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道德法

『壹』 被治與自治的規范

法與道德屬於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 的不同范疇。法律屬於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衡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而道德規范並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後果。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一、道德與法律的學理含義：

（一）道德的含義：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道德根源於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恩格斯講：「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這表明道德的內容最終由經濟條件決定，並伴隨經濟的發展而有相應的變化；基於不同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社會集團，有著不同的道德觀，在階級社會中的道德具有階級性。因此，我們可以把道德簡單的概括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自然人關於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見、野蠻與謙遜等觀念、原則以及規范的總合，或者說是一個綜合的矛盾統一體系。

（二）與道德密切相關的法律的含義。

沒有亘古不變的永恆道德，也沒有亘古不變的永恆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還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立的。不同的統治集團各有各自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道德。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於意志范疇，那麼法律當然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從側重道德的角度，我們可以將法律定義為：在主觀方面，法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客觀方面，法的內容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前者體現了法的國家意志性和統治階級意志，後者體現了法的物質制約性。法就是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統一體。

結合中國國情，我國法律與道德的現狀：

1.一國范圍內的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的體現。

2.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相互滲透。忠孝節義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階級統治的道德規范，在其立法中體現為「十惡」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實踐中，甚至是將儒家思想的教義作為辦案的根據，《春秋決獄》一書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與道德相輔相成，共同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孟子《離樓上》中講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狀況制約立法的發展。

5.道德對法的實施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

6.道德有助於彌補法律調整的真空。

7.法必須以道德作為價值基礎。

8.法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一）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二）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道德呼呼大睡之際正是它生氣盎然之時
——尼采：人性，太人性了

道德與法的源頭都可以溯及到原始社會的習慣風俗，在拉丁文中，道德即為風俗解，而法則蛻變於古代習慣法，可以說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因此在法作為強制性的行為規范最終棄道德而去時，早期的法哲學家們多惋惜不已，於是往往在自己的文章中把道德標准當作法的最高標准，把道德觀念當作法的最高原則，以為這樣一來，可以使法與道德合二為一。然而他們最終發覺，把法與道德混為一談不僅沒起什麼大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實踐操作的難度，臂如一個人出於道德觀念而違法後怎麼解決。於是許多法學家開始重視實證精神，甚至像凱爾森一類的學者提出「純粹法學」，「純粹」就是指研究法學時，不摻雜道德倫理的價值判斷，把道德和法律完全的分開。
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20世紀之後才開始有了改變，如同中國歷經千年的道德人治後開始把目標轉向法治一樣，西方法學又開始更多的從倫理性角度對當代法治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反思。可以預見，法與道德在很長時間內都會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中國在實施法治的同時，注重對道德的建設，這一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在法治沒有完全「具體化」時，道德的約束力對維持人們之間的均衡秩序顯得尤為重要。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種道德的作用不能被無限誇大，不能「泛道德化」。在當前中國法治最緊迫需要探討的權力制約問題上，如何處理法與道德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我國法與道德關系發展的思考方向。
從兩個比較熟悉的詞語說起：一是反腐倡廉，一是職業道德。反腐倡廉的口號喊了多年，可是卻陷入了越腐越喊，越喊越腐的怪圈，其中自然免不了形式主義的因素，但就其實質在於它反映了一種法律道德化的思路。法律道德化的實質是由他力約束轉向自我約束，由法律約束轉向道德約束。腐敗與廉潔本身是一對反義詞，不腐即廉，不廉即腐，二者之間並不存在中間的模糊地帶，既然腐是不允許的那麼廉怎麼只能是提倡呢，它應該成為對各級官員的基本要求。在法律上，提倡意味著不強制，倡廉就如同提倡晚婚一樣，含義就是不晚婚也可以。換句話說，廉潔已經從法律的強制要求下降為個人的道德義務。這也難怪許多善良的老百姓把自己應有的權利當成一種恩賜；而政府官員則把應盡的義務當作一種施捨，在不經意間主僕的地位調換了。
另一種思路是道德的法律化，也就是將道德里的一部分基本要求制定成明確的法律法規，成為一種「職業道德」。在各個行業都有這種道德法律的現象，教師有教師法、醫生有醫生職業道德法、律師有律師法，這樣將道德要求融入具體的法則之後，變得明朗且易於操作。把這種職業道德立法的思考擴展開來，我們發現，許多現實中的道德標准都能在法律中得到體現：誠信原則，公序良俗原則，還有不能損人利已，也成為權利不得濫用原則進入法律明文之中。現在最缺乏的就是將政府官員的政治道德法律化，這要求我們轉變對政府官員是否道德的評判標准，一個恪盡職責、遵紀守法的官員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即使是天天穿補丁衣服，天天粗茶淡飯的清官，一旦他輕視法律，突破了法律對他的許可權設定或是沒有按法律規定程序行事，他就是一個沒有道德，起碼是沒有政治道德的人。當然，這里的法是包含了道德約束的法，柯林頓的緋聞移到中國，頂多是個人作風問題，可能涉及黨紀，卻不牽動國法。但美國人卻抓住不放，不在於中國人的寬容和美國人的斤斤計較，而在於美國早在1978年就通過了《從政道德法》。其他西方國家，如加拿大有《道德法典》、德國有《官員法》、法國有《公務員總章程》，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把每個官員都不看作完人，都看作沒有自製力的人，依靠法律而不是其他人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一來，變成了「必須道德」，法治的底線被大大抬高了。
道德與法的關系可以說是剪不斷、理還亂，很多人試圖對二者進行明確的劃分但都未能成功。康德有一個著名的「康氏定理」，認為道德主內，管內心思想，法律主外，管外部關系。這樣劃分過於機械，法律也可以擔起引導思想的責任，但道德深埋於心難以用之以為法治社會的根本治理模式卻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最終選擇法治，是因為我們相信穩定明朗的法律比虛幻莫測的道德可靠得多；以法律的他治也遠比以道德的自治管用得多。

近世大學者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有句名言：「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原以為此話只是針對詩詞創作說的，現在忽然發覺還有更深廣的寓意。原來道德話語和法律話語也存在著「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分別。道德話語一定要在有我之境時，才能收喻人之效，法律話語一定要在無我之境時，方能公平。道德話語不可無條件地當作法律話語來說，法律話語也不能隨意地拿到道德語境下去說。也就是說，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不可隨意混淆，二者一旦錯亂，便可能產生負面的、消極的後果，甚至釀成禍患，貽害無窮。

讀過《紅樓夢》的人，大概會記得賈蓉轉述的那句民諺「臟唐臭漢」。這「臟唐」之臟，第一個臟在李淵身上，第二個就臟在唐太宗身上，而且是子過其父，臟乎其臟。接下去的20個皇帝，又有哪個潔凈呢？

或問，《貞觀政要》是正牌史家撰述的正經史書，不是野史小說，怎會與史實有那麼大的反差呢？平心而論，這倒不能全怪吳兢。李世民不比庸常之君，他並不滿足於打天下，坐江山，還有救世匡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壯志雄心。你看他登基伊始，便信誓旦旦地宣告要「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做臣子的，哪個不期盼遇上個聖明的君父呢？吳兢絕非阿諛邀寵的小人，他編撰此書的目的，原是要為後來的人君樹立效法的榜樣，碰巧李世民確有其英雄光彩的一面，於是便刻意將另一面給忽略了。

做民眾的道德老師

李世民和吳兢大概都沒有料到，無論從道德語境還是法律語境上說，由官府做民眾的道德老師，不特起不到懲惡勸善的作用，恐怕還會適得其反。

儒家經典《大學》說：「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這段話，李世民本人也很熟悉，但還是明知而故為。他聲言要拯救道德，儀范天下，肯定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他身上，道德瑕疵實在是太多了，做個反面教員綽綽有餘。後人非要讓他擔負起那樣的重任，也是「愛之適所以害之」。

用純正的儒家價值標尺衡量一下，唐太宗不要說是「聖」了，連「仁」都算不上。宋代大儒張載就說過：「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這話還是很客氣的。史書上飄忽閃爍的「玄武門之變」，若站在儒家道德立場上看將去，活脫脫就是一出逼父、弒兄、屠弟，搶班奪權的連台大戲。老實不客氣地說，李世民不是什麼聖王英主，而是不忠不孝的亂臣賊子。

若說李世民內心中一點善端都沒有，那也不合實情。你看他在奪權當政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確實是招賢納諫，廣事宣講仁義誠信之道。《貞觀政要》收錄的這方面的言行很多，不可能全是無中生有，虛捏出來的；也不能說，他只是唱唱高調，故作姿態。探其用心，未必不是想彌補逼父弒兄的道德虧缺，扭轉玄武門之變給臣民留下的負面印象，期望李唐王朝在他身後能夠長治久安。為此，李世民特別注意教育子孫盡忠盡孝，這也是預警效尤，嚴防自己的身影在後代重現。

李世民的「報應」

可他沒有料到，到了他兒子這一代，又發生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悲劇。他的兩個兒子，先立為太子的長子承乾、四子魏王泰，硬是不遵教誨，偏偏要學他的榜樣，爭奪儲位，被他或廢或貶，幽憤而死。第三子吳王恪「有文武才」，號稱是太宗諸子中最賢者之一，也在他死後不久被冤殺。

有學者說：「這又好像是『自然』對他從前謀殺一哥一弟的報應。」更有甚者，他後立的太子，第九子李治，也就是後來的唐高宗，向稱「仁懦」，沒承想坐上皇帝寶座後未久，便娶了他曾經寵幸過的武則天，後竟立其為皇後，險些斷送了大唐江山。這或許又是對他納弟婦、收同宗兄弟妻的報應。若再看得遠一些，武氏之亂、天寶之禍，恐怕也與他自己的樣板效應不無關聯。清人趙翼說：

報應之說本來虛無縹緲，但也有不能不信的。李淵最初任晉陽留守時，宮監裴寂暗中送宮女供其享樂。後來李世民起兵，就讓裴寂拿此事威脅李淵，說二郎舉義旗，就是怕你奸占宮女事發，落個滿門抄斬之罪。可見李淵的太原起兵，起因是為了女色。後來李世民殺了自己的弟弟元吉，又霸佔元吉之妻為妃。廬江王李璦以謀反被殺，他的妃子也被世民收用。這兩代開國之君，都是為了女色縱欲。誰能想到，貞觀末年已被太宗佔有的武則天，後來當了政，差不多殺光了皇室子孫。李唐宮廷內部的性亂丑聞，傳為千載笑柄。接下來的韋皇後也是穢聲流聞，與她私通的武三思，更將其醜行張榜公布於天津橋。不久她又與安樂公主毒弒唐中宗，宮闈女禍，至此達到高峰。待到唐玄宗平定宮廷內亂，實現了開元之治，老百姓算是過了幾天吃飽穿暖的日子，可又讓楊貴妃給破壞了。雖然安史之變，不完全是寵愛女色惹的禍，但追根溯源，還是脫不開驕奢淫逸的干係。不過，以女色發跡的，還會因女色而敗亡。這就叫「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難道這還不是天道報應的最明顯的例證嘛！

原初儒家「律己嚴，待人寬」的道德話語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往人們大多是從無我之境上理解這些話，因此便得出了孔子乃至儒家都主張人治的結論，自是很大的誤解。其實孔子的這番話乃有我之境的道德話語，並非無我之境的法律話語，其用意無非是激勵那些執掌政柄的人，在道德上嚴格要求自己，率先垂範，以身作則。

當然，道德話語絕非沒有治人、律他之效。但道德話語的治人和律他，是間接的、非強制性的，是通過喚起他人內心的良知共鳴，形成道德自覺，並起而在行動上響應來實現的。這其中的道理說來也簡單，因為道德的力量，歸根結底不是外在的壓服；而是內在的精神征服。因此只能像孟子說的那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孔孟等原初儒家的話語大都存在著有我與無我的語境差別，必須審慎甄別，方不致釀成淆亂。

東漢時，有個叫趙宣的人，葬親後不封墓道，在墓道中居住二十多年服孝，博得了「鄉邑稱孝」的靚名，「州郡數禮請之」，他還故作推脫。郡守陳蕃親自登門求見，方知道他在服喪期間居然養了5個兒子，戳穿了騙局。陳蕃大怒，將趙宣治了罪。這是《後漢書》里記載的一則真實故事，人們常常用這個故事來揭露儒家禮教的虛偽，恨屋及烏，連孝悌還算不算得一種美德，似乎也令人質疑了。其實趙宣的鬧劇或者說悲劇，不能全怪他本人，主要應歸咎於當時官府的官吏選拔制度——舉孝廉，該制度事實上將本屬道德話語的服喪慣習，轉化為法律話語的硬性規范。人們為了當官，便花樣翻新地表演各種虛情假意的孝行鬧劇。因此，與其遷怒於禮教，倒不如歸責於道德話語與法律話語的錯亂更為恰當。

