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結構立法分配正義

① 法制的法律的思想

一、正義論與人治論
（一）正義之國與人的類型柏拉圖的哲學基礎是理念與現實的區分，在柏拉圖看來，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兩部分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盡管它是無形的，但它是萬物的根源，是永恆不變的真實存在；而摹本世界，則是有形的，虛假的，變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於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應地便分別具有了金、銀、銅鐵的三種不同的性質，人也就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品質：金→哲學家→智慧銀→勇士→勇敢銅鐵→生產勞動者→節制然而，節制的品質不僅應當為生產勞動者所擁有，也應當成為所有三種人的品質，因為一個國家必須保持和諧協調，只有當人們各盡其職、各守其位時，國家才可能產生「正義」的品德，成為正義之國。當個人的三種品質（慾望、激情和理智）在個體中協調運行秩序井然時，個人就成了正義之人。這意味著理性支配慾望，精神支配肉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所說的正義就是一種道德正義。
（二）法律與正義的關系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品性中，都具有「較善」和「較惡」兩部分。如果較善的那部分佔優勢，就控制住「較惡」的那部分，他就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壞人的薰染，他便成為「自己的奴隸」。當惡性膨脹時，就只好服從外在的權威，這個外在權威就是法律。對於柏拉圖來說，法律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准則，它是公道與正義的標志。但是，法律的正義與道德正義不完全相同。法律正義是「訴訟正義」，是指通過法律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獲得的後果或判決。因此，法律正義是為道德正義服務的。
（三）哲學王與人治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比法律統治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法律遠不如和哲學家的智慧相比。因為：(1)哲學家所掌握的是一種真理，它比國家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強者之所好」，而現實中的法律並不必然體現正義，而惡法並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學家的知識可以隨機應變；(4)一切社會都需要和諧，而這只有哲學家通過智慧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二、法制論：立法與守法思想
（一）立法過程論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清刷」的過程，即必須對原來的舊制度和人們的品質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時，先應當確定憲法大綱，然後是制定法律和規章。柏拉圖重視成文法，而認為習慣是來源於普通人的習俗。
（二）立法原則論根本的原則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並應依全體人民的幸福為依據。就立法的重點而言，著重於培養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論柏拉圖從歷史的角度追溯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認為國家形成於契約。而契約的核心就是對法律的遵守，這就意味著，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國家的本性的。[1]柏拉圖認為，對於有意志的公民來講，法律的統治並不具有強迫性，而是體現了國家的良善願望。他認為：「如果法律能完全導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達到這樣的目的，這些法律我們都應該執行。」對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導他們執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須擁有權威，國家官員的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所謂良法須由良吏來執。
三、柏拉圖法律思想的主要評價第一，法治主義思想是西方法律傳統源遠流長的一個傳統，對西方近代法治主義的復興具有深遠的影響，並成為羅馬法的重要思想基礎；第二，概括了古希臘政治哲學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難以實現的，而防止最壞的政治是可能的，這就是，必須運用至高無上的法律進行統治。第三，關於「混合政體」的研究以及「分權原則」的論述，被學者譽為三權分立的原型。第四，集體主義方法論也開創了後世以集體為單位研究國家、法律學說的先河，在柏拉圖的理念中，個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四、柏拉圖的生平與著作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於雅典的一個貴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門望族的後裔，母親更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倫的後代。由於出身高貴，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從20歲起受教於蘇格拉底，從事哲學學習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處死刑，使他放棄了從事政治的願望。後流亡國外，40歲後回雅典並創立了「阿卡德米學園」。在學園中，柏拉圖一邊講學，培養人才；一邊著述，宣講其哲學和政治哲學，前後達41年之久。該學園在歷史上延續了900年，是全希臘文化知識的中心。柏拉圖是歐洲歷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後共著對話25篇。有關政治法律理論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國》（成於壯年）、《政治家篇》（成於中晚年）、《法律篇》（絕筆）。一般說來，《理想國》代表了他對政治和社會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則是面對現實所寫成的有關法治的著作。 一、法律正義論
