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形式法治觀

① 現在德國的政體是怎樣的

個人鑒定為發貼機。。。

② 列舉說明英美法德國法治思想核心關注的主要差異

「法治國」，或者說依法治國，更多強調【依法】，統治者的行動須有法律依據，被看做是從人治通向法治的一個台階
」法治「不僅要求統治者的行動須有法律依據，更強調【法的內容、精神】，要求依照的這種法律必須合乎正義。
基於傳統「法治國」的概念采礦的缺陷，戰後的一些歐爐法學家歲仍在繼續沿用德國「法治國」的外殼，但是換上英美「法治」的內容，對「法治國」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尤其是戰後德國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與「法治國」傳統作了傳遞的決裂。因此，盡管「法治國」的概念被繼續使用，但需要分清的是，此「法（律統）治」的國家已不是彼「（依）法（而）治」的國家。

③ 國家構建的法治原則是什麼

1、法律應具有至上性：任何社會都存在法律，但未必有法治。作為與人治相對立的概念，版法治意權味著法律擁有至上的權威，是為所有人、組織與國家機構所應遵循的

2、法律應具有普遍性與一致性：針對立法而言的，要求法律調整的對象應具有普遍性，不應因人立法、因事設法。

3、法律應公開、明確和可預期：公開性是法律的一個本質要求。從純粹規范功能的視角來說，法律公開的基本目的是使法律為人們所知曉，以指引人們的行為。然而，法律的公開性還來自其他的非功能性價值，如服務於共同體的民眾對所立之法的公共審思與批判。

(3)德國形式法治觀擴展閱讀：

法治具有理論與實踐的兩種面向，具有豐富的研究意義。通過對法治概念發展歷程進行概述，尤其是對法治的兩種歷史模式即英國普通法法治原則，以及德國「法治國」理念進行梳理和比較分析，可以對法治的演進脈絡具備清晰的了解，並且從中抽象出法治的一般理論。

從概念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法治所遵循的是形式法治，堅持的是法治的內在價值理念。並且由此根據中國「依法治國」與建設「法治國家」的實際，正視中國法治曾經面臨的困境以及分析中國法治的成就條件，從而試探討中國法治國家的構建進路。

④ 什麼是實質法治，什麼是形式法治 回答內容全面 論述題

形式法治就是要求統治者以建立法律為法治內容的核心。

實質法治就是要求統內治者在法治框架容內必須允許人民對法律內容進行評價。

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法治，都旨在建立一種理性的法律秩序。兩者都區別於依靠明君或先知才能的人治和藉助宗教的「神治」以及尊奉道德的德治等治略。但兩者在價值取向上有明顯不同。

(4)德國形式法治觀擴展閱讀：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⑤ 如何將依法治國與以德國治國結合起來

建設法治國家，堅持依法治國是核心，同時也要堅持以德治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必然選擇。
一、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依法治國是核心
治國方略問題是指導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方針問題，它帶有全局性、長遠性與根本性。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規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意志的體現，法律具有高於一切的決定性作用。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二、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以德治國是基礎
以德治國就是要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規范。道德先於法律而產生，其覆蓋面又廣於法律。道德在人類社會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其他一切社會規范莫不受道德規范的制約。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必須以以德治國為基礎。
道德是立法的基礎。依法治國所依據的法，必須是反映人民意願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義、公平觀念的法。要制定這樣的法律，從參加人員、制定過程到法的內容，都必須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和道德標准。
道德是執法的基礎。公正執法是法治最重要的內容。社會關系是復雜多變的，而法律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和僵硬性，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現實中，執法者還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和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因此，能否公正、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恰當地運用好這些權力，公正執法，就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取決於執法主體的道德能力，如果執法者的素質低，濫用權力，就會出現執法不公的情況。
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外在的法律規范必須轉化為大多數人的內心自覺。當大多數人對某一法律不屑一顧時，該法律就會成為一紙空文。在正常社會里，道德水準的高低與守法自覺性的強弱成正比。守法的自律心態是法律他律性目標實現的基礎。
三、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必然選擇
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相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應該緊密結合，統一發揮作用。
總之，依法治國是以德治國的重要保障，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在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⑥ 德國法具有哪些不同於法國法的特徵，a，屬於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的法律 b，更注重