三綱之說的入律

似此由有我之境的道德話語，轉化為無我之境的法律話語造成的是非混淆，舉不勝舉，最嚴重的莫過於三綱之說的入律了。

漢儒發揮韓非子思想而形成的三綱學說，本是有我之境的道德話語，是以臣、子、妻為「我」這個特定的主體說的，是臣、子、妻自律、律己的道德信條，而不是治人、律他的法律話語。賀麟先生對此有過深刻的闡釋。他說從五倫到三綱是必然的發展，否則社會關系就不能穩定。然而當三綱之說由道德轉換為法律後，便成了掌握在君、父、夫手中的利刃，等於是單方面賦予了他們要求於臣、子、妻的法定權利。於是便形成了譚嗣同所描述的：「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亂於名也，亦其勢自然也。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箝制之器。」

其實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男可重婚，女無再適」，都是君、父、夫的一廂情願之詞，是強加於臣、子、妻的法律話語，與孔孟「律己嚴，待人寬」的道德倫理思想大相徑庭。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從我做起」，多提高自己，少指責別人；「不要只拿馬克思主義的鏡子照別人，而不照自己」；「要先做、多做自我批評，後批評、少批評、最好是不批評別人」。這是儒家的修己治人綱領。依此綱領，君、父、夫根本就不應該苛責於臣、子、妻，要求臣死子亡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就是不仁。《大學》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程頤，也就是那個因提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而廣遭非議的小程伊川，就反對單方面要求婦女守節。

法律的儒家化，扭曲了原初儒家的本意

不幸的是，自曹魏以後，儒家的許多道德話語被有選擇地寫入律典，實現了瞿同祖先生所謂的法律儒家化。道德話語與法律話語的淆亂，愈演愈烈，這不僅大大扭曲了孔孟之道的本意，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逆反心理。號稱「竹林七賢」之首的阮籍，就是其中的典型。據史書記載，阮籍是個真正的孝子。他母親去世時，他正在下棋，聽到喪訊卻故意不停下來。待到葬母時，他又故意「食一蒸豚，飲斗酒」，至「嘔血數斗」。錢穆先生說，阮籍是真心實意的孝子，他不肯遵守儒禮，是因為「痛惡當時那些假孝子，外守喪禮，而內心不戚」。他不肯「與世同污，所以故意吃酒吃肉，不遵服制。其實他內心非常哀痛，並非涼薄不孝」。阮籍的做法顯然是出於對儒禮的誤解。他不知道，「儒家『喪忌酒肉』正恐悲來傷胃。阮籍就吃了這虧，一時悲從中來，正因吃了酒肉，遂致嘔出血來。此乃因不遵禮而毀身傷性……不知儒家之禮，正為大忠大孝之人而設。」

孔子稱贊他的學生里顏淵最好學，其表現是「不遷怒，不二過」。阮籍之輩遷怒於孔孟，看來還是學業不精所致。

道德話語不可隨意轉換成法律話語，並不是說道德話語不能轉換為法律話語，而是說不可無條件地、隨隨便便地轉換。轉換必先滿足一定的條件，法律才能顯得公平，才能獲得人們的普遍尊重和奉行。這其中最打緊的，就是要將有我之境轉換為無我之境。

『貳』 在哪有歐美國家官員工作準則

1.嚴密法網。在預防腐敗制度建設上，國外普遍注重立法和道德約束，制定了比較完備的法律法規。這是一種最主要的預防腐敗的方法。國外預防腐敗的法制建設有兩個特點：

一是完備。許多國家既有最高立法機構制定的反腐敗總法規，又有配套的分類制度。而且這些法制大多數是預防性而非懲罰性的規定，預防腐敗內容占的分量很重。這反映出他們對治理腐敗的基本態度是避免腐敗發生，防患於未然。如英國的《防腐化法》，美國的《從政道德法》，韓國的《防止腐敗法》，新加坡的《公務准則》，俄羅斯的《國家公務員體製法》，日、法、德等國的《公務員法》等。分類法規如美國的《國務院官員責任和行為守則》，日本的《教育公務員特別法》，印度的《中央文官行為准則》，巴西的《聯邦高官行為准則》，法國的《法官章程》、《議會工作人員章程》，德國的《腐敗預防准則實施建議》等。這些法規制度上下銜接，構成體系。

二是細密。這些法規的預防性內容主要有：財產申報、人事任用迴避、限制公務員家屬從事某些營利活動、限制退休公務員從事經營活動、公務員收受禮品和接受宴請、公務接待等。法規對這些事項規定得非常具體，使每個公職人員都能「對號入座」，可操作性和適用性很強。如芬蘭法律規定，公務員不能接受價值較高的禮品。所謂「價值較高」，根據物價指數調整，一般在24美元(20歐元)左右。芬蘭的物價水平較高，在一些餐館里，一杯白開水可能都要5美元。這樣看來，如果請公務員喝白開水，也要數一數能喝幾杯才可以。新加坡法律規定，接受下屬人員的款待，必須報告時間和地點，款待必須適度，不能超過款待者月工資的2%。這些詳細的、具體的、明確的行為規范嚴格約束了公務員的行為，較好地做到有效防範腐敗。

2.開展教育。注重發揮教育在預防腐敗中的特殊功能。法國預防腐敗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國家公務員，重視對公務員隊伍進行職業道德、操守和行為規范教育；英國注重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如「公共生活七原則」，即無私、正直、客觀、負責任、公開、誠實和發揮典範作用，這也是英國公務員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吸收公眾參與。公眾監督屬於體制外的預防。國外把公眾參與當作預防腐敗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這一部分就不能形成社會對腐敗的綜合治理。公眾被允許咨詢官員的個人經濟狀況，查閱官員的財產申報情況，這是西方國家採取的比較普遍的公眾參與反腐做法。另外，反腐敗機構接受公眾對官員腐敗的投訴，並採取措施保護投訴人的安全，也是國外吸收公眾參與預防腐敗的重要途徑。

4.信息公開透明。西方國家十分注重對官員公務活動和個人經濟狀況進行公開，表現在如下方面：反腐敗機構參與對官員財產申報的監督；官員在公務活動中對有關制度執行情況的巡查；向有關部門報告官員申報材料中的問題；向公眾通報官員財產申報情況；允許公民自由查詢政府資金的去向情況等。如巴西設立了政府「透明網站」，公布所有聯邦政府撥款的信息，任何公民均可上網查看公共資金的去向。近期，巴西聯邦政府所有物品、服務的采購和招標都在網上進行，實行電子競價，有效預防了腐敗行為發生。

5.開展輿論監督。西方國家注重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引起公眾對反腐敗行動的關注。同時還向媒體主動提供有關反腐敗的新聞素材，鼓勵媒體揭露腐敗事件。如奧地利監察院每周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散發有關材料，向300多家新聞單位通報有關情況，組織電視討論，形成壓力，有利於預防腐敗發生。

6.實行財產申報。有關財產申報、登記和公布的制度，被稱為「陽光法」。西方多國參與簽署的《陽光法案》對官員的個人財產收入實行申報，予以公開化。這是西方國家預防腐敗的通行做法。美國於1965年頒布的《政府官員及雇員道德操行准則》對各類高級官員及其配偶、子女的財產申報做了規定，1978年美國國會又頒布《道德法案》，對此問題進一步做了全面而系統的規定，堪稱財產申報立法的典範。美國總統、副總統每年申報的收入和納稅數字無一例外成為新聞報道的熱點。

7.加強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預防腐敗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彌補法律懲戒所遺留的空缺。在世界上最清廉的國家芬蘭，全國各地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賄受賄案件不足10起，而且幾乎沒有大案。專家認為，這與其良好的社會道德以及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有密切的關系。國外從道德視角設計其反腐敗工作，通常有三種做法：一是不斷豐富和調整道德行為規范，如美國有專司廉政文化建設的政府道德署，美國的《公務員道德法》就由最高立法機關國會通過頒布，可見其對「以德治國」的重視。二是開展形式多樣的道德教育活動。三是領導的道德示範作用。典型例子是古巴。古巴政治局委員也住在普通居民區，生活輕車簡從，傳為佳話。

8.利用科技手段。現代科技手段具有公開性、嚴密性、程序性、實時交互性等特點，這些特點與預防腐敗的制度設計相結合，顯示著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的強大功能。在腐敗犯罪形式日益多變、更加隱秘、更加國際化的形勢下，利用科技手段更加專業化地預防腐敗發生，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一個話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提出，要通過技術援助和信息交流的方法，加大利用科技手段來預防腐敗。如韓國針對首都房地產建設競爭過熱、不正當行為普遍的問題，實行了特別順序制規定，優先保障解決無房戶項目的建設和銷售，並建立了電子數據系統，避免類似問題繼續發生。

