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兩難鐵軌

㈠ 心理學助你解開【有軌電車難題】

小友說：李安執導的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提到，在遇難船隻的救生艇上，生還者迫於飢餓，會有人吃掉更孱弱的他人的現象，盡管駭人聽聞，但歷史上也不乏類似真實事件。要麼違反習俗活下去，要麼一起餓死，這怎麼辦？這類問題怎麼剖析才對？

開始前，請思考兩個非常短的問題。不感興趣請隨意跳過這兩行，么么噠。

1. 道德是啥？（此處省略一萬字哲學論證）

2. 我們為啥要研究道德？

接下來就進入正題。

1、是否貼近實際生活

在一項道德兩難判斷中，當被問及「喝酒後如果你沒醉，你會駕車嗎」時，正在酒吧喝酒的大學生更容易選擇「可以駕車」，而當時沒在喝酒的被試更容易選擇「不可以駕車」。

顯然，更當下實際生活更接近的道德兩難事件，更容易讓被試產生利己的判斷。

2、主人翁是不是自己

對於前文提及「小明為找房插隊」的故事，研究者還發現：主人公是「你」，比起主人公是「某個人」時，更多人傾向於選擇「可以插隊」。人稱的變化可以讓被試涉入情境之中，也即讓他們的情境捲入程度更高，做出功利主義判斷。

3、情境身份的熟悉度

對於「用公家車送孩子上學」的事情，政府管理人員的捲入程度就比高校教師更深，作出功利主義判斷的可能性就更高。而對於「幫同學考試作弊」的情況，大學生的捲入程度要遠遠高於教師。

也就是說，當呈現的道德情境是被試當前正經歷的生活事件，和ta利益相關，情境捲入程度就越高。

4、種族

人們會對本民族的人更為關注和敏感，種族偏見或納粹主義是影響道德直覺的最重要的因素，這種關系對認知的影響深遠，在此不詳述。

5、血緣關系

我們我們更傾向於給自己喜歡的親屬、朋友或同事提供幫助，對於他們的同理心也更強，而不願意幫助不喜歡的人。我們會認為自己親近的人比其它人有更多積極正面的人格品質，相應地，也對他們更為寬容和同情。

在是否救助不同人的道德兩難情境中，我們對於直系親屬需救助情境的捲入程度更高，對其境遇更為關心和敏感，表現出了顯著的偏見效應。而旁系親屬獲得分配的認知資源（如關注度）相對減少，需救助的陌生人則是獲得認知資源最少的（唉……）。

6、時間長度

Renata 和 Ralph 的研究結果發現，如果考慮時間更充足（3分鍾），人們會比時間有限時（8秒內）更傾向於做出功利性選擇。

7、權力大小

在沒有情境捲入，即發生的事件和自己正在經歷的事情沒啥關系時，高權力者傾向於用基於規則的方式（道義主義）進行道德判斷，低權力者則傾向於用基於結果的方式（功利主義）進行道德判斷。

然而研究表明，當情境捲入程度高，事件越能貼合自己的親身經歷，高權力者越會轉向低權力者的選擇，也即功利主義傾向增高。

（彈幕小友：這是在說……道德判斷最終都取決於和自己利益相關程度嗎？）

大家也看到了，情感和理智難以分割地聯系在一起。起碼在大多數時候是這樣。對於電車問題，也許永遠沒有正確答案。但深入思考「電車難題」，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生活中的兩難情境（不僅僅是女朋友和媽掉水裡救誰的問題）。

我們的道德判斷，往往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客觀。同樣，他人也是。所以，或許我們可以少說別人「兩套標准」，因為那確實取決於對方的捲入程度高低；我們也該避免站在道德制高點批鬥他人是非，因為，總有一個兩難情境也會令你猶豫，甚至作出看似「迫不得已」的功利主義選擇。

對此，你怎麼看呢？

— 友心任務 —

思考題

說到道德兩難，砍妹不得不推薦一個世界舞台上經久不衰的作品——迪倫馬特的《老婦還鄉》。作為一隻心理學狗，第一次看到這部戲，便意識到它主要戲劇沖突的內核正是大名鼎鼎的「道德兩難問題」！

