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立法疫情
A.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麼
2月9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要求制止無理由擅自升級管理措施,以及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比如隨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隨意關閉居民生活必需品門店等,確保科學恢復生產秩序。
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也必須堅持,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當然不例外。然而從根本上講,法治與應急處置之間存在天然的緊張關系,應急措施經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規則作為常備工具,執法者照章辦事處理具體事務。然而突發事件出沒無常,全社會都缺乏常備應對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僅在醫學史上從未見過,還一上來就暴擊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漢,再加上春節人口大遷移,可資沿用的應急經驗不多,出現局部「亂作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規則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會形成穩定預期,將規則內化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習慣。然而面對「非常態」的突發事件,原本處理常態事務的規則可能不再適用,決策者必須「見招拆招」,甚至必要時「臨陣變招」。如此一來,出現「亂招」也在所難免。
簡而言之,「少法可依」的應急狀態是對法治的天然考驗。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疫情,不管政府還是個人,都沒有「久病成醫」的現成經驗,只能在事發後見機行事。在迎難而上的應急處置中,一些措施雖以防疫為出發點,卻可能引發「次生災害」。比如有疫情輕微地區將疫情嚴重地區的緊缺防護物資徵用,有地方挖斷公路阻斷交通要道,有小區禁止醫護人員返家,有基層對湖北籍住戶鐵鏈封門等,不一而足。面對這些亂象,立法者固然無法一一預見並事先防範,但藉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解決應急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其一,政府應急擴權時,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決定應急措施時,應受到何種程序約束?其三,個人對政府和他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第一、政府應急擴權的界限何在?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概括性授權,面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權力得以臨時性擴張,可以強制隔離、限制聚集、管制場所/交通或停工/停業/停課等。視疫情發展,政府還可以靈活調整應急措施的種類和力度。然而公權擴張的代價是私許可權縮,盡管立法上沒有明確的紅線,政府應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則的強力約束。簡而言之,可歸結為「一條底線、三條准繩」。
「一條底線」指保障基本權利,至少是不得因應急措施危及個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強制隔離時,一要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二要滿足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三要對被隔離者撫養的無生活能力者提供幫助,欠缺任何一項都構成違法。同理,大范圍地關停糧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脅到公眾生存權而違法。
「三條准繩」指「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的三層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對私權的限制必須有助於維護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間限售退燒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購葯壓降體溫以逃避隔離治療,屬於有助於保護公眾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須的胰島素,則屬於不合法的無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實現相同目標的多種手段中,選擇對私權侵害最小的一種。比如對強制居家隔離的個人,可以採用貼封條、電子監控或鎖死入戶門等多種辦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當屬首選。後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時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隱患,對私權侵害過大,不應採用。
三是損益均衡,即所保護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大致相稱,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極端選擇。比如若非疫情極其嚴重地區,不宜採用徹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內的銷售門店,或是隨意拔高復工標准阻止企業復工。由此,必須警惕抗疫措施「比誰更狠」的傾向,在這一點上,先有公安部反復強調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後有浙江省政府專門發文糾正過激措施,都值得各級決策者認真借鑒。
第二、政府應急決策應受何種程序約束?
