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發法學家
❶ 求關於三鹿奶粉事件的法律論文若干！
http://www.fydxw.com/jjlw/28-1.html http://www.law158.com/news/info/3/2008102/26904.shtml http://www.lawpass.cn/xiezuo/69.html http://www.51cmc.com/article/200809/20080920152815869235.shtml
❷ 法學界有哪些名人多介紹！
1、江平：
中國著名法學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寧波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學博士生導師。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回國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是七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
江平教授被收入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並被收入中國多種版本的著名學者、著名法學家名錄。
2、陳光中
浙江永嘉縣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930年4月23日生，浙江永嘉人。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新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開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1952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2001年，被中國政法大學授予終身教授稱號。
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和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他長期致力於刑事訴訟法學、證據法學、中國司法制度史和國際刑事人權法的研究，為培養法學高級人才，發展訴訟法學特別是刑事訴訟法學，改革和健全中國刑事司法制度，加強刑事司法人權保障，開展國內外訴訟法學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3、賀衛方
賀衛方無疑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1960年7月生，山東省牟平縣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法學學士），1985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1985年起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並主持《比較法研究》季刊編輯工作。1995年調至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任教。1992年被聘為副教授，1999年被聘為教授。1993年6-7月美國密執安大學、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學院訪問學者。擔任北京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國外國法制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4、王利明
王利明，男，1960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黨員，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召集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4年1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黨委原副書記、原副校長（兼）王利明接任常務副校長。
5、梁慧星
1944年1月16日生，四川青神人。中國著名民法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學研究》雜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四川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2008年擔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1966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獲民法碩士學位。1990年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
曾擔任職務：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合同法》起草委員會組長、《物權法》、《侵權法》、《民法通則》起草組核心成員。1990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9年起擔任第四屆及第五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2003年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屆特邀咨詢員、公安部第二屆特邀監督員，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等職；2007年擔任中央政治局《物權法》專題講座主講人。主要著作包括：獨著：《民法》、《民法總論》、《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研究》、《民法學判例與立法研究》、《民法解釋學》、《裁判的方法》、《法學學位論文寫作方法》等；合著：《合同法》、《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民法債權》、《物權法》、《中國物權法研究》、《中國民法典草案附理由》等；主編：《民商法論叢》、《中國民商法專題研究從書》等。
❸ 互聯網的發明者是誰屬於哪家公司
博納斯-李被認為是是世界互聯網的發明者。博納斯．李於1990年在歐洲核研究所任職期間發明了互聯網，互聯網路使得數以億計的人能夠利用浩瀚的網路資源。博納斯．李並沒有為自己的發明申請專利或是限制它的使用，而是無償地向公眾公開了他的發明成果，從而使網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獲得發展。如果沒有博納斯．李的發明，也就沒有今天的「WWW」網址。網際網路可能還只是少數幾個計算機專家的特有領域。
芬蘭技術基金會獎勵他1百萬歐元（120萬美元）作為他為互聯網作出的貢獻
❹ 法家的代表人中的集大成者是誰其主張是什麼
法家：
代表人物：
管仲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政治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漢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被譽為「聖人之師」和「華夏文明的保護者」。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失敗，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並因開創國營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國性服務業供奉為保護神。
李悝