在後台回復 「道德」 就能獲取這個震撼人心的戲劇故事梗概啦~ 簡直完美融會貫通了本文所闡述的內容，將各種因素對道德判斷的影響刻畫得淋漓盡致。

感興趣的話，不妨一讀，看看哪裡寫得符合科學研究、哪裡寫得不太合理吧！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感想，或是安利其他類似的作品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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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友心人原創出品，轉載前請聯系[email protected]

作者｜砍妹

武漢大學心理學學士，知乎專欄@文藝的哺乳動物。

引用文獻：

1.謝熹瑤，羅躍嘉，道德判斷中的情緒因素，心理科學進展，2009，Vol.17, No.6,1250-1256;

2.Greene,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2008,107, 1144–1154.

3.Greene,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Cohen, J. D..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2004, 44,389–400.

4.Haidt, J.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108, 814–834

5.Koenigs, M., Young, L., Adolphs, R., Tranel, D., Cushman, F., Hauser, M., et al..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Nature, 2007,446(7138), 908–911

6.Michela Sarlo, Lorella Lotto, Andrea Manfrinati, Rino Rumiati,Germano Gallicchio, and Daniela Palomba, Temporal Dynamics of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play in Moral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 2012, 24:4, pp. 1018–1029;

7.Moll,J.,&de Oliveira-Souza, R. Moral judgments, emotions and the utilitarian brai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9.11(8),319-320.

8.Nancy S. Koven, Specificity of Meta-emotion Effects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Emotion, 2011, Vol.11,No. 5, 1255-1261;

9.Pilar Aguilar, Silvina Brussino, José-Miguel Fernández-Dol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creases uncompromising consequenti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9, 449-452;

10.Renata S. Suter, Ralph Hertwig ,Time and moral judgment,Cognition, 2011, 119, 454-458;

本文中圖片均來源網路

㈡ 龍族三中部某博士講的道德兩難的故事，急求！

是指：有一幫孩子抄在襲兩條鐵軌上玩耍，其中一條旁邊插著「危險，請勿靠近」的牌子，另一條鐵軌是已經廢棄的鐵軌。這些孩子中只有一個孩子在廢棄的鐵軌上玩，而其他孩子都在禁止玩耍的鐵軌上玩。這時一輛火車開進，注意到孩子們的時候剎車已經來不及了。那麼列車長是應該舍棄哪邊 的這個故事么？

記不太清了大概就這么個故事

㈢ 為什麼瘋子比常人更容易成功

因為瘋子有專執的一面，有時候一根筋也是一種好事，會讓一個人對一件事很專注，而對一件事專注用心付出就可能會成功。常人是因為太正常了，做事的時候往往會考慮好壞、值與不值，這樣算來算去，就把時間浪費了，可能這件事也就在想來想去中放棄了。

㈣ 有四個小孩在鐵軌上玩耍 其中有三個小孩要求到新鐵軌道去玩 到另外一個小孩說不要去 新鐵軌有

少部分是對的 大部分是錯的，那是犧牲大的還是犧牲小的呢？其實這個問題 一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給出了答案。給你講個故事，相信你也聽過。一千多年前，一天大街上兩個年輕人 因為生意吵了起來。甲說我是對的 如果我錯了 這筆生意就白給你。乙說我是對的 如果我錯了 我就把頭給你。其實甲是對的。他們兩人爭執不下就來找孔子評斷 孔子聽完事情經過和賭約後 毫不猶豫的說乙是對的。甲履行賭約後很不解 問孔子 明明我是對的，您為什麼說他是對的？孔子說 如果你輸了 也就輸了一單生意，但如果他輸了 輸的就是一條人命。(故事大概就是這樣)樓主相信應該有答案了吧

㈤ 一根鐵軌上站著一個人,一根鐵軌上站著五個人,火車來了

……格林納無意發現的一些有趣結果。比如說，同情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具有雙重特性，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一為理性版，一為感性版。

已故哲學家菲力帕.弗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了下面這個道德難題（案例一）：一輛火車沿著軌道飛馳。在它將要經過的路線上，有5個人被困在軌道上無法逃脫。幸好你可以扳動鐵軌，讓火車駛入另一條支線，從而避開這5個人。然而這樣做要付出的代價是：另一個人被困在這條支線上，他將死於非命。那麼你該不該扳動道岔呢？

