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立法者是

① 誰能幫我找一下《古代羅馬功績》，賞分

《希臘羅馬名人傳》（The live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又稱《對傳》（Parallel lives），簡稱《名人傳》或《傳記集》。它是羅馬帝國早期希臘傳記作家和倫理學家普魯塔克（Lucius MestriusPlutarch，約公元46－120年）的傳世之作，也是西方紀傳體歷史著作之濫觴。
一，普魯塔克以歷史傳記名垂於世，但他卻沒有給後世留下本人的傳記或自述材料。正像對於很多古代史學家、文學家一樣，我們關於普魯塔克的生平事跡大多是從散見在他本人著作中的敘談插話推斷而來。普魯塔克約於公元46年生於希臘中部貝奧提亞地區的克羅涅亞小鎮。他的家境富裕而有文化素養，父親阿里斯托布洛斯就是一位有名的傳記作家並對哲學很有研究。普魯塔克幼承庭訓，早就養成了對學問的愛好，渴求知識，孜孜不倦。青年時代游學雅典，師從阿莫尼烏斯研習數學、哲學、修辭學、歷史學和醫學。他曾廣泛遊歷希臘本土的歷史名城，如底比斯、科林斯、佩雷斯等；遍訪愛琴海諸島，並到過埃及、小亞細亞、義大利。所到之處，普魯塔克總是留心研究當地的宗教、政治問題，同時注意搜集歷史文獻和人物傳說、趣聞佚事、諺語格言，他甚至還收集各種碑刻、繪畫、圖表等等。所有與歷史有關的一切，只要是他感興趣的，就無所遺漏。這就為他日後的寫作積累了大量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通曉當時的多種學間，並能關心世道人心，成為當時一位學識淵博而又富有人道精神的飽學之士。
大約從公元69年至公元79年，普魯塔克因公務被派往羅馬，並在那裡講授哲學。其間結識了很多名人，他也游歷了義大利的其他地方。這使他有機會更多地了解羅馬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普魯塔克深知自己是來自僻壤小鎮的外鄉人，所以十分重視親臨大城市，博覽群書，廣交社會有識之士，搜集材料。盡管他獲得了羅馬公民權，他還是從羅馬回到了家鄉克羅涅亞。他一邊潛心著述，一邊擔任了許多公務職位，熱心公益事業。他曾多次擔任德爾菲阿波羅神廟的祭司。德爾菲位於克羅涅亞以西約20英里，被稱為普魯塔克的第M故鄉。普魯塔克於公元120年去世後，德爾菲人為他樹立了一座雕塑以紀念這位傑出的公民。
普魯塔克性情溫良敦厚，和善而豁達，恬靜而不慕虛榮。文如其人，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充分了解到他的性格，尤其被後世史家樂於稱道的是他以孝涕友愛為立身之道。家庭生活和睦美滿，他的妻子提摩澤娜賢慧樸素，夫妻相愛甚篤。這一點在他女兒4歲夭折時他寫給妻子的安慰信中得以充分的表露。他的父親和兄弟也時常在家宴上露面，這種家宴的席間漫談也成了他寫作的重要素材。普魯塔克在家的生活平靜而順遂，朋友們也常來探訪，討論哲學倫理問題，他也常在作品中提到他朋友的名字。
普魯塔克生平著作宏富，被稱為古代罕見的多產作家之一。根據現存的《蘭普利亞目錄》，普魯塔克著述共達277種，其中大部分已經亡佚。保存至今的100多種，由後人輯為兩集，一為包括50篇傳記的《名人傳》，一為包括六七十篇論文和語錄的《道德論集》。雖然普魯塔克享有盛譽的傳世之作是《名人傳》而非《道德論集》，但後者探討了倫理、宗教、哲學、科學、政治、文學等問題，內容極為廣泛，反映了作者的倫理思想、宗教觀、世界觀以及所處的時代的背景、道德風尚與行為准則，是了解普魯塔克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獻。普魯塔克的倫理思想主要來源於柏拉圖的理論，兼取亞里上多德、斯多葛派以及畢達哥拉斯派各家之長。從哲學觀點上看，他是一個以柏拉圖學說為基礎的折衷主義者，並特別注重道德實踐。因此，他的哲學思想的重心是倫理道德問題。他為古希臘「聖賢」們的思想文化成就而感到自豪。他對柏拉圖更是景仰有加，可以稱得上是柏拉圖忠實的信徒。
《名人傳》歷來被稱為西方古典文庫中的瑰寶，是一部融歷史。文學和人生哲學於一爐的宏篇巨制。古代希臘、羅馬許多歷史人物的形象都是有賴於《名人傳》中繪聲繪色的敘述而流傳下來的。近2000年來，《名人傳》以豐富多彩的史料。樸素生動的敘述以及滲透其間的倫理思想，一直為人們喜愛稱道。盡管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專著，但因作者以其獨特的風格，以古希臘羅馬的重要歷史人物為中心，詳盡地描述了許多重要歷史事件，保存了許多已散件的文獻材料和難得的傳說佚事，至今仍是研究希臘羅馬歷史所必不可少的典籍。另一方面，普魯塔克也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鼻祖，因而又被稱為西方「現代心理傳記作家」的先驅。他的筆調和文體風格對歐美散文、傳記、歷史小說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普魯塔克在西方史學、文學和倫理哲學方面都具有獨特的重要地位。
二，現存的《名人傳》共有50篇，其中46篇以類相從，是名符其實的對傳。用一個希臘名人搭配一個羅馬名人，共23組，每一組後面都有一個合論。其餘四篇則為單獨的傳記，不作對比，也沒有合論。原書各傳的先後順序只有部分可以確定下來，如第一對傳記是希臘英雄伊巴密地達（Epaminonda）和羅馬名將西比阿（ScipioAfricanus）及其合論（現已佚失）；第二對姊妹篇在希波戰爭的薩拉米斯海戰中大敗薛西斯、戰功赫赫的雅典軍人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傳（Themistocles）與五次被選為獨裁官、四次因戰功而舉行凱旋式慶祝大典、被授予「羅馬第二奠基人」稱號的卡十盧斯傳（Camilius）；第三對是一生戎馬倥?、馳騁疆場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客蒙（Cimon）與能征善戰、在對抗波斯人的戰爭中功績輝煌的羅馬軍事家盧庫盧斯（Lucullus）及其合論；第四對分別是作為希臘和羅馬的立法者、奠基人的呂庫古（Lycurgus）與努馬（Numa Porpilius）傳及其合論；第五對是古希臘卓越的演說家和著名的政治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與羅馬共和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學家和文學家西塞羅（Cicero）的傳記以及合論…第十對是伯里克利（Pericles）與費邊（Fabius）的傳記及其合論。
根據諾斯爵士最早的英譯本，17世紀後半葉英國大文豪德萊頓的重譯本以及法文和歐美其他的版本，這些傳記一般都是按照時代先後的原則排列。這樣做也更符合歷史傳記的通例。現在的《名人傳》一般從古希臘、羅馬的開國君主忒修斯（Theseus）和羅慕洛（Romulus）的傳記開始，以下分別是呂庫古――努馬，梭倫（Solon）――普布利科拉（Puplicola），地米斯托克利――卡米盧斯，伯里克利――費邊，亞基比德（Alcibiades）――克里奧拉努斯（Coriolanus），提摩勒昂（Timoleon）――伊米尼烏斯（Aemilius Paulus），佩洛皮達斯（Pelopias）――馬克盧斯（Mancelius），阿里斯提德（Aristides）――馬可?伽圖（Maxcus Cato）,菲洛佩門（Philopoemen）――弗拉彌尼烏斯（Flaminius），皮洛士（Pyrrhus）――馬略（Caius Marius），呂山德（Lysander）――蘇拉（Sylla），客蒙――盧庫盧斯，尼基亞斯（Nicias）――克拉蘇（Crassus），塞爾托里烏斯（Sertorius）――尤蒙尼斯（Eumenes），阿格西勞斯（Agesilaus）――龐培（Pompey），亞歷山大（Alexander）――凱撒（Caesar），福基昂（Phocion）――小林圖（Cato，the younger），阿基斯（Agis）――克利奧十尼（Cleomenus）虛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蓋約?格拉古（Caius Gracchus），德莫斯提尼――西塞羅，德米特里（Demetrius）――安東尼（Antony），狄翁（Dion）――布魯圖（Brutus）。最後是4個單獨的傳記：阿拉圖傳（Aratus）、阿塔薛西斯傳（Artaxerxes）、伽爾巴傳（Galba）、奧托傳（Otho ）。
