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治法

Ⅰ 法治高於德治的辯論材料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浩劫,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和社會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狀況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中國應當如何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人們在提出"官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呼喚的是"依法治國",所以法治建設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治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毫無疑義。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單憑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夠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所有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於源自西方社會的"法治"的真正含義和實行的條件並不清楚,或者說認識並不統一,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也就統統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問題卻並不這么簡單。首先,近年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各項法律已經相當多了,應當說人們的行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姦犯科"的人卻越來越多,案子也越來越大。其次,隨著我國社會近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按過去的說法是人們應當有物質條件來遵守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了("知恥"),但是近來反映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有不斷增加之勢。

現在無論是從人們的街談巷議還是新聞媒介的報道來看,對於社會上普遍的道德水準均有"世風日下"之議。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邊有人受重傷須送醫院搶救,許多過路車輛就是不停車;有個別過路人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反被傷者家屬訛詐。遇到歹徒行凶,許多人畏縮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與歹徒搏鬥,其餘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觀。公園里兒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數千人圍觀而無人下水。至於製造偽劣商品、偽造證件文書、在經營交易中的損公肥私等現象,更是比比皆是。當你詢問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時,他們會一致地譴責其為"不道德"的行為,但一旦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發現大多數當事人、旁觀者的行為依然如故。為了防止和懲罰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國家不斷頒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懲罰辦法,對不贍養老人、虐待兒童、見死不救、造假等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實際效果又如何呢?憑靠不斷地增加和細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轉當前"世風日下"的趨勢?近年政府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

我們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標前進,但是憑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決中國社會中當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何況在現實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不道德行為其本身並不直接觸犯法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傳統社會都採用了哪些辦法來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普遍的道德規范?其中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對於今人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罪"與"孽"

從古至今,中國人常常用"罪孽深重"來形容做壞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應當說"罪"與"孽"在其與法律的關繫上是有區別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則主要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准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對於"犯罪"與"作孽",中國民間社會把兩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將會受到朝廷刑律的懲罰,而後者則會遭受"天譴",受到神靈和冤鬼的懲罰。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雲南知識青年返城後經歷的電視連續劇《孽債》。為了取得婚姻上"單身"的資格而能夠返回上海,他們與當地的妻子離異、相互離異並把孩子寄養給當地農戶,他們當時的動機可以理解,行為也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並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責之中,通過幾個赴上海尋親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瀾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一個"孽"字在這里使用得就十分貼切。

《辭海》對於"孽"的解釋有五種:(1)古時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壞事,罪惡(《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災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種解釋久已不用,人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說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種解釋,指的是人做的壞事和罪惡,而且其懲罰是無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小孩子自懂事時起,人們就在對他灌輸樸素的道德規范,當他由於無知而折磨小動物時,老人就會搖頭說,"不要作孽呀"。當一個貧苦的童養媳被餓飯、被毆打時(這在當時既不犯法也不違禮)

,鄰居們就會搖頭說,"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一個村民為邀賞向日寇出賣抗日戰士時,人們會說,"作孽呀,他怎麼不怕出門被雷劈死"。可見,"孽"是與良心和良知相關的,不一定由這個世俗社會的法律來評判與懲罰,而且有時甚至與當權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違背的(如漢奸的行為符合當時"政府"的規則,但被民眾所不齒)。

官方的法律總會有漏洞,執法者也難得做到"明察秋毫"並把犯法者統統繩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師爺所說"大致古今律法,不論如何細密,總有漏洞",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在設法利用這些漏洞以謀私。但是,與觸犯世俗法律的行為相比,"作了孽總是要遭報應的",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報應也許在現世("現世現報"),也許在陰間,也許在來世;這些報應也許應在本人,也許延及子孫。從"報應"的觀點看,"孽"與我國的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律法"與皇權有著密切的關系,"禮教"與儒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樣。

法治的刑律所針對的是對人身、財產的侵害,並制定了詳盡的懲罰辦法,也就是所謂"他律",憑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間所謂的"作孽"觀念主要譴責的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圍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其他生靈(牲畜、貓狗等),譴責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強欺弱、詐騙、無信義、向官府進讒言等)。對於"作孽"行為的懲罰主要是"天譴"式的報應(死後在陰間地獄中受苦、來世托生變驢變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為償還孽債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懲罰。人們根據社會普遍倫理與道德規范來行為,自覺自願地不去違背或觸犯這些規范,即是人們的"自律"。

