將法和道德等同起來或將法的本質歸結為道德都是錯誤的。

4．什麼是法制或法治？這也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中經常討論的一個主題，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和爭論。這里應注意，英語中的法制（legality）和法治（rule of law）二詞往往是通用的。但法治一詞往往同「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這一提法連用。

有的思想家、法學家從19世紀流行的自由個人主義觀點出發，認為法治旨在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因而在戰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所謂「福利國家」政策並擴大政府的經濟職能時，在法學領域中曾發生過法治與「福利國家」是否對立的爭論。少數人認為，法治是指政府的一切行動都受已公布的法律規則的約束，人們可以根據這種了解安排個人的事務。因而政府擴大經濟職能必然會侵犯個人自由、權利以及保護他們的法治。但大多數人認為，在現代，國家的經濟職能必須擴大，要倒退到19世紀的最小限度國家職能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法治可以用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因而個人自由、權利、法治同「福利國家」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適應的。但在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法學家中，也有人主張，資產階級法治僅存在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

自20世紀60年代富勒提出法制的八項原則，即法的一般性、公開性、不溯既往、明確性、沒有矛盾、有遵守可能、穩定性、官方行為與法律規定的一致性後，法制或法治原則已成為法理學著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但一般都在以上八個原則上加以修改、擴充。例如主張應補充司法獨立、司法審查，一般人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公開審理、律師咨詢、防止警察機構濫用機力、歪曲法律等。有的法學家還論述法治的價值有對專橫地行使權力實行制約，為人們選擇生活目標和形式提供可靠框架，尊重人的尊嚴等。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一般也同意富勒所提出的法制原則，但他們反對富勒將這些原則稱為程序自然法或法的「內在道德」。結果在法制原則問題上又展開了關於法與道德關系的傳統爭論。有的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法制或法治固然有很大價值，但這種價值是消極的，即限制專橫地行使權力，而且這種專橫本身也是法律造成的；也有人認為，法制或法治只是使法取得實效的手段符合法制也可能使法服務於邪惡的目的。總之，對法制的作用不應誇大，因為法治本身畢竟不是一個最終目的。

一般法學家認為，在希特勒統治下，法制極端敗壞，如制定溯及既往的刑法，實行秘密法，在審判中根本不顧法律，甚至不顧納粹黨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們在感到法律形式不方便時，乾脆直接使用暴力等等。但也有個別法學家主張，法治僅代表一種「公共秩序」，因而任何社會，包括法西斯統治的國家，都處於法治之下。

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學家在法制、法治問題上，就像什麼是法一樣，形式上是講抽象的法制和法治，實質上只是講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法制和法治。他們對法制原則等問題的分析，對我們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法制的運行機制也是有一定幫助的，但每個國家的法制既不是像自然法學家所講的什麼先驗觀念的體現，也不是像實證主義法學家所宣稱的單純的現實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

5．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這些詞在西方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中是常見的。在西方法理學中，也充斥著關於法與正義、自由等關系的論述。根據唯物史觀，我們應該在經濟關系決定社會生活的一般過程這一基礎上來分析法與正義、自由等觀念的關系，從而就會發現這些觀念都是歷史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但很多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卻將正義、自由等觀念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都是抽象的、超階級的。

有的西方法理學家主張正義是非理性的價值判斷，因而不應將它作為法學的研究對象，但大多數人認為法與正義的關系是法學中的重大或甚至是核心問題。但他們對正義的含義，卻眾說紛紜。較多的人強調平等，也有的強調自由、安全、共同幸福，也有的主張這些含義的綜合。他們對什麼是自由、平等等概念又都有不同的理解。

現代西方法理學家一般都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法律既保護個個自由、權利，但也對濫用自由、權利的行為實行制約。但在這一問題上，經常出現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的關系問題。他們一般認為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或人權是有矛盾的。法治是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因此主權與法治也是有矛盾的。我們認為，國家主權和人權這兩種觀念都是在中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市民階級的發展而興起的，在歷史上都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在現代，對一個國家來說，主權和人權都是不可少的。關鍵問題是，必須注意這是指哪一階級的主權和人權，這是在什麼具體歷史條件下的關系，現代西方法理學鼓吹主權和人權的矛盾是有不同的動機的。

