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界緩則
Ⅰ 外國刑法中新舊兩派的爭議（觀點，內容）
倫理價值評價與社會秩序價值評價、道義非難與防衛觀念的對立,由於這些對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論是新舊兩派爭論
Ⅱ 關於網路法學的介紹
網路時代呼喚網路法學
作者：董炳和 主題類號：C1/社會科學總論 【 文獻號 】1-970
【原文出處】江海學刊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號】200004
【原刊頁號】72～93
【分 類 號】C1
【分 類 名】社會科學總論
【復印期號】200004
【 標 題 】網路時代呼喚網路法學
【 作 者 】董炳和
【作者簡介】董炳和，1960年生，現為蘇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 正 文 】
《數字化生存》一書的作者尼古拉·尼葛洛龐帝（ Nicholas Negroponte ）用「垂死的魚」來描述我們現在的法律面對「數字世界」時出現的窘境。他說，「這些垂死掙扎的魚拚命喘著氣，因為數字世界是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電腦空間的法律中，沒有國家法律的容身之處。」（尼葛洛龐帝著：《數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頁。）雖然尼氏的這段話未免過於誇張， 但它的確反映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網路時代需要新的法律規則。
一、網路時代對傳統法律的挑戰
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的發展及融合產生了計算機網路，並使人類在不遠的將來進入到網路時代。計算機網路作為新技術的產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技術進步所無法比擬的。計算機網路不但為人類提供了信息傳播的新技術、新方法和新媒體，而且，更為重要的是， 它為人類創造了一個新的「生存空間」——網路空間（cyberspace）。在網路時代，傳統法律面臨著兩個不同層次的挑戰：來自網路傳播技術的挑戰和來自網路空間自身的挑戰。
網路傳播技術提高了人類處理和傳播信息的能力，從而使傳統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與網路出現之前的信息傳播技術相比較，網路傳播具有四大優勢：一是速度快，以光速傳播；二是質量高，復製件與原件在質量上沒有任何區別；三是成本低，在大多數情況下只需要付出時間，而不需要任何資金的投入；四是范圍廣，不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這些優勢使任何一個進入網路的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接受者和傳播者，使網路成為真正的「大眾傳媒」：既面向大眾，又來自大眾。傳統媒體壟斷信息傳播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傳統法律中信息傳播規范的主要功能是對信息傳播行為的控制。不論是大眾傳播法還是版權法，其核心都是對信息傳播行為進行控制，而這種控制的對象則主要集中在具有營業性質的傳播上，個人性質的傳播通常被容忍或忽略，因為它們造成的後果或者影響比較輕微。在網路時代，雖然營業性傳播的影響並不會減低，但個人性質的傳播卻可產生與營業性傳播相同的後果和影響，因此，對個人性質的傳播進行控製成為必要。但是，這種控制不但要影響信息社會對信息傳播的強烈需求，而且還會涉及到更為復雜的憲法權利問題。美國數個有關網路傳播控制的法案遲遲未能得到國會的通過，以及已通過的法案被最高法院宣布為違憲，都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
網路空間是新技術條件下形成的與我們現實的生活空間完全不同的「空間」，虛擬性是其本質特徵。網路空間並不是真實的物理空間，而是虛擬空間。網路空間只存在於人們的思維和想像中，只是邏輯上的存在。也就是說，客觀世界中並不存在所謂的「網路空間」，但是，一旦我們進入計算機網路，就能夠感覺到網路空間的存在，我們可以在其中獲取或發布各種信息，就像它真實存在一樣。在網路空間中，既沒有任何物質形式的存在，也沒有任何地理坐標和時間坐標，任何用來描述和確定物理空間的因素在網路空間中都將失去意義。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的一切法律都是為了解決物理空間中的問題，它們所指向的都是處於特定時間和空間之下的人、行為或者物。而網路空間既無空間也無時間，適用於物理空間的法律根本無法在虛擬空間內立足。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在開篇時引用的尼氏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傳統法律在網路時代所面臨的這兩種挑戰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網路傳播技術對傳統法律的這種挑戰基本上是技術性的，因此，通過對現有法律進行修改或補充基本上能夠解決問題。各國和國際社會目前正在努力從事這項工作，並且已經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是，網路空間自身對傳統法律的挑戰則具根本性。其中不但要涉及到許多技術性問題，而且還要涉及到更深層次的理念性問題，甚至會完全改變我們現今所熟悉的法律的基本概念。僅僅將適用於物理空間中的法律照搬到網路空間中去，或者對其進行修修補補後適用於網路空間，將不會具有多大的效力。尼氏坦言，「電腦空間究竟在哪裡呢？如果你不喜歡美國的銀行法，那麼就把機器設在美國境外的小島上。你不喜歡美國的著作權法？把機器設在中國就是了。」（前引尼氏著書，第278頁。 ）這是在為網路空間制訂規則時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二、網路時代引發的法律變革
