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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為重

發布時間: 2022-05-30 17:46:01

法治為什麼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點

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動態意義上的法制,即指立法、執法、守法和對法律實施的監督,也包版括法律宣傳教育權在內。「依法辦事」是法制的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法制與資本主義法制不同,它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並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方式。在社會主義國家,可能而且必須把社會主義民主制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並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法制與法律秩序關系極為密切。法律秩序是在嚴格遵守法律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社會秩序,它必須以實行法制為前提,而法律秩序的建立則是實行法制的重要體現。

② 民主當以什麼為重法治當以什麼為念

民主以公平為重,法治以公正為念。

③ 什麼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顧名思義,法治就是"法的統治"。法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 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作為反映社會主體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並在全社會得到有效的實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貫徹。

法治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式, 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 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 這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 不是靠掌權者的威嚴甚至特權, 不依個人意志為轉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中國,"法治"和"依法治國"這兩個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國實際就是法治的另一種表述,二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要全面認識法治的內涵,必須對法治與法制、法治與人治、法治與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們之間的關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與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與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民主促進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強調用法律治理國家,而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超然於政治體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與此同時,法治通過規范政治行為、協調政治關系、解決政治問題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參與性以及民主權利的實現,促進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運行。

(二)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

法治,對於限制政府公權力,保障公民私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二、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3)法治為重擴展閱讀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

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

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法治是依據法律的治理。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總的來說就是法治包括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和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也就是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④ 以法治為核心的法家變革有哪些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發生了大動盪,面對現實,以「法治」聞名的法家學派提出了回變法主張。三晉是法家學派的主要答發源地,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生或活動於三晉大地。

三晉中,最先實行變法的是魏國,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是一位賢明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尊重賢士,並任用有管理能力的人管理國家,各級官員各盡其職,使生產得到了發展。

面對政治和經濟方面不如意的地方,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主持變法,發展農業生產,實行以法治國。

⑤ 怎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一、沒有總體規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建議盡快出台總體規劃或總體設想。」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1、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

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揮總體規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後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2、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

「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3、回應社會期待。

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麼樣的路,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於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這樣一個總體規劃,對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二、國家治理總體規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那麼如何設計、出台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規劃,應從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

1、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

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採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

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現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管與消費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麼監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權威性。

2、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

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迴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3、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進程。

「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未來必須以發展各類社區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4、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

而關於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並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近些年,我們一再呼籲盡快出台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現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三、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的理論作支撐。

1、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

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2、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

「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並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⑥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本次兩會社科界別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沒有總體規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遲福林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不過,遲福林認為,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遲福林認為,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
「建議盡快出台總體規劃或總體設想。」遲福林說,提出這條建議,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遲福林表示,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揮總體規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後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還有一點是回應社會期待。遲福林表示,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遲福林認為,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麼樣的路,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於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這樣一個總體規劃,對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國家治理總體規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那麼如何設計、出台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規劃?遲福林認為應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遲福林說,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採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現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管與消費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麼監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權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遲福林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迴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進程。「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遲福林說,未來必須以發展各類社區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而關於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遲福林認為,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並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近些年,我們一再呼籲盡快出台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現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在遲福林看來,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的理論作支撐。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遲福林認為,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二是,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遲福林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並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⑦ 法治的意義是什麼

法治的意義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7)法治為重擴展閱讀

在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設推進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會成倍放大。

政法機關黨領導下的執法司法力量,行使的是國家權力,服務的是人民群眾,在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進程中發揮著特殊重要作用。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動搖,緊緊圍繞建設法治中國的總目標,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切實將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肩負起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者、實踐者的重任。

要把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作為基本要求,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

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靈魂,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訴訟法律制度,規范執法司法行為,進一步提升執法司法公信力。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重要目標,深化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圍。

⑧ 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什麼

1、首先是中國特色,因為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成果,也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方式,我們黨選擇依法治國,實際上代表我們要走一條法治的治國之路。各個國家在治國的理念上選擇依法治國是理念的一種進步,但是具體方式應該結合各國的不同情況,因地制宜。所以,我們國家要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2、第二個關鍵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整個依法治國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做了非常全面的部署,實際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國家的科學立法,政府的依法執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強法律監督,這五大任務實際上在推進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很多的問題,這次推進依法治國關鍵是要從問題入手,要從解決這些已經存在的問題入手,使得依法治國更加深入。

