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權利保障立法不完善的原因

⑴ 王立春案件反應出我國選法對公民選舉權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是什麼

選舉權不是憲法"認可"的權利，而是人民通過憲法"創造"的權利，是與人民主權聯系最密切的權利。選舉權是權利也是權力，其權利屬性表現為它具有可放棄性、利益性、意志性;其權力屬性表現在它能夠決定他人(候選人)的利益和命運，但選舉權的權利屬性和權力屬性都是不完整的。選舉權是個人權利而不是集體權利。選舉權與國家權力的關系是間接的，它與國家權力"人"的關系才是直接的(產生他們)--通過產生權力人來影響權力。
如果說中國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與資本主義國家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在形式上並無太大區別的話，那麼由於兩者在是否存在物質保障問題上有著重大差別，因而決定了二者在政治實踐中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客觀影響也就迥然不同。我們說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對勞動人民來說是虛假的，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廣大勞動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沒有物質保障。然而，我國選舉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經費，由國庫開支。」這樣，一方面從物質條件上保障了整個選舉活動能夠正常、順利地進行，另一方面則可使每一個選民和候選人能夠不致因財產佔有的懸殊而在選舉中受到任何限制或處於不利的地位，也可避免一些入利用經濟實力來控制和操縱選舉。

不僅如此，中國對公民的選舉權還有嚴格的法律保障。這一方面表現在我國選舉法和其他有關選舉的法律文件規定了我國選舉的原則、組織、程序和方法，使我國選舉制度得以法律化、條文化，因而不僅對選舉權的剝奪、選民資格爭議的申訴及破壞選舉行為的訴訟與制裁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作出了規定，而且還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可以根據選舉法的規定，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制定有關選舉的實施細則，以保證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對破壞選舉行為的制裁上。中國選舉法以專章規定，對有下列違法行為的，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刑事處分:一是用暴力、威脅、欺騙、賄賂等非法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礙選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二是偽造選舉文件，虛報選舉票數或者有其他違法行為的；三是對於控告、檢舉選舉中違法行為的人，或者對於提出要求罷免代表的人壓制、報復的。這些規定，不僅從法律上保證了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也保證了選舉工作的正常進行。

⑵ 如何完善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保障

憲法是在人類不斷認識、運用根本法則過程中不斷發展起來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產、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人們的維權意識也隨之提高，但是經過諸多的司法實踐，諸多對程序性辯護的不重視，對證據收集的不完整而導致的冤假錯案或是違憲案件都證明我國相應的國家權力機關及國家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對於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法無禁止即自由」，在構建完善的公民權利體系方面應明確列舉性規定對公民的權利，以明確的標題來對某一權利及義務進行明確規定，同時完善憲法在這一方面的結構，增強其內在要素的完整性。人權是道德意義上的個人抽象的權利主張，而基本權利才是法律所認可的。憲法以高度的概括性規定了我國法律的基本框架，提綱挈領地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它規定的有關公民權利的內容過少，權利內容也太過抽象，而相對具體的，必要的法律保障性條文，違法強制性懲治措施卻較少，差的可操作性使得憲法在實際生活中的貫徹與憲法的初衷稍有差池，所以我們應通過憲法修正案及其解釋我們應不斷完善和改進相關法律制度及其規定。
對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護是憲法的宗旨和精髓所在，雖然憲法有待完善，但其積極作用不容忽視，我們在享受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的同時也要積極自覺地履行義務，為我國的法制建設貢獻力量。

⑶ 法律實施的阻礙因素有哪些怎樣促進法律更好的執行

阻礙律實施的因素有：
1、不符合大多數被統治階級的利益。
2、不利於統治階級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3、在法律實施過程中，需要軍隊、警察、法官、檢察官等的具體職能的部門和權力行使人實施表現出來。而由於現實的人際關系等諸多因素，這多部本的一個或多個執行環節出問題，就阻礙了法律的實施。
4、法律明確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只有以國家強制力作後盾，並通過國家強制力依法制裁侵權行為和拒不履行義務的行為，才能使人們享有的法定權利得以切實履行，免遭非法拒絕。
5、行政的執行性、法治進程背景、執法體制這些都關繫到行政執法困境與法律實施目標的實現。
6、某些方面法律與道德的沖突。
7、法律實施屬於上層建築的范疇，還需立法保障法律的實施。
8、法律實施成本、法律實施效益等問題。
9、民眾的法律意識、素養等；
10、某些特殊的因素。
在解決了上述的這些問題以及未列出的相關的阻礙因素之後，就能促進法律更好的執行。

