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與完善
⑴ 禁毒知識
一、什麼是毒品?
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內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
二、什麼是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是指違反國家和國際有關禁毒法律、法規，破壞毒品管制活動，應該受到刑法處罰的犯罪行為。
三、我國《刑法》規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有哪些？
1、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第347條)；
2、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48條)；
3、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第349條)；
4、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第349條)；
5、走私制毒物品罪(第350條)；
6、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第350條)；
7、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第351條)；
8、非法買賣、運輸、攜帶、持有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罪(第352條)；
9、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第353條)；
10、強迫他人吸毒罪(第353條)；
11、容留他人吸毒罪(第354條)；
12、非法提供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罪(355條)。
四、毒品的危害性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為：毀滅自己、禍及家庭、危害社會。
1、嚴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
2、毒品問題誘發其他違法犯罪，破壞正常的社會和經濟秩序；
3、毒品問題滲透和腐蝕政權機構，加強腐敗現象；
4、毒品問題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五、染上毒癮的人一般有哪些跡象?
1、在家中或單位偷竊錢財、物品，或突然頻頻地向父母或朋友索要或借錢；
2、長時間躲在自己房間內，或遠離家人、他人，不願見人；
3、外出行動表現神秘鬼祟：
4、藏有毒品及吸毒工具；
5、遮掩收縮的瞳孔，在不適當的場合佩戴太陽鏡；
6、面色灰暗、眼睛無神、食慾不振、身體消瘦；
7、為掩蓋手臂上的注射針孔，夏季穿著長袖襯衣；
8、情緒不穩定、異常的發怒、發脾氣、坐立不安、睡眠差；
9、經常無故出入偏僻的地方與吸毒者交往。
六、導致吸毒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導致吸毒的原因有很多，常見的是：
1、好奇心驅使，逐漸發展成癮；
2、思想空虛，尋找刺激；
3、不相信吸毒上癮後戒不了，結果不能自拔；
4、因不知情被欺騙、引誘吸毒；
5、親友間的相互影響；
6、精神苦悶，情緒低落，以吸毒麻醉自己，解脫苦惱；
7、因治療疾病，長期服用某種產生依賴性的葯物而成癮。
七、怎樣正確對待吸毒者?
吸毒者是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既是違法者，義是受害者。從醫學的角度看，吸毒者也是病人。因此，吸毒者具有雙重身份。要正確地對待吸毒者，既不要把吸毒者當作犯罪分子歧視他們，又要區別於一般病人，嚴格管理，依法科學戒毒。
八、為什麼要把青少年作為禁毒預防教育的重點？
青少年正處於生理、心理發育時期.好奇心重，判別是非能力不強，抵制毒品侵襲的心理防線薄弱，加之對毒品的危害性和吸毒的違法性缺乏認識，最容易受到毒品的侵襲。我省的吸毒者中，80%以上是青少年。因此，對青少年進行珍惜生命，遠離毒品的教育是禁毒預防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九、「無毒社區」的定位是什麼?
以城鄉社區(城市一般是街道內的社區，農村一般是鄉鎮)為單位，按照屬地管理原則，由社區黨政組織統一領導，把禁吸、禁販、禁種、禁制各方面的工作分解量化，分階段提出明確的目標任務和落實措施，建立覆蓋整個轄區的禁毒管理機制和工作責任機制，層層簽訂責任書，定期進行檢查評比，努力實現「四無」目標，最終達到「無毒社區」。
警示語：
1、珍惜生命、遠離毒品；
2、吸毒害人害己害社會：
3、一日吸毒、一生戒毒、終生想毒；
4、敲開了毒品的門，挖好了自己的墳；
5、吸毒一口，掉入虎口。
十、我國有關禁毒的刑事法律有哪些？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新《刑法》,將《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禁毒的決定》中的有關禁毒的刑事立法部分作了較為詳細的規范,成為我國目前現行的懲治毒品犯罪最完善的刑事立法。除《刑法》第3章第4節第191條,專門規定了有關反洗錢的內容外,第6章第7節共11條27款專門規定了有關毒品犯罪的罪名和處罰。?
十一、什麼是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是指違反國家和國際有關禁毒法律、法規，破壞禁毒管制活動，應該受到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約》規定：毒品犯罪是指非法生產、製造、提煉、配製、兜售、分銷、出售、交售、經紀、發送、過境發送、運輸、進口或出口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種植毒品原植物以及進行上述活動的預備行為和與之相關的危害行為。
十二、毒品犯罪有哪些特徵？
毒品犯罪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徵：(1)毒品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即具有社會危害性；(2)毒品犯罪是觸犯刑法的行為，即具有刑事違法性；(3)毒品犯罪是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即具有應受處罰性。
⑵ 跪求：律師專業畢業論文（題目任選，如下）需要兩篇，各給100分
1.論法治原則在憲法中的體現
2.論我國憲法監督機制的完善
3.論依法治國與堅持黨的領導
4.關於完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思考
5.論法與正義
6.論法律移植
7.論法的功能
8.論法律信仰
9.人格權的法律保護
10.論隱私及其立法保護
11.論依法治國與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12.完善法律監督機制的幾點思考
13.論國家司法豁免權
14.論人權的國際保護與國家主權
15.論中國的領海制度
16.論契約自由原則
17.論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18.論無權代理
19.論知識產權法律特徵
20。關於完善我國監護制度的討論
21.論無效合同的確認和處理
22.論合同的違約責任
23.論罪刑法定原則
24.論國家工作人員范圍的界定
25.訴訟成本論
26.計算機犯罪的認定與處理
27.論虛假廣告罪的構成
28.論非法傳銷與刑事犯罪
29.論我國毒品犯罪的立法完善
30.論我國關於環境犯罪的立法
31.論權利質押
32.論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的法律運用
33.論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
34.論民法的基本原則
35.關於完善私有財產法律保護的思考
36.論國家賠償制度的完善
37.加入WTO對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的影響
38.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39.完善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思考
40.論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
41.論我國失業保險制度的完善
42.論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43.論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完善
44.網路立法研究
45.網路中的知識產權保護
46.網路隱私權的立法保護
47.論刑法中的單位犯罪及其處罰
48.論正當防衛
49.試論侵權著作權的犯罪
50.論刑法中間接故意與過於自信過時的關系
51.論刑法的效力
52.論數罪並罰
53.論刑訴法「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
54.論對被害人訴訟地位的訴訟權利的保障
55.論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
56。論訴訟代理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體地位
57.論行政處罰中的「一事不再罰」原則
58。論公司的法律人格
59.論律師的訴訟地位
60.反壟斷立法的幾個問題
61.論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職責
62.論我國的物權體系
63.制定民法典若干問題淺論
64.我國反傾銷制度評析
65.論懸賞廣告的法律效力
66.執行難原因探析與對策研究
67.論刑事科技手段在刑事偵查中的作用
68.論夫妻共同財產制度的完善
69.論夫妻忠誠義務與我國婚姻法完善
70.司法體制改革與政治文明建設
71.關於新時期我國軍事法體系建構的設想
72.中國軍事法的歷史演進
73.論我國軍事法治的現代化
74.中國近代軍事法文化的若干特徵
75.我國軍事法律文化現代化
76.中外軍事法律文化比較
77.論軍事法的價值構造
78.維護軍事秩序與軍人合法權益
79.論我國軍事刑法體系的構造
80.我國軍事法的本土資源探析
81.試論軍隊律師隊伍制度的特點及其體系構造
82.論新《立法法》對軍事立法秩序的優化
83論軍事檢察機關的監督權
84.國防動員立法研究
85.論我國軍事行政執法的特點
86.新時期完善軍事司法制度的思考
87.論軍事執法中武裝沖突法的地位和作用
88.對台軍事斗爭中的國際法問題研究
89.現代戰爭與戰爭法若干問題的思考
90.論對台使用武力的法理依據
91.從國際法看台灣的主權歸屬
92.論戰時軍事刑事訴訟制度
93.論戰時軍事審判制度
94.國際懲治戰爭犯罪研究
95.提高依法治軍水平的法理思考
96.關於軍事行政訴訟制度的探討
97.國防監查法律制度研究
98.論法制教育與依法治軍
99.軍事法人才培養與改革
100.論我國軍事法制人才培養機制的完善
(5050)
⑶ 我國法律是如何打擊毒品犯罪的
我國《刑法》對毒品犯罪的有關規定
我國《刑法》規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有哪些？
（1）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第347條）；
（2）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48條）；
（3）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第349條）；
（4）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第349條）；
（5）走私制毒物品罪（第350條）；
（6）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第350條）；
（7）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第351條）；
（8）非法買賣、運輸、攜帶、持有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罪（第352條）；
（9）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第353條）；
（10）強迫他人吸毒罪（第354條）；
（11）容留他人吸毒罪（第354條）；
（12）非法提供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罪（第355條）。
