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法治2變遷

❶ 依法治稅的基本內涵

一、改革與完善稅源監控措施及稅收計劃的制定和分配辦法，提高其科學性、版准確性
二、加強教育培訓力權度，全面提高全系統執法人員依法行政的觀念和素質
三、繼續落實「四垂直」，深化征管改革，為依法治稅打下堅實的體制基礎
四、加大稽查力度，增強執法剛性
五、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增強自我約束能力
六、加強稅法宣傳，優化依法治稅環境
七、要緊緊依靠各級黨政人大支持，建立完善的協稅護稅網路

❷ 改革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有何意義 專家：推進稅收法

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將推進稅收法治建設
改革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是此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一項內容。根據改革方案，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具體承擔所轄區域內各項稅收、非稅收入征管等職責。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後，實行以國家稅務總局為主與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雙重領導管理體制。
在今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是一個利民利企利稅利國的好方案，堅決擁護、完全贊同。」
改革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有何重要意義、將帶來哪些積極影響？《法制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業內專家。
機構合並符合法治政府目標
根據改革方案，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這意味著國稅、地稅「分家」24年後，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再「聯姻」。
據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介紹，現行稅收征管體制肇始於1994年。當時，中央進行分稅制改革，建立了分設國稅、地稅兩套稅務機構的征管體制。20多年來，這一稅收征管體製取得了顯著成效，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過去十幾年稅收體制有兩個較大的變化：一是營改增，地方政府最大的稅種被增值稅合並，地稅負責徵收稅額大幅降低；二是稅收征管系統的完善與電子化，增值稅等稅種完全實施稅控開票，尤其是金稅三期的實施，可以完成全部稅收、非稅收入、社保等征繳，通過一套系統掌握絕大多數稅收信息，消除了信息不對稱。」聶日明說，因此，從技術上講，地稅已經沒有設立之初的作用了。這個時候，在稅種上，中央和地方依然可以保持目前的分稅制格局，但征管上不再需要國稅地稅兩套系統，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是水到渠成。
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此次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順應國家機構改革的潮流，符合法治政府建立的目標，是基於提升稅收征管效率來推動整體營商環境的改善。
「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是深化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的大勢所趨。」劉劍文說，兩個機構的合作實際上早已開始，「在執行基準方面，國稅地稅之間聯合制定統一的標准，也力爭做到同樣情形同等對待。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推出了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的方案後，國稅地稅合作越發深入。申報、繳稅的檢查逐漸一體化，這充分說明通過消除國稅地稅的分立所帶來的不利是社會的共識。不過，合作只是治標不能治本，唯有合並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此次明確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是順理成章」。
配合稅制改革釋放改革紅利
在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看來，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是我國新時代稅收征管體制一項根本性改革。
「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和稅制改革是配套進行的，征管體制改革是為了讓稅法得到更好地實施。」施正文向記者介紹說，在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稅制經過了幾次改革，直至今日確立了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的目標，以直接稅為主。那麼，相應的征管體制也需要調整。
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利於法律統一實施、征稅效率提高。
以個人所得稅改革為例，施正文向記者舉例說：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後，辦理登記、報稅、繳稅、稅務稽查，從原來跑兩家變成跑一家，程序簡化、效率提高、成本降低。
對此表示認同的劉劍文說，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有利於整合資源、統一執法標准、共享社會信息、提升征稅能力。在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分立的情況下，兩個機構都有各自不同的征稅信息系統，也掌握著不同的執法標准。本應統一的資源被人為分割，導致征管資源浪費，這與我國的稅種變動和稅制改革是不相適應的。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樊勇認為，改革國稅地稅征管體制，可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和成本。之前很多納稅人要同時繳國稅、地稅，存在「多頭跑」等問題。同時，國稅、地稅兩套機構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資源重置。在現行制度體系下，實行一套機構對提高征管效率也有好處。
「合並之後的一大推動便是便利納稅人。我國稅收征管法對國稅地稅的征管程序是一體規定的，並沒有因為稅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從納稅人保護方面來看，無論是權利內容還是保障的程序，稅種的差異都不具有決定性。」劉劍文向記者介紹說，在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分立的情況下，同一納稅人要分別針對不同的稅種，由兩個機構來辦理稅務登記、申報納稅、接受稅務檢查。通過合並，可以減輕納稅人在程序上的負擔，向納稅人釋放改革紅利，對促進經濟發展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推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在劉劍文看來，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稅收立法工作將產生積極影響。
這種積極影響首先表現在利於加快各稅種立法，實現稅收法定的目標。「稅收法定原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一項任務。目前還有一部分實體稅存在於行政法規的層級，這兩年有關機關加大了力度，但由於過去長期以來是地方政府為了地方財政的需要制定了各種稅收性文件，各個地方標准不同，差別較大。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後，有利於在統一機構的背景下理順各稅種徵收的范圍，統一徵收防止重復征稅，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劉劍文說。
「另一個積極影響表現在，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也能推動一些實體稅種立法的整合。」劉劍文說，在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烏日圖明確提出，今年的立法工作已經將耕地佔用稅、資源稅、消費稅、契稅等6部稅法列入立法計劃中，敦促有關部門加快立法進程。
劉劍文進一步分析說，以房地產稅為例，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後，有利於解決房地產行業重復征稅的問題。房地產涉及很多稅種，有時候信息溝通不暢，國地稅合作有些困難。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後，就不會存在一個行業重復征稅的問題，相關稅種也能得到進一步的整合和優化。