薩姆納(W.H.Sumner)認為,在行為規范方面的民俗為社區大眾所長久接受之後,會產生一種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會過程,而轉化為"民德"(Mores,民間道德規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宗教或懼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原本產生於民眾日常生活與行為中的民俗(習慣性行為),經由原始宗教或懼鬼或魔術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轉化之後,成為具有約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間道德規范)。違反這一"民德"的行為,就是作孽。

二、"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馬戎

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與實為"治法"的"法治"

人類自形成為社會之後,就必須產生一定的規范來防止個人、群體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損害,為處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制定一系列調解和懲罰規則。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國家法(訴諸於國家法的稱做"打官司"),也有流行於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法(訴諸於民間習慣法的稱做"私了",即糾紛的"私下了結")。

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的作用評價不一,有的人批評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規則;另一些人則基於對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懷疑,從而從自然法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倫理的重視和追求"無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這兩種不同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從法律所涵蓋的不同行為對象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運作。

費正清認為中國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則為基礎的,是支持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專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中國歷史可分為"亂世"與"治世","亂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罰來把偏離社會規范的各種行為糾正回來。

在西方,"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而"人治"被認為是隨意性的、沒有客觀標準的、體現的是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中國傳統社會通常被認為是"人治"的社會。但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除了個別皇帝的意志給當時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歷朝歷代還是循著"禮法"在統治。儒家主張"禮治",重視道德倫理對人的教化作用,提倡"無訟";法家主張"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視的是刑律的實施,用懲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當然,法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也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的限制在裡面。但是,這種"依法而治"(Rulebylaw)與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治法"。

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法、民間法與民間的道德規范

Ⅱ 德治比法治重要的觀點

德治與法治，兩個途徑，同個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今天我們討論當代中國，德治與法治哪個更重要就是要比較哪一個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我方認為當代中國德治更重要。 首先讓我們明確一下定義。德治是存在於人們的意識和社會輿論之中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應遵循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准則，其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其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而法治。德治是靠社會輿論道德規范的說服力、勸導力、影響力以及人們的內心信念。而法治則是靠法律的權威性和國家的強制力。接下來我方將從三個方面陳述當代中國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一， 從對人的約束作用看。法治和德治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的發展，但是前者側重於治法
而後者側重於治人，而治人應重於治法。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
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所以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二， 從對人的引導作用看。法治只能告訴人們什麼是錯的，並在人們犯錯之後進行懲罰。
而德治不僅會告訴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還會告訴人們那些為什麼是錯的又
為什麼是對的。使人從內心接受，進而落實到實際行動中。不論德治還是法治都是
為了引導人們去做應該做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而在這一點上德治做的遠遠要比法治多得多也好得多。故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三， 從作用范圍看。德治的作用范圍要比法治的作用范圍廣得多，所以德治的覆蓋面就
更大，受眾更多，包含的內容也就更多。許多法律沒有涉及或者或者法律無法涉及
的地方道德也都會存在。例如在公交車上為老弱病殘孕讓座，再如在與外界聯系及困難的地方哪裡的人們或許不知道法律規定了什麼，但是他們一定知道道德要求他
們什麼。所以德治比法治更能促進社會的發展。
我方並不否認法治在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我方也承認法治以其清楚明朗，剛性嚴格的特點做了一些僅靠道德所無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基於中國當代的國情出發，基於對長遠的發展考慮，我方堅持認為當代中國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Ⅲ 社會主義法治建法的關鍵是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關鍵是依法治國，依法行政，違法必究，保證人民權利，很多都是關鍵吧