走私毒品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1）走私鴉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數量大的；走私毒品集團的首要分子；武裝掩護走私毒品的；以暴力抗拒檢查，情節嚴重的；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的，處15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2）走私鴉片200克以上不滿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滿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數量較大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3）走私鴉片不滿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滿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1）依照《刑法》第347條規定，販賣、運輸、製造鴉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數量大的；販賣、運輸、製造毒品集團的首要分子；武裝掩護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的；以暴力抗拒檢查、拘留、逮捕，情節嚴重的；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的，處15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2）販賣、運輸、製造鴉片200克以上不滿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滿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數量較大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3）販賣、運輸、製造鴉片不滿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滿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4）依照《刑法》第350條之規定，明知他人製造毒品而為其提供或買賣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於製造麻醉品和精神葯品的物品的，以製造毒品罪的共犯分別論處。單位有上述違法犯罪行為的，除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製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外，並對單位判處罰金或者予以罰款。
（5）依照《刑法》第355條第1款、第2款的規定，依法從事生產、運輸、管理、使用國家管制的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的人員，向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國家管制的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的，按《刑法》第347條規定的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單位有上述違法犯罪行為的，除對其直接責任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販賣毒品罪處罰外，並對單位判處罰金或者予以罰款。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根據《刑法》第348條之規定，非法持有鴉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數量大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非法持有鴉片200克以上不滿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滿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數量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根據《刑法》第349條規定，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緝毒人員或者其他國家機關人員掩護、包庇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的犯罪分子，依照前款從重處罰；事先通謀的，以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
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依照《刑法》第349條的規定，為犯罪分子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於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走私制毒物品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依照《刑法》第350條之規定，非法運輸、攜帶制毒物品進出境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數量大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明知他人製造毒品而為其提供前款規定的物品的，以製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單位犯該罪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同一規定處罰，對單位判處罰金或予以罰款。
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1）依照《刑法》第350條之規定，犯買賣制毒物品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數量大的，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2）單位犯該罪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同一規定處罰，對單位判處罰金或予以罰款。
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依照《刑法》第353條之規定，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引誘、教唆、欺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從重處罰。依照《刑法》第356條之規定，因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本罪的，從重處罰。
強迫他人吸毒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1）根據《刑法》第353條第2、3款的規定，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強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從重處罰。
（2）依照《刑法》第356條之規定，因走私、販賣、運輸、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的，有犯本罪的，從重處罰。
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1）根據《刑法》第354條的規定，犯本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2）對於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應當區別以下三種不同的犯罪行為，分別予以從輕到重的處罰：對單純容留行為的，應當處以相對較輕的刑罰；對以牟利為目的容留行為，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處以相對較重的刑罰；對以販賣毒品為目的容留行為的，應當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從重處罰，並在此基礎上與販賣毒品罪進行數罪並罰。
（3）依照《刑法》第356條之規定，因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本罪的，從重處罰。
非法提供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罪的刑事責任是怎樣規定的？
（1）依照《刑法》第355條的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麻醉品、精神葯品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向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國家規定管制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的，依照本法第347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非法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毒品的單位，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上述規定處罰，並對單位判處罰金。
（2）依照《刑法》第356條之規定，因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有犯本罪的，從重處罰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遭受著毒品的嚴重侵蝕，禁毒形勢十分嚴峻：全國累計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為114．04萬人，現有吸毒人員為79．1萬，涉毒地區已發展到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佔全國總縣數的3／4以上，我國已由毒品過境國轉變為毒品過境與毒品消費並存的毒品受害國。
首部《禁毒法》年內有望通過
針對我國毒品犯罪的現狀，國家禁毒委員會決定自今年在全國開展為期三年的禁毒人民戰爭。但法學專家們指出，在積極開展禁毒人民戰爭的同時，禁毒立法工作刻不容緩。
首都師范大學法學副教授房慧敏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雖然我國從1990年就陸續頒布了有關禁毒的法律法規，但現在依舊缺乏一部統一、完備的關於禁毒工作的專門法律。中國現行《刑法》關於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著彈性較大、缺乏量化規定等問題，而地方條例對打擊串聯式的毒品犯罪也有局限性。迄今，中國沒有一部法律對自願戒毒的性質、方式、法律行為等作出明確規定。她特別指出，《立法法》出台後，各法律法規還存在相互矛盾和抵觸，不利於禁毒行動的開展。因此，出台一部全國性的《禁毒法》十分必要。
據悉，《禁毒法》草案正在進行緊張地完善。5月，國家禁毒委員會公開表示將推動《禁毒法》年內頒布實施，並通過立法把禁毒明確為基本國策。
這部法律起草過程中，對吸毒的合理定性問題成了專家們爭論的焦點。「吸毒行為應不應該被定為犯罪」，這個話題引起了廣泛爭議。
吸毒沒被定罪，會導致執法困難？
北京市公安機關的一名緝毒警官告訴記者，一般認為毒品犯罪包括毒品種植、加工製作、運輸走私、窩藏攜帶、吸食注射等諸多環節，由於我國《刑法》沒有將吸毒規定為犯罪，使得大量的吸毒人員游離在刑罰的邊緣而無須承擔任何刑事法律責任。
許多在一線參加戒毒工作的人員指出，許多吸毒者靠以販養吸、以販促吸，既是吸毒者，又是販毒分子，由於沒有相應的法律規定，司法實踐中很難認定。
一些法學專家還表示，我國《刑法》歷來主張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如果不將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吸毒行為定為犯罪，就失去了刑事法律規范的內部協調統一，會造成打擊不力，更無法阻止更多的人吸食毒品。
而中國政法大學曲新久教授則在接受采訪中明確告訴本網記者，我國法律對吸毒者的處罰已經適當，沒有必要加強。
「吸毒是吸毒者自己的個人消費行為，單純的吸毒行為僅僅危害到吸毒者自身，並沒有直接危害到他人和社會。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吸毒、販毒和制毒的規定很明確，不應該會導致執法困難。」曲新久說。
吸毒被定罪，能切斷毒品供應鏈？
接受采訪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告訴記者，吸毒、販毒、制毒是一個整體的鏈條，從宏觀上講，將吸毒定為犯罪有利於縮小毒品的需求市場，從根源上切斷毒品的供應鏈。
「採取法律手段嚴厲懲罰吸毒者，對沒有嘗試過毒品的人也會起到震懾作用，可減少毒品的市場。」夏學鑾強調，在用重典治毒的同時，還要給予吸毒者和容易嘗試毒品的高危人群以人文關懷，將他們的注意力從毒品轉移到正常的事務上來。
曲新久則表示，將吸毒規定為犯罪行為沒有震懾力，吸毒者不會因為吸毒是犯罪行為而停止吸毒。他說，即便將吸毒行為定為犯罪，正常情況下，判處的刑期最多二三年，「這樣的法律處罰結果對於吸毒成癮的人來說，其震懾力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如果將吸毒定為犯罪，不利於吸毒者到醫院或者是戒毒所治療，因為沒有人敢承認自己的吸毒史。
曲新久還認為，將吸毒定為犯罪，作一些不可能太重的刑事處罰，根本不可能遏制毒品犯罪發生乃至增多情況的出現，根本無法切斷毒品犯罪鏈條，「因為毒品犯罪的出現是由於非法暴利的刺激，這個根子除不掉，毒品問題也就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相反，只有通過人性關懷的措施，減少吸毒者，減少社會對毒品的總體需求，才有可能減少毒品犯罪。
6月22日，在北京安康醫院，本網記者見到了長年和戒毒者一起生活的向日葵社區醫生王志強。他十分贊同曲新久教授的觀點，「吸毒者需要的是治療和關愛，而不是懲罰」。
王志強說，吸毒者對毒品的依賴已經被列為精神病范疇，毒癮也被定義為一種慢性腦病，不是靠懲罰能夠威懾和控制的。吸毒者都希望戒毒，但是戒毒卻不容易。吸毒者需要的不是懲罰而是治療。只有當他們為了吸毒侵犯到他人或者社會的利益而且侵犯到一定程度時才可以依法處罰。
吸毒行為最後的定性如何，也許只有等到《禁毒法》最後頒布才能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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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毒品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發布日期：2009-02-25 文章來源： 互聯網 一、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意義