實現法律實效的立法對策
要使法律實效得到充分的實現，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加強法制宣傳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水平；加強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隊伍建設，建立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執法、司法人員隊伍；完善法律實施的監督體系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工作的領導和管理體制等等。要使法律實效獲得充分的實現，當然也應完善法律自身，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體系。就立法工作而言，應採取如下對策：
1、立法要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立法工作從實際出發，是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運用。立法工作者應當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進行科學的論證，去發現和把握客觀規律和社會客觀現實需要，將其反映到法律上來。同時，當制定法律的現實基礎發生重大變化，對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時，應及時地對法律進行修改、補充或制定頒布新的法律。當然，法律並不總是被動地反映客觀規律和現實需要，立法活動是一種能動的活動，體現了立法者的主觀的能動的創造。法律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對立統一體，法律的客觀性是指法律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其調整對象是客觀的，並且一經制定出來就獨立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外。法律的主觀性是指法律由人們依據其意志和願望以及他們自己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和把握而制定出來的。為使法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因客觀現實的發展變化而朝令夕改，立法活動應有一定的科學的創見和預見。這就要求立法者正確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及其發展變化的趨勢，把現時雖尚未明朗，客觀現實尚未提出立法需要的問題事先在法律中加以規定。立法活動中，應辯證地處理好反映客觀現實需要和適度的超前性、預見性的關系。
2、立法要體現民主精神和原則，走群眾路線。為了使法律能夠符合客觀存在的「事物的本質」，馬克思提出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他說：「要能達到這一點，只有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也就是說，它應該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立法工作走群眾路線，不僅僅由我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所決定，同時也是保證立法科學性的必然要求。立法工作只有體現民主精神和原則，走群眾路線，才能真正體現和反映人民的意志，法律才能深得人心、深入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自覺遵守和維護。也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吸取群眾的經驗和智慧，使法律符合客觀規律和社會現實需要。立法工作中，應特別注意徵求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部門的要求和意見。
3、建立嚴格的完善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動是一項嚴肅的工作，立法活動從立法動議的提起到法律文件最終通過頒布往往要經過一系列的環節，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嚴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一方面使法律的制定經過充分的醞釀和斟酌，使法律的規定具體、詳細、完整，並切實反映客觀實際。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種程序的機制，讓各種社會力量參與討論，協調他們的意見，避免法律體現部門利益的偏面規定，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體現民主精神的原則。因此，嚴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立法的科學性。
4、法律結構的科學化。法律結構的科學化有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法律規定具體、嚴謹、完整；二是要求法律規定之間、法律文件之間協調一致；三是要求法律文件互相銜接、互相配套。近二十年來，我國制定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但不可否認，法律規定交叉重復，法律文件間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情況也大量存在，從而影響了法律整體實效的實現。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的法律文件進行清理、修訂，消除其中的重復規定以及互相矛盾、互相抵觸的內容，按照法律自身嚴密的邏輯結構，形成完善的統一的法律體系。法律文件間的銜接配套的問題也值得重視，法律一般只規定和解決基本的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法律條文中規定和解決細小的問題。因此，在法律公布之後，需要適時地制定和公布有關的實施細則，各地也可根據立法許可權，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或補充規定，同時就其他相關的問題也應另外製定配套的法律文件，從而使各種法律文件間互相銜接和配套，形成統一有機的整體，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和實用效果。
5、重視立法監督。我國的各種立法機構有其各自的立法許可權，只能在其立法許可權內制定有關的法律文件。由於立法機構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層次也不同，低效力層次的法律文件不得與高效力層次的法律文件相抵觸。但在實踐中，越權立法，低效力層次法律文件的內容與高效力層次法律文件的內容相抵觸的情況也往往有之。因此應重視立法監督工作，下一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規范性文件應按法定的程序報上一級立法機構備案或批准，由上一級立法機構對立法許可權、法律文件的內容等方面問題加以審查，對不符合規定的法律文件有權要求解釋、責令修正甚至予以撤銷，以保證法制的統一。
6、加強法律解釋。法律規定雖然應當具有明確性，應當具體、肯定、完整，但抽象性、模糊性、原則性的規定有時也往往在所難免。這一方面源於語言文字表達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有時也是立法技術方面的要求。因法律文件應避免龐雜繁瑣，法律規定不可能窮盡一切事理，模糊性和原則性的規定則留有一定的餘地，以利司法機關根據實際情況自由裁量，實現個別正義。但法律的模糊性、原則性的規定往往又給法律的實施造成困難，並有令法官肆意，妨礙法的安全的危險。為此，法律解釋實屬必要。同時，客觀現實總是變動不居，而法律制定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總是保持穩定，這就有可能造成法律落後於現實的狀況，一味強調嚴格執法，無異於削足適履。法律要適應變化的社會情勢而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結構，可以採用解釋的方式。解釋就是通過類推及運用法律的方法來發展法律。 通過解釋，賦予法律條文以新的含義，以適應變化了的客觀現實，實現法律之實效。應當說明的是，法律解釋不僅僅是立法機構的工作，司法機關作為立法者的助手，對法律進行司法解釋，即所謂「法官造法」，是立法活動的延伸，對於充分實現法律的實效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⑷ 中國的法制不健全,具體體現在哪裡

中國的法制不健全，具體體現在：

1、從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繫上來講，司法機關不同於其他行政機關，它不存在絕對的上級領導下級，下級要服從聽命於上級。為了實現司法公正，法院的上下級之間就是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但在司法機關與黨的領導關繫上，卻並非如此，司法機關也要接受黨的領導。

現實情況也是，基層法院的院長、檢察院的檢察長的任免要由地方黨委考核、提名，法院、檢察院的重大事務要向地方黨委請示匯報，那麼這樣的話，法院、檢察院獨立地行使職權就可能會受到影響。

2、司法機關在財政上難以脫離束縛的問題。司法機關在人事與財政上與地方政府脫離，這樣才是保證其能夠獨立行使職權的前提條件。但是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司法機關的工資福利、辦案經費等都是歸屬於地方財政管，而有一些法官、檢察官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這樣司法機關不管是在財政上還是人員上都與地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這樣一種曖昧的關系下，要求司法人員完全不顧自身的利益、不受地方財政與人事關系的影響是難以辦到的。

中國的法治建設措施：

1、完善法制是基礎

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是基礎。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四個原則的關系中，有法可依顯然是前提條件，而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制，國家的執法、司法，公民的守法、護法也就無從談起，法治也就失去了制度引導，實現法治建設也就只是成為空談。

因此，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是實現法治建設的重要前提。

2、依法行政是關鍵

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行使權力，在法治建設中顯得至關重要。在我國，一半以上的法律和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可以說，行政機關能否嚴格執法，依法行政，是實現法治建設的關鍵。所以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要求一切行政機關都必須嚴格執法，依法行政。

在一切的行政活動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確實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

3、司法公正是保障

司法是正義的蒙眼布，法律所追求的正義與公平是很大程度上通過司法來顯現的，人們公民對於法律的認可程度，一個重要的標准就是通過司法來衡量的。司法能體現法律的公正、維護法律正義，則人們就認可它，並且願意接受它的規范。

應當進一步的推動司法體制改革：合理的配置司法權，理順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及同級黨委之間的關系，排除不必要的干擾因素，確保司法機關能夠獨立的行使職權；改革司法內部的人事管理制度，優先入用高素質的本法律人才，提高司法人員的整體素質。