Ⅳ 法律上"治法"的解釋或是定義,與法治的區別

法律上沒有治法這個詞。這個詞在醫學上有作用，意思是治療方法。

法治這個詞有，定義如下: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Ⅳ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Ⅵ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歷來都是法律家們所爭論不休的一個論題.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二者究竟應保持一種怎樣的關系,曾成為一段時期內理論界探討的熱點.由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需要有法律來為之保駕護航,同時也離不開道德的影響與支持,因而在我國,「法治」與「德治」應當同步並舉.然而,諸方面的原因,卻使得我國法學界不少人對「德治」的認識有些偏頗,以致許多情況下,當我們一提到「德治」這種說法的時候,便會招來許多非議.江澤民同志在一次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這說明,對「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問題,黨和國家領導人是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的.因此,研究「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之間的關系,探討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途徑與方式應成為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所必須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一、「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一）「法治」與「德治」區別
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
「法治」與「德治」的最終歸宿都在治國上,但二者在治國的側重點上卻截然不同.換言之,前者主要側重於先「治法」,後者則主要側重於先「治人」.理論上,就「治人」與「治法」的輕重而言,「治人」應重於「治法」.這是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之所以更加強調「治法」,並不是基於「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末端治理模式」.現階段,由於對人的本性問題在認識上難以得出共論,「治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存在較多障礙,難以真正實現科學地「治人」；相反,對於法,由於人們在許多實質或重要方面都已經達成共識,且這些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漸成熟化和科學化,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治法」都更較為容易地得到實現.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
從「法治」與「德治」所涉足的領域來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僅僅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實現治人,它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從干預,屬於治外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它不僅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還可以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並通過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來達到約束人們行為的目的,屬於治內之治.由於人們的行為總是受一定思想意識所支配的,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德治」是更高層次的治國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則是最終實現「德治」 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治標之治.
此外,從他律與自律的角度出發,我們還可以推導出二者之間的如下區別：如「法治」是懲惡之治,「德治」是 揚善之治；「法治」是事後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與「德治」聯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
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制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處理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提供了依據.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這是「法治」的主要內涵.
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但與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的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作用.
（二）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和思想道德體系,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運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始終堅持法制和道德教育「兩手抓」,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可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我國完整系統科學的治國方略.
（三）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貫徹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歷史時期,《綱要》充分體現了江澤民總書記關於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的重要思想,規定了公民道德建設的內容和要求,為公民道德建設指明了方向.
《綱要》關於「愛國守法,明和誠信,團結友善,敬業奉獻」的要求,是每個公民都應該遵守的基本道德規范,在工作和學習中,要認真學習、全面落實.
（四） 、理論分析
1、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
誠實信用是現代市場交易活動的基本精神.信用體現了市場經濟必備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識.因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把法治與德治緊密結合起來.
2、 從哲學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法治與德治是一對矛盾,二者相互聯系,不可分割.
⑵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是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先進的、革命的、科學的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道德屬於社會意識,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制約和影響的作用.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國」思想,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必將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⑶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既是一種價值觀,又是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關系的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有利於調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利益關系和矛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創造穩定有序的市場環境.
3、 從政治學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思想,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和社會主義的特徵.國家實行使對內職能,既要依法打擊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的破壞活動,又要組織和領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實施「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國家發揮對內職能作用的具體體現.
⑵維護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是公民愛國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是每個公民義不容辭的職責.《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關於二十字基本道德規范,把「愛國」放在了首位.愛國是公民對祖國的道德觀念的體現,是對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主題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為社會保持良好秩序和風尚營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礎.」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不斷探索和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是我黨在新形勢下對執 政治國經驗的最新總結.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思想,對於開創讓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開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發並提出過治國不能沒有法治又不能沒有德治的思想,認為只有二者「並用」才是治國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即,嚴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壞事,但不能使人們自覺知恥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國家,以禮樂教化人民,則可使百姓自覺知恥,自我規范.自我約束.
在西方國家,同樣有人提出「法治」與「德治」的治國思想.但就實際看,純粹的「法治」或「德治」並不存在,而是「法治」與「德治」的結合或並用.
社會主義社會的「法治」和「德治」與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質不同.社會主義法制是自有法以來最能體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法制,社會主義道德是比人類社會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高尚、積極和健康的道德.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思想,是對人類社會優秀文化遺產的吸收和借鑒,也是對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二）、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制和道德同屬上層建築范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並為其服務.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反映,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堅持以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為我黨實施社會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礎和理論基礎.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思想道德建設,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統帥,又是靈魂 」,「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嚴格地講,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我黨在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同時,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是重視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社會主義法制在發展中也曾經歷過曲折.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缺少甚至沒有法治,最終釀成「十年動亂」的歷史悲劇.這時期的實踐從正反兩方面,為我黨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國之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鑒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深刻認識到 「還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就解決不了.」同時又強調：「解決以上所說的制度問題,要進行大量的工作,包括進行教育和思想斗爭.」要「用共產主義道德約束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的言行.」鄧小平同志關於既要抓法制建設,又要抓道德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為我黨避免重犯「文革」那樣的嚴重錯誤,減少失誤,正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辟了廣闊道路.
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不斷探索和總結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的治國之道.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之後,江澤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國」思想,強調「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並指出：「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在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江澤民同志再次明確提出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江澤民同志關於「法制」和「德治」的辯證關系以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 」相結合的一系列精闢論述、在我黨歷史上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還是第一次,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客觀規律的最新把握,是我黨對治國之道進行不斷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認識,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在新形下的重大創新和發展.
（三）、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具體體現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國當代社會深刻變革的必然要求.我國目前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變革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和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信仰、行為模式、生活習慣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關系日益復雜.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由於法律的滯後性,使得法律並不能完全滿足現實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會關系得不到及時的調整,以至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現無序狀態.同時,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又使優秀傳統道德受到沖擊和侵蝕,與社會現實相適應的新型道德體系還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虛而入,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現象時有發生.因此,認真學習領會並貫徹落實江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做到「法制建設 」和「道德建設」並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兼用,在我國目前新形勢下顯得尤為重要.
（四）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需要.
為了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並不斷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實行依法治國.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內容.市場經濟在其運作過程中的每個環節；不僅離不開法律的調整和規范,而且也離不開信用的維系和約束.社會信用出現危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成為一種混亂經濟.諸如非法集資、虛假出資、制假販假、蒙騙欺詐等不講信用行為無不使市場經濟不時出現病態和混亂,使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遭到干擾和破壞.因此,要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
（五）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黨對社會主義治國方略的科學認識.
法律和道德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和行為規范,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對主體的行為進行調整和評價,雖然調整時也考慮其主觀過錯,但並不單純地調整其內在的思想活動；道德不僅對主體的客觀行為進行調整和規范,而且也對主體的主觀思想進行調整和評價.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的；道德則是依靠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發揮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調整的深度和廣度不同.道德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更具有廣泛性,一般來講,法律不宜調整干預的,則需要道德來調整干預.同樣,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點,二者相互滲透、相互促進.江澤民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正是我黨對社會主義治國方略全面科學的認識.