決策程序本身不是應急手段,但卻足以提升手段的正當性。應急決策與日常立法不一樣,首先是緊急,必須迅速決策並立即實施;其次是獨斷,沒有時間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充分論證。即便如此,法治原則也對決策程序有以下約束:
一是不得越權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涉及限制個人權利的多數隔離/管制類應急措施,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有權實施,街道/鄉鎮、派出所/衛生所、社區/村隊以及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主體,都無權自行決定。像鐵鏈封門、禁止醫護人員進小區這種從未上過縣級以上政府紅頭文件的做法,顯然就屬於非法越權決策。
二是強調專家參與。應急決策效率優先,大規模民主協商不可行,但應盡量小范圍聽取專業意見,尤其要注意一線專家的聲音。比如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新型傳染病,風險如何、應否封城等關鍵判斷,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的意見極為重要;但在確診標准、是否人傳人等問題上,一線醫生的意見就值得特別關注。畢竟相比遠程指揮的高級參謀,與敵人刀槍相對的一線將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是保留調整空間。應急決策事出緊急,又經常缺乏成例可循,考慮不周甚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實施的同時,必須保留調整空間。具體而言,首先要允許執行中對特殊情況「開口子」,並暢通「開口子」的決策通道,比如封城時要為非傳染病重症患者保留異地求醫可能,暫停公共交通時要考慮醫務人員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於改進,該修正先前決策時絕不猶豫。畢竟應急決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規則穩定。這就要求決策系統保持信息暢通,及時接收並處理決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
第三、個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就應急抗疫法律關系而言,個人主要有三種角色:一是政府行為的相對人,也即私權受到臨時限制的個體;二是自治成員,包括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身份;三是市場主體,尤其是經營抗疫防護用品和緊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個角色相對被動;第二三類角色則可能成為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
作為公權相對人,個人除容忍並服從政府的應急擴權行為之外,還應保持足夠的權利敏感,一則避免自身權利受到過度侵蝕,二則提醒政府及時修正不合理的應急抗疫措施。
作為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自治成員,個人在應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壓制他人權利。比如集體投票禁止醫務人員進小區、挖斷村道阻止外人進村等行為,其非法性本來不難判斷,但一則民眾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則借口非常時期集體決策而有恃無恐。問題的解決,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該出手時就出手」,二要靠民眾強化共情心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換位思考。
至於作為抗疫商品經營者的個人,必須認識到應急狀態下的商品價格並不必然反映供需關系。或許多數經營者不懂相關法律,但只需記住一點即可:任何輕易賺大錢或快錢的方法,尤其是在應急背景下,都一定寫在了《刑法》中。
(作者:蘭榮傑,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
B. 陳微抗擊疫情的故事
她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究員,第八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獲得者,抗擊非典、埃博拉、炭疽等傳染病的傑出科學家,新冠疫情中的"逆行者」。1966年,陳薇出生在浙江蘭溪,被親切地稱為「蘭江女兒」。
1984年,陳薇從蘭溪一中畢業,1988年從浙江大學本科畢業,1991年於清華大學碩士畢業,同年4月特招入伍,1998年軍事醫學科學院博士畢業,2002年被破格評為教授。2015年7月晉升少將軍銜,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2019年11月,陳薇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是現任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究員。不少朋友和同事問過陳薇,「怎 么總喜歡搞些魔鬼性的課題研究」, 陳薇回答說:「穿上這身軍裝就意味著這一切都是你該做的,我願這一生都能和致命病毒短兵相接,為受困疫區的生命打開希望之門」。
1月25日大年初二,陳薇院士帶領軍隊專家組馳援武漢,至今仍奮戰在武漢救治一線,開展疫情傳播流行規律調查研究,為疫情防控提供應對策略和科學依據。1月30日上午,移動檢測實驗室開始運行後,陳薇和她的同事們應用自主研發的檢測試劑盒。
配合核酸全自動提取技術,大大縮短核酸檢測時間,加快了確診速度,有力推進了疫情防控工作。這是軍事醫學科學院專家組深入疫區進行科研攻關取得的一項重要應用成果。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葯的前提下,康復患者的血漿是臨床特異性治療最可及的資源。
陳薇說:「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大病之後重在休養,過去很多康復者不願意捐獻自己的血漿。1月31日,拿著科技部下發的《關於請協助採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康復者血液樣本的函》,22名康復患者表示願意讓專家檢測血液標本是否符合獻漿標准。
其中有的人身體依舊十分虛弱,連采血都很困難。感動之餘,陳薇表示,應當從立法層面要求康復者在知情同意符合倫理、身體情況允許的前提下捐獻寶貴的血漿,用於他人的急救。「我是一個母親、一個女兒、一個妻子,我希望我的家人健康,同樣希望全天下的人都健康。
陳薇曾在1月30日在金銀潭醫院,見到了張定宇院長。張院長本身是一個漸凍症患者,自己的妻子也感染了新冠病毒,但還夜以繼日奮戰在一線。陳薇對他說:"你的事跡上我非常感動。」張定宇回答:「彼此彼此。
