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實行募役法是為了減輕農民勞役負擔，不誤版農時（或保證權農民的勞動時間，促進生產發展）；實行方田均稅法是為了減少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6分）
（2）特點：重視商品貨幣作用。措施：青苗法：限制高利貸盤剝。增加政府收入；募役法：減輕了農民負擔，保證了生產時間。農民負擔仍很沉重，觸動了大官僚、大地主和富商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學生無論選什麼，只要能從成功和失敗兩個方面正確分析，即可得分。）（4分）
（3）士：改革科舉制度；農：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兵：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商：市易法，均輸法。（4分）
（4）蘇軾認為商鞅變法使秦國驟至富強，最後「得天下」，這是客觀的；秦在農民戰爭打擊下滅亡，這是秦施暴政的結果。蘇軾把秦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商鞅變法，這是錯誤的。蘇軾藉此從某種程度上反對王安石的變法。（3分）
（5）平衡各階級的利益，減少變法阻力；加大宣傳力度，統一認識，解決內部紛爭。（答出一方面或言之成理就可以得滿分。）（2分）
C. 王安石變法「 變風俗，立法變」主要有哪三大措施
富國、強兵、取士三大措施。
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等。
成效：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負擔。
D. 簡述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針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為原則,從理財入手,頒布了「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稱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並推行保甲法和將兵法以強兵。變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王安石的缺陷和變法中的種種弊端是主要原因
三大矛盾
1、階級矛盾尖銳：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採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 2、民族對立嚴重：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生多次戰爭。 3、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突出:改革派與守舊派斗爭激烈。
「三冗」危機
1、冗官，北宋政府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採用恩蔭制，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增加，取士人數也增加。 2、冗兵，政府為穩定社會秩序招收流民入軍，軍隊數量增加，軍費增加。 3、冗費，冗官、冗兵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還要給西夏和遼「歲幣」，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一大背景
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鬥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斗爭中常常失敗。 1、北宋政府為了防範武將實行更戍法，頻繁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並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削弱軍隊戰鬥力。 2、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當兵，軍隊戰鬥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為主，根本就打不過北方少數民族的騎兵。 4、武器生產管理混亂，影響軍隊戰鬥力。
編輯本段安石上台
王安石其人
個人簡歷 王安石（1021—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東鄉縣上池村）人，字介甫，晚號半山，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王安石在 宋神宗
青少年時期隨父親到過許多地方，對宋朝的社會問題有一些感性認識。 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鍾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步入仕途 慶歷四年（1044年）進士第四名及第，其後在揚州、鄞縣（今浙江寧波）、舒州（今安徽潛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不僅使王安石深刻地認識到宋朝社會普遍性的貧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認識到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由此王安石進一步認識到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機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分析了宋朝內憂外患交織，財政日益困窮，風俗日益敗壞的形勢，提出了變更天下弊法及培養大批適應變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漢、唐兩代王朝的覆亡為前車之鑒，果斷實行變法。他還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思想。這封言事書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稱贊，卻沒有從最高統治集團中得到任何反應。 文學造詣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著有《臨川先生文集》。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為「唐宋八大家」。
醞釀變法
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 擇術為始。」 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 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編纂《資治通鑒》。
編輯本段實施變法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王安石
一、機構改革
制置三司條例司 熙寧元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置制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 市易法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市易法增加了財政收入。 保甲法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閑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
二、改革稅賦
方田均稅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均輸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出現強制借貸現象，是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內容。 募役法 又稱「免役法」，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僱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使得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了，勞動時間，促進了生產發展，也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三、新修水利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四、軍隊改革
裁兵法 整頓廂軍及禁軍： 一、 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 二、 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將兵法 又叫「置將法」。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素質。 保馬法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余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改革科舉
三舍法 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貢舉法 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斷案。 惟才用人，凡是有志於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
編輯本段變法結果
成效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結果