⑸ 求立法學論文_論中國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樓主，可以參考：

我國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我國的《立法法》是一部規定立法規則、確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許可權」、「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級」和「法律監督」四大問題。立法立法必須嚴格執行《立法法》的規定，堅決克服「立法不法」的現象。
立法是法治的關鍵和核心，其目的在於合理配置立法權力，有效規范行
政權力的運作，從而為公民權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實現公平、正義、自由、
秩序等價值目標。實質意義上的法治不僅要求法的權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
價值，而且強調立法對普遍認同的價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內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實
質理性。法治已經演進為一個綜合概念，它融匯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諸
多價值觀念，包含著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權力制約、司法獨立、立法等豐
富的制度意蘊，其核心則是依法行使國家權力。幾個世紀以來，法治理論與實踐
對政府權力予以高度關注，這與立法權力作用范圍的廣泛性、與人們生活聯系的
直接性密切相關。二十世紀以來，立法權在很多國家的權力結構中極度擴張的事
實，不斷提醒人們，對立法權力的制約是國家權力制約的重中之重。
在我國，立法尚處在初級階段，立法法治還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無論
是觀念上還是制度上都面臨著挑戰。因此，立法是一場深刻的觀念更新和制
度變革。當前，我國立法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在思想意識方面，有些立法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有些
領導幹部的觀念與立法的要求不相適應
鄧小平同志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律傳
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
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
又重新滋長。」由於我國缺乏依法治國、立法的傳統，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
淡薄，特別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觀念或思想，嚴重阻礙著立法的實現。它們是：
第一，人治觀念。有些立法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有些領導幹部對立法重要性
的認識還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視，總認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辦事太麻
煩。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立法還多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並沒有真
正落實到行動上；有些領導幹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置法律於不
顧。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觀念。有些領導幹部往往把自己擺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位置，總習慣地認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記了自己同樣需要接受法律的約束，從
而無視法律的規定。第三，法律工具主義觀念。將法律僅視為一種治人的工具，
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標價值觀念。甚至認為，當對自己有利時就拿來適用，對自己
不利時就不執行。這些都嚴重阻礙了立法觀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
行。
因此，實行立法必須要大力培養和增強全民的法治觀念，重點是抓好各
級領導幹部特別是立法領導幹部和執法人員的法治觀念建設，切實地進行為依法
立法所要求的觀念更新。
1．樹立法治觀念。為此，必須明確：第一，憲法至上。法治的實質是憲治，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憲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體現，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
第二，法律具有極大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嚴格依法辦事，而不允許有超越
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三，法大於權。任何人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
法、以權廢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樹立權力制約觀念。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被濫用，必然導致腐敗。
這是人類歷史證明了的真理。
3．樹立人權觀念。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
的執政黨，必須把保護人民的權利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社會主義
最講公平、最重視保護人民的權利。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人權，高舉人權的旗
幟。
4．矯正法律工具主義觀念，樹立法律工具主義與法律目標主義並重的觀念。
將法律視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時，結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國
的重心轉向人民權利的保障及正義的實現，應是我國實行立法、依法治國的
策略選擇。
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關立法立法空白
較多，所立之法缺陷較大
目前，以憲法為核心和基礎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國家
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與改
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的立法法制建設還比較滯後，立法管理
的某些方面還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質量也有待於進一步提高。突出表現在現存的
法律、法規與規章之間缺乏協調和統一，使立法執法者難以適從；有些法律、法
規的一些條款太原則，不便操作和畸輕畸重；還有一些法律、法規對某些立法機
關設置的職權過大，尤其對自由裁量權，往往規定的幅度過大，並且沒有顧及到
公民權利一旦受到侵害後的法律責任，容易造成少數立法執法人員毫無顧忌地濫
用立法權；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沒有實現立法程序法律化，嚴重影響了
立法機關的立法。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法律體系，為立法創
造法律條件。
首先，必須加快立法步伐，改變某些領域無法可依或有法難依的狀況。當前，
特別要抓緊制定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市場經濟秩序、宏觀調控、社會保障和救濟、
規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解決在建立商品市場、原材料市場、金融、資
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勞動力市場等方面執法依據不足的狀況；改變實施細則滯
後、法規不配套現象，盡可能使法律法規及規章同步出台，並加強立法解釋工作，
使法律規范更加適應實際，操作性更強，以解決有法難依問題。
其次，注重立法質量，糾正片面追求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的傾向。法律、法
規的生命力在於其質量。近年來我國頒布實施的許多法律文件修改過於頻繁，並
且有些在實踐中難以施行，問題的要害在於立法時，立法者對該法所調整的社會
關系缺乏科學而精細的調查研究，或者著力於通過立法解決本部門的編制、級別、
經費及其他種種具體問題。應當看到，一個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與否以至於最終
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法是否正確而深刻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
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調整的那部分社會事務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立
法必須提高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使法律充分體現民意，與社會生活相一致，符
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要防止立法中滲入局部利益和部門利益而影響法律的全
面、公正和完整。同時，避免各種規范性文件在調整社會事務時發生重復、沖突
或疏漏，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
再次，抓緊制定立法程序法，改變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規范的現狀。可以說，
離開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立法。
最後，立法要依法。
三、在立法執法方面，現存的立法執法體制不順，
影響了法律、法規與規章的執行效果
現存的立法執法體制不順。具體表現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從法
理上說，執法主體只能是國家的立法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企事業單位不
能擁有執法權，然而目前立法執法主體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現象並不少見。以
政企不分為例，工商部門管市場，又辦市場；城建部門管理城市建設，自己也搞
城市建設，並進行自我質量監督；種子公司既是種子的生產經營者，又是種子生
產經營的管理監督者，等等。這種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局面，人為形成監督
不力。第二，立法執法部門縱向集權，條塊分割，部門壁壘，相互之間缺乏協調
配合，結果造成執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辦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
統交叉過多，職責不清。如對個體戶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稅務、物價、衛生等
多家執法部門，由於對同種法律行為有多種不同執法依據的交叉，客觀造成立法
執法者不作為、亂作為或難作為。與此同時，我國立法執法隊伍建設雖然經過多
年努力，有了長足進步，但是整體素質仍然不高。目前立法執法中存在的問題不
少，如越權執法、不作為違法、隨意執法、亂施處罰等問題的出現，既有不懂法
而出錯的，也有濫用權力而違法的。
因此，必須理順現行立法執法體制，按照條塊結合、適當分權、便於執法、
講求實效的原則，走綜合執法之路。要積極推行立法執法責任制。1997年，
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立法，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實
行執法責任制和評議考核制。」立法執法責任制的核心是通過明確政府機關法定
立法執法職責，健全立法執法評議考核體系，落實立法責任追究機制，實現規范
立法執法行為的目的。立法執法責任制，要力求做到實際、簡明、准確、可操作
性強。具體推行時，關鍵要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清理立法執法主體，明確執法依
據和執法許可權，切實減少立法機關在執法活動中的推諉扯皮現象，努力提高立法
效能；二是確定執法崗位，分解執法職責，嚴密執法程序，細化執法標准，切實
改變過去那種執法崗位不清，職責不明，權力行使層級之間「上侵」、「下奪」、
「左擠」、「右占」，相互扯皮、攬功諉過的現象，有效地規范立法機關內部管
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構執法評考體系，突出執法效能評估，完善立法
責任追究機制，將立法職權的行使與執法人員的年度考核獎懲緊密掛鉤，實現行
政權的規范運作。
同時，要提高立法執法隊伍的整體素質。其關鍵是要堅持「公開、平等、競
爭、擇優」的原則，健全對立法執法人員的錄用、考核、晉升、獎懲、辭職、辭
退等具體制度，突出嚴字，嚴格管理，嚴明紀律，賞罰分明，形成「能者上、平
者讓、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機制。
四、在立法監督方面，現行立法執法
監督體系乏力，存在缺陷
目前，我國對立法權力的監督制約形成了自己的體系，這一體系包括權力機
關的監督、審判機關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立法機關自身的監督、黨的監督
以及新聞輿論、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的社會監督。應該說，我國
的監督體系是比較全面和嚴密的，它在實際工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實踐
中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以及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
權力監督乏力和監督體系存在缺陷。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監督機制上
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監督的法律規定，以致使人民群眾等一些社會監
督流於形式而得不到落實。監督機制上，主要表現為有些監督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直接影響其監督作用的發揮。例如，作為立法系統內的專門監督的立法監察，由
於它與立法機關有著立法隸屬關系，使得這種監督在實踐中很難真正履行其監督
職責，以致弱監、虛監、失監現象相當嚴重。還有，立法復議也存在著一些亟待
解決的問題。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煩、推諉等不願受理立法復議申請的情況還在
相當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復議決定上，還存在該撤銷或者變更而維持的情況，上
下級之間「官官相護」的問題尚未徹底解決，等等。
因此，必須強化和完善立法執法監督制約機制，確保嚴格、公正執法。首先，
加強權力機關對立法執法工作的監督。完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盡快
制定《人大監督法》。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選舉和任免幹部時，應該把是否具
備必要的法律知識，是否依法辦事作為衡量幹部是否稱職的重要標准。在聽取他
們的述職報告時，應把他們領導的地區或部門的執法狀況作為重要的考察內容。
各級人大常委會要通過聽取和審議所在政府和單位實施法律、法規工作報告以及
組織代表檢查、視察、評議執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機關做好執法工作。其次，
民主黨派的監督、社會團體、人民群眾以及新聞輿論的監督也必須努力落到實處，
使它們共同服務於人大監督這個中心，並形成監督合力。
綜上所述，我國要實現立法，必須革除一切與立法的要求不相適應
的舊觀念，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法律體系，必須理順現行立法執法體制，提高執
法隊伍素質，必須強化和完善立法執法監督機制。惟其如此，才能為解決我國依
法立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創造條件，不斷推進立法的進程，實現依法治國的
宏偉方略。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
http://www.drcnet.com.cn/ 12/04/2003