李悝，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戰國初期魏國人（今河南濮陽）。約生於周定王五十四年(前455年)，卒於周安王七年(前395年)，戰國時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在魏文侯時任丞相，主持變法。司馬遷說：「魏用李悝盡地力，為強君。」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李悝變法在魏國走上富強之路過程曾做出很大貢獻，是中國變法之始，隨後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都在發展著李悝的變法實踐，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慎到
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早年曾「學黃老道德之術」，後來成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史記》說他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的法家類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後來很多都失傳了，《慎子》現存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群書治要》里有《知忠》、《君臣》兩篇，清朝時，錢熙祚合編為七篇，刻入《守山閣叢書》。此外，還有佚文數十條。
申不害
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另有資料認為在前420年－前337年），亦稱申子，鄭韓時期人物（今河南新鄭）人。戰國時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以「術」著稱，著有《申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的代表人物。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19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製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
商鞅
原名衛鞅，也叫公孫鞅，戰國時期魏國人。商鞅早年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孫痤病死後，魏王並沒有重用商鞅。後來聽說秦孝公下令求賢者，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變法理想的舞台。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制，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韓非子
韓非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理論不被當時的韓王所採納。在悲憤之下，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後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後，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但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最後自殺於秦獄中。韓非雖然一生都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卻著成了流傳千古的《韓非子》。
李斯
李斯，戰國末年楚國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游說關東六國，離間各
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為秦王政所採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於咸陽鬧市，並夷三族。
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漢法家人物、理財家。出生於洛陽，父親為當地商人。漢武帝時期的政治人物，專長為財政。桑弘羊13歲時「以心計」入貲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漢武帝賞識，被委以重任，歷任大農丞、大農令、搜粟都尉兼大司農等要職，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之久。終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斂資財以增強國力，為武帝屢敗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揚威，打通西域，開發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理財之功連對之十分不滿的司馬遷也不得不擊節贊揚，稱弘羊時代「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與權臣霍光政見不和被殺。
主張：
在先秦諸子中，針對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都不做，即「無為」的思想。三家激烈爭論，但他們都主張回到過去。此時，主張面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在政治制度上，法家主張郡縣制。在統治思想上，法家主張以刑罰，和權術治國。
❺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哪些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
1、管仲
管仲（約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 ，潁上人（今安徽潁上），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
2、士匄
士匄（？－前548年），中國春秋時代晉國法家先驅、軍事人物、政治人物。祁姓、士氏、按封地又為范氏，諱匄（范匄），謚號宣。範文子士燮之子。又稱范宣子。
前570年，范宣子出使齊國，勸說齊靈公繼續和晉國結盟，齊靈公派太子光參加雞澤之盟。前563年，他和中行偃建議晉悼公消滅妘姓小國逼陽（今山東嶧縣南）。
3、吳起
吳起（前440年－前381年），衛國左氏（今山東省菏澤市曹縣，一說菏澤市定陶區）人。戰國初期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吳起一生歷仕魯、魏、楚三國，通曉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內政、軍事上都有極高的成就。在楚國時，曾主持「吳起變法」。後因變法得罪貴族，遭其殺害。有《吳子兵法》傳世。
4、樂毅
樂毅，生卒年不詳，子姓，樂氏，名毅，字永霸。中山靈壽人，戰國後期傑出的軍事家，魏將樂羊後裔，拜燕上將軍，受封昌國君，輔佐燕昭王振興燕國。
公元前284年，他統帥燕國等五國聯軍攻打齊國，連下70餘城，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報了強齊伐燕之仇。後因受燕惠王猜忌，投奔趙國，被封於觀津，號為望諸君。
5、商鞅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庄鎮）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❻ 李開發的北京市教委民辦教育處處長
現任北京市教委民辦教育處處長
擬任北京教育音像報刊總社(副局級)黨委書記、擬提名為北京教育音像報刊總社(副局級)社長(試用期一年)
男，44歲(1969年6月生)，漢族，山東掖縣人，1994年6月入黨，1994年7月參加工作，黑龍江大學歷史專業、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專業大學畢業，歷史學學士、法學學士，法學碩士，高級政工師。
