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學定義

❶ 有關刑法的 刑法意義上的危害行為

一、刑法中「危害行為」的概述

我國刑法學界對於行為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而沒有將行為進行理論上的分類，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關於行為概念的表達，至今沒有統一的意見。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刑法中的」行為「指的就是作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即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中的」危害行為「。即使是在」危害行為「這個層次的行為概念，也眾說紛紜。

在我國刑法中，行為一詞具有多種含義，有時把它作為犯罪的同義語使用，如刑法第十三條規定的犯罪定義中使用的行為；有時把它看作純粹的身體動靜，如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的精神病人的行為；有時它僅指在人的意識和意志支配下的身體動靜，如刑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意外事件中的行為。危害行為，即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是指由行為人意識和意志支配的危害社會的身體舉止。

行為是表現於外，對客觀世界產生影響的身體活動，危害行為也是如此。危害行為的身體活動既包括舉動，也包括靜止。人的身體舉止不限於四肢的舉動，還包括諸如以目示、語言教唆、默示等有意義的動作。堅持危害行為的這一特徵，對於防止懲罰思想的錯誤做法具有重要意義。

人的意識和意志，是危害行為的主觀內在特徵。刑法規定犯罪客觀要件的行為，目的在於調整這類行為，避免社會遭受危害。如果不是由人的意識和意志支配的身體舉止，刑法是不可能起到調整作用的。因為刑法要最終達到調整目的，只能通過調節行為主體的意識和意志，從而間接影響其實施的身體舉止。所以，缺乏人的意思的身體動靜即使在客觀上造成了損害後果，也不屬於危害行為。

傳統的研究思路對刑法中行為的研究只著眼於作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要件要素的危害行為，認為危害行為自然是刑法中行為最重要的部分。通說認為「刑法上的危害行為，是指由行為人的心理活動所支配的危害社會的身體動靜。」「危害行為是一切犯罪構成的核心。任何犯罪都表現為客觀上的危害行為。犯罪構成四個方面中其他構成要件，都是說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嚴重程度的事實特徵，它們都以危害行為作為基本依託，並且圍繞著危害行為而連結成為一個整體。沒有危害行為，其他構成要件也就失去了表明的對象。

以上通說觀點主要存在兩處矛盾：其一，既然危害行為是」身體動靜「，就應該是存在現實生活中的事實性行為，怎麼會是作為規范形式存在的」一切犯罪構成的核心「呢？危害行為如果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一個要素，在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中，它應該是與客體、主體、主觀要件中要素居於同一序列的位置，並且在功能上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各自從不同的方面說明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這樣危害行為中就不能包含意識要素，因為這會與犯罪主觀要素重合。但是如果拋棄行為中的意識要素，就不能被評價為」危害「行為，意外事故和不可抗力即是其例。反之，如果危害行為包含意識要素，它就不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素，這就陷於兩難的境地。其二，犯罪客觀方面是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區分的關鍵，將危害行為定位於犯罪客觀方面並不能實現此界限功能，因為危害性並不是犯罪行為的特有屬性，其他一般民事和行政違法行為也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危害行為是一個從行為本質進行界定的概念，並沒有體現個罪中行為的形式特徵，所以它也不具有區分個罪之功能。

二、刑法中「危害行為」的定位

由於我國刑法理論存在對於行為問題的層次缺失，因此導致刑法中一般意義的行為、犯罪行為、刑法中的行為以及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相互混淆，難以區分。尤其是對於「危害行為」的概念，更是從稱謂到定性，都需要進一步地探討。「危害行為」究竟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還是犯罪行為的上位概念即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與「危害行為」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可以說，以上問題是我國刑法學界長期忽視的問題，也是研究「危害行為」必須解決並加以澄清的問題。具體分析如下：

（一）對於「危害行為」的稱謂，不敢苟同。不如將「危害行為」的稱謂恢復其本來面目，稱之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將其性質概括為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反而更為科學。我國刑法理論將作為犯罪客觀方面的要件的行為，稱之為「危害行為」。這也是我國刑法的傳統稱謂。這種傳統觀點值得商榷。顧名思義，「危害行為」是對社會具有危害性的行為。據此定義的話，那麼「危害行為」的范圍就非常廣泛了，諸如一般違法行為、民事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以及犯罪行為等等。「危害行為」的外延大於犯罪行為，不能將其作為犯罪行為的上位概念。而我國刑法理論卻將作為犯罪行為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稱為「危害行為」，這在邏輯上存在著偏差，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不如恢復其本來面目，將其准確定性為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僅僅是犯罪行為的一個方面而已，並非實體意義的行為。即使為了理論研究的連貫性，套用「危害行為」的稱謂也未嘗不可，但刑法中研究的「危害行為」應當是具有特定意義的「危害行為」，而非一般意義的「危害行為」所能概括的。這一點必須在理論上明確。

（二）「危害行為」並不是獨立的實體行為。行為應當是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有機統一體，由於「危害行為」完全不包含主觀方面的內容，其實質是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因而不可能作為獨立的行為存在形式。即使我國刑法理論將作為犯罪行為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特定化為「危害行為」，即賦予「危害行為」以特定含義，筆者認為，也不能將其視為獨立的行為。原因就在於犯罪行為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是不包含主觀要素的，僅包含行為的客觀方面的行為要素。行為應當是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有機統一體，缺乏主觀因素就不可單獨成立行為，其不具備獨立存在的意義。

