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盪然無存

Ⅰ 行屍走肉是僵屍劇嗎

一開始我也是這樣認為行屍走肉是一個僵屍劇，重口味小眾劇。不過從第二季開始，我發現這部劇是探討人性原罪的神劇。

本劇的大背景是僵屍疾病爆發之後的美國，整個國家所有系統陷入癱瘓，每個倖存的人連生存都無法保證。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有道德都盪然無存。道德在劇中成了每個人的包袱，因為這種世界，生存和道德本來就是沖突的。

Ⅱ 女人嫁豪門，嫁港台，嫁老外，笑貧不笑娼，說明社會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嗎

我認為，這些都是網咯賦予給了我們無數的批判家（其中不乏無數想要嘩眾取寵的人），拿起標槍，含著性器官……，猛烈的對社會、對政府、對別人（其實這些別人也包括了自己，只是很不容易去勇敢的察覺而已），反復的攻擊、攻擊、再攻擊……。
「道德淪喪」一詞出於什麼時期，暫不去考證，但也應該很久了吧，從這個詞一問世，就從未間斷的有人叫囂著，「道德呀，你淪喪了哦。世風你也日下了。」果真如此的話，那把我們這個社會說成地獄，我想也會是對地獄的一種貶低。那又怎麼會培養得出我們這些無數的，不但敢於，並且還可以直言不諱（通常都夾雜著生殖器）的優秀的批判家呢？
個別人的道德的確淪喪了，敗壞了。但從古至今的看來，這樣的世風就能算是在下行了嗎？反而是一個叫「網」的和一個叫「民」的人，整天冒充著公民、老百姓，大喊著：「快出來看啊，我又罵著個人……」。「就是，就是……罵著了、罵著了」。無限的去誇大世風運行的方向。
我感覺，就是這樣的一些人，反而影響到了我們的世風。（以上的這些純屬個人的觀點。並且指定一些方面的人群，只是指其中一部分的人，不針對全部。如果有聽著不舒服，請指出觀點來，不要做一些空虛無謂的辯駁。

Ⅲ 孔子被稱為什麼聖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名丘，字仲尼，漢族，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市南辛鎮）人，先祖為宋國（今河南商丘）貴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他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 至聖先師、萬世師表，他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被弟子徒孫整理編成《論語》。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區有深遠的影響。全國各地都有孔廟祭祀孔子。
主要成就如下：
思想方面
①他提出「仁」的學說，「仁」包含一切美德。
②他主張「愛人」，要求統治者體察民情，愛惜民力，「為政以德」。
③他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
④提出儒家學派的核心思維方法，行中庸之道
教育方面
①創辦私學，廣收門徒。
②「因材施教」,善於啟發學生思考問題。
③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
④它要求學生時常復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

Ⅳ 現今社會，道德是否已經缺失

從小我們就被教育：「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可現今社會有幾個能做到呢！ 我不知道在現今的社會是否有輛車就是很了不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車的人是否就可以很拽，是否就可以妄顧所有的仁義道德，像個地痞流氓似的賊喊抓賊的，自以為是。 天空會有陰霾的時候， 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誰又能預測你的下一秒會發生些什麼呢。我不是一個凡事都會耿耿於懷的人，我也不是一個愛記仇的人，我自認我是個與世無爭的人，無論發生什麼爭執我只需一個真摯的道歉，那就一切都好。可惜世事總相違，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有勇氣保留那份仁義道德的底線，但我兩個月內經歷兩次的有驚無險，卻讓我心有餘悸。 明明就在人行道的斑馬線站著等候車輛過去才過馬路，有些人呢，竟然在總目睽睽之下還好意思厚著臉皮凶惡的說：「不要命了，小心我撞死你」。周圍的人氣憤的罵道，難道你不知道什麼叫禮讓行人么，不要以為沒有紅綠燈你就以為自己開著車就是王了。也許是心虛，也許是別的，那人在車上聽著周遭的言論，狠狠瞪了一眼說：「不要在讓我看見，小心我看你一次撞你一次」。周遭的人的說這人怎麼怎麼糟糕，有沒有家教啊。 而我卻不知這是怎麼了嘛，我有沒招誰惹誰，為什麼要對著我說呢。我開始疑惑這世界，到底是怎麼了嗎。我仍記小時候那時明明是我走的太路中間，差點被車撞，車主還會向我道歉問：「有沒有事，要不要送我去醫院」。我說：「沒事，是我走太中間的，車主卻很認真的說：這怎麼行呢，也許你有錯，但撞到人，我也有責任的，你以後走路也要小心點，記得沒紅綠燈的地方要靠右走知道嗎」。兒時的那份感動 ，在此刻竟然盪然無存。我有點分不清那兒時的感動是真是假了。因為現實總是給予我太多殘酷的打擊了。 天空灰的像是想要把所有的不甘全給倒掉，狠狠的哭著。而我卻心痛的難過在也找到可以哭泣的理由，身上痛遠不及心上的痛來得深。不自覺的又想起前段時間那個因為一個停車的問題就活生生將一個8個月大的嬰兒摔死的新聞，犯人只是被監禁入獄了。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良心上的譴責，但我卻深知他們的所作所為給那個被害者的家人帶來了什麼樣的傷害 想到這些我的心便不寒而慄，我忍不住的抱住顫抖的自己。如果今天我不是幸運的有自行車給我擋住了一部分沖擊，我是不是也會像那個嬰兒一樣死去，然後在家人心上刻上無盡的傷痛呢。我不敢去想像這一切，我害怕看見家人的淚水。 也許兔子逼急了也會咬人，又何況是人呢！忘了是誰說過：「可恨之人，不有可憐之處」。

Ⅳ 孔子被稱為什麼

孔子被稱為什麼
聖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排行老二故又稱孔二.後世尊稱：「孔夫子」、「文聖」、「聖人」等等.
從漢代開始,漢平帝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以後歷代都有封號.如「文聖尼父」、「先師尼父」、「太師」、「隆道公」、「文宣王」、「玄聖文宣王」、「至文宣王」、「大成至聖文宣王」、「至聖先師」、「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大成至聖先師」等等.