面對計算機網路的這些挑戰，法律作為一種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社會機制必然會做出一定的反應。
版權法是與網路傳播關系最密切的法律部門，也是受網路傳播沖擊最大的法律部門，因此，變革首先從版權法開始。
1995年9月， 美國柯林頓政府公布了一份名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與知識產權」的報告（即著名的「NII白皮書」）， 建議對現有的美國版權法進行修正，以適應計算機網路的要求。概括地講，白皮書所附的建議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兩點：一是將作品在網路空間的傳播過程定性為版權法上的復制，從而將網路傳播的行為完全納入版權法的范圍；二是將版權所有人採取的技術保護措施和版權管理信息納入版權法的范圍，使版權保護的對象由傳統的作品擴大到與作品沒有任何聯系的技術保護措施和版權管理信息。白皮書及其相關法案在美國遭到強烈的批評，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白皮書對版權法的合理使用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從而破壞了傳統版權法中已經達成的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制衡。因此，有關法案未能得到國會的通過。
繼美國之後，歐盟和其他工業發達國家也對版權法等法律制度的改革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了各種建議。同時，有關國際組織也在積極探討版權制度的改革問題。版權法的變革已刻不容緩。
但是，最早制訂網路規則的既不是美國，也不是歐盟，而是負責全球范圍內知識產權保護事務的國際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1996年12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持締結了兩個條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持締結這兩個條約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保護版權的《伯爾尼公約》和保護鄰接權的《羅馬公約》適應數字及網路環境的要求。除了對兩公約的一些問題進行澄清和補充之外，兩條約分別在法律上首先將網路傳輸正式納入版權保護的范圍，使版權所有人（包括鄰接權人）享受了控制網路傳播的權利。同時，兩條約還將要求各締約國承擔義務，對技術保護措施和權利管理信息給予適當的法律保護。因此，這兩個條約也經常被稱為「網路條約」或「數字條約」。這兩個條約目前雖然因沒有達到法定批准數量而未能生效，但其影響將是深遠的，許多國家正在採取立法行為，以使該兩條約早日生效。
1998年2月，巴西對版權法進行了修正， 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上述兩條約的最低要求納入本國法律。同年10月，以「NII 白皮書」建議為基礎的「數字千年版權法案」在美國最終獲得國會通過成為立法。許多國家也正在採取立法措施批准上述兩條約，或者將兩條約納入本國法律。
除了將網路傳播納入傳統版權法體系之外，有些國家將網路傳播納入了電信法或通信法的管理范圍，如美國、德國等。但是，如前所述，這種管理措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除了與通信自由的憲法權利可能存在著沖突之外，國家將網路空間納入管理的范圍還存在著許多技術上的問題。
另外，在隱私與個人數據保護、資料庫知識產權、網路商務的法律控制等許多方面，新的法律規則正在不斷產生。
總之，在網路時代真正來臨之前，人類社會已經開始在法律上進行准備，以迎接網路時代的挑戰。與網路有關的法律規范正在不斷增加，並將發展成為一個涉及憲法與行政法、知識產權法、民商法、刑法等多種法律部門的綜合性的法律部門——網路法。
三、網路時代需要網路法學
隨著網路法律問題的提出以及有關法律規范的產生，作為網路時代法學發展的成果之一，網路法學（cyberlaw）應運而生。
在英語國家，「cyberlaw」已成為對與網路有關的法律和法學研究的通用名詞，有關cyberlaw的著作、論文和網頁正在不斷增加。
在我國，雖然「網路法學」這一名稱尚未得到法學界的普遍認可，但對與網路有關的法律問題的研究卻已普遍展開，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網路法學」所面臨的任務和目標並不是證明自己有資格、有能力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而存在，而是要解決網路時代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雖然我國的網路建設和應用比發達國家要相對落後一些，有關網路的法律回應也晚一拍，但已出現了一些有關網路的法律規范，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將版權法擴張運用於與網路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中去的案例。因此，不論是否承認「網路法學」，對與網路有關的法律問題的研究是不容忽視的。實際上，「網路法學」能否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而存在並不重要，也不是本文要探討和論證的問題。