（三）刑法調整范疇的准人。通過以上論述，可知由於正當行為、精神病人的行為、意外事件等與犯罪行為在客觀性質上相類似，因此刑法將其納人刑法所調整的范疇。那麼，應當如何判斷行為的客觀性質呢？筆者認為應當從行為的主體（包括行為主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義務）、行為的對象、利用何種客觀條件等各構成因素來進行判斷。正當行為、精神病人的行為、意外事件等這些非犯罪行為，在主體、主觀方面和客體等方面均與犯罪行為不同，僅僅在構成要件的客觀方面，即行為的客觀性質上與犯罪行為具有類似之處：一種是該行為給社會造成了與犯罪行為相同的危害結果，如意外事件、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和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的行為等。但這種結果的發生，不是行為人主觀意志支配下的實施的，不是行為人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的體現，因而不是一般意義的行為，也就更加不是犯罪行為；另一種表現形式是雖然在客觀性質方面與犯罪行為類似，行為人也能認識和控制自己的行為，但由於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與犯罪行為不同的內容，因而行為不僅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反而是對社會有益的行為。刑法理論將這兩種行為定性為正當化行為，只是由於在客觀性質上與犯罪行為類似，刑法才將其納人調整的范疇之內。

由此可見，應當將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中的「危害行為」恢復其本來面目，稱之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其實質是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這樣不僅與刑法中的行為、犯罪行為、刑法評價的行為等相近概念進行嚴格的區分，而且彌補了現有行為理論的層次缺失，行為理論中存在的一系列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刑法中「危害行為」的基本形式

從社會所起的作用看，行為有危害行為和非危害行為之分。危害行為有危害社會的性質，這是危害行為的價值特徵。任何行為在被刑法規定為犯罪之前，立法者均以一定的價值標准先對行為進行價值評判，對社會無害的身體舉止不會被作為犯罪客觀方面的要件規定下來，規定為犯罪客觀方面要件的身體舉止本身必須具有危害社會的內涵。也正因如此，才稱之為危害行為。危害行為具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概括起來無非兩種基本形式，即作為和不作為。

（一）作為

作為，即積極的行為，是指以積極的身體舉止實施刑法所禁止的行為。作為是危害行為的主要形式，在我國刑法中，絕大部分犯罪一般情況下通常以作為的形式實施，如故意殺人罪、放火罪等；許多犯罪只能以作為形式實施，如搶劫罪、盜竊罪、強奸罪等。刑法意義上的作為一般並不僅指一個單獨的舉動，而通常是由人的一系列舉動所組成。如搶劫行為由接近被害人、實施暴力或威脅、劫取財物等動作組成。作為不僅反映利用自己身體實施的積極舉動，還包括利用他人、利用物質工具、利用動物乃至利用自然力實施的舉動。如教唆幼童偷竊他人財物、使用劇毒物殺人、訓練惡狗咬人、決水破壞農田等。

（二）不作為

不作為，即消極的行為，是指不實施其依法有義務實施的行為。在我國刑法中，有的犯罪只能由不作為構成，如遺棄罪，這種犯罪稱為純正不作為犯；還有的犯罪雖然通常情況下由作為形式實施，但也可以由不作為形式實施，這種情況下構成的犯罪稱為不純正不作為犯。需要注意的是，不作為犯並不是指行為人沒有實施任何積極的舉動，而只是指行為人沒有實施法律要求其實施的積極舉動。因此，行為人通過實施一些積極的舉動而逃避法律要求其履行的特定義務時，並不影響不作為犯的構成。如行為人把年幼子女帶至深山老林然後予以拋棄以逃避撫養義務，這仍屬於不作為犯而非作為犯。

構成不作為犯必須以行為人負有特定義務為前提。根據來源的不同，特定義務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1、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這種義務一般指憲法、法律和其他法規所規定並為刑法所認可的義務，任何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人都必須履行這種義務。如憲法和婚姻法規定了家庭成員有相互扶養的義務，刑法也要求履行這種義務，否則即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不履行扶養義務構成遺棄罪即是不作為犯。有的法律雖規定了特定義務，但刑法未認可的，則不構成刑法上的不作為犯。如依民法規定，債務人有清償債務的義務，但債務人拒不清償的並不屬於刑法上的不作為犯，因為刑法沒有規定或認可這種義務。

2、職務或業務上要求承擔的義務。這種義務一般由有關法規、規章制度加以規定，但與前述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並不相同。兩者區別在於這種義務是以行為人所擔任的職務為前提的，行為人只有在履行職務或從事業務期間才談得上對這種義務的違反，如值班醫生負有搶救病人的義務，值勤消防隊員負有滅火的義務。行為人在業余時間則談不上對這種義務的違反，或至多隻能說是違反了道德義務。而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一般以某種特定身份為前提，具備此種特定身份者任何時候都必須履行義務，否則即構成不作為犯罪。

3、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這種義務是指由於行為人的行為使某種合法權益處於危險狀態時，該行為人負有採取有效措施積極防止侵害結果發生的義務。行為人不履行這種義務而發生嚴重後果的，構成不作為犯。如成年人帶他的小孩去游泳，即負有保護孩子安全的義務。如果由於大人疏於照顧，小孩不慎進入深水區域，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但大人能夠救助而不救助的，就構成不作為的殺人罪。

4、基於法律行為承擔的義務。法律行為是指在法律上能產生一定權利義務的行為。只要發生一定的法律行為，不管這種行為通過口頭還是書面形式發生，行為人就必須承擔一定義務。如某人自願受雇於他人當保姆，則其負有看護好僱主家孩子的義務，若其不負責任致孩子發生意外而傷亡，則需對其不履行義務的行為承擔不作為的刑事責任。