（一）正義的內涵與分類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基礎，由這種正義衍生出法律，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是指人們在社會關系中所產生的一種美德。正義和不正義含有兩種意思：一是指能否服從紀律；二是指一個人所取得的東西是否他應當得到的。正義又可分為「普遍的正義」和「個別的正義」兩種。其中「個別的正義」又分兩種——「分配的正義」和「平均的正義」。「分配的正義」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這種正義是從人的不平等性出發的，而這種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變的。至於「平均的正義」就是指人們之間的平等關系。這種正義是以人的等價性為依據，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法律正義論的延伸：平等與中庸1.平等。一是數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數量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據各人的實際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衡稱的事物。政治權利的分配必須以人們對於構成城邦各要素的貢獻的大小為依據，誰具有比他人較為優越的政治品德，誰在城邦實現良善生活的過程中善德行為最多，誰就應該在這個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2.中庸。所謂中庸是指不偏不頗，處於兩個極端的中間。亞氏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有過度、不及和適中三種狀態，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對於社會而言也是如此，社會分為極富者（常逞強放肆以致犯罪）、極貧者（往往懶散無賴易犯小罪）和中產階級。唯有中產階級是貧富兩階級矛盾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產階級最適宜擔任統治者和立法者。
（三）正義與法律的關系法律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之上的，由正義延伸出法律。正義的原則寓於實體法之中。自由正義導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這成為國家制定實在法的依據。
二、法律的定義、作用、分類
（一）關於法律的定義法律是政治上的正義，是世所公認的公正不偏的權衡標准，是理性的體現，又是一個合同式的契約。法律的特性包括：(1)公正性：法律是正義的體現，它對一切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平等的；(2)可變性，法律允許變革，當然這個變革需要慎重；(3)必須遵守性。法律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人人都必須遵守它。
（二）關於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於為了城邦的「善業」，為了「善德」，為了追求「公共福利」，增進人類的道德。
（三）關於法律的分類1.自然法與制定法。自然法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是以正義為基礎的，是存在於社會的普遍原則，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實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於制定法；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實際上也就是憲法，它規定國家的治理形式，規定統治者的人數及產生的辦法，規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3.良法與惡法。凡是正宗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良法；凡是在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惡法；4.成文法和習慣法。習慣法即希臘城邦中長期存在的習俗或稱禮儀。
三、法治主義理論
（一）法治的涵義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就是說，所謂法治，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
（二）法治的具體體現1.立法方面：亞氏強調立法必須遵守以下原則：一是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二是研究國家的情況；三是考慮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教育；四是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2.執法思想。國家執政人員要嚴格執行法律。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嚴格依法執行；法律規定不同詳的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法律的原則來公正地處理和裁決案件。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關鍵。國家必須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
（三）法治的優越性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第一，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第二，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第四，法律藉助規范形式，具有明確性；第五，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第六，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第七，實行一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四）法治缺陷的彌補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採取三種補救措施：以個人的權力或若幹人聯合組成的權力「作為補助」；對某些不完善的法律進行適當的變更；加強法律解釋。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來對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四、亞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點第一，與柏拉圖一樣，均從倫理學入手來探討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開創了西方法哲學的理論傳統，並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實現；第二，將法與政治合而為一進行研究，使法律社會學或者政治法律學的學科構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第三，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的特點，分析問題的立足點是考察現實，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歸納法，即通過分析、比較，然後得出結論。所以有人稱，柏拉圖給予後人以更多的激情與理想，而亞氏則留下較成熟的體系與邏輯；[1]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對於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論的建立，有著重要的意義。
五、亞里士多德的生平與著作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臘網路全書式的大思想家，曾師從柏拉圖。其代表著作是《政治學》和《雅典政制》（研究158個國家城邦政治制度的總結之一），此外，《倫理學》中也有大量的法律思想資料。國內苗力田教授主編的《亞里士多德全集》有十卷之多。綜上所述，某些人過分強調「人」在其中的作用，純粹是在混淆概念。我們探討人治與法制的區別，是說二者最根本區別在於實際運作的客觀載體依據不同。而不是在探討事件的運作主體是什麼。法制之所以強於人治，正是因為法制的內涵是，以容易驗證的客觀事實為基礎。以透明的程序為載體。以利益相關者的監督為制約。還有人說，如果「領導」不允許---即不是人治的話，法制何來？這就是更深一層的問題了，是專制體制與民主體制的不同「行為結果」。專制體制下，「領導」是「主人」。民主體制下，「領導」是「僕人」。也就是說，要探討這個問題，就要先劃定一個論域：專制體制還是民主體制。但我們常用的是「民主體制」，而別有用心者或邏輯混亂者，卻是在有意無意的混淆這兩個論域。

