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中國制度話語與實踐

㈠ 什麼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顧名思義，法治就是"法的統治"。法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 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作為反映社會主體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並在全社會得到有效的實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貫徹。

法治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式, 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 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 這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 不是靠掌權者的威嚴甚至特權, 不依個人意志為轉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中國，"法治"和"依法治國"這兩個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國實際就是法治的另一種表述，二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要全面認識法治的內涵，必須對法治與法制、法治與人治、法治與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們之間的關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與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與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民主促進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強調用法律治理國家，而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超然於政治體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與此同時，法治通過規范政治行為、協調政治關系、解決政治問題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參與性以及民主權利的實現，促進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運行。

（二）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

法治，對於限制政府公權力，保障公民私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二、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1)法治在中國制度話語與實踐擴展閱讀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

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

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法治是依據法律的治理。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總的來說就是法治包括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和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也就是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㈡ 依法治國的內涵及在中國的實踐

內涵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專各種途徑和形屬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深刻理解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應注意把握：依法治國的主體是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也就是黨領導人民實行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客體是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依法治國就是要保證對所有這些事業、事務的管理工作都要依法進行。依法治國所依的法，最重要的是憲法和法律。我國憲法和法律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利益、人民意志的統一。

㈢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對法治實踐有哪四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答: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法的理論同中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實踐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 一是依法治國的理念。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要求政法機關和政法幹警必須不斷提高法律素養，切實增強法制觀念，堅持嚴格執法，模範遵守法律，自覺接受監督，時時處處注意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二是執法為民的理念。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各項政法工作中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三是公平正義的理念。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線，是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首要目標。要求政法幹警必須秉公執法、維護公益、摒棄邪惡、弘揚正氣、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堅持合法合理原則、平等對待原則、及時高效原則、程序公正原則，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四是服務大局的理念。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要求各級政法機關和政法幹警，必須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大局開展工作，立足本職，全面正確履行職責，致力於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努力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 五是黨的領導的理念。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要自覺地把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統一起來，把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嚴格執法統一起來，把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與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統一起來，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忠實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使命。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下本質要求： 一是必須反映和堅持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符合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堅持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堅持執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堅持平等、自由、正義、效率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的價值追求。 二是必須反映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體現人民主權原則，確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反映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始終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永恆的價值追求。 三是必須反映和堅持黨的領導。在我國，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偉大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 四是必須反映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特別是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思想道德和價值觀的要求。 五是必須反映和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原則要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形成和發展必須吸收人類法治文明的優秀成果，但不能照搬照抄國外的模式。這是一個基本政治原則，也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具體體現。脫離中國國情，不從中國的經濟社會狀況、歷史和現實狀況出發，盲目照搬照抄國外的東西，不僅不會起到積極作用，甚至會給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乃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不良的後果。 六是必須反映和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一種先進的理念，應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作為意識形態，應當不斷適應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個領域都發生了並將繼續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下，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始終充滿生機活力。 按照這些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的內容。這五個方面，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這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在總結長期的執政治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的基本治國方略。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和發展目標，依法治國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新任務促使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三個代表」等重要思想應運而生，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依法治國的內涵。在新的形勢下對依法治國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解和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依法治國不僅是治國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們黨的重要價值目標 法治是一種治國之道，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觀念，法治或人治的取捨實質上是一種價值選擇。黨的十五大報告把依法治國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依法治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並被視為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不僅是我們黨就治國方式作出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決策，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把法治設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意味著法治不僅被當作一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為黨和國家所追求的一種價值觀念。 二、依法治國在本質上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標和要求相一致 法治是被世界各國長期的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有效辦法，是全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進步。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法治針對的是權力的濫用，它反對特權，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法治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因此，依法治國本質上反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徑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可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是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也是衡量我國法治建設成敗得失的標准。我們立法和執法的整個過程都要體現和服務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有機結合、辯證統一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主要表現為「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的核心內容是領導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掌管國家權力，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基本職能是立法和監督法律的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通過人大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黨組織推薦的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須經人大認可。黨領導、指導立法，但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依法治國既保證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又要求黨通過法治來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從而避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必須服務於人民當家作主。在當前的情況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關鍵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其職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 四、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執政 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標志著我們黨執政方式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方式的重大發展和轉變。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堅持依法執政，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並把依法執政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一起作為我黨執政黨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和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在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骨幹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這就意味著，我國能否實行依法治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黨及其廣大黨政幹部能否做到依法執政。當前，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 五、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 以德治國的基本含義和要求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道德和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中要組成部分，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培養和提高社會成員的修養和思想覺悟。兩者具有共同的社會目的，即維護社會秩序，保證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就是把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緊密結合起來，共同服務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經濟文化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就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而言，法治與德治歷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到德治和法治並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片面強調法治而忽視德治的思想是錯誤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為基礎，良好的道德風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會基礎，只有法治和德治並舉方可長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治國安邦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