此外，在刑法中還存在一種特有的行為方式，即所謂持有。持有是指行為人所有或者佔有某一刑法規定的特定物品的狀態。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的非法持有槍支、彈葯罪，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關於持有是作為還是不作為，或者是獨立於作為與不作為的第三種行為方式，在刑法理論上存在爭論。筆者傾向於將持有歸於不作為，因為持有接近於不作為，它沒有法律禁止的身體外部動作，因而不是作為。同時，它又是以不履行特定義務為前提的，例如法律禁止非法持有槍支，因而非法持有者應當交出槍支，拒不交出者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

❷ 刑法名詞解釋

刑法學以世界各國刑法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刑事責任及其罪刑關專系的科學。屬它屬於部門法學的范疇，是部門法學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
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般認為，1764年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論犯罪和刑罰》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刑法學的正式誕生。此後，經費爾巴哈、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斷努力，先後出現了刑事古典學派與刑事實證學派（包括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創立和發展了刑法理論體系。

❸ 簡述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徵

犯罪構成的概念：

我國刑法學理論界一般認為，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埂，是指我國刑法規定的某種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的總和。

犯罪構成的特徵：

1、犯罪構成是一系列主客觀要件的有機統一。

犯罪構成要件，是指成立或者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任何一個犯罪構成都包括許多要件，有的屬於犯罪客觀方面，有的屬於犯罪主觀方面，它們有機統一形成某種罪的犯罪構成。

2、犯罪構成是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法律標志。

犯罪構成要件是指從同類案件形形色色的事實中經過抽象、概括出來的帶有共性的，對於犯罪性質和危害性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任何一種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實特徵來說明，但並非每一個事實特徵都是犯罪構成的要件。只有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決定意義而為該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實特徵才是犯罪構成的要件。因此，必須將構成要件的事實同其他事實相區別。

3.犯罪構成具有法定性。

行為成立犯罪所需的構成要件，必須由刑法規范加以規定或者包含。只有經過法律選擇的案件事實特徵才能成為犯罪構成要件。在立法者看來，某一行為成立犯罪的前提是構成要件缺一不可。犯罪構成要件的法定性與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具備某一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行為才具有刑事違法性。需要指出的是，刑法典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分別由總則和分則共同實現。因此，認定具體犯罪時，應以刑法典總則規定為指導，根據刑法典分則對案件事實逐一認定，以便得出正確的結論。

❹ 行凶在刑事法律上的定義

我國現行《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了正當防衛的特殊情形，但並沒有對「行凶」作出明確定義。

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拓展內容:

「行凶」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相比，是一個更具生活化色彩的詞彙，且本身還具有模糊性從而難以對其進行准確的定義。但是刑法學界為了能夠給司法實際提供一個准確的判斷標准，對「行凶」作出了各種解釋：

1.「行凶」的特徵

根據《刑法》第20條第3款的整體結構來看，「行凶」與其他的四類暴力犯罪行為之間是並列的邏輯關系，據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行凶」與其他四類犯罪行為存在結構和內容上的共性。對於並列關系存在的個體之間具有共性特徵毋庸置疑，但如何把握其共性，就要結合緊隨在五類暴力犯罪行為之後「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規定來考量。

「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作為一項概括性規定，一方面通過「其他」二字為無法窮盡列舉的暴力犯罪行為提供了兜底性的補充，另一方面揭示和概括了前五類犯罪行為的共性，即嚴重威脅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第二，「行凶」與其他四類犯罪行為並不是包含或交叉關系。「行凶」一詞在日常的理解中趨近於「為非作歹」，很多嚴重暴力的不法行為都可以用「行凶」來概括。在「行凶」一詞可以包括後面幾類暴力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又在法條中處於並列的地位，為了保持《刑法》條文的內在邏輯結構完整性，有序性，則需要對「行凶」一詞進行限縮解釋。

據此，可以得出「行凶」具有以下特徵：

（1）「行凶」是行為而非具體罪名。我國《刑法》，並沒有關於「行凶罪」的規定，假如「行凶」是一個罪名，也只能作為一種或幾種具體罪名的集合。但將「行凶」作為罪名的抽象概括就會與「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功能效用上產生沖突，立法者在立法時沒有必要將兩個概括性的集合概念放在同一個條文中。

所以從結果的矛盾來看，「行凶」是罪名的假設難以成立。因此，把「行凶」作為一種暴力行為進行理解不僅有利於在實踐中對《刑法》第20條第3款的適用，而且有利於維護《刑法》的周延性和體系性，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維護。

（2）「行凶」是具有物理性的暴力行為。特殊防衛作為一般防衛的情況之一，當然也要符合一般防衛的規定。防衛人對犯罪人的防衛行為應當處於一個基本相當地程度，由於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是物理的暴力行為，所以特殊防衛中防衛人為保護法益的反擊也是物理性暴力行為。所以「行凶」作為特殊防衛的起因條件之一，僅指物理性的暴力行為，而不能包括精神性的暴力行為。

（3）「行凶」是一種具有嚴重人身危害性的犯罪行為。特殊防衛權是國家為了使公民在其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反擊不法者的「壓箱底」武器。通過對比其他並列的犯罪行為可知，暴力行為必須達到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從現行《刑法》列舉的犯罪來看,主要是指侵犯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性權利和身心健康等權利的犯罪才可以認定為「行凶」。