⑹ 談談目前我國法律在維護公民基本權利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

目前我國法律在維護公民基本權利方面，主要還存在以下問題：現行有關公民權利的立法較粗，可操作性較差；有的立法違憲，立法空白不少；對公民憲法權利保護不力，執法犯法問題突出。

目前，我國公民憲法權利狀況與人民群眾的期望、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與現代法治社會的目標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一、現行立法較粗，可操作性較差

1、受教育權。雖然已出台《義務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整套法律法規，但由於立法較粗，可操作性較差，所以，仍然難以保證公民的受教育權。

2、勞動權。雖已出台《勞動法》及相關法規規章，但由於立法不完善、不詳盡且缺乏剛性，因此，勞動權保護方面問題較多。

3、獲得國家賠償權。雖有《國家賠償法》，但由於制度設計不合理，盡管國家機關對公民的侵權行為時有發生，但受害人獲得國家賠償卻十分艱難。

4、選舉權。《選舉法》由於立法較粗，缺乏民主性、公開性、規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難以保障公民的選舉權。

二、有的立法違憲，立法空白不少：

法分良惡，並非越多越好。限制公民權利、增加公民義務的法越多，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就越受到限制，甚至會化為烏有。如《選舉法》規定了市民比農民有更高的政治地位。這與《憲法》確立的公民平等權相矛盾，它不利於縮小「三大差別」，它以法律形式加深了我國二元社會的鴻溝。又如《集會遊行示威法》設置了嚴格的行政審批程序，又缺少司法審查程序，政府主管部門不批，申請人沒轍。因此，該法等於變相剝奪了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的憲法權利。

保障公民憲法權利方面存在不少空白，比如平等權方面：一是農民與市民不平等。除前面提到的選舉權、受教育權農民與市民不平等之外，在就業、就業前培訓、獲得物質幫助、社會保障等權利方面，農村都是被遺忘的角落。在戶籍管理、擔任公職等方面，農民都受到歧視。其他的如：外地人與北京人不平等。中國人與外國人不平等。根據《憲法》，本國公民比外國人有更多的權利。但在現實生活中，在我國投資的外國（境外）資本家都有比中國百姓多得多的特權。

批評、建議權和申訴、控告、檢舉權是《憲法》第41條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但由於立法上的空白和體制上的原因，在沒有人身安全保障的情況下，誰敢批評、控告、檢舉官府和官員？