在這樣一種場合，大多數人不費什麼事就能決定怎麼做。雖然扳動鐵軌帶來的結果算不上好，但這個實用主義的選擇犧牲了一個人卻保全了5個人，也算是下簽中的上上簽了，對不對？

現在來看看下面這個稍加改頭換面的道德兩難問題（案例二）它是哲學家朱迪斯.賈維斯.湯姆遜（Judis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同樣是一輛失控的火車沿軌道飛馳而來，同樣是5個人困在鐵路上命懸一線。但這次，你處在軌道上方的人行天橋上，身前有一位體形魁梧的陌生人。挽救那5個人的唯一辦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以後必死無疑，但他龐大的身軀可以擋住火車。你應該推他下去嗎？

現在你或許會說，我們碰到一個「真正」的兩難問題了。雖然這個例子中的生死帳算起來與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犧牲1條生命挽救5條生命），但這次抉擇我們更謹慎緊張。原因何在？格林納認為他已經找到了答案。答案與大腦中的不同區域有關。

他認為，案例一屬於所謂「與個人感情無關」的道德兩難問題，它涉及的是大腦、前額葉與後頂葉皮質（特別是前額扣帶回皮質、顳額和顳上溝）中那些主要與冷靜客觀體驗有關的部位，也就是與推理和理性思維有關的部位。而案例二則屬於所謂「與個人感情有關」的道德兩難問題，它猛烈沖擊大腦的感情中心大門——杏仁核，在這個部位掀起軒然大波。

同絕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精神變態者遇到案例一的道德兩難問題時，都相當乾脆利落。然而，重點在於，對待案例二的問題，精神變態者與普通人完全不一樣，他們沒有絲毫猶豫，會泰然自若地把那個胖子扔下橋去，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令事情更加復雜的是，這一行為上的差異也在大腦中相當清晰地反映出來。當面臨與個人感情無關的道德兩難時，精神變態者與正常人的神經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吻合的，然而，一旦涉及個人感情的兩難困境，二者的反應就大相徑庭了。

想像一下，我把你推入核磁共振成像儀，然後向你提這兩個道德難題。當你在感情與理智間掙扎的時候，我會從大腦成像圖上觀察到什麼呢？當問題從與個人感覺無關轉向與個人感情有關的那一刻，我會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關的大腦迴路亮起來，就像賭博機上的燈一樣。換言之，我會看到感情起作用了。然而對於精神變態者，我只會看到一片黑暗。彷彿空盪盪的神經元大門緊閉，已被廢棄。當道德兩難問題的性質從與個人感情無關轉向有關時，精神變態者完全不為所動，心中不會掀起一絲波瀾。……

————《殺人狂與領導者：個性相似 命運不同》

㈥ 道德沖突的事例

有一部外國電影《叢林兄弟情》，通過講述主人公如何完成一項艱難的救助，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幅道德沖突的場景。

影片的主人公是一隻可愛的小狗。這只小狗為一富豪所豢養，一天，當富豪在山野遊玩時，小狗不慎與主人失散。在流落中，小狗目睹了一隻生育不久的母獅被獵人打死的景象。獵人將母獅的屍體扛走了，但沒有發現不遠處還有六隻嗷嗷待哺的幼獅。小狗萌發了為幼獅覓食的想法。它先試圖抓捕兔子,但當它將一隻兔子逼到絕路時，兔子絕望的眼神使它於心不忍，於是放棄了捕殺兔子。它只好去偷獵人掛在房外的烤肉。後來，它發現有一隻母虎剛生下幼崽，奶水充足，於是它想方設法帶領幼獅去母虎那兒。在此過程中，它受到一頭狼的追殺，有幾次被狼追逼到絕境，幾乎喪命。最後它巧妙設計，使狼摔下懸崖。它還要時時提防老鷹的捕食。在與老鷹的搏鬥中，出於無奈，它舍棄了一隻幼獅的生命。它的主人好幾次就在它的近旁急切地呼喚它，但考慮到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狠下心來沒有應答。歷經艱難險阻，它終於成功地把幼獅交託給了母虎。當主人又一次尋找它時，它懷著欣慰的心情與主人相見。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這樣幾個道德沖突：（1）為救助幼獅，去偷盜食物。（2）為救助幼獅，企圖殺死無辜的兔子。（3）為完成救助，讓主人飽受尋找之苦。（4）為擺脫糾纏，毅然殺死了狼。（5）為保全更多的幼獅，只好讓其中一隻幼獅被老鷹吃掉。在這些道德沖突中，有大善與小善的沖突，也有善的目的與惡的手段的沖突。主人公為了解決這些沖突，作出了各種道德妥協。雖然這是一個關於動物的故事，但透過故事本身，我們看到的是編導的價值趨向，看到了許多屬於人之常情的東西。它以一種新穎別致的形式昭示我們，當面對道德沖突時，我們應該如何取捨。