（4）「行凶」是無法確定具體罪名的行為。從上文可知，對於《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應從行為角度進行分析，既然「行凶」與其他的四種暴力行為在保護范圍上是不同的，對於能確定具體罪名的，例如故意傷害則屬於「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的范圍，對於無法確定具體罪名的，則屬於「行凶」的范圍。這樣可以使《刑法》第20條第3款在沒有立法重復之嫌的前提下，完全涵蓋了行為可能存在的形式，在不違背刑法謙抑性的前提下，保障了《刑法》的規制范圍。

二、「行凶」的現有解釋及評析

（1）重傷死亡說。該說認為「行凶」是指通過暴力手段嚴重威脅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並且該行為會造成他人產生重傷或死亡的嚴重後果。重傷死亡說從結果的嚴重性來把握「行凶」，認為其危害要達到一定程度才能作為特殊防衛的起因條件，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該說也存在一定弊端：其一，《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行為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採取重傷死亡說難以將「行凶」同其他犯罪為區分，使得「行凶」作為單獨列舉出的行為喪失其獨立價值；其二，該說關注的重點在於行為導致的嚴重結果，對「行凶」本身並沒有作出明晰的定義。因此，重傷死亡說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2）故意傷害說。該說認為「行凶」包括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兩種含義，因為故意殺人被包含在「殺人」行為中，所以「行凶」僅指故意傷害行為。《刑法》第20條第3款中列舉了「殺人、搶劫、強奸、綁架」四類具有代表性的嚴重暴力行為，故意傷害作為典型的暴力犯罪之一，用故意傷害取代除去故意殺人後的「行凶」，合乎應然層面的立法方式。

但是帶來的問題也比較明顯，在第3款規定了「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這一兜底性條款後，故意傷害的行為當然是可以被包含在內的，用故意傷害來取代「行凶」的行為並沒有實際意義。而且如果認為「行凶」就是指故意傷害行為，那麼在立法時就沒有必要再用單獨列舉行凶這一犯罪行為，所以「行凶」並不是與故意傷害等價的概念，該觀點也難以自圓其說。

（3）凶器說。該說認為「行凶」僅限於持有凶器對他人實施暴力的行為，將「行凶」從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中滌除，認為持有凶器是「行凶」行為成立的要件。該說的優點是，一方面使「行凶」在《刑法》第20條第3款中具有了明顯區別於其他暴力行為的獨立內涵；另一方面，以持有凶器和必須用凶器對他人進行暴力犯罪為前提條件，為實踐中對「行凶」的認定提供了明晰的判斷標准。

持本觀點的學者通過限制「行凶」范圍來防止防衛人對特殊防衛的濫用，但結果卻差強人意。把「行凶」解釋為「持有凶器傷害」這種解釋本身難以被接受，更何況在許多殺人、搶劫等犯罪中，行為人一般會攜帶凶器完成其犯罪目的，例如甲持刀殺乙時，乙對甲的殺人行為進行了特殊防衛，此時只須將甲的殺人行為作為特殊防衛成立條件即可，「行凶」在與其他暴力犯罪行為的競合中難有用武之地。所以，凶器說並不是最合理的解釋結論。

（4）犯意不明說。該說認為「行凶」是正在進行中、犯意不明確、暴力手段難以判斷、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為。首先，該說通過對「行凶」與「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進行概念辨析，使「行凶」的存在符合法條內在的邏輯關系；其次，通過「行凶」賦予「犯意不明時的嚴重暴力行為」這一概念，符合人們對「行凶」的認知；最後，犯意不明說解決了為何在法條中專門規定了「行凶」一詞的問題，相較於其他學說更具有合理性。

❺ 我國刑法中構成犯罪的四要件

1、犯罪主體，指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人，單位也可以成為部分犯罪的主體。

2、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

3、犯罪的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危害結果所抱得心理態度，包括犯罪目的和主觀罪過等要素。

4、犯罪客觀方面，指犯罪活動在客觀上的外在表現，包括危害行為、危害結果、因果關系等要素。

四要件說認為符合上述四個條件可認定行為構成犯罪，而犯罪成立後也可因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原因而對犯罪認定進行排除。

(5)刑法學定義擴展閱讀

四要件說中，主觀判斷和客觀評價同時地、一次性地完成。客觀判斷涉及危害社會的行為（作為及不作為）、危害社會的結果及犯罪的時間、地點、犯罪所使用的工具等附隨情況。主觀判斷涉及罪過，即故意、過失。

存在主觀和客觀的關系不清晰、犯罪主體與犯罪構成要件的關系糾纏不清這些問題。缺乏評價的層次性，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同等重要，在平面式結構中看不出哪一個要件需要優先評價，也就無法防止人們先判斷主觀要件符合性是否存在。

這種理論構架的直接後果就是人們在考慮主觀要件之後才考慮客觀要件，容易將沒有法益侵害但行為人主觀上有惡性的身體動靜（但不是實行行為）認定為犯罪，從而人為擴大未遂犯的成立範圍，刑法就可能在某些問題上無可避免地陷入主觀主義的陷阱之中。

❻ 刑法學主犯名詞解釋

一：定義：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
二#除犯罪集團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
三：與「從犯」相對應的說法。