根據國內外法學界的基本認識，網路法學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通信自由與信息自由的維護與限制；（2）知識產權；（3）個人數據與隱私保護；（4）網路空間的犯罪與刑罰；（5 ）網路商務的法律規則；（6）信息的法律保護；（7）程序與法律沖突，等等。其中，通信自由與信息自由的維護與限制是一個存在著嚴重分歧的問題，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差別都很大；知識產權問題是重中之重，並且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在多數問題上已基本形成共識；其他問題的研究則大多剛剛起步。
從研究的實際情況來看，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網路法學都還處於一個起步階段，論題也集中在與網路應用有關的具體問題上。但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網路時代，網路法學將會蓬勃發展。
Ⅲ 有哪些「給法學界出難題」的案件
1、有人把你人肉搜索出所有的身份信息，然後發到網上讓網民對你網暴，你去法院要怎麼起訴？
從2001年的「微軟陳自瑤事件」開始，就有了「人肉搜索」這個詞。但我國的「人肉搜索第一案」是姜岩自殺事件引起的王菲（不是王靖雯）被人肉搜索後維權案。
北京女白領姜岩懷疑丈夫王菲有外遇，在自殺前兩個月，她通過「北飛的候鳥」個人博客以日記形式在博客上連載了自己的心路歷程，認為王菲與他人有不正當關系，自己的婚姻很失敗，等等。
姜岩自殺前，把博客密碼告訴了一個網友；自殺後，該網友將其博客的密碼告訴了其姐姐姜紅，後姜岩的博客被打開。
再之後，大旗網、天涯社區以及「北飛的候鳥」博客上都出現了該事件的相關專題文章，甚至有聲討王菲的文章，相關文章里披露了王菲的詳細個人信息。廣大網民通過網路辱罵王菲，甚至前往現實中王菲的信息進行騷擾。
2008年3月18日，王菲將大旗網、天涯網、北飛的候鳥三家網站起訴至法院。但此時就發現一件很尷尬的事情：這個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王菲的個人信息被披露，其隱私權被侵犯。但是翻開法律，「隱私」這個詞，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精神衛生法》、《執業醫師法》、《律師法》等幾十部法律里都有使用，但是偏偏就是最重要的《民法通則》裡面沒有。
這個問題，司法實務中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把隱私權解釋為名譽權的一部分，所以最後這個案件，是以「名譽權」糾紛來審理的。
一直到2010年的《侵權責任法》才正式確立了民事權益包括「隱私權」，並且規定，利用網路實施的侵害行為，規定網路用戶和服務提供者應承擔侵權責任。而後，在2017年的《民法總則》裡面，也正式把隱私權與名譽權並列為公民的權利之一。
在去年公布、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民法典》中，才正式、完整地對隱私權以及個人信息保護作了相關的規定。
#民法典宣傳# 1/1
2、「蛋殼腦袋」案怎麼處理？
所謂「蛋殼腦袋」，即被害人的身體有異於常人，腦袋像蛋殼一樣脆弱，在遭受同等外力傷害時，可能一般人不會受太嚴重的傷害，但「蛋殼腦袋者」卻可能重傷甚至死亡。
這種輕微暴力致異常體質者死亡的案件要如何處理，法學界至今也沒有明確、無爭議的答案。
這類案例非常多，不去詳細列舉某一例了。而且隨便一搜就有大量的相關文章。簡單來說，實務做法首先還是考慮定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其次是過失致人死亡罪，最後才有極少數案件認
Ⅳ 求法學界論文高手指點！賜我一個畢業論文題目
你的法學論文准備往什麼方向寫，選題老師審核通過了沒，有沒有列個大綱讓老師看一下寫作方向？
老師有沒有和你說論文往哪個方向寫比較好？寫論文之前，一定要寫個大綱，這樣老師，好確定了框架，避免以後論文修改過程中出現大改的情況！！
學校的格式要求、寫作規范要注意，否則很可能發回來重新改，你要還有什麼不明白或不懂可以問我，希望你能夠順利畢業，邁向新的人生。
（一）選題
畢業論文（設計）題目應符合本專業的培養目標和教學要求，具有綜合性和創新性。本科生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專業特長，選擇適當的論文題目，但所寫論文要與本專業所學課程有關。
（二）查閱資料、列出論文提綱
題目選定後，要在指導教師指導下開展調研和進行實驗，搜集、查閱有關資料，進行加工、提煉，然後列出詳細的寫作提綱。
（三）完成初稿
根據所列提綱，按指導教師的意見認真完成初稿。
（四）定稿
初稿須經指導教師審閱，並按其意見和要求進行修改，然後定稿。
一般畢業論文題目的選擇最好不要太泛，越具體越好，而且老師希望學生能結合自己學過的知識對問題進行分析和解決。
不知道你是否確定了選題，
確定選題了接下來你需要根據選題去查閱前輩們的相關論文，
看看人家是怎麼規劃論文整體框架的；
其次就是需要自己動手收集資料了，
進而整理和分析資料得出自己的論文框架；
最後就是按照框架去組織論文了。
你如果需要什麼參考資料和範文我可以提供給你。
還有什麼不了解的可以直接問我，希望可以幫到你，祝寫作過程順利
畢業論文選題的方法:
一、盡快確定畢業論文的選題方向 在畢業論文工作布置後,每個人都應遵循選題的基本原則,在