Ⅵ 個人道德與職業道德如何取捨

我認為個人道德和職業道德都不能舍棄個人道德，能夠讓你這個人，變得更優秀，而職業道德能夠讓你在你職業道路上越走越寬

Ⅶ 小悅悅事件和《十七屆六中全會》引發的關於道德問題。

① 廣東佛山的小悅悅走了，此時此刻，我們心裡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亦不知道那十八個路人現在有一種怎樣的心理感受，如果還有最起碼的一點良心的話，就用你們的下半生贖罪吧！
小悅悅事件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事件，也不能說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既然事件發生了，我以為有一定的必然性。從我爸是李剛到李雙江之子打人，從對喊出救命的人討價還價到廣受關注的彭宇案，從曾經的范跑跑事件到後來的葯家鑫殺人，整個社會被冷漠、無情所覆蓋，社會的良知被一點點摧殘，僅有的道德感頃刻間似乎盪然無存，這不得不讓人發問：中國是怎麼了？中國社會是怎麼了？ 前段時間，中央某部門發言說中國社會並沒有發生道德大滑坡，簡直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當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時間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是慌忙的去掩飾還是去勇敢地去面對，去反思，這值得我們每一個國人思考，而不是在去說一些自欺欺人的話，試圖去掩蓋一些事實。魯迅先生曾經講過：「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必須要認清的事實是，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血淋淋的事實。
如果說一個單獨的事件發生的話，那是個案，可以特殊對待，而當一系列的事情向我們無情地襲來時，我們就不能簡單的就事論事了，而應該從宏觀的層面去理性的看待，認真地分析，追本溯源，用「中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些「西葯」，治標不治本。其實，每一個事件的發生都不是獨立的，而是有著一種深層次的社會背景，以及這個時代人們的整體面貌的集中體現，這個時候，我們更應該把所有的這些事件串聯起來，把這一個個個體連成一個整體，從整體上把握，真正地把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起來，才能解決好問題。據環球網的調查，面對小悅悅事件，會有86%的人願意出手相救，有14%的人袖手旁觀，這還只是個調查，現實中，由於種種的不安與擔心，這個數字的准確性也還值得懷疑，畢竟真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十八個路人若無其事地走了，而只有一個拾荒的老太太去救人了，十八比一，多麼令人震驚的比例，面對這一切，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再大的憤怒也挽救不了一個年輕的生命了，她就那麼的走了，那麼的不甘心。
中國社會走到今天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的確確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績，但我們應該回過頭來看看我們這些年走的道路，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社會道德的整體滑坡，有的甚至已經是淪喪，絕對不是一兩個人就能夠辦得到的，在這里，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多少年來，我們只談GDP，而漠視了人活著的尊嚴，忽視了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構建，精神文明的引導，把偉大領袖毛主席所精心構建出來的價值體系在一點點打破，也完全沒有把小平同志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放在心上，致使社會整體道德一步步下滑，道德文化領域一片空白，人們的有價值有尊嚴的精神生活更是天方夜譚，面對這一切，我們怎能不痛心？
近日，有部分人提出，從法律上來對見死不救者予以懲罰，暫且不論這個觀點的可行性，就單從這個角度來想下，我們就該多麼的難過。一個本該是做人最起碼的道德，一個本該是最人類最基本的行為，如今要通過法律層面來約束，可見，我們的道德已經下沉到什麼地步了。試想一下，如果事事都以法律來約束的話，那麼以後什麼才是道德呢？畢竟道德，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具有的基本素養。我想，即使盛行叢林法則的動物界，當它們看到自己的同伴受傷時，也會出手相救吧,更何況我們是有高度文明的人類社會呢？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全民反思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拍拍自己的胸口想一想，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們還要淪落到什麼地步？難道這個世界就只剩下物質這一塊了嗎？
三十年來，我們是無限地鼓勵個人主義，任個人私慾無限膨脹，以至於各種丑惡現象全部暴露出來。我們一點點地離開了原來所一直堅持的集體主義，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步步地跟著西方的腳步，把個人主義凌駕於集體主義之上，任心靈的骯臟之地肆意蔓延，毫不掩蓋，不知羞恥，反以為榮，我們已經可憐可悲到了動物界的邊緣，剩下的我們就是披了一張皮的動物，還大言不慚地說是個性張揚，自由民主。唯今之計，我們要挽救曾經一起構建的集體主義，重建精神文明高地，弘揚社會主義道德，將傳統美德繼承下去，將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高度統一，堅持集體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努力做好道德重建的各項工作。一個社會的全面進步，不是看你的GDP是多少，而是整個文明的全面發展，不是看所謂的花花世界，而是全民綜合素質的顯著提高，不是吹噓的面子工程，而是心靈的純潔高尚。
當前，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讓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輿論的導向作用，在把部分媒體推向市場的同時，必須牢牢抓住宣傳部門的主管作用，我們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允許香花和雜草同時存在，甚至允許一本分毒草存在，但必須在可控范圍之內，牢牢把握住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的方向，絕不能讓西方腐朽思想繼續侵蝕我們的心靈，絕不能允許道德高地和文化高地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一步步佔領，絕不能讓邪惡毒瘤在中國生根泛濫。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就要毫不猶豫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毫不猶豫地堅持集體主義原則，穩住陣腳，從容應對各種個人主義，努力做到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充分協調起來，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毫不動搖，緊緊抓住精神文明建設，開展一系列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堅決取締低俗、醜陋的垃圾文化活動。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要在全社會確立一個懲惡揚善的機制。號召全國人民向一系列先進模範學習，繼續把雷鋒精神發揚下去，把好人好事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上進行表彰示範，對於侵害集體利益的人，對於一些被動消極的人，對於一些見死不救的人，要對其進行一定的改造。從宏觀層面上，對整個社會到道德水平進行引導。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需要全民的廣泛參與，用道德的准繩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廣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活動，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努力做一個高尚的人，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做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正像一首歌所唱的「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Ⅷ 為什麼 現在人為了利益而忽略道德呢