『叄』 反腐倡廉的社會調查記錄

自國家產生以來，腐敗一直與人類相始終，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對各國政府的正常運作構成嚴重的傷害，動搖著統治者的執政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面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另一方面又面臨著腐敗的威脅。因此，重視和加強黨的廉政建設，是黨認真對待和必須解決的一項重大課題。要在實踐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總結出一些成功的經驗加以推廣運用，就能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從而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一、我國目前腐敗問題的主要表現
每年大量腐敗案件的偵破，一方面從正面說明了我國反腐敗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敗的政策和決心在強化；從另一方面來看，卻也毫無保留的把當前我國政府官員的腐敗程度暴露在民眾面前。我國目前腐敗問題主要表現在於：易發多發性、官員腐敗級別高、貪腐數額大和「群蛀」現象嚴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發多發性
當下中國，「無官不貪」的判斷固然太過分，但貪污腐敗發生的比例和數量確實很大。有關資料顯示，全國檢察系統每年查處腐敗犯罪案件約三四萬件，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國檢察機關共查處貪污賄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員因腐敗走進監獄。
（二）官員腐敗級別高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一項統計顯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辦廳局級幹部820人，省部級幹部29人。中紀委在近幾年查處省部級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已達100多人，人們從媒體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來，陳希同、胡長清、成克傑、田鳳山、劉方仁、鄭筱英、陳良宇、韓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後落馬。這些腐敗官員在案發前，都是身居要職，甚至有的屬於中央決策層人物，我國官員腐敗級別之高，數量之眾，是我國政府腐敗的主要表現之一。
（三）貪腐數額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辦貪污賄賂大案78202件，占立案總數的51.3%，其中百萬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據中紀委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國共查處商業賄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處40多件腐敗案，涉案金額約38億元。陳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數額高達32億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貪污侵佔住房基金僅用於豪賭的就達1億多元。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動輒百萬元以上甚至以億計數，貪腐數額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現象
近幾年，一把手墮落導致整個班子坍塌的案件較為普遍。2005年轟動一時的馬德賣官案就堪稱典型。一名市委書記，上邊有保護他的省部級高官，平行連接著其他「互為參照」的地廳級官員，下邊是有樣學樣的縣處級官員。進入這個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個案變成慣例，甚至成為潛規則。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貪污侵佔住房基金僅用於豪賭的就達1億多元，此案先後帶出包括原市委書記在內的158人。2008年剛剛塵埃落定的陳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員，至少10餘名省部級高官相繼倒下，其中包括上台僅7個月之久的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群體腐敗現象可見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說，預防腐敗的關鍵在於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得好，則腐敗少，制度建設的不好，則腐敗多。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制度建設最關鍵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於對制度的執行。就我國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級針對反腐敗的制度制定得並不少，而腐敗現象卻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為對制度和措施的執行不力，貫徹變味。就某個單位的規章制度來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閣，執行得少。且違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領導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虛設，也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威嚴和效力。因此，加大對制度的執行力度應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國當前腐敗的根源
我國當前腐敗的特殊根源，在於中國當前特殊的歷史時期──經濟發展進程加快的時期。比較研究發現，某些國家中的腐敗現象比另外一些國家的腐敗現象普遍，某個國家處於變革轉型時期的腐敗現象比該國在其他時期的腐敗現象更為普遍，也就是說，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的是那些處於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致力於經濟建設的現代化過程中備受腐敗現象的困擾。我國正處於經濟加速期，也是受腐敗現象困擾最嚴重的時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經濟、政治、歷史文化與人們主觀心理的矛盾沖突等幾個方面：
（一）經濟體制轉型為腐敗現象的蔓延提供了機會
國家經濟加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機制與政府幹預緊密交織在一起，政府仍會對大量稀缺資源實行行政管制，從而掌握大量潛在租金的分配權，為賄賂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尋租階層就越龐大，腐敗現象必然越嚴重。顯然，尋租階層的出現和膨脹是我國當前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時，經濟體制的轉型總是滯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一些舊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規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們影響或阻礙經濟發展。損害經濟實體的利益，迫使經濟實體通過賄賂維護和實現經濟利益。可見，創造合理、公認的經濟秩序和規范，是防止賄賂行為產生的重要環節。
（二）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腐敗滋生
總的來說，腐敗的存在和蔓延與政治系統的調控機制紊亂和低效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國在加速經濟發展過程中，腐敗現象的蔓延，反映了我們國家政治系統調控機能與經濟加速發展的不適應性，反映了政治系統不能有效地調節和處理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我國是從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發展過來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傳統，我國的民主制度建設還很不健全，致使公職階層仍高居於公民之上，國家權力事實上成為脫離人民不受制約的力量；國家權力法治化水平較低，權力設置、運行都過於傾向部門利益，致使執法者認為法律是「治別人」的工具，從來沒有過法律也是制約自己執法行為的意識。經濟的加速發展促使新的財富和權力階層出現，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參與途徑限制了他們利益表達的機會，於是賄賂成為它們政治參與的手段；監督體制是防止國家權力被濫用的重要保障，監督體制不健全，監督機關缺乏必要的許可權和獨立性，使腐敗現象得不到及時遏制；同時，政治系統缺乏合理的利益機制，甚至不敢正視人們的正當利益追求，導致腐敗的大面積蔓延。
（三）歷史文化原因助長腐敗泛濫
首先，傳統的家族觀念、對家族忠誠的思想由來已久。公職人員利用職權為家族謀取利益是那麼普遍，以至於人們習以為常，並不認為這種現象多麼丑惡。其次，傳統社會，送禮是一種禮節，是維系家族關系或其他人際關系的一種紐帶，不存在利益交易。發展至今日，送禮習俗成為賄賂的漂亮外觀。最後，我國是脫胎於封建社會的發展中國家，缺乏法制傳統，無論是公職人員還是非公職人員，其法制觀念都十分淡薄，要實現「有法必依」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
（四）主觀心理失當滋生腐敗慾望
經濟加速發展過程中，公職人員的薪酬卻難以迅速增加，導致公職人員經濟地位下降及社會地位的下降。這樣，一部分公職人員必然產生失落感，內心的道德信念發生動搖，對政府的忠誠和對政務的責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漸降低。同時，經濟的加速發展促進了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職人員的購買能力卻是有限的，消費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動搖著公職人員對政府的忠誠，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職人員改變自己經濟地位的強烈慾望。在通過合法途徑難以迅速解決的情況下，利用職權敲詐勒索、收受賄賂，走違法犯罪的道路成為一種捷徑。
三、國外反腐經驗與啟示
（一）美國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美國國土廣大，人口眾多，行政層級多，和中國相似，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政府反腐敗的經驗對於中國來說，借鑒意義最大。
美國政府的腐敗現象可以追溯到建國早期，這一時期腐敗的特點是大多發生於地方政府中，而且數量較少。然而在美國內戰前這段時期里，腐敗開始侵人到國家機構中。進入19世紀晚期，美國政府的腐敗現象出現了一個高峰，其特點是數量多而且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現象嚴重。由於沒有採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敗在進入20世紀之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不僅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在幾屆政府中多次出現，而且還表現出新的特點，即利用公共機構謀取或擴大權力，這集中表現為違法募集競選資金和濫用行政權力兩個方面。20世紀以來，在腐敗現象日益嚴重的情形之下，美國政府先後採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的腐敗問題。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為有力打擊腐敗現象，美國國會先後通過了《聯邦反貪污實踐法》、《聯邦選舉法案》、《從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賄法案》等法規，使治理腐敗做到有法可依。為加強與監督立法的實施，美國政府又先後建立了聯邦選舉委員會、獨立檢察官、監察長等專門、高效、公正、廉潔的反腐機構。腐敗不是一個能夠孤立解決的問題，為更好地治理腐敗問題，美國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應的調整，如採取高薪養廉的政策，實行聯邦高級官員的高度流動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決策程序置於公眾監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敗現象的發生。美國政府從立法、專門的反腐敗機構到人事制度等幾個方面採取反腐措施，強有力打擊了各種腐敗現象，使美國政府腐敗的嚴重程度明顯降低。實踐證明，這些反腐措施確實起到了預防、監督、懲治腐敗的作用，為美國社會、經濟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相對良好的政治環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新加坡被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評為2009年度廉潔國家排名中，僅次於紐西蘭和丹麥，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根本原因在於它對腐敗一向採取嚴格立法、打擊與預防並重、標本兼治、雙管齊下的方針。為了保證公務員的廉潔，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體、實用的政府公務員體制，包括《公務員法》《公務員行為准則》《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沒收非法所得法》等。除這些法規外，政府還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應聘的公務員人手一冊。
第一，嚴格的選拔、錄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個公務員在正式被錄用前都要經歷幾道極嚴程序的選拔，從而保證了公務員隊伍的高素質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錄用後的公務員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兩種，一是個人品德記錄。政府每年發給工作人員一本日記本，以記錄個人品德，工作人員必須隨身攜帶日記本，並將自己的活動隨時記下來。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時，將其日記本呈交主管官員檢查、簽名和發還。主管官員一旦發現其記錄內容有問題，應及時主動將這項記錄移送反貪污調查局進行審核查實。二是行為跟蹤。反貪污調查局依法有權對所有公務員，尤其是新參加工作的公務員，進行行為跟蹤，暗地調查他們的日常活動。反貪污調查局在進行行為跟蹤時，注重證據的收集，可以採取秘密拍攝方式收集各種證據。發現某一公務員有違法行為，可寫出調查報告交給被跟蹤者的主管官員，以核實當事人日記是否屬實，並做出相應處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僅保證了高素質的公務員能夠源源不斷地進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對在職公務員的行為是否奉公守法發揮了有效的監督作用，使他們在任職期間很難利用職務之便貪贓枉法，腐化墮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
反貪污調查局對政府機構和公共服務部門進行監督和調查，對一切涉嫌官員，不論其名聲多大，地位多高，一概嚴懲，決不姑息。地位越高，處罰越重，不允許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該局自設立以來，秉公執法，處理多起政府高級官員貪污受賄案件。原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副部級)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遊，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貿易發展局局長楊德勝犯了多項貪污罪，盡管楊曾對新加坡貿易發展有相當卓越的貢獻，是新加坡五個超級公務員之一，但結果他仍被判處4年監禁，並且還得在半年時間內償還過去5年來的貪污所得，這些事例足以說明，新加坡不僅綱紀嚴明，而且執法如山，對那些身居高位、功勛卓著的人，也決不網開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沒有特權，沒有僥幸」的執法行為，樹立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種嚴格的防貪反貪規則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嚴格的申報家產制度，每一個官員被聘用之前，必須申報本人和配偶的財產情況，包括動產、不動、貴重首飾、銀行存款、股票、證券等，以後每年七月一日，每個政府職員都必須填寫一份個人財務表格，寫明自己的財務狀況，各部門常任秘書對每一份申報表都要詳細審閱，了解是否有不法行為。如果發現財產來源與本人收入不相稱，本人的解釋不能令人信服，這部分「多餘」的財產就可被當作貪污的證據受到指控。
二是公務員不準收受禮品，只可接受沒有商品價值的紀念品。如果有商品價值的禮品推辭不掉，收下後必須向常任秘書報告，並將所接受的禮品交給負責處理禮品的主管官員。主管官員定期拍賣這些禮品，接受禮品的人可以優先購買，拍賣所得上繳國庫。如果因為退休而要接受下級所贈禮品，則必須申報禮品的價值、名稱等，所受禮品價值不得超過50美元。此外，公務員不能接受宴請，如確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門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員不能依據手中權力來幫助任何人優先簽訂業務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簽訂，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變相索要「酬勞」。如果接受屬下人員的款待活動，則必須報告款待的時間和地點，款待活動必須適度，不能超過款待者月工資的2%。
四是政府官員不許向下屬人員借款，向親友借款也不得超過本人3個月的工資總額，以免債務過多而產生貪污意圖。另外還規定，政府官員借給別人錢時，不準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職務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債務麻煩的官員必須受到紀律處分，甚至被開除。
五是政府官員不準購買與本單位有業務關系的公司股票，可買國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股票，但必須經過所在單位常任秘書批准。任何公務員直接、經他人或夥同他人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報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應視為犯罪，可被判處一萬元罰款或五年監禁，或既罰款又監禁。凡議員索取或接受任何報酬，作為對本人以議員資格採取任何行動的誘惑或酬金的，被視為犯罪。凡公共團體成員索取或接受任何報酬去做有違職責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視為犯罪。上述人員可被處以一萬元罰款或七年監禁，或既罰款又監禁。
第四，公積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規定所有參加社會工作的人員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職員、一般工人都必須參加公積金制度。主要內容是：職工每個月工資的20%扣交公積金，政府或企業也按該職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積金，雙方各交一半，(發生經濟危機時比例適當調整)。這份公積金屬於個人所有，但不得隨意提取。按制度規定只能用於四項內容：購買政府組屋，醫療治病，為子女交學費，養老基金。養老金必須在退休後方可提取，政府和企業不再另發養老金，一個公務員工作時間越久，所得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司局級)到5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90萬新元，相當於人民幣400-500萬元。如果在職時廉潔奉公，沒有貪污腐敗和違法行為，退休後，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新加坡法律規定，凡是有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者，就要給予嚴厲懲罰包括開除、坐監、全部撤銷個人所得公積金。例如，內務部安全局一位警長向一名拘留犯的母親收取5000新元「咖啡錢」事發後，不僅退還了5000賄金，還被判處30個月的監禁，罰5000新元，十幾萬新元的公積金被全部沒收。這一制度使得公務員權力腐敗的代價或風險太大，以至於絕大多數公務員決不敢冒大風險為貪小便宜而毀掉自己整個後半生。
第五，高薪養廉制度
為了使政府高級官員和公務員抵禦貪污受賄的誘惑，同時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務員因待遇過低而流失，必須提高他們的薪俸。在李光耀總理的倡議下，新加坡政府和國會大幅度提高了公務員的工資。新加坡公務員工資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連續四次上調，1989年上調以後的公務員工資達到世界各國的最高數。新加坡政府內第四級公務員(從事體力勞動的打字員、司機、雜役人員等)與一般產業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資收入月平均約10800新元，是產業工人月平均工資約600新元的16倍強。除此以外，政府還給他們以較優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醫療照顧、免費在職培訓、貸款等等。正如李光耀總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議會解釋提高內閣部長工資水平的理由時所言，支付給政府領導人最高的工資，是建立廉潔政府的保證，若他們收入太低，他們就難以抵制誘惑而去貪污受賄。
總的來說，新加坡政府嚴格的選拔、錄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種嚴格的防貪反貪規則，公積金制度和以棒養廉，定期培訓等制度，對中國政府的廉政建設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香港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國際清廉指數(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為亞洲第二。歷史上的香港，腐敗現象發生率極高，為了建設廉潔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設立強大的反腐機構。
20世紀60、70年代，腐敗近乎無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發總警司葛柏貪污潛逃案，涉案金額超過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義憤。剛剛上任的港督麥里浩，為平息民憤，決心徹底查處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過《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即《廉政公署條例》)，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設執行處、防止貪污處、社區關系處三個專職部門和一個行政總部。廉署的成立，標志著香港反貪獨立機構的誕生，也標志著香港廉政建設邁入了新階段。
廉署成立後，立即對葛柏案深入調查。1975年1月，葛柏終於被法院裁定兩項受賄罪名成立，判4年監禁。此後，廉署又對公務員全面整頓，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間，以貪污罪被判入獄的警官達260名，而當時全港警察人數不過2萬。反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強了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也確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無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確立為：「致力維護香港公平正義，安定繁榮，務必與全體市民齊心協力，堅定不移，以執法、教育、預防三管齊下，肅貪倡廉。」其目標是：「以有效方式調查和檢控貪污，積極推行防貪措施以杜絕貪污機會，教育市民認識貪污的禍害及爭取他們對肅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齊下的科學設置，使廉署始終保持高效率運行，並將廉潔社會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認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和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稱譽海外，廉政公署實在居功至偉。」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體系。
完善的法律體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設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賄賂輕刑治罪條例》，首次將行賄與受賄作為同罪並罰，是個偉大創舉。1948年頒布了《防止貪污條例》，並設立反貪污科專門負責肅貪。然而，在嚴重腐敗的警務處管轄之下反貪，只是徒有虛名。甚至於「賄賂反貪污部門的代價比原來賄賂政府某雇員的代價還要高」，一位議員在其自傳中描述到。針對反腐敗法律依據的不足，又於1971年5月頒布《防止賄賂條例》，制訂了更具體的規定。
1974年在籌備廉政公署時期，香港政府總結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與失，得出結論：反腐機構必須保持獨立，否則，就會「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專門頒布《廉政公署條例》，賦予廉署廣泛權力。例如：在逮捕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員有權不先行通知就展開搜查和取證；還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證件的權力，可有效阻止攜款逃匿行為。這些權力對於交通發達、人口流動量大的香港來說，尤為必要。在眾多港產影視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後輕松「跑路」(出逃)，如同兒戲。在現實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時間抓捕罪犯，損失就無以估量。
第三，廣泛的市民教育與社會監督。
英國著名歷史學教授阿克頓勛爵作過精闢的論斷：「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任何權力都需要監督與制約，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權，最終只能導致腐敗。法律規定，廉政公署官員向行政長官負責並接受其監督；行政長官接受立法會監督和質詢；立法會決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權力。還特別設立了4個咨詢委員會，即貪污問題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和社會關系咨詢委員會，全面監督廉署的運行過程。
香港電視、廣播、報刊、網路等傳媒活躍，形成了強大的輿論權力，對監督政府和官員功不可沒，被譽為促進社會良好運轉的「推進器」。政府也通過媒體，廣泛開展反貪污腐敗的宣傳和教育，為遏止腐敗、樹立廉潔風尚發揮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設有今日的成就，決非一時之功，而是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得來的。不僅得益於完善的廉政法律體系和制度設置，更重要的是將廉潔、公正的觀念植根於群眾心中。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訣。