曾任北京市委教工委、市教委政策研究與法制工作處副處長。2007年12月任現職。
❼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興起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興起的原因：
1、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2、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也進入到一個「注重人事」、「私學」大興、「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在那裡，傳統的神權觀念和神權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沖擊、批判，「禮」思想、「法」思想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士」階層出現，私學大興。這些「士」階層有文化知識，有政治謀略，有軍事才能，他們的活動不受國界的限制，無論走到哪裡，都受到統治者的禮遇，從這個意義上講，士人的活躍，奠定了思想文化繁榮的基礎。
法家代表人物：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政治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漢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被譽為「聖人之師」和「華夏文明的保護者」。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失敗，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並因開創國營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國性服務業供奉為保護神。
姬僑（？—公元前522年），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號成子，人們又稱他為公孫僑、鄭子產，鄭國貴族，鄭國國都（今河南鄭州新鄭）人。他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人們又稱他為公孫僑、鄭子產。他自鄭簡公時（前554）被立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執掌鄭國國政，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政治家。子產沒有著述傳世，他的言行事跡，主要載於《左傳》、《史記》等書籍。子產的在法律上所做出的貢獻主要有鑄「刑書」，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書」，把自己所制定的刑書鑄在鼎器上，開創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提出「以寬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張。
李悝，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戰國初期魏國人（今河南濮陽）。約生於周定王五十四年(前455年)，卒於周安王七年(前395年)，戰國時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在魏文侯時任丞相，主持變法。司馬遷說：「魏用李悝盡地力，為強君。」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李悝變法在魏國走上富強之路過程曾做出很大貢獻，是中國變法之始，隨後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都在發展著李悝的變法實踐，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早年曾「學黃老道德之術」，後來成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史記》說他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的法家類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後來很多都失傳了，《慎子》現存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群書治要》里有《知忠》、《君臣》兩篇，清朝時，錢熙祚合編為七篇，刻入《守山閣叢書》。此外，還有佚文數十條。
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另有資料認為在前420年－前337年），亦稱申子，鄭韓時期人物（今河南新鄭）人。戰國時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以「術」著稱，著有《申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的代表人物。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19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製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
商鞅，原名衛鞅，也叫公孫鞅，戰國時期衛國人。商鞅早年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孫痤病死後，魏王並沒有重
用商鞅。後來聽說秦孝公下令求賢者，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變法理想的舞台。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制，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劇辛（公元前？～前243年），趙國人。戰國時期著名燕國將領。在戰國歷史上，劇辛不是一般人物，當年在趙國也出仕過趙武靈王。劇辛是戰國後期法家的重要代表，著有著名的《劇子》，亦稱《處子》九篇。
韓非，韓非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理論不被當時的韓王所採納。在悲憤之下，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後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後，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但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最後自殺於秦獄中。韓非雖然一生都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卻著成了流傳千古的《韓非子》。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趙氏，名政。秦莊襄王之子。出生於趙國都城邯鄲，十三歲繼承王位，三十九歲稱皇帝，在位三十七年。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華夏大一統的鐵腕政治人物。建立首個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曾採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的稱號，是古今中外第一個稱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贄譽為「千古一帝」。統一六國之前，有一次，他讀了韓非寫的書，十分佩服的說:我想和這個人交流，即使死也沒遺憾了。統一的，秦始皇開始將早在本國取得輝煌成功的法家學說應用到全中國。他根據韓非子的中央集權理論開始強化國家機器。在中央，確立了一整套為皇權服務的官僚體制，使皇帝總攬國家一切大權；在地方，廢除了所有的分封諸侯國，將全國統一劃分為三十六個郡縣，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權；