② 如何理解分配正義

社會正義的核心內容就是分配正義，穆勒在《功利主義》中寫道：「社會應當平等地對待所有應當平等地獲得這種平等待遇的人，也就是說，社會應當平等地對待所有應當絕對平等地獲得這種平等待遇的人。這就是社會的和分配的正義所具有的最高的抽象標准；應當使所有的社會制度以及所有有道德的公民的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聚合在一起，以達致這一標准。」[1]事實上，在漫長的人類社會中人們都使用分配正義來代替社會正義，以致分配正義歷來都是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的核心課題。按照羅默的看法，分配正義理論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等都談論過這個問題。[2]例如，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如果在孤立的交換中出現有關具體利益分配的爭執，適當的分配份額將必須由行政當局決定，行政當局要考慮普遍公平的規則和國家的福利。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優良政體的制度安排應該圍繞正義展開，公平正義應是優良政體的核心原則。而且，為了給優良政體的公平正義作出准確的界定，亞里士多德又區分了兩種正義的類型：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其中，分配正義就是根據每個人不同的地位、財產、能力或者貢獻等因素給予不同的待遇，而矯正正義則是指無差別地給予一切人以均等的對待。當然，在不同時期，人們對分配正義的認知存在明顯的差異。例如，在古希臘時代，由於還沒有關於支配財富分配的理性分配的觀念，學者們研究人的行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發現人的責任和義務，因此，經濟問題常常與哲學倫理結合在一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柏拉圖認為價格應該與商品自身的價值屬性是一致的，他說：「一個人從事某項勞作，法律對他的忠告同對賣者的忠告是一樣的，即他不要試圖抬高價格，而只問價值；這條法律對契約雙方都是有效的，因為工匠無疑知道他的勞作的價值」。[3]而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區分了自願的和非自願的交易，認為在自願交易情況下，交易往往是公平的，而公正的定價原則就是一個人的予取必須「相等」，特別是將兩個極端之間的平均看成是最好的倫理和行為之間的標准；也正因為如此，他特別譴責「以錢生錢」的高利貸。顯然，古希臘的公平價格思想在西方一直影響了上千年，整個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都不區分倫理和經濟，並用倫理來解釋經濟。同時，公平價格思想也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一方面，到了中世紀早期，由於市場是分散的，市場價格主要是一種因襲的價格，因而缺少討價還價的餘地；另一方面，由於各國之間也沒有穩定的聯系，結果，時常遭遇的歉收或運輸中斷往往就促使商人高抬價格。正是在那種情況下，當時的封建主迫切希望教會來規定各種商品的價格，因此，阿奎那繼承了亞里士多德「正當價格」的觀念以及借鑒了奧古斯丁的「公正價格」的術語，認為貴賣和賤買都是非正義的。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阿奎那也考慮了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認為公平價格並沒有一個准確點，而是由某種估計來決定，它根據不同的地點、時間、風險、運費、勞動以及物質成本來決定；同時，在封建等級制度下，價格的制定要考慮各個等級的利益，只有當人們的收入與他在社會生活中所居的地位相符時，才是公平的，否則就犯了貪婪的罪惡。當時制定的公平價格的標准：小生產者的商品價格，按勞動耗費量計算，以賣者不受到損失為限；商人販賣的商品，則把商業利潤作為價格附加額；封建諸侯在他自己的市場出賣商品，則按等級加上不同的生活費。所以，粟本慎一郎指出，最初的等價是由傳承與權威來決定的。[4]然而，現代社會卻強調，任何個體在交換中的社會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交換主體，從而不能存在地位等級上的價格差異。進一步地，現代經濟學強調，市場經濟下的生產都是在邊際貢獻等於邊際成本處生產，因而產品分配的結果符合應得權利的正義和效率原則；同時，市場經濟下的交換都是在需求等於供給處交換，因而產品交換的結果符合帕累托的正義和效率原則。正因如此，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市場經濟下的初始分配和自由交換的收入都是正義，市場原則也就等同於正義原則。問題是，果真如此嗎？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承認，市場經濟下的分配和交換結果都取決於供求關系，而供求關系本身又受社會認知、文化價值、法律制度以及經濟勢力和社會地位等的影響，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的改變都會影響供求關系，從而也就會影響分配或交換均衡。顯然，從這個角度上說，市場經濟中的收入不是取決於貢獻或應得的常量，而是取決於社會性因素的變數；進一步地，如果法律制度是不完全的、市場機制是不健全的，那麼市場經濟下的所得也就是不正義的。因此，現實收入根本上是特定的社會制度及其分配規則決定的而不是由勞動貢獻或應得權利決定的，社會制度及其分配規則往往又是社會力量博弈的產物，反映了社會中的權力結構對比，從而往往有利於強勢者。一者，市場體制中存在著嚴重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市場交換機制也主要是由那些擁有更大權力的群體制定；顯然，在勞資力量懸殊的現代市場經濟中，直接而雙向的勞資談判所實現的收入分配均衡必然不是公正的，會產生遠遠有利於僱主的利益分配。[5]二者，一個社會的力量結構越不平均，收入分配的決策權就越集中，實際的收入分配也就越不平等；顯然，在現代企業中，高層管理者往往擁有與其貢獻不成比例的決策權力，從而在收入分配中也就佔有巨大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拉大實際上就反映了市場機制的不健全性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公正性。正因如此，要保障初始分配收入的正義性，就要保障分配規則的合理性，而這又要從改變社會力量結構尤其是壯大弱勢者力量方面入手。當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收入分配機制上還是存在差異的：民營企業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主要取決於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而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還涉及到社會大眾的利益。