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隨著改革深入，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發生動搖，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熙寧九年（1076年）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原因
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司馬光曾經多次上書皇帝取消新法。 同時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連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廢除。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也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下列可就四方面論之： (一) 變法事先缺乏宣傳，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在變法的反對陣營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經過足夠的宣傳說服後應該是可以被吸收進變法陣營中的。 (二) 政策執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政策執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合適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例如，蘇軾本來是擁護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很多正確的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採納。 慶歷新政失敗以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統治集團感到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終於掀起一次更大的變法活動。 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他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根本觸及核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詢富國強兵和制勝遼與西夏之策，他們規勸神宗，在20年內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從此不再倚靠這班元老重臣。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召「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的王安石入京，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當時王安石已成為眾望所歸的人物，士大夫們大都以為只要王安石登台執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為了推動變法，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後條例司廢，變法事宜由戶部司農寺主持），並與呂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擬新法，各路設提舉常平官，督促州縣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王安石變法，便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從熙寧二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的8年內，圍繞富國強兵這一目標，陸續實行了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稅、將兵、保甲、保馬等新法。 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項新法的推行過程當中，遂無例外地都遭受到他們的阻撓和反對。到宋神宗逝世之後，哲宗繼位，高太後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掌握了政權，此前的新法便在元佑初期全被廢罷。史稱元佑更化。 變法失敗後四十一年，北宋滅亡（1127）。
反響
元佑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東坡、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不久王 司馬光
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元佑元年二月，罷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十餘年後元佑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王安石下台後，司馬光將宋神宗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給西夏。司馬光將自己國家的領土無償奉送給西夏，這是一種出賣國土、妥協苟安的行為，這不僅在政治上不體面，而且在軍事上也沒有達到結束兵不連解局面的目的。雖然宋朝實行彌兵政策，一再命令守邊將士不要妄動，可是西夏反而認為宋朝軟弱可欺，不斷進攻蘭州等地。 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後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佑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後世評價
明代楊慎的《鉛丹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說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於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 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鄧廣銘、漆俠皆肯定王安石變法。王曾瑜則以聚斂為由，否定王安石變法。然而由於中國古老文化復古情緒嚴重，以及觸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而王安石在史書中並沒有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 台灣學者柏楊先生甚贊王安石改革精神。他在書中這樣寫道：「王安石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與政治家，那個紙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的整頓恐怕早就亡國了——早亡給西夏了，還用不著金國動刀動槍，凡是抨擊王安石最烈的或對王安石人格和私生活最污衊栽贓的，用不著調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賭1塊錢，他準是條大醬缸蛆。」 列寧稱王安石為11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
史學界、學術理論界對王安石及其變法時間褒貶不一。梁啟超則給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評價:「若乃於三代下求萬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學術修養和政治抱負給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 事實上，在梁啟超的時代，中國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覺者已經醒來，於是，王安石就被發掘成變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 那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拋開深刻的社會制度根源，重要的一條是在執行過程中的扭曲，被異化為官員魚肉百姓的「正當」手段，缺乏有效的監督保障。比如，實行青苗法，政府規定利率為20%，官員擅自提到30%，結果新法實行之後連年自然災害，官員逼債，農戶紛紛破產，連富戶也無法倖免；政府要平抑物價、抑制私商，官員就用更壞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場、貨源、價格被政府高度壟斷，百姓被盤剝更嚴重。雖然變法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以民窮為基礎的國富卻難以持續，社會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我發現歷史上很多次變法失敗的原因當中，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只是少數清醒的人從上而下卻脫離基層老百姓的變革，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眾，得不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持和擁護，所謂的改革成果也只會是一堆泡沫，最終飄散在歷史長河中。
E. 評價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時期實行的強制改革
