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個案圍觀法治中國
① 法治中國讀後感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現代文明國家的重要標志。黨的十八大站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戰略高度，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科學決策部署，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意義。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經濟轉型、社會轉軌、利益多元、矛盾多發，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正本清源，釐清法治要義，採取切實有力措施，推動國家和社會各項工作法治化。
一是著力制定善法，實現善法之治。王安石說：「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善法是法治的根基。如果法律是惡法，如同源頭活水遭受了污染，法治便無從談起。納粹德國在希特勒集權統治時期，法律在形式上較為完備，並且得到了近乎苛刻的執行，實現了「形式法治」，卻偏離了「實質法治」軌道，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一場巨大災難。判斷法之善惡的標准，關鍵在於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權。因為，人權是法治的第一要義，法治的真諦是人權，法治的魅力也是人權。只有人權得到法律的足夠尊重和保障，才具備了現代法治的主要品格和「實質法治」的基本精神。我國各級立法機關應當把人權作為一把標尺，重新審視立法思路，全面梳理既定法律，確保我國現有和即將制定的法律是善法，建設中的法治是善法之治，逐步實現「實質法治」。
二是加快推進立法，健全法律格局。通常法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法律體系較為完善，無論國家還是社會的任何大事小情，都會被納入法律框架內，法律「定紛止爭」的目的能夠在社會很大范圍內得以實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立法快速發展，目前已有239部法律、690多部行政法規、8600多部地方性法規。全國人大十一屆四次會議庄嚴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完成了全部立法，相反，今後的立法任務仍然艱巨而繁重。因為，社會立法較為薄弱，民生立法相對落後，法律沖突比較普遍，法律滯後現象較為明顯、法律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還不同程度的存在，迫切需要我國要加快形成以憲法為基礎、部門法律齊全、配套制度完善的法律體系，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支撐。
三是提升法律信仰，培育社會基礎。美國學者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地深入推進，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奇跡，但也由於內在道德教育、外在法律制約、違法懲戒機制相對不完善，衍生了諸多嚴峻復雜的社會問題。有因強拆引發的血案，有因寶馬撞人後的毆打，有貪官污吏的巧取豪奪，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肆無忌憚，有弱勢群體的求救無門，等等，已數不清有多少這樣血淋淋的個案在刺痛世人逐漸麻木的神經，法律信仰到了喪失的邊緣。放任這種現象，法律就會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變成一紙空文，法治就會更加遙遠。建設法治國家，必須綜合運用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等手段，著力使每一個公民都自覺做到，信仰法律、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維護法律，絕不能遇到問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甚至通過不法手段以實現利益最大化。
四是強化法律實施，保障法律權威。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實施，其價值得不到落實，只能是文字的堆砌，毫無意義可言。公民自覺守法，是法律實施的基礎。蘇格拉底拒絕越獄的故事告訴我們，他著力把法律推定為人格化的存在，無論法律本身或其執行公正與否，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每個人都有遵守法律的義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基本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但在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等方面，即守法方面，還存在很大差距。這不但推遲了中國的法治進程，也給政府威信帶來影響，必須採取有力措施，認真加以解決。加快推進法治國家建設，必須嚴格執行法律，切實做到違法必有責、違法必追究、加大違法成本，讓法律的陽光普照大地。
五是推動司法獨立，促進司法公正。司法獨立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黨的十八大確立的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標。沒有司法獨立，就沒有公正司法，也就沒有現代法治國家。我國由於特殊國情決定，不可能實行西方三權分立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必須立足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制度。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特別是要限制官員、限制權力，把權力置於有效控制之中，禁止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對司法妄加干涉，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確保司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② 十大個案看中國法治進程中有哪些進步
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③ 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宣傳活動的意義是什麼