《名人傳》以古代希臘羅馬社會廣闊的歷史舞台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於為什麼要採取這種對傳的形式，普魯塔克認為，若要更好地了解各種人物性格之間的差異或相似，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將他們的生活和行動相互對照比較，就好像藝術館陳列的肖像畫一樣。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雖然他並沒有明確說出來，但在《名人傳》中，我們不時可以體會到。例如，在伯里克利與費邊的合論中，普魯塔克認為伯里克利曾以廟宇和殿堂等宏偉的公共建築裝點了雅典城邦。對比之下，從開國直到幾代大帝統治期間，羅馬人所追求的輝煌壯麗都顯得黯然失色。進一步說，無論是氣度恢宏的設計，還是美奐絕倫的建築藝術，希臘的成就高聳人雲，遠遠凌駕於羅馬之上，二者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普魯塔克一方面具有泛希臘主義的愛國情緒，為古希臘過去的輝煌和成就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擁護羅馬帝國，贊揚羅馬自建國以來的文治武功。他的《名人傳》原是獻給羅馬皇帝圖拉真的寵臣索西烏斯?塞涅基奧，用以增進希臘人和羅馬人之間的和睦和友誼。為了證明古代希臘也像羅馬一樣擁有自己傑出的立法家、軍事家、演說家，普魯塔克把一位希臘的傑出人物與他認為屬於同一領域的羅馬著名人物放在一起，分別列傳敘述並殿之以合論。
總體上來看，《名人傳》中的每一個傳記都有一定的寫作模式。普魯塔克總是首先交代人物的家世、家庭教養、少年時代的成長和遭遇，然後傳記的重點就是主人公如何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或則力挽狂瀾，救大廈於將傾；或則忍辱負重，救民於水火；最後以死時的情景及身後的影響為終結。由於每一個人物的出身不同，經歷不同，性格相貌各有特點，因此在作者筆下必然呈現為同中有異、共性中見個性的描述。盡管每一十傳記都在一般模式下寫成，由於作者爐火純青的語言藝術，其間鑲嵌以繪聲繪色的軼事趣聞，雜糅以倫理思想和評論，使得每一位歷史人物都各具特性，栩栩如生，躍然紙上。更值得一提的是，普魯塔克善於從所記人物的生平經歷及諸多事件中提煉出一兩件能反映出其性格的小事，作點睛之筆，使人物性格鮮明突出，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格拉古兄弟傳》中對提比略和蓋約兄弟在性情上的差異以及作演講時的不同姿態的描述，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在《伯里克利傳》中，普魯塔克一開始就著重描述了他與眾不同的外貌特徵：伯利克里的形體各方面都無可挑剔，惟獨頭顱較長，不成比例，他的外貌長得像那個僭主庇西斯特拉圖。上了年紀的老人對他們二人這樣相像都感到驚訝。但這樣描寫作者仍嫌不夠，還要從各種喜劇台同中來加強讀者對於伯利克里的「海蔥頭」的印象。對於伯利克里的相貌特徵，凡是讀過《伯里克利傳》的人，恐怕是忘記都很難：這就是普魯塔克歷史的敘述中所表現的藝術魅力。
三，《阿基斯傳》是《名人傳》中作者著重渲染道德理想的代表傳記之一。阿基斯雖然生長於富裕和奢侈的環境中，但他早己反對享樂，摒棄了一切奢侈；在風氣普遍墮落的時代他仍崇尚克己、樸素。樂善好施；他信仰神諭，要讓所有的斯巴達人都按呂庫古所制定的法律，處於平等的地位；他率領的軍隊士氣高昂，軍紀嚴明，英勇善戰。阿基斯簡直就成了普魯塔克道德理想的化身。由於他保全了李奧尼達的性命，自己為人最溫良、最仁厚，又相信了他的敵人，結果成了被監政官處死的第一位斯巴達國王。作者的結語是：這就使愛他的人比仇視他的人更應當責備他了、對於書中所記述的傑出人物在性格或行為上的道德瑕疵，普魯塔克也有過專門的論述。他認為，寫傳記就好像是畫肖像畫。如果這些傑出人物有些微的瑕疵，畫家們既不應該完全忽視，也不應該加以誇大。因為後者使肖像變丑而前者使肖像失真。歷史學家不應該熱衷於描繪這些缺點，而應當小心謹慎地對待。他之所以要指出這些缺點，只是為了說明人類的本性不可能沒有缺陷。十全十美、毫無瑕疵的人是沒有的。《名人傳》中的英雄們的美德方面並不個個都是完美無缺的。譬如客蒙和盧庫盧斯兩人款待賓客的豪華奢靡以及私生活上的放縱無度，阿基斯則對他的敵人過於溫良仁厚、蓋約有時則過於魯莽沖動等等。
《伯里克利傳》最好地體現了普魯塔克的寫作信條。他認為他寫的不是歷史，而是傳記。最顯赫的業績不一定總能表示人們的美德和惡行，往往一件小事、一句話或一個笑話卻更能清楚地顯示人物的性格和趨向。因此他要專心致志於展示人物靈魂的特徵及其表現，並藉此描繪每一個人物的生平事跡，而將他們的赫赫戰功政績留給別人去寫。在《帕里克利傳》中，普魯塔克一開始就做了一番倫理的探討，最後的結論是：美德是有吸引力的，它能使人立即產生身體力行的沖動，不僅模仿它能使觀看者的性格得以形成，就連研究它也能提供行動的准則。普魯塔克也忘不了告訴讀者這是他寫的第十個傳記。接著就對伯里克利的大頭顱議論了一番，然後就是對伯里克利性格特點的描述：舉止莊重文雅，表情沉著嚴肅，說話聲調柔和。緊接著就介紹了第一段趣聞軼事：有一次，伯里克利被一個毫無教養的人整天辱罵，他竟然忍耐著，一聲不吭。到了傍晚，他從容不迫地走回家，那傢伙仍在他後頭，辱罵不休。他進屋時，大已經黑下來了，他就吩咐一個僕人打起火把，讓他送那人回家去休息。只要我們讀到這里，一個與眾不同的伯里克利的形象就初見端倪了。在整個傳記中，普魯塔克對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的描述相當少，只是簡單地介紹了他遠征克索涅索一役和征對薩摩斯人的情形，而對其在雅典城邦所實行的政治改革則很少提及。這一方面反映了他對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估計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對雅典所實行的民主政治改革有所偏見，而對斯巴達的軍事民主制則有所偏愛。但是他對於伯里克利的其他優點，還是給予了公正的評價，如不謀私利，富有領導才能，能言善辯，機智過人，以及給雅典所帶來的無人能及的建築藝術成就。伯里克利去世以後，人們對他的功業相當懷念，常常談起他的品德和才於，歷數他的功績。作為一個為城邦屢建戰功的將領，他一共建立過9座紀功柱。總之，普魯塔克對於伯里克利生平的描述時所用的史料不同於一般史學家，體現了他著重描寫能體現人物內心的小事的寫作原則。我們也從他的筆下見到了伯里克利的另一面。這也是普魯塔克為我們所提供的歷史的另一面――關於人物心靈的歷史。
在《費邊傳》中，普魯塔克又回到了以人物生平主要事跡為線索的常用傳記方法。它體現了普魯塔克靈活多變的寫作手法。費邊是古羅馬的政治家、軍事家，以其著名的拖延戰術與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周旋，解救了處於危機中的羅馬，並因此而名垂史冊。費邊出生於羅馬聲名顯赫的大家庭，據說其祖先曾以設置陷阱獵取野獸為生，其家族因此而得名。幼年時，費邊性情溫和，沉默寡言，行動遲緩，被認為是「馴良如羔羊的人」，也被誤認為是幾分痴呆，簡直是蠢材。但是普魯塔克認為只有少數人才覺察到他靈魂深處不屈不撓的堅定性格和磊落大方、勇如雄師的素質。以後，費邊在苦練演講術並以征戰來鍛煉體魄。在第一次任執政官期間，費邊就取得了大破南高盧和利古里人的勝利。此後他臨危受命，被推選為獨裁官、面對漢尼拔勢如破竹的凌厲攻勢，費邊採取了著名的拖延戰術，即不與漢尼拔正面交鋒，而是避其鋒芒，聯合義大利各城邦與其周旋，聽任漢尼拔處於巔峰狀態的銳氣減弱，直到「就像從微少的薪柴燃起的火焰必將自行熄滅一樣」。費邊首先極力安定人心，鼓舞士氣。後經卡西努姆戰役、坎奈大戰，費邊的聲譽也是幾起幾落，並連續擔任了三屆執政官。每一次戰役，羅馬軍隊屢戰屢敗，而每次失敗都是由於當時的騎兵長官未能執行費邊的拖延戰略。這一方面反映了漢尼拔的足智多謀和英勇善戰，另一方面也從反面說明了當時的形勢下費邊的拖延戰略是明智之舉。雖然作者描述的重點是幾次戰役的過程，如對卡西努姆戰役中漢尼拔使用的著名的「火牛陣」，坎奈戰役中漢尼拔大獲全勝的戰術陣形，但是普魯塔克總是在戰爭過程後描寫費邊是如何地忍辱負重，面對嘲諷而泰然處之，如何保持他不驕不躁的美德。例如，卡西努姆戰役後由費邊和米努基烏斯共同指揮軍隊。米努基烏斯不滿費邊的拖延戰略，率領軍隊獨自安營紮寨。漢尼拔利用米努基烏斯好戰的弱點，布置埋伏，大敗米努基烏斯指揮的軍隊。費邊及時趕到，才免於全軍覆沒。米努基烏斯及其部下對費達感恩戴德，對他的仁慈和智慧心悅誠服。費邊第四次任執政官時取得了塔倫同戰役的徹底勝利。是役，他與漢尼拔鬥智斗勇，最後漢尼拔不得不私下裡承認說：看來羅馬人也有一個漢尼拔，以他們目前的兵力要佔領全部義大利是不可能的。大約在漢尼拔從義大利揚帆遁離時，費邊一病不起，長辭人世了。普魯塔克對費邊以堅韌精神戰勝年輕、高傲的漢尼拔大加贊賞，認為他受命於危難之際，但不讓危難拂亂其心，也不因此而放棄他所信守的行為准則，顯示出堅強的意志和偉大的人格。