C.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疫情期間如何體現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必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原則,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統籌使用各類編制資源,完善國家機構組織法,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學立法,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組織編製法律體系。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機構設置和組織編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據。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就要加快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組織編製法律法規體系,推動機構編制科學化、規范化、法定化,改進機構編制管理方式。要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制定中國共產黨機構編制工作條例,完善機構和編制方面的黨內法規。協調發揮好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在規范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中的作用,把黨政機構統籌起來考慮、設置,構建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黨政機構新格局。要完善黨政部門機構設置、職能配置、人員編制方面的規定,依法管理各類組織機構和編制,充分發揮法律引領、推動、保障機構改革的作用,保障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順利、平穩、有序開展。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實現組織法定,為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奠定製度基礎。
深化改革,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在行政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上,要做到職責明確;在履行職能和行使權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調整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責劃分不夠科學、職責缺位和效能不高問題。加強和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職能,完善市場監管和執法體制、改革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體制、完善公共服務管理體制、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滿足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進簡政放權,精簡整合辦事機構,精幹設置各級政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簡化辦事手續環節,加快「互聯網+政務服務」建設,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整合精簡執法隊伍,完善執法程序,嚴格執法責任,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解決執法不作為、亂作為、多頭執法、重復執法等問題,營造公正、透明、可預期的法治環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發揮法治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政府職能轉變到哪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到哪一步。」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的關系。實現改革與法治相向而行、同步雙贏,要求立法要主動適應改革要求,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與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相關的法律法規,該修改的修改,該廢止的廢止,該制定的制定,為機構改革掃清法律障礙,為改革後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提供製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設定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事項,應當及時啟動法律修改和廢止程序,確保在法治的框架內推動改革。只有將改革全面納入法治軌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動改革,以剛性的制度管許可權權,才能增強改革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順利完成改革任務。十三屆全國人大修改憲法,賦予國家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用一節五條的篇幅規定國家監察機關的產生、性質、組成、體制、許可權和程序等重大問題,並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就是為了確保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於憲有源、於法有據,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相促進,既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進改革,充分發揮法治規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強化法治,主動適應改革需要,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
D. 如何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
1、要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加強配套制度建設,完善處罰程序,強化公共安全保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
2、要嚴格執行疫情防控和應急處置法律法規,加強風險評估,依法審慎決策,嚴格依法實施防控措施,堅決防止疫情蔓延。
3、要加大對危害疫情防控行為執法司法力度,嚴格執行傳染病防治法及其實施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法律法規,依法實施疫情防控及應急處理措施。
4、要加強治安管理、市場監管等執法工作,加大對暴力傷害醫務人員的違法行為打擊力度,嚴厲查處各類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價格的違法行為,依法嚴厲打擊抗拒疫情防控、暴力傷醫、制假售假、造謠傳謠等破壞疫情防控的違法犯罪行為,保障社會安定有序。
5、要依法規范捐贈、受贈行為,確保受贈財物全部及時用於疫情防控。要依法做好疫情報告和發布工作,按照法定內容、程序、方式、時限及時准確報告疫情信息。
6、要加強對相關案件審理工作的指導,及時處理,定分止爭。要加強疫情防控法治宣傳和法律服務,組織基層開展疫情防控普法宣傳,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增強法治意識,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7、要強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務,加強疫情期間矛盾糾紛化解,為困難群眾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E. 1、結合2020年中國抗疫取得的顯著成果,分析中國社會制度的優勢體現在哪些方面
根據抗疫結果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是集中,團結,管理嚴格,劣勢是個性化程度低,全盤端,一刀切!