中國人為什麼變得缺少道德了？
中國一向自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講道德的國家，目前中國的社會道德狀況究竟怎麼樣呢？自[url=]改革開放[/url]以來，隨著時間推移，國人漸漸感嘆世風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時間來，各種傳播媒介，針對各種個案討論道德，具體地說是在討論道德底線。以下是幾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url=]中國[/url]的情況是經濟催生道德的墮落。現在國民經濟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處都是拜金主義。
二、道德淪喪：中國社會現在是道德淪喪。有人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不是台灣，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淪喪！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已盪然無存，造成現在的種種社會生活的混亂無序。
三、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時期：目前是中國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的時期。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沒有發生過像現在這么道德淪喪、道德敗壞的時期。現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時期，而且中國人的道德還要進一步惡化。
四、應回歸道德[url=]傳統[/url]：現在中國的道德肯定應該回歸中國的傳統，不提升道德觀念不行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古到今，道德在中國占據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犧牲個人以利整體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道德宣傳比任何別的國家都響亮。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當下的中國正在討論的卻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根本談不上去建設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中國人的道德是怎麼敗壞的？從表面上看，是中國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開始的。如果道德淪喪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特徵，我們寧願不選擇市場經濟。但事實上是，為什麼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有出現道德淪喪的情況呢，顯然，認為市場經濟是中國人「缺德」的根源這種論點是站不腳的。
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的道德倫理機制，這才是中國人變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說，千百年來，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國的道德傳統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礎上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我們的道德倫理教育要麼停留在以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階段，要麼祭出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法寶，但這些道德教育都解釋不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各種現實，與社會現實相脫節和矛盾的道德教育顯然不能再作為支撐整個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基礎。
眾所周知，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url=]發展[/url]了幾百年，而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經濟學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亞當·斯密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留下了兩部傳世佳作：《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國富論》）。他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看不見的手」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卻長期未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而這兩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學基礎和倫理學基礎。
這里不得不提到一個典故：據說，19世紀末日本的明治天皇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後局面，派人向英國取經，發現了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兩本書：《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並將這兩本書帶回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明治天皇借鑒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並結合日本國情治理國家，日本逐漸強大了；而中國呢，辛亥革命前，嚴復先生於1901年翻譯了《國富論》，卻把《道德情操論》留在了英國。「五四運動」期間，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種理論學派和著作大量湧入中國，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沒有市場經濟社會的倫理學基礎著作《道德情操論》，由於思想理論界對《道德情操論》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直到今天，中國也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據筆者考證，中國最早《道德情操論》的中譯本是在1997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被整整耽誤了96年，這實在是中華民族之不幸。
為什麼說《道德情操論》建立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呢？因為亞當·斯密在這部倫理學巨著中揭示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行為規范，說明了商業產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倘若對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了解，則不可能理解市場經濟社會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進程。
在亞當·斯密所處的18世紀，英國的社會、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西方傳統的道德學家們仍堅信「貧則德高、富則腐化」，贊美古代社會為有德的社會，近代商業社會則是「奢侈、墮落」的社會。當時的學術界及社會輿論，普遍關心的核心問題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道德是否會墮落。當時大多數的「有識之士」皆認為：商業化的發展必將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衰敗，終將招致[url=]人類[/url]文明的衰退。
亞當·斯密對當時的英國社會現狀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與傳統道德學家們完全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交易主體皆基於「利己心」而行動，它還是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基本心理驅動力。然後指出：「美德就存在於對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節儉、勤勉、誠實等美德一般是從利己的動機中養成。」
亞當·斯密將其倫理學研究建築在激發利己心的基礎之上，他認為仁慈、利他主義等都是不穩定的、偶發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驅動力。面向普通的人們，傳統的道德說教方式——樹立聖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謂的先進事跡教育大眾的方式無濟於事，這樣的理想，在現實中不過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無需道德說教，市場化過程本身就是培育並實現良好道德、倫理的場所。它不僅擁有自動調節社會資源分配的經濟力量，還具有自動調節人性，使之趨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條件。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自立為生的過程中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相反,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下，家丁、傭人因其人格不獨立，必然會道德敗壞。
我國研究亞當·斯密學說的專家李非教授，曾將斯密的市場道德理論稱為「道德人假設」，其要點列舉如下：
1、利己心是[url=]人類[/url]的本能，在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發地趨向美德的內在力量；
