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治文化

『壹』 古代東西方法治文明有哪些不同，有什麼影響

一、東西方法制來源上的不同

（1）古代東方的法制來源：

先說古代的東方法制，古代中國法制歷史發展悠久，中國古代法制系統化理論化發展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而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之前中國其實就已經有了法制，但那時的法制還不夠直接。

比如說周朝建立初期周公制禮作樂，不僅維護了統治秩序而且還鞏固了等級秩序，把各等級的人們禁錮在本等級內部，不能做出僭越之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禮樂制度維護了統治者的利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一定意義上講這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法制。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瓦解，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社會動盪不安，這一時期，私有制經濟得到很快發展。同時，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士階層的崛起，教育的下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百家爭鳴的出現，儒、墨、名、法、道、縱橫、陰陽、雜、農再加上小說家，這就是後人稱道的“九教十流”。

今天的世界倡導依法治國，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高於法律，法律在一個國家中居於最高的地位，這都是東西方法治共同影響的結果。依法治國對於推動社會的發展以及歷史的進步都有著絕對性的重大意義。

今天，人們的思想開放，不再像古代一樣，被所謂的皇權至上以及君主權力所約束，人們已經懂得了法律的重要性，這是歷史的進步，現在如果還有人妄想凌駕於法律之上，絕對會被發展中的歷史潮流所摒棄。

『貳』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特點

法律行為具有以下三個特徵：第一，法律性。法律行為是法的現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法律規定的、具有法律意義、可以用法律進行評價的人的行為，由此區別於一般的社會行為。第二，社會性。法律行為作為人的活動，具有社會性的特徵，法律行為並不是一種孤立的行為，而是其他社會行為的一種形式或一個方面。第三，法律行為是能夠為人的意志所支配的行為，具有意志性。法律行為是人所實施的行為，受人的意志所支配。反應了人們對一定的社會價值的認同，一定利益和行為結果的追求以及一定的活動方式的選擇

『叄』 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國家制定法的重要補

重述法史，是法史學科的自我革命和完善，是在充分尊重以往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堅持對的，修正錯的，創立新說，力圖更加全面、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秦漢以後的法律體系，就法律效力層級來說，由最高法典、基本法律和可變通之法三個層級構成，與當代中國法律體系的層級結構有相似之處。古代不斷完善法律體系和法律編纂的經驗，對於完善當代中國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有現實的借鑒意義。學界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論述爭議較大，大體上有五種不同觀點，即「律令體系」說、「禮法體系」說、「六法體系」說、明清「律例體系」說和「典例體系」說。對「法律體系」的內涵理解不一，闡發的角度不同，考察古代立法佔有的資料多寡，是導致認知差異的主要原因。
現存於世的古代司法文獻汗牛充棟，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兩種類型：一是規范、指導獄訟活動和總結司法經驗的文獻，我們稱其為司法指南類文獻。二是：判牘和古人編纂的案例集。以往的研究中，對司法指南類文獻涉及甚少，對於判牘案例類文獻，又存在重案例、輕判牘的傾向，這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因此，兩者必須結合起來。