李斯，戰國末年楚國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游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為秦王政所採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於咸陽鬧市，並夷三族。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漢法家人物、理財家。出生於洛陽，父親為當地商人。漢武帝時期的政治人物，專長為財政。桑弘羊13歲時「以心計」入貲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漢武帝賞識，被委以重任，歷任大農丞、大農令、搜粟都尉兼大司農等要職，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之久。終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斂資財以增強國力，為武帝屢敗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揚威，打通西域，開發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理財之功連對之十分不滿的司馬遷也不得不擊節贊揚，稱弘羊時代「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與權臣霍光政見不和被殺。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法家是戰國時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東周在戰國後期（前256年）被秦國所滅，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在時間上並不全然包含在東周王朝裡面。西周時期，周天子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威權。平王東遷以後，東周開始，周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國也因社會經濟條件不同，大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出現了，各國的兼並與爭霸促成了各個地區的統一。因此，東周時期的社會大動盪，為全國性的統一準備了條件。
春秋戰國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其分水嶺是在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掉智氏，瓜分晉國為標志。
春秋時期，簡稱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另一說認為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戰國時期簡稱戰國，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東周後期至秦統一中原前，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後世稱之為「戰國」。「戰國」一名取自於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
❽ 用法律談談你對聶樹斌案件觀點
聶樹斌案有一大堆疑點，任意找出一個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來。
第一，從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七日，聶樹斌是被抓了以後，公安部門沒閑著，肯定的緊鑼密鼓地審查詢問，錄下口供。可惜，四天的審訊記錄都沒有了。四天以後，公安部門人員在審訊中說，「那你前幾天為什麼不說實話？」這證明前四天是審訊的，也應當有記錄，按通常的慣例來說，就是每天上下午分兩次詢問，也有八份詢問筆錄，怎麼可能丟了？這是一個極其不合理的說法。說實在話，這四天是關鍵的四天，你說他不說真話也好，你說誘供也好，你說刑訊逼供也好，屈打成招也好，我們橫豎查無對證，這是丟失了呢，還是隱匿了呢，丟失要有說明，隱匿也有交待。這不能輕松說一句丟失了結束的。要知道，案件的絕大多數可疑之處在此有交待，只可惜公安部門把本本丟了。要知道丟本本是歷史上極其少見的。
第二，正如聶樹斌案的幾任律師均說，從最初起意、到跟蹤被害人、兩人對話，拳擊受害人，實施強奸、掩藏衣物，一是極不連貫，交待前後矛盾之處很多，例如，交待性交時，沒有脫下褲衩就上了，強奸後，掩藏衣物時，才把褲衩脫下，和連衣裙一道帶出去。我們知道，沒有脫褲衩僅就褪下來是沒有辦法強奸得逞的。
第三，花上衣究竟有沒有？這是一個關鍵點。據聶案前代理律師披露，第一時間發現受害人遺體的石家莊市液壓件廠職工焦瑞生和李國平，在描述現場情形時，提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車、鞋子，臉部、牙齒、頭發、襪子、手臂、下身等諸多細節，卻都沒有提到過被害人的脖子上「花襯衣」，莫非就沒有所謂的「花襯衣」，否則她們瞪大眼睛，介紹從頭到腳，就獨獨把「花襯衣」遺漏了？不可能。為何讓張煥枝辨認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衣服？
第四，據康孟東（受害者之父親）陳述，他有多處疑點，聶的供述的現場衣物、自行車擺放位置、現場痕跡的均不相吻合。
相反，王書金的供述則准確得多。
第一，王書金供述的受害人穿著紫紅色的鞋子，而且是高跟鞋，這與現場完全吻合。
第二，王書金供述的受害人所騎的自行車是「一種彎梁的車，什麼型號記不清了，把是翹起來的」，則和現場完全吻合。（王書金卷52頁）
第三，王書金當時就在鄰近廠子安裝管道，從事體力活，身體健壯，他供述作案當天很熱，作案時沒有下雨，作案後下了一場雨，第二天天氣也很悶熱，沒有下雨，過了一天又下了一場大雨。這完全於當地的天氣情況相吻合。
根據鹿泉市氣象局1994年8月份的氣象資料，8月5日夜間有0.7毫米的降水，8月6日無降水，8月7日有23.6毫米的降水，這證明了王書金的供述作案的時間的准確性。
第四 王書金准確供述了受害人當時所穿連衣裙、內褲的花色、款式，用雜草和磚頭埋藏衣物，並准確的指認了埋藏地點，幾乎沒有誤差。
第五，王書金供述，在受害人身旁有一串鑰匙，這與聶樹斌至始自終沒有提鑰匙不一樣，不但與現場記錄相符合，而且更有細節相印證。
王書金說，受害人有一串鑰匙，當時就放在身邊的地上，他覺得沒有用，就沒有拿。（見廣平縣公安局偵察卷宗第50頁），在聶樹斌卷宗中，也能看到這串鑰匙的存在：受害者的丈夫侯某、同事余秀琴的詢問筆錄中說，康出事前手上用橡皮筋套著一串鑰匙。現場的勘察記錄有「左腳西側偏南30厘米處有一串鑰匙。」
這個五點，是不在現場的人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也編不起來的。
但是檢方還有兩項質疑。一是時間，檢方認為此案發生時間為下午五點多。王書金交待的下午兩點。我認為，當天是陰天，天氣悶熱異常，如果不是上班族可能對時間並無准確概念。王書金是一個勞力者，而不是地道的上班族，這個時間不準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項質疑是受害人的身高。受害人的屍體長1.52米，而王書金的供述是比他矮不多少。我以為，受害人生前穿著高跟鞋，高跟鞋後跟就有七八厘米的，何況是一活人，走動時也有感受不同，王書金隱蔽在路邊，低下身子攔截受害人，看上去這女人的身高要顯得高一些。所以，這一點是不應該刻意懷疑的，相信大多數讀者和我一樣。
我的判斷，對聶樹斌作案一事，有四大懷疑點，並且自始自終沒有直接物證，應按沒有證據證實的原則，確認無罪，因為聶樹斌已經死亡，應定為錯殺。這是一個遲來的公正，我們要接受教訓。
對於王書金作案，有五點證據證明其犯罪殺人屬實，且證據確鑿，交待得幾乎是分毫不差。王書金作為殺人強奸案的主角是無疑的。如果山東高院要進一步把王書金跳起來跺胸腹部可能導致骨折的問題查清楚，只須開棺驗屍而已。這個受害人是土葬，可以驗屍，這一點細節相信可以真相大白於天下。