❼ 刑法學與犯罪學中的犯罪概念的區別

犯罪學與刑法學的聯系：
犯罪學：關於犯罪現象及其產生原因和預防對策的知識和理論體系。
⑴犯罪學與刑法學的目的相同。
為了防止和減少犯罪而與犯罪作斗爭是這兩個學科的共同目的。
⑵刑法學是研究刑法的科學，所以，犯罪學與刑法學的關系，主要表現為犯罪學與刑法的關系。 「沒有犯罪學的刑法是個瞎子，沒有刑法的犯罪學是無邊無際的犯罪學」。
刑法對犯罪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刑法為犯罪學提供了研究犯罪概念的邏輯點。 其次，法律所定義的犯罪始終是犯罪學所研究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對象。
再次，刑法和刑法學為犯罪學中的犯罪對策提供了最充分、最明確的刑事法律對策理論及其實踐。
⑶北京大學法學院王世洲教授引用域外學者的論述，「犯罪學是刑法學的眼睛和牙齒」。犯罪學為刑法學提供了實證研究的材料與對策。
⑷刑法學的研究成果，如它對犯罪行為法律特徵的確定、所確定的犯罪種類，為犯罪學研究方向及范圍的界定提供了條件。
刑法學中所研究的刑罰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功能，也是犯罪學中犯罪預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犯罪學的研究成果也為刑法學的研究—諸如在犯罪的心理態度、量刑原則、刑罰種類、量刑制度等方面提供理論和實踐依據，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服務。
⑸犯罪學與刑法學同屬刑事科學。
犯罪學與刑法學的區別：
⑴刑法學是一門規范性的法律科學，它以成文法為依據，對犯罪現象進行規范性研究，側重揭示犯罪的法律特徵以及犯罪與刑罰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准確地懲治犯罪。
犯罪學從犯罪發生的過程入手，通過揭示犯罪原因，尋求預防犯罪的方法，以制定預防犯罪的對策體系。
⑵研究對象不同。
刑法學主要是研究關於犯罪和刑罰的法律理論，不是犯罪和刑罰這兩個現象的本身，而犯罪學是研究犯罪現象本身及其產生的。
犯罪學是前犯罪學科，著重研究犯罪實際發生以前的情況（產生原因與預防對策）。刑法學是犯罪後學科，犯罪發生以後的情況（懲罰犯罪與矯治罪犯）
刑法學是研究法律的法學，犯罪學是研究事物規律的科學。
⑶兩者研究的范圍不同。
刑法學研究的是刑事法律中所規定的犯罪，即法定犯罪。
犯罪學研究的犯罪不僅僅限於刑事法律規定的犯罪，還要研究近似犯罪的違法行為和比較嚴重地危害社會的行為。
⑷兩者研究的角度、出發點不同。
刑法學研究的角度是從犯罪的個體行為出發，著重個體行為的犯罪構成要件的研究。雖然目前承認單位也可以構成犯罪，但其最終的懲罰也要落到追究直接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犯罪學則把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
兩者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犯罪概念的理解不同。把社會危害性作為犯罪的本質特點，在這一點上，兩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在刑法學看來，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只有達到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程度，才構成犯罪。