㈣ 法治中國的法律制度

中國把消滅貧窮落後，讓每個人享有充分的人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不懈的奮斗目標。中國發展人權事業的基本立場是：堅持生存權、發展權的首要地位，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同時不斷發展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努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以憲法為根本依據，中國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人權保障事業不斷法律化、制度化。
生命權的法律保障。中國重視對公民生命權的保障。《憲法》、《刑法》、《民法通則》等法律對保障公民生命權作了基本規定。《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對保護勞動者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出規定。根據本國情況，中國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堅持「少殺、慎殺」的政策，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確保死刑僅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中國《刑法》還規定了有利於嚴格控制死刑適用的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制度，以減少實際執行死刑的人數。
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禁止非法檢查公民的通信。《刑事訴訟法》明確禁止刑訊逼供，對於拘留、逮捕、搜查取證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強制方法和手段，規定了嚴格的法律程序。《刑法》對於司法人員的刑訊逼供罪也專門作了規定。《立法法》和《行政處罰法》還規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均不得設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國務院於2003年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同時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民法通則》規定了公民的姓名權、名譽權、肖像權等各種人格權。
平等權的法律保障。中國憲法確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平等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在適用法律時，對於任何人的保護或者懲罰，都是平等的，不因人而異；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憲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規定，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政治權利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立法法》規定，只有法律才能設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選舉權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權利。憲法和法律規定，年滿18周歲的中國公民，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外，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根據《選舉法》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選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聯名，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並與政黨、社會團體推薦的代表候選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職領導人員，一律由差額選舉產生。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人民政府正職領導人員、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也由差額選舉產生；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憲法和法律還保障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選舉法》、《集會遊行示威法》等法律以及有關出版、社團登記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規，為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制保障。國務院頒布的《信訪條例》，通過強化政府信訪工作責任來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權利。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國務院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依法保護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為了尊重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護和管理境內外國人的宗教活動，依法保護境內外國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國宗教界進行的友好往來和文化學術交流活動，1994年國務院還頒布了《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
勞動者權益的法律保障。《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就業促進法》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等法律法規，規范和促進了就業，合理界定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權利和義務，維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工傷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以及《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等法規、規章，保證了勞動者在養老、失業、患病、工傷和生育等情況下能夠享有必要的物質幫助。《殘疾人就業條例》、《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法規和規章，對不同類型弱勢群體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給予特別保護。
經濟、社會、文化和其他權利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物權法》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母嬰保健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加強對特殊群體的保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等法規，規定對城市貧困人口和農村無勞動能力、無收入來源又無人贍養、撫養、扶養的農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軍人撫恤優待條例》和《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等法規，規定了國家對退役和傷亡軍人及家屬的撫恤優待制度。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義務教育法》強化了國家保障義務教育實施的責任，將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范圍，保障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憲法》還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中國參加了22項國際人權公約，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中國政府認真履行所承擔的相關義務，積極提交履約報告，充分發揮國際人權公約在促進和保護本國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

㈤ 論述依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

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

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國（法治）；另一種是專橫非法、為所欲為的方法，即以人治國（人治）。要法治還是人治，這是任何政治體制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體現。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國家最初是相對於「警察國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從而使權力和權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國家類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指依靠正義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配置的國家類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是巨大的：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國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國強調法的一般性規則對每一個人的平等適用，以人治國主張國家政策因人而異；依法治國推崇法律的權威，以人治國推崇個人權威。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居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1. 多數人的意見不會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壞的；聖人的意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因為在作出決策時，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無法去除，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實現；法治考慮的是法的規定而非個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
3. 依法治國，必然對公權力有完善的監督體系，能有效防止個人專斷和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4.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經濟，要求主體平等、產權明晰、交換自由、私權神聖，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5.依法治國是社會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國，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國要建設民主政治，就必然實行依法治國。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卻是萬萬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法者，國之權衡」。