一、王安石變法，史稱「熙寧變法」，在中國傳統的史學評論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如南宋的呂中說，如果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得以「盡行」，則不會有「熙寧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銳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決矣」（《宋大事記講義》卷一）。又說，熙寧時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敦）之法將托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托紹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同上書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說：「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宋論》卷四）王夫之也談到熙寧變法與引用小人的問題，他說：「國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瘧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同上書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秘計於（蔡）京，則安石之所貽敗亡於宋者此爾。」（同上書卷八）按照傳統的評價，一是王安石變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問題，二是它引起激烈的「黨爭」，王安石「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乃至王安石的新黨「愈變愈下」，所以導致北宋的滅亡。
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對王安石評價最高者莫過於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王安石傳》，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
1949年之後，王安石變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評價。如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顯要的位置寫有 「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和唯物主義哲學」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覯作為「王安石的先驅」外，其餘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評價。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時期的「評法批儒」中曾成為中國歷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而在改革開放以後，王安石變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參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我本來對於王安石變法夙無研究，但近幾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寫成《范仲淹與宋學精神》（此文初稿於2003年，有三萬余字，最近發表在《中國儒學》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寧變法的問題。此文第一部分講「范仲淹與慶歷新政」，第二部分講「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第三部分講 「范仲淹與儒學復興」。後一部分曾以《范仲淹與宋代儒學的復興》為題發表在《哲學研究》2003年第10期，前兩部分縮寫成《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兼論二程洛學與兩次「革新政令」的關系》，發表在《中州學刊》2004年第1期（後來又作有《「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補說》，發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認為，宋學精神的真正開創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以及李覯等等是范仲淹門下的「賢士」，占據宋代哲學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學（或理學）是在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的正反兩方面作用下形成的。雖然道學也有歷史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可部分地歸於受熙寧變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對於道學持基本肯定的態度。
宋代儒學的復興本來是針對佛老的，但是熙寧變法之後，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學當作超過佛老的「大患」（《程氏遺書》卷二上：「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可以說，道學的王霸、義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針對王安石新學的，道學與新學的對立以及南渡以後「道學集團」與「官僚集團」的對立（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627頁），是兩宋政治文化發展的一條主線。如果我們仍把占據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學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團」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濁流」，那麼高度評價王安石新學，自然可以文通理順。然而，如果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已是對道學持基本肯定的態度（盡管它也有歷史的局限），那麼把王安石新學依然評價得如此之高，就會陷入思想史評價的扞格難通。當然，對於宋明理學的評價仍是可以討論的，但若棄置這種討論於不顧，只是單方面地高度評價王安石新學，則這種評價只是偏學而已。如果對新學和理學都予以高度評價，同等觀之，兩無軒輊，那麼這也只是迴避矛盾的苟全而已。
我在寫《「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補說》的過程中，想起一句流行甚廣的列寧對王安石的評價，即「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我特意對此作了考證，先是作為此文的一個注釋，後因文字太長而單獨成篇，即發表於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報》史學版的《關於列寧評價王安石的一個誤引》。我認為，那篇文章已經考證清楚了這絕對是個誤引，是普列漢諾夫以此為論據來反對列寧的，而列寧則否認「20世紀的俄國可以同11世紀的中國相比較」（《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頁）。
思想史評價上的矛盾，以及對列寧評價王安石的誤引，只是說明重新評價王安石變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評價則必須根據史料，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二、以往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我認為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是沒有對范仲淹的慶歷新政與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作比較，二是沒有對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轉向作分析。
關於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在此不能作詳述，概括而言之，即慶歷新政是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和經濟等領域。正是因為慶歷新政是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所以宋代的學風為之丕變，「明體達用之學」得以確立並向全國推廣，經學歷史遂由「經學統一時代」進入慶歷以後的「經學變古時代」（參見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0頁）。在范仲淹的周圍有韓琦、富弼等聲氣相通的同僚，有歐陽修與他共進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覯、劉敞、劉牧等一批「賢士」，而范仲淹「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宋元學案?序錄》），以後三蘇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二程的洛學等等都是在慶歷新政的風氣感召之下逐漸形成的（參見拙文《宋學與<宋論 >——兼評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儒林》第一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熙寧變法與慶歷新政的不同在於，它是以功利或財利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說「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我們暫不評價以「理財」為急務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轉向。