2、在市場經濟社會里，社會和經濟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其個人倫理或者說國民性才表現為基於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社會中，其國民的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將[url=]自然[/url]而然地同時實現。即國民在積累經濟資本的同時，積累勤勉、節儉、誠實、守約、守時等道德；
4、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富裕的過程就是道德修煉的過程，這是一個無意之中的結果，意味著每一個市場的參加者誰也沒有意識到在經商中使自己高尚起來。
5、從長期看，一個民族或國家將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成為有德之國。這是因為市場社會存在著看不見的道德強製作用，無形之手的倫理學涵義正在於此。
1831年，一位年僅25歲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在對美國進行了幾個月的考察後，在《論美國的[url=]民主[/url]》這本經典著作中無限感慨地談起美國的民主。在那裡，幾乎沒有人作一心為公、自我犧牲的說教，但是人們相信犧牲精神對犧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價值，而且決不乏犧牲精神的表現；人們也絕口不談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們堅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盡管美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非常強烈，他們拚命追求財富，但卻很少亂來；他們的理性雖然不能抑制他們的熱情，但卻能指導他們的熱情。這就是亞當·斯密道德理論實踐的最佳例證，由於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是亞當·斯密理論的典型實踐者，因此其國民道德水準、倫理意識普遍較高。
理解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也就不難理解美國的民主，不難理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將數百億美元巨額財富捐獻給社會的慈善行為，他只不過按照亞當·斯密所奠定的社會道德准則行事，鋼鐵大王卡內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為不也是對亞當·斯密道德理論的忠實履行嗎？因為在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中，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最終結果就是：市場社會的國民富而有德，因為國民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道德修煉。
跟儒家思想在中國一樣，亞當·斯密的原著雖然比較晦澀難懂，但其倫理思想在西方的影響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亞當·斯密的學說成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道德倫理標准，已經滲透到每個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的骨子裡面。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包括從嬰兒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為一般的國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與道德就可以同時實現。
作為市場經濟的聖經和[url=]商業[/url]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已無須冗言論證。但由於中國社會的主體人群長期以來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了解甚少，在這種背景下，亞當·斯密的商業道德哲學能否結合中國的國情，逐漸形成新的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的道德標准，尚是個未知數。
我們首先應該承認的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虛偽性，其倫理學原理上存在著根本缺陷：虛偽地否認人類本性，否認人具有「利己心」這一不可改變的基本事實，所以難以讓普通民眾信服。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所以中國原有的任何一種道德哲學也無法解釋商業社會的各種現實，很多道德說教甚至是與現在的市場經濟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張回歸道德傳統的論點可能會使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更加混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中華民族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但是，我們僅僅借鑒了市場經濟的硬制度，卻沒能借鑒市場經濟的軟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教育沒有跟上，造成了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一手軟，一手硬的局面。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使得原有的價值觀沒人信奉，而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進入了「春秋戰國」[url=]時代[/url]，傳統的、沒落的連同新生的許多道德觀念混雜在一起，尚沒有形成被普通大眾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標准。缺少適當的道德理論引導，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作用，中國人也就無所畏懼，不擇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來。
按照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國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特權階層依靠制度缺陷和社會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沒有經過道德修煉過程的暴發戶成為社會道德淪喪的毒瘤，他們使整個社會傾向於投機取巧而非勤勞致富，這些都是違背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商業道德倫理而種下的惡果。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幾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釋了商業社會中道德敗壞和腐敗產生的根源。他認為妨礙人們勤勞工作、阻止人們實現生活改善願望的制度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例如：特權、壟斷、管制、保護等制度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道德風險，不僅僅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自然運行，而且還造成了商人的腐敗和墮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機取巧而獲得壟斷和超額利潤上，導致腐敗的產生和社會道德的敗壞。「如果取消了特權、壟斷、管制、保護以及暴利等，……則商人階層亦會非自願地被引向努力、節儉、正直等道德領域」。從封建遺制看，諸如限制勞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法律（居住法、學徒法等等）皆妨礙人們的勤勉、正直。諸多封建性特權（如長子繼承法、永久所有權等）皆妨害人之本能—節儉。顯然這樣的制度一旦廢除，則依人之本性，自然會勤奮工作，節儉為生。
選擇了資本主義並不等於就是市場經濟社會，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主要看這個國家市場的自由競爭程度。從這一點上來看，俄羅斯和南美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目前也不是市場經濟社會，而這些國家的國民道德水準也不盡人意。可見，如果中國消除不了特權、壟斷以及不勞而獲的各種根源，讓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繼續依靠權力和關系去掠奪財富，而不是讓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並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觀，目前中國社會道德觀念的混亂狀態就難以改變，也就無法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
作者並不主張完全模仿西方的東西，特別在國人最重視和引以自豪的倫理道德方面，如果傳統的道德理論能夠解決現有道德危機問題，則無需畫蛇添足地學習西方。理論無國界，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了幾百年，除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尚沒有任何其它理論能夠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不實行拿來主義，借鑒經過西方社會幾百年檢驗的商業道德哲學，中國很難避免國民「缺德」和「文明古國」世風日下的道德尷尬。
用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看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追求物質富裕與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並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引導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就可以雙豐收，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理想社會也就會早一點到來。
唉~~~~~~~道德啊~~~~~~~~