在《梭倫傳》中，普魯塔克主要塑造了梭倫作為雅典立法者的形象。梭倫出生於雅典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樂善好施。到梭倫年輕的時候，已是家道中落。梭倫一面外出經商，一面游歷。普魯塔克認為梭倫出外旅行，主要是為了獲取經驗和學問，並不是為了賺錢。在此過程中，梭倫認識了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泰勒斯等人，並獲得了古希臘「七賢'」之一的美名，也顯示出了傑出的詩歌才能。普魯塔克在此傳中保存了梭倫許多著名的詩句，如：「道德是永遠存在的，而財富每天都在更換主人。」「僭主政治是一個可愛的地位，可是沒有一條路可以由那裡走下台。」公元前600年梭倫率領雅典人通過智取從麥枷拉人手中奪回了薩拉米斯島，從而顯示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並使他一舉成名。此後，雅典發生山區派、平原派和海洋派之間關於政治制度的紛爭。梭倫在平民的支持下被選為執政宮，並被指定為當時危機的調處者和立法者。梭倫從此開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改革。普魯塔克記述的內容主要是梭倫所制定的法律和這些法律在當時的實施情況以及所產生的反響，梭倫頒布的第一條法令就是「解負令」。根據這個法令，平民所欠的各種債務一律廢除；禁止在放債時以債戶的人身作抵押，廢除債務奴隸制；由國家贖回因負債而被賣到外邦為奴的人。梭倫還對公民的財產進行了一次調查分等，並按照財產等級規定相應的政治權利。這些新的法令還包括：設立四百人會議；禁止買賣婚姻，保障婦女孤兒的利益；修改死刑法；其他鼓勵手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措施。梭倫的法律一開始實施，每天都有人到他那裡去，稱贊或是指責那些法律，或建議加上某些條文，或刪除某些條文，還有很多人去詢問有關條文的目的和意義。梭倫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就借口到國外考察，乘船出國旅行去了。他希望這段時間內，人們會習慣他所訂立的法律。等到梭倫結束游歷回國時，雅典發生了以庇西斯特拉圖准備實行僭主政治而引發的沖突。梭倫晚年退隱在家，從事研究和著述。他死後遺體被焚化。骨灰撒在他曾經為之戰斗過的薩拉米斯島上。
《地米斯托克刊傳》記述了這位希臘軍人政治家輝煌而悲劇的一生。普魯塔克首先點出了地米斯托克利雖出生寒微，但自幼性情剛烈，天資聰慧，立志於成就一番大事業。他的老師也曾預言，不管是好是壞，他長大後都將是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希波戰爭（公元前500－公元前449年）處於決定意義的階段，這個風雷激盪的年代為他施展才能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台。在馬拉松戰役（公元前490年）之後，所有的雅典人都為這次空前巨大的勝利所陶醉，但地米斯托克利卻夜不成寐。他敏銳地覺察到波斯人在馬拉松的失敗並不是希波戰爭的結束，而是更加嚴重的戰斗的開端。他認為要拯救雅典，必須大力發展海軍。他利用勞里昂地方銀礦的收人建成了100多艘戰艦。在他任執政官期間，雅典海軍力量的發展對其政治、經濟生活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公元前480年，波斯軍隊從海陸兩面大舉進犯雅典，地米斯托克利在危急關頭充分顯示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他首先頒布一道法令，讓他的政敵、遭陶片放逐的阿里斯提德回國，參加保衛祖國的戰斗，又主動地將海軍的最高指揮權讓給了斯巴達將軍歐律比亞德斯，以增強波斯同盟內部的團結。他還通過巧妙地解釋神渝的辦法，說服了大部分雅典公民撤出雅典，同時他施展計謀誘使波斯人在最有利於希臘人的薩拉米斯灣展開海戰。正是由於地十斯托克利的審時度勢、高風亮節和運籌帷幄，希臘人贏得了薩拉米斯海戰的輝煌勝利。這場勝利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榮譽，使他一度成為希臘最顯赫的人物。此後，他與斯巴達人在防衛城牆問題上產生激烈沖突。他的政敵，包括呵里斯拉德和客蒙等人，對他施用陶片放逐法來剝奪他的尊嚴和傑出成就。被逐出城以後，他最初在亞哥斯漂泊。後又遭誣陷，被指責私通波斯而遭到追捕。他斷定回雅典受審必將凶多吉少，因而輾轉逃避，屢經艱險，最後到達波斯，投奔了波斯國王。後來，當波斯王命其為進攻雅典出謀效力時，他烙守自己的諾言，決不做有損於希臘的事，最後服毒自殺，客死異鄉，終年「歲。
四，《名人傳》在西方史學發展中的獨特地位首先在於它開創了紀傳體歷史著作的先河。在普魯塔克生活的時代，為政治上、軍事上的傑出人物樹碑立傳已頗為流行，而《名人傳》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這種體例所奠定的模式一直到中世紀都非常盛行。就史料而言，《名人傳》的取材來源十分廣泛，有前人的歷史著作，當時存留的典籍和文獻以及作者親身了解的傳聞軼事。在歷史著作中，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都是普魯塔克引證的重要來源，李維的《羅馬史》也是他從中汲取教益的重要文獻。雖然普魯塔克在歷史過程的敘述中常常糅雜以主觀的評價和道德說教，《名人傳》的史料價值還是不可否認的。普魯塔克在《名人傳》中搜集了豐富的史料，引用了古代歷史、哲學、詩歌中的大量材料，其中有很多早已佚失，還有些後世無法見到的材料，就是靠他獨家保留下來的。另一方面普魯塔克酷愛趣聞軼事和雋語名言，這也是《名人傳》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一。正如他在《忒修斯》傳的開頭所說的那樣：「但願我能將虛構的傳說予以澄清，使之合乎理性，具有歷史的容貌。但是，如果有荒誕無稽之處，實在難以更動，毫不足信，那就只有請求寬厚的讀者諸君，對古人的故事姑妄聽之了。」
《名人傳》在普魯塔克的有生之年大受歡迎，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作為希臘哲學家和柏拉圖學說的信徒，普魯塔克常在羅馬宣讀論文和講學。希臘語是當時羅馬文人和上流社會的通用語言，凡是有文化教養的希臘人，特別是哲學家，在那裡都是受歡迎的。作為一代宗師，普魯塔克在當時就得到尊敬，他的著作也一直傳誦不衰。即使在中世紀時期，拜占廷帝國有教養的人對他的著作也十分熟悉。
文藝復興時期，普魯塔克的著作通過拜占廷學者傳人義大利，由義大利人文主義者譯成拉丁文和義大利文。在這一時期；《名人傳》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人們開始大量仿效這種體例作傳，歌頌世俗統治者和名人英雄業績的傳記作品層出不窮。當時一些名聞遐邇的傳記作品有彼德拉克的《名人傳》、蒲伽丘的《但丁傳》、維拉尼的《佛羅倫薩名人傳》等。這種傳記體的盛行既是對普魯塔克等人的寫作傳統的復興，又反映了當時社會重視人的價值，以人取代中世紀神的位置，符合人文主義者的需要。特別是《名人傳》的法文譯本和英文譯本問世以後，普魯塔克的作品在西歐各國的影響日益擴大，幾乎成了家喻戶曉、人人愛讀的經典著作了。研究表明，文藝復興時期，普魯塔克在歐洲受歡迎的程度僅次於柏拉圖，居第二位。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大師拉伯雷和蒙田都對普魯塔克作品愛不釋手，他們的作品也受到普魯塔克寫作風格的直接影響。在英國，普魯塔克也影響了一大批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家和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尤利烏斯?愷撒》、《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和《科里奧拉努斯》就是直接取材於諾斯爵士的《名人傳》英譯本。19世紀以後，普魯塔克的直接影響開始減弱。這主要是由於工業社會的發展和浪漫主義的興起，人們強調思想感情的自由表達，反對古典主義的剋制。但是德意志「狂飈運動」的代表人物哥德和席勒、音樂家貝多芬都嗜讀普魯塔克的著作。馬克思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閱讀《名人傳》。直到19世紀中葉，美國超驗主義作家愛默生還對普魯塔克推崇備至，對其道德文章追慕不已。
盡管《希臘羅馬名人傳》算不上是嚴格意義的歷史專著，普魯塔克也無意成為嚴謹的歷史學家，但是作為一部西方古典名著，它無疑會長久地為人們所傳誦喜愛，不同時代的讀者都可以從中發掘它與眾不同的價值。