較短的時間內把選題的方向確定下來。從畢業論文題目的性質來看,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
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另一類是專業學科本身發展中存在的基本范
疇和基本理論問題。大學生應根據自己的志趣和愛好,盡快從上述兩大類中確定一個方向。
二、在初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選定畢業論文的具體題目在選題的方向確定以後,還要經過一定的
調查和研究,來進一步確定選題的范圍,以至最後選定具體題目。下面介紹兩種常見的選題方法。
瀏覽捕捉法 :這種方法就是通過對佔有的文獻資料快速地、大量地閱讀,在比較中來確定
論文題目地方法。瀏覽,一般是在資料佔有達到一定數量時集中一段時間進行,這樣便於對資料作
集中的比較和鑒別。瀏覽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資料的過程中,提出問題,尋找自己的研究課
題。這就需要對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全面的閱讀研究,主要的、次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觀點的都
應了解,不能看了一些資料,有了一點看法,就到此為止,急於動筆。也不能「先入為主」,以自己頭
腦中原有的觀點或看了第一篇資料後得到的看法去決定取捨。而應冷靜地、客觀地對所有資料作
認真的分析思考。在浩如煙海,內容豐富的資料中吸取營養,反復思考琢磨許多時候之後,必然會有
所發現,這是搞科學研究的人時常會碰到的情形。 瀏覽捕捉法一般可按以下步驟進行: 第一步,廣
泛地瀏覽資料。在瀏覽中要注意勤作筆錄,隨時記下資料的綱目,記下資料中對自己影響最深刻的
觀點、論據、論證方法等,記下腦海中涌現的點滴體會。當然,手抄筆錄並不等於有言必錄,有文必
錄,而是要做細心的選擇,有目的、有重點地摘錄,當詳則詳,當略則略,一些相同的或類似的觀點和
材料則不必重復摘錄,只需記下資料來源及頁碼就行,以避免浪費時間和精力。 第二步,是將閱讀
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內容,進行分類、排列、組合,從中尋找問題、發現問題,材料可按綱目分類,如
分成: 系統介紹有關問題研究發展概況的資料; 對某一個問題研究情況的資料; 對同一問題幾種
不同觀點的資料; 對某一問題研究最新的資料和成果等等。 第三步,將自己在研究中的體會與資
料分別加以比較,找出哪些體會在資料中沒有或部分沒有;哪些體會雖然資料已有,但自己對此有不
同看法;哪些體會和資料是基本一致的;哪些體會是在資料基礎上的深化和發揮等等。經過幾番深
思熟慮的思考過程,就容易萌生自己的想法。把這種想法及時捕捉住,再作進一步的思考,選題的目
標也就會漸漸明確起來。
Ⅳ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Ⅵ 8000字關於法律的論文
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重構 [ 馬乾龍 ]——(2010-2-21) / 已閱次
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重構
馬乾龍
引言：
作為繼環境污染、毒品泛濫之後的第三大社會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發了世界各國與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康樹華：《青少年犯罪與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形勢日趨嚴竣並不斷呈現低齡化趨勢。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統計資料顯示，從1998年—2003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齡下降了2歲，2005年青少年犯罪佔全國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總數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頁。]因此有效預防與矯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為當前保障人權、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縱觀我國刑事法律，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為基點稍作調整而設置的，必然使得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矯治過分強調刑罰的作用，只看到刑罰的懲罰性與嚴厲性而忽視了未成年人由於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罰的功能，以求盡快實現刑罰預防的目的，卻殊不知這種適用於成年犯罪人的刑罰對於未成年人而言實質是從更深層面剝奪了其合法權益，並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與預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對人權的挑釁。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現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進行重構，強調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配置的節儉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維護未成年人權益，實現社會利益與未成年人利益的雙豐收。