❸ 稅收法治的內涵

稅收法治的內涵是指:
1、稅收活動要體現法治理念,即稅法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征稅人專還是納稅人,都必屬須尊重稅法的權威。
2、稅收法治的核心是在保障國家行使其稅收權力的同時,限制國家的任意征稅權,有效保障公民權利。
3、稅收法治有其特定的實體價值和形式價值。它既包含了什麼是「值得尊重的好稅法」的實體價值判斷,也包含了對如何制訂和執行「值得尊重的好稅法」的原則和程序要求的形式價值。只有通過一套良好的立法原則、立法程序及執法和救濟程序的形式價值的運行,才能保證稅收法治實體價值的實現。
4、稅收法治要求稅收活動達到稅收立法科學、合理、合乎程序;稅收執法嚴格、規范,納稅人依法納稅,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稅收司法客觀、公正的狀態。

❹ 稅收法治基礎工作總體評價怎麼寫

實現稅收管理體系的現代化，即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整體要求的現代稅收管理體系，具體包括：
1、實現稅收管理體系整體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包括稅收管理的現代化。稅收管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在於稅收管理體系整體功能的現代化，與社會整體現代化及其它社會結構體系現代化相協調，滿足現代社會所賦予稅收管理體系的各種現代結構功能需求。
2、實現稅收管理體系結構要素的現代化，如，管理機構、管理技術、管理人員、管理法制等主要要素的現代化。
一、形成現代稅收管理的多元價值目標體系。
現代社會對稅收管理體系結構功能需求的多元化決定了現代稅收管理體系價值目標的多元化。作為稅收行政執法過程，稅收管理體系的基本價值目標在於充分保障、准確實施稅收實體法律制度，即能夠提供可靠的手段，來使頒布的稅收法律和規章盡可能地得到完全的貫徹，從而使法定的字面上的稅制與實際運行的稅制之間的距離縮小到最低程度。
不僅如此，稅收管理體系所提供的稅收管理程序還具有許多相對獨立於稅收實體價值目標之外的現代稅收管理程序價值目標，包括納稅人民主參與價值、稅收管理和平秩序價值、稅收管理權利保障價值、稅收管理公平分配正義價值、稅收管理程序制衡價值等。稅務機關內部，形成以共同價值觀為引領，建立員工成長與組織發展進步相協調的，協調、協作、和諧、共贏的組織文化。在征納之間，積極倡導信賴合作主義理念，建立起基於互信的，合作、配合、遵從、共贏的組織文化。
二、建立現代稅收管理結構形式。
根據現代稅收管理的內在規律和國際通行做法，建立與納稅人自主評定製度(Self-Assessment System 簡稱SAS[i])相適應的現代稅收管理格局，即，以依法治稅為原則，以現代信息技術和專業化人才隊伍為保障，建立以納稅人自主申報為基礎，優化服務，以風險管理為導向，以稅收評定為重點，以稅收違法調查為震懾，規范執法，促進遵從的現代稅收管理新格局。
其基本特徵主要包括:稅收管理中心內容包括稅收服務和稅收執法，根本目標是促進稅收遵從。以納稅人自主申報為基礎建立現代稅收服務體系。以風險管理為導向建立現代稅收執法體系。以依法治稅為准繩，建立法治化現代稅收管理新秩序。以信息技術深化應用、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等為重點，為促進稅收遵從提供支持保障。
三、實現稅收管理體系的運行管理現代化。
稅收管理體系本身成為符合現代管理科學要求的現代管理系統。根據稅收管理體系的運行特點，現代管理理論的最新成果被科學地運用於稅收管理體系的管理實踐中，形成比較成熟的現代稅收管理管理理論體系。根據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源的分布特點，建立與現代征管需求相適應的、集約化和扁平化的稅收管理組織機構體系。
根據現代法治原則和現代管理原則，對征管體系中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資源進行有效配置，保障稅收管理體系價值目標的有效實現;建立比較完備的稅收管理徵收成本和納稅人稅收遵從成本的測控體系。根據現代管理要求，稅收管理業務流程結構、征管職能配置科學合理，體系各層面之間、各層面的不同環節之間銜接流暢、運行高效。
四、實現稅收管理法制現代化。
法制現代化意味著，社會生活的統治形式和統治手段是法律;國家機關不僅僅適用法律，而且其本身也為法律所支配;法律是衡量國家及個人行為的標准。實現稅收管理法制現代化，要求形成完整、嚴密、簡明、和諧的現代稅收實體法律體系和現代稅收管理程序法律體系，稅收法律解釋具有嚴格的合法性;
稅收管理體系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稅收執法體系，稅收法律在稅收管理體系中處於至上地位，以法定主義為內容的現代法治原則成為稅收管理體系的靈魂，稅收法律制度成為稅收管理體系的核心機制;稅收管理的程序合法性成為稅收法律權威的確證機制，稅收管理活動全面納入法律設定的軌道之中，能夠充分確證稅收法律自身的價值，並且能夠得到社會成員的高度認同;
一切稅收管理行為以法律為依據，所有稅收管理執法人員在稅收管理活動中向法律負責;稅收管理資源的配置以有利於稅收法制目標的實現為基本價值;稅收管理法律既賦予稅務機關以法定的行政執法權力，同時，也對稅收管理行為的進行制約;稅收法律既確定納稅人應當承擔的納稅義務，同時也是維護納稅人合法權益的保障;同時，稅收法律得到廣大納稅人的普遍遵從。在稅收管理程序重點解決好以下兩個方面：