刑法的目的和任務是保護法益，犯罪應當被限定在對法益的加害行為（侵害法法益或者具有侵害法益危險的行為）[1].法益的確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張明楷教授在《法益初論》一書中對法益的機能進行了很詳細的論述[2].
張教授在書中對法益的機能重點進行了四個方面的論述，包括法益的刑事政策機能、法益的違法性評價機能、法益的解釋論機能、法益的分類機能。具體說來，法益的刑事政策機能表現為：使刑事立法具有合理目的性的機能；使刑法的處罰范圍具有合理性的的機能；使刑法的處罰界限具有明確性的機能。違法性評價機能表現為：行為是否違法是根據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脅來評價的；法益概念還揭示違法阻卻事由的實質；法益概念還說明超法規的違法阻卻事由。法益的解釋機能是指法益具有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對某個刑法規范所要保護的法益內容的解釋不同，就必然導致對犯罪構成要件理解不同，進而導致處罰范圍不同。法益的分類技能表現為：我們可以根據法益的內容對犯罪進行分類，我們也可以根據法益的主體對犯罪進行分類，我們還可以根據法益的侵害形態進行分類。
依據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上面的所說的法益屬於大前提，我們本文要討論的毒品犯罪法益屬於小前提，上面所說的法益的機能同樣適應於毒品犯罪的法益[3].毒品犯罪法益研究同樣具有對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機能，具體來說就是使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具有合理目的性的機能；使毒品犯罪的刑法處罰范圍具有合理性的機能；使毒品犯罪的刑法處罰界限具有明確性的機能。毒品犯罪法益研究同樣具有對毒品犯罪的違法性解釋的機能，具體來說就是行為是否構成毒品犯罪的違法是根據毒品犯罪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脅來評價的；毒品犯罪法益概念還揭示毒品犯罪違法阻卻事由的實質；毒品犯罪法益概念還說明毒品犯罪超法規的違法阻卻事由。以此類推，毒品犯罪法益的解釋機能和分類機能也同樣一目瞭然，這樣，我們進行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意義就非常清楚和明朗。
然後，我們還需要探討一下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現狀。可以說，現有的關於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存在如下幾方面的缺陷。首先，討論毒品犯罪法益的現有文獻的數量非常少。很多文獻討論到相關問題時也只是對毒品犯罪的客體進行論述[4].可以說很多的人還是沒有意識到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重要意義，諸多需這天天在接觸毒品犯罪的研究材料，諸多刑事審判的法官天天在進行毒品犯罪的審判，但是並沒有對毒品犯罪的法益表示應有的關注，更沒有形成研究性的文字。第二，對毒品犯罪法益的基本概念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就像我們在另一篇文章裡面說的那樣，不管是法學大家還是一般的法學研究者，或者是普通的實務工作者，對毒品犯罪的基本問題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觀點。學術上的復雜性和理論上的爭論性在這里顯得尤其的突出和明顯。幾乎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自己的說法（下面的具體論述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存在多大的分歧和差異），那些沒有自己的說法的人很多也就是人雲亦雲地把別人的觀點變為自己的文字。可以說，如果對同一個問題存在的不同看法太多，我們可以肯定這個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和更加細致。沒有解決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第三，基本上還沒有形成對毒品犯罪法益的自覺研究。很多的時候僅僅是附帶地對毒品犯罪的法益或者客體進行解釋，更多的時候就是順便帶一筆，就是對毒品犯罪進行詳細研究的高魏先生在《販賣毒品罪研究》一文中也沒有形成完全的自覺，雖然作者對販賣毒品罪的本質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但是我認為就從對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來看，作者的研究還只是一種附帶的研究，從他的角度和使用概念可以看出來他更多的時候是為了其他觀點的自圓其說才對販賣毒品罪的深層本質進行了討論[5].然後需要說明的是，上面三個方面的現象是緊密相聯的，研究的材料少就很難以把問題認識清楚，沒有把問題認識清楚就很難以形成統一的觀點，也就影響自覺性的形成。反過來說，自覺性不足就不會有很多的人來研究，也就很難以形成大量的文獻數量，因此也就難以形成統一的認識和觀點。總的說來，我們現在對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還處在很初級很粗淺的階段，還有加深研究的必要和可能。
此外，我們平時也討論過，在我們多年的審判實踐當中，我們接觸的最多就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盜竊罪和販賣毒品罪，而在這些犯罪之間，毒品犯罪是最復雜的，其原因就是因為其他幾種犯罪都是自然犯罪，傳統犯罪，人們對他們已經有了基本的認識，對故意殺人罪的危害就是一個小孩也知道，對故意殺人罪的法益基本上也沒有看到過爭論，對故意殺人罪的認定標准有統一的認識。可以說人們對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諸多傳統型犯罪的基本問題的認識是成熟的統一的。但是毒品犯罪就不一樣，它屬於一種現代性犯罪，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法定犯罪，是社會和國家依據社會的現時需要而擬制出來的一種犯罪，因此人們對毒品犯罪的認識就不統一，各有各的說法和看法。人們對毒品犯罪的法益、毒品犯罪的構成、毒品犯罪的停止形態、毒品犯罪的共犯與從犯等基本問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人們對什麼是毒品犯罪，毒品犯罪危害了什麼，為什麼要懲罰毒品犯罪等常識性的問題還沒有一致的答案。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加有必要加深對毒品犯罪的研究和討論，而毒品犯罪的法益研究又處在這樣一個研究領域的核心位置。因此，毒品犯罪的法益研究的重要性又凸顯一層。
基於上面所說的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重大意義和我國目前對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境況，我們認為本文找到了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實踐的和學術的意義。
在接下里的文字裡面，我們首先對現有的錯誤觀點進行評析，主要對「人的身體健康說」和「毒品管制秩序說」進行分析和批判[6]，然後分析得出本文認為正確的觀點——毒品犯罪的法益是社會有機體的公共健康，並對公共健康的概念進行解釋和闡明這種提法的理由。
二、毒品犯罪侵害了人的身體健康？
在論及這個觀點的時候，我們首先來看看普通的文字對毒品給人的身體健康造成危害的描述。「吸毒嚴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它對人體神經、內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統以及各組織器官的功能代謝和結構會造成嚴重損害。吸毒會產生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抑制，減慢呼吸頻率，降低肺功能，導致人體缺氧，產生肺水腫，最終因呼吸衰竭致人死亡；吸毒會影響植物神經功能，引起腦部化學物質改變、神經功能紊亂、智能減退、血液循環障礙、胃腸功能紊亂等，從而導致頭痛、抽搐、胃腸絞痛等毒副作用；吸毒可直接損害人體免疫功能，使人容易感染疾病；女性吸毒者有閉經、痛經和排卵停止，妊娠婦女可導致早產、畸胎或胎兒死亡，若胎兒倖存也已成為毒品間接依賴者。同時，由於一些吸毒者採用靜脈注射方式，他們共用未經消毒處理的注射器和針頭，成為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
對人的身體健康造成損害的實例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下面就是一些活生生的列子。
「吸毒加速死亡：吸毒者為滿足毒癮易造成吸食（注射）過量毒品導致呼吸中樞衰竭而死亡或毒品中混雜有毒、有害物質出現過敏性休克及各種復雜的並發症，嚴重者導致死亡。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電影演員朱潔1997年因吸毒過量死亡，年僅28歲。梁蓓麗，21歲，貴州人，一個聰慧、漂亮的女孩，染上毒癮後，靠賣淫維持吸毒，因注射毒品過量死於南寧市街頭。」「吸毒對後代貽害無窮。或是母嬰垂直傳播成為愛滋病受害者，或是一出生就染上了毒癮成為小小的」癮君子「，有的成為了吸毒父母親毒癮發作時發泄的對象。南寧市一名婦女懷孕期間吸食毒品，胎兒在母體中深受其害，一出世就呈現窒息、痙攣狀態，此後，母親哺乳前必須吸食毒品，嬰兒才肯進食，否則哭鬧不止，嚴重危及生命。[7] 」
上面的描述就是吸毒對人的身體健康造成影響的案例，也正是這樣，人們才會有各種各樣的關於毒品犯罪是侵害了人的身體健康的觀點。認為毒品犯罪是侵害了人的身體健康的觀點具體表現多種多樣，有些是認為侵害了單個人的身體健康，有些是籠統地認為侵害了人的身體健康，有的是認為侵害了其他的法益和身體健康，有的則明確地認為是侵害了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在概念表述上也多種多樣，有表述為「人的身體健康」，有表述為「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有表述為「人民健康」，有表述為「公眾健康」，等等。但是這些觀點的共同點就是毒品犯罪的客體或者說法益是人的身體健康。
比如，對毒品犯罪進行了專門研究的高巍先生就認為毒品犯罪的本質在於其危害了人民健康，並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8].（我在後文要對作者的論述進行批判。）
張明楷先生持有類似的觀點，認為「毒品是危害公共健康的物品，製造毒品罪的法益就是公眾健康。[9]」然後，張教授在該書的分則部分堅持了同樣的觀點，而且是引用了日本刑法學者的觀點[10].
下面也還要提到的觀點就是認為毒品犯罪侵害的是多種法益，是人的身體健康和國家對毒品的管制。一種表述為：「該犯罪的客體，是多家對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的經營的管理制度和人的身體健康。」
一種表述為：[11]「販賣毒品罪所侵害的客體是國家對毒品的管制和人民的身心健康。」[12]
還有的表述為：「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體是復雜客體，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所侵犯的犯罪客體包括國家對毒品的管管理制度，同時也侵害了公民的身心健康。」
[13]還有的表述為：「本罪的客體是國家對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的生命健康。[14]」
然後還可以列舉國外關於人的身體健康的說法。如日本刑法採用法益三分法，把法益分為個人法益、社會法益、國家法益。一般把販賣毒品的侵害法益界定為不特定多數人的健康這種法益。[15]德國還認為：使用毒品行為在刑法評價上為自傷行為的一種，而提供毒品行為，如販賣、運輸、製造、交付或是轉讓毒品給他人的行為，本質上應該評價為使他人使用毒品有所可能的幫助行為。從刑法解釋學的角度來看，應當屬於自傷加工行為[16].除此之外，國外學者還有其他諸多說法。但是我不再例舉，因為我認為討論一個國家的一個個罪的法益不能離開這個國家的語境進行討論，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社會認識和國家的特殊情況，每一個國家的民眾的普遍認識也不一樣，因此每一個國家對犯罪的認識也不一樣，這樣，不同的國家也就具有不同的法益界定[17]，對於毒品犯罪來說也一樣，不同的國家有充分的理由對毒品犯罪的法益做出不同於別國的界定。因此，國外的說法也就僅僅只能作為一個參考而已。
如果初略來看，我們能好像覺得上面的描述和上面的諸多學者的論點是一致的，描述的是吸毒侵害了人的身體健康的生動現象，學者們的論點是毒品犯罪的客體或者法益是人的身體健康。但是我們進行一下深入的分析就可以發現，上述學者的表述是存在很大問題的。