『肆』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哪些特點

關於我國法律文化傳統主要有哪些，學者們雖然見仁見智，但基本看法還是比較一致的。張晉藩先生所概括的，可以作為中國法律傳統比較有代表性的總結: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輔」、「禮法並用」、立法上等差、良賤有別的立法指導思想，「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刑律為主的法規體系，漠視權利、詳訂義務的法律內容以及與此配套的各項制度；
在法律意識方面，認為法律的淵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憲，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於治民、治吏等等。（參見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現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中華法系雖然歷經數千年，中國法律傳統中雖不乏現在看來也還是真知灼見的法觀念和充滿智慧的法律制度設計、法律運作安排，但其中卻難以找尋到全民普遍遵從的良法、良法至上這一法治精髓。 我們將現代法治的本質內涵歸納為：通過執法者嚴格依據民主程序產生的立法機構制定的明確、完備的法律，來保障社會成員權益、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促進國家各項事業發展。其中包含著法律是多數人利益的表現、法律具有至高權威、上下一體同受且只受法律之治等核心觀點。它既是一種治國方略，也是一種原則性的、根本的治國制度，它還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秩序，它更是人類在飽經封建專制之後的一種新的價值追求。 因為法治思想源於西方,因此與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國的法治進程必然是對西方法治的揚棄和本土化,也是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當代中國法治必然是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是西方法治思想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及中國其他國情結合的產物.如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重的主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不能簡單的和我國法律文化中德法並舉的思想一概而論,但其中的淵源是不可否認的.另一方面,我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思想格格不入的內容,就將被時代所淘汰,被中國所淘汰. 綜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當代中國法治的關系,應是一種批判的繼承,既不能否認其與現代法治思想之間的矛盾,也不能一概的否定,歷史總是潛移默化的作用於現在,作用於每個人的思想.法治必須是自下而上的,每個中國人思想中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認同感,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影響是巨大的.作為法律工作者,應該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最合適的契合點,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中國法治社會.

『伍』 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特點

我認為中國古代法律的主流是刑法，從中國古代千年立法來看，中國強調政府的管理功能。

『陸』 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縱觀中國古代社會，我們會發現從秦漢至明清，中
國的社會性質、政治結構、法律體系並沒有因朝代的更
迭而變化無盡，相反，卻始終處於一種穩定的狀態。這不
得不歸結為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全方位、深層次的影
響。儒家思想的影響一方面積淀為中華民族的深層性
格和心理內核，另一方面鑄就了中國古代輝煌的歷史和
燦爛的法律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傳統法律
文化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精神
品格和制度特徵。
一、「性善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發展的影響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每一個階段的發展，都和當時儒
家思想的發展相適應並受著它強烈的影響與制約。儒家
人性論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哲學基礎，而「性善論」則
是儒家人性論的核心和精髓，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發
展史上影響深遠。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性相近、習相遠」，
意即絕大多數人先天的秉賦和性情相差無幾，但經過後
天的習染，有了善惡之分，慢慢相去甚遠。再加之其一貫
提倡的「仁」，可以看出孔子具有明顯的性善傾向。
孟子本於孔子而又有所發展，明確提出了「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1〕認為
人性本善，猶如水性天然就下。
在「性善」的基礎上，孔孟把誘發人內心固有的良
知、善性看作是治國最根本的途徑，認為人性本善，所
以，人具有自力奮斗、自我救贖的可能性。而善性的不斷
推動，則使人能不斷地把自我生命推到一個新的境界。
這樣，人之拯救的最根本的力量源泉在於自己，在於人
自覺自願為善的本性，自然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規范時，
法律作為外在的強制性規范是不重要的。
於是，孔孟在道德與法律之間選擇了道德，極力提
倡「德治」，力求發揮道德感化作用來緩和社會矛盾，以
實現社會秩序的和諧與安寧，把教化放在首位，並認為
是比刑政更為優越的統治方法，並進一步指出德禮教化
能從根本上禁絕犯罪，是預防犯罪最徹底的方法。
基於性善，孔孟雖輕視法律的作用，但也並不否認
法律的必要性。由於人性常變，道德教化不可能獨當此
任，便需要法律的輔助了。如孔子在聽到鄭國統治者「盡
殺符之盜」的消息時說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以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2〕這里體現了寬猛相濟、道德與刑罰並重的
思想。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總是把德禮教化作為主要手
段，而把政刑作為輔助手段，其作用和目的是促進德化。
然而，法律的輔助作用應該是正輔，不能與德禮教化的
宗旨如仁愛、寬惠相違背。在刑罰的適用原則上主張輕
刑、反對重刑；主張「省刑罰」、「薄賦稅」。於是，孔孟在刑
罰的適用原則上主張輕刑、反對重刑；主張「省刑罰」、
「薄賦稅」。主張輕刑、反對重刑也是儒家與法家在法律
思想上對立的重要標志之一。
對法律作用的相對輕視，使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繫上
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繫上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
繫上強調人治。「禮治」、「德治」和「人治」是