② 古羅馬的執政官一人還是多人

執政官（Consul）統帥軍隊，指揮作戰。有人把執政官看作是共和國時代的國王，可見其權力之大。羅馬人對執政官的權力做了一定的限制。執政官一共有兩位，互相可以牽制。而且其任期只有一年，造成「兵無長帥，帥無長師」的局面，執政官和士兵之間就不可能建立起私人的關系。孟德斯鳩對此有過評論：「一切官職，如果權力大，任期就應該短，以資補救。多半的立法者把任期規定為一年。長於一年，便有危險；短於一年，便和事務的性質相違背」。
執政官的每年更換確實給指揮作戰帶來了麻煩。如果戰爭一時結束不得，為了防止勝利的果實落入下一任執政官之手，現任的執政官就往往搶在選舉前，給敵人一個比較優惠的條件，匆匆結束戰爭。不過，但是羅馬每年都能推出兩位執政官，而且一般還都是那麼優秀，實在讓人驚嘆。起初，執政官只能能由貴族擔任，後來向平民開放，可供選擇的人才就更多了。
最初，羅馬只在義大利本土進行戰爭，一年的時間足夠打完一場戰爭，這個時候這個制度可以說是非常完美。但是隨著羅馬疆域的擴大，戰線空前的擴大，一場戰爭一兩年內不一定打得完，指揮官的任期漸漸延長，再加上募兵制的改革，到了馬略與蘇拉的時代，軍隊淪為了將領的私人工具，共和制的衰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漢尼拔戰爭期間的一次選舉中，百人團推選T. Manlius Torquatus與T. Otacilius為執政官，Manlius被人們簇擁著進入了會場，人們紛紛向他道喜，可是他卻懇請人們重新投票。因為羅馬正處於命運攸關的時刻，在執政官的人選上來不得半點馬虎，而他自問不是漢尼拔的對手。人們為其坦盪胸懷所打動，在徵求了長者意見後，重新進行了選舉。由此李維感慨到，即便是柏拉圖等人設想的智者居住的理想國，也不可能比羅馬有更高的道德水準，更能有節制的使用權力

③ 羅馬法的法律淵源是什麼

法律淵源也即法的制定形式，羅馬法從廣義上來說法律淵源可以分為四大部分：自然法（習慣法）、制定法、執政官告示和法學家解釋。
（一） 習慣法（自然法）
羅馬法的產生是由羅馬部落的產生而開始的，最初羅馬是由七個王相繼執政也即王政時期（公元前8-前6世紀），該時期主要的矛盾是階級分化和財產不平等產生的平民和貴族之間的斗爭，法律關系也即是為了調節原始氏族向階級社會過度的矛盾，同時涉及宗教儀式和氏族習慣如祭祀家長權等。羅馬第六代王對原有的根據血緣關系而調節的財產和戶口關系進行了改革，同時確立的新的權力和義務。相傳他還頒布過契約和侵權行為的法律，但沒有真實文獻可據。因此該時期主要淵源是不成文的習慣法。
（二） 制定法
狹義的制定法通常是指立法者或者立法機構頒布的一般法律，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同時存在三個名義上的立法機構：百人團民會議、部落民眾會議和平民議會。上訴三個民眾會議所制定的規制都屬於「法律（lex）」，同時元老院的決議和帝國時期皇帝的諭令也屬於羅馬制定法的淵源。

④ 如何對羅馬法進行分類羅馬法在人類社會中的價值有哪些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羅馬法的分類
羅馬法學家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標准將羅馬法劃分為下列四類：
1、公法和私法；
2、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3、市民法長官法（裁判官法）。
4、萬民法和自然法；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羅馬法頗為人們所稱道，其理由不僅在於羅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為現代民法的模範文本的事實，更在於從羅馬法中體現出來的統帥整個羅馬法律制度的靈魂性內核——羅馬法精神。

大體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觀念，[1]是指支配法律現象和法律文化體系的價值信念系統，[2]是時代精神在社會法律領域的貫徹，是時代法律文化的內在精神特質，是對法律制度運行和發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價值基礎，是一個民族法律價值的靈魂。[3]依上述界定，羅馬法精神乃指適應羅馬社會商品經濟交易要求、反映羅馬時代文化特質與政治結構的抽象的觀念性原則，這些觀念性原則統帥、指導著羅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並且它們——盡管曾被歷史塵封——能夠被現代的人們從歷史的故紙堆中發現，它們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 自然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說羅馬法蘊含了豐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說教會法充滿了上帝的意志—樣不會令人懷疑。梅因說：「我找不出任何理由，為什麼羅馬法律會優於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論給了它一種與眾不同的優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問羅馬法如何就體現了自然法精神，則需頗費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現為一種哲學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亞里土多德處略見端倪。其後，它被斯多葛派學者所繼承，並與法律發生密切的聯系，在此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靈魂人物當推西塞羅。西塞羅教導我們說：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與自然相符合的正當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並且是不變雨永恆的。羅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並不會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會不同，這是因為有的只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候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它；再者，人類也只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和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一法律的制定者、頒布者和執行者」。[5]

西塞羅及其學說成為當時羅馬社會的流行話語，此影響了羅馬法學家。在公元6世紀的《法學階梯》中我們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這些法學家嵌入羅馬法中的效果。在《法學階梯》第一、二卷里，羅馬法被明確地區分為三部分；自然法、萬民祛和市民法。自然法被界定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給——切動物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不是人類所特有，而是—切動物都具有的，不問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動物。由自然法產生了男女的結合，我們把它叫做婚姻：從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養。的確我們看到，除人而外，其它一切動物都視為同樣知道這種法則。[6]

在羅馬法文本中，這種直接賦予自然法以顯明的力量的情形並不多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得出羅馬法受自然法精神的浸潤的結論。因為羅馬法學家把自然法哲學注入法律決不是採取機械的、教條的方式進行的。「如果我們只計算那些肯定歸屬於斯多葛派教條的法律條文的數目來衡量斯多葛派對於羅馬法發生的影響，這將是一個嚴重雖然是報普通的錯誤」。[7]斯多葛派對於羅馬法的貢獻，「並不在於它們提供給羅馬法的特殊論點的數量，在於它們給予它的單一的基本假設」。[8]這個基本假設被後人冠以「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人是生面平等的，每個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財產和幸福的自然權利——法律的—切規定都必須以此為最高原則。

到此為止，我已經初步闡述了自然法滲透入羅馬法這—事實。與此同時，有關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內涵還未及說明，而這二者對於把握自然法精神是頗有助益的。

前已述及優氏《法學階梯》對自然法的界定，但這僅僅是諸多版本中之一種而已。實際上，人們對自然法的理解從來就投有取得過共識；他們把它或者理解為某種物質、行為或概念的性格和品質；或者認為是宇宙的天然秩序及其體現的特徵；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特定關系的天然緣由，例如血緣關系；或者是人類的善良感情和普遍的道德意識；或者是理性。[9]透過這紛紛擾擾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的東西。

首先，自然法不是為體現立法者意志而產生的，並且同公正和正義永遠相符合。因此，自然法總是正義的衡量標准和保護傘。在現實中，某件事物或行為是否公正、正義，不局限於拿它和實定法相比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於自然。與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義的。此明顯區別於實定法。一般而言，實定法「表現至少部分表現為立法者的任意創制的法」，[10]因而它是否公正、正義則是有待進—步確證——一般的說法是，它並不總是如此。

其次，與上述相聯系，由於自然法的正義化身的形象以及自然普遍存在的理論，導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結論。從空間效力、對人效力而言，實定法只局限於特定的地區和特定的人，如羅馬市民法只適用於共和國境內的羅馬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不分種族、性別、財富、智力而適用於所有人，不拘是貴族抑或平民，自由人亦或奴隸，也不僅是現在如此，將來亦如是。在自然法慈祥的目光下，現實中的種種差異都已被自然法所過濾，剩下的都是同樣赤裸的平等靈魂。

再次，由於自然法並不體現立法者的意志，人們可能會問：它是如何產生的？對這個問題照例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認為自然法產生於自然，有人認為其來源於上帝，亦有人認為其源自於人之本性，不一而足。但不管歧義是如何之大，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來源上的先驗性。先驗性賦予自然法以神秘性，而神秘性又往往與神聖性有著莫名其妙的關聯。