二、中國實施依法治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依法治國雖然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要求，但不同的國家受不同的國情與歷史傳統的制約，其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完全一樣。針對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行政權歷來為中國政治的中心等特點，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依法治國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核心。《憲法》序言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因此，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也就成為空談。
2. 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原則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保障，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統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權嚴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權的范圍內，才能使人權被推崇、被保護。

三、我國依法治國的進步表現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目標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進步。
1. 依法治國入憲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國家也不多。這充分說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與信心，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
2 .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規則，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嚴禁刑訊逼供，拆遷中保障民眾利益，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公開舉行聽證等，無不體現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1997年3月14日修訂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類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使我國刑事法律在注重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注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從而確立了「疑罪從無」、「無罪推定」規則，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進步，體現了1993年3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保護人權的司法思想。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無罪推定』被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權的邏輯起點。」
「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檢察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夠充分確鑿、不足以形成對指控犯罪的確證，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與否，從而推定被告人無罪，對被告人作出無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核心實則是『疑證從無』，有了『疑證』才會有『疑罪』。因此，對於刑事證據來說，『疑證』就一定要『從無』，這樣才能避免錯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疑罪從無」是從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項規則，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開處理大會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據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解釋：所用頭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專門訂制的棉質頭套，在透氣性和舒適性方面都非常講究。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法的表現，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措施。
拆遷關系著千家萬戶，在拆遷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建設部2003年12月3日發布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條規定：「拆遷估價應當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合法的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拆遷估價活動和估價結果。」2005年8月1日，為了動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蠻拆遷損害民眾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被拆遷者不服拆遷裁決可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議制度，開創我國聽證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第五章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從此，「聽證」一詞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治實踐。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把聽證程序引入我國行政決策領域。發展到今天，對於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相關行政機關都會舉行聽證會，以廣大民眾的意見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眾主張有條件地開禁，為此，北京市於2005年8月14日舉行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並將聽證報告向社會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發展，如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官員問責制度的確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等。
輿論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可以從一個側面衡量依法治國的進程。當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在民主化進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災難性突發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敗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賴於新聞媒體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
官員問責制度是一個國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從2004年4月起，「引咎辭職」、「官員問責」已成為中國社會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僅2004年一年，從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員丟官於「官員問責」，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又有大型國企負責人，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官員問責制度，從邏輯關繫上說，包含了三個概念：權利；責任；問責。而權利，是指「老百姓擁有的問責政府的權利」。官員問責制度表明一個官員不僅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公眾越能更多地影響官員的去留，民主之風越盛，依法治國越有成效。
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剛解放時就已出現，如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進入21世紀，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全國人大繼承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的光榮傳統，對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法律，將草稿公之於眾，廣泛聽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見，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討論，今年的物權法大討論。全民參與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見，充分反映了我國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取得的成就。
綜上所述，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

㈥ 德治與法治在中國的實踐

在我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法制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素質逐步提高，人本意識也不斷加強，對於市場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出現的一系列丑惡現象，黨和國家有關部門一方面加強正面宣傳和治理力度，從嚴打擊少數犯罪分子，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fa)另一方面強化道德意識，倡導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的巨大勸導力，感召力作用，不斷尋找二者相結合的最佳載體形式。如「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的「兩思」教育、「五好家庭」的評定、英雄選進事跡報告等，正是不斷加加宣傳的結果。(de)這不僅體現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也體現了矛盾兩點論的辯證法原理，是抓重點、樹典型、促次要、保全面的表現形式。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在強調法治，視法律為治國的最高原則，同時也紛紛講求道德的作用。當今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不僅用法律規范市場秩序，而且重視用道德調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他們在法治與德治的結合上，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國學習借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比較重視由政府來推行道德建設。大體上有兩種做法，一是由國家制定統一方案、政策和設置專門結構，統一進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國、新加坡等國家採取這一方法；二是由國家制定政策，僅僅規定德育的目標。至於具體的道德教育工作，則由相關機構、部門根據對象與工作性質，自由實施，不作強行規定。美國、加拿大、北歐一些國家採取這一方法。還有一些國家採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准則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使道德規范能夠在國家強制力的保證下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更好的調節作用。 世界各國中，治理國家講求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很大程度得益於法治和德治的結合。新加坡倡導儒家思想治國，同時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法律，其中，將很多道德性要求納入法律規范，如新加坡法律規定，隨地吐痰一次，罰款70新元；上公共廁所忘記沖馬桶，初犯罰款150新元，再犯罰款500新元，這相當於普通工人月工資的三分之一；等等。這表明，在新加坡，法律與道德既相互滲透，相互配合發揮作用，又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使人們的日常行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㈦ 中國古代的德治與法治在社會實踐中的具體表現是什麼：