說實在話，在二十年前的環境里，我們的公安部門的辦案技術、辦案能力和辦案水平確有嚴重不足的地方，強調破案率之下是會出大問題的，不要企圖去補這個窟窿，我們的思維方式要轉變。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有反必雪。讓我們依法辦案，依法糾偏，為我們治理下的社會早日呈現和諧安定的局面而努力。
李開發，著名法學家，法學博士，研究員，從事法律研究20餘年，先後經手案件百起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曾在地方黨校擔任法律專業教師三年多。曾與著名律師劉家輝一起推動中國交強險法規的修改，為全國私家車用戶贏得了權益。曾積極推進反壟斷法的研討與公布，曾連續五年專題撰寫國家住房保障法建議稿，受到社會廣泛關注。近年來一直參與各類法律案件研究。有多個代表性的大案要案糾偏的成果。2008年廣州許霆案一審判決無期徒刑，李開發在中央台點評案件時，直言判決錯誤，應屬於民法范疇。他用合同法、電子商務法規，中國銀行(601988,股吧)章程、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等十條理由證明許霆案屬於適用法律錯誤，後來在經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召開十五所大學法學院長與兩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參加研討會，取得了一致意見。廣州中院二審判決五年有期徒刑，實際執行一年釋放。2009年底，介入雲南何鵬案，我們召開中國法學講壇會議，中央電視台到場拍攝，全套錄音錄像文件遞送雲南高院，促使該案在無期徒刑已經入獄8年的情況下立即釋放。2012年討論上市公司關聯交易案， 使該上市公司得到查處，為廣大股民伸張正義，近億元國有資產得到清償。有數十件重要案件經過專家討論得到改判和糾錯。
❾ 國有企業的基本特徵
在《李開發：郎咸平的「七板斧」 謬在何處》（中國改革論壇2004-9-14企業改革欄目）一文中，李開發先生認為：「我觀察郎教授以前確實都很嚴謹，但在此次在引發討論中也不免有失誤之處， 他說顧雛軍七板斧轉移國有資產，我倒認為郎教授此次是七板斧詆毀國有企業改革。」
在「 經濟學家，你離實踐有多遠？」這一部分中，李開發先生談到：
「有句名言說得好，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中國革命中陳獨秀、張國燾都不敵毛澤東，缺就缺在對革命實踐的研究。什麼叫中國特色，就是中國的國情。國企的情況你只有深入下去，與企業的各類人員都交朋友，把各種觀點都結合起來分析，再找各類數據，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都做仔細的研究，才算有了一些了解，但也未必就是正確的。有的高談闊論的經濟學家，甚至連20年國企改革中針對的國企的弊端都不清楚，不知道10年來國企攻堅問題是什麼，這樣的人來做經濟學家，如果不是偏激，至少算是膚淺。」
「但願經濟學家們能將注意力引導到深入研究國企改革的實踐中去，研究在中國這樣一種國情下面如何使國有企業更有活力，研究困難的國企如何改革，那套改革措施如何具有好的操作性，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李開發先生講得好極了。特別講到了「研究在中國這樣一種國情下面如何使國有企業更有活力」。實在是說到了點子上。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我國的國情需要產權改革嗎？如果我們弄清了這個問題，郎咸平教授的錯對也就一目瞭然了：如果我國的國情需要產權改革，郎咸平教授關於停止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主張自然就是錯誤的；相反，如果我國國情不需要產權改革，郎咸平教授關於停止國有企業改革的主張也就是正確的，也就無須再爭論了！
一，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情是什麼？它需要產權制度嗎？
現在我們就順著李開發先生的思路，來認識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情。在我們的通俗讀本上是這樣講的：「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我國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1956年，改造了小生產者私有制度，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
在這里，「改造了小生產者私有制度，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意味著什麼呢？
第一，意味著資產階級和資產所有者已經被消滅了。我們所以說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就因為在我國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
第二，意味著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已經消除了。不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成員，在同一種所有制面前是沒有差別。也就是說，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因為沒有差別而不再存在資產所有權或產權方面的要求。這就象每個地球人都有同等的呼吸空氣權利，從而不會產生空氣呼吸權的要求的道理是一樣的。
從這里我們看到，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既沒有作為產權主體的資產所有者，又沒有產生資產所有權的所有制基礎，有什麼改革建立產權制度呢？
二，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中國國情到底是什麼？它需要產權制度嗎？
在第二部分。李開發先生論述了我國國情：「中國有13億人口，美國不到2.9億人，如果把中國與美國人口掉個個，美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會下降70%，社會生產率要下降60%以上，企業的競爭力也會大大下降，美國也許會成為二流國家。工業高科技的比重會大大下降，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也會是很大問題。中國如果是3億人口，人均資源豐富，改革的效率會高得多。人均收入也會高得多，全世界的人才，尤其是美國的優秀人才也會向中國流動。」「中國的改革最大的難處在於就業，資源相對短缺，謀生的空間較小，事實上的機會不均等，最大的危機在於貧富懸殊的矛盾」。
在這里，李先生首先注重的是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改革最大的難處就在於就業。但是，李先生卻忽略了我國十三億人口中，勞動力就有7億4千萬；我國的十三億人口是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即消滅了資產階級的中國，因此，我國人口的唯一的階級特徵就是只有勞動所有者，沒有資產所有者。這才是我國區別於西方國家的真正的國情特點。而這一國情特點也決定了我國改革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務不是什麼就業問題，而是怎樣發揮和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責任性問題。所謂解放生產力首先是解除7億4千萬勞動者的的種種束縛，使千千萬萬勞動者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所謂發展生產力首先是提高這7億4千萬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