3、第三個關鍵:依法治國重在治理公權力。就是要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它受約束,讓它規范行使,讓它受到監督。所以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重在治權。為了重在治權,我們既要強調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比如享有公權力的部門之間要互相的監督和制約。同時也要讓老百姓的私權力對公權力形成制約和監督,治權應該是依法治國的根本。

4、最後一個關鍵體現為中國特色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負有法律監督職責,而且《憲法》對國家的檢察機關也是這樣定位的,它是一個法律監督機關,對於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在推進依法治國的時候,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作用,也是讓依法治國之路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表現。

5、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創造,因為從過去重視以政治手段治理管理社會,到這次以法律手段管理社會是中國社會治理方式的重要轉變。同時,他認為,全面依法治國標志著以法治來治理社會取得重要進展,因為中國歷史上雖然也講過依法治國,但是都是人治下的法治,現在講全面的法治,這是歷史的很大進步。

⑨ 十八屆四中全會為什麼高度重視法治

法治建設水平和制度創設能力,是一個國家外樹形象、內聚民力、永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在帶領民族走向復興的進程中,法治中國目標越是接近,黨越要做出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對許多重大前沿問題,包括理論問題、制度問題和實踐問題作出回答」,針對依法治國的意義,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如是表述。

已到重大歷史關口

當前,無論從國際環境看,還是從國內形勢看,我國依法治國進程都處在重大歷史關口。

從國際進程看,文明國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離不開法治能力的彰顯。當今世界上部分國家出現局勢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大多與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關,給治國理政以警示。

而眾多國家的復興,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雖建國不足50年,但其憑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躍成為世界公認的法治國家;荷蘭人口不過600萬,但因創設「國際法」令世界尊重。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因而在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關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圍的形成、法治環境的培育至關重要,關系著中國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家治理方式看,我國正處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點,培植制度優勢和法治文明是復興之梯、崛起之魂。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說,中國強大不是要讓人家害怕,而是要讓人家尊重,所以必須有軟實力,包括價值觀、制度和法治。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說,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資國,中國在獲取利益的同時,也要學會運用國際規則尤其是法治規則。一位資深外交人士認為,當前無論處理國際關系沖突,還是應對貿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說,國際上有影響的評價體系都由西方掌控,我國亟待建立一套更為公平的評價體系,以擺脫在法制形象發布上受制於人的現實。

從現實挑戰看,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面臨共識難聚、誠信難立、權益難維等考驗,執政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目前仍存三大落差

綜合受訪專家和幹部群眾意見,當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關註:

一是法律大國與法治強國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43部現行有效法律,國務院制定了680多件現行有效行政法規。這些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加上其他立法確認的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法律體系。

「我們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300年立法進程,即使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法律體系也已比較健全。」張文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後,有法可依的目標基本實現,但距離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實踐中進一步落實。

二是權力色彩濃與法治色彩淡的落差。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法治的前提是公權力受到約束,但從實踐中,這個狀況目前仍待改變。

三是社會法治呼聲高與國民法治素質低的落差。受訪法律界人士說,群眾對公正司法的期盼越來越強烈,期待司法的權威性、定紛止爭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當前鑽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權力干法、輿論擾法的現象仍有發生。

人民的期盼與需要

接受瞭望采訪的專業人士,渴盼中國法治向前大步推進,在他們看來,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在於依照憲法和法律管住權力、保障人權。

李林指出,當前,少數領導幹部依然相信「權大於法」,甚至濫用職權、以權謀私,這對法治造成較大傷害;

部分群眾信權不信法,信「管」不信法,信訪不信法,甚至信錢不信法等等,使我們的法治建設缺乏應有的社會基礎;

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需要依照憲法和法律管住權力、管住官員,切實解決公權腐敗的問題,取信於民。

另一個關鍵點是,通過法治保障人權,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法治進程中得到更多實惠。特別是通過法治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讓人民增加更多的幸福感。

「四中全會將主題定為依法治國,是對黨的十五大以來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的深化與發展。它有力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法治建設的關注和期待,表明黨中央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堅定決心,也充分表明我們黨治國理念達到一個新高度新境界,標志著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封麗霞這樣告訴瞭望。

⑩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什麼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託】。
全面推進依法治專國,是解決黨和國家屬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就必須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從法治上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製度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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