第一，我們從上面的文字裡面就可以看出來，人的身體健康的危害不是毒品犯罪造成的，而是吸毒的行為造成的。「吸毒嚴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它對人體神經、內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統以及各組織器官的功能代謝和結構會造成嚴重損害。吸毒會產生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抑制，減慢呼吸頻率，降低肺功能，導致人體缺氧，產生肺水腫毒品對人體神經、內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統以及各組織器官的功能代謝和結構會造成嚴重損害……」，我加著重號的地方是我需要引起讀者注意的文字，那就是這些危害行為的主語是「吸毒」二不是毒品犯罪，是吸毒而不是販毒和運輸毒品對人體神經、內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統以及各組織器官的功能代謝和結構會造成嚴重損害。是吸毒加速人的死亡而不是毒品犯罪加速人的死亡，是吸毒是給人們的後代造成身體上的殘害而不是毒品犯罪給人的後代造成身體殘害。是吸毒者本身才造成了自己的身體的危害，而本身的這種吸毒行為反倒不是受到懲罰的行為。這就使得人的身體健康的說法很難以站住腳。從法感情的角度來認識，我們難以說是販毒的行為造成了人的身體健康的損害，也很難以說是運輸毒品的行為造成了人的身體健康的損害。當然，有學者藉助抽像危險犯的的概念進行了解釋，但是我們認為抽象危險犯的提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用抽象危險犯的概念來證明這里的話題就更加存在問題，我們下面還要對抽象危險犯的理論基礎進行批判。
第二，人的身體健康沒有辦法完全涵括毒品犯罪所侵害的的所有法益。退一步來說，就算人的身體健康可以算作毒品犯罪的法益，但是毒品犯罪的危害也是很多的，不僅僅包括人的身體健康，還包括諸多其他的危害。至少包括如下的危害： （1）對家庭的危害。家庭中一旦出現了吸毒者，家便不成其為家了。吸毒者在自我毀滅的同時，也破害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入經濟破產、親屬離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難境地。（2） 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吸毒首先導致身體疾病，影響生產，其次是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損失和浪費， 同時毒品活動還造成環境惡化， 縮小了人類的生存空間。 （3） 毒品犯罪誘發犯罪擾亂社會治安[18]. 毒品活動加劇誘發了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擾亂了社會治安， 給社會安定帶來巨大威脅。（4）敗壞社會風氣，等等。有學者就指出「毒品犯罪是寄生於現代社會的」毒瘤「之一，他不僅直接損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而且還使吸毒者在心理上產生對毒品的依賴性，將家庭、事業、道德、責任等統統拋諸腦後，並以獲得毒品和享受毒品為自己生存、生活的唯一目標。更為嚴重的是毒品犯罪還是誘發其他犯罪的重要因素，吸毒者為了獲取毒資不惜從事盜竊、搶劫、詐騙等其他犯罪活動，毒品犯罪分子未了從事毒品犯罪活動還經常將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司法工作人員拉下水，嚴重破壞了國家的管理秩序和社會的穩定。[19]」對於毒品與犯罪的關系，有學者指出：「毒品和犯罪是一對孿生兄弟，毒品引起的社會犯罪不斷增加。[20]」還有學者描述了誘發犯罪的路徑和模式：「首先，誘發吸毒者為了獲得毒資而進行犯罪。其次，加強犯罪傾向。再次，犯罪的巨額利潤刺激更多的人從事犯罪。最後，經常使一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被拉攏而進行共同犯罪。[21]」從某一些角度來看，人的身體健康之外的其他危害反而是我們所更加關注的和為我們所更加切身感受到的。
通過以上的簡單分析，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結論，那就是把毒品犯罪的法益界定為人的身體健康是存在問題和理論障礙的，而且根本就沒有實踐當中的支撐。
⑸ 我國毒品犯罪現狀及分析
近年來全國毒品犯罪案件呈現四大顯著特點。 一是涉案毒品的數量增多、危害增大，即毒品犯罪大要案增多。從收案情況看，涉案毒品數量越來越大，毒品數量通常有上千克，過「噸」的案件也屢有發生；毒品犯罪有團伙化、家族化、集團化趨勢；毒品犯罪再犯的比例也在增大。 二是毒品種類增多，新類型毒品不斷出現。除海洛因外，製造、販賣「冰毒」、「搖頭丸」的毒品如氯胺酮（K粉）、美沙酮、安眠酮、三唑侖、鹽酸丁丙諾啡（又名舒美啡）、普魯卡、苯巴比妥、麻古（含甲基苯丙胺成分）、卡苦（主要含鴉片成分）等犯罪案件也不斷出現。 三是毒品犯罪形式多樣化，呈現內外勾結態勢。我國西南地區毗鄰世界主要毒品產地「金三角」，國內外販毒集團利用這種地理位置及交通網路上的便利條件，將大量毒品從「金三角」地區取道我國境內轉運進入國際市場，大肆進行毒品販賣活動。周邊毒源地滲透加劇，生產、製造毒品類案件也不斷增加。國內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結，進行雙向走私毒品犯罪活動，形成製造、販賣、運輸、走私毒品「一條龍」。 四是特殊群體從事毒品犯罪現象越來越突出。近年來，在我國西南地區出現了利用孕婦、哺乳期婦女等特殊群體販賣、運輸毒品的現象，參與人員逐年遞增，並呈組織化、集團化和規模化的趨勢。她們多數人受過一些反審訊訓練，一旦被抓，則假報姓名、住址或以語言不通拒絕回答審訊，且以惡劣手段阻礙檢查。我來評論>>相關內容•我國第一部有關毒品犯罪的法律
⑹ 販賣毒品罪的成立
是否犯罪，要看是否符合販賣毒品罪的犯罪構成。
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定的犯罪，都是以犯罪構成為其存在的依據。所謂犯罪構成，就是法律規定的，說明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為該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總和。刑法規定的每一個罪在犯罪構成上都有其特殊的規定，販賣毒品犯罪也不例外。我國《刑法》第347條第1款規定：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對「販賣毒品」又明確界定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以販賣為目的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解釋》等司法解釋，對如何准確理解和把握販賣毒品罪的犯罪構成標准以及司法實踐中該如何准確定罪量刑作了更明確而具體的規定。盡管如此，當前的刑法理論界對該罪犯罪構成各要件的具體內涵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司法實踐中的操作也不盡一致。對此，本文擬對販賣毒品罪的主客觀要件等進行分析，並對如何理解和把握該罪的犯罪構成提出筆者拙見。
1、販賣毒品罪的犯罪客體
對販賣毒品罪的客體，目前我國刑法學者主要持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毒品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權利[①]。另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毒品罪所侵犯的客體是我國對毒品購銷活動的管制[②]。
正確認識販賣毒品犯罪所侵犯的客體，筆者認為，應從該罪的社會危害本質、相關刑事立法的價值取向以及其他構罪要件等綜合分析判斷。第一，販賣毒品罪的本質特徵，即最本質的社會危害，是行為人違反了毒品購銷管理法規，進行「以毒換錢」「以毒換毒」等的罪惡交易，導致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第二，我國刑法設立販賣毒品罪，是依法懲治違反毒品購銷管理制度的行為，與販賣毒品犯罪的危害本質相對應的。第三，該罪主觀要件以「明知毒品而販賣」為直接故意，而非危害他人的身體健康為目的。因此，該罪的侵犯客體應當是國家對毒品購銷的管理制度這單一客體。就具體的法律制度而言，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麻醉葯品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葯品管理辦法》等法規以及我國政府參加的有關禁毒公約。
相比之下，本罪若以「國家對毒品的管制」和「公民的身體健康權」復雜客體論，則不僅不符合販賣毒品犯罪的本質特徵，而且與刑法價值取向相悖，造成實踐中對販毒行為的打擊不力。第一，毒販盡管明知大量吸毒會對人體健康帶來危害，但其販毒目的並不是危害他人的身心健康。第二，我國刑法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以販賣為目的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作為販賣毒品罪懲治范圍，說明對該毒品的真實用途以及是否確實對他人身心健康造成危害，並無刑法上的要求。因此，以復雜客體論，無疑將販賣毒品這一刑法上的行為犯，人為視為以行為加危害結果的實害犯，有違立法初衷。第三，從毒品自然屬性而言，雖然具有一定的毒害性，但無可否認毒品本身具有一定的葯用價值，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圍和程度內使用，則是正常的葯品，具有緩解病痛的功效，只有在長期依賴、大量吸食後，才會造成慢性中毒甚至死亡的危害後果。因此，若將「公民身體健康權」作為該罪客體之一，則一些零星販毒以及用於治病或其他非毒害性吸食用途而非法出售毒品的販毒行為，均因無法造成身體健康損害的危害後果而不能以販賣毒品犯罪定罪處罰，這顯然是人為縮小了販賣毒品罪的范圍，也不利於有效遏制毒品的非法流通，也是與我國刑法規定的「販賣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完全不符。
販賣毒品罪的犯罪對象是毒品。從歷史發展來看，毒品的外延有一個從窄到寬的過程。我國《刑法》第357條明確規定：「本法所稱的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理論界一般認為，毒品是指能夠使人形成癮癖，並可能影響人體健康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毒品具有如下三個特性：（1）依賴性或成癮性。（2）毒害性。（3）違法性。[③]能夠使人形成癮癖是毒品的根本特徵，毒品和葯品的界限為是否超過了國家行政管制的范圍。
現今階段，隨著化工水平的提高，以化學合成方法所生成的毒品也越來越多，從規范的角度對一些新型毒品予以界定尤為必要。如目前出現的搖頭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案件，一度曾因「無法可依」而使部分毒販逍遙法外，直至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才解決了定罪處理與否的司法爭議。然而在暴利誘惑之下，不僅一些具有專業知識的不法分子利用構效原理在地下實驗室或工廠將某些已知毒品進行化學結構的改造，不斷研製出依賴性更強的新毒品，而且一些未列入法定毒品名錄的國家管制精神葯品也不斷以非法渠道流通。如：王某在沒有取得葯品經營資格的情況下，從一家制葯廠以低價購買國家管制的二類精神葯品安定注射液（以下簡稱安定）後，高價非法銷售給個體診所和葯品販子。又如：楊某用變造的中國葯材鄭州公司中西葯部的營業執照及葯品經營許可證，騙得青海省西寧青海制葯廠的信任，取得該廠在河南鄭州地區銷售丁丙諾啡舌下含片的總代理資格。從該廠以每板（10粒、重1克）17元的價格購得丁丙諾啡舌下含片7300板（73000粒）後，先後以29元、30元不等的價格將7250板（72500粒）丁丙諾啡舌下含片賣給他人，從中牟利。顯然，安定注射液、丁丙諾啡雖均屬於國家管制的二類精神葯品，且2002年最高檢也在《答復》中進一步明確安定注射液屬於《刑法》第355條第1款規定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葯品，但是否屬於《刑法》第357條所指的毒品，尚無明確法律規定，因此，此處的安定注射液、丁丙諾啡是毒品還是葯品，成為能否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的關鍵。由此可見，由於法定毒品名錄限制性與新型毒品的不確定性，使新型毒品的性質界定成為准確定罪的重要前提和關鍵。
筆者認為，僅由立法或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及司法解釋亦步亦趨的補充規定來指導司法實踐，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該問題的，還是應在嚴格遵循懲治販毒罪相關刑事立法的價值取向的基礎上，結合分析販毒罪所侵犯的法益及刑法意義上毒品的具體內涵，准確予以認定。根據我國《刑法》第357條的規定以及理論界對毒品概念的一般理解，界定刑法意義上的毒品，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分析：第一，是否屬於國家規定管制的精神葯品和麻醉葯品。第二，是否屬於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葯品和麻醉葯品。前者通過檢索我國衛生部發布的《麻醉葯品品種目錄》和《精神葯品品種目錄》便可確知。後者則可以通過有關衛生醫療等部門提供的臨床反應為依據。對於未被列入我國規定管制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的，可以參見國際管制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
2、販賣毒品罪的客觀方面
販賣毒品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毒品管製法規，販賣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嗎啡、大麻或其他毒品，破壞國家毒品管制的行為。[④]由於我國《刑法》對「販賣毒品」中「販賣」的含義和范圍均未作明確規定，導致目前理論界和司法實踐對其產生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販賣」包括行為人實施非法轉手倒賣和銷售自製毒品的行為，並說明「轉手倒賣」是指行為人以較低價格將其他毒販的毒品購進，再以較高價格賣給他人。[⑤]一種觀點認為，所謂販賣，是指非法有償轉讓，包括買賣、交換、批發和零售。[⑥]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是指有償轉讓毒品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購毒品的行為，有償轉讓即行為人將毒品交付給對方，並從對方獲取物質利益。[⑦]司法實踐所依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對「販賣」的定義：「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不僅將「販賣」限定為必須以有償性和物質性利益為前提，而對刑法作了限制解釋，而且就刑法懲治破壞國家對毒品購銷管理制度的行為而言，在當前形形色色毒品非法交易行為泛濫的同時，僅將「販賣」行為治罪，也有失法律的嚴肅性。