三是運用高新技術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輿論監督機制。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社會權力制衡和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輿論監督能將黑暗骯臟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為千夫所指的丑聞，能夠迅速將人民群眾的情感和呼聲高度聚焦在腐敗的國家公職人員及其案件_匕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迫使紀檢和司法機關秉公辦事，依法懲處腐敗行為，警示其它國家公職人員不要以身試法。信息技術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可以建立網路媒體對事件的快速反映機制，把信息觸角進一步向社會、向基層、向群眾延伸，進一步拓展輿論信息來源，形成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輿論信息網路，從而在防治腐敗工作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孫志剛案促使延續了幾十年的收容條例廢止，韓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說明了信息技術在防治腐敗領域的強大威力。
防止腐敗建設廉政體系，不僅是實踐問題，而且也是理論問題，理論不清，實踐活動必然遭遇困惑和尷尬。開展反腐敗斗爭，最理想的莫過於將腐敗現象一掃而光，但由於腐敗是權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權力和腐敗溫床的存在，那麼，不管如何竭盡全力嚴厲打擊，腐敗行為都不會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學的廉政體系只能極力遏制腐敗行為的發生而無法根除。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腐敗行為發生的時空具有變異性，因此，在現階段，當我們找到了腐敗問題的表現及發生的原因時，眼光和精力還不能完全停留此時此刻此地，還必須將相當的精力放到預測腐敗發生的新時空上。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新的視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會的協同合作，進一步完善廉政建設的策略與方法。

『肆』 旋轉門的缺陷改進

（一）旋轉門條款的規范體系
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以《公務員法》第102條為核心的旋轉門條款規范體系，但是該體系內外較多扞格不入，亟待協調一致。
第一，旋轉門條款立法與黨紀的協調。2005年《公務員法》第102條與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73條差異較大，缺乏立法上承繼關系，就內容而言，應當為中辦13號文法制化的產物，這充分地反映黨的政策對立法的先導與指引功能。雖然黨紀可以不同於甚至嚴於法律規定，但是同樣受利益均衡架構中比例原則的約束，尤其黨紀需要藉助法律手段得以實現時，黨紀與立法之間應保持協調。中辦13號文與第102條文字表述略有差異，內容區別不大，但是浙江省等一些地方黨委相關文件在細化中辦13號文的同時，又做出一些突破中辦13號文及第102條的限制性及義務性規定，實施中產生較大爭議。
第二，旋轉門條款立法內部的協調。2005年《公務員法》是我國幹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總章程性質的法律，第102條應是旋轉門條款規范體系的基礎規則。《公務員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一般認為包括：中國共產黨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民主黨派機關的工作人員等七大主體。不同主體對公務員授權內容迥異，即使行政機關公務員所行使的公權力也難以概括，相應地旋轉門條款的平衡點應有所區別，適用第102條進行一刀切式規范顯然缺乏合理性，應由其他法律、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予以具體化或者針對特殊性加以特別規定。因此，第102條應為原則性或程序性規定，並通過特別立法授權，形成法制統一的旋轉門規范體系。
第三，特殊公務員旋轉門條款立法的協調。《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是關於特殊公務員僅有的旋轉門條款立法，立法的正當性被《公務員法》第2條第2款所承認，「法官、檢察官等的義務、權利和管理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法官法》、《檢察官法》的有關規定基本一致，卻同《律師法》大相徑庭。其中，《律師法》第36條規定相當於《法官法》第17條第1款和《檢察官法》第20條第1款，無「不得以律師身份」的限定語，規制更為嚴厲；《法官法》第17條第2款與《檢察官法》第20條第2款則是《律師法》所未規定的內容，「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或檢察院辦理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具有永久性涵義，規制未免過於嚴苛。三部法律相互沖突的條文都是2001年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制定的，這反映部門立法主導下，不同利益團體對旋轉門條款涉及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差異，而立法過程對差異協調不力，這應為其他特殊公務員旋轉門條款立法所警惕。
（二）旋轉門條款的規制限度
旋轉門條款是對公務員離職後從業予以規制，規制限度是否合理主要取決於對象、內容及方式的安排，《公務員法》第102條規定存在不同程度問題，應加以改進：
第一，旋轉門條款的規制對象。一般而言，職務特殊和職位較高的公務員離職後不適當從業對政府公正廉潔影響較大，規制力度應更強。第102條對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與其他公務員分別設定三年與兩年的凍結期，浙22號文又將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分為機關領導成員與其工作部門、內設機構或工作部門的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並分別設定限制范圍，但這些分類還是過於籠統、粗略。美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公務員制度較成熟，職務分類制度比較健全，[6]旋轉門條款與職務之間緊密聯系，相關規製程度更為合理，值得我國借鑒。此外，2005年《公務員法》第16章專門規定「職位聘任」，在法律上正式承認公務員聘任制度。聘任制符合新公共管理運動所倡導理念與制度的市場化、契約化、彈性化，突破公務員終身制和合理有效流動的壁壘，昭示我國組織人事管理由「制度」轉向「人」，由「人員管理」轉向「人才資源開發性」基本思路。但是第102條適用於聘任制公務員，則明顯缺乏合理性，一方面聘用制限於專業性較強和輔助性且不涉及國家秘密的職位，旋轉門條款的正面意義不大；另一方面聘任期限為一年至五年，旋轉門條款對離職公務員職業自由的二或三年限制的負面效果卻較為嚴重。筆者認為，聘任制公務員應為第102條適用的例外情形，而聘任合同是聘任制公務員管理的重要依據之一，可參照《勞動合同法》，增設競業限制條款，即公務員在解除或者終止聘任合同後，受與有關機關事先約定的范圍、地域、期限的競業限制，但是期限不得超過二年，期限內按月給予經濟補償。公務員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二，旋轉門條款的規制方式。各國旋轉門條款的規制方式有所不同：美國依據規制對象的身份和職務而異，設定不同的限制性規范；英國採取許可制，對公務員離職後特定從業予以事前審查；日本等多數國家則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方式。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73條類似英國式許可模式，即公務員辭職後二年內到與原機關有隸屬關系的企業或者營利性的事業單位任職，須經原任免機關批准。第102條則采美國式禁止模式。已公開的立法資料沒有說明立法模式取捨的理由，筆者認為大概有以下：一是為與中辦13號文的相互銜接；二是《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73條停留於紙上，實踐中基本無有關事例；三是公務員主管部門的知識與能力難以勝任許可審查工作。美國式禁止模式需要配套極其詳盡規范，第102條粗略的一刀切的規定難免傷及無辜，政府與國有企業間頻繁的人事流動也屢屢挑戰第102條的法律權威。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旋轉門條款的規制方式應借鑒日本式原則禁止、例外許可，即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職務性范圍予以明確禁止規定，而對於地域性范圍則採取許可方式。此外，經過許可也允許有關公務員離職後在相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任職。
第三，旋轉門條款的規制范圍。規制范圍決定旋轉門的寬窄，是旋轉門條款立法的重點，第102條規定亟待以下方面的填補修改：一是「原工作業務」的界定。旋轉門條款規制離職公務員規定期限內「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從業，但是公務員離職前可能短期內發生工作業務變動，例如擔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退休前通常的「退二線」，將原工作業務限於離職期日的現職，難以實現旋轉門條款的防弊目的。原工作業務應當由公務員離職期日向前延伸規定期限內所擔任過的職務，參照域外相關立法經驗及浙22號文，第102條「原工作業務」應為現職和辭職前三年內擔任過的其他職務。二是禁業范圍的界定。第102條以「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及「營利性活動」為限，但是營利性活動與非營利性活動區分困難，非營利性組織也可能進行營利性活動，即使離職後公務員為非營利性組織任職從事非營利性活動，也存在濫用公共資源、破壞公平競爭之虞，因此不應區分營利與非營利，一體予以限制，並加入許可方式以避免矯正過枉。三是規制行為的界定。雖然第102條規制離職公務員的任職和活動兩種從業行為，但是不夠具體明細，例如任職不應限於企業董事、經理等法定職務，還應包括顧問等非法定職務。此外，域外立法通常將內部消息的披露納入旋轉門條款的規制行為之列，例如1994年加拿大《公務員利益沖突和離職後行為法》規定，前政府官員進入非公共部門後不得向他們的當事人提供公眾尚不知道的有關他們曾工作過的部門或在他們任職期滿前一年曾有直接或實質性關系的部門的計劃和政策。《公務員法》第12條規定，公務員應履行保守國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義務，而國家秘密受《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保障，工作中知悉其他內部消息，例如競爭對手的商業秘密等，目前僅有部分領域受到法律規制，例如2001年修正《稅收徵收管理法》第8條第2款規定，「稅務機關應當依法為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的情況保密」，因此第102條應當增設規制離職公務員披露內部消息的一般性規定。
（三）違反旋轉門條款的責任及追究
「制裁是由法律秩序所規定以促使實現立法者認為要有的一定的人的行為」，[7]責任及追究的設計是制裁違反旋轉門條款的基本途徑。第102條相關規定有所創新，但是存在較大缺陷，是窒礙難行的主要因素。
第一，旋轉門條款執法主體的確定。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及1995年《國家公務員辭職辭退暫行規定》為許可模式，雖然缺乏責任規定，但是明確以原任免機關為許可機構。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化解離職人員數量較多及規避范圍專業性產生的執法壓力，缺點是公務員離職後與原任免機關已缺乏法律上及事實上的關系，原任免機關的執法正當性不足，且如果原工作業務不限離職時的現職，還包括之前規定期限內所擔任過的職務，那麼可能發生多主體執法的沖突與缺位。第102條改變原立法模式，以原所在機關的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為首要執法主體，及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為輔助處罰主體。筆者認為，立法引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為旋轉門條款執法主體之一，主要原因：一是原公務員主管部門，即人事部門，主管范圍基本上屬於內部行政，而旋轉門條款的行政相對人為離職公務員及接收單位，具有外部行政的特徵；二是第102條規定對離職公務員及接收單位實行雙罰制，而接收單位以營利性為限，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監管領域存在大量重合，能夠利用既有行政資源。但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監管無法覆蓋所有營利性領域，況且旋轉門條款有必要向非營利領域延伸，2008年大部制改革中，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已整合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具備外部行政的條件，應重新確定旋轉門條款執法主體。依據1978年《從政道德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美國專門在聯邦人事管理局內設立聯邦道德規范辦公室，負責調查和指導聯邦政府官員的廉潔和道德水準等工作，1989 年該機構從人事管理局脫離出來，升格為獨立的副部級單位聯邦道德規范局。[8]借鑒美國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筆者主張由各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與監察部門聯合設立相對獨立的公務員倫理委員會負責我國公務員倫理建設，包括對旋轉門條款實施中的許可、監督，具體處罰執行機構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擔任。
第二，離職公務員從業情況報告義務及責任。信息不對稱是旋轉門條款實施的關鍵，有關部門無從掌握公務員離職後的動向難以實現有效地規制。浙22號文件關於辭職後從業行為的監督，即提前退休的領導幹部退休後三年內，應每年年底向其原所在單位黨委（黨組）報告離職後的從業情況，對修改第102條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筆者認為，立法應增加對離職公務員從業情況報告義務的要求，報告義務分為事前報告與年度報告兩種，屬於例外許可事項的，應在事前向公務員倫理委員會提交申請，經審查被許可方可從業；在規定期限內，離職公務員每年年底向公務員倫理委員會遞交本年度從業情況的報告。為確保有關人員嚴格履行從業情況報告義務，立法應單設對應的法律責任規范，即對於延遲報告、部分報告、拒絕報告及虛假報告的，不論是否符合旋轉門條款的規制情形，僅就違反從業情況報告義務，追究其行政責任。
第三，違反旋轉門條款的責任類型及內容。依據第102條規定，違反旋轉門條款應承擔行政責任，但是離職公務員作為規制對象，僅在公務員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情況下，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從業期間的違法所得，而接收單位卻由工商部門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律師法》則將板子打在離職公務員身上，即第47條規定，從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離任後二年內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可以處五千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給予停止執業三個月以下的處罰。二者相比，《律師法》規定較為可取，而第102條存在違法主體混淆的問題，尤其當離職公務員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時，因欠缺接收單位，限於沒收違法所得的行政責任明顯偏輕。因此，筆者認為，應修改第102條，規定有關部門有權沒收離職公務員違反旋轉門條款的違法所得，並視情節輕重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並適當地降低或取消離職後的待遇。接收單位明知相關人員違反旋轉門條款，仍然接受任職的，應承擔一定行政責任。雖然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第388條第2款認定，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託人財物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但是受賄罪處罰的證據要求較高且適用范圍小於違法旋轉門條款涉及的領域，因此筆者認為應借鑒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立法經驗，直接規定離職公務員違反旋轉門條款且情節嚴重的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