三、怎樣評價現代西方法理學

從以上所介紹的主要理論觀點看，現代西方法理學在論述社會、人性、法、法制（或法治）、道德、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等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時，盡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一個基本的共同點是：在形式上講的是抽象的社會、人性、法、法制等等，但實質上都是指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性。並且對它們加以肯定和頌揚。這種理論觀點是同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這里體現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

為此，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分析和批判現代西方法理學，從而提高我們的識別能力和馬克思主義水平。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採取閉目塞聽的態度是不可取的，對它不加分析批判地介紹甚至加以推崇，更是錯誤的。當然，這也不是說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應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從總體上講，它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但其中有些因素也還是可以批判地借鑒的，有些知識性的東西固然有參考價值，有些理論觀點也是有啟發意

⑻ 新自然法學是以下哪一位法學家的重要觀點

第一節 多重視角的法律觀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們對「法律是什麼」的理解和認識是多種多樣的。古今中外，人們對法律多角度的觀察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法律觀。
一、立法者立場的法律觀
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1）命令說。這一理論始於法國人博丹。博丹創立了主權學說，為法律命令說奠定了理論基礎。自然法學派代表人物霍布斯認為，法律「對於每一個臣民說來就是國家以語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來區別是非的法規。」功利主義法學的邊沁說，法律是國家行使權利處罰犯罪的恐嚇性命令。分析法學派的奧斯丁則將法律當成主權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種要求個人或群體必須這樣或那樣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認為是優勢者宣布的，而且約束或責成劣勢者。」奧氏還用命令、義務和權利三個術語來解釋法律的概念。（2）權力（強制）說，即將法律作為權力或強制的表現。如中國古代法家商鞅：「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說：「法者，編著於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3）意志論。古代社會人們認為法自神或上帝出，法乃神意的體現。近代以來，法律往往被認為是人（立法者）意志的體現。如自然法學派盧梭認為，法律是社會契約的產物，在簽定社會契約時，人們讓渡全部自然權利，交給主權者群體。而人民主權就意味著執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現形式是經由多數決策的方式達致的。因此，法律即公意的體現。（4）規則（規范）說。如中國古代管子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清末法學家沈家本說：「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中世紀西方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說：「法是人們賴以導致某些行動和不作其他一切行動的行為准則或尺度。」現代西方分析實證法學派更是明確將法律當作規則或規范。如純粹法學派凱爾森認為法律是人們行為的強制性規范秩序。英國新分析法學派哈特認為法律是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的結合。主要規則設制義務，次要規則規定權利。
二、司法者立場的法律觀