❽ 論刑法的基本原則

刑法的基本原則 （1）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2）平等適用刑法原則：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3）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但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至今依然「遠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見，爭論紛紜不休，到現在依然持續，未能達成普遍共識。 有關刑法基本原則的認識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刑法基本原則認定的依據以及刑法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等方面，後二者尤其為論爭的焦點。 其實, 刑法基本原則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確，與人們研究這一問題的角度有重要關系。筆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雖然屬於刑法學問題，研究著眼點卻不宜囿於刑法學這一埠。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實的狀態，就須全方位地進行多維捕逐。 故此，筆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韙而試從各個角度諸如法理學、刑法學、比較研究等對該問題詳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則法理探究 關於法律原則，國內外學者的認識頗為紛紜。依照英國法學家沃克對這一概念的定義，法律原則就是：許多法律推理所依據的前提，不斷地、正當地適用於比較特別和具體規則解決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確地解決的案件的一般原則。可見，這主要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所作的詮釋。而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的解釋，法律原則即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或原理，為其它規則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規則或原理，是法律行為、法律程序、法律決定的決定性規則」 。我國學者一般也都認為，「法律原則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原理，或是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原理或出發點」 。從而不難看出，法律原則反映了人們對法律基本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更包含了人們對法律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這才使得法的原則具有「內容的明確化程度較低」 非常抽象、較為穩定、覆蓋面廣 的特點。而且因為它是對法律基本規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備這樣基本功能：（1）為法律規則和概念提供基礎，對法律制定和法律規則理解具有指導意義。（2）可作為疑難案件的斷案依據。（3）直接作為審判依據.以上這些，究其實質，乃是法的原則的內容施加於立法、司法活動的狀況。 按照學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則可以做出如下分類：（1）按原則產生基礎的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政策性原則和公理性原則。政策性原則是國家關於必須達到的目的或目標，或實現某一時期、某一反面的任務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關於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國防的發展目標、戰略措施或社會動員等問題。公理性原則是從社會關系性質中產生並得到廣泛認同的被奉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則。這是法律原則最通常的涵義。（2）按原則的覆蓋面的不同，可分為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原則。基本法律原則是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是整個法律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具體法律原則是基本法律原則的具體化，構成某一法律領域的法律規則的基礎或出發點。（3）按法律原則內容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實體性法律原則和程序性法律原則。實體性法律原則指規定實體法律問題的原則，其功能為調整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程序性法律原則是程序性問題的原則，具有調整程序上權利義務的功能。 當然，法律原則按照不同的標准（如按照法律部門的不同）還可以做出其它的分類，不一而足。 在這里。我們需要著意厘析的問題主要是法的原則和基本法律原則這兩個基本概念，即這二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關系。法的原則是構成法律規則之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原理和准則，是法律的基本構成要素之一。顯而易見，法的原則是立足於「法」而非「部門法」的角度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因而它屬於整個宏觀法領域，可以說是萬法之本，基礎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並不存在法律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共處的問題，因為其本身即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並不會增生出任何新的涵義。而通常所謂的基本法律原則是相對於具體法律原則而言的，不過，就目前理論界的認識而言，實際上普遍存在將法的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混談的問題，甚至在解釋這一概念的涵義時也模糊不清，所謂「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 「對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時所依據的最基本的准則」 之類闡述，都不能清楚地說明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更無從確定與法的原則的分界。 實際上，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是不能等而一視的。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的研究背景，嚴格地說，是迥然有別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則是著眼於具體法律部門進行探究時的用語，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則」「民法基本原則」等等說法；也正是基於此，這一概念才有「具體法律原則」這一相對的概念，因為在宏觀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談不上什麼具體法律原則。這是二者最為顯著的差異之處。此外，二者在調整范圍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法的原則所能作用的范圍顯然大於基本法律原則；在穩定性和抽象性上，後者也是顯然遜於前者。 不過，這兩個相形迥異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關的，二者存在共性與個性上的聯系。其一，離開法的原則，基本法律原則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則正是法的原則在部門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樣，撇開基本法律原則而言法的原則也是空談，因為法的原則之所以存在於法學領域，正是人們對各種部門法的各種規律認識的更深層次歸納提煉，各部門法是其存身的載體。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圍上亦有相競合之處，即很多情況下，二者都要依託於法的概念和規則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其三，在法的適用過程中，法的原則有助於或會影響基本法律原則的適用；而且有些情況下，基本法律原則就是法的原則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則探究 1. 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學界見仁見智，觀點紛紜，不盡一致。有學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貫穿於刑法始終，必須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則」 ；也有學者主張刑法基本原則是「貫穿全部刑法規范、具有指導和制約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義，並體現我國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則」 ；也有人將刑法基本原則定義為「正確、科學地進行刑事法律活動所必須遵循的、貫穿整個刑事法律活動過程、體現在刑事法律活動各個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動規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准則或准繩」 或「在制定和適用刑法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 。 上述幾種觀點中，除了第三種觀點更側重從法律適用角度予以闡釋而外，並不存在原則性的出入，其實只是具體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筆者擬參酌以上觀點稍作補充而將其定義為：刑法的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貫穿於形式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始終的根本性准則。 不難看出，對刑法基本原則的界定之所以眾說不一，從根本上講是人們對刑法基本原則確立的標準的認識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則是法的原則表現於法律部門中的情況，故而它只能為部門法所特有；它有別於具體法律原則，故更為抽象深刻；法的原則是對法律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認識和把握的結果，因此體現於部門法中必然是部門法的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有意識掌握的產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義，必將對法律規范的制定、適用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響。具體說來，刑法基本原則必須具備以下根本特性：（1）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為許多部門法所共同具備，否則不屬於刑法基本原則。（2）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則，是刑事法律活動根本依據。（3）它貫串全部刑事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的全局，指導整個刑法立法、司法活動。（4）它是刑法領域中的規律的總結根本價值追求，而不屬於具體現象或某方面活動規則。 尤應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則的特性是有機聯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為判斷標准時必須滿足全部要求，否則不能確認為刑法的基本原則。 那麼，究竟刑法基本原則包含那些具體內容？按照法學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等原則為刑法基本原則似乎已成公論；有的學者還提出罪責自負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刑罰個別化原則，奉之為刑法基本原則必不可少的內容。 依筆者愚見，雖然學界對刑法基本原則的前三項內容多持認同態度，從學理上講，也不敢苟同。因為學者們之所以終於認可了適用刑法平等原則，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規定為理由，落入「律學」的故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權衡，雖然這一內容已被我國刑法典奉為基本原則規定於條款之中，它的問題依然明白可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根據其涵義，顯然是憲法基本原則活剝下來而置於刑法之中的結果，盡管其長期適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於刑法的發展，可以作為刑法的一個基點，但這畢竟是不審慎的，從法理而言，如此搬用並不符合立法科學，故不可助長。