F. 運用政治生活知識,說明黨為什麼要提高疫情防控法制化水平
只有加強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更有效,更科學地應對這種災害
G. 疫情過後完善的相關法律法規都有哪些
關於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有哪些?
一、依法治國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他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科學總結的結果。《憲法》第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照法律治理國家,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二、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這是依法治國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國的首要環節。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各個方面實現了有法可依。
三、關於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在疫情發生前即已基本完備,相關文件可能達數近千件
關於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通常分為三個方面,即刑事方面、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就刑事方面來說,主要有《刑法》《刑事訴訟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司法解釋等,數量可達上百件。
四、疫情發生後,刑法方面的主要法律文件
疫情發生後,刑法方面主要的法律文件有二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2020年2月24日頒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於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法發〔2020〕7號,2020年2月10日發布)。
五、二個刑事法律所涉及的刑事犯罪
筆者對上述二個刑事法律方面的文件所涉及的刑事犯罪的罪名、立案標准、定罪標准、處罰標准等,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整理。已在《今日頭條》上陸續發表,題主如有需要可以查閱。主要有:
1、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一)
2、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
3、妨害公務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三)
4、故意傷害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四)
5、尋釁滋事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五)
6、侮辱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六)
7、非法拘禁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七)
8、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八)
9、生產、銷售假葯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九)
10、生產、銷售劣葯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
11、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一)
12、非法經營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二)
13、詐騙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三)
14、虛假廣告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四)
15、聚眾哄搶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五)
16、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六)
17、煽動分裂國家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七)
18、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八)
19、拒不履行信息網路安全管理義務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九)
20、濫用職權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
21、玩忽職守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一)
22、傳染病防治失職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二)
23、傳染病菌種、毒種擴散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三)
24、貪污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四)
25、職務侵佔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五)
26、挪用公款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六)
27、挪用資金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七)
28、挪用特定款物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八)
29、破壞交通設施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九)
30、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
31、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一)
32、非法狩獵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二)
33、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疫情有關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三)