道德沖突並不是指道德要求本身的沖突，而是指行為者在具體情境下難以同時踐履多種道德要求時出現的困境，這種困境又可以稱為「准則沖突」。所謂「准則」是主觀化了的原則。當道德原則被個體認可、接受了之後，就會轉化成他的准則。一個人總會形成各種准則，在具體情境下，不同准則的要求會令他無所適從，出現了准則沖突。但正是在解決沖突的過程中，個體的道德能力得到鍛煉，道德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常常遇到這種情況：一種行為符合某種准則，可同時又違反了另一準則。這就要求道德主體在相互沖突的准則之間進行自主的選擇，亦即選取其中一個准則，舍棄另一個准則，從而實現自己所追求的某種道德目的。當幾種道德價值不可兼得而又必須作出選擇時,道德主體往往處於一種非常為難的窘境。人一方面可以自主選擇，另一方面又必須對選擇負責，這樣，伴隨著道德沖突中的自主選擇，道德主體的內心常常會體驗到種種難言的孤獨、焦慮、不安和痛苦。道德主體若要避免這些孤獨、焦慮、不安和痛苦，就要放棄選擇，放棄道德上的自由，而聽憑別人、權威或社會集團對沖突所作的裁決。但這樣一來，主體的實踐就喪失了道德的本質特性，就不能確立自己存在的道德價值。因此，真正獨立的主體必然不會放棄自主解決沖突的機會，從而也就註定要忍受痛苦的折磨。其實，行為者的道德能力也正是在這種兩難的矛盾過程中經受磨練、得到升華的，個體道德的實現過程因為准則沖突而大大豐富了。

1、准則沖突的表現

准則沖突的具體表現異常復雜，可以從多個角度去歸納。從主體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角度看，准則沖突可分為：由於社會或他人對同一角色的期待或要求不一致所引起的該角色內心的矛盾；由於個人改變角色而造成的新舊角色與所承擔的義務之間的沖突；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一個人往往身兼幾種社會角色，不同的角色往往賦予其不同的義務，從而形成義務間的沖突。在人們的實際生活里，一個成年人往往處於多種關系中，而只要他處於兩種或兩種以上的關系中，扮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角色，那麼，在他身上，各個不同角色的准則要求之間就可能形成沖突。

從行為價值目標的角度看，准則沖突可分為：其一，由於社會歷史條件或自身條件的限制而導致的個人在價值目標選擇上的困境。自由、尊嚴、富足、事業、愛情、家庭、友誼等都是構成幸福人生的要素，缺少任何一項，都將帶來人生的缺憾。然而它們常常不可兼得，我們不得不在這些都值得追求的目標之間作出痛苦的取捨。其二，在生活中經常會發生利益選擇上的困境。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之間經常發生利益沖突，個人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也時有沖突。其三，基本道德原則之間發生尖銳沖突。如忠孝不能兩全。又如，鐵軌只有兩條岔路，一條上有一個孩子，另一條上有三個成人，急馳而來的列車發生緊急情況，來不及剎車，這時，火車司機應該怎樣選擇？在「不可傷害他人」和「必須救助他人」中，哪一個是更嚴格的律條？其四，面對強大的邪惡勢力，生命價值與自由、尊嚴以及其他信念之間發生尖銳沖突。這種沖突使人面臨最嚴峻、最殘酷的選擇：維持信念必須以舍棄生命為代價，選擇生命則必須以背棄人之為人最寶貴的東西為代價。比如在集中營里，有人逼迫你作出選擇：將十個人中的一個殺死，另外九個就可以活下；否則，他們全部得死去，你作何選擇？

