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政先立法

『壹』 為什麼說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1、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是黨在認真總結建國以來執政的歷史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做出的一個正確的判斷，這預示著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後，一個新的體系將建立起來——— 法治體系。

2、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客觀要求上層建築領域進行適應經濟發展的變革。

繼經濟體制改革後，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主要著力點之一。

中國雖然以東方文明古國著稱，但是封建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人治的觀念在治政的過程中總是揮之不去，民眾的法治觀念也比較淡薄，致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幾經波折。這就意味著全面實現依法治國將會是一個相當長期的歷史過程。

3、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2011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宣布，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意味著中國三十年就走過了許多西方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過程——— 法治建設的重點也從「有法可依」轉向如何真正落實「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黨的十八大後，中國法治發展的主要方向將從形成「法律體系」向形成「法治體系」轉變。

所謂「法治體系」就是包括民主、人權、憲政等價值評價標准在內的制度運行過程。「法治體系」排在第一位的是執政黨的依法執政，然後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社會共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法治體系」的追求目標就是要實現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法治化。其意義在於充分保障公民權利、提升公共決策績效、建設和諧社會、維持國家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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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貳』 我國行政法規的立法程序是怎樣的

行政立法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法律 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制定、認可、修改、廢止具有法律效力的 規范性文件的活動。 行政立法程序是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立法權過程中所應遵 循的方式、步驟、時限等的總稱，而行政立法過程就是該 程序的展開。
我國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 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行政立法准備階段。一般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行政立法 預測。第二，立法規劃。第三，立法決策。在前兩項工作基礎上，由相關立法主體 決定立法項目。
（二）草案的擬定與預告。行政主體在決定進行某項行政立法後，必須擬定行政立法 的草案。行政立法草案擬定有兩個途徑：其一是行政立法主體 所屬職能部門組織擬定。這種方式的優點是擬定人熟悉行政立 法所調整的行政管理事務，可以提高行政立法的可行性。其二是 通過課題招標組織行政體制外的專家擬定行政立法草案。我國 《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19 定：「重要的行政法規送審稿，經報國務院同意，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
（三）聽取意見的階段 聽證。聽證原本是司法審判的方式，後經過適當改造後引入立 法、行政領域。
（四）審查審議階段。行政立法草案在聽取公民意見的基礎上修改後，就進入審 查審議階段了，該階段是行政立法程序的核心階段。《立法法》第 60 條規定：「行政法規的決定程序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 院組織法的有關規定辦理」；第75 條規定「部門規章應當經 部務會議或者委員會會議決定。地方政府規章應當經政府常務 會議或者全體會議決定。」
（五）公布行政法律階段 公布系行政立法正式程序的最後一個程序。行政立法的公 布涉及到公布主體、公布時間、公布方式等問題。 首長簽署公布。行政立法都須由行政首長簽署公 布，《立法法》第61 條規定：「行政法規由總理簽署國務院 令公布。」第76 條規定：「部門規章由部門首長簽署命令予 以公布。地方政府規章由省長或者自治區主席或者市長簽署命 令予以公布。」

『叄』 四中全會指出什麼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律分析：法治成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

法律依據：《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重大部署，強調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主要議程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肆』 黨的十八大如何體現了科學立法原則

科學立法不僅包含了對立法質量的要求，也包含了完善立法、為執法司法守法提供法律依據的意蘊。科學立法本身也要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及時制定、修改法律法規，不斷健全法律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11年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里程碑。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年10月27日發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截至2011年8月底，中國已制定現行憲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規706部、地方性法規8600多部，涵蓋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各個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比較完備，法律體系內部總體做到科學和諧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推進科學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要求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善法律體系，需要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 努力使每一項立法符合憲法精神。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這是對立法工作的重大要求。立法符合憲法精神，主要是要做到：（1） 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我國實行的是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在不同層次的法律規范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 制定、修改法律法規要以憲法為根本依據。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大的權威性、穩定性，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規的基礎和依據。（3） 制定、修改法律法規要體現貫徹實施憲法的要求。憲法規定了一個國家的性質、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等重大問題，但要落到實處，還必須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作出進一步具體規定。完善憲法相關法，健全憲法實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

2 充分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法的功能和作用一般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規范功能，二是社會作用。法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之分的觀點，是由英國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拉茲首先提出的。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更多或者主要體現在法的社會作用上。歷史經驗充分證明，法對行為方式的養成和社會生活的引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相當繁重，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壓力非常大，法不僅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更需要做好頂層設計，引領改革，推動發展。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銜接、相同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先立法、後行動，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成為社會一體遵循的法律規則，真正將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3 切實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按照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的要求，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應當重點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民主政治建設、促進文化事業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保護生態環境等領域，著力研究和推進立法工作。建議重點加快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慈善事業法、公共圖書館法，制定、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引領推動相關領域改革；加強財政稅收立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在2020年前，全部將國務院根據授權制定的稅收方面的行政法規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機構編製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費法、國家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改立法法、有關組織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等，完善國家機構設置、運行監督程序和反貪污腐敗等方面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等，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和文化產業發展；制定社會組織法、社區矯正法、社會救助法、電信法，修改刑法、軍事設施保護法等，完善社會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4 更加註重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法律體系是動態的、發展的、開放的，它需要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而不斷完善。立法工作要把握改革要求、發展變化，統籌做好立、改、廢、釋工作。及時對現有法律法規修改完善，是完善法律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要通過法律法規修改、廢止和立法的解釋等方式，及時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補充完善，努力使法律制度適應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要建立法律法規定期清理工作制度，適時開展法律法規清理工作。