根據我國刑法懲處違反國家毒品購銷管制制度行為的立法意圖，非法交易毒品的內容應包括：一是行為人具有流通毒品的目的;二是行為人事實上擁有對毒品的控制權和處分權,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處分毒品;三是客觀上有毒品的控制行為或者失控行為。因此，所謂的「販賣」不足以涵蓋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為。無論該毒品的來源是低價購進、自製自銷、祖上遺留或是盜竊、詐騙等非法手段獲得，也無論是否從非法流通中牟利、或謀取的是否為物質性利益，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毒品的非法流通行為，即違反了國家對毒品的管制規定，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此，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應將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為均予以入罪嚴懲，而將是否販賣牟利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近期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不以經濟利益為內容的毒品交易行為，如以性非法交易、以逃避處罰或升職、調動、晉級等其他非財產性利益等為內容向具有一定職權且非法消費毒品的人交付毒品的行為，按照現行法律自然因不屬於「販賣」而無法入罪，但從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言，並不亞於毒品的販賣行為，也可視為變相販賣，若刑法能將所有毒品的非法交易行為均設定為犯罪，即可避免適法處理上的尷尬。當然，簡單用司法解釋將「販賣」界定為包涵所有買賣、交換等無論謀利與否、不以經濟性利益為前提的行為范疇，既可能導致對刑法的擴大解釋，也有失法律規范的周密性、嚴肅性。因此，筆者建議以「非法流通毒品罪」或「非法交易毒品罪」取代「販賣毒品罪」的罪名，彌補立法缺陷。
3、販賣毒品罪的主體
販賣毒品罪的犯罪主體，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14周歲以上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據我國修訂《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應當對販賣毒品罪承擔刑事責任，從而否定了原有司法解釋的規定[⑧]，將規定死刑的走私、製造、運輸毒品排除於未成年人犯毒品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的罪種之外。盡管新刑法典對此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使一度出現的關於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責任問題的爭議得到解決，但筆者認為，該規定的合理性尚存一定質疑。第一，同一條文中規定同樣法定刑的情況下，同一類主體僅對其中一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而不對另一類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有失立法的科學性、嚴密性。根據新《刑法》第347條第2款、第3款的規定，情節嚴重的走私、運輸、製造毒品罪和販賣毒品罪的最高刑為死刑，最低刑為七年有期徒刑，這不僅表明符合上述法定情節的該四種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嚴重程度是相當的，而且應當與故意殺人、搶劫等視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因此，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上述四種犯罪行為，法律卻只規定對毒品販賣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顯然有失立法的公允。第二，無論犯罪情節，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販毒行為，一律定罪處罰，也有違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則以及當前對未成年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如對於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初次、偶爾零星販毒，若也無一例外地承擔刑事責任，既不能達到刑罰懲治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更無從體現執法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因此，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刑事責任，不能僅限於對販賣毒品犯罪的刑事責任追究，而應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涵括為「情節嚴重，可能判處七年以上（或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毒品犯罪」，以顯示法律的公正性。
4、販賣毒品罪的主觀方面
販賣毒品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明知自己販賣毒品的行為會發生毒品在社會上非法流通和蔓延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販賣毒品通常是一種高利潤的犯罪活動，販毒者大都具有追求暴利的目的。但是，《刑法》並未明確規定販賣毒品罪必須具有牟利的目的，因此，對「以牟利為目的」是否為本罪的構成要件，理論界尚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毒品罪除了是出於明知是毒品而販賣的直接故意之外，還必須具有牟利目的，即販毒者希望通過非法銷售毒品來牟取暴利；不具有牟利目的，不構成販賣毒品罪。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販賣通常是以營利為目的，但也不盡然。例如，某甲為了吸食而買進大量毒品，後由於種種原因而戒毒，戒毒後低價將剩餘毒品出賣。顯然難以認定某甲具有營利目的，但其行為仍然構成販賣毒品罪」[⑨]。
筆者同意後者的觀點。首先，從本罪罪與非罪的區分標准分析，不論是否以牟利為目的，只要所實施的販賣毒品行為直接破壞了我國對毒品購銷活動的嚴格管制，造成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刺激了整個毒品犯罪的惡性膨脹，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危害後果，就構成了販賣毒品罪。至於是否追求暴利，獲取違法所得的多少，都只是販毒主觀惡性程度的一種表現和反映，只能作為量刑情節考慮。其次，牟利在此只是一種行為動機的體現，而並非所有毒販所追求的一致結果。如上所述將剩餘毒品低價銷售的行為。第三，從此罪與彼罪的區分來看 ,販賣毒品罪的本質特徵表現為行為人以轉讓的方式致毒品非法流通和蔓延，危害社會。這表明販賣毒品罪與其他犯罪的區別主要在於行為的方式和危害性所具有的特性，而非主觀上是否以牟利為目的。第四，人為增加構成要件內容，不僅縮小打擊面，更不利於司法認定。
司法實踐中不排除這樣的情形，在開發了一種新型毒品之後，由於其效果尚不為人熟悉，故由毒販免費將其在特殊人群中予以品嘗，以期打開新型毒品的銷售市場，在其免費發放毒品後即被抓獲，對這一行為能否定罪?從某種意義上講，此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比販賣同樣數量的傳統毒品而言更為嚴重，因為它又使國家面臨著一種新的犯罪危機。所以，有學者認為這種贈與毒品行為同樣可以依據現行法律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理由之一：為有效控制毒品，防止立法漏洞出現，故應予以刑法打擊。理由之二：販賣行為的多樣性使本罪無需牟利性。理由之三：國際公約與各國的立法中，對毒品「提供」行為要求予以犯罪化都有明確的立法精神。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約》第三條「犯罪和制裁」第一款規定:「1 各締約國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將下列故意行為確定為國內法中的刑事犯罪:(a)(一)違反《1961年公約》、經修正的《1961年公約》或《1971年公約》的各項規定,生產、製造、提煉、配製、提供、兜售、分銷、出售……任何麻醉葯品或精神葯物。」其中,「提供」行為是公約要求予以犯罪化的一個行為。各締約國的刑事立法也應反映這一要求，如英國刑法「給與毒品罪」是「非法地……給與或者引起被給與或者由其他任何人取走任何毒品,或者其他有害有毒性物品。」[⑩]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雖不乏可取之處，但從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原則出發，在我國現行刑事立法明確規定僅對毒品的販賣行為予以懲處的立法背景下，對無償贈與毒品以販賣毒品罪懲處，於法無據。理由是：第一，販賣通說認為，販賣應當是有償的買賣。「販賣」的刑法釋義為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的非法收買。顯然，「販賣」的內涵與「無償贈與」有明顯不同。其次，「販賣」無須以牟利為要件，並不意味著對販賣行為在構罪要件中的必然性的否定。第三，對於國際公約和某些西方國家刑事立法中，對於「提供」「給予」毒品予以犯罪化，顯然有其完善的立法背景和立法體系所支撐，而在我國刑法尚未明確規定下，自然不能簡單照搬盲目適用，否則不僅擴大打擊面，而且造成執法不公。但若刑法增設了「非法流通毒品罪」，則該贈於行為同樣可以納入刑事追究的范疇。而目前只能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72條的規定，按照「向他人提供毒品」的違法行為由公安機關處以相應的拘留和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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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想編：《刑法學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55頁。
[②] 陳興良：《案例刑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頁。
[③]酈毓貝主編：《毒品犯罪司法適用》，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5頁。
[④]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758頁。
[⑤]崔慶生、陳寶樹主編：《中國毒品犯罪透視》，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頁。
[⑥]趙秉志主編：《毒品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出版社，第125頁。
[⑦]⑨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6、868頁。
[⑧]最高人民法院給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中明確指出：「《禁毒決定》第2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屬於《刑法》第14條第2款規定的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
[⑩]史密斯·霍根著，李貴方編譯：《英國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頁。
⑺ 給個碩士論文刑法類的題目
論「嚴打」刑事政策
刑事法中推定原則的探究
偽造貨幣犯罪研究
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及其處罰
論私分國有資產罪（武漢大學）
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論合同詐騙罪之非法佔有目的
量刑平衡論
交通肇事罪研究
論中國死刑的限制適用
論搶劫罪加重情節的認定
盜伐濫伐林木罪的有關問題研究
《刑法》第29條第2款探微
罪刑法定原則未來走向初探——以對單位犯罪范圍的思考為基礎
毒品犯罪及禁毒立法問題研究
論侵犯著作權罪
上海合作組織刑事法律機制的構建
反有組織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論偽證罪
罪刑關系論
論經濟欺詐犯罪及相關立法的完善
間接正犯若干理論問題研究
國際人權兩公約與我國刑事法律人權保護問題研究
郭東林等盜伐林木罪案研究
論刑罰寬和化
侵犯商業秘密罪研究
信用證詐騙罪研究
我國緩刑制度研究
違法性認識研究
信用卡詐騙罪客體及定義研究
關於現行刑法典的經濟分析
刑法的道德限制