借鑒國外立法和司法實踐，順應世界潮流，對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輕緩化是我國當前唯一的選擇。但我們所謂的輕緩化並不是一味的強調「輕罰」，而是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指導下進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人類理性在刑事領域的產物，是社會法制文明程度的體現，它強調刑罰的謙抑性和人道性，其具體內容體現在寬和嚴兩個方面，所謂「寬」是指寬大、寬容、寬緩，也就是說對於某些輕微的罪行，我們應該處以較輕的刑罰；對於某些該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減輕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應以寬緩態度對待。所謂「嚴」是指嚴格、嚴厲、嚴肅，即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處罰，有罪必罰。強調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貫徹罪刑法定、罪責刑相均衡以及適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則，堅持「寬」的總體趨勢，對某些規定從嚴；針對不同的犯罪事實，區別對待，該寬就寬，該嚴就嚴，以寬為主，寬嚴適中。
具體到未成年人犯罪，針對其生理、心理發育尚不成熟，辨別是非與控制自我的能力較弱，必然要求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實行較為輕緩化的刑罰，尤其強調對於非刑罰處置措施的運用，以有效的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概述
隨著未成年人犯罪形勢的不斷嚴竣，它已為國際社會普遍重視。由於未成年人自身有著獨特的身心特點，原本以成年人為基點構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必然存在較大流弊。因此構建符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刑罰制度成為有效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當前刑事立法與司法面臨的一大法律難題。但首先需要明確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針對未成年人犯罪設置的適合主體特殊性的刑罰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重構的前提基礎。
一、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的內涵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為未成年人犯罪？各個國家根據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而作出了不同的定義。英美法系國家首先創制了現代少年法制，[ 朱勝群：《少年事件處理法新論》，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頁。]它們認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應受刑罰處罰和有罪傾向的行為，既包括未成年人實施的觸犯刑事法律的行為，又包括有犯罪傾向但未觸犯刑事法律、只是違反少年法且與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關的違法行為，即「身份犯罪」。如英國《青少年法》第一條規定：「本法所稱的青少年是指那些違法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人」[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美國《青少年犯教養法》第四十章也規定：「本章所稱『少年』是指未滿18周歲的人」[ 謝彤：《未成年人的犯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美國《世界大網路全書》對少年犯罪解釋為「一般地說，所謂少年罪錯，它包括諸如盜竊汽車和盜竊財物這樣一些行為，但這些行為如果是成年人實施的，則被認為是犯罪。也包括諸如宵禁後呆在外邊或酗酒這樣一些行為，但這些行為對男女少年來說是非法行為。少年罪錯也包括少年反對社會規范，不論這種行為是合法還是非法的。」[ 謝彤：《未成年人的犯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義少年犯，根源在於他們對少年犯著眼於預防，而非懲罰，淡化對其的制裁而更為強調矯治與教育。以德、俄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則認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實施的違反刑事法律、嚴重危害社會從而應受懲罰的行為，排除了英法法系國家主張的違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聯邦德國《青少年刑法》第4條規定「少年的違法行為看做是犯罪還是過錯以及時效問題，皆依照一般刑法規定處理。」