5 積極探索法的編纂工作。法的編纂又稱法律編纂、法典編纂，是指「將現存同類法或同一部門法加以研究審查，從統一的原則出發，決定它們的存廢，對它們加以修改、補充，最終形成集中統一的、系統的法」。法的編纂有助於推動法制統一，促進法的體系完善，有助於實現法的科學化、系統化。在中國古代，唐朝《永徽律》就是在《武德律》、《貞觀律》兩部法典的基礎上編纂的；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就是經過編纂而成的法典；在美國，有經過編纂而成的統一的聯邦刑法典、商法典等。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可以在總結過去立法經驗，改造、統一、簡化有關同類法的基礎上，編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法典編纂的時機已經成熟，法典編纂的時代已經來臨。

『伍』 簡述行政立法的原則

行政立法應當遵循的原則有：行政合法性原則、合理行政原則、程序正當原則、專誠實屬守信原則、
權責統一原則。
一、依法立法原則
1、法律優先原則

2、法律保留原則

二、民主立法原則

在我國，民主立法原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行政立法以保護和促進公民權益為出發點和歸宿
2、行政立法在程序上，應當使公民充分參與
依法立法是行政立法的原則之一

『陸』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柒』 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1．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堅持改革開放。
2．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行政立法權是一種從屬性、補充性和執行性的立法權。只有享有行政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在其許可權內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制定的行政法律規范，在不與憲法、法律以及上級法規相抵觸的限度內，才是合法的和有約束力的。也只有嚴格遵循法定的程序立法才能保證立法的科學性、民主性和公正性。如前所述，實現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是行政立法一項重要的艱巨的任務。如果說，依照法定程序立法是民主原則的要求，那麼，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則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性質所決定的。
3．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人民的意志是我國社會主義法的本質。我國立法，從憲法到一般法律、行政法規，再到地方性法規、規章，都應當表達人民的共同意志。現階段，應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其歷史任務。因此，必須堅持民主立法，通過多種形式，充分聽取和考慮利害相關人的意見，建立公開聽證、合議制度和專家論證制度，使行政立法具有群眾基礎和保證立法質量。
4．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制定行政法規、規章必須尊重客觀實際，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情況密切結合起來，根據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的要求，既要積極，又要慎重；既要考慮可能性，又要考慮可行性；恰如其分地掌握立法時機，條件成熟的，應及時制定；未成熟的不能急於求成，片面追求「完備化」。這樣才有利於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恰當地確認公民的行政權利，正確處理行政權力與公民權益之間、以行政權為核心的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
5．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社會主義立法的基本原則。原則性是立法工作的本質規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目的要求。它是維護法律性質，堅持社會主義立法方向，實現法制統一性的基礎。

『捌』 怎樣的治國理政的思路和基本方略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玖』 行政立法的原則有哪些

行政立法應當遵循的原則有：行政合法性原則、合理行政原則、程序正當原則、誠實守信原則、
權責統一原則。
一、依法立法原則
1、法律優先原則

2、法律保留原則

二、民主立法原則

在我國，民主立法原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行政立法以保護和促進公民權益為出發點和歸宿
2、行政立法在程序上，應當使公民充分參與
依法立法是行政立法的原則之一

『拾』 行政立法的原則

法律分析：行政立法原則如下：

(一)依法立法原則

依法立法原則包括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1、法律優先原則。

法律優先，又稱法律優越或法律優位，是指行政行為應當受現行法律的約束，不得實施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表現在行政立法上，就要求行政立法不得同現行法律相抵觸。因為法律優先僅僅要求行政行為不抵觸法律即可，並不要求所有的行政行為必須有

法律依據，所以是消極意義的依法行政原則。

法律優先原則表明，除憲法外，法律在效力上高於任何其他法律規范，法律的位階居於其他任何法律規范之上。法律優先原則無限制和無條件地適用於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在內的一切行政領域。

2、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是積極意義的依法行政原則，它要求行政機關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才能實施相應的行為。表現在行政立法上，也就是說，行政立法必須具有

法律依據。就立法來說，重要的事項應由法律規定，未經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不得以行政立法代為規定。法律保留的要求顯然比法律優先嚴格。

法律保留分為絕對保留和相對保留。對於絕對保留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對於相對保留的事項原則上由法律規定，但在法律特別授權的情況下，也可以有行政立法來規定。

(二)民主立法原則

在我國，民主立法原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行政立法以保護和促進公民權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民主在內容上的涵義就是對大多數人的權益的實質代表，因此民主的行政立法在內容上必然體現為對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維護。

2、行政立法在程序上，應當使公民充分參與。民主最初的含義是程序上的，即允許最廣泛的參與，最廣泛的意見表達。只有讓利益相關者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達，行政立法才能在程序上說是民主的。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三條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 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 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

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