歷史地看，自然法觀念雖歷經數千年，其間命運多舛，但迄今仍有著重要意義。

首要的意義在於它為人們批評社會安排提供了參考坐標。

現代社會愈來愈趨向於認為實定法是唯一的法的淵源，從而導致法律淪為肆意統治的合法根據。這與羅馬法是相違背的。在羅馬法中，自然法與市民法二者是不一樣的，市民法只是自然法抽象指令的具體化。自然法高於市民法，市民法必須以自然法為坐標和准繩。「法學家顯明地把『自然法』想像為一種應該逐漸吸收各種民事法律的制度」，[11]因為自然法是正義的化身。

自然法描繪的公正、正義的美麗圖景，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燈塔。在它的指引下，人類穿越歷史的驚濤駭浪從野蠻走向文明。自然法是一種理想，一個座標，雖然並不能夠（很快）實現，但它「能夠提供一種用於評價國家法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普遍性的准則」[12]；並且，「幸虧由於自然法觀念的發明，對社會安排進行激烈批評才第—次了可能」。[13]所以梅因說：「這個概念的所以有其價值和作用，是因為它能使人在想像中出現一個完美法律的典型，它並且能夠鼓舞起一種要無限接近於它的希望。」[14]

其次，自然法有助於確立法律信仰精神。

伯爾曼有言曰，「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僵化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為狂信」。[15]這樣的聲音現在聽起來仍震聾發饋。一個人沒有信仰會導致狂妄，一個社會沒有信仰會導致混亂。非法治國家自不待言，因為那裡從來就沒有法律信仰。法律只不過是治理的工具，必要時用一用，但不用也無妨。所以在那裡，法律總是淪為人們的笑柄。即使是在法治國家，受各種現代思潮以及行政權力擴張的事實影響，法律信仰也正遭受嚴重的危機。因此，當前的形勢與未來的目標要求我們確立法律信仰的精神，而自然法恰有志於此。

自然法是正義的法、理性的法，是與人的本性、自然本性相協調的法，因而自然法是神聖的法。在自然法面前，單個人是卑微的但是平等的。人們對正義的追求、對自身的認同產生了對自然法的信仰，歷史上相繼出現的古典自然法學派、復興自然法學派的興起即為明證。自然法與實定法之間雖有區別，但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兩者皆為正義的繩索而捆綁——畢竟實定法是自然法抽象原則的具體化。因此，人們對自然法的信仰移情為對法律的信仰；信仰實定法是因為其中蘊涵的自然的正義，是對正義的頂禮膜拜。

再次，自然法為法律全球化提供了理論上的一個腳注。

當前法律發展的—個顯明特徵乃是法律的全球化運動。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立法過程中相互借鑒與吸收對方成功的範例，兩大法系之間也逐漸開始了其相互融合的實踐。此種現象的成因或許很復雜，自然法也許能成為其中的一個腳注。

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宣稱：凡依靠法律和習慣統治的國家……，部分地運用了為整個人類共有的法律……。而自然理性在整個人類中確立的東西則是為全人類平等遵守的，它被稱之為萬民法（jus gentium），因為它是萬國適用的法律。[16]在蓋斯看來：由於萬民法是一個普遍的或者極為普遍的規則體系，所以萬民法就是自然法（jus natural）。

既然自然法為整個人類所共有、為全人類所遵守，因而全球各個國家之間的法律趨同現象也就並不令人驚訝了。事實上，自然取得中的先佔原則、男女關系中的自然婚姻以及貿易制度中的讓與、買賣等，各國法律規定皆大同小異。因為它們都是與自然相—致的。相反，那些各國法律規定大不相同的原則是否都與「自然」相一致倒是值得認真探究的。

二、私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討論羅馬法的私法精神，也許應從公、私法的劃分開始。《法學階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與私法。公法涉及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涉及個人利益。在羅馬法文本中，《法學階梯》只論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媒介性主題；《學說匯纂》也是如此，但在第1卷不成系系統地論了一些官員的職責；《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後三卷涉及公法。[17]因此，僅從數量而言，羅馬法大量篇幅皆為有關私法之規定。「事實上，僅僅私法才是許多世紀以來人們認真注意的對象，公法彷彿是個徒有其名的、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對象。羅馬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憲法或行政法。刑法也只是在私法周圍發展，因而它基本上似乎是有關私人（犯法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屬）的事務，刑法實際上從未成為公法部分，從未達到私法那樣的發展程度。」[18]

私法條文的多寡只是從側面說明了羅馬人對個人利益的重視，還不能必然推論出羅馬人已經具有了現代人的私權意識。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羅馬人做到了這一點，其私法精神迄今仍為學者津津樂道。那麼什麼是私法精神呢？承認個人有獨立的人格，承認個人為法的主體，承認個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預的，即使國家在未經個人許可時也不得干預個人生活的這一部分。[19]此即為私法精神的真義。私法精神主要表現為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20]

體現羅馬私法精神的第—個理念為平等。假如說羅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麼這個結淪幾乎不需要論證，因為羅馬法規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隸」，階級差別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最大的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們緣何說羅馬私法精神體現了平等觀念、原則呢？因為盡管羅馬社會是奴隸社會，但羅馬法的制度安排卻蘊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蘊含了對平等的樸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應該掩蓋平等的光輝。

羅馬法首先是調整平等市民之間的法律制度。在羅馬法中，「一切權利均因人而設」，但並非一切人均為羅馬社會的權利主體。除了是人以外，還需具備其它基本條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關系而言，還應當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個條件的就可以成為羅馬法上的平等主體。奴隸，一般不是權利主體而是權利客體，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後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變成為自由人和羅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嬰兒，也處於同新生兒完全同等的地位。[21]所以保羅說：「當涉及胎兒的利益時，母體中的胎兒象活人一樣被看待，盡管在它出生以前這對他人毫無裨益」。[22]

從行為能力而言，在羅馬法中，精神病人和幼兒沒有行為能力，未適婚人包括「近幼兒」只有限制行為能力，他們未經監護人准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財產減少的行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佐。被禁治產的浪費人被等同於未適婚人。奴隸雖然沒有權利能力，但他擁有為主人的利益並以其名義履行適法行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實或適法行為而取得或喪失財產。並且在此財產流轉過程中，他們的地位始終是平等的，因為在羅馬法中，「在作為其核心的債務法裡面基本上從當事人平等情況出發，不大考慮不平等人之間的合同」。[23]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礙性錯誤、詐欺、脅迫、非法行為等有違平等原則的行為都為法律所否棄。

羅馬人對平等的追求發展到後來逐步侵蝕了奴隸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隸在羅馬帝國後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羅馬的已婚婦女在帝國時期實際上己獨立於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離婚。家子也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如軍功特有產；甚至帝國後期還規定了父親在撫養子女方面的義務。[24]總體而言，羅馬法體現了樸素的平等精神。如果要追究這一現狀的原因，那可能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因為歷史上的每一發展都是由許多同時發生的相互影響的因素決定的，而且要衡量其中某個具體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困難的。

羅馬私法精神的第二個體現為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意味著法律主體能夠依己的意志獨立地作為或不作為，不受外部其它人的干涉。但這種作為或不作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羅馬法的原則「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所變通」、「私人協議不變通公法」[25]即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約的表現之一。所以在《法學階梯》中，自由的定義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權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強力阻礙為限。[26]

在羅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較為廣泛。例如，脅迫行為往往會導致其在法律上的無效、主體擁有一定程度上的遺囑自由等。但能夠較為成功地說明羅馬法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有關債的轉移、變更以及契約制度。在羅馬法中，最初債權同債務一樣也向繼承人轉移，而且產生於私犯的債最可能也是可向繼承人轉移的。但是，它們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間相互轉移，這是羅馬法的原則。但這一原則在羅馬法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貿易的需要作出讓步。既然債具有財產制度的明顯特點，就不可能遲遲地不變為貿易的手段。因此後來，「任何債權均可轉讓，無論產生於契約、私犯或其它債因。」[27]

債可以轉讓的同時，也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變更。無論是為了減少、增加，還是為了根據各種原因改變其初始的效力，或者是為了在主債上附加配有自己的訴權但仍具有附屬性的債。當事人可以通過「無形式簡約」或要式口約按照自己的意願對債加以變更。[28]更能體現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契約。在羅馬法中，當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來創設權利義務關系。如在口頭契約中的誓約、嫁資口約中，只要當事人作出允諾後，債即產生。在更為普遍採用的要式口約中，未來債權人獨立地提出問題，未來的債務人自主地對應回答。比如：「你給嗎？」「我給」：「你答應嗎？」「我答應」：「你承保嗎？」「我承保」：「你擔保嗎？」「我擔保」：「你做嗎？」「我做」。只要這些公式般的問答相互完全吻合，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約、實物契約、簡約和協議中，無處不能發現當事人獨立自主地設權行為。