H. 從疫情防控和應急管理視角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復雜、擴散迅速、影響深遠、危害嚴重等特徵,對一個國家常態治理體系和應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戰。應對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須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國家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升突發公共事件應對能力與水平。同時,要提升國家衛生治理能力,更好保障和落實公民憲法權利,補齊公共衛生短板,強化市場監管,加強法治建設,完善自然生態保護法律體系,完善國家儲備體系,加強組織人才工作,完善激勵問責機制,切實提高國家整體治理能力。一、全球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全球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復雜、擴散迅速、影響深遠、危害嚴重等特徵,對一個國家常態治理體系和應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戰。(一)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復雜性,往往暴露出現代文明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和國家治理中的各種漏洞導致重大流行病疫情發生的原因多種多樣,但其背後都指向發展價值導向的偏差與治理包容性的缺失。人類缺乏節制的慾望擴張和運用利潤尺度對世間萬物的無盡索取是各種重大流行病疫情頻發的重要原因,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在人類侵佔自然生態空間的同時也必然導致自然界對人類的拒止與反侵入。各種反常的火災地震、物種滅絕、氣候巨變、病毒肆虐都無不昭示著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整個地球上人與自然的矛盾與沖突已經達到了一個十分危險的臨界點。人類發展成果從外觀上看是日益現代化的高速交通與完善的公共設施、日益豐富的消費產品與不斷進步的科技創新成果、不斷壯大的城市圈與洪流般聚集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但深層次中潛藏著分配不公平、服務不完善、監管不到位、社會不安全等多種問題,使重大流行病疫情獲得了潛滋暗長的各種必備條件。要有效應對重大流行病疫情,人類必須確立發展的邊界與限度,以自然生態完全修復為標准確立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准則,完善為自然立法的各種治理制度,找到人與自然的共生點;在人類文明自身,則需要以包容性發展為基礎,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與權利保障為目標,全面完善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種必備制度體系,「抓緊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使城市化、智能化、現代化的各種成果為了人、服務於人、服從於人。(二)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擴散迅速性,需要整個國家應急管理體系與疾病控制系統進行有效的緊急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特別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往往發生突然、傳染迅速、迅疾造成廣泛影響,如果國家應急管理體系的各個系統、各個層級和各個環節應對不及時、決策不科學、處置不恰當,就有可能導致事件迅速_化,產生群體性心理恐懼、情緒焦慮、行為改變、人格變異等惡果;如果在疫情暴發初期不能及時有效加以干預控制,疫情影響的范圍和程度往往迅速擴大升級,從局部的原始疫區向周邊區域乃至全國、全球擴散,從衛生醫療秩序的失序向整個經濟秩序的失序、市場秩序的失衡和社會秩序的失穩擴散。面對重大流行病疫情日益嚴峻的擴散形勢,只有完全的信息公開、科學民主的應急決策、高效的部門協同和應急處置,才能占據先機、贏得主動。(三)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影響深遠性和危害嚴重性,需要整個國家公共治理體系協同高效應對公共衛生應急事件特別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常常在短時間內造成感染人群大量發病和不治身亡,特別是致病人群大量向醫療機構集聚形成對衛生資源的擠兌,使公共衛生機構和醫療體系面臨巨大壓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疾病傳播,就有可能對經濟貿易、金融投資及社會生活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例如,1918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亞型在全球引發的「西班牙流感」導致超過5000萬人死亡;1998年登革熱大流行使世界56個國家的120多萬人患病;2009年的全球性流感有超過160萬人確診;2019年的非洲豬瘟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影響;等等。顯然,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重大流行病也呈現出全球傳播的明顯趨勢。但是,各國公共衛生治理水平還停留在國內常態化治理的水平,遠遠難以應對日益突出的全球重大流行病趨勢。2019年1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工程與流行病學系副教授Jennifer B. Nuzzo與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員一起發布了首個顯示全球衛生安全水平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HS Index)。這一評估全球195個國家公共衛生安全水平的指數顯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應對重大流行病疫情方面具備完全充足的資源和能力,全球整體的衛生安全平均得分僅為40.2,世界上主要的中高收入水平以上的國家平均得分也不超過50。為有效應對各種重大流行病疫情和日益常態化多樣化的危機事件,中國整個國家治理體系都要進行應對全球傳染病風險的壓力測試,從結構和功能上重塑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應對全球流行病疫情的整體能力與水平。二、完善國家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升國家整體危機管理能力應對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須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國家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升突發公共事件應對能力與水平。