跟立法者立場的法律觀適成對照的是司法者立場的法律觀。這種法律觀流行於具有判例法傳統的英美法系國家。正如著名的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德所說：「英國法基本上是一種判例法（case law）；它的規范基本上應到英國各高級法院所做判決的判決理由（ratio decidendi）中去尋找」，相應地，「英國的legal rule是針對具體案件的，是在審理這個案件時為了解決這個案件而提出來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司法者立場的法律觀在英美國家一直占據支配地位。以致英國法學家邊沁試圖改革英國法制，但收效甚微。司法者視角的法律觀，擇其要者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說：「我所說的法律，是指法院事實上將做什麼的預言，而絕不是其他什麼空話。」美國法學家格雷說：「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決中所規定的東西，法規、判例、專家意見、習慣和道德只是法的淵源。當法院做出判決時，真正的法才被創造出來。」這種法律觀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美國的現實主義法學。以致於法律徑直被視為法院所做的判決。如美國法學家盧埃林說：「法不是本本上的官方律令，法存在於官員或平民的實際活動中，特別是存在於法官的審判活動中。官員關於爭端所做的就是法律。法學家弗蘭克說：「就任何具體情況而言，法或者是實際的法，即關於這一情況的一個過去的判決；或者是大概的法，即關於一個未來判決的預測。」當今美國著名法學家德沃金也持司法視角的法律觀。德氏認為法律具有解釋性質，法律在解釋中得以完成。法律是一種闡釋性概念。由於西方國家所謂的法律解釋純然是一種司法活動，並不存在像我們國家那樣的立法解釋。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觀是一種典型的司法視角的觀點。
三、社會學視角的法律觀
社會法學派的出現，是二十世紀西方法學領域最重大的事件。這給法律的概念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察視角。社會法學將科學方法運用於法學，主張將法律置於社會當中，通過法律在社會中的實際運作，結合法律與社會事實的關系來認識和理解法律。社會法學側重從法的社會基礎、社會作用及具體效果諸方面來界定法律的概念。這對西方傳統的法律觀構成一種嚴峻的智識挑戰。如美國法學家龐德認為，法律是一項「社會工程」，是依照在司法和行政過程中運用權威律令來實施的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目的在於以最小限度的犧牲盡可能滿足全人類的需要。由此龐德還進一步分析了法律的結構，提出了律令-技術-理想這一法的模式理論。奧地利法學家埃利希明確主張法律發展的重心在社會本身而不在國家。因此他反對傳統的法律的概念，第一，法律由國家所創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審判機關判決的基礎；第三，法律強制是判決發生效力的基礎。埃利希進而把法律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家制定的法律；另一類是社會秩序本身。法律作為社會秩序本身，埃利希稱之為「活法」。埃利希認為法律是國家制定的這種傳統的法律概念實際上只不過是法律的一小部分。因而他強調對「活法」的研究。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派盧埃林曾依照龐德關於「書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動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分的觀點，區分了「紙面規則」和「實在規則」。並認為真正的法是後者，因此提出「官員們關於爭端做出的就是法」。德國法學家赫克等為代表的利益法學認為，法律起源於利益的沖突、矛盾和斗爭。法律規范構成於立法者為解決種種利益沖突而制定的原則或原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必須確定立法者通過特定的法律規則所旨在保護的利益。當今美國行為主義法學派布萊克認為：「法律存在於可以觀察到的行為中，而非存在於規則中」。當今西方法人類學家還提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這種法律觀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影響到我國法學界，表現為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理論探討。
四、倫理學意義上的法律觀
法律、道德與宗教是人類社會控制的三種主要手段。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在法哲學層面上表現為應然法（自然法）與實在法（制定法）的關系。這也是長期以來西方法學史上一個基本問題。從倫理學視角去看待法律，在西方有久遠的歷史淵源。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即認為法律「應該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進於正義和善德的制度。」羅馬法學家傑爾蘇將法定義為「善良和公正的藝術」。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則認為，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論斷為依據，嚴格地和真正地說來就根本不是法律，而毋寧可說是法律的一種濫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決於它的正義性。17、18世紀古典自然法學家認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體現，是正義的體現。自然法先於並高於實在法而存在，國家制定的實在法必須符合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因而法律是正當理性的命令。可見自然法學派的法律觀從本質上乃是一些道德標准和要求。