范仲淹於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東的青州徙知安徽的潁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潁州文》中說：「嗚呼吾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上嘉曰才，以副樞密……遂參宰相，厘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見，王安石原是與當時的許多士人一樣，奉范仲淹為「一世之師」；他說范仲淹一生「名節無疵」，這也是後人對范仲淹的普遍評價（如《宋元學案?序錄》雲：「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且，他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也作了高度評價。然而到了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面對「黨爭」的壓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評范仲淹「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五）。這是王安石對范仲淹評價的一個轉向。可以想像，當時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為一個假想敵的，而范仲淹如果還活著的話，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兒子范純仁那樣加入「舊黨」。這並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聖三年（1025）作的《奏上時務書》中就奉勸仁宗「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範文正公集》卷七），他在臨終給仁宗上的《遺表》中也痛陳慶歷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授能為樹黨，以敦本抑末為近名。」（同上書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財」 為急務，實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評的「以淺末為急務」，違背了范仲淹的「進賢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張發展農、工、商，他所謂「抑末」是指 「革濫賞，省冗官」和「減徭役」等等，參見其所作《四民詩》和《答手詔條陳十事》）。
王安石於慶歷二年（1042）中進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此書長達萬言，但以往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大多隻集中在此書中的一段話，即：「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這段話是與後來的熙寧變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書》中的枝節之點。此書先講改革的必要，然後講「法先王之政」應該「法其意」，接著就提出：當時如欲「改易更革」，「其勢必不能」，這是因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於是，他向仁宗提出對於人才要「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話，只是在講到「養之」時的一個節目而已。《言事書》的精神是改革必須整飭吏治，「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這是與慶歷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宋仁宗於嘉佑八年（1063）逝世，繼立者英宗在位不滿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繼位。熙寧元年（1068）三月，神宗對文彥博等大臣提出：「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後的熙寧變法實就是稟承了神宗的這個旨意，但這個旨意並未得到大臣們的認同，而逐漸俯從於這個旨意的就是新進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 此時，他所謂「擇術」就是希望神宗「以堯舜為法」（同上）。在此後上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中，王安石勸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為之君」，他先列舉了科舉和吏治等方面的問題，然後才講到「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同年八月，在「理財」的問題上王安石和司馬光發生爭論，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時，神宗口頭上說「朕亦與司馬光同」，但心中已屬意於王安石。
熙寧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神宗問：「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亷恥，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時，王安石的答問仍是以「風俗」「法度」為先。同年三月，神宗顯然想加快對「理財」的部署，他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答：「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同上）此時，王安石已有了「理財」的方案，但他仍考慮「國體」和「先後緩急」的問題，即認為應以「任賢」和「禮義教化」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八人中不僅有胡瑗門下高弟劉彝，而且有程顥。程顥在熙寧元年就向神宗上《論王霸札子》和《論十事札子》，即主張變法。正如後來朱熹所評論：「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朱子語類》卷一三○）
引起政爭和以後激烈黨爭的是在同年七月頒布均輸法，九月頒布青苗法。這兩部「理財」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馬光、范純仁、曾公亮、趙抃、富弼、韓琦，以及蘇轍、蘇軾、程顥等朝臣的反對，而王安石則「排眾議行之甚力」，並且「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呂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新法的反對派則或罷貶或辭職，「諸公始退散」。
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對神宗說：「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未暇理財而先舉事則事難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口頭上都與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轉向至此而完成。對於這一轉向，呂中評論說：「夫安石初意不過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也。」（《宋大事記講義》卷一）王夫之評論說：「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涖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論》卷六）呂中的評論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寧變法的以「理財」為急務，並非王安石的先隱後彰，而是王安石逐漸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嚴格地說，熙寧變法應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這樣就可以解釋，在熙寧九年王安石被罷相以後，神宗在元豐年間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豐八年（1085）一死方休，故熙寧變法又稱「熙豐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財」為急務，並不是以發展經濟或「解放生產力」為急務，而是以解決「國用不足」或「府庫不豐」的問題為急務。若其重視農田、水利，則已早見於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參見其「厚農桑」條的「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程顥等也曾參加了熙寧二年的視察農田、水利等，這是不會引起朝臣的爭論以至黨爭的。