「非典」以後,我國不斷完善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和傳染病防控體系,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公共事件應對法》《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等,基本構建了應對自然災害、社會危機與公共安全事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管理體系。但是,在這次應對新冠肺炎的實踐過程中,從體制到機制等各方面卻暴露出了存在的嚴重問題。一是對於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管理依然存在分割管理的體制。即使在2018年黨政機構改革之後,自然災害、生產安全、社會危機事件由應急管理部門統一管理,但公共衛生應急事件依然由衛生部門管理。一方面,應急管理部門作為危機事件的主管部門沒有衛生應急管理的各方面權力與責任,另一方面,衛生部門承擔著對醫療機構和公共衛生機構的沉重管理責任,難以有效承擔起衛生應急管理責任。自然災害與社會危機、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職責分割管理的體制,使具有豐富應急管理經驗的應急部門難以第一時間介入啟動應急響應,衛生部門沉重的日常醫療管理工作也導致了其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麻木和反應遲緩。來源:中國經濟報告
I. 新冠疫情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有哪些
第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速度將進一步加快,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尤其是防禦重大生物風險的能力將會獲得新的突破。疫情的爆發,對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行了一次實戰檢驗,既顯示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性和成績,也暴露了其中的不足和缺陷,為未來加快完善和改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了活生生的數據和資料,並為數字化、人工智慧、機器人、區塊鏈等現代科學技術在危機管理、風險防控中的運用和作用發揮提供了現實依據,為中國化危為機、化險為夷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會。這是SARS之後再一次向中國敲響了生物風險危機的警鍾,促使中國加快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
第二,人們的價值觀念將出現新的變化。危急時刻最能顯現人性的弱點和光輝。新冠肺炎病毒引發於野生動物的結論已經得到證實,長期以來人們奉行「萬物皆為人食」觀念,貪食野生動物而導致SA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各種病毒傳染於人類,這次疫情後,無論從立法上還是人們的生活習慣、動物倫理、價值觀念上,都將有大的改善,人們將以更加理性的態度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善待野生動物。這次疫情防控阻擊的實戰,不但凸顯了人的誠實、善良、正直、公正、愛心、勇敢的人性光輝,而且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繫上將有一個新的升華,人們發自內心崇敬那些不怕犧牲、舍小我為大家的奮戰在全國各地平凡的醫護人員、戰士、農民、工人,以及那些默默無聞的普通的戰斗者、志願者、捐贈者,他們無欲無求、默默無聞所作的一切,顯示出了人與人和諧關系的重要性,從而促使人們的注意力焦點從權力、財富、名氣轉向了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第三,新業態、新零售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疫情防控期間,人員隔離、商場、批發等人與人能夠直接接觸的服務停止、交通不暢,但整個社會秩序井然,人心穩定,商品供應充分,糧食、蔬菜、水果等事關人民民生的商品價格平穩,新業態、新零售居功至偉。疫情防控期間,線上線下形成一體,幾乎覆蓋了糧食、蔬菜、水果以及其他一切生活物品100%的需求,精彩地體現了在非常時期新業態、新零售的有效性和優越性。政府機關通過線上進行協調、指揮和調配,保障政府以及各地援助到疫區的物質源源不絕地供應,同時通過線上保障生產和消費的精準對接、高效調配;在疫情稍有緩解之際,又適時啟動線上辦公模式,那些不需要到現場的業態,諸如網紅、自媒體等,大量人群開始在家辦公。疫情防控期間得到檢驗並且行之有效的新業態、新零售,疫情過後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各種線上能夠實現個體協同的辦公軟體將會加速盛行、加速普及,人的獨立性越來越強,一個具有活力的個體中國、在線中國將會迅速崛起,中國將成為引領全球在線辦公、新型辦公的標桿。
第四,生物醫葯技術將得到大發展,中醫中葯的重要性將得到提升,以健康為中心的產業將成為第一大產業。疫情爆發後,中國的醫務工作者,面對這種尚未認識的新型冠狀病毒,採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對症施治,挽救了無數的生命,尤其是中醫在治療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再一次用事實證明了古老的中醫中葯是保障人們健康、維護人民生命的寶藏,也警醒人們要珍惜生命、保持健康。此次疫情作為一次生物危機管理的實戰演習,促使人們提升對病毒的識別、判斷、應對的能力,同時也檢驗了中醫中葯在這種突發的生物風險危機爆發後的效果,推動政府和科技界、醫葯界加大投入,加強對醫葯、醫療技術的攻關。因此,未來中國將會出現一批高品質的疫苗,生產出一批像青蒿素、盤尼西林等應對疾病的醫葯。
第五,中國的協同能力將會得到進一步提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一場與時間競爭、與速度賽跑的實戰演習,時間就是生命,速度就是勝利,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大協作、大調度、大運轉。中國人曾長期被詬病「一人是龍三人成蟲」,缺乏合作精神和協調能力。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阻擊戰,以事實粉碎了外人對中國人「缺乏合作精神」「不善於協調」的詬病。14億中國人幾乎在相同的時間內進行自我隔離,而生產、生活、交通有序管控,社會秩序不亂,線上線下、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運轉,沒有合作精神、缺乏高水平的協調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疫情過後,人們總結這場疫情阻擊戰的成功,必然不會缺席中國合作精神提高、協調能力提升這一話題,同時再一次用事實證明了中國人的速度和自信。可以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成功,將會是中國人的自信能力乃至中國文明水平的轉折點,世界一定會對中國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