而德國古典法哲學強調法與自由的內在聯系。法是作為理念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法則。20世紀新自然法學派依然堅持法律與道德不可分離，法律具有道德性。因此納粹德國制定的違反人道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總之，倫理學視角的法律觀貫穿於整個西方法學史。這表現為西方自然法與實在法二元論法的獨特思維模式。這也是造成法（主觀法）與法律（客觀法）相區分、法與自由、正義與權利密不可分的內在原因。與此相反，西方分析法學堅持法律和道德相分離，主張「惡法亦法」，而將「作為正義的法」等同於「作為立法者意志的法律」。進而從本質上，跟自然法學相反，將法律歸結為人的意志的體現。在西方法理學中，理性論與意志論構成兩種相對立的法律觀。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也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話題。但是它所討論的主題與西方不同，它並不側重於法律和道德在本體意義上的關聯，而注重於二者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中國古代的儒法之爭只是法律和道德那一種更加適合於作為統治的工具。儒家的主張最終占據上風。倫理法構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髓，德禮優於刑政。由此中國古代法從屬於禮。不僅法律的制定受倫理原則的支配，而且司法裁判也滲透者德禮的理念。這造成中國古代法律缺乏獨立的品格，淪為君主意志的統治工具。因此，中國古代法是一種典型的「倫理法」。
第二節 法律的基本特徵與法律思維方式
一、法律的基本特徵
長期以來，法理學界通常把法律的基本特徵表述為：法律作為不同於道德、宗教等其他社會現象的社會規范，具有規范性、國家意志性、以權利和義務為基本內容和強制性等屬性。這種觀點的根據有二：一是從法律概念層面上，上述法律特徵的出發點與運作中心是國家和政府；二是從法律運行層面上，上述法律特徵的界定暗含著一種自上而下的法律運行模式。上述歸納的缺陷在於，將觀察對象局限於國家法。這是一種立法視角的法律觀的產物。盡管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屬性，但是它僅僅是從一種角度所作的歸納，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跟現代法治相對應的法律的基本特徵在於：
第一，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具有普遍性、確定性、客觀性等規范屬性。
社會規范的種類很多。包括道德規范、宗教規范、風俗禮儀、規章紀律和鄉規民約等。法律只不過是社會規范中的一種。將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相區別的地方在於，法律是通過對人的行為的規范作用來調整社會關系，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因而法律並不涉入對人的思想的調整。而道德規范是通過思想控制來規范社會關系，習慣是通過社會思想觀念來調整社會關系。馬克思說：「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因而法律是經由規范和調整人的行為而發生作用的。
法律作為調整行為的社會規范，具有規范性。這具體表現為：(1)普遍性。不同於那種個別性調整，法律本身即預設了規則（規范）的存在，而規范（norm）這一術語源出於拉丁文norma一詞，它意指規則、標准或尺度。所以法律具有一般性、抽象性、概括性。它針對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因而可以反復加以適用。從法律效力層面上，法律表現為在時間、空間、對人及對事等方面具有普遍約束力。從深層次上看，這種反復適用和普遍被遵守的法律具有內在普適的道德性。這也是西方法律往往跟公平、正義、權利等相聯系的重要原因。法律的這種普遍性甚至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當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統一化之所以可能，即在於此。(2)確定性。法律是對以往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確認，並以法律規則為主要構成要素。而法律規則又具有較高的明確性、具體性和確定性。在此意義上，法律是社會中一種較為保守的力量。司法過程端賴於法律規則那種嚴格的形式邏輯進行法律推理，由此保證裁判結果的確定性。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廣泛的立法活動和法學研究中實證分析法學的興起都促使人們對法律確定性的追求。法律的確定性構成現代法治的重要基礎之一。(3)客觀性、合理性。現代法治的另一根基在於法律是接受理性指導、符合一定理性原則和社會規律的規則，具有消除和限制人的恣意行為的功能，因而現代法律具有一定的客觀屬性。德國著名的思想家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要求法律可以理性地算計，西方法律由此表現為一種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功能即在於建立和保持一種能夠大致確定的行為預期，從而便利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交往。法律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即源於人們行為關系中的合目的性、可預期性，由此限制和消除人類行為的盲目性、無意識和非理性。在司法過程中，法律的客觀性具體表現為法律解釋的客觀性，表現為對法律解釋唯一正確解釋的探求。現代法治理論之根基端在於此。因為法治乃規則之治，是用客觀的外部規則限制人的主觀恣意。