Ⅸ 如今的世界 人們沒有了倫理道德的約束 ，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盪然無存。 請問，人們還會越來越好嗎

反克隆人」究竟反對的是什麼？人們通常所說的反對克隆人，實際上並不是去反對那個虛擬的、名詞意義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動詞意義上反對以人為實驗對象的技術操作，繼而反對從事這種實驗的研究者。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所有與克隆人相關的新聞報道是否完全屬實，但我們應該相信，與克隆人相關的技術實踐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進行著。

反對理由:
1．克隆人研究的風險性
目前的動物體細胞克隆技術存在著難以預測和消除的技術風險，這已經成為人們在倫理學層面反對克隆人的一個重要科學依據。
克隆人將存在著較多的風險性
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普通公眾，始終都是從動物克隆技術發展的現況來類比克隆人研究的發展前景，並作為進一步推論的邏輯基礎。也即是，目前的動物克隆實驗仍然處於初始階段，克隆技術還很不成熟。在動物克隆實驗中出現的高失敗率、高風險、使用了大量的重組卵細胞、大量畸形後代以及發生排斥現象等問題，將會出現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僅僅通過某項動物克隆的成功個案來判斷克隆技術的普遍可行性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嚴謹的。科學家認為，要將動物（如綿羊）克隆實驗得出的技術經驗，應用到人類個體身上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這種不成熟的技術「硬要」作用於人體時，克隆人的過程將充滿各式各樣的危險。例如，英國胚胎學家威爾莫特認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慮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諾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實驗將會有同樣高的失敗率，正如試圖進行動物克隆時那樣。並且，現在或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可行的技術方法去檢查動物胚胎所有基因組的發育狀態。因而，人們無法保證最後植入子宮內的胚胎是否能夠發育正常，而不至於生下畸形兒或使代孕母體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另外，在上海召開的2002年國際人類基因組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來反對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國科學家，因為專家們最清楚，目前的技術離克隆人還遠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經歷了277頭克隆羊實驗失敗的波折，怪胎、畸形層出不窮，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時重演，誰來為277條生命的夭折負責？還有，克隆動物被發現存在早衰現象，尚無法解釋。不顧這一切而匆忙進行克隆人，很可能釀成大錯。從陳竺院士的言論來看，他也是以動物克隆的情況來類比未來克隆人的情況。中外科學家反復以「多莉」羊的情況來觀照克隆技術的發展，這說明在此領域中沒有更多的經驗證據來說明問題的實質和技術風險的大小。