③ 如何通過法律來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1、通過民主科學立法把公平正義的道德訴求法律化

立法通過民主的方式和法定程序，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分配權利與義務、明確權力與責任等實體性利益安排，通過立法規定相關程序、制定行為規則、劃定行為界限、明確行為方式等等，實現通過立法分配正義的目的。

2、通過實施法律實現公平正義

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後，我國法治建設的主要任務從以立法為中心轉向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全面有效實施法律成為推進依法治國的中心工作。

實施法律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環節，是實現立法公平正義宗旨和目的的具體體現，重點應當通過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自覺守法實現公平正義。

(3)法制結構立法分配正義擴展閱讀：

法治社會追求的公正是一種相對的公正、程序的公正、規則的公正。法治社會主張事實的公正、結果的公正，但不能保證一定能夠實現這種公正；

法治社會追求權利的公正、機會的公正、規則的公正、過程的公正、程序的公正，只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切實做到科學立法、嚴格執行、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做到良法善治和保障人權，就一定能夠實現權利、機會、規則、過程和程序的公正。

法治社會追求的公正是具體的、相對的、有法律依據並能夠得到法律程序保障救濟的公正。在法治社會中，任何人都不應當抽象地主張公正，不應當脫離法律規則去追求公正，更不應當以破壞法治秩序的方式或者損害他人權利的方式去尋求公正的實現。