而要充分發揮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必須建立全面體現勞動者利益要求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勞動者作為勞動所有者，它的利益要求表現為勞動所有權－－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勞動者當家作主和按勞分配權利。但是，產權制度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資產所有權的企業制度，也就是否定勞動者當家作主和按勞分配基本權利的企業制度。是與勞動者利益要求相對立的經濟制度。
從我國作為世界唯一的人口大國的特點來看，建立產權制度不能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對生產力和發展是有害無益。
三，從企業的基本特點來看，我國國有企業的的基本特徵是什麼？它需要產權制度嗎？
國有企業作為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所有制形式，它是勞動者「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具體體現。而在事實上它也確實消滅了資產所有者，消除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從而消除了產權賴以生存的基礎。歸結起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或其它公有制企業有三大特徵：只有勞動所有者，沒有資產所有者；只存在勞動所有權的利益要求，不存在資產所有權的利益要求；只能作為獨立的生產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不能作為獨立的生產資料實體存在和發展。而產權制度卻是以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資產所有權的、適合企業作為生產資料實體存在和發展的企業制度。它和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或公有制企業的客觀要求恰恰相反。
從我國國有企業的基本特點看，它所需要的是勞權制度，而不是什麼產權制度。
四，從企業的性質來看，我國的國有企業的特點是什麼？它需要產權制度嗎？
公有制經濟不僅在我國存在，就是在西方國家也同樣存在。但是，同樣的國有企業，卻是有性質的區別的。誰都知道，商品是兩重性的。同樣生產商品的企業也是兩重性的。作為滿足某種社會需求、形成使用價值的自然體，企業是由市場、產品、資金、技術、設備、人員等要素，產、供銷等多環節及生產、經營、管理等多方面構成的一個轉換系統，它必須滿足使用價值形成的一切條件。從這方面看，社會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沒有什麼區別；任何企業就其社會屬性而言，它總是某種生產主體滿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工具。我國的國有企業與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就其自然屬性而言是沒有區別的，但是，在社會屬性方面卻有根本性的區別：
西方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是以資產階級或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國有企業。由於資產所有者的利益要求表現為資產所有權的基本要求，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是資產所有者滿足資產所有權利益要求的工具；這一要求客觀上需要企業作為獨立的生產資料實體存在和發展（勞動力價值處於預定狀態，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表現為生產資料價值量的波動，表現為剩餘價值量的波動；而產權制度正是適合企業作為生產資料實體存在和發展的企業制度；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建立產權制度合情合理。
我國的國有企業是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的國有企業。由於勞動所有者的利益要求表現為勞動所有權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國的國有企業是勞動者滿足其對勞動所有權利益要求的工具；這一需要客觀上需要企業作為獨立的生產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生產資料價值量處於預定狀態，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表現為生產勞動價值量的波動，表現為消費價值量的波動；而要使企業作為獨立的生產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就必須建立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企業制度。我國的國有企業建立產權制度恰恰是「生搬硬套，背離國情」。
由此可見，從我國國有企業的特點看，我們需要的是勞權制度，而不是什麼產權制度。
五，從我國發展的歷史環境來看，我國國有企業的特點是什麼？它需要建立產權制度嗎？
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僅在自身性質和生存環境具有自身的特點，而且它的歷史基礎也是不同的。由於我國是直接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中間未曾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因而在我國既不存在合格的資產所有者－－資本家或股東，又不存在規范的僱用勞動者，更沒有成熟的經理人。處於這樣一種環境中的國有企業，雖同樣建立產權制度，卻不可能得到西方國家那樣的效率。
六、從企業經營機制的角度看，我國國有企業的特點是什麼？它需要產權制度嗎？
在改革過程中，我們一直強調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那麼，什麼是企業經營機制呢？
所謂機制，從經濟學角度講，就是某種經濟規律的表現形式與作用過程。譬如市場機制，我們有很具體的了解。這市場機制就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和作用過程，它是由市場反映系統（反映體制）把供應和需求狀態表現為價格波動，通過價格波動（一個波動），作用於商品生產者（利益主體），調節社會生產過程（調節體制），不斷使供應和需求狀態趨向一致。
什麼是企業經營機制呢？所謂企業經營機制就是社會基本經濟規律的表現形式和作用過程。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機制本質上就是剩餘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和作用過程，它由按資分配體制把企業經營狀況表現為剩餘價值量的波動，這種波動作用於資產所有者，資產所有者再通過相應的管理體制調節企業生產過程，從而使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處於能夠滿足自己利益要求的狀態。產權制度既然是以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資產所有權的企業制度，那麼，它所形成的經營機制就是按資分配機制。
我國的國有企業是不存在資產所有者，只存在勞動所有者。而勞動所有者的利益要求表現為勞動所有權。因此，在我國國有企業能夠發揮作用的經營機制，應該是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的、以勞動收入的波動為特徵的經營機制，它應該是由按勞分配體制來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並形成勞動收入波動，促使勞動者調節企業生產經營狀況。這種經營機制只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表現形式和作用過程。