一、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特徵資本主義法是在封建時代的後期孕育、萌發，通過資產階級革命而最終確立的。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以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為基礎，它所體現的國家意志來自於占社會少數的資本家階級，因此，它與古代兩種歷史類型的法一樣，也屬於剝削階級類型的法。不過，由於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是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條件下存在和運行的，所以，它又是近、現代法律文明的一種形態，其奉行的許多原則也就明顯不同於古代法律制度。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一個總體特徵就是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法治國家，這一特徵集中體現在下述原則之中。(一)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在法律史上，這一原則首次出現在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上：「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後來，各國的資本主義立法都確認了這條原則。這一條原則是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首要的原則，因為它准確地反映了「自由地利用資本來剝削勞動」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本質的要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存在這樣的法律原則，那時，私有財產雖然受法律保護，但並未達到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度，因為在國家和專制王權面前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權利，國家和專制王權不受法律約束，它們對私人財產的侵犯不會引起任何法律上的責任。這一原則為交易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當然，在任何人的財產權利都神聖不可侵犯這一法律表達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明顯的事實狀態，即，主要的社會財富壟斷在少數資本家手中，他們才是這一原則的真正受益者。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在近代資本主義法中具體表現為一種絕對的所有權，它允許所有權人幾乎可以完全任意地使用和處分自己的財產，任何人(包括政府)均不得干涉。這種絕對的所有權在後來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到了20世紀初，所有權的濫用開始受到限制，這是資本主義法制發展史上現代法制區別於近代法制的重要標志。(二)契約自由原則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首次把契約自由上升為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原則。它意味著承認一切人都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可以在法律所界定的廣闊領域中自主地處分自己的利益和權利，並在交往各方達成合意的條件下建立或改變彼此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一原則是市場經濟關系本質要求在法律上的體現。市場經濟與自然經濟最關鍵的區別就在於，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生產是為滿足本人消費、交納地租和賦稅而進行的生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是為交換而進行的生產。因此，市場經濟也就是自由交換的經濟，它在法律上就表現為一系列契約訂立和履行的總和過程。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人身佔有、人身依附、等級特權和專制王權都是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不相容的，也是與契約自由原則不相容的。可以說，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重新安排和調整經濟生活提供了新的准則，也由此而對整個社會生活的重新安排和調整提供了參照，從而，現代文明、現代法制的第一種形態——資本主義文明和法制才能得以確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契約自由原則在形式上給一切人都提供了自由選擇的機會，但是，對於不佔有生產資料的普通勞動者來說，它只意味著決定把勞動力出賣給什麼人的自由，然而，在為了生存必須出賣勞動力、必須接受剝削這一點上是沒有自由選擇餘地的。因此，契約自由對於資產階級才具有完全的意義，對於普通工人則只有部分意義，它是以契約自由的形式實現的經濟強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體現法國大革命之理想的《人權宣言》在第1條和第6條規定：「人們在自由上而且在權利上，生來是平等的。」「法律對於所有的人，無論保護或處罰都是一律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這一原則同前述兩條原則一樣，也是由資本主義法制首先確立下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包括豐富的內容，其中最基本的精神有三點。第一，所有自然人的法律人格(權利能力)一律平等。這種權利能力生而具有，不以任何特定事實為條件，它實際上就是人權，即，任何人都享有的做人的權利和資格。第二，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基本法律地位。「公民」這一法律稱呼代表著一種法律地位，它與基本權利和義務相聯系。在一國主權管轄范圍內，任何人只要具有公民資格，就享有與其他公民平等的基本權利和平等的基本義務。第三，法律平等地對待同樣的行為。法律在對行為施加保護和懲罰時，只關注行為的性質和後果，而不關注行為人的身份。這一精神被形象化地表現為西方文化中司法女神的眼睛總是蒙著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確立，是人類社會從古代法律制度進入現代法律制度最主要的標志，是等級社會和專制國家的死亡宣告，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也應看到，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中，這一原則的法律意義和社會意義是不同的。盡管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基本權利，但法律規范中的權利只是一種可能性，權利的實現離不開必要的社會條件，在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信息資源實際不平等佔有的情況下，平等的權利對許多普通勞動者來說，很少具有實際意義。雖然在法律上，一個汽車裝配線上的工人也與他的僱主一樣有投資廠的權利，也與他一樣有競選總統和議員的權利，然而，這些平等的權利絲毫也不能改變資源的實際不平等佔有的階級差別。除了上述討論的三條原則之外，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還有人民主權、法律至；上(或憲法至上)、有限政府、分權制衡、普選代議等許多重要原則，不過，相對而言，這些原則都是為了保障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為了保障商品生產與交換在契約形式下進行，為了保障權利、義務的平等分配而被確立下來的。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資產階級以不同於古代社會的方式實施自己的統治，其整個階級的共同利益在其「法治國家」的穩定狀態下得到了最大化的實現。