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作為私法精神的體現，一直以來就沒有被人們所遺忘。相反，在當代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重提私法精神還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首先，被歷代學者所傳唱的私法精神的彰顯隱含了—個共識性的前提，即對把法律兩分為公法與私法表示認同，而這種法律的劃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對法律進行分類是學者們樂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劃分引導人們在法律學習、法律研究中對復雜的法律現象有較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時，它還揭示出法律有著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國家，其二指向「私」即個體，這種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益於人們認識法律。

羅馬法高揚的私法精神還造就了這樣一種信念；私權不應為國家公權任意粗暴干涉。某種意義上此限制了國家公權力的誤用與濫用。雖然在羅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違反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但同樣國家強制力也不應蠻橫地干涉公民之間的合意以及隸屬於公民自身的基本權利。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洛克、孟德斯鳩到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皆對政府權力的擴張性、侵略性表示了懷疑和擔心，並分別從理論上和制度上給予了切實地制約。現代社會全球性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國家廣泛運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規制和調節社會生活，司法管轄權的法律體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單獨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規取代，法與政治的關系日益密切，私權在強大的國家面前更顯弱不禁風。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當代社會尤顯必要。

不惟如是，羅馬私法精神的全球傳播也激發了社會主體的獨立意識，為主體擺脫各種形式的依賴關系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平等原則的深入人心不但影響了羅馬法律制度，在當代社會也激勵著人們為達到這一目標而努力，它是人類擺脫依附的前提與基礎；意思自治原則給予了主體自我行為的自由，主體有權利選擇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如何做、和誰做等，此為主體擺脫依附性創造了現實可能性或提供了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一句話，私法精神不會因時間而褪色。相反，在文明過程中它愈來愈為人們所珍重。

三、理性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羅馬法包含豐富的理性，這是中世紀與現代人的共識。人們總是在不同的場合提醒我們羅馬法是理性化身。蓋伊。柯克雉爾認為：

羅馬法不是我們的普通法，在法國不具有強制力，但它因被看成是理性。……「求助於羅馬法」，我們這個意思是說，求助於羅馬法的靈活性和羅馬法的性，而不是我們迫於無可奈何。……德。杜則認為法蘭西習慣法和成文法才是我們的普同法，他把羅馬法僅僅看成是寫下來的理性。[29]

這樣一種理性的羅馬法給予後人的並不僅僅是一些可資參考和憑吊殘章段句，相反，「羅馬法的敕令和解答，無論是單個的或整體的，都構成了在羅馬法學家自己心目中絕沒有構成的一種書面自然法，一種書面理性，他們將羅馬法連同《聖經》、教父著述以及教會的法律—起視為神聖的典籍。」[30]

羅馬法的理性主要表現為：法律推理與研究的方法、模範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類模式和法典化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盡管羅馬法學家在他們對法律的探索過程中是極其講究實際的，他們將規則僅僅視為是「對事情的簡要陳述」。但是，他們在公元2世紀和1世紀引進了希臘辯證推理方法，[31]同時對一般的法律制度進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導致的結果是——正象馬克思在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所說——「其實是羅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財產的權利，抽象的權利，抽象的人格權利。」「羅馬入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

模範的法律制度是羅馬人值得驕傲的一面。羅馬法中債的制度、物權制度、人格權制度歷經二千年依然顛撲不破，為後人所親睞。確實，羅馬法為後世提供了基本的術語體系，這從當代民法學的經典文本與古羅馬經典文本之間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大量的證據。另一「方面，羅馬法有關法律體系的分類也浸淫了理性的光輝。首要的並且對後世影響極大的分類方法乃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次要的則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分類模式。人們很難想像這種觀點，即認為這種分類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結果。

也許最為突顯的理性的表現為法典化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體現」[32].事實上，羅馬法開始於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結束於一部法典（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來源於對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統性的追求的沖動，這種追求的成功實現的前提在於人們承認人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性，依據它人類能夠認識、解決法律中的問題，從而最終獲致法律的完美狀態。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發出程度不等的理性氣息，羅馬法文本亦如是——近現代以來的法典編纂逃不脫優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實即為此—觀點的例證。

當然，古典時代羅馬人的理性觀念是古樸的——和現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屬於一種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則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辯理性。盡管如此，羅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鑒意義。

盡管在今天看來，羅馬人事實上還是比較關注對實際問題的探討，但這一事實並不能抹殺羅馬人非凡的抽象思維與邏輯能力。理性的力量盡管並不是無窮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在法律創制過程中，是以理性為先導還是以經驗為先導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著石頭過河」或「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預見性，有可能導致法律體系的互相矛盾、混亂並且可能產生立法嚴重滯後的狀況，這對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而言頗為不利。

重視理性的作用，在某程度上亦有助於法律專業化的目標實現。羅馬時代法學家的作用空前高漲，他們的言論和觀點被寫進教科書和法典中。一般而言，法學家和法律職業者所受的訓練足以使他們擺脫各種偶然性的支配，他們更多時候是依賴於他們所受訓練，運用分析推理、辯證推理的方法來運作法律；並且，高瞻遠矚是他們區別於非法學家職業群體的標志之一。他們也重視經驗，但他們不是用直覺去體驗，而是理性地去分析、歸納、推理這些經驗。總之，盡管他們的理性有限，但他們會最大程度地運用理性並且其結果總是大多符合於理性。

結 語

⑤ 羅馬為實現民主政治進行了哪兩次改革分別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公元前133年，提比略出任人民保民官。就任後，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規定每一個土地佔有者佔有的土地不得超過500猶格，最大的兩個成年兒子可以各佔有250猶格，這樣就限定每家佔有土地只1000猶格（約250公頃）。凡超過的全部交還國庫，然後分30猶格的小塊土地，分配給貧窮農民世襲使用，但禁止出售和轉讓，防止農民再度破產。法案提出後，得到了廣大平民的支持。
這個法案，觸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們用種種手段阻止法案的實施。他們一方面隱瞞土地數額，並一方面唆使另一保民官運用否決權，使法案不得通過。為了使法案得到貫徹，提比略違例提出連任下界保民官。然後就在選舉大會上，貴族派人擾亂會場，選舉被迫解散。次日清晨，提比略的擁護者佔領了公民會議的集合地點。貴族唆使大批流氓無賴武裝襲擊會場，提比略及其擁護者30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他們的屍體被拋入第伯河。

10年後即公元前122年，提比略的弟弟蓋約當選為保民官，他在新形勢下把土地運動推向新的高潮。蓋約提出了以下一些改革法案：一是土地法，基本上是提比略土地法的繼續；二是糧食法，規定從國庫中拿出糧食來，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給貧困的居民；三是修築道路法，使城市貧民得到工作的機會；四是亞細亞行省法，把新設的亞細亞行省交給騎士承包稅收，以滿足騎士階層的要求；五是審判法，在原來由元老擔任的300名法官外，另增加300名騎士出身的法官。所有這些措施，使蓋約獲得了更廣泛的支持者。在城市平民和騎士的支持下他連任下一年的保民官，提出了兩項更為激進的新法——殖民法和公民權法。擬以開辟殖民地作為保證土地法實施的補充措施。蓋約又提議給拉丁人和義大利同盟者以羅馬公民權，但羅馬公民不論哪個階層都不願讓非羅馬人分享公民權，因為引起普遍的不滿。他在競選第三任保民官時落選了。蓋約卸任後，元老貴族和一部分騎士對他進行公開的攻擊。在討論廢除蓋約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的提案時，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導致大規模的械鬥。蓋約派的3000多人被殺害，蓋約也在被迫中不甘被俘自殺了。

格拉古兄弟改革雖然失敗了，但它在政治上打擊了元老貴族派，揭開了內戰時代的序幕。特別是蓋約改革中，注意發展騎士利益，以及注意消除羅馬人與義大利人政治差別的「同盟者」公民權問題，這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

李錫尼法：
公元前367年，李錫尼·綏克斯圖擔任平民保民官，提出該法案。

主要內容為：1、平民所負的債務一律停止付息，已付的利息作為償還本金計算。2、佔有公有地的最高額定為500猶格（每猶格約合四分之一公頃）。3、在兩名執政官中，一名應由平民擔任。

該法案遭到貴族的反對，但平民堅持斗爭，兩位立法者連續十年都被選舉為保民官，他們每年都提出這些法案。

公元前367年，全部法案終於被通過。

這是平民對貴族斗爭的一次重要勝利。

⑥ 羅馬法的起源發展完善

羅馬法，是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所制定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羅馬法的歷史開始於東羅馬帝國時期，於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時期達到鼎盛。

體系特點

羅馬法是現今許多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所謂的「民法」就起源於羅馬法。在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以及南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因為法國民法典而與羅馬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適用普通法系統的國家和地區，羅馬法的影響比較小。

羅馬法的起源是著名的十二銅表法（公元前449年）。在此之後，羅馬法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經過幾個世紀，其形成了今天許多國家的法律的基石。