三、對公民憲法權利保護不力，執法犯法問題突出：

1、公民財產權。在現實生活中，公民財產權遭侵犯的事俯拾即是，如各地的強拆。

2、住宅權。在現實生活中，侵犯公民住宅權的不乏其例。如追捕犯罪嫌疑人或逃犯時，不分輕重緩急，破門而入、突闖民宅的司空見慣。

3、人格尊嚴權。有的「三資」企業像個監獄，工人們像囚犯。

4、人身自由權。目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非法搜身。二是超期羈押。三是非法拘禁。

⑺ 為什麼真正的完善的法律體系能夠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

你好，人權的內容很多，落實到生活中的也不在少數，
如果法律體系不完善，那當你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可能會因沒有法律依據而難以維權，受到國家法律保護。實際上就是有法可依的問題。
順便說一句，要做到真正實現權利保障，還有有法必依、執行必嚴、違法必究。權利保障的機制，法制的基本要求的四個環節一個都不能少，是一個系統工程。

⑻ 我國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1]權利保護的基本國際准則

20世紀後半期，強化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成為刑事訴訟改革的主要趨向。《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意決定書》等國際人權公約，確立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護的基本國際准則，主要包括：（1）權利平等原則。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2]（2）司法補救。保證權利或自由被侵犯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3）生命權的程序保障。規定：未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死刑；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3]（4）禁止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5）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程序保障。（6）對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嚴的待遇。人格權是人權的三個資格條件之一[4]，是維持有生命的主體資格的精神條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樣是人，他們同樣享有人格，其人格同樣是受人尊重的，不容任意剝奪。（7）獨立公正審判（8）受刑事指控的人有辯護的權利。辯護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應當享有的一項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從某種意義講，刑事訴訟的進化歷史就是辯護權發展的歷史。[5]（9）對未成年人給予特別保障。（10）無罪推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11）反對強迫自證其罪。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被強迫承認犯罪。目前，已有許多國家承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包括我國的台灣、香港地區。（12）刑事賠償權。以上這些刑事司法國際准則，是各國進行刑事司法的過程中應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標准，其總的精神是在國家追究犯罪者刑事責任的過程中，防止國家濫用權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實現司法公正。

（二）我國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

在我國，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主要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接受先知的權利；律師幫助權；申請迴避權；刑事賠償權等。[6]

第一，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特定機關，特定程序不受逮捕。現行刑事訴訟法據此對偵查階段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規定了具體的條件、程序和期限。對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採取的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

第二，接受先知的權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其享有的權利是國際公認的司法准則。犯罪嫌疑人有權及時獲知被指控的內容和理由，獲知所享有的訴訟權利。如告知犯罪嫌疑人因何被採取強制措施或被訊問，從何時起有權聘請律師為其提供幫助，有權委託辯護人等。

第三，律師幫助權。我國憲法保障一切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辯護權。《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這就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從審判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

第四，申請迴避權。這是一項救濟性權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權申請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書記員、鑒定人、翻譯人員迴避，對駁回申請迴避的決定有權申請復議。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阻止有利害關系的人員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刑事賠償權。我國《憲法》第41條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賠償的權利。」立法機關於1994年5月制定了《國家賠償法》。根據該法，凡是沒有犯罪事實或沒有證據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而受到錯誤拘留或逮捕的，最終被宣判無罪的，因有關國家官員違法採取財產措施受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依照規定的程序獲得國家賠償。

二、刑訊逼供與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護的沖突

現實與理論總是存在差距的，同時制度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對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方面仍舊存在極大不足：超期羈押，刑訊逼供，妨礙律師正常執行職務仍是目前我國司法實踐的三大頑症，其中刑訊逼供問題尤其嚴重。雖然我國法律明確禁止刑訊逼供，刑法還專門規定了「刑訊逼供罪」，但仍舊屢禁不止。

（一）刑訊逼供的涵義

美國《國際網路全書》對「刑訊」下的定義是：「刑訊是一種故意使肉體或心理上承受痛苦的體罰。」[7]我國《刑法》給「刑訊逼供」下的定義是：「刑訊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該行為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也損害了司法辦案人員的形象、法律的威嚴，使人們喪失對法律的信仰。

（二）刑訊逼供的危害

在訴訟文明化、人道化日益得到彰顯的今天，各國均明文禁止刑訊逼供的今天，刑訊逼供這種古老而又野蠻的訴訟手段卻在法治的時代背景下禁而不絕，嚴重危害社會。

首先，刑訊逼供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刑訊逼供是通過施以肉刑或變相肉刑來實現的，都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肉體上承受巨大的痛苦，這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一個人，即使是觸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嚴也是應當受到保護的。然而在「不打如何肯招」式的審訊哲學盛行的今天，對一些司法機關和司法工作人員來說，刑訊逼供已是習以為常，見慣不怪的了。有些司法機關的領導人員對刑訊逼供的嚴重危害性認識不足，甚至存在錯誤認識，以為刑訊逼供只是工作方法問題，出了問題也是「工作上的失誤」，是「好心辦了壞事」，即使造成了嚴重後果，觸犯了刑律，也說是「因公犯罪」，千方百計地予以開脫。正因為有了這層保護傘，使得某些辦案人員更加的肆無忌憚，完全不顧及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以致造成死亡、重傷的嚴重後果。

其次，刑訊逼供違背了現代刑事訴訟的一系列基本價值目標的原則。

第一，刑訊逼供損害了正當程序的價值目標。長期以來，我國都是重實體、輕程序，但長期的司法實踐已暴露出了這種觀念的嚴重弊端。現代刑事訴訟理論提出：實體真實與正當程序是刑事訴訟制度所追求的雙重價值目標。正當程序的核心理念在於限制國家權力，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納入法律的軌道，依照正當、合理的法律程序進行，以防止國家司法權力的濫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而刑訊逼供作為一種野蠻而殘酷的訴訟手段，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為代價獲取證據，這與正當程序觀念的要求是相背的。即使從實體真實的角度，刑訊逼供或許有時有助於發現實體真實，但犧牲了程序正當，可能導致法律喪失其威嚴，使人們逐漸喪失對法律的信仰，不再尋求法律的保護，從而動搖法律制度的根基。