⑦ 名詞解釋：法治人生觀

形式法治觀和實質法治觀

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國際法學家大會討論了法治問題，並在其報告的第一條中指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奉行法治的立法機構的職責是要創造和保持那些維護基於個人的人類尊嚴的條件，這種尊嚴不僅要求承認個人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而且要求促成對於充分發展其人格乃是必要的各種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條件。」這份報告被看成是實質法治觀的代表，因為它不但堅持依法行使權力的原則，肯定個人自由的價值，而且對實現這些原則和價值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條件提出了一系列積極要求。相比之下，形式或者程序法治論者便顯得不夠「進步」，因為他們只強調法律應當具有的形式特徵，比如法律應具有一般性和公開性，法律不能溯及既往，法律規定應當清晰明了、前後一致，法律不得要求不可能之事，法律應具有穩定性，官員之所為應與公布的規則相一致，等等。

對形式或者程序法治論最常見的指責，是說它不分善惡，容忍惡法；說它不合我們時代的精神。難道我們追求法治竟包括了接受惡法之治？難道我們時代的法律不應以保護人權為其宗旨？倘若不辨善惡，法治又有什麼價值？這些批評聽上去很有力，但是仔細推敲一下，形式的法治論不一定那麼糟糕，實質的法治論也未必那麼高明。的確，要不要服從「惡法」，可不可以抵制「惡法」，發現法律與良知相沖突時如何自處，這些都是法理學思考的重要問題。然而，這種討論的一個背景是，守法本身也是一種美德。更何況，形式法治論者所謂的法並非不具有道德內涵，相反，在他們眼中，上面列舉的那些法的形式特徵正好表明了法的道德性。人們常常把納粹時期的德國法律做一個例子，來說明法律不問善惡是如何可怖。但是法律史家都同意說，納粹德國所實行的乃是所謂「實質法治國」，而非形式法治國。形式法治論者會說，堅持程序性的法治，就不會有納粹的暴政。而在我看來，在中國今天的特定條件下，選擇形式的而不是實質的法治觀，還有其他幾種考慮。 有點擦邊

⑧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⑨ 德意志帝國憲法的政治體形式是什麼

聯邦制。
《德意志帝國憲法》是在俾斯麥一手包辦下由《北德意志邦聯憲法》修改而成，共14章78條。其特點如下：
1、德意志帝國實行聯邦制，由22個邦和自由城市組成。帝國中央權力極大，各邦有一些民政自治權，但是各邦地位很不平等。事實上，德意志各邦已成為聯邦政府的地方自治單位，失去了其原有的獨立性。上述規定肯定了德國統一的事實，有利於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2、實行二元制君主立憲制，但是由普魯士掌握全帝國最高行政權，保留了濃厚封建殘余與軍國主義傳統，是一種不徹底和不完善的資產階級代議制。
3、皇帝擁有官吏任免權、立法權、軍權、外交權及對議會的控制權，具有專制主義性質。
4、憲法規定帝國立法權由聯邦參議會和帝國議會兩院制議會行使，但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帝國議會完全處於從屬地位。首相對皇帝負責，而不是對議會負責；議會沒有實權，唯一對政府起壓力作用的就是批准預算。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國資產階級在統一後的國家機構中，只獲得很小一部分權力。
5、憲法以專章規定了帝國的軍事制度，把普魯士的軍事法律施行於全國。這樣，也就是把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推行於全帝國。