例如，羅馬法提出了契約和侵權行為的不同之處。而在此之前（如古代希臘法），契約的不履行被簡單地視為一種侵權。另外，羅馬法也提出了佔有（一種事實狀態：某人擁有某種物體）與所有權（一種權利：某人可以對物體做任何行為）的區別。還有，現代的契約概念就來源於羅馬法中的合意規定。

羅馬法分為本國國民所適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與外國人的「萬民法」，後者就是現在的國際私法的起源。

羅馬法反映出當時羅馬帝國的現實。羅馬執政官保證了法律能夠適應一個迅速膨脹的帝國不斷變化的需求。但是，這種變化仍然是在傳統的價值體系下完成的。執政官並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過新的解釋或者修訂來解決新的問題。這種對傳統的依賴以及對變動的懷疑態度正是羅馬人的思維特點。

編纂過程

狄奧多西一世皇帝於公元438年將帝國的法律匯編成《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這部匯編只是把君士坦丁大帝（306年-337年）之後的歷任皇帝所簽署的憲令進行匯集。一個世紀後，查士丁尼大帝對大部分羅馬法進行了重新整理匯總，編纂成一部有四部分構成的《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譯作「國法大全」）。該法典是羅馬法的集大成者。

第一部分為《法典》（Codex），收集了自哈德良皇帝（117年-138年）以後的各代皇帝敕令。第二部分為《學說匯纂》（Digesta或Pandectae），收集了羅馬帝政時代被賦予「解答權」的法律學者們的學說。這一部分共有50卷，費時3年，於533年完成。皇帝也同時命令編輯了一本法學入門教材《法學階梯》（Iustiniani Institutiones），這部教材非常經典，以至於到今天仍然作為法學學生的使用書籍。該書有四卷構成，旨在對學習羅馬法的學生提供一個概覽。與普通教科書不同，該書的內容被賦予了法律的效力。這部教材也是《民法大全》的第三部分。查士丁尼死後，法學家們整理其在位期間頒布的憲令，定為一編，名為《新律》（Novellae Constitutiones Justiniani）。《新律》共收有百餘條，以希臘文和拉丁文兩種文本行世，流傳至今的有152條。1583年，法國法學家丹尼斯·高第弗洛依首次使用《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來指稱包括《新律》在內的查士丁尼編纂的全部法典。

在整個編纂工程完成之後，任何對於《民法大全》的評論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

羅馬法的發展被分成三個歷史時期：羅馬王國，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第一個時期即法律訴訟（legis actiones）時期包括王國及共和國的初期。公元前3世紀羅馬法進入程式訴訟（formulas）時期。從元首制羅馬帝國早期開始，羅馬法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法律認知（cognition）時期。

後世影響

在此之後的1500年間，《民法大全》被列入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學生必讀書目之中，成為了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法學著作之一。19世紀德國法學家耶林，說羅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頭一次以武力，再一次以宗教，末一次以法律。

⑦ 什麼叫羅馬法的理性精神

羅馬法，一般泛指羅馬奴隸制國家法律的總稱，存在於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整個歷史時期。

理性主義指哲學中崇尚理性、強調理性作用的理論觀點或思潮，理性精神應包含四個層面的意思： 一是純粹理性，指人超出一已感官慾望和利害關系，不求功利、不計得失地探索各種抽象思辨的問題，是出於對知性的追求，對完美和絕對的追求，出於創造的沖動。 二是實踐理性，是人從功利的目的出發，處理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意在追求對人有利的結果。三是分析精神，是人自覺地區分主體與客體，並與之拉開距離，加以客觀觀照的過程。四是實證精神，指在認識、研究的過程中，重視經驗的觀察和第一手材料，重視理論的驗證與實踐，重視收集大量的材料，不迷信、不盲從。

羅馬法的理性精神可以從以下角度分析：

1、私法精神

羅馬法的第一個貢獻就是創造了公法和私法的劃分。公法一般調整的是國家利益的法律，而私法是調整個人利益的法。每個人的私權都是與生俱來的、平等的，並不需要法律賦予。公私法劃算的思想，在羅馬法時代就已經明確了。公園3世紀的羅馬法學家說：法的研究對象有兩個，公法和私法。之所以會有這樣先進思想的產生，與羅馬社會所經歷的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分不開的。根據羅馬社會的特殊性，加上羅馬人政府的城邦不斷擴張，進一步促進了不同城邦間的商品交往，從而實現了羅馬城市中簡單商品經濟的發達。羅馬人對司法的貢獻就在於他們對私法權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論思維。

2、自然法精神

自然法就是關於大自然界的法律，也就是自然的客觀規律。自然法是與實在法相對的，它是一個虛幻的理論層面的法律精神。自然法所表達的是一種自然理性，市一中建立在無差別的基礎上。自然法預示的是正義、平等、公平、愛。 羅馬法中充滿了有關自然法的精神，它在古希臘的哲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即是自然哲學家，他們用自然來解釋世界，並主張人類用自然法則來生活。隨著羅馬城邦的發展，自然法思想也一同進步完善。

⑧ 近代羅馬法的基本特徵

一、私法極為發達完善，而公法卻不甚發展
羅馬法學家將羅馬法區分為公法和私法。相比而言，私法發達，對簡單商品經濟的重要關系均作了詳盡而明確的規定，而公法卻始終未發展到私法的發達程度。這一方面是由於羅馬高度發展的奴隸制商品經濟為私法的發達提供了根本的條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作為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國，東西南北的經濟貿易往來等，使當時的立法者和法學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商品經濟關系中的法律問題，這是羅馬社會獨具的歷史條件，也是導致其法制建設以私法為核心的主要原因。
二、立法形式靈活簡便，獨具特色
羅馬國家的立法不完全依照立法機關的立法程序來進行，而大多是通過最高審判機關的司法實踐和法學家的活動。最高裁判官審理案件時頒布的「告示」，被國家授予特權的法學家撰寫的法律菱和其對法律作出的解答，均是羅馬法的重要表現形式；其內容構成羅馬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立法形式能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新的法律關系迅速及時地進行調整，使之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這種靈活簡便的立法機制，也促進了羅馬法內容和體繫上的不斷革新與完善，使羅馬法得以發展成為奠基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最完備的法律」。
三、法制建設秘法學研究緊密結合
羅馬帝國時期，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法學著作琳琅滿目，法學學說異彩紛呈，對羅馬法的發展起了積極失去作用。羅馬法取得的輝煌成就與羅馬法學家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古希臘法學思想，進一步將法的正義學說、法治理論與自然法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使法學學科得以建立；特點是他們還將法學研究與國家的法制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使羅馬法的法制建設具有比較成熟的理論基礎。例如，他們不僅積極從事法學研究，開展學術爭鳴，普通法律教育，寫出大量不同類型的法律著作，包括教材、學術論爭、法律解答、法律匯編、法學專著等，而且量多重要的是他們琮積極參與國家的立法與司法實踐活動，充當立法者與裁判官的顧問，一些法學家的著述與法律解答作為羅馬法的重要淵源具有法律效力。羅馬法學家的地位與作用，客觀上使羅馬法在理論性、系統性、完整性、准確性等方面不斷升華，也使後世立法難以對它進行任何實質性的修改。
四、深湛的原則與制度，科學的概念和術語
羅馬帝國時期的法學已具備了近現代意義上的法學原則、制度、概念、術語。例如：私人權利平等、私有權無限制、契約自由、遺囑自由等原則；所有與佔有，他物權，時效，債權，私犯等制度；關於法和法學的定義，公法與私法的區分；人法、物法、訴訟法的分類；關於先佔，添附，善意，過失，違約金，定金，特留份等一系列法律概念和術語。上述這些，均對後世法律和法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卷軼浩繁、規模巨大的法律編纂
帝國時期，為適應經濟發展和政治統治需要，統治階級對法制建設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出現了大量的法律編纂活動，將零散的皇帝敕令加以匯集，這些匯編被稱之為「法典」。
最初幾部「法典」是私人的作品，以其編纂者的名字而命名，其中第一部為《格利哥里安法典》，約公布於公元291年，主要內容包括從哈德良皇帝到戴克列先皇帝的敕令。第二部為《赫摩根尼安法典》，約公布於公元314年至公元324年間，其主要內容是從公元294年至324年包括君士坦丁和李奇安皇帝共同執政時期的敕令，實際上是《格利哥里安法典》的續編。
第一部官方法律匯編是《狄奧多西法典》。公元429年狄奧多西二世任命了一個由七名官員和一名法學家組成的八人委員會，以上述兩部「法典」為樣板，不僅對君士坦丁皇帝以來的敕令進行匯編，而且把法學家的著作也包括在內，後來沒有成功。到公元435年又成立了一個新的委員會，僅對敕令進行匯編，結果於公元438年編成，內容包括自君士坦丁皇帝以來的敕令3000多種。
公元4世紀末和5世紀初，還出現了一些皇帝敕令和法學家著作合集。如公元1321年在梵蒂岡圖書館發現的「梵蒂岡殘片」；「摩西律法和羅馬法對照」，也是4世紀末，5世紀初編成的，其中包括一些皇帝的敕令和五大法學家的著作選段。此外，還有《敘利亞-羅馬法匯編》，《保羅士格言》等，都是皇帝敕令和法學家著作合集。
正是在上述這些法典和合集的基礎上，後來的優士丁尼皇帝才編成了集羅馬法之大成的《國法大全》。