從行為方式的角度看，准則沖突分為兩種情形：目的正當手段不正當；目的不正當手段正當。對於以正當的手段達到不正當的目的這種道德現象，人們一般較易作出道德判斷，因為能使不正當目的得以實現的所謂正當手段，實際上是靠鑽社會規則的空子，不正當目的的實現必定包含著對他人或社會利益的侵佔，是我們反對的。人們備感困惑的是：可否用不正當的手段達到正當的目的？或者說，一個正當的目的是否可以為其不正當的手段辯護？

2、准則沖突的解決

由主體所扮演的多種社會角色所帶來的准則沖突，難以根本解決，它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層次性和多樣性，個體只能以克制、奉獻來緩解沖突的程度。由行為價值目標所導致的准則沖突，可以大部分解決，這主要取決主體自我調整自身的價值取向，並在做出一種決定時，盡力修補或減少因放棄另一價值目標所造成的過失。

行為方式上的准則沖突能否圓滿解決，取決於是否正確處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目的與手段之間是一種交互關系。一方面，樹立正確的道德目的，是解決兩者沖突的前提。目的規定和制約著手段，道德的目的通常採取正當的手段就能達到。另一方面，手段也制約著目的的實現，手段正當與否直接關繫到目的能否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從長遠來看，正當的手段能夠促進目的的實現，而不正當的手段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反而會歪曲以致篡改目的的性質，妨礙目的的實現。手段的性質不僅直接影響到目的的性質，而且手段的價值也會增加、減少以至改變目的的價值。當然，這並不排除生活中會出現「歪打正著」現象。要解決目的與手段造成的沖突，手段的正確選擇就成為關鍵。在手段的選擇中要堅持如下兩個基本原則：選擇有效的手段，使手段具有道德上「善」的價值，手段的有效性是道德自主選擇成為現實的關鍵。

在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上，有兩種片面觀點，即目的決定論和手段決定論。目的決定論者認為，只要目的是合乎道德的，不必考慮手段是否正當；目的決定一切，目的可以為任何手段辯護；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一切手段，因為「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是正確的」。比如，為了救濟窮人，可以偷扒盜竊，坑蒙拐騙；為了教訓壞人，可以私設公堂，殘酷毆打；為了維護集體榮譽，可以誇大成績，隱瞞缺點，欺上瞞下。目的決定論往往成為當權者公開或暗中奉行的信條，同時也為各種不道德行為大開綠燈，使道德評價和法律裁決產生混亂。

手段決定論者主張,手段就是一切,手段是因，目的是果，手段是脫離目的而獨立存在的。他們往往不分目的的是與非、正義與不正義,單純評判手段的善惡性質，甚至對於手段要達到什麼目的都不予考慮。在這種觀點看來，對社會邪惡勢力，對犯罪分子的種種不法行為，不應該採取暴力手段進行斗爭，而只能採取人道、和平的教育手段來對待，否則就是不道德的行為。這種「勿以暴力來抗惡」的觀點，是一種抽象的人道主義，容易造成對惡勢力的讓步和縱容。在現實生活中，以道德和勸善的方式去對待惡勢力，其效果往往是軟弱無力的。

准則沖突的真正解決，取決於道德主體如何確定自身的道德價值。但有時道德價值也難以取捨，為此，有必要引入「道德妥協」概念。所謂道德妥協，是指主體在選擇中有意識地放棄某些道德規范和准則，犧牲某些道德價值，以保持其他道德原則和規范，維護更高的道德價值。為了「最大的善的目的」，在較低程度上對「惡」的妥協、對「善」的犧牲是允許的，也將被認為是道德的。所以，妥協性道德手段的選擇在道德行為實踐過程中是允許的，但這種選擇又必須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是諸種決定中帶來「最小惡果」的，否則，任何對「惡」的妥協都是不道德的。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總結：一個道德價值的取捨，如果它是為了達到更高道德目的所必要的，而且本身又是道德的，那麼就是合理的；如果當下的取捨迫不得已地帶有不道德的性質，那麼只要它與最高目的不矛盾，並且不改變目的的道德性，那麼這種取捨也應被認為是合理的。