第二，法律是出自於國家並植根於社會基礎上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規范。
這是從法律的本體來源進行的界定。法社會學與法人類學研究表明，法律是多元的，既來自於國家，也出自於社會。就前者而言，法律通常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行為規范。有人認為，制定、認可和解釋是法律創制的三種主要方式。這一觀點值得商榷。法律解釋本來是一種典型的司法活動，應該歸屬於司法的范疇。但是將法律等同於立法的法律觀在我國極為盛行，而立法概念的外延往往又被擴及容納解釋法律。這是上述觀點的內在邏輯。事實上，法律創制的主要方式是國家制定和認可。制定是通過立法活動產生法律規范，而認可則是國家對既有社會規則予以承認並賦予其法律效力。這通常通過下列方式進行認可：一是賦予某些道德、宗教、風俗習慣和禮儀等社會規范以法律效力；二是承認、簽定或加入國際條約，認可國際法規范使之在國內產生法律拘束力；三是在具體案件中通過司法裁判形成某種規則和原則並使之具有法律約束力。法律解釋不是法律創制的方式。
第三，法律具有功能上的強制性和本體上的正當性。
強制性是之將強權、壓制、強迫和制裁作為法律的標志和特徵。在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過程中，隨著國家在立法、司法活動中地位的提高甚至於達到壟斷，法律的強制觀念漸趨凸顯。這一觀念在西方法學史上經歷了由法國人博丹到英國的霍布斯最終到分析法學派奧斯丁的學說發展。強制論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在法律基本模式上，視法律為主權者的命令。在權利和權力關系中，視統治者權力至上。自20世紀以來，西方法理學各派不約而同表現出淡化乃至消解傳統的強制性觀念，即在承認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實施有賴於「強制力」作為後盾，但取消「強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論中基本特徵的地位。這標志著當今西方法理學在法律概念本體論層面上的變革。
第四，法律是以權利和義務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規范。
20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法學界明確將權利和義務概括為法學的基本范疇。權利和義務確實是表徵法律進而使之區別於道德、宗教、習慣和紀律等其他社會調控方式的決定性因素。權利和義務構成了法律的基本內容，貫穿於法律的一切部門，貫穿於法律運行的全部過程，並且全面表徵和體現法律的價值。在西方法學史上，法律與權利有十分久遠的歷史文化淵源。拉丁文jus同時具有權利、法律和正當幾種含義。主體法律上的權利往往稱為主觀法（權利）。從法哲學上，當法律規則設定權利和義務時，亦即當法律用於表示立法者意志時，法律規則所設定的行為體現出的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立法者「意志」。在這里，規定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規則所表達的是：某個人「應當」以一定方式行為而不意味著任何人真正「要」他那樣行為。從此意義上，法律屬於「應然」的范疇，而不屬於「實然」的范疇。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上的實證主義法學中，權利和義務具有法定性和可量化性。法律通過規則或規范以授權、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規定權利和義務，調整人們的行為，進而調節一定的社會關系。當然，按照唯物論，一切社會關系的背後無不包含某種利益。法律調整社會關系正是將各種社會關系所體現的社會利益，以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是從法律作為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機制進一步派生出的特徵。
二、法律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徵
在對法律的概念有個初步認識的基礎上，再來探討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對於以法學為業的學生而言，培養和形成專業法律思維是今後從事法律職業的關鍵一環。
所謂法律思維，是指在長期的法律實踐中形成的，通過專門的法律語言（法言法語）進行分析、判斷、推理、論證和解釋等活動的一種職業過程。而法律思維方式就是運用法律思維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維定式和思維習慣。在人類長期頻繁、反復的法律職業活動中逐漸會形成特定的思維，這種思維一旦形成，便保持和延續下去，並以特有的思維定式依附於法律共同體。因此法律思維方式伴隨著法律的職業化而出現，同時也是法律職業成熟的標志。日本學者田中成明將法律思維方式的特徵概括為教義學的性質、過去導向性、個別性、結論的一刀兩斷性及其推論的原理性、統一性、類型性和一般性。季衛東先生將其概括為：一切依法辦事的衛道精神、「兼聽則明」的長處和以三斷論推理為基礎這三個方面。還有學者認為法律思維是一種重形式正義、重程序、重形式意義的合法性思維。總結各種觀點，法律思維方式具有如下特徵：