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論中國死刑的正當性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偵查研究
論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司法解釋
「一國兩制」下跨法域的累犯問題研究
論刑法中的事實錯誤
原罪的法思想解讀
動用募集資金罪研究
論減刑制度
非法行醫罪疑難問題研究
聚眾斗毆罪研究
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與優化
毒品犯罪基本問題探析
恢復性司法問題研究
論不作為犯罪
持有型犯罪研究
論疏忽大意過失
共同犯罪中有關犯罪形態問題研究
中國刑事政策的現代化思考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研究
侵佔罪疑難問題研究
論資格刑
婚內強奸問題研究
關於斡旋受賄犯罪爭議問題的思考
我國死刑限制問題研究
刑法司法解釋溯及力問題研究
經濟犯罪違法性問題研究
存留養親制度流變探析
中韓正當防衛制度比較研究
虛擬財產犯罪研究
罪刑均衡原則的確立與實現——基於罪刑互動關系的論述
恐怖主義與中外刑事立法
銀行卡犯罪問題研究
中國刑法出罪問題研究
刑事政策視野下的受賄罪若干問題評析
我國刑法司法解釋權配置模式評判與重構
論量刑中的犯罪人因素
試論行政處罰與刑罰的協調與銜接
刑法規范結構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研究
刑法解釋體制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累犯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論共同身份犯罪
論共同過失犯罪制度的選擇
論作為第二次規范的刑法
論數罪並罰的司法適用及其制度完善
刑事政策視野中的緩刑制度研究
不純正不作為犯若干問題研究
管制刑的理論思考與制度完善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制裁體系研究
論貪污罪的犯罪形態
論受賄罪的客觀要件
洗錢犯罪研究
我國刑罰政策合理化研究
論受賄犯罪及其偵查
論結果加重犯論
違法性認識與故意
刑法司法解釋體制論
論刑法謙抑性
緊急避險比較研究
從國際趨勢探討我國死刑制度的完善
論洗錢罪的構成要件——兼論中國洗錢罪立法的調整
非犯罪化研究
刑法中生命權承諾問題研究
危險犯若干問題研究（安徽大學）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黑龍江大學）
犯罪對象的重新審視
網路虛擬財產盜竊行為的認定及刑法規制
保險詐騙罪的若干問題探討
我國刑事政策的應然選擇與實然構建
偷稅罪若干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羅）
受賄罪若干問題研究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犯罪中止研究
道德責任刑事化的置疑——試用「二次性違法」理論討論中國設立「見危不救罪」的不適當
論集資詐騙罪
間接正犯概念之分析
由《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看我國刑事立法之完善
論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論單位犯罪主體
偷稅罪若干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崔）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司法適用及立法完善
論受賄罪犯罪對象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論單位犯罪的主體
組織犯研究
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認定
論被害人過錯對量刑的影響
森林資源管理中盜伐濫伐林木的評價及定罪量型研究
論職務侵佔罪的司法認定
論我國防治腐敗犯罪法律制度的完善
論緩刑制度及其完善
論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及完善我國立法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重大急議問題與立法完善研究
犯罪故意法律問題研究
醫療事故罪的認定與法定刑配置研究
偷稅罪研究
信用卡詐騙罪若干問題研究
挪用公款罪法律解釋之評析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對外經貿）
關於環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幾點思考
我國稅收刑事立法缺陷分析及其補足研究
上市公司高管職務犯罪問題研究——論違反忠實義務行為的犯罪化
論罰金刑
「婚內強奸」若干問題的研究
試論刑法上因果關系的界定及完善
綁架罪若干疑難問題探析
論受賄共同犯罪的構成與認定
論當前瀆職犯罪刑法適用
論壟斷行為的刑法規制——兼議《反壟斷法（送審稿）》刑事責任條款之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構建略談
單位犯罪司法認定若干問題研究
刑法視野中的單位行為
論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
論犯罪構成理論的多元化
論保險詐騙罪
論盜竊罪既遂的標准
刑法因果關系若干問題研究
有組織犯罪對策研究
假釋制度與社區矯正體系的研究
論洗錢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國刑事司法解釋的現狀與思考
我國行政刑罰研究
論男性性權利的刑法保護
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區分方法的重構及運用
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研究
單位犯罪主體研究
保險詐騙罪研究
淺議刑法因果關系論的研究對象
論我國財產刑及其立法完善
論受賄罪的主體范圍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探討
論我國內地網路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罰的功能論——以犯罪社會學的理論為視角
組織賣淫罪研究
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犯罪研究
非法行醫罪若干問題研究
刑法對名譽的保護——以名譽主體為視角
論受賄罪的交易性本質——從《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兼論我國受賄罪立法之完善
論網路服務的法律規制——以防控網路犯罪為視角
罪刑均衡問題研究
婚內強奸入罪問題研究
犯罪人的生成機制與防控對策的社會學探析
試論我國網路作品著作權的刑法保護
交通肇事罪若干問題研究
論間接正犯
論濫用職權罪及其立法完善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武漢大學）
環境犯罪論
交通肇事逃逸研究
我國追訴時效制度的若干檢討
環境犯罪刑法控制比較研究
洗錢罪比較研究
回扣問題的刑法分析——兼論國有醫院醫生收受回扣的定性
搶劫罪認定的若干問題研究
論偷稅罪的立法完善
論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論私分國有資產罪（四川大學）
論搶奪罪
論貸款詐騙罪
私分國有資產罪研究（四川大學）
論我國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論濫用職權罪
准搶劫罪研究
論安樂死的非犯罪化
玩忽職守罪及其立法完善
論受賄罪共犯的認定
非法佔有目的研究
論合同詐騙罪
罰金刑研究
自首問題研究
盜竊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危害國際航空犯罪立法研究與懲治預防
交通肇事逃逸行為及法律規范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問題研究（四川大學）
論走私毒品罪及其防控措施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之探討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制度研究
論挪用公款罪
論合同詐騙罪的認定及處罰
論軍婚的刑事法保護
洗錢犯罪構成要件研究
關於我國減刑制度的反思與重構
單位犯罪的相關問題研究
自首制度理論與實務若干問題研究
結果加重犯若干問題研究
單位犯罪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若干問題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問題研究（山東大學王）
交通肇事罪逃逸問題研究
論犯罪的間接故意
不作為犯罪問題研究
自首制度研究
⑻ 有誰知道哪裡有關於毒品犯罪案件中取證問題的資料嗎告訴我吧`謝謝大家啦！
[摘要]：毒品犯罪已成為全球性的難題，世界各國都對其作了艱苦而持久的斗爭，而毒品犯罪並未就此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本文試圖通過對毒品犯罪的歷史和現狀的分析，總結出毒品犯罪的成因，並在此基礎上對毒品犯罪刑罰體系進行劃分，從而達到從法律角度完善對毒品犯罪的圍剿，進而完善相應的綜合治理與預防措施。文章內容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題為，毒品犯罪的基本范疇。首先簡述了刑法學界對毒品的幾種定義，並簡要分析了上述定義的不足之處，進而得出自己對毒品的定義，並分析了毒品的特徵。接著簡述了刑法學界對毒品犯罪的定義，並簡要分析了上述定義的不足之處，進而得出自己對毒品犯罪的定義。
第二部分題為，毒品犯罪的歷史和現狀。首先簡要介紹了全球毒品犯罪的現狀，接著介紹了我國毒品犯罪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各歷史時期毒品犯罪的立法沿革。
第三部分題為，毒品犯罪的成因。首先從歷史的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接著從現實的角度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從而得出毒品犯罪成因-經濟利益的驅動性和毒品易形成的癮癖性。
第四部分題為，毒品犯罪類型的劃分。此部分根據毒品犯罪的成因而相應的對毒品犯罪刑罰體系進行了劃分，分為（1）非法生產型毒品犯罪，（2）非法經營型毒品犯罪，（3）非法消費毒品的犯罪，（4）毒品犯罪的連累犯。
第五部分題為，毒品犯罪的綜合治理與防範。此部分提出了毒品犯罪的綜合治理與防範的建議與措施。
關鍵詞：毒品犯罪 成因 分類 治理 預防
毒品犯罪，自古有之，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都能看到毒品犯罪的蹤影。自從鴉片、可卡因等某些葯物被人濫用成為毒品之後，人類就與毒品犯罪進行了艱苦並持久的戰爭，以期消滅毒品犯罪。但是，現實卻是殘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毒品犯罪在全人類的圍剿之下，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染上這一社會疾患的人口和地區也越來越廣泛，毒品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也越來越大。根據不同渠道的估計，全世界的毒品交易額已經超過了石油產品的交易額，甚至高於全球食品和教育事業的總投資。毒品不僅直接對人類身心健康造成重創，而且往往與殺戮、搶劫、盜竊等其他嚴重刑事犯罪相伴隨，同時還對社會的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和文化發展帶來方方面面的消極影響，最為可憎的是它會消磨掉一個民族的意志和精神。
中國人民對於毒品在19世紀中後期和20世紀前半葉對中華民族造成的滅頂之災和近乎亡國之恨刻骨銘心，永世不會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曾經令人難以置信地在短短幾年之內徹底清除了這一社會頑症，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在短期內治理社會問題的一項奇跡。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越來越多的毒品從我國過境，先是吸毒，繼而是販毒和制毒也在我國從初期的死灰復燃再次發展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國公安機關登記在冊的吸毒者就達50 多萬人，被截獲的毒品數量成幾何級增長，被抓獲的制販毒品的犯罪分子成倍增加。解決毒品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我國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 這就需要我們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去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了。
一 毒品犯罪的基本范疇
在探究毒品犯罪成因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毒品，如何界定毒品。只有明確了什麼是毒品，才可能探究鴉片、海洛因等物質為什麼會成為毒品。
（一） 有關毒品的爭議