㈦ 什麼使我們道德

瘋狂並不在於人類心靈的憤怒與蒙昧——盡管它確實可能是黑暗與憤怒之地。可以確信的是，它也並不在於人類心靈的超驗美德——它如此崇高，我們用更大「靈魂」將之籠罩其中。癲狂卻實際在於「野蠻」與「高尚」的兩種特質，它們常常剎那間存在於一個生命、一個人那裡。 我們是一個擁有令人驚奇的慈愛的物種。我們相互照料、彼此追求、相擁而泣。自從科學教會我們怎樣去做，我們就欣然地將我們的身體器官給予別人。而在與此同時，我們卻彼此殺戮。人類歷史過去的15年，如同加速器里被創造出來的亞原子顆粒在萬億分之一秒內消失一樣，彈指一揮間，但是在那短暫的一瞬間里，我們卻見識到了我們自己難以形容的恐怖——在摩加迪沙、盧安達、車臣、達爾富爾、別斯蘭、巴格達、巴基斯坦、倫敦、馬德里、黎巴嫩、以色列，紐約市、阿布格萊布、俄克拉何馬城，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阿米什學校——所有的罪行皆由這個星球上最為高等、明智、最為有操守的物種所一手炮製。我們為之羞愧，亦為之矛盾——我們同樣是最為卑劣、殘暴、最為血腥的物種。 科學越是鑽研到行為模式的深處，就越難保持我們在地球生物中是獨一無二的自負。我們自言是唯一會使用語言的物種——直到大猩猩和黑猩猩掌握了符號語言。我們又自言是唯一會使用工具的——但是除非你不把水獺用石頭打碎軟體動物或類人猿用從小樹枝上拔下來的葉子捕捉白蟻算在內。 將我們同其它物種區分來的是或應當是我們異常成熟的道德感，對好與壞、是與非的最根本理解，意味著不但我們會理解自己的疼痛——這些是最低級的神經系統就可以做到的——而且，還會理解別人的疼痛。此特性乃是何謂人類的本質所在。而為什麼如此本質又經常被糟蹋，沒人能說明白。 道德可能是一個難以把握的概念，但是我們獲得它卻很迅速。一個學齡前兒童會認識到在教室里吃東西是不對的，因為老師說這樣是不對的。如果這條規定被取消了，吃東西被認可了，孩子會很高興地遵守。但是，如果同一個老師說把其他同學從椅子上推下來也是沒問題的話，他們就會遲疑了。「他們會回應說『不，老師不該那樣說』，」心理學家、《培養一個講道德的孩子》合作者之一邁克·舒爾曼如是說。在這兩個例子當中，某人教給孩子一條規定，但是，不準推搡之規定有一種「粘滯性」，一個人不遵守它也會遭到失敗，即使某位權威人士支持推搡行為。這便是一個道德問題與一個純粹的社會公約之間的區別，舒爾曼和其他人相信孩子們會與生俱來地感覺到這些。 當然，事實是，孩子有時會說對了，而且不會特別地對此感覺不好——除非，他理解了。而這對行竊之人或施行屠戮的暴君同樣是正確的。「道德判斷在人們當中是相當一致的，」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道德思維》的作者馬克.豪瑟爾如是說。「但是道德行為卻分散在曲線圖的每個角落。」我們知道、甚至直觀地感覺到的准則，絕對不是我們經常遵守的那些。 那些直覺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我們對遵守如此不一致？科學家還沒能回答那些問題，但他們一直關注來自腦部掃描所提供的線索。動物研究與種族行為研究就提供了一些線索。這項研究至少沒有馬上使我們表現得更好。但是所有這些研究幫助我們認識我們自己——也許是脫離野蠻的一小步，但卻是重要的一步。 講道德的類人猿 道德確立的最深刻基礎是「移情」現象，即認識到傷害我的東西會以同樣的方式被你感知。盡管人類是自負的，但這卻是一種人類與其它物種所共有的品質。 