1、落實納稅人自主申報制度(SAS)。在納稅人自主申報階段，稅務機關不再實施基於管戶的稅收執法活動，主要向納稅人提供稅收服務，採集與納稅申報相關的外部涉稅等。
2、以健全完善的稅收評定製度(tax assessment)[ii]為主要內容實施稅源管理。在受理納稅申報之後，稅務機關不再按照原來的納稅評估辦法實施稅源監控，而是按照規范的稅收評定程序實施稅源管理。稅收評定製度成為稅源管理的主要形式和過程，稅務稽查在稅源管理中發揮震懾作用。
3、合理分擔征納雙方的舉證責任。改變稅務機關在稅源監控過程中不適當承擔舉證責任分配格局。依法賦予納稅人在稅收管理活動中的舉證權利和責任，從法理上提升稅收管理的效率，同時，從法律上規避稅收執法風險。
五、稅收管理體系運行管理的現代化。
稅收管理效率價值也是現代稅收管理體系的一個重要價值目標。稅收管理效率價值在三個方面得到充分體現：
1、從一個給定的投入量中獲得最大的產出，即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效果，或以同樣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即稅收徵收所支付的資源消耗和納稅人因履行納稅義務所支付的資源消耗最小化，因履行納稅義務所支付的資源消耗最小化，或者，單位稅收徵收成本徵收效益最大化和納稅人單位辦稅成本效益最大化。
2、稅收管理活動中，征納雙方以最少的時間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有效辦稅成果，或以同樣的時間消耗取得最多的有效辦稅成果。
3、稅收管理體系運行的整體效能與社會整體對稅收管理功能需求之間的重合度高。
取消基於管戶的稅源管理方式，全面實施稅源分類管理。在受理申報前，集中由辦稅服務部門為納稅人提供日常的稅收服務，受理申報之後，稅務機關根據稅收風險指向對高風險納稅人實施有針對性的、動態的風險控管。破除屬地稅務機關、管戶的管理員與納稅人之間的固定的管理被管理關系。
按照分類管理的要求，以風險管理為導向對納稅人實施結構化分類管理，如:確立符合大企業納稅人遵從管理要求的管理方式。
1、按照OECD提供管理方略[iii]，建立大企業公司治理和大企業稅收遵從風險管理相結合的個性化稅收服務工作機制;
2、在稅收評定程序上，建立團隊化、專業化、高頻率的遵從風險控管機制;
3、全市國稅系統的優質征管資源優先向大企業稅收遵從管理團隊傾斜。
六、實現稅收管理人員現代化。
根據現代管理理念，充分發揮稅收管理人員的潛能成為稅收管理體系管理的主要目標;在稅收管理體系內形成促進人全面發展的獨特的稅收管理組織文化。造就一支適應現代社會和現代稅收管理要求的稅收管理隊伍，即稅收管理人員的現代化，是稅收管理體系現代化的根本。現代化的稅收管理隊伍應主要由接受過良好的專業教育、具有豐富的稅收管理職業經驗、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的人士組成，包括，資深的會計師、經濟師、律師以及資深的稅收行政管理專家、資深的國際稅收問題專家等各種不同類型的稅務專家。
這些職業稅收管理專門人士成為適應現代法治要求、市場經濟要求、經濟全球化要求和稅收管理信息化要求的稅收管理主導力量。為此，在現代稅收管理體系內部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稅收管理職業人員管理機制，包括:建立起適應稅收管理職業特點的、比較規范的稅務職業人員選拔制度;建立比較穩定的稅收管理職業保障制度;建立比較嚴明的稅收管理人員懲戒制度;形成適應現代稅收管理職業特點的稅收管理人員職業道德准則;建立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稅收管理職業能級評價體系;建立適應稅收管理人員經常性知識更新需要的教育培訓機制等。
七、實現稅收管理技術、手段、流程的現代化。
稅收管理技術、手段的現代化是稅收管理體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先進的數學、統計分析技術及方法、通訊、信息技術成為稅收管理各領域、各主要環節的重要支撐，稅收管理過程的數理化、智能化、自動化大幅提升。通過稅收管理技術、手段的現代化建設，信息技術等現代科技成果被廣泛地應用於稅收管理領域和稅收管理的各主要環節;信息化裝備成為稅收管理的基本手段;現代通訊網路傳輸的電子信息成為稅收管理信息獲取的主要來源和實現稅源監控的主要渠道;滿足日常稅收管理需要的應用軟體系統涵蓋稅收管理體系各個主要環節;稅源、稅基信息處於有效的監控之下，稅收管理信息獲取、加工處理、分析使用成為稅收管理工作的主要內容;適應現代稅收管理需要的其它稅收管理裝備、設備、工具得到有效配置和保障。
形成以稅收管理流程設計及管理技術、稅收管理調查技術、稅收評定技術、稅務稽查技術、稅收法律解釋及適用技術等為主要內容現代稅收管理技術體系。具體包括:以流程為導向、以納稅人為中心的稅收服務工作流體系，以風險管理為導向、以稅收評定為重點的稅收執法工作流體系，以法定主義為導向、以依法治稅為核心的稅收法制工作流體系，以促進遵從為導向、以人力、技術為關鍵的支持保障工作流體系。
建立情報驅動的稅收遵從風險管理過程邏輯和運行方式。將情報管理作為風險管理的前置步驟，作為風險分析識別和風險應對的前提，作為稅源專業化技術過程的邏輯起點。將情報採集應用貫穿於風險管理全過程。工作流驅動成為稅收管理專業化分工、協作、管理的主要載體。