Ⅶ 我國社會主義法治與德治有什麼關系

「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歷來都是法律家們所爭論不休的一個論題.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二者究竟應保持一種怎樣的關系,曾成為一段時期內理論界探討的熱點.由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需要有法律來為之保駕護航,同時也離不開道德的影響與支持,因而在我國,「法治」與「德治」應當同步並舉.然而,諸方面的原因,卻使得我國法學界不少人對「德治」的認識有些偏頗,以致許多情況下,當我們一提到「德治」這種說法的時候,便會招來許多非議.江澤民同志在一次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這說明,對「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問題,黨和國家領導人是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的.因此,研究「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之間的關系,探討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途徑與方式應成為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所必須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一、「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一）「法治」與「德治」區別
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
「法治」與「德治」的最終歸宿都在治國上,但二者在治國的側重點上卻截然不同.換言之,前者主要側重於先「治法」,後者則主要側重於先「治人」.理論上,就「治人」與「治法」的輕重而言,「治人」應重於「治法」.這是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之所以更加強調「治法」,並不是基於「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末端治理模式」.現階段,由於對人的本性問題在認識上難以得出共論,「治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存在較多障礙,難以真正實現科學地「治人」；相反,對於法,由於人們在許多實質或重要方面都已經達成共識,且這些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漸成熟化和科學化,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治法」都更較為容易地得到實現.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
從「法治」與「德治」所涉足的領域來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僅僅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實現治人,它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從干預,屬於治外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它不僅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還可以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並通過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來達到約束人們行為的目的,屬於治內之治.由於人們的行為總是受一定思想意識所支配的,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德治」是更高層次的治國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則是最終實現「德治」 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治標之治.
此外,從他律與自律的角度出發,我們還可以推導出二者之間的如下區別：如「法治」是懲惡之治,「德治」是 揚善之治；「法治」是事後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與「德治」聯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
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制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處理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提供了依據.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這是「法治」的主要內涵.
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但與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的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作用.
（二）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和思想道德體系,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運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始終堅持法制和道德教育「兩手抓」,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可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我國完整系統科學的治國方略.

Ⅷ 我國學者對法治一詞的理解具體包括哪些內容

我國學者對法治一詞的理解具體包括哪些內容：1.法治意指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回控方式。在這種意義上答，法治有兩個對立面：人治和德治。2.法治意指依法辦事的原則。特別是在現代法治社會，依法辦事已經成為社會關系主體的普遍准則。3.法治意指良好的法律秩序。無論是作為治國方略還是作為依法辦事原則，法治最終要表現為一種良好的法律秩序。達到某種法律秩序，即是法治的目標和結果，也是檢驗是否厲行治法的一個重要指標。4.法治代表某種具有價值規定的社會生活方式。

Ⅸ 法治與人治、法制、德治有什麼區別

法治和人治和德治區別很明顯，就是誰說了算，以誰為最高准則。法治和法制的區別在於法能否治法（表現在法律審查上），和統治者自身是否也受法律約束（表現在司法獨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