改革前的國有企業也建立有產權制度，為什麼沒有形成有效的經營機制呢？那是因為改革前的國有企業建立也是產權制度，而產權制度是以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資產所有權的企業制度。由於我國公有制企業的生產主體已經是勞動所有者，不再是資產所有者，而產權制度形成的經營機制卻是以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經營機制，並不適合國有企業的客觀需要，所以這種機制處於無效狀態。
由此可見，適合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需要的改革應該是建立勞權制度，而不是產權制度。
從這里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什麼呢？那就是建立產權制度，進行產權改革不能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
七，如果「改革中出現的丑惡現象」是由產權制度的存在造成的，難道我們不應該停止產權改革嗎？
李開發曾談到，「平心而論，郎咸平的確看到了問題的一面。他看到了國企改革中的不公開、不透明和黑箱操作，看到了不公平的一面。然而，他是看出病象，卻沒診對病症，更沒開對葯方。改革中出現的丑惡現象，不應該成為不改革的理由，應該成為繼續深化改革的動力。」但是，在這里我們要問的是：如果改革中出發的丑惡現象本身就是由產權制度制度的建立或產權改革造成的，難道我們不應該停止產權改革嗎？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有三大特點：只有人格化的勞動所有者，而沒有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只存在著勞動所有權的利益要求，不存在資產所有權的利益要求；只能作為獨立的生產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而不能作為獨立的生產資料實體存在和發展。如果我們適合公有制基本特點，建立了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適合企業作為生產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的企業制度，那麼，公有制企業就有規范的生產主體，企業每個職工都會以主人翁的身份來管理企業，企業管理者和管理行為就會處於有效約束狀態，腐敗行為和官僚主義就難以產生和持久，類似資本外逃的現象怎麼會發生呢？
具體地說，如果我們也在國有企業建立類似農業生產責任制那樣的生產結果分配模式－－即「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使國有企業和其它公有制企業在保值的前提下作為獨立的生產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就會通過勞動收入的波動表現出來；而勞動收入的波動必然會促使企業全體職工關注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關注企業管理者及其管理行為，並通過相應的管理體制來調整企業的管理者及工作狀態，從而使企業經常處於正常發展狀態。很顯然，在建立勞權企業制度條件下，是決不會出現於志安外逃之類的現象的。
然而，現在我們在公有制企業建立的不是勞權企業制度，而是產權制度。公有制企業明明只有人格化的勞動所有者，沒有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但我們建立的卻偏偏是以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資產所有權的產權制度。產權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否定了勞動所有者當家作主的權利，解除了職工反腐敗、反貪官的武裝；另一方面又必然把國有企業或公有制企業變成了無主體企業。在這種情況下，缺乏約束的管理者是癩痢頭撐陽傘－－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攜資外逃又有什麼奇怪呢？
從表面來看，建立產權制度的國有企業或其它公有制企業也有股東，也有董事，也有監督者，但是，這些代表國有資產的股東、董事和監督者不過是「假洋鬼子」，當國有企業或其它公有制企業利益受損時，割的是別人身上的肉，他們感覺不到疼，怎麼能夠象真正的資產所有者那樣去監督管理者呢？不僅如此，如果條件許可，他們完全可以和貪官污吏同流合污，一起來損公肥私！
從這里我們看到，國有企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恰恰是由於產權制度不適合國有企業基本特點造成的，是由於產權改革與國有企業的實際不相適應造成的。試問，如果不停止產權改革，不用適合國有企業基本特點的企業制度取代產權制度，怎麼能從根本上消除國有企業存在的諸多問題呢？
❿ 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兵家的創始人分別是誰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富國強兵、以法治國。法是通過具體的刑名賞罰來實現的。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法家先賢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並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相當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法家大智慧/中國經典文化書系》在線購買-《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商鞅和韓非在政治制度上主張郡縣制。在統治思想上，法家主張以法制治國。
墨家是中國東周時期的哲學派別，諸子百家之一，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構成了漢民族三大哲學體系，法家代表韓非子稱其和儒家為"世之顯學"，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楊朱，道家代表人物)則歸墨(墨子)"等語，證明了墨家思想曾經在中國的輝煌。
墨家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巨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關注現世戰亂;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開始向科學研究領域靠攏。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張是: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推崇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節用)，重視繼承前人的文化財富(明鬼)，掌握自然規律(天志)等。
因為墨家思想獨有的政治屬性，兼之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官學勾結政策，墨家不斷遭到打壓，並逐漸失去了存身的現實基礎，墨家思想在中國逐漸滅絕;直到清末民初，學者們才從故紙堆中重新挖出墨家，並發現其進步性，近年來經過很多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學說出現復甦，並因其進步性而呈現出燎原之勢。
儒家學說，又稱儒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儒家思想是一種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為宗師，所以又有稱為孔子學說，對中國以及遠東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並持續至今的意識形態。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准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學說包括：五倫 十義 四維 八德 。