引起爭論的是均輸法和青苗法。所謂「均輸法」主要是設發運使官，掌管東南六路的稅斂、糴買、上貢物品等，「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以緩解國家「財用窘急」的問題。「青苗法」則是由國家在春夏糧食未熟時借錢給農民，待收成後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隨原有的夏秋兩稅還納，這被認為是「散惠興利」，抑制兼並，而「其實不過是朝廷按當時一般的利率來放高利貸」（參見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頁）。均輸法一出，知諫院的范純仁就奏請罷均輸法，說均輸「將籠諸路雜貨，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並批評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卷五十八）蘇轍也抨擊均輸法，謂 「法術不正，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欒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青苗法頒布後，宰相富弼稱病辭職。司馬光與呂惠卿爭於朝： 「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宋史?司馬光傳》）韓琦也諫止青苗法，說這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並、濟睏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馬光在《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評青苗法的執行，出現「不問民之貧富」而強行「抑配」（攤派）的情況，又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貧者得錢後無力償還，「吏督之急」則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這樣下去會使「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司馬溫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與王介甫書》中批評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炫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並告誡王安石，「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書卷六十）。司馬光的告誡後來還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應驗了，《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載：「初，呂惠卿為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為也。……（荊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為惠卿所誤。」《宋史?呂惠卿傳》也記：「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
程顥在均輸法、青苗法頒布後便與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狀》）。所謂 「輔臣不同心」，就是當時的新法引起政爭；王安石為推行新法，「舉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曉財利之人」，此即「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程顥認為，在「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謂不可」的情況下，變法是難以達到「興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設令由此僥幸，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顥反對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張撤免擾亂地方的「提舉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參見《程氏文集》卷一《諫新法疏》）。當時，二程和張載等人主張「復井田」，這是一種帶有均田或土地國有性質的道德理想主義改革方案，說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說他們代表「豪族地主集團」的利益則是沒有根據的。
在《列寧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這是普列漢諾夫「從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埃?雷克呂的地理學著作中摘引」出來的，並以此為論據來反對列寧的「土地國有」主張。其對王安石變法的誤解是顯而易見的，其實，在思想上有主張「土地國有」因素的並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
三、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可以從思想傳統和歷史現實兩個角度予以評價。
從思想傳統的角度說，關於王安石變法的爭論顯然受到儒家的「體用」「本末」和「義利之辨」思想傳統的影響。王安石也是這個傳統中的一份子，這從他所謂「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禮義亷恥，由君子出故也」，以及「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雲雲，可以看出來。但當他在行動上和口頭上轉向以 「理財」為急務時，他就違背了儒家的這個傳統。而深受這個傳統影響的多數朝臣反對熙寧變法，從儒家的價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國的「國體」來說，「正義」顯然不在新黨方面。這個傳統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寧二年三月以前的說法來反對自己，當他在變法的過程中又用精心炮製的《周官新義》來為「理財」作合理性辯護時，那也是徒勞的。
從歷史現實的角度說，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要解決當時宋朝所面臨的嚴重危機。這種危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國用不足」和士風不正、吏治腐敗。范仲淹在《奏上時務書》中說：「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在范仲淹看來，「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他認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須首先「舉縣令，擇郡守」，「慎選舉，敦教育」，這樣才可以解決「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問題（參見《範文正公集》卷八《上執政書》）。范仲淹的這個改革思想本來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這也就是他在給仁宗上的《言事書》中所說，當時如欲「改易更革」，「其勢必不能」，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後來熙寧變法的失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舉官以多貸為有功，不問民之貧富，強行「抑配」，各級官吏則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與民爭利，搞得「紛紛擾擾，莫安其居」。這就是說，當時的熙寧變法起碼應該考慮「理財」和任賢授能、禮義教化如何協調並進的問題。而宋神宗卻一味地強調「當今理財最為急務」，王安石也俯就、迎合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間的政爭以至黨爭。
熙寧變法在「理財」方面，特別是它也曾頒布了「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並非沒有成效，這在鄧廣銘先生書的「為天下理財的成效」一節已有較充分的表述（參見《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頁）。但從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效果或「實踐標准」（參見同上書第9頁）來考慮，我認為仍不能對它作出積極肯定的評價。
首先，把熙寧變法的反對派都說成是「保守派」，把「新黨」與「舊黨」之爭說成是社會發展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斗爭」（參見同上書第314頁），我認為是難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這樣的帶有「階級之間斗爭」色彩的簡單判斷，那麼熙寧年間的「輔臣不同心」「睽戾不一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強力推行新法，致使舊黨「諸公退散」，新黨又越次提拔了一些並非品學兼優的「曉財利之人」，這就在變法的時機、策略和用人路線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為以後更加激烈的黨爭以及新黨的「愈變愈下」埋下了禍根。