『伍』 在國外,預防和杜絕公職人員腐化的根本之途是不是制度建設

自國家產生以來，腐敗一直與人類相始終，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對各國政府的正常運作構成嚴重的傷害，動搖著統治者的執政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面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另一方面又面臨著腐敗的威脅。因此，重視和加強黨的廉政建設，是黨認真對待和必須解決的一項重大課題。要在實踐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總結出一些成功的經驗加以推廣運用，就能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從而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一、我國目前腐敗問題的主要表現
每年大量腐敗案件的偵破，一方面從正面說明了我國反腐敗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敗的政策和決心在強化；從另一方面來看，卻也毫無保留的把當前我國政府官員的腐敗程度暴露在民眾面前。我國目前腐敗問題主要表現在於：易發多發性、官員腐敗級別高、貪腐數額大和「群蛀」現象嚴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發多發性
當下中國，「無官不貪」的判斷固然太過分，但貪污腐敗發生的比例和數量確實很大。有關資料顯示，全國檢察系統每年查處腐敗犯罪案件約三四萬件，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國檢察機關共查處貪污賄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員因腐敗走進監獄。
（二）官員腐敗級別高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一項統計顯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辦廳局級幹部820人，省部級幹部29人。中紀委在近幾年查處省部級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已達100多人，人們從媒體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來，陳希同、胡長清、成克傑、田鳳山、劉方仁、鄭筱英、陳良宇、韓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後落馬。這些腐敗官員在案發前，都是身居要職，甚至有的屬於中央決策層人物，我國官員腐敗級別之高，數量之眾，是我國政府腐敗的主要表現之一。
（三）貪腐數額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辦貪污賄賂大案78202件，占立案總數的51.3%，其中百萬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據中紀委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國共查處商業賄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處40多件腐敗案，涉案金額約38億元。陳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數額高達32億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貪污侵佔住房基金僅用於豪賭的就達1億多元。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動輒百萬元以上甚至以億計數，貪腐數額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現象
近幾年，一把手墮落導致整個班子坍塌的案件較為普遍。2005年轟動一時的馬德賣官案就堪稱典型。一名市委書記，上邊有保護他的省部級高官，平行連接著其他「互為參照」的地廳級官員，下邊是有樣學樣的縣處級官員。進入這個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個案變成慣例，甚至成為潛規則。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貪污侵佔住房基金僅用於豪賭的就達1億多元，此案先後帶出包括原市委書記在內的158人。2008年剛剛塵埃落定的陳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員，至少10餘名省部級高官相繼倒下，其中包括上台僅7個月之久的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群體腐敗現象可見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說，預防腐敗的關鍵在於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得好，則腐敗少，制度建設的不好，則腐敗多。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制度建設最關鍵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於對制度的執行。就我國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級針對反腐敗的制度制定得並不少，而腐敗現象卻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為對制度和措施的執行不力，貫徹變味。就某個單位的規章制度來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閣，執行得少。且違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領導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虛設，也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威嚴和效力。因此，加大對制度的執行力度應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國當前腐敗的根源
我國當前腐敗的特殊根源，在於中國當前特殊的歷史時期──經濟發展進程加快的時期。比較研究發現，某些國家中的腐敗現象比另外一些國家的腐敗現象普遍，某個國家處於變革轉型時期的腐敗現象比該國在其他時期的腐敗現象更為普遍，也就是說，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的是那些處於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致力於經濟建設的現代化過程中備受腐敗現象的困擾。我國正處於經濟加速期，也是受腐敗現象困擾最嚴重的時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經濟、政治、歷史文化與人們主觀心理的矛盾沖突等幾個方面：
（一）經濟體制轉型為腐敗現象的蔓延提供了機會
國家經濟加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機制與政府幹預緊密交織在一起，政府仍會對大量稀缺資源實行行政管制，從而掌握大量潛在租金的分配權，為賄賂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尋租階層就越龐大，腐敗現象必然越嚴重。顯然，尋租階層的出現和膨脹是我國當前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時，經濟體制的轉型總是滯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一些舊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規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們影響或阻礙經濟發展。損害經濟實體的利益，迫使經濟實體通過賄賂維護和實現經濟利益。可見，創造合理、公認的經濟秩序和規范，是防止賄賂行為產生的重要環節。
（二）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腐敗滋生
總的來說，腐敗的存在和蔓延與政治系統的調控機制紊亂和低效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國在加速經濟發展過程中，腐敗現象的蔓延，反映了我們國家政治系統調控機能與經濟加速發展的不適應性，反映了政治系統不能有效地調節和處理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我國是從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發展過來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傳統，我國的民主制度建設還很不健全，致使公職階層仍高居於公民之上，國家權力事實上成為脫離人民不受制約的力量；國家權力法治化水平較低，權力設置、運行都過於傾向部門利益，致使執法者認為法律是「治別人」的工具，從來沒有過法律也是制約自己執法行為的意識。經濟的加速發展促使新的財富和權力階層出現，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參與途徑限制了他們利益表達的機會，於是賄賂成為它們政治參與的手段；監督體制是防止國家權力被濫用的重要保障，監督體制不健全，監督機關缺乏必要的許可權和獨立性，使腐敗現象得不到及時遏制；同時，政治系統缺乏合理的利益機制，甚至不敢正視人們的正當利益追求，導致腐敗的大面積蔓延。
（三）歷史文化原因助長腐敗泛濫
首先，傳統的家族觀念、對家族忠誠的思想由來已久。公職人員利用職權為家族謀取利益是那麼普遍，以至於人們習以為常，並不認為這種現象多麼丑惡。其次，傳統社會，送禮是一種禮節，是維系家族關系或其他人際關系的一種紐帶，不存在利益交易。發展至今日，送禮習俗成為賄賂的漂亮外觀。最後，我國是脫胎於封建社會的發展中國家，缺乏法制傳統，無論是公職人員還是非公職人員，其法制觀念都十分淡薄，要實現「有法必依」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
（四）主觀心理失當滋生腐敗慾望
經濟加速發展過程中，公職人員的薪酬卻難以迅速增加，導致公職人員經濟地位下降及社會地位的下降。這樣，一部分公職人員必然產生失落感，內心的道德信念發生動搖，對政府的忠誠和對政務的責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漸降低。同時，經濟的加速發展促進了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職人員的購買能力卻是有限的，消費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動搖著公職人員對政府的忠誠，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職人員改變自己經濟地位的強烈慾望。在通過合法途徑難以迅速解決的情況下，利用職權敲詐勒索、收受賄賂，走違法犯罪的道路成為一種捷徑。
三、國外反腐經驗與啟示
（一）美國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美國國土廣大，人口眾多，行政層級多，和中國相似，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政府反腐敗的經驗對於中國來說，借鑒意義最大。
美國政府的腐敗現象可以追溯到建國早期，這一時期腐敗的特點是大多發生於地方政府中，而且數量較少。然而在美國內戰前這段時期里，腐敗開始侵人到國家機構中。進入19世紀晚期，美國政府的腐敗現象出現了一個高峰，其特點是數量多而且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現象嚴重。由於沒有採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敗在進入20世紀之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不僅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在幾屆政府中多次出現，而且還表現出新的特點，即利用公共機構謀取或擴大權力，這集中表現為違法募集競選資金和濫用行政權力兩個方面。20世紀以來，在腐敗現象日益嚴重的情形之下，美國政府先後採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的腐敗問題。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為有力打擊腐敗現象，美國國會先後通過了《聯邦反貪污實踐法》、《聯邦選舉法案》、《從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賄法案》等法規，使治理腐敗做到有法可依。為加強與監督立法的實施，美國政府又先後建立了聯邦選舉委員會、獨立檢察官、監察長等專門、高效、公正、廉潔的反腐機構。腐敗不是一個能夠孤立解決的問題，為更好地治理腐敗問題，美國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應的調整，如採取高薪養廉的政策，實行聯邦高級官員的高度流動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決策程序置於公眾監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敗現象的發生。美國政府從立法、專門的反腐敗機構到人事制度等幾個方面採取反腐措施，強有力打擊了各種腐敗現象，使美國政府腐敗的嚴重程度明顯降低。實踐證明，這些反腐措施確實起到了預防、監督、懲治腐敗的作用，為美國社會、經濟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相對良好的政治環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新加坡被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評為2009年度廉潔國家排名中，僅次於紐西蘭和丹麥，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根本原因在於它對腐敗一向採取嚴格立法、打擊與預防並重、標本兼治、雙管齊下的方針。為了保證公務員的廉潔，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體、實用的政府公務員體制，包括《公務員法》《公務員行為准則》《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沒收非法所得法》等。除這些法規外，政府還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應聘的公務員人手一冊。
第一，嚴格的選拔、錄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個公務員在正式被錄用前都要經歷幾道極嚴程序的選拔，從而保證了公務員隊伍的高素質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錄用後的公務員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兩種，一是個人品德記錄。政府每年發給工作人員一本日記本，以記錄個人品德，工作人員必須隨身攜帶日記本，並將自己的活動隨時記下來。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時，將其日記本呈交主管官員檢查、簽名和發還。主管官員一旦發現其記錄內容有問題，應及時主動將這項記錄移送反貪污調查局進行審核查實。二是行為跟蹤。反貪污調查局依法有權對所有公務員，尤其是新參加工作的公務員，進行行為跟蹤，暗地調查他們的日常活動。反貪污調查局在進行行為跟蹤時，注重證據的收集，可以採取秘密拍攝方式收集各種證據。發現某一公務員有違法行為，可寫出調查報告交給被跟蹤者的主管官員，以核實當事人日記是否屬實，並做出相應處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僅保證了高素質的公務員能夠源源不斷地進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對在職公務員的行為是否奉公守法發揮了有效的監督作用，使他們在任職期間很難利用職務之便貪贓枉法，腐化墮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
反貪污調查局對政府機構和公共服務部門進行監督和調查，對一切涉嫌官員，不論其名聲多大，地位多高，一概嚴懲，決不姑息。地位越高，處罰越重，不允許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該局自設立以來，秉公執法，處理多起政府高級官員貪污受賄案件。原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副部級)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遊，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貿易發展局局長楊德勝犯了多項貪污罪，盡管楊曾對新加坡貿易發展有相當卓越的貢獻，是新加坡五個超級公務員之一，但結果他仍被判處4年監禁，並且還得在半年時間內償還過去5年來的貪污所得，這些事例足以說明，新加坡不僅綱紀嚴明，而且執法如山，對那些身居高位、功勛卓著的人，也決不網開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沒有特權，沒有僥幸」的執法行為，樹立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種嚴格的防貪反貪規則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嚴格的申報家產制度，每一個官員被聘用之前，必須申報本人和配偶的財產情況，包括動產、不動、貴重首飾、銀行存款、股票、證券等，以後每年七月一日，每個政府職員都必須填寫一份個人財務表格，寫明自己的財務狀況，各部門常任秘書對每一份申報表都要詳細審閱，了解是否有不法行為。如果發現財產來源與本人收入不相稱，本人的解釋不能令人信服，這部分「多餘」的財產就可被當作貪污的證據受到指控。
二是公務員不準收受禮品，只可接受沒有商品價值的紀念品。如果有商品價值的禮品推辭不掉，收下後必須向常任秘書報告，並將所接受的禮品交給負責處理禮品的主管官員。主管官員定期拍賣這些禮品，接受禮品的人可以優先購買，拍賣所得上繳國庫。如果因為退休而要接受下級所贈禮品，則必須申報禮品的價值、名稱等，所受禮品價值不得超過50美元。此外，公務員不能接受宴請，如確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門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員不能依據手中權力來幫助任何人優先簽訂業務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簽訂，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變相索要「酬勞」。如果接受屬下人員的款待活動，則必須報告款待的時間和地點，款待活動必須適度，不能超過款待者月工資的2%。
四是政府官員不許向下屬人員借款，向親友借款也不得超過本人3個月的工資總額，以免債務過多而產生貪污意圖。另外還規定，政府官員借給別人錢時，不準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職務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債務麻煩的官員必須受到紀律處分，甚至被開除。
五是政府官員不準購買與本單位有業務關系的公司股票，可買國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股票，但必須經過所在單位常任秘書批准。任何公務員直接、經他人或夥同他人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報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應視為犯罪，可被判處一萬元罰款或五年監禁，或既罰款又監禁。凡議員索取或接受任何報酬，作為對本人以議員資格採取任何行動的誘惑或酬金的，被視為犯罪。凡公共團體成員索取或接受任何報酬去做有違職責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視為犯罪。上述人員可被處以一萬元罰款或七年監禁，或既罰款又監禁。
第四，公積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規定所有參加社會工作的人員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職員、一般工人都必須參加公積金制度。主要內容是：職工每個月工資的20%扣交公積金，政府或企業也按該職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積金，雙方各交一半，(發生經濟危機時比例適當調整)。這份公積金屬於個人所有，但不得隨意提取。按制度規定只能用於四項內容：購買政府組屋，醫療治病，為子女交學費，養老基金。養老金必須在退休後方可提取，政府和企業不再另發養老金，一個公務員工作時間越久，所得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司局級)到5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90萬新元，相當於人民幣400-500萬元。如果在職時廉潔奉公，沒有貪污腐敗和違法行為，退休後，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新加坡法律規定，凡是有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者，就要給予嚴厲懲罰包括開除、坐監、全部撤銷個人所得公積金。例如，內務部安全局一位警長向一名拘留犯的母親收取5000新元「咖啡錢」事發後，不僅退還了5000賄金，還被判處30個月的監禁，罰5000新元，十幾萬新元的公積金被全部沒收。這一制度使得公務員權力腐敗的代價或風險太大，以至於絕大多數公務員決不敢冒大風險為貪小便宜而毀掉自己整個後半生。
第五，高薪養廉制度
為了使政府高級官員和公務員抵禦貪污受賄的誘惑，同時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務員因待遇過低而流失，必須提高他們的薪俸。在李光耀總理的倡議下，新加坡政府和國會大幅度提高了公務員的工資。新加坡公務員工資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連續四次上調，1989年上調以後的公務員工資達到世界各國的最高數。新加坡政府內第四級公務員(從事體力勞動的打字員、司機、雜役人員等)與一般產業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資收入月平均約10800新元，是產業工人月平均工資約600新元的16倍強。除此以外，政府還給他們以較優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醫療照顧、免費在職培訓、貸款等等。正如李光耀總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議會解釋提高內閣部長工資水平的理由時所言，支付給政府領導人最高的工資，是建立廉潔政府的保證，若他們收入太低，他們就難以抵制誘惑而去貪污受賄。
總的來說，新加坡政府嚴格的選拔、錄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種嚴格的防貪反貪規則，公積金制度和以棒養廉，定期培訓等制度，對中國政府的廉政建設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香港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國際清廉指數(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為亞洲第二。歷史上的香港，腐敗現象發生率極高，為了建設廉潔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設立強大的反腐機構。
20世紀60、70年代，腐敗近乎無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發總警司葛柏貪污潛逃案，涉案金額超過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義憤。剛剛上任的港督麥里浩，為平息民憤，決心徹底查處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過《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即《廉政公署條例》)，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設執行處、防止貪污處、社區關系處三個專職部門和一個行政總部。廉署的成立，標志著香港反貪獨立機構的誕生，也標志著香港廉政建設邁入了新階段。
廉署成立後，立即對葛柏案深入調查。1975年1月，葛柏終於被法院裁定兩項受賄罪名成立，判4年監禁。此後，廉署又對公務員全面整頓，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間，以貪污罪被判入獄的警官達260名，而當時全港警察人數不過2萬。反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強了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也確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無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確立為：「致力維護香港公平正義，安定繁榮，務必與全體市民齊心協力，堅定不移，以執法、教育、預防三管齊下，肅貪倡廉。」其目標是：「以有效方式調查和檢控貪污，積極推行防貪措施以杜絕貪污機會，教育市民認識貪污的禍害及爭取他們對肅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齊下的科學設置，使廉署始終保持高效率運行，並將廉潔社會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認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和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稱譽海外，廉政公署實在居功至偉。」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體系。
完善的法律體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設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賄賂輕刑治罪條例》，首次將行賄與受賄作為同罪並罰，是個偉大創舉。1948年頒布了《防止貪污條例》，並設立反貪污科專門負責肅貪。然而，在嚴重腐敗的警務處管轄之下反貪，只是徒有虛名。甚至於「賄賂反貪污部門的代價比原來賄賂政府某雇員的代價還要高」，一位議員在其自傳中描述到。針對反腐敗法律依據的不足，又於1971年5月頒布《防止賄賂條例》，制訂了更具體的規定。
1974年在籌備廉政公署時期，香港政府總結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與失，得出結論：反腐機構必須保持獨立，否則，就會「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專門頒布《廉政公署條例》，賦予廉署廣泛權力。例如：在逮捕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員有權不先行通知就展開搜查和取證；還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證件的權力，可有效阻止攜款逃匿行為。這些權力對於交通發達、人口流動量大的香港來說，尤為必要。在眾多港產影視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後輕松「跑路」(出逃)，如同兒戲。在現實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時間抓捕罪犯，損失就無以估量。
第三，廣泛的市民教育與社會監督。
英國著名歷史學教授阿克頓勛爵作過精闢的論斷：「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任何權力都需要監督與制約，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權，最終只能導致腐敗。法律規定，廉政公署官員向行政長官負責並接受其監督；行政長官接受立法會監督和質詢；立法會決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權力。還特別設立了4個咨詢委員會，即貪污問題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和社會關系咨詢委員會，全面監督廉署的運行過程。
香港電視、廣播、報刊、網路等傳媒活躍，形成了強大的輿論權力，對監督政府和官員功不可沒，被譽為促進社會良好運轉的「推進器」。政府也通過媒體，廣泛開展反貪污腐敗的宣傳和教育，為遏止腐敗、樹立廉潔風尚發揮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設有今日的成就，決非一時之功，而是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得來的。不僅得益於完善的廉政法律體系和制度設置，更重要的是將廉潔、公正的觀念植根於群眾心中。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訣。