❺ 如何理解和應對稅收法治的新常態

像經濟「新常態」一樣，稅收「新常態」尚未完全成為一種穩固的形態。所謂稅收「新常態」指在現代稅收治理新理念和新規則的基礎上構建的較穩固和可持續的新秩序、新態勢和新狀態。筆者認為，稅收工作轉為「新常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一、收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思維慣性正從「管理納稅人」向「服務納稅人」的「新常態」轉變。制度變遷往往由新理念引領，而改革的本質就是改掉傳統的不良習慣或思維慣性。自200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提「服務型政府」以來，我國各級稅務機關廣泛開展了創建服務型、企業型以及顧客導向型稅務機關活動，稅務機關與納稅人良性互動的新型和諧征納服務關系已在建立。事實上，傳統的稅收工作思維以納稅人有罪判定為假設前提，以管理和監督納稅人為慣性思維，習慣於用對抗性的方法來解決稅收執法中的問題，把打擊逃稅作為稅收執法工作的全部內容或主要方面。現在，在尊重納稅人，服務納稅人，引導納稅人，滿足納稅人合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納稅人的滿意度和遵從度，將是不可逆轉的稅收工作「新常態」之一。

二、在收多少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行為慣性正從「任務至上」向「稅收法定」的「新常態」轉變。經濟決定稅收，稅收決定財政（即支出），是財稅活動的基本規律。但在現實財稅實踐中，「任務至上」、「唯稅收任務馬首是瞻」的導向問題長期存在，任務和稅法孰輕孰重或誰大誰小的爭議一直不斷。不難發現，在不擇手段確保完成各種稅收任務的行為慣性下，必然出現兩種不良現象：1.是經濟不景氣或衰退時，為確保年度稅收任務的完成，稅收機關往往傾向於收「過頭稅」或「刮地皮」；2.是經濟景氣或繁榮時，為確保以逐年遞增為特徵的下年稅收任務的完成，稅務機關往往傾向於「有稅不收」或「留有後手」。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都嚴重地削弱了稅法的嚴肅性、規范性和權威性。

從稅法的角度來講，「有稅收稅、無稅不收」是基本的行為准則。告別稅收增長的「速度情結」，強化稅收的顆粒歸倉原則，則是稅收法定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體現。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預演算法的決定, 將於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即「經濟憲法」）第五十五條明確規定：各級政府不得向預算收入徵收部門和單位下達收入指標。這條前所未有的法律規定和限定顯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這標志著稅收任務時代的淡出以及稅收長期「超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稅收法定時代的到來。

三、在怎麼收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制度慣性正從稅收管理員「各事統管」模式向稅源管理的「分級分類+專業協作」模式的「新常態」轉變。為適應新的稅收征納環境，近年來我國各級稅務機關都不同程度地試行了以「稅源專業化管理」為基礎的新一輪稅收征管改革，稅收征管制度正向專業分工與協作模式過渡，從而有效提升了稅源管理工作的質效。事實上，我國稅收征管制度長期實行「一人盯多戶」模式，稅收核定徵收的隨意化或情緒化特徵明顯。隨著納稅戶或稅源戶的大幅增長以及跨行業、跨區域企業集團的日益增多，關聯交易、虛擬市場、電子商務等新興經營模式蓬勃發展，稅收征管制度必然需要升級換代或轉型升級。以信息管稅為依託（包括縱向信息的大集中以及橫向信息的大分享），以分級分類管理為原則（如按規模、行業和區域相結合的科學劃分原則），全國各地稅務機關大量組建了稅源專業化管理團隊，重組了稅收征管流程，實現了稅務人員與企業類型的「專業對口」，大大提升了稅收征管工作的質效或績效。盡管以稅源專業化管理為導向的稅收征管改革依然在路上，但這種稅收「新常態」已然確立。