學界對毒品的概念目前尚無一個公認的統一的定義。我國刑法學界對毒品的定義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列舉式，如《刑事法學大辭書》中將毒品定義為長期吸食，注射後能使人逐漸成癮的製品，如鴉片，海洛英，嗎啡，高根，金丹等。①第二種是概括式，如《禁毒知識手冊》認為毒品是指吸毒者非法使用的麻醉葯和精神葯品；②在《大禁毒》一書中，認為「毒品，是以各種方式吸收進入人體並最終給人帶來危害的各種非食物的自然物品或化學合成物品。」③第三種是法條式，如《毒品犯罪懲治與防範全書》中，認為「毒品是根據我國新《刑法》第357條所規定的具有特定含義、范圍和作用之物。不包括如砒霜氯化物之類可直接致人死亡的劇毒物品。」④我們認為上述三種定義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列舉式定義雖然比較具體，明確，使人一目瞭然，但列舉定義的限定性難以反映出毒品的全部，同時這種定義沒有指出毒品的實質特徵，無法與其他葯品或嗜好品相區別。概括式定義雖然將毒品概括為麻醉葯品或精神葯品，但該種定義的法律特徵不明確。法條定義雖然將列舉成和概括式方法相結合，指明了我國毒品的主要種類及毒品的特徵，便於司法實踐中認定和操作。但是，根據法條式定義，在我國，鴉片，海洛英，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是毒品，而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成癮的麻醉品和精神葯品也是毒品，國際公約規定的受控制的麻醉葯和精神葯品也是毒品，前者是一國法律的規定，後者是國際社會的統一概念明確，內容確定，但是因其附件的內容過多，范圍廣泛而不易了解。為此，有學者試圖從毒品的特徵角度來給毒品下定義，如楊鴻先生在其的《毒品犯罪研究》中將毒品定義為：「毒品，是指國家依法管制或禁止濫用的能夠成癮癖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⑤從這個定義可以歸納出毒品的三個特徵，即毒品的成癮性是毒品的本質特徵；毒品的毒害性是其後果特徵；毒品的違法性是其法律特徵。楊鴻先生的這個定義，雖然涵概了毒品的三個特徵，但並未突出毒品的本質特徵。即毒品的易成癮癖性。
（二） 對毒品概念的再定義
綜上所述，筆者給毒品下了如下定義，毒品：是指濫用後易形成癮癖性因而被國家依法管制的精神葯物和麻醉葯品。這個定義不僅突出了毒品的本質特徵-易成癮癖性，同時又突出了癮癖性的形成是因為對毒品的濫用，故毒品是要受到國家法律所管制的。所以，筆者給毒品所下的定義既涵概了毒品的三個特徵，同時也突出了毒品的本質特徵。下面筆者對毒品的三個特徵加以分析，從而來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
首先，毒品的易成癮性是毒品的本質特徵。成癮性在醫學上也稱為「葯物依賴性」或「葯癮」是指由於反復使用某種葯物而產生的軀體依賴成心理依賴。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狀態，有的還產生耐葯性。軀體依賴性是指反復用葯使身體機能狀態改變，中樞神經系統發生生理變化，生化變化，神經細胞適應了葯物的存在而產生的耐受性，用葯者必須連續使用，使葯物在體內保持一定的濃度，以保持身體機能狀態的相對穩定。而當成癮物被停用後，就會發生撤葯綜合症狀，表現為：頭痛，煩躁不安，惡心嘔吐，全身不適與神經功能障礙；嚴重者可引起意識障礙，昏迷，肢體抽搐，甚至虛脫而致死。而當再度用葯時，撤葯綜合症消失。由於反復使用該類葯特，其葯效逐漸減低，必須不斷加大使用劑量，才能抵達初次使用的效果，因此產生了耐葯性。心理依賴性是指用葯者心理上強烈渴望使用某類葯物，使之興奮或避免不舒服。「葯物依賴性」或「成癮性」是互毒品的特性，也是導致濫用的主要原因。但這種依賴性的產生及其中程度的大小並不完全由該葯物本身決定。因為用葯者的個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狀態因素也是葯物依賴產生的重要原因。同樣的葯物或同一種毒品，對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事實也證明，有的人一次用葯就上癮，而有的人卻會出現惡心，嘔吐現象；有的上癮者可以戒斷，而有的人不斷戒又不斷上癮。因此，不能簡單地將依賴性或成癮性歸於毒品本身。
其次，毒品的毒害性是毒品的後果特徵。毒害性與成癮性相聯系，成癮性導致毒品濫用者長期使用，因而就使在濫用這些葯物之後出現體內慢性中毒，產生各種不適症，體力衰弱，智力減退，神經、大腦、呼吸、消化道、心血管受到明顯的損害，甚至出現精神錯亂，中毒死亡。毒品的心理毒性源於葯物的心理依賴性，它是指毒品進入肌體後作用於大腦的精神系統，使人產生一種特殊的精神效應，並使使用者出現渴求使用葯品的強烈慾望，驅使其不顧一切地尋求和使用該葯物（醫學上稱為尋覓和攝葯行為）。這種心理依賴性的危害很難消除，而且會令它的使用者難以自製，將尋覓毒品作為生存的唯一目標，以致失去理智而違法犯罪。
再次，毒品的違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徵。毒品的違法性表現在它是受國家管制或禁止濫用的特殊葯品。毒品的范圍包括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其醫用價值、葯用價值表明其屬葯品，這兩類葯品具有雙重性：麻醉葯品也稱為鎮痛葯品，葯用能鎮痛，尤其對嚴重創傷的疼痛有效；精神葯物是指能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使之興奮或抑制。如對這兩類葯品使用不當或濫用，則使人產生葯物依賴性，損害身體健康。國家有關葯品管理的法律法規是判斷這些葯品是否濫用的依據。我國適用的葯品管理規范有兩類，一類是國內現行的葯品管理規范，如《葯品管理法》、《麻醉葯品管理辦法》、《精神葯品管理辦法》等等，另一類是我國加入的有關國際公約，主要是聯合國1972年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和《1971年精神葯物公約》等等。根據這兩類規范，國家對麻醉葯品，精神葯物的製造，運輸，銷售，使用以及原植物的種植和易制這些葯品的化學物品都作了嚴格的管制。禁止濫用。凡違反上述規范的規定，用於非醫療、科研目的而製造、運輸、販賣、走私、使用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時，這些葯品即是毒品；反之，則是葯品。所以，違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徵，在不區分合法與非法的情況下，難以認定某一物品是葯品還是毒品。毒品的違法性更表現在它是法律規范明文禁止濫用的葯品。上述法律法規和國際公約對能用於毒品的葯品的范圍，種類作了明確規定，並列出了附表，超出法規規定范圍的葯品，即使有成癮性、毒害性也不能成為刑法意義上的毒品。例如，煙草中的尼古丁，其成癮和海洛因的成癮原理是一樣的，但二者的葯效作用不同，法律將海洛英規定為可能用於毒品的葯品，而不會因尼古丁亦易使人成癮而禁止煙草的生產和銷售。因此，毒品的違法性還表現於其有關的行為是犯罪行為。國際組織，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我國的立法，都對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進行嚴格的管制，將非法種植，生產，製造，運輸，販賣，走私，持有，吸食此類麻醉葯品和精神的葯物及走私，非法買賣易制毒化學品等等行為規定為犯罪。
毒品的上述三個特徵是相互聯系的統一體，缺少任何一個特徵也不可能成為毒品。如上所述，成癮性是毒品的本質特徵，毒害性是其後果特徵。違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徵。成癮性引起危害性，帶來危害後果，因而被法律規定予以管制禁止濫用；同時，只有國家有關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管理法規規定管制的兩類葯品，才是刑法意義上的毒品。
（三） 有關毒品犯罪的爭議
當然，在明確什麼是毒品之後，我們還要明確什麼是毒品犯罪。毒品犯罪既是國際公約規定的一種國際犯罪，也是各國國內法規定的犯罪，是一個外延較廣的概念。就毒品犯罪的定義而言，有學者認為，毒品犯罪既然在國際公約中被列為犯罪，那麼就用1988年12月19日聯合國通過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約》第3條的規定，凡是故意違反《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及經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或《1971年精神葯物公約》規定的各種行為稱為毒品犯罪。但有學者認為，這一條的規定沒有界定什麼是毒品犯罪。當我們考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和有關禁毒立法時，均未有毒品犯罪概念的界定，而只是對毒品犯罪的種類作了具體規定，同樣我國1997年《刑法》分則第6章第七節雖然規定了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但也沒有對毒品犯罪下定義。在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毒品犯罪的定義進行探討。
目前，關於毒品犯罪定義的不同觀點包括：第一種觀點認為，毒品犯罪通常是一種跨國性的犯罪，對國際上的毒品犯罪定義，主張援用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約》第3條的規定，認為，在中國毒品犯罪是指違反國家關於毒品管製法規，從事與毒品有關的危害社會秩序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動，依法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①⑥第二種觀點認為，毒品犯罪是指違反國家禁毒法規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以及從事與上述毒品犯罪直接相關的或者與毒品有關的應受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論者還認為毒品犯罪也是國際公約規定的國際犯罪。⑦第三種觀點認為，毒品犯罪是指違反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管理法規，非法走私、販賣、運輸、製造、使用毒品以及與非法走私、販賣、運輸、製造、使用毒品直接相關的破壞國家禁毒活動的行為。⑧第四種觀點認為，毒品犯罪是觸犯《關於禁毒的決定》，妨害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害生命，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⑨第五種觀點認為，所謂毒品犯罪，就是指違反毒品管理法規，非法走私、販賣、製造、使用毒品，種植毒品原植物以及與此直接有關的破壞國家禁毒活動、危害公民身心艱苦和社會治安秩序，依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⑩第六種觀點認為，毒品犯罪是指以毒品或者多犯罪有關的人和財物為犯罪對象，走私、運輸、製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非法提供毒品，窩藏毒品，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並出售毒品，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窩藏毒品犯罪所得財物以及走私用於製造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的物品的行為。11第七種觀點認為，所謂毒品犯罪，是指違反禁毒法規，破壞禁毒管制活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12綜觀上述七種觀點，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將毒品犯罪劃分為國際上的毒品犯罪和中國的毒品犯罪，並將毒品犯罪的定義關鍵強調在與毒品有關的危害社會秩序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動上，其不足之處在於，它沒有概括出毒品犯罪的全部。第二種觀點將毒品犯罪分為三類，即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與其直接相關的犯罪，以及其他與毒品有關的應受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這種界定，從表面上外延涵蓋了所有毒品犯罪，但實際上沒有周全外延，對於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直接相關以及其他與毒品有關的犯罪行為，其范圍和犯罪種類仍不能確定。例如，盜竊毒品，搶劫、搶奪毒品的犯罪，非法持有毒品是否是屬於直接相關的犯罪或者與毒品有關的犯罪？以毒品犯罪行為方式出發概括毒品犯罪定義，無法周延所有毒品犯罪。第三種觀點認為毒品犯罪是違反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管理法規，並強調國內法不再是行為是否具有刑事犯罪違法性的唯一根據，其局限在於，毒品犯罪是違反了《刑法》及有關禁毒法規的刑事違法性，在定義的表述上，以列舉毒品犯罪方式界定毒品犯罪顯得冗長且無法包容所有毒品犯罪。第四種觀點的根本缺陷在於其反復強調所有毒品犯罪都必須觸犯《關於禁毒的決定》，這將導致我國所締結或參加的國際公約所規定的，我國有義務予以管轄而《關於禁毒的決定》未予規定的國際毒品犯罪被排除在毒品犯罪的范圍之外。第五種觀點在界定毒品犯罪時出現了一個表述失誤，即「非法走私、販賣、製造、使用毒品，種植毒品原植物」中，「非法走私、販賣、運輸、製造使用毒品」是毒品犯罪的一種，顯然是不妥當的。第六種觀點用全部列舉毒品犯罪的方法界定毒品犯罪定義，缺點在於，沒有揭示毒品犯罪的本質特徵，而且忽略了毒品犯罪的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的特徵。第七種觀點雖然概括出毒品犯罪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的特徵，但概念中毒品犯罪的違法性僅指違反「禁毒法規」，這顯然不能全部概括出毒品犯罪所違反的法律和法規；而且「禁毒法規」是刑事法規或者是行政法規，或是一項專門法規，它是否應包括我國締結參加的國際公約和我國《刑法》中有關毒品犯罪的條款，及1987年、1988年我國頒布的《麻醉葯品管理辦法》和《精神葯品管理辦法》。如此界定無法確定這一問題，使毒品犯罪的違法性不明確。
（四） 毒品犯罪的定義