司法案例是人民法院依法治國實踐的生動體現，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鮮活載體。個案的公正審判更是讓人民群眾切切實實感受到「抽象的法」無處不在，是一堂堂珍貴的法治公開課。1月22日，「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正式對外公布，獲評的十例案件用司法溫度凝結人民法院智慧，用司法力量回應社會公眾關切，用司法權威堅守法律紅線，用司法故事講述法治中國進程。這些「小縮影」蘊含著「大能量」，唱響了新征程中國法治聲音的新詩篇。
站穩人民立場，始終堅守為民初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每一個司法案例都是人民法院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情感紐帶。正義要以人民群眾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判決要經得起人民和時間的檢驗。「百香果女童被害案」「侵害英烈名譽、榮譽刑事第一案」「吳春紅申請再審無罪賠償案」的公正審理，正是司法機關勇於亮劍，嚴明底線，回應人民群眾關心關切，回應社會公眾樸素的正義觀是非觀的有力體現。
順應時代新要求，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黨總書記指出，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人民法院通過個案的審理，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及時回應，主動擁抱新形勢、新任務，准確釋法說理，切實發揮「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的關鍵作用。「人臉識別第一案」「民法典『自甘風險』適用第一案」的及時審理，順應了新時代要求，切實實現了人民群眾訴求有回應，需求有落實，期待有反饋，為全方位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牢記「國之大者」，服務大局步履堅實。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司法案件的公正審判，是中國新時代發展征程上濃墨重彩的一章。人民法院通過個案的審判，主動肩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保障「美麗中國」建設行穩致遠。「賴小民貪污、受賄、重婚案」「『10.18』特大電信詐騙案」「種子套牌侵權糾紛案」「中國證券集體訴訟第一案」「綠孔雀預防性保護公益訴訟案」的依法審理，凝聚起強大的司法力量和司法智慧，為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讓人民群眾體會到穩穩的幸福。
點滴小案是新時代法治中國航行道路上的微微星光，是推動「中國號」巨輪巍巍前行的不竭動力。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溫度，群眾才能有信心、有遵循、有保障。民有所呼，法有所應，人民司法要及時有力地介入社會熱點、痛點、難點，讓法治與人心同頻共振，共同唱響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的春之贊歌。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朱琳
④ 關於依法治國的案例
案例一：江西贛南某貧困縣，年財政收入不到一億元。十五年裡，換了四任書記縣長，新城開發的位置依次從北至南，再從南至北，改動了三次，光規劃費用就花費了兩千餘萬。至今南北兩處新城，都是半拉子工程，境內怨聲載道。
依法治國，首先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樹立法制觀念、學會法治思維，帶頭遵守法律。從漫長的封建社會各個王朝來看，比較繁榮的治世，諸如文景、貞觀、康乾等年代，都以皇帝和臣子們能夠儉約自愛、奉公守法為先決條件，才使得百姓安居樂業，天下較為太平；反過來，眾多干戈四起、生靈塗炭的亂世，又無不以統治者放縱私慾、踐踏法律、蔑視公理為濫觴。古今一理，建國60多年來，在各項建設欣欣向榮、穩健發展的五六十年代和近三十年來，靠得就是我們大多數領導幹部嚴於自律、模範守法。如今，在步入改革開放的攻堅期和深水期的關鍵時刻，之所以要把依法治國作為一個重要議題，在中央全會上進行研究討論，並加以重大完善和改進，特別是提出依法決策五個程序，還有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就是為了有助於各級領導幹部在行政管理活動中樹立法治思維。而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也是為了有力地規范行政決策行為。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要切實自覺地學法守法用法，做遵紀守法的模範，在決策和施政當中，善於應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學會用法律的眼光看問題、置身法律的框架下做決策，堅決避免「領導批示就是法」、「領導拍板就是法」「領導支持就是法「的錯誤意識和違法行為。要始終以法律容許不容許、法律追究不追究來考量問題，最大限度杜絕「一個將軍一道令」「新官不理舊賬」等唯我獨尊、自行其是的法盲行徑，從源頭上避免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習慣於一任接著一任干，多做一些民生工程、基礎工程，從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案例二、山西呂梁某縣，2003年7月。青年劉某酒後闖到與其有情感糾葛的王某家鬧事。110趕到後，劉某不聽勸告，對穿便衣的副隊長，推搡了一下。110隊員當即劉某押回縣公安局，將其雙臂拷在暖氣管上，一頓暴打，導致劉某左眼失明，至今未做一聲道歉，賠償更無從談起。
依法治國，其次要求各級政法機關和執法執紀部門要奉公守法、嚴格自律，模範執行法律。政法機關作為國家法律載體和具體執行部門，理應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行使職權。然而，當下的許多亂像表明，為數甚多的政法部門的工作人員，特別注重個人利益、團體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法不依執法不公執法不嚴以罰待法的案例時有發生，霸氣幹警糊塗法官和刁橫執法人員時有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法律部門的形象，滋長了黑惡社會的蔓延坐大。一些執法執紀部門，則是圍著當地主要領導和部門利益轉，利慾熏心，肆無忌憚，公然知法犯法，深為群眾所詬病。「打鐵必須本身硬」，要實現依法治國的宏偉目標，各級政法機關和執法執紀部門理應深懷對法律的敬畏之心，自覺學法、帶頭守法、嚴格執法，甘於淡泊、恪守原則，不搞潛規則，不越雷池一步，時時處處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自身的形象，讓法紀觀念蔚然風行。