第二，刑訊逼供不利於實體真實。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刑訊逼供發現實體真實是有前提和條件的，它依賴於兩個預設的前提和條件。第一、作為刑訊逼供對象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本案真正的犯罪行為人；第二、犯罪嫌疑人在刑訊下所作的口供必須是客觀真實的。[8]從理論上講，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就有可能發現實體真實，以打擊犯罪。然而，現行機制並不能確保這兩個前提和條件的實現。從偵查機制看，偵查權指向的對象僅是嫌疑人，而並非一定是真正的罪犯；偵查權運作的結果既可能性是查明案情、查獲罪犯，也可能性是排除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因而並不能確保犯罪嫌疑人都是真正的罪犯。在司法實踐中，一旦發生犯罪嫌疑人並非真正的罪犯的情形，刑訊逼供就只能是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錯案。

第三，刑訊逼供違背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要求將嫌疑人、被告人在定罪前推定為無罪，控訴方承擔證明責任，控辯雙方居於平等地位，法官中立裁判，從而設定了刑事訴訟三方主體的地位的相互關系，以及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與司法權力的分工和制約，其訴訟程序按客觀和理性精神運作，公正性不言而喻。刑訊逼供與封建糾問式訴訟下的有罪推定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從而與無罪推定原則在內容和精神上存在根本性沖突：刑訊逼供實質上是國家追訴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通過刑訊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以此作為證據來證明被告人有罪，這實際上是在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是將本應由控訴方承擔的證明責任強加給被告人承擔，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的責任規則強調控方舉證的基本要求，違背「不得強迫自我歸罪」的國際准則。

第四，刑訊逼供可能動搖法律的權威。法的價值的實現在於法律在現實社會中的具體運用。一部法律，即使制定得再完善，如果得不到支持與貫徹，永遠只能是一堆廢紙而已。法律的貫徹實施關鍵在於公民法律至上的信仰，公民對法律的極大信任。而要使公民樹立這樣的信仰，法律就應以保障公民的權利為出發點。法律的運行包括立法、執法、司法等，且重在執法和司法。刑訊逼供則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可能使其喪失對法律的信任，同時在社會上引起嚴重的後果，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周邊的人也對法律能否保護自己產生懷疑，認為「信仰法律，不如奉承執法者」。一旦法律的至上地位喪失，也就沒有什麼權威可言了，這樣法律終將成為一紙空文。

（三）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原因

現代法治國家都有明文規定禁止刑訊逼供，我國的法律也不例外。但是，刑訊逼供現象在我國卻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

1、法律制度方面

第一，「如實回答」義務的不合理。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句話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如果不「如實回答」的話，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如實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開口說話，如何才能使其開口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即使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問話予以回答，也面臨著其回答是否「如實」的問題。「如實」的判斷標准和依據是什麼，又由誰來做出判斷？如果偵查人員認為其沒有回答或其回答並不「如實」，沒有盡到「如實」回答的義務，是不是就意味著他必須承擔所謂的不盡義務的責任，並受到相應的懲罰？就意味著偵查人員可以據此採用極端的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說「實話」？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但書」規定：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看起來似乎犯罪嫌疑人享有一定的沉默權，是針對所謂的「如實回答」義務所享有的權利。但是法律並未對什麼問題「與本案無關」做出明確的規定，亦未規定由誰確認，是偵查人員還是被訊問者？遺憾的是，事實上並非如此，偵查人員總能使盡其渾身解數使其所提的問題與案件有「關聯」，被訊問者仍要遵守「如實回答」義務。由此可見，此項「但書」不僅沒有保證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反而成為偵查人員冠冕堂皇的法律依據之一。

第二，偵查活動監督不力。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偵查活動合法與否進行都督，但是，偵查機關的絕大多數偵查措施都是自行決定的，且法律並未規定檢察院可以在偵查過程中派員在場。因此，檢察機關這種所謂的監督是極其不力的。而由檢察院自行偵查的案件，其偵查權力則更為強大，對於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無需經任何機關同意便可自行決定逮捕。同時，為了減少來自各方面的干擾，保證偵查、起訴工作順利進行，對於偵查活動也是不允許媒體進行報道的，即使享有特權的律師，在我國，不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無要求其在場的權利，就是要會見犯罪嫌疑人也不是那麼的自由。[9]所以整個訊問過程是在秘密狀態下完成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經遭到過刑訊逼供，外人根本無從而知。而遭到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訊當場翻供，他也很難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審判機關最終還是以證據不足為由，認定犯罪嫌疑人曾在偵查機關所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盡管事實並非如此），從而做出不利於犯罪嫌疑人的判決。這客觀上就為刑訊逼供的發生提供了有利條件，更為實施刑訊逼供者壯足了膽。

第三，證據制度的不完善。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證明價值高等特點，歷來都被稱為「證據之王」。一份如實供述的口供，無疑是極佳的證據。在尚未獲取其他重要證據的情況下，口供的作用和意義更加重大。不僅解決了犯罪嫌疑人否認犯罪的問題，偵查人員還可以從其供述中獲取其他線索，並進而找到其他的證據，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正因為此，口供深得偵查人員的「喜愛」。要獲取口供，而犯罪嫌疑人不肯從實招來，怎麼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則要啥有啥」。

對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立法者希望能藉此減少辦案時對口供的依賴，從而減少刑訊逼供。但是，這條規定其實並不完善。口供總是以書面形式存在的，並不能如實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過刑訊逼供。而且，我國法律並未規定，根據刑訊逼供所得的口供獲取的證據是無效的，因此，偵查人員可以通過口供中具體的犯罪情節，獲得其他的證據材料。這樣，口供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同樣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事。

2、認識觀念方面

第一，歷史包袱沉重。在漫長的歷史中，我國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輕人權的道路，刑訊逼供現象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合法的存在著。就連包青天包拯也把刑訊作為看家手段，動不動就「大刑伺候」，聲稱「不用大刑，焉得實供」。解放後，盡管在法律上刑訊逼供被加以嚴禁，但刑訊逼供的思想依舊存在並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生活。這種錯誤思想之所以會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國一直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實體、程序孰輕孰重盡管目前尚未有定論，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對程序公正價值的評價卻很值得我們借鑒。他說：「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標，程序是訴訟的游戲規則，只有依據程序進行的訴訟才是法律意義上的訴訟。」