筆者認為，界定毒品犯罪，首先，應當明確該類犯罪所違反的是毒品及毒品原植物管理及易制毒化學品管理法規，而不是單指一般的刑事法律；也不能將這些法規限制在禁毒立法范圍內，因為禁毒法律是毒品管理法律中的部分；更不能僅僅將其限定在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的范圍內，它必須涵蓋毒品犯罪所違反的全部法律和法規。因此，毒品犯罪所違反的法規包括了我國制定、施行的國內刑事法律和法規，如《刑法》、《關於禁毒的決定》；國內有關毒品及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學品管制的法規，如《麻醉葯品管理辦法》和《精神葯品管理辦法》，公安部、衛生部《關於嚴禁非法種植罌粟的通知》、《易制毒化學品進出口管理暫行規定》，同時也包括我國所締結和參加的國際上對毒品和易制毒化學品進行管制的公約，這些公約雖然不是我國懲治毒品犯罪時直接適用的法律依據，但是，作為締約國和參加國有履行這些國際公約規定的有關義務。此外，世界上有一些國家，對毒品犯罪違反的法律規范不局限在禁毒法規范圍內，例如，法國毒品管理法包括了《公共衛生法》。其次，毒品犯罪的定義應強調其應受刑罰處罰性，因為毒品和毒品原植物及易制毒化學品管理法規所規定的破壞其管制活動的行為並非全是犯罪行為，所以應強調毒品犯罪是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最後，毒品犯罪的行為方式也不宜在概念中表述，因為毒品管理法規所規定的各類犯罪均為毒品犯罪，沒有必要再刻意在定義中強調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犯罪的行為而明顯忽略或以其概括其他種類的毒品犯罪。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毒品犯罪的概念可表述為：毒品犯罪是指違反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學品管理法規，破壞禁毒管制活動，依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其特點在於：一是明確了毒品犯罪觸犯了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學品管制的法律、法規，不區別是違反國際公約還是國內立法，是違反國內刑事法律還是行政法規；二是強調毒品犯罪是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區別上述管理法律規范中的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三是明確了涉及違反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學品管制的法律、法規所構成的犯罪和破壞國家禁毒活動的犯罪均是毒品犯罪。
二 毒品犯罪的歷史和現狀
（一） 國外毒品犯罪的現實特點
首先，我們來考察世界范圍內毒品犯罪的狀況。目前，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毒品問題的情勢非常嚴峻，跨國、跨區域以致國際化的毒品犯罪的日益加劇，嚴重的毒品犯罪對於國際社會的文明和發展構成了巨大的威脅。1996年全球毒品交易額逾7千億美元，利潤額高達4千億美元，是僅次於軍火的世界第二大貿易；至1997年，國際毒品交易額達5千億美元，數量相當於世界貿易總額9%.尤其嚴重的是，毒品的過境國向消費國轉變的趨勢明顯，毒品的主要種植國和生產國吸毒的情況格外嚴重，世界主要毒品產地的周邊國家的毒品問題急劇惡化。
目前國際社會的毒品問題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
1、國際販毒活動的有組織化和跨國犯罪嚴重
全球毒品問題呈嚴重狀態的首要標志就是販毒活動的有組織化、集團化和壟斷化。目前在毒品犯罪領域有組織犯罪、跨國犯罪、武裝販毒以及利用高科技和智能手段犯罪的趨勢十分突出，販毒活動日益猖獗。販毒組織不斷擴大，新販毒組織不斷出現，毒品利潤不斷攀升，洗錢活動極為活躍，毒品犯罪與某些國家甚至區域的政治、販賣武器、恐怖活動的聯系更加密切。
⑼ 中國毒品犯罪的特點和打擊對策
毒品犯罪特徵及偵查策略
上世紀80年代毒品犯罪在我國死灰復燃後，各地禁毒專業隊伍作為新的警種隨毒情形勢需要應運而生。隨著緝毒斗爭的逐步深入，毒品案件偵查的策略研究和理論化顯得越來越重要。在禁毒司法實踐中，筆者感到，研究毒品案件的偵查策略和方法，必須首先以毒品犯罪的特殊規律為切入點。
一、毒品犯罪的特徵
販毒犯罪活動是目前毒品犯罪的主要行為方式，屬刑事犯罪的范疇，但與一般刑事犯罪相比，又具有其獨特性，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被害人的不特定性。毒品對人體乃至社會都有極大危害，這也是我國刑法將毒品犯罪列入嚴重刑事犯罪的原因。但對毒品交易而言，危害的對象卻不是直接的、特定的人，而是潛在的。毒品買賣行為雙方在明知犯罪的前提下，秘密地自願交易，沒有一般刑事犯罪意義上的被害人。因此，毒品案件一般沒有目擊證人和報案人。即使有些案件是經群眾舉報偵破的，但群眾也只能提供某些可疑情況，不能提供直接證據，這與普通刑事案件有質的區別。
危害的滯後性。一般刑事犯罪的危害是即時的，而毒品犯罪首先是跨地區將毒品大宗販運至某地區，經批發、分銷，最後零包賣到吸毒人手中。從這個意義講，一般刑事犯罪的危害是「現在時」，而毒品犯罪的危害是「將來時」。種毒犯罪、制毒犯罪危害的滯後性就更為明顯。
現場的模糊性。一般刑事案件的現場是明確的，現場會不同程度地留下某些可證實犯罪行為的證據，如血跡、指紋、腳印、毛發及其它痕跡等。販毒犯罪的行為形式一般為「販運」、「攜帶」、「交易」，是隨毒品的流動和分散來實現的，沒有特定有意義的現場，一般也不會留下痕跡，這就決定了毒品案件的「取證難」。
行為方式的隱蔽性。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為逃避法律制裁，其行為也可能是隱蔽的，如預謀殺人、盜竊、搶劫等，但其行為方式的違法性卻是顯而易見的。而毒品犯罪不同，它是通過毒品買賣賺取巨額差價實現的。隨著打擊力度加大、刑罰加重，販毒人員利用現代交通、通訊工具、科技手段，又採取了錢貨分付、人貨分離、臨時改變交易地點、匯款付賬、地下錢庄洗錢等多種逃避打擊的方法，其行為方式的隱蔽性更為突出。
二、毒品犯罪案件的偵查策略
毒品犯罪的特徵決定了毒品案件偵查具有與一般刑事案件偵查相區別的特殊性。
偵查的主動性。一般刑事案件偵查，是在犯罪行為或危害結果發生後，公安機關接到報案，經立案後，隨即開展偵查活動。偵查活動相對於犯罪活動而言是「過去時」，是被動的。而毒品案件一般沒有特定的投案人、被害人，大多是從獲取有關情報、線索開始偵查活動的，即偵查的起點是情報。偵查的目的是追蹤即將實施的犯罪行為，並設法抓捕嫌疑人制止危害結果的發生。相對於犯罪活動而言，這種偵查是「現在進行時」。也就是說，毒品案件的發現和偵查一般是由公安機關主動進行的。
偵查效益的雙重性。偵查效益是指通過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所達到的社會效益。一般犯罪偵查都具有打擊和預防雙重效益，但並不是每一種犯罪都會不斷地繼續和重復，所以其預防作用具有突然性。而毒品犯罪具有流程性和周期性特點，毒品的種植、生產、製造、運輸、販賣具有連續性，只要毒品或犯罪人沒有打掉，必將導致犯罪不斷進行和延續，直至引發吸毒並催生其它違法犯罪。因此，及時偵破毒品案件，抓獲嫌疑人，及時收繳毒品，具有直接預防後續犯罪作用。其打擊和預防的雙重作用較其他案件偵查更為突出。
破獲案件的時機性。毒品案件偵查中破案的適時性(時機性)是指正確把握破案時機，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擴大戰果，爭取一網打盡。由於毒品犯罪具有流程性、周期性、連續性特點，犯罪環節多，一案能否將嫌疑人和大宗毒品全部收入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要盡量在毒品分銷前收網，否則一旦毒品分銷進入零包販賣狀態，就很難控制，會從多途徑很快落到吸毒者手中，形成現實危害。
緝毒偵查的協作性。毒品案件的流程性、周期性以及跨國、跨區域的犯罪特點，決定了毒品犯罪偵查必須充分依靠協作。緝毒協作的范圍十分廣泛，實踐中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地區間協作，包括跨國的國際偵查協作和國內跨地區協作。二是職能部門間協作，包括公安、海關、邊防以及鐵路、交通、林業、民航、葯監、衛生、郵政等部門的協作。三是公安機關內部各警種的協作。偵查協作是情報交流、融合與傳遞的有力支撐，是緝毒偵查的最有效手段。
誘惑偵查的合法性。毒品案件沒有目擊證人，沒有可取證的現場，無法用因果關系排查和進行「同一認定」，實踐中最有效的偵破方法就是「控制下交付」。「控制下交付」在英美法系國家稱為「誘惑偵查」或「警察圈套」。一般是指偵查機關在初步掌握一定的犯罪線索後，為獲取充分的犯罪證據，派偵查員與犯罪嫌疑人聯系，在用謀略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交易時，對其實施抓捕，達到人贓並獲的目的。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允許採用這種偵查手段，但僅限於偵破走私、販毒、販賣軍火等「無被害人犯罪」案件，且都對其合法性加以嚴格限制。因此，筆者認為，偵破毒品案件中，合法的「控制下交付」必須具備以下條件：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販毒犯罪意圖必須是自發的，即攜有毒品，准備脫手並正在積極尋找買主，而非被誘發產生的，否則就是引誘犯罪。換言之，「假買」的前提必須是對方主動要賣。第二，「控制下交付」的執行者必須是公安機關禁毒部門。第三，「控制下交付」只能「假買」，不能拿毒品進行「假賣」，否則無異於販毒。掌握上述原則，是保證運用「控制下交付」方法有效獲取毒品犯罪證據的前提。（陳鑫 謝安業）
問題與對策�
目前在懲治毒品犯罪的司法實踐中，仍感到有關法律相對滯後，懲治手段還不夠有力，難以有效遏制毒品犯罪蔓延。一是懲罰力度仍不夠嚴厲。刑法規定，對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的行為，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司法實踐中，一些毒販往往採用多次分散銷售的辦法，案發時，查獲的大多數量較少，法律對販賣毒品1克以下的量刑一般都較輕，有的僅處拘役，起不到震懾作用。如新疆無業人員伊明日因販毒判處拘役6個月，釋放後僅15天，其又因重新販毒被抓獲。二是對毒品犯罪的管轄缺乏靈活性。毒品犯罪分子為逃避打擊，往往採用在鬧市接洽，跨區域交貨的手法。《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轄，給查處工作帶來了難度。三是對一些涉毒犯罪的定罪處罰尚未形成共識，司法實踐中對有些行為如何定性尚有分歧。如犯罪嫌疑人運輸毒品進行販賣的，是定運輸還是定販賣?以販養吸，購入毒品已部分販出，部分吸食，尚存持有的部分定販賣還是定持有?對有多名同案犯供述，且有「上下家」印證。但毒品已滅失的如何處理等，亟待盡快形成共識，以更有效地打擊毒品犯罪。針對上述問題，我認為應當採取以下對策：�
1.堵截毒源，摧毀販毒組織。從目前毒品流入上海市的運輸渠道看，空中、海上、鐵路、公路均有，而大宗成批毒品主要來自公路、鐵路。近年來，鐵路公安部門查處較為嚴密有力，上下火車及途中均有檢查，據統計，1998年至1999年8月上海鐵路運輸檢察分院批捕涉毒犯罪嫌疑人253人，占同期該類犯罪嫌疑人總數的8.8%；公路運輸查堵力量相對較為薄弱。由於進入市區的道路多，且車流量大，不易查堵。一些毒販僱傭他人採用汽車夾帶方法將大量毒品千里運輸來滬，有的甚至將毒品放在駕駛室內，一路過關竟無人檢查。為此，應加強公路緝毒隊伍力量，在進入本市的陸路關口處，加強查處，特別是對毒情嚴重區域進入本市的車輛進行重點檢查，防止毒品進入本市。公安部門除採用「割韭菜」式的打擊方式外，還應選派精悍警力，深入毒販內部，抓獲背後操縱的毒梟，給販毒集團以致命的打擊。�
2.積極開展專項打擊，堅決消滅地下交易市場。對毒品犯罪活動應積極開展全市性的專項打擊斗爭，適時集中公訴、公判一批涉毒犯罪分子，以震懾罪犯；對有形成地下交易市場趨勢的地區，要採取各種強有力措施，把毒品地下交易市場消滅在萌芽狀態。�
3.公、檢、法三家在緝毒工作的執法問題中，要統一思想認識，尤其是在管轄和證據的採集等方面能統一協調，並定期通報情況，使偵查、批捕、起訴、審判渠道保持暢通，做到快偵、快捕、快訴、快判，對涉毒犯罪始終保持嚴打狀態。�
4.加強禁毒宣傳力度，消滅宣傳工作的死角。司法部門要配合有關部門加強禁毒法制宣傳，特別是大、中、小學的校園宣傳尚有盲區；居民小區、城鄉結合部、娛樂場所等宣傳工作不到位，尚留有死角；外來人員及低層次的無業人員宣傳工作有空白點，應強化禁毒宣傳教育工作，要努力開展全方位、多層次、多形式的禁毒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全民的禁毒意識。
⑽ 我國刑法在立法上的不足的認識
1\相同法益未同復等保護立法不足制.如同樣是金融詐騙,票據詐騙(對象是銀行等)與保險詐騙保護力度不一.原因是銀行當時比保險業強勢.
2\對販賣毒品的再犯,從重處罰立法不足.與構成累犯的從重處罰重合時,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認為適用再犯從重處罰,這樣會導致毒品犯罪的再犯可能仍然被處緩刑或可以被假釋(因為刑法規定,累犯不得適用緩刑和假釋,而毒品犯罪的"累犯"卻有可能適用緩刑或假釋)
3\對重大立功表現的認定和量刑立法不足.刑法規定,對被告人具有自首並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但對於何謂重大立功表現規定不足.這就致使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釋規定,告人"檢舉揭發可能被判處無期徒期以上刑罰的案件或一定范圍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即可視為重大立功".這樣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對重大罪犯放縱,造成量刑極輕,罪刑不相適應.如殺人後,自首並檢舉他人有可能判無期以上刑罰的罪,就會只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刑.
隨便列舉一二,理論功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