四、在收哪些稅以及由誰收的問題層面，稅收的體制慣性正由「隨意修補」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態」轉變。理論上，財稅體制安排體現並承載著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利益關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中處於基礎性位置。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的稅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稅制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不適應、不協調、不匹配的矛盾依然突出。例如，現行稅制在應對資源能源短缺、生態環境危機和貧富差距擴大等重大社會問題上調節作用不夠明顯；多年來在構建地方稅體系、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所得稅、降低間接稅比重、開征房地產稅和全面改革資源稅等問題上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特別是，「營改增」背景下如何給予地方像樣的主打、主力或主體稅種，國稅、地稅兩家之間的「責任田」如何科學劃分，已對新一輪稅制改革呈現倒逼之勢。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稅制體系既迫在眉睫，也正在啟動。盡管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但稅收體制由「隨意修補」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態」轉變已是改革的大方向和大趨勢。

稅收工作需要保持「平常心」，適應「新常態」。但應指出的是，稅收「新常態」在現實中依然存在認識不清、不深和不透問題，可能在一段時期內還會出現交集或糾纏，稅收「新常態」也不宜和不能加以絕對化的理解，其內涵也必然會與時俱進地發生漸變，但無論如何，我國稅收工作從理念、行為、制度以及體制等方面正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並在「為什麼收稅、收多少稅、怎麼收稅以及由誰收」等方面逐漸形成不可逆轉的「新常態」。

❻ 稅收法制和稅收法治的區別是什麼，加強稅收法治有什麼意義

一個是制度，一個是治理工作。

❼ 十八大提出的稅收法治有什麼意義

十八大提出的稅收法治的意義是：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的承上啟下關鍵時期十八大報告中首次要求幹部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執政，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要嚴格執法。
一、要實現依法治國，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公正司法。

要學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在當前的發展中，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所以「法治思維」的提出是對領導幹部更高的要求，而最優的解決之道、發展，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用法治的標准來規范官員的執政行為、尊嚴、手段合法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我們必須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治國理政，都應不斷審視其行為目的的合法性，「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還是執行。

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化解矛盾，保證有法必依，用「法治思維」來統領改革，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權威、許可權合法性；
二、以權壓法，絕不允許以言代法，要加強對領導幹部諸如依法治國，權力制約等法治觀念的培訓、制度。
三、「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應更加註重科學立法，要把黨的方針政策轉變為可操作的法律、內容合法性、執政為民、化解矛盾。
四、讓權力受到約束、全民守法、執法必嚴，在幹部的考核考評中設立「依法執政」的指標，或者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應及時主動糾偏；
法治思維是領導幹部在行使公權力時，確實還有一些社會矛盾亟待化解，無論是決策、維護穩定能力」。法治成為治國理政方式意味著執政者要時刻用法律標尺來考量自己的行為
五、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幾乎都有法可依、違法必究。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領導幹部要帶頭模範遵守法律，以及程序合法性，「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維護穩定、徇私枉法」、公平正義，加快法治建設的步伐，維護國家法制統一，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就是執政者要懂得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推動發展。

❽ 我國稅收存在的問題

一、稅收政策環境方面的問題

１．稅收負擔缺乏公平性

稅負公平是各個國家在各個時期制定稅收政策的基本要求和准則之一，它包括稅收的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初期形成的，稅收負擔在當時雖存在某些不公平現象，但矛盾並不顯得十分突出。隨著市場經濟逐步走向成熟及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我國現行稅收政策卻未能適應這一要求作出相應調整，不公平性的矛盾日益突出。

生產型增值稅造成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的企業稅收負擔不同。由於生產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的固定資產所含進項稅額不予抵扣，使資本有機構成越高企業稅收負擔也就越重，嚴重阻礙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內外兩套所得稅制度並存，使內資企業在國內外的市場競爭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民族工業發展受到阻礙。

個人所得稅的分類課稅模式及不合理的費用扣除制度，難以發揮稅收的收入分配作用，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矛盾突出。

多層次稅收優惠政策不僅雜而亂，而且加大了地區之間經濟的不平衡發展。

２．稅收政策缺乏相對穩定性

這主要表現在稅收政策在制定過程中，由於對經濟形勢估計不足，缺乏深入調查研究和論證，常常是一個政策剛出台不久，不僅納稅人甚至稅務機關還未見到正式的紅頭文件，

，政策又被重新調整，令人們措手不及，應接不暇。另一方面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象比較突出。

二、稅收管理環境方面的問題

１．稅收征管手段落後，信息化建設水平低

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稅收征管水平的高低，而征管水平又取決於信息化技術的運用程度。信息化技術有助於加強稅務機關與協稅護稅單位的信息交流與共享，形成稅收管理合力，實現對稅源的嚴密監控和管理。目前我國稅收信息化建設比較落後，一是稅收信息化水平低，稅收征管信息化含量不高，藉助信息技術進行稅收管理的比例偏低；二是稅收信息網路化水平低，稅務與銀行、工商、國土等部門普遍未實現聯網，稅收信息渠道單一，信息系統開放性差。

２．社會化稅收監控體系不完善

嚴密的稅收監控體系是保證稅收制度實現的關鍵。雖然我國也很重視社會協稅護稅網路建設，但是很少從立法的角度明確規定各協稅護稅單位的責任和義務，因此許多部門和單位往往因自身利益需要不願意承擔協稅護稅義務。同時我國市場機制不完善，個人信用制度還未建立，銀行結算相對落後，司法保障體系還未形成，難以實現對個人收入的監控和制約。