據筆者看來，若改作「刑法平等適用」或許更能為刑法所接受。 至於罪責自負、主客觀相統一、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刑罰個別化能否樹為刑法基本原則，筆者願就此試作分析。罪責自負的涵義是：刑事責任的承擔者只能是行為人本人而不能株連無辜 。對於這一原則，我們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則的要求具體分析。先看其是否貫穿刑法規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動的始終。通常，如果一種原則存在於刑法規范之中，也就會在整個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因為刑事司法活動必定要遵循刑法規范的規定，但將二者換位則明顯不能成立；也就是說，在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規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為二者的遵循關系是單向的，不能顛倒逆轉。而從法理角度講，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規則、原則和概念。一種原則如若貫徹於刑法規范的全程，定然會對刑法規則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也就是從前提、行為模式、法律後果方面作用於刑法規范；從而不難明曉，刑法基本原則發生作用的對象也須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論年齡大小、行為能力有無等狀況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並非「有罪的人」。以此為繩墨，不難看出，罪責自負不能符合。因為罪責自負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後果也就是「罪」而無涉於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後果；而且其針對的也只是認定為有罪的人，不然也談不上「自負」，也就是說，若此「人」為無行為能力人等等，這一「原則」也就不會涉及，因無行為能力人很多情況下是不會治罪的，何言株連不株連等等問題。有人認為罪責自負是貫穿於法律適用全過程的原則，依筆者所見，連這種觀點也是不確的。因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責」也可以不負，比如身患絕症的被判為有罪的當事人或孕婦。也就是說，罪責自負甚至連法律適用的整個過程也會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樣的思路，筆者認為懲罰與教育結合，其實也「只有在非刑罰處置措施和量刑與行刑的規定中有充分體現，換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義而非根本意義，既無實在法所賦予的實然性，也難於成為理念法的內容，因此也不具有應然性，它實際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殺』『兩少一寬』等政策一樣，不具有全局性意義。」 也談不上基本。 刑罰個別化也可以做出同樣的「判處」。關於這一概念的所指，有學者認為「即是指法官在適用刑罰時，要充分考慮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據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大小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之效。由於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無與大小，取決於犯罪人諸方面的『個人情況』，因而，為了正確適用刑罰，就必須對犯罪人進行『人身調查』，即對犯罪人的個性、身心狀況、境遇、經歷、教育程度等『個人情況』進行調查。」 後來，有人提出刑罰個別化「是指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應當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會生活需要而給予個別待遇的制度，即刑罰的執行，必須依據犯罪人的年齡、性別、性格特徵、生理狀況、犯罪性質、犯罪嚴重程度、人身危險性等給予不同的處罰改造方式。」 總而言之，甚至可以視之為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演化或支原則。 唯主客觀相統一尚有可討論的價值。「我國刑法從犯罪概念到犯罪構成原理、從犯罪構成規定到犯罪形態的規定、從社會排險行為的判斷與處置到對罪犯的量刑與行刑，無不體現著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對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也是刑事司法從愚昧走向科學、文明的結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應然結果，也是實現刑事法治的必然結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認為仍須討論，是因為這一原則也難脫引申「罪刑相適應」原則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說。 2. 下面，筆者擬對上文業已論定的原則用比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討 。 從法律體繫上看，刑法屬於具體部門法，憲法則歸於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疇，與之可相對照的是私法范疇的民法。故以下筆者將著眼於這兩個角度，從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以及刑法基本與民法基本原則兩方面進行對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比較 憲法基本原則略述 人民民主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憲法通行的原則，故本文只就此立論。人民主權原則也稱主權在民原則，它源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主權在民」學說，認為一切國家權力歸屬於人民而非主權在君或主權神授。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在民已經不是單純針對神權、君權意義，而是進一步發揚了人民主權說，將人民定義為權力的來源，是對人民根本地位的確認。基本人權原則系由西方啟蒙思想家「天賦人權」說演化而來，主要強調人有不可剝奪的生存、發展、財產、自由、反抗壓迫等權利。法治原則亦稱憲法至上原則，誕生於資產階級反對君主專制的斗爭過程中，其內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棄基於特權、特殊身份等對人的人格及基本權利採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當今社會，該原則更為發展豐富，具備了法律至高無上的含義。 二者之比較 首先，性質之比較。 在性質上，憲法基本原則更具根本性、政治性、優位性。因為憲法基本原則是國家根本大法建構的礎石，故而更為根本，堪為憲法國家法律體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則只是憲法治下的刑法部門的根本准則，之間明顯存在層級差異。另一方面，憲法是國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權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確定的根據和藍本，其基本原則起著全方位統攝的作用，故而有著極強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則較之則當然遜色。再者，憲法基本原則概括了一國社會的總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則的形成與發展乃至發揮作用無疑都須遵循，可以看出憲法進原則相比之下更為優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則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可作為行為人某種或某一系列行為的參照標准進而約束其行為；憲法基本原則常常不直接作用於人的一般活動，這主要是因為憲法基本原則大多關乎調整的社會關系中的根本問題。 其次，效力之比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別是極為顯豁的。效力，從法理上講，指的是法律制度對其調整的社會關系發生約束作用的范圍和程度。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調整內容、制定過程的重大和嚴格，地位自非同一般，這就使得作為其根本內容和指導方針的憲法基本原則也具有類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門法律的制定實施均須以之為根本准繩。刑法基本原則作為部門法的重要部分，其約束力面積和程度遠不及前者。因此，從效力上看，憲法基本原則相比之下明顯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內在的對社會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屬於一種可能。與刑法基本原則相較，一則，憲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一般只具單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則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護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損抑，如人民主權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一般都起到保障國家權力歸於人民、保護公民的基本人身財產等權利、保障法治實現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則卻具有雙重功用，它的實現既有保護一方相對人的正當權利的可能，同時也有損抑另一方當事人的權利的可能；對同一方當事人而言，既會造成積極後果，也會造成消極後果。二則，在功能的實現方面，憲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訴諸立法，刑法基本原則則既可以立法為徑，也可以司法為徑；之外，憲法基本原則還可以灌注於其它部門法以實現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三則，二者在宏觀的結果方面也是有差別的。憲法基本原則所涉多為社會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與效能所系也為大端，一旦實現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必為重要後果；而從整體觀之，刑法基本原則並不及於社會的根本方面與極重要領域，故其功用表現出的社會效果自難及前者的高度。 最後，價值之比較。 從法哲學的角度看，價值乃是客體（如法的原則）相對於主體（主要為人）的有益性以及從而產生的評價。換句話說，就是主體對客體有用性的認識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憲法實基本原則的價值所向具有更強的階級性，不同階級控制政權，其目標和價值觀最易於滲透於憲法基本原則的創設和採用上；刑法基本原則於此則遠沒有這樣鮮明，這正是預防和打擊犯罪無國界的印證，可以說是人類的共同認識和理念所旨。第二，在憲法基本原則的價值體系中，民主、自由、平等處於根本地位，是其它價值目標的生發點和歸宿，並且一致地體現對國家公權力的限制的趨勢；而在刑法基本原則價值體系中，處於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義和人道，且張揚公權力，突出公權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動中的重要性，而其它價值目標皆隸屬這兩方面。第三，憲法基本原則主要強調憲法的一般價值。憲法基本原則所提及的「人」「公民」等價值主體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個集合或是全體人，是在法哲學意義使用的，過濾掉了人的個體性徵；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以此為價值羅盤，因為刑法基本原則是與適用銜接的，而適用則是與具體案件、具體行為人打交道的過程，故而必當注重區別人的各方面的具體差異，由之矢中公平、正義等價值之的。 不過，作為法的原則的憲法基本原則和刑法基本原則雖存在各式各樣的不同之處，卻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屬部門法的基本准則，都體現了法的原則；除此而外，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則必定對位在普通部門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則的產生、發展、演變等等方面有所作用，從刑法基本原則的角度來講，則有刑法基本原則反作用於前者；但後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從以上的比較不難看出，憲法基本原則與刑法基本原則無論在性質上、效力上、功能上還是價值上都有著顯著的差別。在認識到二者的聯系的同時，不論是在刑法基本原則的認定還是適用上都應予必要的注意。