⑩ 外國法制史的法國法、德國法和日本法的歷史沿革

（1）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法國封建制時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紀上半葉到18世紀下半葉持續近1000年的法蘭西王國時期的 全部法律。其起始時間的標志，是公元843年 法蘭克查理曼王國的分裂至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爆發。在法國封建製法的形成和發展中，歷經了三個階段，即公元9世紀至13以習慣法為主時期、公元13世紀至16世紀習慣法成文文化時期和公元16世紀至18世紀王室立法成為主要法律淵源時期，它為近代法國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2）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建立。近代法國法律制度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在拿破崙統治時期，法國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五部重要法典，再加上憲法，構成了法國「六法」體系。由於法國革命具有徹底性，有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論作指導，所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法律指導比較系統和完備，較典型地反映了資產階級比較系統和完備，較典型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其他資本主要國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3）現代法國法的發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連續遭到三次經濟危機的襲擊，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復雜。為了應付緊急形勢，縮小了議會權力，加強了行政權利，政府的委託立法議案在議會中占據優勢。同時，為緩和人民群眾強烈的民主運動，於1919年4月和1927年7月，進行了兩次選舉制度的改革，對原來的法典進行某些修改與補充。判例作用有所提高。法國的法律制度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繼續進行變革。 （1）封建法制的形成與發展。德國原為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推舉薩克森公爵為國王，開創了德意志王朝。封建時代的德意志長期處於封建割據之中，後來普魯士邦逐漸強盛，並先後戰勝奧地利和法國，為統一德意志各邦掃清了障礙。在整個封建時代，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淵源的多元化是德國法最基本的特點。習慣法、地方法、教會法、羅馬法以及帝國法令長期並存。封建時代最著名的習慣法匯編是《薩克森法典》，大約編纂於1220年，其內容主要是關於民事、刑事問題和訴訟規則，以及調整封建關系的采邑法。封建時代後期出現了一部以帝國名義頒布的刑法典——《加洛林納法典》（1532年頒布）。該法方面的內容，被多數邦國長期授用，在德國封建法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
（2）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與近代德國法律體系的形成。1871年，普魯士以「鐵與血」的政策完成了統一德國的任務，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統一後的德國以原普魯士邦國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建立近代法律體系，先後頒布了憲法、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事訴訟法典、法院組織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成為大陸法系的又一個典型。由於德國統一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德國革命帶有不徹底性，封建專制主義沒有受到根本批判，近代德國法律體系也帶有很強的封建君主專制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德國具有「潘德克頓學派」的理論基礎，德國法相對於19世紀大陸法系其他國家而言，結構更加嚴謹，邏輯更加嚴密，概念更加准確。
（3）魏瑪共和國時期法律的發展。1919年，戰敗的德國進入魏瑪共和國時。由於政體的變化和社會化思潮的影響，德國加快了民主政治的進程，在沿用原有法律的同時，頒布了大量的「社會化」法律，如調整社會經濟的法律和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國成為經濟立法和勞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國成為立法和勞工立法的先導。
（4）法西斯專政時期德國法的蛻變。1933年，納粹黨頭目西特勒出任總理，開始了法西斯獨裁統治。西特勒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將國家政治生活全面納入戰時軌道。在憲政方面，頒布了《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德國改造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廢除了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和聯邦制，維護西特勒個人獨裁和納粹一黨專政。在民事法律方面，頒布了《卡特爾變更法》、《強制卡特爾法》等法令加強對壟斷組織的扶持，強化壟斷資產階級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控制，並且頒布了《世襲農地法》、《德意志血統及名譽保護法》等單位法律，推行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政策，鞏固法西斯政權的統治基礎。在刑事法律方面，原先法律中的民主原則被徹底拋棄，代之以種族主義原則。
（5）二戰後德國法的變化。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由於英、美、法、三國和蘇聯對德國的分別軍事佔領，德國曾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實現統一。戰後西德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恢復了魏瑪共和國的法制，並根據1949年波恩基本法確立的和平民主原則，對原有的法律進行了修改，使其中的封建因素大為減輕。兩德統一後，基本上實行原西德的法律制度，但是也根據情況對新問題進行了若干修改。 （1）封建法制的形成和發展。奴隸制時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現為不成文的命令和習慣。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廢除了奴隸制，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統治，創建了以唐朝法律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從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法律制度，其形式內容及法律觀念均受到中國封建法律以及法律文化的深刻影響。
（2）近代日本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1868年，日本進行明治維新，通過一系列改革綱領，著手進行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隨之，圍繞著經濟和司法等方面的立法改革也廣泛開展起來，為建立西方化的資產階級法制奠定了基礎。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法開始走上全面西方化的道路，以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法律為模式相繼編纂了一系列法典，使日本資產階級法律體系最終得以確立。
（3）現代日本法的發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30多年間，日本法律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以1932年軍事獨裁體制的確立為標志，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經過不斷改革，法制建設趨於完備化；後一階段則與軍事獨裁統治統治相適應，法制走向法西斯化。二戰後，日本法律制度較多接受美國法的影響，法律風格有所變化，並建立了以國會為中心的責任內閣制，賦予公民較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而且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立法活動。
日本法以善於吸取外來發達的法律制度見長，體現了東西法律文化的融合。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法承襲中國唐代和明代法制的傳統，是中華法系的重要成員。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加入了大陸法系的行列，以德國法為樣板建立了六法體系，但也保留了濃厚的封建因素。二戰以後，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許多精華，在當代社會的法律體系中別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