三是運用高新技術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輿論監督機制。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社會權力制衡和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輿論監督能將黑暗骯臟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為千夫所指的丑聞，能夠迅速將人民群眾的情感和呼聲高度聚焦在腐敗的國家公職人員及其案件_匕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迫使紀檢和司法機關秉公辦事，依法懲處腐敗行為，警示其它國家公職人員不要以身試法。信息技術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可以建立網路媒體對事件的快速反映機制，把信息觸角進一步向社會、向基層、向群眾延伸，進一步拓展輿論信息來源，形成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輿論信息網路，從而在防治腐敗工作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孫志剛案促使延續了幾十年的收容條例廢止，韓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說明了信息技術在防治腐敗領域的強大威力。
防止腐敗建設廉政體系，不僅是實踐問題，而且也是理論問題，理論不清，實踐活動必然遭遇困惑和尷尬。開展反腐敗斗爭，最理想的莫過於將腐敗現象一掃而光，但由於腐敗是權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權力和腐敗溫床的存在，那麼，不管如何竭盡全力嚴厲打擊，腐敗行為都不會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學的廉政體系只能極力遏制腐敗行為的發生而無法根除。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腐敗行為發生的時空具有變異性，因此，在現階段，當我們找到了腐敗問題的表現及發生的原因時，眼光和精力還不能完全停留此時此刻此地，還必須將相當的精力放到預測腐敗發生的新時空上。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新的視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會的協同合作，進一步完善廉政建設的策略與方法。

『陸』 美國1978年禁忌是什麼

禁止兼職和從事副業性活動的原則。美國 1978 年頒布的《從政道德法》也有這方面的規定，如規定「個人利益與其擔任的公職不能發生沖突」。

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從政道德法》，規定聯邦政府道德規范辦公室制定法律文件的授權在一定時間後廢止。此後，國會分別在1983年、1988年、1994年、1999年和2006年五次修訂和重新頒布《政府道德辦公室再授權法案》，給政府道德辦公室再次授權。這就是典型的「日落法」，它給政府的立法許可權上了一道鎖，如果政府到期之後還要行使立法權，只能由國會「開鎖」。

(6)從政道德法擴展閱讀

由於美國現實社會的舞弊行為較多，引起公眾的強烈反應，1988年10月，美國國會第100屆會議上通過新的從政道德法案，意在對原《政府道德法》加以補充，加強對前聯邦官員游說活動的限制。如規定國會議員離任後的一年內不得向任何國會議員或工作人員游說；國會工作人員離職後，一年內不得同他曾為其工作過的議員或該議員的工作人員接觸等。但新法案提交里根政府後被否決。

1989年，布希任命總統廉政委員會，研究加強廉政問題，並於1989年4月正式向國會提出一項新的《政府道德法案》，對原《政府道德法》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完善二該法案長達97頁，為美國歷史上提出的最嚴格的政府道德法案。

『柒』 邊個知道:專職化原則的名詞解釋 謝謝大家~!

專職化原則：中央政府組成人員必須是專職的，禁止兼職和從事任何其他職業或行業，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規定了這個原則。西方國家之所以這樣規定，主要是為了從制度上保證較高的服務效率，減少權力濫用的可能。