首先，法律思維方式是一種規范性思維方式，即把一切社會問題都盡量按照普遍性的形式規則和法律程序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來調處。法律思維方式是一種運用法律語言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的活動。法律語言不同於一般大眾語言，它具有一套獨特的概念和術語，即法言法語。一般說來，法律語言用詞較為准確、表達力求平實、簡練和明了。語詞運用注重規范和統一，強調語義的相對穩定性。如果一個社會崇尚法治，那麼法律語言就會成為廣受推崇的語言，幾乎可以成為普通語言。托克維爾說美國幾乎所有的政治問題都遲早要變成法律問題。當今中國法治建設就應當培育法治的公共話語，讓全社會接受法治觀念、意識、精神及思維邏輯。確立法律至上和權威性的觀念。法律家首先應當能夠運用法律語言進行思考、表達和處理問題。
其次，法律思維方式是一種程序化的思維方式。法律活動並不單純以實體公正為唯一目標。而且追求程序正義或形式正義。對某些疑難案件來說，「實體公正總是招致無窮無盡的爭論」。因而法治只能維護有限度的正義。而程序是一種相對自治的、在國家設定的嚴格制度的空間里進行運作。正如季衛東所說：「法的推論是實踐性議論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類型。法的推論是在一定的組織、制度和程序里進行的，必須嚴格遵守證據和辯論的規則；其論證技術也經過特殊的訓練，側重於尋求公平而合理的決定的適當理由。」這一點從根本上來自於法律活動（特別是司法活動）的性質即被動性、中立性、公正性、公開性和裁斷性等。因此，程序化的思維也是實現法官忠誠於法律的重要一維。正是在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空間里，法律的客觀性的理性價值才得到充分的體現，恣意因素得以擯除到最小化。
再次，法律思維方式遵循一套嚴格縝密的邏輯。思維均是按照一定的邏輯和規律進行的。法律家的思維方式一般來講是堅持三段論推理方法。解釋學上使用的一個基本概念是subsumption即涵攝或歸攝，指將待決案件事實置諸法律規范構成要件之下，以獲得特定結論的一種邏輯思維過程。亦即將法律規范適用於具體案件以獲得判決的過程。由此將法律規范與事實、普遍與特殊、過去與將來的縫隙織補起來。因此法律思維專業邏輯不同於其他政治思維、道德思維及大眾思維的邏輯。法律思維邏輯在嚴格的制度和程序空間里表現出高超的形式理性與技術理性。現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即在於此。相比之下，其他思維邏輯具有明顯的情緒化和情感性趨向。
最後，法律思維方式所追求的結論只能是盡可能的令人接受，而不可能達到絕對必然的「真」。因此注重對做出的決定出具正當化的理由以保證言之有理、持之有據、令人信服。在審判活動中這表現為確定性和單一性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用來判斷事實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判斷，而不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斷。在陳述許多問題時，只作客觀描述而不帶價值評判。法律家只能根據符合設定的程序構件的當事人的主張和舉證重構案件的事實。不能大膽設想而只能小心求證。在此基礎上做出決斷。並且做出的結論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而不能是「和稀泥」、「各打五十」，盡管有時候其妥當與否還有待探討。法律思維不同於政治和行政思維，後者具有「權衡」、「妥協」的特點。正因如此，法律思維方式要求具備一套高超的證據學和法律解釋學的原理和技術，在司法過程中要求法官給出充分的判決理由。
三、法學教育與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
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是法學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柯克所說：法律是一門藝術，一個人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它的認知。無獨有偶，美國法官波斯納亦將法律作為一種實踐理性，他認為實踐理性是一個「雜貨袋」，其中包括軼事、內省、想像、常識、移情、非難動機、說話者的權威性、隱喻、類比等等。總之，這是一門職業性很強的活動。但是中國歷來沒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家，法官從未形成一種專門的職業。歷來的傳統是「縣令兼理司法」，法官與行政官員身份合一。現今中國司法依然被嚴重行政化。法院往往被視為體系嚴密的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司法的職業化程度與專業化程度甚低。具有成熟的法律思維方式的真正法律家職業共同體尚未形成。
培育中國的法律家階層，無疑是實現法治的重要一環。這不僅需要科學地對待法律家，給予其更多的理解與尊重，為形成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營造健康的社會環境。更重要的是，這也對中國法學