在我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法制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素質逐步提高，人本意識也不斷加強，對於市場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出現的一系列丑惡現象，黨和國家有關部門一方面加強正面宣傳和治理力度，從嚴打擊少數犯罪分子，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fa)另一方面強化道德意識，倡導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的巨大勸導力，感召力作用，不斷尋找二者相結合的最佳載體形式。如「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的「兩思」教育、「五好家庭」的評定、英雄選進事跡報告等，正是不斷加加宣傳的結果。(de)這不僅體現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也體現了矛盾兩點論的辯證法原理，是抓重點、樹典型、促次要、保全面的表現形式。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在強調法治，視法律為治國的最高原則，同時也紛紛講求道德的作用。當今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不僅用法律規范市場秩序，而且重視用道德調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他們在法治與德治的結合上，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國學習借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比較重視由政府來推行道德建設。大體上有兩種做法，一是由國家制定統一方案、政策和設置專門結構，統一進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國、新加坡等國家採取這一方法；二是由國家制定政策，僅僅規定德育的目標。至於具體的道德教育工作，則由相關機構、部門根據對象與工作性質，自由實施，不作強行規定。美國、加拿大、北歐一些國家採取這一方法。還有一些國家採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准則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使道德規范能夠在國家強制力的保證下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更好的調節作用。

世界各國中，治理國家講求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很大程度得益於法治和德治的結合。新加坡倡導儒家思想治國，同時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法律，其中，將很多道德性要求納入法律規范，如新加坡法律規定，隨地吐痰一次，罰款70新元；上公共廁所忘記沖馬桶，初犯罰款150新元，再犯罰款500新元，這相當於普通工人月工資的三分之一；等等。這表明，在新加坡，法律與道德既相互滲透，相互配合發揮作用，又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使人們的日常行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內容是什麼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理論思想體系,涉及政治哲學、法哲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有關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政黨觀、民主觀、法律觀、法治觀、人權觀、平等觀、正義觀和權力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等。(2)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社會主義法治意識、社會主義法治觀念、社會主義法治價值、社會主義憲制和法治原則、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社會主義法治學說等。(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等。(4)公民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態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情感、法治認知、法治立場、法治信仰等。(5)關於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價值、功能、原則、學說、方法和知識等的理論。
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制度規范理論體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規范、法律體系、法治體系、法治程序、法治結構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1)關於國家憲法和憲制的理論,如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的理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社會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理論,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制度、人權保障制度、立法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的理論。(2)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如憲法實施監督體系、法律法規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等的理論。(3)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執法制度的理論,司法權、司法體制、司法程序、法律監督體制、公正司法制度、依法執政體制等的理論。(4)關於法治的一般制度、體系、程序、規則、規范和架構等的基本原理。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踐運行操作理論,涉及法治原理的應用、法治行為、法治實踐和法律制度運行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設各個環節的理論。(2)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依法治軍、依法辦事等法治實施各個方面的理論。(3)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法治經濟、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發展各個領域的理論。(4)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等依規治黨和依法執政的理論。(5)關於法治運行實施的一般規律、特點、機制、行為、方式等的基本理論。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相關關系理論,涉及法治存在發展的外部關系,涉及法治與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共同存在等現象及其內容,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的關系:(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系。(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諧社會、先進文化和生態文明的關系。(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道德、紀律、政策、黨內法規、習俗、鄉規民約、社會自治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公正、安全、秩序、尊嚴、和諧、權威、平安、幸福等的關系。(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促進發展、維護穩定、構建秩序、化解矛盾、解決糾紛等的關系。(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政黨、宗教、以德治國、依規治黨、國家治理現代化、良法善治等的關系。(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人類法治文明、西方法學理論、中華法系文明、國際法治理論、全球化法治進程等的關系。

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的三個方麵包括哪些

一個是堅持黨的領導，一個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個是貫徹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權理論。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這三個方面，規定和確保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內在屬性和前進方向。

(9)法治在中國制度話語與實踐擴展閱讀

在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的實踐過程中，我們黨提出了關於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這個法治理論，科學回答了中國要不要搞法治、搞什麼樣的法治、怎樣搞法治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是指引中國法治建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指南針和導航儀。

㈩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