其次，熙寧年間的黨爭本來是程顥所要避免的，他與王安石「雖道不同」，但與之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荊公）與言者為敵矣」（《明道先生行狀》）。程頤後來反省說：「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也說：「王介甫性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屈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五）此次黨爭之害，是在熙、豐年間舊黨全被貶逐，而其遺禍則是在神宗死後，司馬光執政，盡力排除新黨；哲宗親政後，新黨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後執政，把舊黨全都打入元佑黨案；而元佑黨案又為南宋的慶元黨案開了先河，這兩次黨案乃「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宋元學案?元佑黨案》）。從熙寧黨爭到元佑黨案，新、舊黨「亦須兩分其罪可也」，但新黨的責任畢竟要大一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評價的王安石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剛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義觀點」，但在君主集權的政治制度和「輔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勢下，此「三不足」說所起的作用並不都是積極的。如在廣開言路方面，呂中評論說：「熙寧之初，言者何多；熙寧四年以後，言者何少。當（熙寧）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猶有爭新法之風……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遠』之說，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氣塞矣。」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四）在《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中亦載有：「金陵三不足之說……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直到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也仍認為「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 （《讀通鑒論》卷二十九）。
最後，也是我最遺憾的一點是，熙寧變法從反面刺激了道學的發展，而道學的歷史局限性又影響了元明清三代的發展。例如，范仲淹在《遺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慾」，可見「人慾」在那時候是個積極肯定的詞彙，但後來道學家針對熙寧變法和「君心之非」，嚴格地分辨王霸、義利、理欲，以致後來「存天理，滅人慾」竟然成為一個普遍的教條。再如，慶歷時期的「明體達用之學」，除了重視「明體」「經義」之外，也是重視「達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如此發展下去，則中國不難產生「技術專科」性質的學校。但熙寧變法以後，黨爭日烈，道學家更重視王霸、義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為根本或前提（參見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學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書院揭示》，道學家的書院已只重視「明人倫」，而沒有「治事」之齋了。這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消極作用，雖不能直接歸咎於熙寧變法，但我痛為慶歷新政的夭折而惜也。
F. 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翻譯
譯文：改變過去的風俗，樹立新法並大力推行，這就是現在最急迫的事情。
G. 商鞅變法中的內立法變的內容
是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這就從法律上維護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於地主經濟的發展。
二是獎勵耕戰，包括獎勵耕織和獎勵軍功兩方面的內容。獎勵耕織就是獎勵一家一戶的男耕女織的農業生產，以生產糧食布帛多少為標准，凡是努力耕織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這就促進了小農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保證了封建國家的財源和兵源。獎勵軍功，規定軍功以在前線斬得敵人首級多少來計算，按照軍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貴族凡是沒有立軍功的就沒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權。這就嚴重地打擊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鼓舞將士勇敢戰斗，加強了秦軍的戰鬥力。
三是普遍推行縣制，由國君直接派官治理，使縣成為直屬於國君的地方組織，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
H. 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翻譯
改變過去的風俗,樹立新法並大力推行,這就是現在最急迫的事情。
出自《宋史·王安石傳》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分下。
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余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
譯文
北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皇上對他說：「人們都不了解愛卿你的才能，都以為你只懂得經理學術，不懂的政治事務。」王安石回答說：「經術學問正是用來處理政務世事的，只是後來很多所謂「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為經學不能輔佐治世罷了。」皇上問：「既然這樣那麼你最先開始的施政措施是什麼？」王安石答道：「改變劣習風俗，樹立法規，是現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認為是對的。於是開設增置三司條例司機構，任命他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一並負責。而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等變法相繼開始實施，號稱新法，派遣提攜推舉各類官員四十餘人，分派頒布執行新法。
王安石性格倔強剛愎，遇事不管對與錯，都堅持自己的意見，執意不肯改變。到議論變法時，在朝百官都持不能變法的意見，王安石陳述儒家經義，提出自己的主張，辯論起來動不動就是好幾百字，大家都駁不倒他。他甚至說「天災不足以畏懼，祖宗不足以效法，人們的議論不足以憂慮」。朝廷內外老成持重的人幾乎都被王安石解除官職了，他大量起用自己門下輕薄而有點小聰明的年輕人。王安石當了很長時間的宰相，因為旱災而引退，等到再擔任宰相，只過了一年多就被罷免了，直到神宗朝結束，也沒有被再召回朝廷，前後共八年。
I.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員數目持續膨脹激漲，真宗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內外官已達一萬多人，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3年）達兩萬多人，「十倍於國初」，導致冗官、冗費激增，執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班僅庶僚，非有殊跡，亦被橫賜。」，保守主義盛行，不得不與豪,強,地,主妥協，土,地,兼,並日益嚴重。土,地,兼,並,迫,使,農,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北宋初年給予軍、公,人,員極大優惠和特,權，可免除差役和賦稅。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仁宗慶歷年間（1041年－1048年）軍隊人數是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使得,軍,事,費,用增加，「養兵之費，在天下據七八。」，將不專兵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游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英宗治平二年，歲入達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之巨，官費、軍,費等支出卻達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很明顯是入不敷出。使得北宋的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真宗朝有李順、張余等領導益州賊亂，之後，持續爆發小規模的匪,亂，「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
神宗熙寧元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細項如下：
經濟方面：
制置三司條例司
神宗熙寧元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
均輸法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負擔。
青苗法
神宗熙寧二年實行青苗法，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 (青苗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
農田水利法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募役法
又稱「免役法」，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僱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
方田均稅法
神宗熙寧四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
市易法
神宗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
軍事方面：
保甲法