『柒』 古代法律文化特色

古代法律文化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重實體、輕程序」。在該案中葛青天的審案方式極其隨意，以現在的眼光看根本就無視程序的存在，嚴格講全然是違法審判。但在中國古代，無論儒家、法家都認為法律不過是治理社會的工具，執法應該是以能夠立刻實現社會穩定的終極目標為最好。所以類似該案的做法，在中國法制史上並不是孤立的事例。

二是非邏輯性。「中國古代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的是一種實質上的和諧圓融的境界，而非形式上的公平合法，這就造成了中國傳統司法中在一定程度上對邏輯的輕視。」為了實現穩定社會秩序的終極目的，可以採用各種手段。在案件的審理上所體現的就是重視結果、強調結論，崇尚直覺、重於實踐，但對所謂的司法程序及推理證明過程，往往忽略。在古代許多被譽為「青天」的官員（如包公等），在審理案件中甚至使用詐術，以達到一種實質上的正義（前述案例中葛青天使用的也是詐術）。但這卻被歷代人民群眾普遍認可，甚至被認為是「智」的一種表現，被交口稱贊，世代相傳。

三是「重人情」。「中國古代法官在判案過程中也繼承了儒家的天理人情高於邏輯差異的傳統，從不『專決於法而失人情』，明白地主張『官司不當以法廢恩』。」中國古代的司法官員不會想到法律上的救濟與行政上的救濟的區別，為了達到救世的目的，往往從情的角度出發，直接將審判活動當作社會救濟的手段。

『捌』 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形成法治文化

我國古代是家長制的社會形式，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家庭單位，都是實行地位較高的人在管理，不是依靠制度來管理，所以沒有形成法治的文化。

『玖』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

(一） 1、促進城市的出現 2、發展市民文化 3、打破小農經濟視野，促進城市的發展。 （二）第一、以儒家倫理學說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講，傳統中國的主導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居於核心地位。中國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於西方，固然有其具體的歷史條件，但儒家文化的影響起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以儒家倫理學說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具體表現為： 其一，以「三綱」為核心的封建禮教作為指導立法、司法活動的基本原則。漢儒董仲舒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說成是合乎天道的倫理規范，用「天尊地卑，陽貴陰賤」的「天象」說明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從而把君權、父權、夫權神化為不可侵犯的神聖權力。古代法律制度的宗旨就是維護社會倫理秩序，自漢以後，維護「三綱」的封建倫理道德規范紛紛演變為律令。歷代封建法律制度尤其是作為古代法律典範的《唐律》，即被概括為：「一準乎禮」。直到清代末期，統治者仍然宣稱三綱五常，「實為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法之大本」。 其二，貫穿「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為主，德刑並用是統治者所倡導的統治方法。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中，人們注意德、刑的關系與各自適用的范圍。正如《唐律疏議》所宣稱：「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廢。 其三，通過引經斷獄、引經注律等方式使儒家經典法典化。在儒家思想上升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後，不僅「三綱」成為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則，就是闡釋儒家學說的儒家經典也不斷地被人們引為法律適用的依據。西漢中期以降，無論立法與司法都要求「應經合義」。儒家經義既是立法、司法的指導，又是審判的准繩。從董仲舒開始，就不斷有人以「春秋決獄」，即以《春秋》的精神與事例附會法律，《春秋》經義不但成為法律的補充，其權威性甚至還高於法律。董仲舒曾錄《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作為示範，其弟子呂步舒在受命處理淮南王謀反案中，「以處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史記·儒林傳》）。東漢應劭也作有《春秋斷獄》一書。春秋斷獄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重視心理動機的判定，論心定罪。依據《春秋》的經義原則，根據犯罪動機的善惡定罪量刑。後來的儒士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意善而違於法者免，意惡而合於法者誅」。以善惡動機論罪，為人們的主觀臆斷打開了方便之門。引經斷獄的做法在中國古代史延續了六七百年之久，直到隋唐封建法制完善。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