④ 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實現正義主要有兩種方式

正義是一個古老而又平常的詞彙，正義是一種象徵和理想。正義，同公平、公正、公道、合理等所表達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類所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態。在倫理學意義上，正義要求人們各得其所，滿足其合理的、公正的需要和要求；在政治、經濟上，正義指一種與社會發展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證人們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它的實現與否取決於社會制度的正義。從法律角度上講，正義就是我們通常認為的法律正義，既正義的法制和合法性。法律正義是一種通過創制和執行法律來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及其行為而形成的理想關系。法律正義提高了法律的實效，即適用法律一律平等。
法律對正義的實現作用，總體上體現為：
第一，分配權利以確立正義。這是法在實現分配正義方面的作用。包括把指導分配的正義的原則法律化、制度化、並且具體化為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實現對資源、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進行權威性的、公正的分配。在這種權利義務的分配中，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是帶有根本性的、決定性的。在一個民主政體的國家中，關於基本權利的分配即分配正義原則的執行通常是由人民選舉的立法機關進行的，因為基本權利和義務涉及到人民的財產、人身自由和人格與國家權力的關系。所以，國家權力在何種情況下才能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課以何種義務和責任的問題，成為分配正義的核心問題。當分配正義原則被一個社會成員違反的時候，校正的或訴訟的正義就開始起作用。這就會引起懲罰與補償的問題。
第二，懲罰罪惡以伸張正義。這是法律實現正義的一個方面。以刑罰為代表的法律上的懲罰之基本目的不外乎報應與預防兩方面。報應，也就是通過懲罰罪惡表達正義觀念、恢復社會心理秩序。犯罪，一般來說不僅是違反法律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而且也是違反正義觀念的邪惡行為。因此，出於正義的要求，對邪惡行為要作出否定評價，對於善意行為應該給予褒揚。這是基於道義要求所產生的正義觀念的應有內涵。在關於懲罰的理論中，包含三個基本問題，即懲罰的理由、懲罰的對象以及什麼是適當的懲罰。這些問題都表明懲罰具有伸張正義的作用。
第三，補償損失以恢復正義。如果說懲罰罪惡是基於道義的正義要求，那麼補償損失則是功利的正義要求。法律在平均正義方面除了對罪惡予以懲罰外，還在合同、侵權方面表現為試圖補償受害者的損失。這種補償通常只以損失大小為標准，而不考慮或過多考慮侵害者有無過錯、其錯誤程度與賠償額有無必然聯系、賠償費是否由其本人支付（如行政賠償由國家支付）。以賠償為主的補償性責任主要是恢復分配正義。
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著統治階級意志的內容，決定著統治階級的正義觀，法是體現和實現統治階級正義觀的重要手段。統治階級的正義觀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之後，就具有了一種道德上的權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實際生活中貫徹執行。統治階級的正義觀是一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法的內容中的重要組成因素。法是上層建築中法律制度的范疇，它不僅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正義觀，而且與統治階級的正義觀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具體來說，這種關系表現在兩個方面：（1）正義是實在法的基本原則和依據，它表現為以正義的要求作為其追求目標，並將其確定為一套可操作的行為准則，給人們提供行為模式和標准；（2）法律通過和平和公正解決沖突的規定和程序來保障正義原則的實現。正義對法律進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正義作為法律的最高目的、作為區別良法惡法的標准，始終是法律進化的精神驅動力。任何實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統治者在口頭上承認正義為其目標。不管統治者願意不願意，正義作為社會價值，始終是衡量法律良惡的標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實現正義的重要手段。正義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實現離不開規范，尤其離不開具有強制力的規范——法律。

⑤ 試述法律與正義的一般關系

這個要區分是自然法學派還是分析法學派
自然法學派認為惡法非法，即正義的法才是真正意義的上的法
分析法學派認為惡法亦法，即法律與正義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

⑥ 分配正義的准則為什麼不能成為分配正義的原則

各種分配正義原則大都可以歸約為差異性正義與同一性正義這兩大基本原則。差異性與同一性是相互依存、交互競長、相互規約地存在和發展的，相應的差異性正義原則與同一性正義原則之間也存在著相互依存、交互競秀、互相制約的張力關系。