案例三：2014年11月3日下午，安徽省含山縣孫某帶著妻子戴某到巢湖市康平婦產醫院做無痛人流手術後，闖進手術室，質問護士長：為什麼有男的（醫生）在？護士長解釋，「他是麻醉師，為了患者安全，麻醉師必須在場觀察。」孫某不由分說，對麻醉師拳腳相加，隨後拿出刀子刺到高醫生右側腰部，李強當場倒下，孫某立即逃離。（騰訊網）
依法治國，更主要的廣大人民群眾從我做起、學法守法，以遵紀守法為榮。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很大程度是老百姓的參與和自律。在過去，普法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與社會經濟事業的飛速發展和錯綜復雜的社會形態相比，普法工作依然空白很多，大有可為。社會上各種權大於法、拳頭大於法、家法大於法的不正常現象相當常見，遇事每每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意氣用事，盛怒之下，出言不遜，乃至拳腳交加、拔刀相向的場面，不止在深受網路暴力毒害的未成年人之間經常發生，在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之間，也多次上演著。依法治國，就是需要廣大公民，都有明確的法制觀念，了解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遵紀守法，規范自己的言行，恪守社會道德底線，不鑽制度的漏洞，既不做恃強凌弱、窮凶極惡的霸王，也不怕胡攪蠻纏、沒理強佔三分的賴皮，更要避免口無遮攔、動手動腳的粗野行徑，要相信法律，牢固樹立「任何事情只要是違法的，不管做成什麼效果，都是不可行的」法治意識，遇到問題首先從法律角度看一看，習慣於通過法律渠道來解決問題，學會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共同營造一個公平正義的法治大環境。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根本保證。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
參考：http://ke..com/view/50940.htm
⑤ 小羽的案例如何體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有機結合
正"法治安天下,德治潤民心"。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並把其作為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
法律是准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落實好，把法治中國建設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於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要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就要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為全面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要在道德體系中體現法治要求，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努力使道德體系同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銜接、相協調、相促進。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內涵，注重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
要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以法治承載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撐。法律法規要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立法、執法、司法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都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其中，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要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要堅持嚴格執法，弘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要堅持公正司法，發揮司法斷案懲惡揚善功能。
要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法律是底線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強相關立法工作，明確對失德行為的懲戒措施。要依法加強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失德行為的整治。對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又要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對見利忘義、制假售假的違法行為，要加大執法力度，讓敗德違法者受到懲治、付出代價。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識和道德自覺。法律要發揮作用，首先全社會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須提高全體人民道德素質。要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引導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使人們發自內心信仰和崇敬憲法法律；同時要加強道德建設，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提升全社會思想道德素質。要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使全體人民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要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良好道德風尚，爭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良好風尚的維護者。