毫不奇怪，比起動物，我們要遠遠復雜得多，就像「移情」那樣，我們會表現出慷慨的特質，尤其你若認為動物並沒有心靈，就更是這樣。行為主義者經常使我們所稱的「移情」變為一種商業事物，而被稱為「互惠的利他主義」。今天所做的一項善舉——提供食物、給予庇護——明天就帶來一個回報。倘若一群動物很好地實行互諒互讓，那麼這個群體便會繁榮興旺。 但是甚至在動物當中，也有一些頗為豐富的例證。其中一項最重要且最深刻的對非人類移情的觀察是由俄羅斯靈長類動物學家納迪亞·柯茨所做的，她在20世紀前半葉研究非人類認知能力並在她家中飼養了一隻年輕的黑猩猩。當小猩猩用他的方式到房頂上時，讓他下來的通常方式——呼喊、斥責、給食物——很少奏效。但是倘若柯茨坐下來假裝哭泣，小猩猩就會立刻跑到她身邊來。「他繞著我跑，就像在尋找侵犯者，」她寫道。「他體貼地將我的下巴放在他的手心……就像試圖了解發生了什麼似的。」 你很難回到上個世紀的早期再去發現這樣的記述。甚至玩世不恭者也會在賓塔·朱利卡的故事面前變得平和溫情。這只大猩猩在1996年營救了一個跌進她的動物園圍欄當中3歲的男孩，她輕輕地搖晃在她臂彎里的孩子並把他放在馴獸師能進來接走他的門口。「移情能力具有多層次性，」靈長類動物學家、《猿形畢露》（采台灣譯法）的作者、埃默里大學的弗蘭斯·德·瓦爾說，「我們與許多動物共有一個核心。」 然而不可能由此直接判定在動物當中的移情，人類的移情是另一回事兒。豪瑟爾引用了一項研究，夫妻或未婚配偶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檢查，他們會有一些輕微的疼痛。在每次引起疼痛的刺激實施之前都會提醒他們，其大腦便以特有的方式發出輕微懼怕的信號。然後，他們被告知他們並不會感到不舒服，但他們的同伴會不舒服。於是，甚至當他們並沒有去看他們的同伴時，試驗者的大腦准確地發出了信號，就像他們自己將要經歷疼痛一樣。 當威脅變得越復雜時，大腦運轉就越困難。道德研究者最喜歡研究的一個場景是「列車困境」。你正站在鐵道旁，一輛失控的火車向五個毫無防備的人猛沖而去。轉轍器就在旁邊，它可以使你讓火車改道到岔線去。你會這樣做么？當然，你救了這個五條性命並不需要代價。那麼假設有一個毫無防備的人正好站在岔線上呢？現在死亡率的比數的5比1。你會殺了他而去救其他人么？如果一個無辜的人站在火車上的橋上，你會將他推倒在鐵軌上來阻止火車么？ 當人們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檢查中時，將這些兩難的選擇擺在他們面前，腦部掃描圖便會變得混亂了。使用轉轍器讓火車沖向一個人，而避免沖向五個人，這會增加大腦的後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這個部分會作出冷靜的、功利的選擇。復雜的事情，推無辜的受害者的想法，大腦的內側額葉皮質區——與情感有關的一個區域——便會啟動。當這兩個部位相沖突時，我們就會做出非理性的決定。在一份最近的調查報告中，當被問到有關「列車場景」時，8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把一個無辜的人推到鐵軌上——即便他們清楚這樣會讓五個人在他們的假設中死去。「在我們的腦袋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哈佛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約瑟華·格林納問道。「為什麼我們在一種情況下會對用一條命換五條命說沒問題，而在別的情況下就說不行了呢？」