３．稅務代理業發展緩慢，代理行為不規范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務代理是稅收管理的必然延伸和有益補充，是影響和制約稅收管理效能的重要外部環境。我國的稅務代理業雖經過多年探討與發展，但稅務代理的市場規模仍然狹小，稅務代理的行為極不規范，稅務代理人員的素質也難以適應代理業務的需要。

三、稅收法治環境方面的問題

１．稅收立法不完善

盡管目前稅收立法有了長足進步，但也應看到，現行工商稅制在立法上還存在法律級次低、法律效率不高的問題。除《稅收征管法》、《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立法外，其他的均還停留在行政法規層次上。

２．稅收計劃與稅收考核工作制度存在缺陷

長期以來，我國稅收計劃的編制不是根據ＧＤＰ的發展變化來確定的，而是採取按上年完成的收入基數加上計劃期增長量來確定的，因此這種計劃指標往往與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偏差很大，而考核工作又是以稅收計劃完成情況論功行賞，以收入論英雄，沒有把執行稅法和征管質量的情況作為考核工作的重要標准，導致地方政府事實上以計劃為依據進行征稅活動。某些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收入任務，弄虛作假，虛報浮誇，收過頭稅，收入空轉，嚴重影響了稅法的嚴肅性。

❾ 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演變，發展趨勢，和說明的問題

中國古代賦稅制度

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總體特點是：徵收的標准由人丁向田畝、資產過渡；徵收的方式由實物地租轉向貨幣地租；徵收的名目由多種成分轉向單一貨幣；徵收時間由不定時發展為定時；農民服役由必須服役發展為可以代役。

中國古代的賦稅制的情況是：

（1）春秋：「初稅畝」，這是中國田賦制度的開始。

（2）秦朝：農民要把收獲物的2／3交給政府作賦稅。

（3）西漢：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田租為十五稅一。文、景帝時，多次減免田租。獎勵農桑，減輕自耕農的負擔。昭帝和宣帝時期，繼續實行休養生息。漢朝是中國完整的封建賦稅制度開始形成的時期。

（4）北魏、隋：租調制，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由三長負責徵收租調，征發徭役、兵役。

（5）初唐：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調法。規定：受田男子每年向國家交納穀物2石，叫做「租」；交納絹2丈、帛3兩或布2丈4尺、麻3斤，叫做「調」；壯年男子每年服役20天，不去服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替，叫做「庸」。國家有事增加徭役，加役15天，免去調，30天租調全免。每年額外加役最多不超過30天，遇到災害。政府根據具體情況減免租、庸、調。

（6）中唐：由於土地兼並嚴重，原來的均田制被破壞。唐政府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推行兩稅法。其內容是：①取消租庸調和雜稅；②不分主戶和客戶，一律以現在的居住地為准登入戶籍納稅；③放棄按丁征稅的辦法，改為按資產和田畝征稅；④每年分夏秋兩季征稅，夏不過六月，秋不過十一月。兩稅法改變了稅收的方式，由人丁稅轉向以土地財產為主要依據收稅，兩稅法也使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鬆弛。

（7）宋朝：王安石實行募役法(廢除按戶等輪差服役制度，由政府僱人服役，原來應該服役的民戶要交免役錢，有不服役特權或因貧困孤苦不服役的也要出助役錢)、方田均稅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稅漏稅)、青苗法(春季借錢給民戶，夏秋隨兩稅交還，加收利息兩分)、保馬法(令民間養馬，願者免除部分賦稅)。

（8）金朝：金熙宗採取了鼓勵農耕和減輕賦役等措施。

（9）明朝：工匠銀制度規定，工匠有固定的服役時間，不服役時可以自行從事商品生產；後來又規定，工匠可以納銀代役，使工匠有了較多的自由。張居正改革後，重新丈量土地，清查豪強地主的隱田，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即將原來按戶、丁攤派徭役的辦法，改為按丁數和田糧攤派，將部分丁役攤入田畝，各種賦、役、雜稅合並為一條，一律折銀交納。一條鞭法是重要的賦役制度改革，它簡化了徵收名目和手續，有利於防止豪強、官吏隱田逃稅。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折銀制度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的削弱，對貨幣地租的產生和部分農產品的商品化有積極推動作用。

（10）清朝：康熙實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制度。雍正實行「攤丁入畝」的辦法，把丁稅攤入田畝之中徵收統一的地丁銀。

❿ 運用稅收相關知識談談你對我國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認識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綜述
2014年1月10日，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北京大學稅收法治建設研究基地主辦，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承辦的「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307會議室成功召開。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靳萬軍副司長、張學瑞副巡視員，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所長等政府官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沈巋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劉劍文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華東政法大學陳少英教授、武漢大學熊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大旗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施正文教授等學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陝西省等地的稅務系統工作人員，普華永道、華稅、天馳、國楓凱文等會計師事務所或律所合夥人，共計60餘位專家參與了本次論壇。《法制日報》、《法制晚報》、《中國稅務報》等多家媒體對論壇進行了報道。