⑨ 為什麼說古羅馬法律體系是大陸法律體系之源

現實里存在的的確有古羅馬法律體系是大陸法律體系之源的說法。其實對大陸法律體系做出貢獻的是古埃及人和古希臘人。古代最先有了法律體系的國家就是古埃及和古希臘，而且當時的法律體系已經相對來說很完善。只不過後來羅馬人征討打敗了他們，然後學習了他們的法律，也就慢慢有了大陸法律體系。後人慢慢忘記了法律的起源，就乾脆把起源直接稱為了古羅馬法律體系。而忘記了其實是古埃及和古希臘的文明成果。

至今為止，人們提到法律還是會想到古羅馬，可見在法律方面，大陸法律體系受古羅馬法律體系影響很深。

⑩ 屋大維（又名奧古斯都）和埃涅阿斯的比較 [羅馬歷史]

屋大維:

屋大維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前63年9月23日-14年8月19日)，又名奧古斯都 (Augustus)，是羅馬帝國的開國君主，統治羅馬43年。公元14年8月，當他死去時，羅馬元老院決定將他列入「神」的行列，並且將8月稱為「奧古斯都」月。

屋大維是凱撒大帝的甥孫和養子，亦正式被命名為凱撒的繼承人。前43年，他與馬可·安東尼 (Marcus Antonius)、雷必達 (Marcus Lepis) 結成後三頭同盟，打敗了刺殺凱撒大帝的共和派貴族。前36年剝奪李必達的軍權，後又打敗安東尼，消滅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羅馬後掌握一切國家大權。前30年，被確認為「終身保民官」，前29年獲得「大元帥」稱號；前28年獲得「奧古斯都」（神聖、至尊的意思）稱號，建立起了專制的元首政治，開創了羅馬帝國。

正面評價：

1.屋大維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

屋大維是一個很有計謀、手腕靈活的政治人物。他知道，要取得政治上的權力必須具有軍事實力。他在羅馬廣場上拍賣自己的財產，用所得的錢來招募凱撒過去的部下，很快就組成了一支裝備相當精良的軍隊。公元前43年7月，他趁安東尼在北方和布魯圖余黨作戰的時機，帶兵進入羅馬脅迫元老院進行特別選舉，選舉他當執政官。元老院也正想利用屋大維來反對安東尼，就順水推舟把他抬了出來。這樣，屋大維在羅馬的政治地位就和安東尼不相上下了。但是，屋大維清醒地看到，安東尼還有不小的實力，元老貴族也還能夠左右政局，要建立他自己的獨裁政權，還不到時候。於是他和安東尼、雷比達（凱撒手下的騎兵指揮官）結成了政治聯盟共同執政。羅馬古代史上把這三個人稱為「後三雄」。

2.屋大維改進的羅馬法成為西方世界的現代法律的偉大典範。

羅馬法重視實踐性，羅馬的法學家不是哲學家，而是實際的立法者和司法者，這也成為使羅馬形成成文法的重要條件。早在羅馬時期，立法理論上就呈現出「公法」與「私法」並重的傾向，這與共和時期的平民運動大概有很大關系。這種公私法分立的思想後來成為西方立法中的重要原則。羅馬法在以屋大維為首的「五賢帝時代」得到統一，對後世律法產生深遠影響。

3.羅馬建築藝術從屋大維開始興盛

羅馬的建築藝術成就也很突出。羅馬城既是首都，又是文化名勝，也是後來歐洲各大都市建築的標准。羅馬的建築藝術主要是從屋大維開始興盛起來的，屋大維自掏腰包大興土木，興建神廟、大劇場、大浴池等有公眾意義的設施，並改善了交通設施。他自豪地說「我接受的是一座磚做的城市，留下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其中著名的建築物主要有：萬神殿，修建了150年（從屋大維到哈德良），殿高43米，正門有8根大圓柱，高大的青銅門至今猶存。科羅賽姆大園形露天劇場高48米，可容納5萬人，有80個出口，劇場中心舞台的周長為524米，可以灌水成湖以表演各種海戰。卡拉卡拉大浴場面積達12公頃，可容1800人同時入浴，該浴場還設有圖書館、健身廳、演講廳、交誼廳、商店，這種浴場實際上是一個俱樂部活動中心，而這樣的浴場僅羅馬城就有16座。

4.屋大維開創了元首制。

開創元首制使屋大維既達到了君主制的目標，同時在名義上仍未拋棄共和制；而愷撒正是因其稱帝意圖過於明顯才喪命的。當時的羅馬雖然需要君主制，但羅馬人名義上卻很反感君主。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維接受了元老院授給他的「奧古斯都」的稱號。「奧古斯都」有「神聖」、「至尊」的意思，這是比皇帝更光榮的稱號。實際上，屋大維是沒有「皇帝」稱號的第一個羅馬皇帝。從此，連續了500年的羅馬共和國時期結束了，羅馬帝國時期開始了。

5.屋大維為羅馬維持了200年的和平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屋大維是羅馬歷史上壽命最長的皇帝——77歲。從公元前30年開始獨掌大權，在羅馬帝國統治了40多年。他死於公元14年。羅馬帝國在隨後近200年的時間里維持了比較穩定的局面，經濟、文化都有比較大的發展，被稱為「羅馬的和平」時期。當時，各個行省都修築了一些新的大道。這些大道把帝國的各個部分聯結成一個整體，羅馬成了這些大道的中心。另外，羅馬城市廣場有非常實用的空中引水道多達31條，有的高達50米，輻射形的道路有372條，總長8萬公里，西方「條條道路通羅馬」之說即由此而來，以此形容羅馬帝國交通發達、商業繁榮的景象。

負面評價：

1.鎮壓奴隸

屋大維是羅馬所有軍團的最高統帥。他建立了30萬人的常備軍和一支駐在羅馬的近衛軍，身邊還有一支由日耳曼人組成的精銳衛隊。他就是憑著這些武力鎮壓奴隸的反抗，維持他的奴隸主軍事獨裁的統治。

2.隱蔽的獨裁

保民官是古羅馬在人類政制歷史上的偉大創新，保民官的出現使人們看到了早期權力制衡的影子，使「保民」成為「立政」的基本意識，也奠定了「主權在民」思想實踐化的模型，其在政制史中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保民官的職責在於維護人民的利益，早期的保民官確實起到了其應有的價值和意義，但「最後竟成為那些摧毀了自由的皇帝們的保障」。凱撒於公元前48年任終身保民官，從而獲得了他個人終身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屋大維於公元前36 年獲得了同樣的權利。這樣便結束了羅馬的共和國時代而開始了帝國時代。擔任保民官的人違背了自己「選民」的利益，成為人民與國家契約的背叛者，使保民官官職成為謀求私利的工具，人民利益的維護者變成了人民的統治者，由契約建構的「民主化」的政體、社會結構瓦解了，由此開創了帝國時代。

埃涅阿斯:

在神話里，埃涅阿斯被視作古羅馬的神。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把他同傳說中的赫克托耳相比較。在維吉爾所寫的《埃涅阿斯紀》中，他是位英雄人物。但在《埃涅阿斯紀》成書之前，埃涅阿斯受到古羅馬人的敬重．被尊稱為「朱庇持」——「種族的締造者」。

埃涅阿斯不是古羅馬人，他父親安喀塞斯是特洛伊王室的一個成員。他母親是愛神阿佛洛狄忒。安喀塞斯發下誓言決不說出他同阿佛洛狄忒的關系，然而，當埃涅阿斯出生時，安喀塞斯向他的同伴吹牛時泄露了這一秘密，因而他受到懲罰，成為瞎子。

當特洛伊在特洛伊戰爭中被征服的時候，埃涅阿斯率領他的勇士，背著他那成為瞎子的父親沖出被焚燒的特洛伊城。後來，埃涅阿斯和他的同伴在地中海一帶漫遊好幾年來尋找新的家園。他的船在迦太基險近非洲海岸遇難，迦太基女王狄多深深愛上埃涅阿斯並請求他住下來。當埃涅阿斯離開時，狄多傷心地自殺了。

埃涅阿斯和他的同伴在色雷斯、克里特和西西里島暫留過，以後來到台伯河畔的拉丁姆，國王拉丁努斯熱情款待他們。埃涅阿斯幫助國王同魯圖利人作戰，後來他與國王拉丁努斯的女兒拉維尼亞結婚。拉丁努斯死後，埃涅阿斯繼承了王位。幸福而卓有成效地統治著他那和睦的特洛伊人和拉丁人。他在與埃特魯斯坎人作戰中被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