要發揮領導幹部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中的關鍵作用。領導幹部既應該做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也應該做道德建設的積極倡導者、示範者。要堅持把領導幹部帶頭學法、模範守法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推動領導幹部學法經常化、制度化。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是幹部成長成才的重要因素。領導幹部要努力成為全社會的道德楷模，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帶頭注重家庭、家教、家風，保持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潔操守，以實際行動帶動全社會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⑥ 為何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中之重是法治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公布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熱議和熱烈響應。一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關鍵詞。三中全會的決定一共涉及經濟制度改革等十五個方面的內容，法治中國建設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時隔一年，法治中國建設卻率先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首次全體會議的主題，這是有深刻原因的。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歷次全體會議，多以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為主題。不過，將近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兩個決定聯系起來解讀，可以發現，黨對中國現階段所面臨的問題和矛盾的理解和判斷，發生了些許微妙的變化。例如，兩個決定雖然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同時仍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地位。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詞，分別只出現了一次。與此相應，「治理方式」和「現代化」則頻繁出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開啟的改革開放大幕，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形態——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日益嵌入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進入了現代大規模人群治理的新階段。在這個新的社會結構形態中，之前由於物質短缺、極端貧困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基本上已經得到了解決。然而新社會結構所帶來的一系列新的更復雜的問題，則凸顯出來，從而對國家的治理體系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因此，中國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也必須相應升級，以適應和應對此種中國社會治理的新常態。
根據人類社會現代轉型的經驗，法治是應對此種復雜性日益提升的現代大規模人群社會的基本手段和工具之一。由於經濟發展所形成的各種多元利益的分化與沖突，通過被納入法律權利的框架之中，從而被轉化成「權利」之間的沖突。而對權利沖突的有效化解，則是現代獨立司法裁判體系的核心功能。通過司法裁判來化解權利沖突的好處在於，它並不著眼於「個案化」地化解權利沖突，而是通過個案沖突的解決，對權利進行類型化的構造，從而形成抽象的權利界限和規則，批量化和系統化地化解各種權利沖突，進而將個案糾紛的經驗內化到治理結構中，變成治理結構的內化經驗和知識，實現國家治理方式的轉型和升級。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目標，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的系統論述，正當其時。
⑦ 為什麼說法治中國建設是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重要途徑
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內容之一，而法治是維護人民權益的根本保障。
法治中國的核心價值就在於以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來保障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唯有通過執法機關嚴格依法辦事、司法機關依法解決具體爭議和沖突，才能將法治所蘊含的公平正義傳輸給民眾，讓人民切身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意義。只有通過公正、高效和權威的司法調節各種社會關系、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公平正義，才能從根本上做到最大限度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只有在每一起個案中實現公平正義，只有「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才能增添全社會對於建設法治中國的信心和動力，才能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平、正義。
⑧ 求一篇我的法制中國夢的文章 2000字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註定從巨變到漸進,從革命敘事到日常話語,從革命動員回歸常識理性。公共權力受到全面制約,司法權力獨立運行,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不是靠唱高調就能實現的,需要做大量扎實細致的工作。我們有理由期待現代中國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實,越走越成熟
□丁國強
高全喜等著的《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將中國的法治變遷融入了近現代歷史考察。中國近現代史既是在中國與世界的沖突中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也是打破治亂循環,追尋法治價值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離不開法治觀念的浸染和法治價值的構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演變實質上也是法治對傳統中國進行改造的過程。梁啟超認為「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在這種功利狀態下,法治註定無法在舒緩、積淀中平和發展,這顯然影響了法治的成熟完善。但是,法治作為一種價值和社會理想在消解專制、抵制獨裁方面發揮了歷史性作用。中國的法治之路是在西方的沖擊之下而產生的文明力量。