所謂同一性原則或同一性分配正義原則，則關注人們因某些被認可的同一而得到相同的對待。盡管差異性原則與同一性原則的差異很大，前者據於人及其活動的差異性，後者據於人及其活動的同一性，但是作為分配正義的兩大基本原則，二者又是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

(6)法制結構立法分配正義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一是所有制分配形式和按公權力分配兩大分配格局。也即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二是不同社會人和社會利益集團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

三是分配方式。其中，社會財富分配方式可劃分為：按勞分配、按公權力分配、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等四種最基本的分配方式。

比如：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公有制」的政府、企業和家庭等的組織體，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等之間是平等互助、和諧共存共處、當家作主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按勞分配和按公權力分配」主導和統領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的分配，「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處於極為次要的地位。

⑦ 社會法學派的分配正義的案例

、社會法學派的主要觀點

社會法學派將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工具引進到法學領域，在社會中研究法律，並通過法律研究社會，強調法律的社會作用和效果。

其一，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秩序，真正有效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而是社會立法中的秩序或人類聯合的內在秩序。

其二，法律與國家之間並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它並非一定由國家機關特別是立法機關所制定和實施，在沒有國家的時候和地方也存在著法律。

其三，法律絕非僅僅是規則的體系，而是由規則、原則、政策多種復雜的要素構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單純的一種規則。

其四，法律不僅是一個規則體系，還是一項過程和事業。

社會法學派的觀點，&127;表明了他們堅持在法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中，以法的實際運作為對象，目的是揭示法產生於社會之中，消解彼此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對立和斗爭。而且，他們把法律置於整個社會之中，分析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諸因素對於法及其運作的作用和影響。應當說，法律社會學有助於對法的外延的理解，有利於擴展法學研究的領域和視野。

⑧ 立法正義與分配正義的異同

立法正義:
首先，就立法的基礎而言，存在兩個方面：立法的道德基礎和理性基礎。其次，就立法在整個法治系統中的價值定位與其實現正義價值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來講，立法是整個法治系統的基礎
分配正義: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將正義分為分配正義和校正正義。分配正義涉及財富、榮譽、權利等有價值的東西的分配，在該領域，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對待，對相同的人給予相同對待，即為正義。

⑨ 論述怎樣理解法與正義的關系

法律與正義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正義對法律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正義作為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標，是作為區別良法惡法的標准，始終是法律進化的精神驅動力。

同時，法律也是實現正義的重要手段，正義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法律運用國家強制性，保護社會主體的合法利益，通過裁決糾紛，懲治非正義的違法行為，以實現社會正義。

正義觀對法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正義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但作為統治階級，他們不能背離大眾的，普遍的正義觀念去制定法律。背離正義的法律，有法律之名，無法律之實。無正義之精神的法律，社會成員對之失去信心，無人尊敬它，服從它。沒有正義的精神蘊含在其中，法律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正義是衡量法律優劣的重要尺度和標准。

衡量法律優劣的標準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義的要求是評價法律優劣的重要標准。如果一項法律在社會多數人看來是不正義的，不論立法者認為它多麼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數人的反對。

（二）法律對正義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保障分配正義。

每個社會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因而，要有一套體現大多數人的正義要求的原則來指導社會成員適當的分配資源、利益和負擔，以保證資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負擔的承擔有序化，這套原則就是社會的分配正義。

2、 分配的正義沒有實現的時候，矯正的正義發揮其作用。

矯正的正義指當分配的正義遭到破壞時，按照均等的原則予以重建或恢復。如果一個人侵犯另一個人的權利或財產，矯正的正義則要求侵害者賠償受害者的損失，或對侵害者施與其行為相對稱的刑罰。

法律與正義兩者之間的關系極其復雜，以上所論述的只是對正義與法，法與正義的關系的簡單理解。每個時代對正義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不同時代的立法者們對同一現象的理解也不同。

⑩ 什麼是法制你是如何理解法制的

「法制」一詞，我國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還是版各有不同。其一，廣義權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狹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