❾ 刑法上的各種罪名，這些罪名的定義有分別出自哪裡呢有沒有一個尋找的方向

刑法典是有解釋的，就是分則里的每條第一句話。比如什麼叫盜竊罪。二百回六十四條說，盜竊公私財答物數額較大或者。。。這就是解釋。另外有一些解釋會有相關司法解釋配套，是最高院和最高檢之類的，還有立法解釋這比較少，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你要找的話買本刑法法條就可以了。

❿ 犯罪學與刑法學的聯系與區別

聯系：

犯罪學意義上的犯罪概念中包含了刑法意義上的犯罪概念。兩者都是把 一定的反社會行為視為犯罪行為，都以刑法的規定作為依據。犯罪既是一種 社會現象，也是由法律所確認的，它是一種社會法律現象，離開了法律特別 是刑法的評價，人們的所有行為都無所謂犯罪。在這一點上，兩者的概念有 相同之處。

區別：

一、從犯罪概念的內涵上講，兩者對犯罪的本質特徵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 理解不同。 刑法中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實際上是危害的客觀性與主觀判定的綜合體。 刑法犯罪定義中包含的社會危害性，只是行為的客觀危害性與統治意志不相 容的統一，是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和行為的客觀危害的統一。在刑法規定的意 義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天然地具有不真實的成分。

然而，犯罪學中犯 罪的社會危害性只在於危害社會的客觀屬性。犯罪學的任務是促成社會理性 認識犯罪並預防犯罪。 對犯罪的本質特徵——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犯罪學和刑法是基於各自特 殊的立場去認識和把握的，是犯罪學犯罪概念與刑法犯罪概念區別的根本所在。

二、犯罪學中的犯罪不受刑事違法性要素制約 刑法學犯罪概念中必然包含有刑事違法性要素，而犯罪學犯罪概念不應包含 這一要素，這是兩種犯罪概念對犯罪本質特徵認識不同的邏輯結果。 犯罪學意義上，刑事司法中需要認定的犯罪只不過是立法者對客觀存在的具 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進行有意識的篩選和分類的結果。但犯罪本身具有不依 賴於法的規范性而獨立存在的屬性。

因為，在本來意義上，犯罪並不是違反 刑法或法律范疇之內的行為。 對犯罪學而言，重要的不是現行法律是如何規定犯罪的，而是構成社會的人 是基於什麼原因和如何實施危害社會秩序行為的。可以說，對犯罪的考察超 越刑法的規定性，並把「犯罪的法的規范性」本身也納入自己的犯罪對策體 系中進行理性評價，是犯罪學完成自己幫助社會確立科學的犯罪對策觀和促 進犯罪預防對策改善之獨特學術職能的根本保證。

三、犯罪學中的犯罪不對應於刑罰處罰 在刑法中，刑罰是作為犯罪的對應物而存在的。只要是犯罪，就必然具有應 受刑罰處罰性。對立法者而言，只有當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超過了通過其他法律手段處理的界限，應當動用刑罰相威脅，方能防衛社會時，才會被規定為犯罪。

對司法者而言，只有當已發生的危害社會的行為達到了觸犯刑 律的程度，並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時，才會將其判定為犯罪。正是基於刑罰 與犯罪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應受刑罰處罰性」成為刑法犯罪概念中不可 或缺的要素之一。 而在犯罪學中，與犯罪相對應的則是比刑罰方法要廣泛得多的防治措施。

但由於刑法犯罪定義中所包含的刑罰處罰具有預防犯罪人再犯的基本功能， 因此，犯罪學犯罪概念並不排斥「刑罰」這一極端的反犯罪方法。因為，以 刑罰為手段的犯罪預防，是在事前預防歸於失敗的情況下，必須作為最後的 預防手段加以選擇的。因而，這種預防方法也包含在犯罪學所研究的預防措 施體系中。

四、研究的角度不同。刑法中犯罪定義主要針對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關系； 而犯罪學中的犯罪定義則主要是從犯罪原因的角度來探討的。 六、任務不同。刑法學中確定犯罪定義的目的或則說是任務是根據規范研究 如何准確懲罰犯罪。而犯罪學中的犯罪概念主要是研究預防犯罪，制定防控 方案。

拓展資料：

犯罪學（Criminology）是一門以犯罪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廣義上還包括專門尋找犯罪行為出現的實際原因，以提供一個方法減輕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影響。

刑法學以世界各國刑法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刑事責任及其罪刑關系的科學。它屬於部門法學的范疇，是部門法學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