論壇開幕式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主持，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先後致辭。李三江司長對論壇提出三點倡導：第一，鼓勵暢所欲言；第二，理論聯系實踐；第三，具有問題意識。劉劍文會長強調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關鍵在於：第一，樹立法治思維。所謂稅收立法「成熟一個、出台一個」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會延緩稅收法定的改革進程。第二，擺正立法與改革的關系。稅收立法不僅能夠確認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夠推動和引導稅收改革，它是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國當前諸多社會矛盾的平台。

一、稅收法定原則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與會專家就稅收法定原則的准確理解達成了相當的一致意見，以期釐清當前存在的一些誤解。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稅收法定原則」，這對促進依法治國、依法理財具有歷史性價值。第一，必須盡快健全、完備稅法體系，提高稅法的系統性、科學性、協調性和開放性。第二，將稅收法定原則及基本稅收管理體制、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等內容寫入《憲法》。第三，在《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專設一章「納稅人權利保護」。第四，發揮立法機關在稅收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將現存的諸多稅收行政條例上升為法律。第五，將財稅法設置為一個獨立的立法系統。

武漢大學法學院熊偉教授指出：第一,重視稅收法定原則中「課稅要素明確」的要求。若課稅要素不明確，實際上構成了一把「雙刃劍」，不僅不利於納稅人依法納稅，也不利於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第二，處理好各個層級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確稅收實施條例、稅收實施細則各自能夠規定什麼，確定稅法解釋的具體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於稅收法定原則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稅問題。稅務機關應當適當轉變執法思維，在征稅問題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嚴格地依據法律征稅。第四，促進稅收執法的公開透明，以倒逼稅務機關提高其執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陳少英教授認為：稅收法定原則最深刻的內涵在於限制政府征稅權、保護納稅人財產權。在具體操作層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須編排稅收立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作為一個以商品稅為主的國家，我國在商品稅方面的立法卻非常欠缺，故在「營改增」改革中，應大力推動增值稅立法，並通過「價稅分離」，增強納稅人意識，從而在實現增值稅的經濟功能的同時實現其政治功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稅收法定原則的涵義是經過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納稅人的立法參與，控制國家征稅權；並藉助稅收法律的安定性、規范性、可預測性，保障納稅人的財產權、生存權、發展權、生產經營自主權、人生規劃自由權等。第二，加快稅收立法的步伐。要改變立法機關力量薄弱的現狀，應當優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知識、年齡結構，增強立法人員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稅收法律為已足，還應保證稅收法律在內容上對基本課稅要素等進行具體、明確、完備的規定，改善立法質量。第四，建立對稅收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和對稅收法律的違憲審查機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現「實質法治」。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施正文教授認為：一方面，應充分認識稅收法定原則的崇高地位。它是稅法領域最高原則，並對一個國家的法治、人權保障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應正確理解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內涵。稅收法定原則之「法」既包括對稅收實體要素和基本的稅收程序要素的規定，又要求稅務機關嚴格地實施和執行稅法。在立法上，關注稅法的可實施性，改變過去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做法；在執法上，轉變按照計劃或任務征稅的思路，以稅收法律作為征稅的唯一依據；在司法上，發揮稅收救濟的功能，改革稅收司法制度。

二、我國稅收立法現狀的剖析和反思

與會專家基於國家治理的整體視角，解讀了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實踐中的演繹情況。

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認為：《決定》中「國家治理」的提法彰顯了政府運作方式上的重大轉型，關繫到國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主要包含三個指導思想，即稅種的法定、課稅要素的法定、徵收管理程序和技術的法定。只有滿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稅行為的正當性，提高政府的治稅能力，發揮稅收作為一種國家治理途徑的作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周序中教授將《決定》中對稅收法定原則的明確承認視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國二十多年來稅制改革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在當前的改革深水區、矛盾激化期，財稅法治建設突顯了「法律」的價值，能夠合理地劃分私主體和公主體的財產界限，關乎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欲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就一定要樹立稅法權威，在稅法的表現形式、實行和運用上多下功夫，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稅法的籠子中。

普華永道合夥人梅杞成結合自身實務經驗，把中國稅法實踐中的問題總結為五個特徵：一是很多領域本應當有法，卻沒有法。二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公平。三是很多領域有法，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執行的差別非常大。四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依法執行。五是很多領域納稅人有權利，卻不敢行使這些權利，導致納稅人權利得不到很好的保護。

揚州稅務幹部進修學院李登喜教授認為：稅收法治之治實際上是一種「共治」，故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能僅停留在立法層面。一方面應當構建科學的稅法解釋體系、健全稅法解釋方法，在與納稅人權利息息相關的規則解釋上，對行政機關的解釋權進行適當限制，防止稅收執法裁量權的錯用和亂用。另一方面，應當建立標准化案例稅法，也即稅法領域的案例指導制度，通過稅法的實踐探索來引導稅法的理論研究。

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教授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財稅法學界和實務界已形成的共識，也是一個永恆的研究主題。從《立法法》第8條到1985年稅收授權立法決定、稅制改革試點模式，都與稅收法定原則存在著緊密的關聯。縱觀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未在財稅改革上多作著墨，因此，此番《決定》中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完善稅收立法」等諸多財稅問題的明確表述，無疑具有深遠意義。