第二，司法工作人員法制觀念淡薄。有些人認為刑訊逼供盡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於查明犯罪事實，挖清餘罪，客觀上提高了偵查的效率。然而刑事訴訟必須以公正為基礎，而非一味地追求效率。還有一種錯誤觀念認為，對於那些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人來說，他們不但觸犯了刑法，而且還拒不交待，對於這種人進行刑訊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但這種思想完全忽視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權利。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問話固然應該如實回答，但如果以此為借口，此時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的話，這不但有違人道主義精神，更嚴重的是它將動搖法律賴以存在的規范性基礎，使人們對國家的權威產生動搖。

第三，人權和人權保護觀念的淡薄。在長達幾千年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中國人權及人權保護觀念淡薄。我國的人權和人權保護觀念的承認和接受的時間不長，有關人權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宣傳、教育也開展不久。新中國建立後的最初10年、20年內，由於西方強國蠻橫在加以抵制和封鎖，長時期地被隔離於國際社會之外，這種國際環境和外部局勢特別容易激發中國人民自我保護的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上教條化了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使中國人民、領導國家的政治力量以及國家權力體系，始終對西方國家包括西方的人權價值觀念保持必要的，甚至是高度的警惕。作為一種民族意識，一種法律文化，在我國缺乏歷史基礎的情況下，要想在短期內徹底改變，形成深厚的人權觀念和人權保護格局是不可能的。

總之，刑訊逼供現象之所以能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長期存在，是由於人們尚未意識到它對社會整體發展的危害性，由於因刑訊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畢竟是少數，因此這些人的感受和呼聲便常常被淹沒而無礙大局。但是，社會的個體權利與價值已經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法律日益成為調整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主要手段的情況下，人們的思維方式必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出於對法律的信任和對公正的追求，人們不僅不會漠視少數人被侵犯的權利，而且會設身處地地想到在同樣遭遇時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必須看到刑訊逼供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刑訊逼供不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而且侵犯了國家法制建設的根基。在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今天，刑訊逼供現象已經成為破壞司法公正、侵犯人權，從而影響依法治國大局，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

三、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機制的完善

我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問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簽署了一系列的有關國際公約，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10]；加強了國內立法，如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在《刑法》中規定「刑訊逼供罪」；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擴大了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范圍等；加強了執法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然而，從司法實踐中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現象可以看出，在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方面仍舊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從背景上分析，既有現行訴訟制度的不健全，也有傳統訴訟觀念的消極影響。對此，完善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機制可以從制度完善和觀念更新兩方面入手。

（一）制度完善

第一，確立「拒絕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確立有限的「沉默權」規則。拒絕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最早源於美國殖民地時期的「被告人說話」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律師的介入以及辯方證人的作證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隨著殖民地與英帝國之間沖突的加劇，殖民地的人民開始要求享有由公正陪審團審判等普通法權利，而「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寫入美國獨立前各州的憲法或人權宣言的。[11]犯罪嫌疑人享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主要是為了防止這樣一種危險，即一個人所說的話可能被用作刑事起訴的證據。沉默權制度則是對這一制度的延伸。

「沉默權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對司法人員，包括警察、檢察人員、法官的訊問保持沉默，不證明自己有罪的權利[12].」在我國確立這一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是：（1）是進一步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民主和公正的需要。1997年3月17日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與1979年7月1日頒布的刑事訴訟法相比，其民主和公正的內容有所增加。例如，規定定罪權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中疑罪從無的內容；取消了免予起訴制度；規定了律師有權在偵查階段介入；規定庭審基本實行控、辯式等。但是，隨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不斷深入，客觀形勢要求，刑事訴訟進一步民主化和公正性，確保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賦予他們沉默權，已經是勢在必行。（2）是順應世界訴訟民主化潮流發展的需要。在當今世界，刑事訴訟民主化的不斷發展已逐漸成為一個大趨勢，其中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是一個重要內容。為了順應訴訟民主化的發展趨勢，我國也應當根據我國司法實際形勢及其利弊關系，逐步確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權」的原則。當然，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所以在引進「沉默權」原則的同應對此做出一些限制，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有利的一面。

第二，確立類似「米蘭達規則」的警告制度。「米蘭達規則」（Miranda Rules）又可稱為「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s），是警察訊問嫌疑人時的一項重要程序規則，也是「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特權」的延伸適用。按照「米蘭達規則」的要求，在羈押訊問之前，犯罪嫌疑人必須被告知：（1）你有權保持沉默；（2）你所說的任何事情都將並且能夠被用作在法庭上反對你的證據；（3）訊問時，你有權請一名律師在場；（4）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我們可以為你免費指定一名律師，在訊問時為你提供幫助。[13]第一句話是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肯定沉默權，便切斷了口供與案件之間的必然聯系，促使偵查人員不再一味追求口供，而積極尋求其他證據，這樣便可減少類似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第二句話是對犯罪嫌疑人慎言的一種警告，是對沉默權的補充。第三句話則是規定訊問時律師有權在場。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但並未規定訊問時律師有權在場。由於犯罪嫌疑人與偵查機關相比，在訴訟地位和力量上的差距較大，若讓犯罪嫌疑人單獨面對偵查機關，就容易受到偵查機關的強制，包括刑訊逼供。而律師熟悉法律，清楚犯罪嫌疑人的權利義務，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同時律師與了解偵查機關的權力義務，訊問時有其在場可以對偵查人員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防止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第四句話是有關獲得律師幫助的補充。

司法實踐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對自己享有怎樣的權利並不清楚，甚至是一無所知，確立這樣的警告制度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種現象。犯罪嫌疑人只有明白自己享有怎樣的權利，才能更好地利用，從而更好地保護自己，所以在強調依法治國，對人權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的今天，實行這種制度是必要的。