法治是難以效仿的歷史過程
在革命激進主義現代性模式下,法治話語總是在呼籲人們關注權利、秩序和日常生活。實現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轉變,法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法治是人類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沒有法治,無論是傳統還是革命的成果都難以轉化為現實福利。革命固然可以瓦解舊規則、舊秩序,但是,如果沒有法治建設的努力,仍然難以走出靜止社會。換個角度說,如果沒有革命,單純靠傳統社會的緩慢變革則無法回應西方帶來的現代化沖擊。在來不及進行充分的理性啟蒙的歷史條件下,運用法治改造社會、控制社會、建設現代國家必定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面臨著巨大風險。費孝通有言:「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法治的成功往往不在於法條和書本知識的完美,而在於與實際生活貼切的緊密程度。如果法治只停留在表面,而無法滲透到價值、行為和生活方式等層面,就只能是一張好看的外衣。作為一種理性之治,法治不是統治階級的治理工具,而是整個社會邁向現代文明的過程。因此,法治是一個不可復制、難以效仿的歷史過程。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是在中國與西方的權力沖突、利益沖突、文化沖突中展開的對良好社會的追求。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一書通過對晚清以來所開啟的現代法治的古今之變的考察,對激進主義的中國現代性之路進行梳理和檢討,以確立一條更為健康合理的現代性之路。筆者認為,這一努力體現了法治的歷史觀。缺乏歷史觀是中國當下法學研究的通病。一些法學研究者喜歡將法學知識從歷史背景中剝離出來,將法學知識表述嫁接到西方知識系統上,法學知識的歷史性、實踐性被擱置和疏淡,使得法學知識缺乏歷史語境和現實考察,成為一種抽象的真理,一種無所憑依的全球化、世界化。法學本身就是民族國家政治意識生產的一部分,法學知識生產無法脫離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法治只能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沒有復雜的歷史過程,也就無所謂「現代法治」。
鄧正來先生曾經呼籲結束受「西方現代化範式」支配的舊法學時代,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其實,追問「中國法學向何處去」首先要思考中國法學從哪裡來。社會歷史傳統不僅決定了法治的源流和脈絡,也深刻影響了法治的體系、方法和修辭。法治是歷史的形成的,過分強調法律理性的非歷史性勢必會陷入自我認識缺失的誤區。
用法治視角審視中國近現代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一書以法治之變來總結中國現代性的歷程,從戊戌變法、晚晴立憲、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政治、國民黨訓政到建國以後的廢舊法運動、依法治國入憲,用法治視角審視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說到底是去普遍性之魅、去抽象法治之魅。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都是在曲線中發展的。作為一個後發的現代國家,中國的法治之路呈現出「沖擊—反應」的特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法治完全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結果。西方的現代性誘因促進了中國法治的啟蒙與生長,卻並不能替代中國的法治文明探索。中國的傳統文明和中國人對生活秩序的理解把握依然是中國法治的基因。
法治既是一種治理技術,否定專制主義的利器,也是一種政治理想、社會價值。法治的常態是穩定的、持久的,而不是變幻的、飄忽的。有學者認為,近代中國,有變法而無法治,有變道而無治道。此種狀態是歷史的無奈。現代中國的發育是被動的,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也根本不可能在平和商談中進行。變法所驅動的社會政治體制的根本轉變。啟蒙知識分子認識到,變法是圖強無法繞開的路徑。只有打破王朝更迭的循環,才能建設現代政制；只有打破「夷狄」之說,才能融入世界體系。戊戌變法、清末立憲和辛亥革命作為現代性意義的變法以激進的形式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
康梁的改革計劃龐大而缺乏可行性,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受力,只能具有宣言和號召價值。晚晴新政體現了統治者企圖挽救清王朝政治合法性危機的努力,吸收借鑒了西方和日本的憲政經驗,原本可以勾畫出一副憲政藍圖,卻因清王朝缺乏立憲的誠意而成為「名義性憲政」,堵塞了在舊法統下開出現代法統的道路。
辛亥革命通過革命暴力手段構建現代共和國,卻因意外和早產,而造成革命制憲的脆弱,軍閥混戰、帝制復辟以及黨制國家的出現都損耗了「把君權換成民權」的實效。如何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良好的政府,是中國現代法治孜孜以求的探索。革命固然可以摧毀舊的政制,但只有建立日常的憲政體制才能真正實現革命的訴求。
《臨時約法》以及《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制定積累了現代國家的制憲經驗。創制憲法是一個現代國家最深刻的國家記憶。清帝遜位詔書將政權禪讓給中華民國,用契約的方式確立共和立憲國體的合法性,其法理得失值得琢磨。憲政的目的在於限制主權者,憲政意味著人民出場,讓人民來安排權力、限制權力、監督權力。
《現代中國法治之路》一書認為,臨時參議院和國會參眾兩院以及眾多議員還是多少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願望,這是中國政治史的創舉,由人民代表而不是君主釐定乾坤,是具有憲政意義的標志性舉動。至於賄選事件所導致的人民制憲權的流產,袁世凱的帝制復辟等則反映出憲政道路之艱難。