『捌』 國家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措施（從法律的角度）

我國的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以社會主義法律為基礎，既能為公民提供明確的行為模式，強化公民的道德實踐，又能增強公民的法制觀念，促進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保證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規章制度」。同時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要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可見，法制在思想道德建設中具有目的和手段的雙重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問題，是一項十分重要和緊迫的時代性課題。
一、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時代價值
（一）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加強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
當今時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通過制定法律來促進道德建設，並取得成功經驗。堪稱「亞洲花園」的新加坡，在道德建設上的一條成功經驗就是加強道德立法。20世紀60-70年代，新加坡為了減少和遏制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思想道德滑坡現象，政府將大量的道德規則納入法治化軌道。隨地吐痰、亂扔廢棄物等道德范疇的內容全部立法，要求人人都要遵守。比如，隨地吐一口痰罰款200新元，隨地丟一個煙頭罰款1000新元，公共廁所便後不沖水，罰款1000新元，甚至更多。對不文明或破壞文明的行為，輕則罰款，重則起訴，法庭將依法作出判決，加以執行。新加坡政府在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方面，制定了從公務員穿著、品行到財產申報、品德考核等一系列詳盡的法律規定，保證公職人員清正廉潔。嚴密的道德立法和嚴格的執法為道德建設提供了強大後盾。正是因為新加坡非常重視道德的法律化，才使得社會秩序、文明程度和廉政建設取得了不菲成果，為世界各國所稱道。
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十分注重道德的法律化，甚至把一些我們認為不屬於法律調控范圍的言行也用立法加以規定。美國的立法機關是國會，其下屬機構中就設有道德立法委員會，並有道德法規范人們的行為。美國法律早已把某些人不救助危難、不報告危難的行為，定為輕罪。法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則更為嚴格，法國的《刑法典》規定，任何人對於危險中的他人，能夠採取個人行為，或者能夠喚起救助行動而故意放棄給與救助的，處五年監禁並科50萬法郎罰金。德國的法律把法定或約定養護義務的人遺棄無自救力的人，定為遺棄罪，通常稱無義務遺棄罪。瑞士、波蘭、挪威的法律則規定，不為他人伸張正義者，均要被處監禁或罰金。因此，吸收借鑒別國的成功經驗或移植別國的法律，並為我國的思想道德建設服務，是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需要。
（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強化法律實施的根本措施
《民法通則》規定有關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教師法》、《老年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等法律的相關規范反映了尊師重教、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繼承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規中的有關規范，無不是道德建設法制化的表現，都為在全社會確認和傳播思想道德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社會道德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都被納入到了社會的法律體系之中。法律化的道德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而具有了明顯的法律效力。明確規定道德主體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對主體事實上做什麼也有了明確制約，就是強制性的懲罰，以此使主體做應該做的事，將抽象的道德目標和規范轉化為具體的可操作的規范和准則。比如，對社會上早已存在的「包二奶」、「第三者」的不良現象，以前只能訴諸於道德的譴責力量，要不就是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在《婚姻法》修改後，「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條文被法律加以規定，對這種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就有了法律規定。
（三）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實現法治社會的有力支撐
道德和法律相輔相成，唇齒相依，是治理國家的兩把利劍。道德和法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從根源與目的方面來說，兩者都是由同一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從內容上來說，法律以道德為基礎，法律規范大都來源於道德規范。從作用上來說，兩者相互促進。道德對法律的促進作用有：道德確立的基本價值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為執法、守法奠定了社會心理基礎。法律對道德的促進作用有：通過立法可以選擇進而推動一定道德的普及，嚴格執法有助於弘揚一定的道德精神。道德的長處恰恰表現為法律的短處，而法律的長處又是道德的短處，兩者可以取長補短，相得益彰。道德具有自發性，法律具有人為性，道德的強制手段是柔性的，而法律則是剛性的。
德治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進行道德的教化從而使社會正常有序地運行。法治是公平正義的法律在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中創立的一套活動和生活的制度，其基本屬性是強調法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建設法治社會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志之一，是人類對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種選擇。法治是道德建設的保障和強有力的促進因素。法律是道德規范不能生效後的最後一道強制力防線。如果沒有堅強的法律做後盾，道德就會變得單薄無助。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在不同的領域其功能和效力也是不一樣的。當道德規范涉及經濟、政治利益和國家行政管轄范圍內的一體性時，在調整力度和有效性上，都無法與法律功能相比。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綜合了道德與法律的雙重性，體現了德治和法治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說當道德上升到國家意志時，人們不遵守它將會受到法律的懲罰。正因為如此，才使人們的整體道德素質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從而有助於德治的實現。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十分重視法律對推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重要作用，在道德法律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社會轉型期引發的道德失范問題，迫切要求我們高度重視道德法律化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道德法制化是連結德治和法治的橋梁，是實現法治社會的有力支撐。
（四）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然選擇
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可以推動道德的自身建設，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第一，普及道德規范。法律確認和吸收某些道德標准，使之成為法律標准和法律規范，從而推進法律目標的實現。第二，凈化社會風氣。法律以國家名義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評價，反映贊成什麼，反對什麼的價值取向，為人們提供識別是與非，好與壞的判斷標准。法律還要求人們履行法律義務，承擔法律責任。法律憑借國家強制力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制裁，從而更好地凈化社會風氣，維護道德環境。第三，提升公民素質。法律以其權利本位、契約自由、社會公平、維護正義等現代法治精神去培育教化人們，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義利觀，形成健康有序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規范，使人們將法律知識和法治精神融化於自己的思想道德觀念和日常行為中，在他律的范圍內把自己塑造為自覺自為的人，最終達到道德理想的實現。
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基本依據
（一）1982憲法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內容是各項立法活動必須遵循的原則
現行《憲法》第24條規定了思想道德建設:「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范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憲法把「四有」、「五愛」等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基本內容，以國家提倡的形式納入國家根本大法中，確立了它們在社會道德體系中的地位。另外，憲法還把愛護公共財物，遵守勞動紀律，遵守社會公德，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利益以及贍養父母和撫育子女作為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我國憲法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規定全面豐富，在世界各國憲法中獨具特色。
（二）我國把思想道德建設領域基本的重要的規范上升為法律
首先，在社會公德方面，主要有:《憲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比如，《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義務是國家對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具有法律形式的社會公德規范。民法調整的是社會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社會公德是民法的重要淵源之一。《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誠實信用」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被視為民法的「帝王條款」，其精神貫穿於整個民法體系中。
其次，在職業道德方面，主要有：《法官法》、《檢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師法》、《公務員法》、《會計法》、《律師法》等。這些法律把職業道德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上升為國家意志。
最後，在家庭美德方面，主要有：《刑法》、《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把中國相傳幾千年的優秀家庭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變成了法律，把依法治國與依法治家緊密結合起來。
（三）道德與法律二者有許多共同點
其一，二者目標和價值基礎相同。道德反映了一定社會對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榮與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公民道德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人們反對非正義、追求正義的過程。法律的基本特徵是正義性，正義是法律所追求的首要價值和最終理想。法哲學思想的先軀----亞里士多德就把正義論作為法律論的基礎：「法律的實際意義都應該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進正義和善德的制度。」①公民道德與法律的這種內在同質性和追求目標的一致性使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具有了可能性。
其二，二者基本的邏輯相同。法律與道德對人的行為與社會秩序的調節規范有兩個基本的邏輯：（1）強制性的邏輯，即「必須」如此，道德與法律均具有義務性規范，以此保障其有效性。（2）價值性的邏輯，即「應該」如此，它賦予規則以價值的內涵。「必須」與「應該」是既存在於法律之中，又存在於道德之中的兩個共同邏輯。
其三，二者調節范圍具有相容性。因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調控范圍具有一種包容關系，前者包容後者，也就是說，道德調節范圍比法律調節范圍廣泛。道德所作用的范圍和調節的對象幾乎涉及到人們的生產、工作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法律所調節的只是人們的某些特定行為，兩者存在相容性。
其四，二者調節方式具有相通性。在調節方式上，法律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靠的是個人的自律，依賴於社會輿論的力量。在道德與法律共同調節的行為中，當道德的自律性不能發揮作用時就要藉助於法律的強制力。在道德和法律調節范圍相重迭的領域，道德的非強制手段必須服從於法律的強制手段。
其五，二者都含有義務規范。道德義務是指「你不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道德義務是善的一種規定，它是對人的一種內在的道德要求。法律義務是法律關系主體應該這樣行為或不這樣行為的一種限制或約束。也就是說，法律積極地規定或承認人們必須這樣行為，或消極的規定或承認人們不這樣行為。因此，義務是思想道德法制化的中介和橋梁。
（四）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淵源
從起源上來看，在法律規范出現之前，社會關系主要通過道德規范來調整，後來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將一些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可以說，法律規范是在道德規范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淵源，法律只有獲得道德的倫理支持才會產生實際的效力，才是一部良法。美國法學家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准」，「完善的法是內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統一」。「徒善不足於為政，徒法不足於自行」，不具有倫理精神的法律將導致專制並缺失正義。從社會作用上來看，公民道德和法律都屬於社會意識形態，都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經濟基礎服務，對社會起規范作用。它們有共同的經濟基礎、指導思想和歷史使命。三、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必要限度
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只能是一部分道德的法律化。如果將所有的道德規范都法律化，就會否定道德存在的意義，不利於培養公民自律意識和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因此，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要把握合理限度。
（一）處於較低層次的道德規范可以被法律化，而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則不宜被法律化
道德規范體系可以分為三個基本層次：基於個人心性和人格層面的美德倫理、基於社會實踐和交往層面的規范倫理和基於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或信仰倫理。其中，規范倫理受制於特定社會關系的狀況並適應著特定社會關系的要求，是維持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最基本最起碼的道德規范，是任何公民都應該做到的道德要求，對任何公民都具有普遍的約束力。違背了這些道德要求，社會生活就無法正常進行。最基本層次的道德行為規范可以被法律化。美德倫理是個人對人生和高尚道德人格的追求，與規范倫理相比，是個人對過美好道德生活和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自覺自願的選擇，它很難有統一的判斷標准和實踐模式，可以為社會所提倡，但不宜被法律化，如謙虛的美德，可以提倡但不能做法律的規約。基於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或信仰倫理是對現實生活的超越，是對某種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的超越追求，多側重於精神層面，而法律重在規范人們當下的行為，不宜過多涉及超現實的精神的活動。否則，容易超越現實經濟社會狀況，不僅多數社會成員難以做到，而且會挫傷人們的積極性，不利於規范和調整社會關系。
富勒把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願望的道德，義務的道德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基本的道德規范，是社會對人們最基本的要求，為社會成員所普遍認同，它是維持一個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道德准則，如勿殺人、勿盜竊、勿詐騙、誠實信用等，這些規定可通過轉化為法律而實現。願望的道德則是指那些有助於提高生命質量、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聯系的原則，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同情心等，它是對美好生活的一種嚮往，不宜上升為法律義務。因此，可以把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化，而將最高限度的道德規范作為一種引導，但不強制人們做到。前者就是道德共識，大家願意共同遵守是因為它們是社會正常秩序得以維持、社會交往活動得以正常進行的保證。後者是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際緊密聯系的道德原則，事實上，可能有極少部分人能夠有這種高尚的道德或者根本還沒有達到這種境界。在道德法律化過程中，如果忽視大眾的道德水準，過分地將願望的道德納人法律的范疇，那麼法律主體的義務標准就會提高，不能為大眾普遍認同和接受，盡管法律會施以普遍和嚴厲的制裁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二）與人的行為發生一定聯系的道德規范可以被法律化，而不發生聯系的道德規范則不宜被法律化
法律與道德在調整人們社會關系方面的一個顯著區別是，道德既能調整人的行為層面，又能觸及人的思想、觀念、情感甚至信仰等精神領域，而法律只能調整人的行為層面，即使某人有著極不道德的觀念，只要他不表現出來，法律就不能也不應對其進行制約和調整。「公認的社會道德能否全部上升為法律，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同行為的聯系程度，且這種程度應達到一定的法律要求。」②也就是說，與行為相聯系的且應該上升為法律的那部分道德要求應確定為法律，而與人的行為不發生聯系和不應該上升為法律的，還應停留在道德領域，和法律保持相對距離，仍由道德規范進行調整。因此，社會道德規范能否轉化為法律，一定要考察這種道德規范與人的行為相聯系的程度。
四、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根本途徑
（一）充分認識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重要性
有人認為，道德與法律屬於不同的范疇，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就容易混淆兩者的界限。還有人認為，道德靠教育，法律靠強制，兩者不能混同。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從古至今一直爭論不休，主要有三種觀點：1.法律與道德不分，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這在古代社會(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佔主導地位。2.法律與道德截然不同，各有其調整對象與方法，不可混同。這是西方18、19世紀歷史法學派和實證法學派的看法。3.法律與道德互有差異又緊密結合，二者相互滲透，又各有分工。這是20世紀以來西方法學中佔主導地位的觀點。法律不能規范人的道德觀念，但可以規范人的道德行為。在當代西方，道德越來越民法化。在當代東方，道德或民法化，或刑法化(如新加坡)。因此，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說，今天法律與道德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法理學觀點認為，法律除了強制功能外，還具有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等功能。不能只看到法的強制能，而看不到法的其他功能。為此，要充分認識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時代價值和重要性，把法製作為思想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吸收借鑒我國古代法律文化中合理的優秀的成分
我國古代社會將道德中的「忠君」、「孝悌」、「貞節」等道德規范直接引入法律條款並加以推行。《秦律》和《漢律》都將不孝看作違法犯罪行為，並規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我國歷史上最嚴密的封建法典《唐律》，推行「三綱五常」等道德規范。《唐律》的主要內容是把儒家的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把儒家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即所謂的「納禮入律」。《唐律》中將十種罪大惡極的違法行為規定為不赦之罪，其中包括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等。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德刑觀體現了道德法律化的基本精神，對後世影響較大。社會公德是社會公共事務、公共角色、公眾行為中的道德原則和規范。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君子博學於文，約之於禮，亦可弗舊事矣夫」，孔子這里講的「禮」就屬社會公德的范疇。雖然古代的道德法律化服務於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很難培養出具有平等意識和理性精神的現代公民，但它在維護家庭和睦與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以法促德」的做法對現在進行道德建設具有啟示作用。
（三）通過完善立法推動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
立法途徑主要有三種方式實現: 1.立法將一定的道德規范直接上升為法律法規，即通過禁止性、義務性的法律法規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規范，這是道德法律化立法確立的直接模式。2.立法規定法律主體必須遵守一般的道德規范(主要是社會公德)的原則，使一般的道德規則具有某種法律屬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則。3.立法規定準用性道德規范，使其成為立法的有效補充。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曾經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義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禁止殺人、強奸、搶劫以及人體傷害，調整兩性關系；制止在合同契約的締結與履行過程中欺詐與失信等等，都是將道德觀念轉化為法律規定的例子」。③因此，如果不制定或制定不出符合我國國情、反映大多數人的意志、切實可行的道德建設的法律法規，思想道德建設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為此，要借鑒各國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加大立法力度，把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推進我國的道德建設。社會公德的規范化是道德立法的重點和難點。上海倡導並施行的「七不」(不隨地吐痰，不亂竄馬路，不亂扔垃圾，不講粗話臟話，不破壞綠化，不損壞公物，不在公共場所吸煙)規范，從道德立法方向發展，就是不僅為其尋找法律依據，而且把各種規范提升為具有某種法律約束的規則，並嚴格執法，逐漸使人們養成習慣，成為自覺的行動。筆者認為，要完善維護社會公德方面的法律法規。社會公德立法體系包括公德「法典」以及相應配套的公德條例、公德立法執法以及相應的管理機構等。不斷完善公民基本行為規范的立法；獎勵公民見義勇為的社會保障條例；懲治某種場合下見危不救行為的條例；維護諸如廣場、火（汽）車站、地鐵等公共場所良好秩序的條例；公益勞動條例，即對於那些違背社會公德的人給予一定的勞役處罰。在維護職業道德方面，制定《醫護人員法》、《演員法》等為社會關注的職業道德方面的法律；還可以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有關道德准則，充實官德規范體系，制定《從政道德法》或《從政道德規范條例》，通過健全制約權力的法律法規，促進官德建設。
（四）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加大執法力度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在認真抓好全民法制宣傳教育的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正常經濟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
第一，有的放矢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實踐反復證明，如果沒有法律的褒善抑惡機制，就難以形成揚善懲惡、扶正祛邪的良好社會風氣。法治是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伸張社會正義的最有力的手段。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准確把握公民法律知識薄弱環節和公民所關注的法律焦點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是今日思想道德建設的必由之路。
第二，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利用法律的穩定性、權威性、普遍性、強制性來保證思想道德建設目標的實現。通過加大執法力度，以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質。通過嚴格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以提升思想道德建設的水平。通過各級人大對財政預決算的審議，以保障各級政府對思想道德建設的投入。通過適度擴大執法主體隊伍，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人員保障。
（五）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設的相關機制
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設的一系列體制機制，依法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擊危害社會的不道德行，歷來是黨和國家治理社會的方針和措施。
其一，建立健全切實可行的工作機制。這套工作機制應該遵循這樣一個程序：思想道德建設的戰略決策由黨來決定。黨決定之後，人大則把黨的意志通過法定程序變為法律，並交由政府來實施。實施中，人大應予以嚴格監督。這套機制可概括為：黨領導、人大主導、政府倡導和群眾參與。有人設計，有人立法，有人執法，有人監督，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二，建立健全群眾參與的工作機制。當前，思想道德建設必須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要貫徹思想道德建設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通過制定行規、公約，自我管理，自我發展。這就要發揮各行業協會的作用，經過民主程序，制定同行公約(行規)。經過民主程序，制定社區公約，鄉規民約。還可以在大、中、小學學生、下崗失業人員和社會志願者中，組織一支宣傳隊伍，利用節假日或每年的法制宣傳日上街宣傳法律法規和公民行為守則。