2．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社會倫理
對於來自社會的對克隆人行為在倫理層面的指責，科學界不可能無動於衷。受此影響的科學家就發表了類似觀點，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恩里克•阿科爾西在2001年8月8日發表聲明指出，把克隆技術用於人類自己「有悖於人類價值、倫理和道德原則」。他代表世界醫學協會堅決反對克隆人實驗計劃。〔5〕從另外一個角度，威爾莫特對媒體說：「試想我的妻子與我和一個復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會產生一個極不尋常的關系，對我們三個人中的每個人，尤其那個復制的『我』都將十分尷尬。因此，必須堅決反對克隆人。」〔6〕
當然，科學家不是倫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他們不可能從倫理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層面對克隆人問題展開系統的、溯根求源式的學理分析。但是，他們作為現實的社會成員，他們在「克隆人」問題上就必然有著與其他社會成員相似的感覺。這樣，科學界從社會倫理層面來反對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科學道德
（1）科學道德與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職責
道德屬於一種社會意識，它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調整人們之間行為的規范和准則的總和。恩格斯曾經指出：「每個階段，甚至每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們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為醫師團體的職業誓約書就要求從業者：應盡自己的知識與能力醫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醫療行為，並堅守品性與道德規范。那麼，在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過程中，同樣要求人們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則。
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越來越強大，對社會的滲透越來越廣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會、倫理和法律等問題。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比以前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為科學而科學」、「科學不考慮效用或利益」 等說法已經不合時宜，科技工作者必須對「應該追求何種知識」、「所追求的知識應置於何種地位」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知識」等一系列問題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斷。這些問題早就引起科學界的重視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內的5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邁瑙宣言》中，針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反思說：「我們愉快地貢獻我們的一切為科學服務。我們相信科學是通向人類幸福之路。但是，我們懷著驚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這個科學向人類提供了自殺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創新的自由和權利。但是，科學研究的自由永遠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應對這種創新擔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關心自己的研究興趣，更要關心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這既是現代社會對科技工作者的一種強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應該擔負的一項歷史使命。其實，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後，兩大著名學術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報道與克隆技術研究有關的科學論文外，還連續發表大量出自科學家之手的評論文章，如「克隆：人將成為下一個」、「不要克隆人」、「風險與不確定性」、「『多莉』的考證」以及「什麼是克隆？並非你所想的那樣」等。這充分表現出科學界對克隆技術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風險問題的關注。今天，關心人類前途的科學家應該關注與克隆有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保證克隆知識和技術服務於社會，而不是傷害人類社會。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學家J. D. 沃森所說：「可以期待，許多生物學家，特別是那些從事無性繁殖研究的科學家，將會嚴肅地考慮它的含意，並展開科學討論，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學界已經形成如下一個規范：當一項技術在社會上有爭議時，科技工作者要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來評價這項技術。還要求科技工作者在從事科學研究時要更多地考慮選題的社會價值，而不能僅僅在某種好奇心或興趣的作用下隨心所欲地從事研究，更不能從事旨在「嘩眾取寵」或「怪異」的研究目標，如為了「復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進行「人畜細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爾莫特強調指出，自從進行動物克隆試驗之後，他從未考慮過進行克隆人試驗，克隆人試驗不僅會使被試驗者冒著很大的風險，而且這種實驗結果沒有什麼科學意義，不管從倫理道德上還是從醫學上講，都沒有理由這樣做。〔10〕
（2）盲目進行生物學實驗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人們經常談及的一個與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相關的生物技術研究案例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伯格教授人工構成了第一個重組DNA雜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學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帶有重組分子的細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為傳播人類腫瘤的媒介，會在社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議，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組研究。他還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學家發出呼籲：在重組DNA分子潛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適當的防護措施之前，應自動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擴增實驗。這些討論導致美國政府在1976年頒布了「關於重組DNA分子研究的准則」，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應用進行嚴格管制。後續的科學實踐證明，伯格等人對轉基因技術的危險性估計過高。只要人們在研究和實驗過程中嚴加控制，妥善管理，認真對待，採取嚴密的防範措施，這些潛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國政府在1979年就恢復了基因重組研究。〔11〕這種涉及生物技術社會利益與風險的科學爭論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感的自覺體現，也開創了一種應對新技術未知風險的合理程序。為避免新技術可能引起的禍害，應該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計劃與倫理規范，以暫時阻止那些後果尚未得到確切了解的實驗。這種從人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選擇科研課題的主張，既是一種科學選擇，更是一種道德選擇。
不少科學家認為，為了某種正當目的而進行生物學實驗是沒有過錯的，但安蒂諾里等人的克隆人行為是不負責任的。只要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的安全性還不確定，只要人們還未充分探討與克隆人體相關的道德問題以及不育夫婦是否還能夠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會對當事人造成某種「傷害」和「風險」的情況下，而執意去從事這類技術活動，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是一種犯罪行為。
（3）與嚴謹的科學精神不符
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關報道呢？很多科學家批評說，安蒂諾里等人的研究，不僅無視目前動物克隆研究中出現的各種風險，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也沒有解釋其所用的具體技術是什麼，以供科學界評議。安蒂諾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過大眾傳媒來宣布，這與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是不相符的，卻給人以「作秀」的感覺。美國《醫學倫理通報》的編輯理查德•尼科爾森說：「我認為安蒂諾里從來沒有考慮過後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贏得個人的聲望，是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進行這項極有爭議的實驗的。」〔12〕一些科學家強烈要求安蒂諾里等人對有關消息是否屬實給予切實的澄清。
事實上，在科學界有不少人對克隆人運動提出嚴重質疑。例如，從邏輯上講，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阿瑟•卡普蘭教授說：「那些科學家們聲稱有200多對夫妻排著隊，等候被帶到某個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細胞進行人工受孕，然後他們會照料每一個成功懷孕的婦女，這一切聽起來根本就不可信。」從技術上講，紐約一家醫療中心生殖內分泌學主任馬克•索爾曾針對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說道：「很難想像在門診所那樣的條件下做這件事，除了引起轟動效應還能有什麼別的。」〔13〕對於最近的「克隆人」新聞而言，身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布瓦瑟利耶卻沒有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學術背景，也從來沒有發表過與克隆技術相關的研究論文。此種情況下，她又該如何開展克隆人研究呢？試問，他們發布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裡呢？〔14〕在此，我們贊同我國知名學者周國平先生說過的一席話：「我對一切太喧囂的事業和一切太張揚的感情都心存懷疑，它們總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亞對生命的嘲諷：『充滿了聲音和狂熱，裡面空無一物』」。〔15〕科學研究不應只是一種外表非常熱鬧的事業，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獨和寧靜。
（4）反對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運動的一個重要動力，也就是一些人想像的有關克隆人的商業化企圖和潛在的巨額利潤空間。目前，我們不排除那些從事克隆人實驗者試圖從中謀利的可能。正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阿科爾西針對安蒂諾里宣稱的克隆人計劃所指，現在世界上准備實驗的克隆人計劃涉及到許多「經濟利益」，這些計劃企圖將克隆技術變成「大筆交易」，通過實驗追求「簡單的商品成果」。因此，對於打算以違背科學道德的克隆人行為作為牟利的手段，則應該予以堅決反對。

因為再好的科隆技術也會有可能失敗，這也是科學研究者公認的。而進行科隆人的技術就是對這種失敗可能性的放任，如果失敗了，就是對科隆人的傷害，而科學研究者就是過於自信的過失，要負刑事責任。

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的科學家理查德·費恩曼說過，科學是一把能夠打開天堂的鑰匙，但是它同樣也會將地獄打開。
主要觀點：克隆人具有自然人的法律主體資格 克隆人給社會帶來法律主體上的混亂 克隆人研究行為是違法行為 克隆人研究者涉嫌故意殺人及傷害罪 克隆人的受監護權被撫養權得不到保護 克隆人的生命健康權和人格權結婚權得不到保護 克隆人研究是對於進一步犯罪的引誘 克隆人的研究違背人類不變的倫理道德並且也是人類的陷阱