神宗熙寧三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閑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此制度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相當於現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頓廂軍及禁軍：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置將法
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質,素。
保馬法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余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
神宗熙寧六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制,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教育方面：
太學三舍法
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貢舉法
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即死記硬背之道理）、存進士，神宗熙寧三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神宗熙寧四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王安石急於求成，推行過急，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
韓琦在神宗熙寧三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神宗熙寧六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
神宗熙寧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
神宗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詩：「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天，曹太皇太後與高太後哭勸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寧九年，王安石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熙寧變法」以司馬光的「元祐更化」結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元佑元年二月，罷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後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下列可就五方面論之：
政,策未能對症下葯：王安石鑒於慶歷新政的失敗原因在於官,僚,集,團的反對，改,革不及於官,僚,體,制。因此王安石的變,法所針對的只是皮毛，遠未到核心問題——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則是因為冗官。財,政問題解決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針對支出太多問題，反而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如此則不能解決財,困。又如軍,事,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非針對到宋朝的軍,事,死,穴——強干弱枝、重文輕武政,策。不過元豐官,制,改,革重點在解決兼職暫代導致的冗,官問題，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政,策本身之缺點：如青苗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
托古改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於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於「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於先王之農為兵，市易法比於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王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任用非人：王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於是投機份子章惇、呂惠卿、沈括、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質。
歷代評價：
明代楊慎的《丹鉛總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贄評價：「（王）安石欲益反損，使（宋）神宗大有為之志，反成紛更不振之弊。此胡為者哉？是非生財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財之罪也！」
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說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神宗熙寧八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於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鄧廣銘、漆俠皆肯定王安石變,法。王曾瑜則以聚斂為由，否定王安石變,法。
2008年，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結束後接受記者訪問時，曾引用「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句話來表明他實行改,革的決心。
列,寧誤認為王安石變,法曾實行過土,地,國,有的措施，因此稱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
王安石父親為都官員外郎王益。王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寫文章時動筆如飛，看到的人皆佩服其精妙。19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游歷，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於宋仁宗慶歷二年高中進士第四名，簽書淮南判官，去鄞縣當知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嘉祐二年，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師。
嘉祐三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嘉祐五年，為三司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宋神宗久慕其名。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為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即人間不關天，帶唯,物,主,義,色,彩。祖宗不足法，強調社會在變,革發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
1069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在中央設立改,革,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推行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舉,制,度，不再注重詩詞歌賦；改,革,官,制，加強尚書省實權，裁冗官；改軍制，進行火器開發，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練兵。1070年升任宰相(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西,夏,戰,爭轉守為攻。
變法一開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強烈抵制，在政,府,機,構,改,革,推行難度大，又急於求成，地,方,官,員帶抵觸地執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舊黨首領司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
《宋史》上說：「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後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陣腳不穩。終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
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首領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在兩太皇太後的支持下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從此新舊黨爭不斷。變,法,失,敗,後，安石則退居江寧，司馬光的行動對他打擊很大。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宋哲宗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遭逢貶謫他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