第三，確保律師的會見權、確立律師在場制度。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與律師會見權是其最基本的權利。通過會見，律師可以從犯罪嫌疑人那裡了解案件有關情況，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偵查機關的不當對待並能為其提供法律咨詢。這是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發揮辯護職能的基礎。我國刑訴法第96條規定，被聘請的律師，有權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訊問後或被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會見犯罪嫌疑人。六部委《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也對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最短的時限作了規定，而且指明「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但是偵查機關各自從部門的需要出發，對法律條文的含義和邏輯結構作出有違立法本意的解釋。比如，法律明確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除涉及國家機密案件外不需要經過批准，而他們則規定必須經過批准；最短時限48小時被當作除外條款來執行等等。另外，我國刑訴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由偵查機關決定是否派員在場。這一法律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更是被偵查機關淋漓盡致地擴張解釋。派員在場成為律師會見的前提條件。按偵查機關內部規定，派員在場一定要派承辦人員，其他人員不熟悉案情。由於派員在場的人員的特定性，會見律師須圍繞承辦人員轉。承辦人員聲稱「忙」，律師即無法實現會見權。而遲到的會見，實際上已無必要，律師會見形同虛設。偵查人員在百忙之中安排會見，又事前警告，事後追問，使犯罪嫌疑人與律師之間的交談毫無保密性可言，更使犯罪嫌疑人心理負擔過重，嚴重影響其與律師的交流溝通。

因此，建議我國立法應明確偵查人員的在場應是「看得見但聽不見」的在場，這樣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危險舉動，又能確保其與律師安全交談[14].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是律師介入偵查階段真正發揮辯護職能的一個基礎性、保障性權利，是律師進行其他訴訟活動的前提。這種會見只有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才有實質意義，而現行立法關於偵查人員會見時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及其執行狀況大大削弱了律師會見所應發揮的作用。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偵查機關在不告知律師的情況下，以錄音、錄像方式進行秘密監控。這種做法嚴重侵犯了律師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秘密交流權，應當明確加以禁止。簡而言之，法律對會見權的限制越來越少，應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特別是會見的保密問題，必須得到法律的認可。

第四，完善證據制度，確立自白任意性規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訴訟當事人要保護自己的實體性權益就必須用證據來證明自己的主張，沒有證據支持的主張就不會得到法律的保護，合法的權益也就得不到保障。證據在程序方面維護當事人權利的功能主要表現為證據規則的作用，即一方面通過合理的舉證規則和質證規則來保障當事人能夠行使收集證據、使用證據和審查證據的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嚴格的證據排除規則防止司法人員濫用職權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一般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只有是其自由意志的產物，是「自願的」，就是可以接受的。而非法證據規則在美國就是「毒樹之果」原則。「毒樹之果」原則是1920年的西爾夫索恩訴合眾國一案中確立的，在該案的判決中，法庭指出，非法獲取的證據不應當被用來獲取其他證據，因為最初非法獲取的證據已經腐蝕、污染了所有隨後獲取的其他證據。[15]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尚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規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行刑事訴訟法的不足。但是，作為一項基本證據原則，涉及公民的重大權益保障，由司法機關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的形式來加以規定，其合法性是值得質疑的，它與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遵行的程序法定原則的精神和要求根本相背離的。所以，基於訴訟規范化的要求，自白任意性規則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應在刑事訴訟立法中得到確立。

第五，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司法實踐中，當被告人以曾經遭到刑訊逼供為由當庭翻供時，法官常問的一句話是：你的證據是什麼？而現實中絕大多數的被告人因

⑼ 為什麼「完善立法體制，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的實現」

因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決定人民有立法權。完善立法體制才能讓人民廣泛參與立法，才能保障公民政治權利（立法權）的實現。

⑽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法律分析：1、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窄且難以擴大。目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單位絕大多數仍為原來的國有、集體企業，從人員構成看，個體、私營經濟組織只佔總數的8%。大量的個體、民營經濟不參保或參保不繳費的現象突出。一些已參保單位採取盡可能少報工資總額的手段偷、漏社會保險費。部分企業停產、改制、破產等無力繳費，造成大量參保人員的流失。

2、社保基金難以維持。自上世紀 90 年代後期以來，全國企業養老保險金收入，即使在「空賬運行」下都無法滿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規模呈逐步擴大之勢。在失業保險方面，隨著下崗與失業並軌，失業保險體系在財務方面呈現難以持續的情況，部分省份的失業保險金出現收不抵支現象。當前我國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於增速換檔期、轉型陣痛期和改革攻堅期三期疊加的關鍵歷史階段，就業壓力巨大，現行失業保險體系難以保持長期的收支平衡。雖然目前「統賬結合」的醫療保險制度實現了收支平衡，但由於受益范圍有限、部分參保人員個人帳戶資金不足、個人負擔過重等因素影響，醫療保險統籌基金運行存在隱患。

3、社保基金管理漏洞多。在醫療保險方面，部分參保人、非參保人、醫療服務機構採取非法手段侵蝕醫療基金，而醫療保險管理機構由於信息不對稱、許可權不足等因素，難以進行有效管理。在失業保險方面，缺乏有效的方式甄別參保人員尤其是登記失業人員的實際就業狀態，存在部分已經重新就業仍繼續領取失業保險金的現象。在養老保險方面，不合規的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員死亡後由家屬繼續領取養老金等問題難以根治。

4、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健全。我國人口眾多，農業人口比重相當高，占總人口的 80％以上，但是農業人口所享受的社會保障支出佔比較少。目前，我國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 80％在城市，世界衛生組織將中國衛生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個成員國的188 位。另外，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最小，待遇標准很低，有的地方陷入停頓狀態，有的地方已形同虛設。

5、社會保障法制滯後。關於社會保障方面的立法滯後，地方立法分散，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社會保障的法律規范。群眾在社會保障方面發生爭議，進行仲裁或提起訴訟時，由於立法滯後，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無法大多是根據勞動法、民法或其他相關法律進行仲裁或判決，法律有效性相對不足，一定程度上影響群眾依法保障自身權益。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社會保險關系，維護公民參加社會保險和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合法權益，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國家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第三條 社會保險制度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社會保險水平應當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和個人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有權查詢繳費記錄、個人權益記錄，要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提供社會保險咨詢等相關服務。

個人依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有權監督本單位為其繳費情況。

第五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將社會保險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國家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險資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對社會保險事業給予必要的經費支持。

國家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社會保險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