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與可行路徑

與會專家從稅收立法、執法、守法、執法、監督、遵從等多個角度，對稅收法定原則的宏觀及微觀路徑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認為：站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高度，「治理」的典型特徵是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合作，稅收法治也正是置於這個大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稅收法定原則意味著，一是樹立法定理念，充分挖掘稅收法定原則蘊含著的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精神。二是完善法律制度，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來確認和體現稅收法定原則。三是落實立法規劃，改進立法程序，保證稅法的科學性、系統性和適應性。

來自各地稅務部門的實務人員闡述了自己對稅收法定原則的看法。河南省國家稅務局常新友副處長認為，應提高稅收立法的協調性和統一性，處理好法律與法律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改革與立法、經濟與法治之間的關系。北京市地方稅務局施宏處長反思了我國稅收法定實踐，在立法層面，人大沒有盡到稅收立法授權之後的監督職責，納稅人參與稅收法律制定的程度不足；在執法層面，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存在一定的失控；在司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未啟動稅法領域的司法解釋，稅收案例的數量較少。四川省地方稅務局李青處長指出，稅務機關不能將完成征稅指標作為唯一的工作導向，而必須依法徵收。如果不實行稅收法定，就會使稅務執法的隨意性非常大，既導致收了不該收的稅、損害了納稅人的利益，也導致該收的稅沒有收、損害了國家的利益。陝西省國家稅務局張岳文副處長認為，我國稅收領域的現狀是法律理想難以與現實相銜接，引發法律的「脫節」。一方面需要考慮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結合，使稅收法律制度更加接中國本土的地氣；另一方面需要促進立法、執法、司法層面的相互跟進。

來自律師事務所的專家交流了自己辦理稅務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案件的實務經驗，重點提出了關於稅法解釋的一些體會。天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家本認為，稅法應當對課稅要素進行相對明確、詳細的規定，增加法律中的嚴格性規則，不宜給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和稅法解釋權留有過大的餘地。華稅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天永同樣認為，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行政解釋不能適用擴大解釋的方法，才能保證稅法的權威性、促進稅法的確定性。國楓凱文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榮法指出，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應當確立「禁止擴大」以及「尊重本意」等兩項解釋原則。建議將「稅收徵收管理法」分為納稅服務、涉稅建設、涉稅處罰三大部分，轉變「輕服務、重管理」的態度，推動稅務機關與納稅人間的相互信賴，強化違反稅法的責任和處罰力度。

四、稅收法定原則與稅收法治的前景展望

稅法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圍繞著稅收法定入憲、稅收授權立法、稅法的本土化思路等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展望了我國稅收法治可以依循的前進方略。

《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提出：稅收法定原則並非資產階級所固有，而是一種在世界范圍內都被普遍遵循和認可的基本原則，是現代國家保護人權的必由之路，故我國有必要將稅收法定原則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同時，面對復雜的國情現實，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應當區分輕重緩急，兼具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規劃。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認為：從《決定》的布局安排看，稅收法定原則被定位為民主建設中的大事情，它牽涉到人民主權、政治體制改革，關繫到擴大民主和加強法治。稅收立法應當回應現實需要、回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回應老百姓的願望，還應當確立階段性的任務，結合我國的國情、社情和稅情，制定具體的時間表。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傅紅偉處長指出：稅收法定原則是一項國際規則，也已經在我國全社會上下形成共識，下一步的重點就在於如何讓稅收法定原則落到具體工作當中。稅收法定原則的中國路徑被視為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全國人大、國務院、稅務機關等多個機關相互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湖南省稅務幹部學校何小王教授針對我國諸多稅收規范性文件突破、超越許可權的現象，提出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授權依據應當具體化，並引入外部的授權立法監督機制，形成全社會的監督體系。另外，既然旨在保護人身權的刑法中明確了「禁止類推適用」原則，那麼，旨在保護財產權的稅法也可以考慮確立相近的原則，禁止稅法領域的類推和比照適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丁一副教授介紹了德國有關稅收授權立法的學理和實踐，闡釋了其對於我國處理稅收授權立法現象的啟發，提出在稅收授權立法問題上，需要將立法機關的強大、行政機關的謙抑、司法機關的補足這三者密切結合。我們不能單純地肯定或否定授權立法，稅收授權立法應當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一個必須堅持的底線是，重要的課稅要素應當嚴格地由狹義法律進行規定。

五、閉幕總結

閉幕式上，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靳萬軍副司長肯定了本次論壇的成果，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具有長期性、持續性和不斷改進性，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我們從意識與理念、體制建設與機制創新等維度著手，將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多個環節協同並舉，以共同實現稅收法治的目標。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重申，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固然應考慮中國國情，但這項原則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回到《決定》的本意上來，「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中的「法」只能指狹義的法律。稅收法定原則的主旨在於保護納稅人權利、限制公權力，落實路徑是在5-10年的時間里，將所有的稅收行政法規都上升為稅收法律，且應為「良法善治」。唯有如此，中國的法治建設才能進步，民富國強的治國目標才能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