英國法學家梅特蘭說:「憲法史不應是黨派史而是制度史,不應該是斗爭(過程)史,而應是結果史。斗爭是暫時性的,而結果則是長久的。」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通過憲政構建日常政治,約束權力,制止暴力,都是讓權力、秩序回到日常狀態。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強調,邁向現代法治必須要消除革命思維、革命邏輯,從革命文化轉向法治文化,從革命法治走向常態法治。該書對1975年憲法進行個案剖析和癥候分析,稱它是「百年中國革命激進主義在內容和形式上的極端表述」。憲法不應是革命的號角,它天性是與革命相對峙的,是革命的終結。回到日常政治、常態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必然。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註定從巨變到漸進,從革命敘事到日常話語,從革命動員回歸常識理性。公共權力受到全面制約,司法權力獨立運行,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不是靠唱高調就能實現的,需要做大量扎實細致的工作。我們有理由期待現代中國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實,越走越成熟。
⑨ 談談你心目中的「法治中國」是什麼樣子呢
摘要 心中法治中國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個完全和諧的法治社會。
⑩ 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一、賴小民受賄、貪污、重婚案這是金融領域一起觸目驚心的腐敗大案，賴小民，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原董事長，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貪污罪和重婚罪判處賴小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經司法機關最終認定，從2008至2018十年時間里，賴小民收受、索取的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7.88億元，是迄今為止人民法院受理的職務犯罪案件中受賄數額最大的貪官。
賴小民不但受賄數額特別巨大，而且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具有主動向他人索取賄賂等多項依法從重情節，賴小民的絕大部分受賄行為發生在黨的十八大之後，屬於典型的不收斂、不收手，頂風作案，犯罪行為的社會影響特別惡劣。
為了滿足個人的貪欲，賴小民違背國家政策，參與一些明令禁止國有金融機構涉足的項目，最終導致一些巨額投資放債業務出現問題，資金難以收回，對國有金融企業的經營管理秩序造成嚴重侵害，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金融風險，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
二、侵害英烈名譽、榮譽刑事第一案
中國西部邊陲，喀喇昆侖高原，2020年6月，外軍公然違背雙方協定，悍然越線挑釁。陸軍某邊防團團長祁發寶帶領幾名官兵據理交涉，遭到了對方的暴力攻擊。面對數倍於己的外軍，祁發寶和戰友們與對方展開殊死搏鬥，誓死捍衛祖國領土主權，祁發寶身負重傷，營長陳紅軍以及戰士陳祥榕、肖思遠、王焯冉英勇犧牲、以身殉國。
2月20日，網名「辣筆小球」的犯罪嫌疑人仇子明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以往對於此類案件大都是追究民事責任，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專門增設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標志著我國在英雄烈士名譽、榮譽保護方面民事、行政、刑事三個層級的規制措施全面建立。「辣筆小球」案成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設立後的全國首案。
江蘇省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法院刑庭庭長 楊浩：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人民群眾對於這個行為的反應非常強烈，可謂是群情激憤，我們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完全符合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犯罪構成的。
三、「10·18」特大跨境電信詐騙案
一個電話、一條簡訊，或冒充客服退貨退款、或冒充公檢法人員威嚇哄騙、一次「中獎」帶來了一連串陷阱、甜言蜜語背後暗藏著凶險的「殺豬盤」，近年來，電信網路詐騙套路層出不窮，屢打不絕。電詐「毒瘤」、民之公敵；鏟除公害，民之所盼。
猛葯去痾、重拳生威，「10·18」系列案件審判的從嚴從重、依法嚴懲，有力震懾了電信網路詐騙犯罪，彰顯了司法為民、除「騙」務盡的立場與力度。
四、百香果女童被害案
這是一起讓人不忍重提卻又難以釋懷的侵害未成年人兇案。廣西欽州靈山縣小學生楊曉燕，遇害時年僅10歲，人們痛惜地把她叫做「百香果女童」。
2018年10月4日中午，曉燕獨自在家附近售賣百香果，正當她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雙邪惡的眼睛盯住了曉燕。
案發第二天，面對警方的詢問，楊光毅拒不承認自己作案。案發兩天後，楊光毅在其父親的陪同下到靈山縣公安局伯勞派出所自首。
2019年7月12日，欽州中院以強奸罪一審判處楊光毅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楊光毅不服，提出上訴。2020年3月25日，廣西高院作出二審判決，改判楊光毅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依據是楊光毅投案自首，可以依法從輕，改判死緩。
二審改判後，一石激起千層浪，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引發公眾熱議，如果惡魔可以因為自首而被法律寬恕，那如何依法保護未成年人？
楊家共有五個孩子，曉燕的父親在她一歲時因見義勇為離世，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一直靠母親打零工勉強支撐，喪女之痛與改判結果，讓曉燕的母親無法接受，於是委託律師向廣西高院提起申訴。
正義不可缺席，罪刑終有法定。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楊光毅強奸一案調卷審查，經過近6個月的依法審查，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審決定，指令廣西高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認為，原審被告人楊光毅犯罪動機卑劣，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危害後果特別嚴重，既違國法，又悖天理，更逆人情，雖有自首情節，不足以對其從寬處罰。
五、中國證券集體訴訟第一案