最近世界上一邪教組織頭目甩出一個令世人驚訝的消息，公開宣稱他們已經製造出了克隆人。此外2001年5月30日《南方周末》報科學版登載了一篇關於克隆人的文章，文中表達了我國的某些科學界人士支持克隆人的言論，近一年來，克隆人成為社會各界的熱門話題。在眾說紛紜的時候，我想由於知識所限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們並不了解克隆人的產生在法律方面存在著什麼頑疾。時到今日，長期沉積在我思索之中關於克隆人的看法，一刻也不能沉默。我想如果不以法律的名義向克隆人說不，也許好多人還會對克隆人報有迷茫、幼稚甚至無知的幻想，成為別有用心的科學狂人的被欺騙對象。就象《指環王》中魔鬼就要復活一樣，當恐怖即將襲來時，村民們卻在忘懷地喧鬧和狂歡。這使我感到不安，因為從法律角度看，支持克隆人研究就是一個走向危險的方向，法律反對克隆人！
本文所述是從法律角度剖析克隆人研究行為的違法性、犯罪性，以及克隆人如果出現的話，其主體性質、民事法律地位是如何的狀態。由於學識淺薄，未免有疏漏不足之處，但我希望以此來喚醒那些為克隆人研究搖旗吶喊的「無知」知識分子的靈魂，望廣大法律界同行為此深思，為此與我共同做出抵制克隆人研究的有益努力。

克隆人是人不是物
人們願意樂觀的看待克隆人研究，很大的因素是因為有些人會把克隆人研究的基因提取對象，以及把製造產生的個體當成物的客體或是說無人權的實驗體。當每一個從事克隆人研究的人對克隆人主體性質的認識輕松略過不加理會時，這種項目的研究就會顯得如同在動物身上研究鼠疫疫苗一樣積極。克隆人是不是人呢？我想克隆人當然是人。因為，克隆人研究只是突破了人類有性繁殖的傳統，使用了無性繁殖的手段，這種研究本身是攻克無形繁殖這一手段，其目的就是創造出與人一樣有智能的生命，即使其胚胎生成方式不同，但克隆人生理機能完全與人無本質差異。因此無論從一般視角還是法律視角，克隆人就是人。我們知道，即使是一個沒有知覺的植物人或神志不清的精神病人，他們都是自然人主體。人的主體資格權利能力不因是否具有完整的行為能力而受到限制或剝奪，人的自然權利、社會權利、法律權利都是平等的。基於這一點，所以說克隆人都應具有象自然人同樣的公民權利。即他們應當有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有性不受侵犯權，工作權，受教育權，甚至應有選舉權和結婚權等等。
也許會有極端者要說，克隆人不是人只是一個物種，就是幻想片中的機器人，就象美國片中的終結者一樣。這種回答是極為殘忍的，這會使人想起日本的七三一部隊，他們不是把人稱做是實驗品嗎。把人當作實驗品，殺人不叫殺人而是叫做實驗，這是魔鬼邏輯。如果這樣，克隆人的命運與動物在人類手中的命運還會有什麼區別？克隆人將因此沒有生命權、健康權。克隆人會不經法律允許被擅奪生命。克隆人將成為一種基因產品被任意交易。試想，如果這樣，人類社會豈不要倒退到比奴隸社會還要殘忍的境界，全人類都會陷入殘殺和掠奪，電影中的可怕世界也必然會成為現實。因為，沒有人會區別出克隆人與自然人的不同。只要有一個你是克隆人的借口，其隨之遭受的命運就可以和被宰殺的牲畜一樣可怕。
克隆人給社會帶來法律主體上的混亂
法律所調整的主體有真實主體和虛擬主體之分，虛擬主體有若干個如國家、國際組織、企業法人、政黨等都是，而真實主體只有一個，那就是自然人或者說公民。在只有一個真實主體類型的世界中，錯綜復雜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已經是層出不窮，試想如果出現了克隆人，這就意味著世界上出現了另一個真實主體，兩個真實主體類型的世界，世界必將導致更為混亂。

克隆人研究目的無益於人類
克隆人的研究不會帶來人類價值上的進步。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身體條件、膚色、身材，培養人的價值在於如何教育。一個自然人如果在後天的社會教育上不成功那麼他必然不會有很高的社會價值。既然決定人類命運的是道德和社會的教育，那麼的克隆人研究又有什麼意義呢？

克隆人研究的邏輯矛盾
克隆人不能因其胚胎方式的不同而降低或否定他不具有人的法律地位。但這樣就陷入一個矛盾，不把克隆人視為人是錯誤的，如果把克隆人視為人，那麼在克隆人的研究中，在作為一個技術手段的進步過程中，研究者必然就要殘害克隆人的生命，毫無疑問這就不是研究而是犯罪。
任何一個理性的人會支持一項以殺人為主要代價的研究嗎，更可怕的是這種研究的結果會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犯罪和災難，這就是一種讓人類走向滅亡的技術進步！