㈧ 殺一救多怎麼辦

��討論多種情況：（第1—5點是基於某一集團的內部情況分析）
��1、如果殺此人合乎人道，合乎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則欲殺人者為執法者或正當防衛等情況），則殺此人。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且道德與法律兩不誤，是最佳情形。例如，在具有公信力法律的環境下，法院判殺危害一方的罪犯，合情合法；又如一市民見恐怖分子准備啟動爆炸裝置，危害多數人的安全，如果殺此人又屬於具有公信力法律下的正當防衛，則合情合法。

��2、如果殺此人合乎人道，但不符合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欲殺人者不是執法者身份來殺此人或不屬於正當防衛情況），則不殺。這是合情但不合理的做法，雖然不違背道德，但違背法理，所以不要去違背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例如，一市民看到一個正在熟睡的A級通輯犯，留此人必為害多人，故憤慨而殺死此人，但違背法理。因為此通輯犯還沒經過審判，這個市民未被授予執法者身份，所以殺死此人就是行凶。

��3、如果殺此人合乎人道，但不符合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欲殺人者不是以執法者身份來殺此人，但殺此人符合具有公信力的道德信條），則殺此人。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意味著法律的法理作用失效，那麼我們只好「替天行道」了。例如，對於受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保護的大惡人，人人得而誅之，不殺不足於平民憤之類的，留一個而害無數，為什麼不殺？只是，怎樣的人該殺，這個度不好把握。

��4、如果殺此人不符合人道，但合乎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欲殺人者是以類似執法者身份來殺此人的，但殺此人符合具有公信力的道德信條），則殺此人。一般而言，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是不違背人道的，但也有例外。如一火車司機發現有一個小孩坐在前方鐵軌上不動，此時來不及剎車，但可以變軌到一條棄用的便道上，不過這會帶來更多傷亡。司機只好選擇「殺」軌道上的人，雖然他「罪」不致死，但為了「救」更多的人，只好做這一個無耐的選擇。

��5、如果殺此人不符合人道，不符合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則不殺。這個時候再說「天賦人權」才比較有意思。
��由上可見：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人道＞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殺與不殺是基於以上考慮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是「人道」的提煉，是公眾的標准，所以是最基本的出發點。當處於「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時，「人道」成了判斷是非的標准，但這個標准比較含糊，如果不是大是大非，比較難於拿捏。

��6、「不符合人道，不符合具有公信力的法律」的特例。例如，古時候皇上有旨，叫甲人去殺乙，否則滅甲滿門。要考慮的是皇上的「聖旨」是否具備公信力、讓民眾信服呢？如果這被認為是一條「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則甲沒有理由為了保護自已的族人而去殺乙，殺乙就是不符合「人道」的；當然，如果那「聖旨」被認為是「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殺乙就不是甲的過錯。可見，「人道」和民眾的認知能力有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化中是不一樣的。

��7、在涉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等方面上，問題會變得復雜。例如，日本人會把我們認為的甲級戰犯當作「民族英雄」。這就與文化、種族、意識形態等扯上關系，在更大的范圍內產生了「國際法」，並以人類的道義約束，也就是常說的人道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天道」來和一般的「人道」作區別。「國際法」是寬泛的，這時「天道」的作用更突出。「天道」＞國際法＞國家法。如法西斯主義是反人類的，不符合「天道」，因而應該遭到全人類的反對。再例如，剌殺敵對國的領袖人物，剌殺反對派的領袖人物，等等，是否合情理？如果不符合「天道」而只是滿足某一團體的利益，這太狹隘了。
��話又說回來，「天道」如何？這無法精確定義，只有類似反人類這樣大是大非問題上才能明確是違「天道」的。所以，「殺一救多」在不同集體利益的沖突上，是充滿爭議的。這時，再由「欲殺人者」所信奉的主義起決定作用才是相對合乎情理的。

��先是客觀作用，再到主觀作用。

㈨ 科學上有哪些著名的悖論

一、芝諾悖論

阿基里斯是古希臘神話中善跑的英雄。在他和烏龜的競賽中，烏龜在前面跑，他在後面追，但他不可能追上烏龜。因為在競賽中，追者首先必須到達被追者的出發點，當阿基里斯到達烏龜在某時所處的位置時，烏龜已向前移動一些；阿基里斯再到達烏龜的那個位置時，烏龜又往前跑了一段；……因此，無論阿基里斯到達烏龜曾處的哪個位置，烏龜都會在他前面。所以，無論阿基里斯跑得多快，他永遠追不上烏龜。

㈩ 道德兩難的看法

平常心 不要帶有嫌棄的眼神 語氣溫和 拿出自己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