儒家經典形成於孔子時代，但是不同時代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奉儒學為官學的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被民國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文化最大限度的沖擊，不過在歷經多種沖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鏟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早已指出：「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儒家尊奉儒學，深諳易道。
儒家「知天文、識旱澇」（ 章太炎語），是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學派，也是封建的根本。
上學義、人生智慧義，提出一種有物混成且獨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論，也提出世界存在與運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動」的本體論思想，對於存活於其中的人類而言，其應學習的就是處世的智慧，於是老子也提出了眾多的政治、社會與人生哲學觀點出來，但重點都在保身修身而不在文明的開創，可以說他是以一套宗本於智慧之道的社會哲學與理論來應對混亂的世局，而無意製造社會的新氣象，因為那些都不是大道之本。
莊子是老子之後道家理論最重要開創者，道家哲學基本上也就是老莊二型而已。著有《莊子》，被分為內篇、外篇和雜篇，一般認為內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外篇是學生門人的作品，雜篇則是偽作。亦有不同說法，但《讓王》、《說劍》等則被認為必定不是莊子及門人的作品。
列子，戰國時人。現存有的《列子》八篇，是東晉張湛所輯 ，一般認為該書反映了戰國至魏晉間的思想。《列子》從道家思想出發 並對道家思想中無為的人生觀有所改造 強調人在自然天地間的積極作用 並認為人在一種不任強使力的生存狀態下，不憂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狀態。
王弼，三國時代人。當兩漢經學的發展已到尾聲，社會政治一直在動亂與不義的情境中，知識份子轉向玄學清談的風氣，王弼以其對老子哲學的深切體悟，註解老子《道德經》一書，重體用之分，有無之別，不但發展出詮釋老學的宗旨："貴無"的精神，並以此原理註解《易經》，甚至還因此改變了從漢易以來言象數易學的氣化宇宙論，而將易經的研究方向代之以純粹玄學思想 ，使中國易學史走向一個嶄新的局面。
郭象，西晉人，以《莊子注》聞名，主張「獨化」理論 是一種從高度抽象思維當中所發展出來的的玄學式概念理論， 認為宇宙萬物都生於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種物無大小 各順其適之精神，平等尊重每一個生命的人生觀。
先秦還有其他代表人物以及以後也出現了大量的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之後的楊朱也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楊朱本人及其思想在歷史上多被曲解了。《列子·楊朱》篇有「楊朱曰：「古人之，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呂思勉先生在評價楊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時指出：「夫人人不損一毫，則無堯舜，人人不利天下，則無桀紂；無桀紂，則無當時之亂；無堯舜，則無將來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楊子為我說如此，以哲學論，亦可謂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則淺之乎測楊子矣。」
有學者認為，道家起源應為遠古的隱士傳統，當然也有學者說老子是清廟之守，總之，道家的起源絕不是社會政治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從旁觀察世局，認真思索宇宙的真象，使用著抽象度高且不帶意識型態的執著的語言，描述天道與人事變化的法則，屬於原理性研究的層次是他們的專長。當先秦的老莊二子總攝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綱領之後，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響了儒家與法家的形上思想，儒家《易傳》之作與韓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說。但是在社會政治的實際影響力上，老子之學要到漢初黃老之治的實施後才正式被試驗著，因為在迭經春秋、戰國、滅秦、楚漢之爭之社會戰亂終告停止之時，人們終於發現爭強斗爭的害處以及休養生息的重要，於是老學原理的政治哲學觀點遂被重視。等到西漢強盛，君王開始好大喜功，爭戰的歲月再度啟幕，時代的風氣再度轉變，然後也再度敗壞，等到魏晉清談之風起，道家哲學又開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開其風，王弼更以簡潔有力的注經之作，從理論上深入道家之學並予以闡發，而向秀、郭象則發展庄學的注釋工作。魏晉之後，道家思想並未有鮮明的創造傳統之再現，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卻轉為道教、易學與儒學理論的開創所藉用的重要啟示，尤其是源自莊子的氣化宇宙觀，更被廣泛且深度地再開發著。而同一時期的佛學傳播，亦曾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是以道家「無」的智慧原理來表達的，此即世稱「格義佛學」時期。
道家哲學主要經過了老子原始老家、稷下學宮黃老學派、莊子學派、秦漢黃老道家、魏晉玄學新道家等發展時期。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漢初有張良、韓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將苑>、<百戰奇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中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
兵家
孫武，齊國人，字長卿，春秋時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經伍子胥的推薦，被任命為將，率吳軍攻破楚國。他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注重了解情況，全面地分析敵我、眾寡、強弱、虛實、攻守、進退等矛盾雙方，並通過對戰爭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以克敵制勝。他還提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強調了戰略戰術上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孫武著作有《孫子兵法》一書，為中國最傑出的兵書，並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視。
孫臏，齊國阿鄄人，孫武的後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時，為戰國時兵法家。他曾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後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於桂陵、馬陵。他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著有《孫臏兵法》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