克隆人研究違法
克隆人的過程對於克隆人的生命健康存在著情節嚴重的傷害行為，這是違背憲法、刑法精神的行為。就我國而言，國家實行計劃生育，人類自然生產都在限制之列，為什麼還要進行另一種人口生產的實驗。何況，我國人口的自然繁衍生育能力很強，絕對沒有必要通過克隆方式創造人口。因此，在我國克隆人的研究是違背《計劃生育法》的做法。

克隆人研究過程的危害性
從動物克隆的實驗來看，克隆物種的成活率很低。在多莉羊的克隆實驗中，277個胚胎融合僅僅成活了多莉一個，成功率只有0.36%。許多有幸降生的克隆小牛，有很多很快死於心臟異常、尿毒症或呼吸困難。出生後的克隆動物部分個體表現出生理或免疫缺陷。血液的含氧量和生長因子的濃度低於正常；胸腺、脾、淋巴腺發育不正常等。
現在可以看出來，同正常生殖相比，通過克隆方式產生的生命大多存在著殘疾、夭折。可以想像，在製造克隆人的過程中必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殘疾的人類，或是殘疾的胚胎或是殘疾的嬰兒。這時，瘋狂的科學家難道會承擔起養育這些人類生命的責任嗎，恐怕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克隆人研究者的犯罪責任
科學家創造克隆人的行為具有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行為的犯罪特徵。故意犯罪分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行為結果的必然並積極追求。間接故意是指明知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行為上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
克隆人的研究存在著致人死亡或殘疾的可能性後果，並且幾乎是一種必然性。行為人在主觀明知的情況下從事這種研究，由於其行為必然或極可能導致克隆人生命致死甚至致殘，因此，這就是一種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罪，只不過是一種特殊類型。從主觀心態和對後果的預見性上看，進行克隆人研究的科學家至少是具有犯罪間接故意的。殺人犯罪的方式有多種。比如有即時持刀斃人死命的犯罪，也有通過長期的葯物毒害達到殺人目的的犯罪。對於一個正常生育下來的殘疾兒來講，這種人體上的殘疾不可能被歸咎於某個人的犯罪行為，因為，正常的生育出現殘疾兒是無法預見的。但對於研究克隆人的科學家來講，正是因為其明知並使用了一種特別的行為方式而導致了新生兒的死亡或傷殘夭折，因此其應當承擔相同於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罪的刑事責任。

克隆人給民事法律關系帶來混亂
一、克隆人沒有監護人
自然人正常降生後，一般有父母作為合法的監護人。當其父母逃避監護和撫養責任時，這不僅要受到道德的譴責，還應受到民事責任的追究。作為克隆人，誰是他們的父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最初的克隆技術基本是有性繁殖的繼續，有精子供體和卵子供體，理論上是存在父母的。但現在提供體細胞核的克隆技術已經出現，無性生殖基本成熟。克隆人基本是體細胞核提供者的基因翻版，但提供體細胞核者有可能與其年齡相當的人，因此從倫理上應當做父親的體細胞提供者在年齡和行為能力上也許並不可以。
實質上無論是那一種技術，克隆人幾乎都是找不到他們的父母。也許他們的父母根本不認識，他們只是研究者的一個「研究成果」。
克隆人還有另一種可能會是被某個母體代孕後降生的。克隆人的代孕母親是否有義務成為其監護人，這也很難。因為代孕母親所生的孩子也許與自己並無一點血緣關系，既然沒有血緣關系，也不能要求代孕者承擔監護撫養義務。由於克隆技術已經到了單性繁殖的水平，因此，克隆人甚至享受不了非婚生子的待遇，降生之後就是一個徹底的孤兒。
讓我們想像，一個從身體機能上存在缺陷的人，同時在社會地位上同樣存在缺陷，這不是一種殘忍嗎。誰來看護他，誰來教育他，他又能如何被塑造成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呢。也許，克隆人的生命還不如真正的動物幸運。動物和小鳥出生都有母親來哺育，喂養，而克隆人從來到世界上就是一個犧牲品，實驗品。相信，克隆人的感知力與人類是一致的，他們同樣懼怕疼痛，懼怕孤獨，懼怕流血，懼怕死亡；他們需要親情，需要友情，需要愛情，但這一切他們又怎能得到呢。
由於沒有監護人，代孕人與研究人之間完全可以是一種商業合同關系。生完了孩子，養育到一定時間，即可交「貨」。這時研究者如何利用這些生命，他們可能是為委託人生產下一代，或者是復製品；但他們也完全可以為他們自身的犯罪目的或委託人的犯罪目的而自由地處置這些人類。這所有的一切將因克隆人沒有父母監護顯得更為隨便。
二、克隆人的人格權和榮譽權
人都是社會性的，作為克隆人同樣是。那些希望有一個克隆兒的父母毫無疑問也想有一個自立於社會的孩子。可是，由於克隆人的特殊背景，他的健康無法保證。由於健康及免疫力的先天問題，克隆人容易患有傳染病、精神病，這一切使他的健康自生來就受到侵害，而這種侵害完全也是人為的。由於有疾病，周圍的普通人自然很難接受克隆人，一個無法融入社會的克隆人又怎能實現一個正常人的價值呢。研究出來的克隆人如果連普通人應該享有的幸福都沒有，連普通人被社會認可的水平都達不到，這種研究又有什麼價值呢？這樣的孩子難道不更是讓父母擔憂和痛苦嗎？一個得不到社會認可的克隆人他的人格權、榮譽權又如何得到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