2018年10月16日，一篇揭露康美葯業貨幣資金造假的文章出現在網上，康美葯業股票當天盤中觸及跌停，之後連續三天跌停，市值腰斬，數萬名股民血本無歸、欲哭無淚。
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是證券市場的一顆「毒瘤」，嚴重傷害廣大股民的合法權益，危及市場秩序和金融穩定發展。此前，對於此類行為的行政處罰只能處以幾十萬的頂格罰款，如此惡劣的造假，違法成本卻極低。
但公正不會一直缺席，這一次被割的不再是「韭菜」，財務造假者自己終於躺在了砧板之上。
2021年11月12日，隨著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的法槌敲響，長達近三年的康美葯業財務造假案當庭宣判，康美葯業等相關被告承擔投資者損失總金額約24.59億元，賠償金額之高創下了國內A股市場同類案件之最。
六、民法典「自甘冒險」適用第一案
2020年4月20日，當時70歲的宋某與其他球友在北京某公園內進行羽毛球三對三比賽，激烈較量當中，周某殺球進攻、大力暴扣，宋某伸手舉拍，防守未果，當場被羽毛球擊中了右眼。
2021年1月1日，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正式實施，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此案，這是民法典中「自甘風險」原則首次在庭審實踐中應用，成了公眾高度關注的焦點。
法院經審理認為，宋某自願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對抗性競技比賽，應認定為「自甘風險」的行為，當庭判決，駁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民法典實施一年來，一個個紙面上的法律走進日常生活成了裁判規范與行為准則，腹中的胎兒是否有繼承權、高空拋物受害者如何維權、見義勇為是否會被訛詐，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彰顯了民法典「民」字當頭，以民為本，正在成為「百姓生活的網路全書」。
七、「人臉識別」第一案
「掃碼」與「刷臉」現在已經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態。2019年4月，浙江杭州市民郭兵花費1360元，購買了一張杭州野生動物世界「暢游365天」的雙人卡，並確定以指紋識別方式入園游覽。同年10月，園方將指紋識別升級為「刷臉」入園，並要求用戶錄入人臉信息，否則將無法入園。「刷臉」認證在大多數人看來就是對著手機點點頭、眨眨眼的事兒，但郭兵認為人臉信息屬於高度敏感個人隱私，野生動物世界無權採集，不接受人臉識別，要求園方退卡。園方則認為，從指紋識別升級為人臉識別，是為了提高效率。雙方協商無果，郭兵一紙訴狀將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2021年4月9日，備受關注的「人臉識別第一案」二審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法院判定，杭州野生動物世界賠償郭兵合同利益損失及交通費共計1038元；刪除郭兵辦理指紋年卡時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內的面部特徵信息，以及指紋識別信息；並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履行完畢。
杭州市中級法院主審法官韓聖超：法院是旗幟鮮明地提出，只有在消費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經營者才能收集使用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而且必須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
八、吳春紅申請再審無罪賠償案
2020年4月1日是吳春紅永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被宣告無罪釋放，從開始被羈押服刑到重獲自由之身，已經過去了整整5612天。
2004年11月，河南省商丘市民權縣兩名幼童食物中毒、一死一傷，同村村民吳春紅被認定為兇手。在此後的三年時間里，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三次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吳春紅死緩，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2008年，商丘中院第四次開庭判處吳春紅無期徒刑，從此，吳春紅和家人走上了多方申訴的漫漫長路。
沉冤昭雪，無罪歸來，盡管無妄的牢獄之災已經結束，但失去自由的五千多個日夜、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成為了吳春紅難以癒合的創傷。2020年6月，吳春紅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2020年8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書》，決定賠償吳春紅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194萬余元，精神損害撫慰金68萬元，並向吳春紅賠禮道歉。
吳春紅認為賠償金額偏低，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國家賠償申請復議書。在冤錯案件中，受害人最大的傷害來自精神損害，在中國法治進程中，一些「特例」的出現會為前路標注下鮮明的路標。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委賠25號國家賠償決定，將原來的68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提高至120萬元。
九、種子套牌侵權糾紛案
種子是農業的「晶元」，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事關國家糧食安全，事關農業科技自立自強。黨總書記強調，要把種源安全提升到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
金地公司認為親耕田公司的行為構成侵權，向法院訴請判令親耕田公司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300萬元。親耕田公司稱其僅是向種子供需雙方提供自留種子信息，由供需雙方自行交易，並未銷售被訴侵權「金粳 818」稻種。
親耕田公司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應認定親耕田公司系交易的組織者、決策者，構成銷售侵權，對一審法院認定的幫助侵權予以糾正。親耕田公司未獲得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違法銷售「白皮袋」種子，侵權行為情節嚴重，一審法院按照賠償基數的二倍適用懲罰性賠償正確，故判令駁回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