『玖』 美國1978年頒布的什麼規定「個人利益與其擔任的公職不能發生沖突

禁止兼職和從事副業性活動的原則。美國 1978 年頒布的《從政道德法》也有這方面的規定，如規定「個人利益與其擔任的公職不能發生沖突」。
相關介紹：
1、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從政道德法》，規定聯邦政府道德規范辦公室制定法律文件的授權在一定時間後廢止。此後，國會分別在1983年、1988年、1994年、1999年和2006年五次修訂和重新頒布《政府道德辦公室再授權法案》，給政府道德辦公室再次授權。這就是典型的「日落法」，它給政府的立法許可權上了一道鎖，如果政府到期之後還要行使立法權，只能由國會「開鎖」。
2、西方國家之所以有的採取相容原則，有的採取不相容原則，主要是由政府體制決定的。實行總統制的國家，一般實行不相容原則;實行內閣制政府的國家，絕大多數則實行相容原則，即政府成員必須是議員。
美國和日本的法律都規定了現役軍人不得擔任政府職務。

『拾』 06年的兩會議題主要有哪些

·香港委員建議重新規劃珠三角空域(11日11:57)
·人大代表建議新聞記者可擔綱選舉觀察員(11日06:21)
·人大代表童海保建議建立立法評估制度(11日06:21)
·科技部長坦言現行科學評價論資排輩嚴重(圖)(11日06:14)
·全國人大北京團共提出議案18件(11日06:02)
·北京設立特派員清理小金庫 將清理52家國企(11日06:01)
·北京啟動奧運立法調研 應放開戶籍管理(11日05:56)
·委員建議高考加社會服務分 促使學生認識社會(11日05:53)
·教育部稱學術造假趨勢嚴重 治腐敗需三管齊下(11日05:49)
·全國人大代表提議：電信廣電宜統一監管(11日05:46)
·全國人大代表：企業創新須有人才和機製做保障(11日05:19)
·中國政法大學今年高招指標將按各省人口分配(11日05:07)
·廣東代表建議退屆代表也應有建議權(11日01:09)
·廣東代表建議列車晚點應及時通告(11日01:08)
·廣東代表建議學生遇到老師應鞠躬(11日01:07)
·政協委員建議推行樹葬花葬告慰死者(11日01:04)
·少年犯激增 民盟中央建議加大投入增加學校(11日01:03)
·政協委員建議制定科學合理房地產業政策(11日00:57)
·人大代表關註：房價年年漲房補標准8年不變(10日10:29)
·政協委員建議試點安樂死 為全面立法打基礎(10日10:27)
·徐冠華：取消院士制度不妥(10日05:28)
·吳邦國作工作報告 今年擬審議物權法草案(10日05:26)
·胡錦濤：加大政府助學(10日05:24)
·民建中央提案建議盡快頒發社區銀行「准生證」(10日05:24)
·政協委員建議治理「同葯異名」需逐步推進(10日05:23)
·政協委員葉建農建議薪金保障應設強制性制度(10日05:22)
·普通商品房面積應卡緊上限(10日05:21)
·人大代表：質詢制度門檻太高(組圖)(10日05:17)
·代表履職最怕拿不到真實資料(組圖)(10日05:13)
·委員建議試點「安樂死合法化」(10日05:05)
·政協委員建議政府有義務促成業委會(10日05:03)
·人大代表呼籲《物業管理法》(10日05:03)
·全國兩會：關注業主維權(10日05:02)
·北京近九成社區未成立業委會 業主維權遇難題(10日05:00)
·代表建議房貸首付提至5成 取消商品房預售制(10日04:56)
·教育部副部長稱「中國高校必須分層次辦學」(10日02:07)
·委員建議增加臨床護士數量立法保障護士權益(10日01:21)
·國家民政部明確表示：實施強制婚檢無法可依(10日01:20)
·廣東代表建議加強學生心理鍛煉和挫折教育(10日01:19)
·網友建議引代表共鳴：高考錄取線應全國統一(09日10:13)
·文化部長：娛樂場2點關門規定會考慮代表意見(09日07:31)
·「兩點關門」規定會考慮代表意見(09日05:50)
·保障失地農民權益亟待新法(09日05:48)
·「前門地區古建築亟待保護」(09日05:39)
·5年後我國村村通電視(09日05:37)
·左延安：讓9億農民也享受汽車文明(09日05:30)
·汽車業吁請落實自主創新政策(09日05:27)
·農村金融制度需更多強制性(09日05:23)
·當前農村金融的困境與成因(09日05:20)
·人大代表：福利供暖北京暫緩停(09日05:16)
·李德水稱統計法修改稿未通過 新法兩年內出台(09日03:44)
·人大代表建議全國統考公務員(組圖)(09日03:25)
·何勇強調：查商業賄賂要敢於碰硬(09日03:23)
·政協委員質疑高速路養路費去向(09日02:53)
·計生委副主任呼籲恢復強制婚檢提高人口素質(09日02:31)
·北大土家族姑娘「三八」節送花祝福石玉珍(09日01:32)
·政協委員：實施差別化稅收政策促中部崛起(09日01:32)
·百姓提案：用積分制評定企業用工信用(09日01:30)
·政協委員胡旭晟：法律應明確高利貸行為違法(09日01:30)
·河南監察廳副廳長：建葯品專賣制減少流通成本(09日00:35)
·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8日收到代表議案134件(08日23:03)
·動物保護法應提上日程(07日08:00)
·兩會之校長訪談：內部大學亂收費可能性更大(07日07:46)
·金融控股立法限制外資「超國民待遇」(07日07:39)
·央企引入外籍董事起爭議(07日07:36)
·機場建設費被指為亂收費 人大代表其合法性(07日07:35)
·民企期待平等待遇 「非公經濟36條」有待細化(07日07:34)
·社區就診報銷比例將提高(07日07:30)
·中央財政數千億元調節貧富差距(07日06:44)
·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已收到代表議案82件(06日20:19)
·就學 就業 就醫 代表委員聚焦台胞在大陸三大課題(06日17:09)
·國資委副主任：國有資產法正在起草之中(06日10:51)
·「十一五」規劃：促進區域協調發展(06日10:03)
·今年GDP預計增長8% 絕對不能摻水(06日05:10)
·民建中央建議擴大廉租房覆蓋范圍(06日02:19)
·未成年犯罪呈低齡化 代表建議保護其訴訟權利(06日02:17)
·九千萬婦女遭家庭暴力 廣東代表建議盡早立法(06日02:16)
·同性婚姻立法提案再受挫 政協發言人稱太超前(05日16:14)
·去年全國政協科技提案得到實在答復(05日16:11)
·政協會議分組審議常委會報告和提案報告(05日08:36)
·幾十件議案提案建議恢復強制婚檢(05日05:51)
·馬玉祥：對城市中擾民服務業實行環保前置許可(04日15:37)
·議政錄：人大代表提出謹防城鎮化中的形象工程(04日15:37)
·代表提交議案：兩稅稅率應統一為24%(04日10:46)
·政協常委提出「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提案(04日09:50)
·羅豪才：政協提案關注經濟發展尤重三農問題(04日08:56)
·政協委員建議引入循環經濟遏制水污染(04日08:23)
·政協委員建議建立葯品專賣制減少流通成本(04日08:22)
·政協委員建議公路收費強制公開聽證(04日08:21)
·政協委員建議就公務員道德立法 防大吃大喝(04日08:20)
·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定為今年政協第1號提案(04日08:09)
·代表建議和委員提案「催生」兩部商務規章(04日07:51)
·委員提議制定從政道德法約束公務員言行(圖)(04日07:13)
·全國政協委員建議統一規范路牌標志(04日01:33)
·廣州委員建議對救助對象實施分級管理(04日01:31)
·全國政協委員吳博威：收紅包醫患關系更和諧(03日10:26)
·人大代表建議房貸首付增至50% 取消房屋預售(03日09:00)
·政協委員建議教師工資應由中央財政投入(03日05:15)
·北京將廢止組織獻血條例提倡自願獻血(圖)(03日02:47)
·社科院研究員李銀河再提交《同性婚姻提案》(03日02:01)
·廣東委員建議異地用血應由血站間結算(03日02:00)
·廣東委員建議鼓勵群眾舉報環境突發事件(03日01:58)
·個稅申報方式有兩大缺陷 委員建議設家庭稅號(03日01:55)
·招生腐敗危害大 廣東委員建議加強教育立法(03日01:53)
·廣東委員建議義務教育收費不分本地外來(03日01:51)
·兩會百姓話題：把孩子們的環保心願帶上兩會(02日21:37)
·外地孩子在京上學難 孩子無法高考求助代表(02日04:56)
·物權法將妥善處理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02日03:35)
·廣東省政協委員建議廣州取消計程車加收燃油費(25日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