⑼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由（ ）最早提出的。 (5.0 分) a 哈特　 b 博登海默　 c 阿里克西　 d 烏爾比安

d 烏爾比安。

公法與私法劃分理論最早起源於古代羅馬國家，首次明確將羅馬法劃分為公法與私法的是烏爾比安。其認為：「公法是關於羅馬帝國的規定，私法是關於個人利益的規定」。從烏爾比安的這一理論可以看出，劃分公法與私法的首要標準是法律調整對象的不同。

隨後羅馬法學家在烏爾比安這一學說的基礎上，又繼續了這一劃分，查士丁尼《學說匯纂》指出：公法的規范不得由個人之間的協議變更，而私法規范則是任意性的，對當事人來說「協議就是法律」。

這表明，公法的規定是強制性的，當事人必須無條件遵從；而私法的規定則是任意性的，可以依照當事人的意志而更改。根據烏爾比安的學說以及後人對這一學說的發展，羅馬法中的各項制度都以此為標准被分別納入「公法」或「私法」的范疇。

羅馬法關於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其研究重心集中在私法方面：

羅馬法關於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其研究重心集中在私法方面：

公法幾乎沒有涉及，因而關於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只是形式主義，遠沒有達到對一種成熟的分類體系進行宏觀劃分的地步。公私法的劃分最終得以確立是在17、18世紀，在近代資本主義革命特別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推動下，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統治。

確立民主政治時，決定把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主張制度化、法律化時，公法才逐步發展，並最終形成了公私對峙的二元劃分理論。公法發展起來後，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日益明顯，公私法的分類也就最終確立了。

⑽ 世界著名法學家有哪些

格老秀斯、孟德斯鳩、傑里米·邊沁、薩維尼、霍姆斯、韋伯、龐德、哈特、德沃金、波斯納
以下是我網路的一些節選，希望對你有幫助。

格勞秀斯，荷蘭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被人們同時尊稱為「國際法之父」與「自然法之父」。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曾任律師、司法官和外交官，1618年因捲入荷蘭政治、宗教沖突而被監禁，1621年脫獄成功，避居法國，長期從事寫作。自1634年起任瑞典駐法使節，1645年從瑞典返回時病死於途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面。在他的法學著作中，有一本是他在被監禁期間所寫的關於荷蘭古代法和羅馬法的書，名為《荷蘭法律導論》，其他三本都是關於國際法的著作。
孟德斯鳩，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不僅是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歐洲國家比較早的系統研究古代東方社會與法律文化的學者之一。他的著述雖然不多，但其影響卻相當廣泛，尤其是《論法的精神》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與法律理論發展的基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人對東方政治與法律文化的看法。
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亦是是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先驅和領袖，並以功利主義哲學的創立者、一位動物權利的宣揚者及自然權利的反對者而聞名於世。他還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薩維尼(Savigny，Friedrich Karlvon；1779～1861) 德國法學家。歷史法學派主要代表，該派首創人G.胡果(1764～1844)的學生。貴族家庭出身。1800年開始先後在馬爾堡大學和巴伐利亞州蘭茨胡特大學任教。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後他到該校任教，達30年之久，在此期間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學校長和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並創辦歷史法學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魯士政府的修訂法律大臣。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1841年-1935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曾加入美國聯邦軍參加內戰，1866年成為律師，1882年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和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1899年出任該法院首席法官，1902年至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霍姆斯被公認為美國實用主義法學、社會法學和現實主義法學的奠基人。他在《普通法》一書中針對法律形式主義傾向，提出了著名的「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的法律經驗論和「法律是對法院將要做什麼的預測」的法律預測論，闡述了有限遵循先例原則，為法官自由裁量權和判例法提供了法理支持，揭示了美國普通法的精神，吹響了美國法哲學的號角。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是美國20世紀著名法學家。1870年，龐德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Lincoln。龐德在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學習植物學，分別於1888年和1889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889年，他到哈佛大學法學
院學習，一年後轉到西北大學法學院，在那裡讀完了法律學位。他返回內布拉斯加州開業當律師，繼續他的植物學研究。1898年，他在內布拉斯加大學獲得了植物學博士學位。
羅納德·德沃金（Ronald．Myles．Dworkin , 1931—— ）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者，亦有批判者。
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來最為傑出的法律經濟學家之一。他將人們從互相自願的交易中各自獲得利益的簡明經濟理論和與經濟效率有關的市場經濟原理應用於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研究，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對法學一般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