[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也就是說何為未成年人犯罪嚴格按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處理，而不考慮「身份犯罪」。《俄羅斯刑法典》第87條第2款也規定「對實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處刑罰，或者對他們適用教育感化性強制措施。」[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對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德、俄都規定為14周歲，即在這兩個國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處罰刑事法律的行為。
我國港澳台地區由於歷史傳統以及現行的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國台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歲以上18歲以下的人實施的處罰刑事法律的行為。我國香港的法律制度由於深受英國的影響，其規定7歲以上14歲以下為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具體而言，此年齡階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為的危害性而有意實施具有較為明顯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即為犯罪。也就是說香港刑法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7周歲未滿14周歲的兒童實施的觸犯刑律的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趙秉志主編：《香港刑法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根據《澳門刑法典》18條關於「未滿16歲的人，不可歸責」可以看出澳門地區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犯罪行為。
我國內地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確規定，只是將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14周歲以下、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16周歲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國負刑事責任的起點年齡為14周歲。綜合我國憲法關於「未成年人是指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的規定，可以得出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實施的違法刑事法律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依法應當受到刑事處罰的行為。具體而言，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又包括已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為。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定義
刑罰作為刑法理論的奠基石，與犯罪共同構成刑法的基本范疇，也是刑法之所以較其他法律制裁更為嚴厲的根本所在。犯罪論只是規定哪些行為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為可能如罪。但如何懲罰與防治犯罪行為，歸根結底在於刑罰的威懾力，即通過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個過程，打擊犯罪，從而實現刑罰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制定法律、設置刑種的靜態立法過程；求刑是指在對被告人做出有罪認定之後，公訴機關綜合案情提出對罪犯的具體的、較為確定的量刑意見；量刑是指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在認定犯罪的基礎上，對犯罪人是否判處刑罰，判處何種刑罰以及判處多重刑罰的確定與裁量；行刑，又稱刑罰執行，是指依法將生效的刑事裁判對犯罪分子確定的刑罰付諸實施。這四個階段由於所處的時間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區別，相互獨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體適用時又相互銜接，缺一不可。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的刑罰制度是指關於刑罰的種類、刑罰裁量、刑罰執行的制度。具體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是指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的種類、刑罰裁量、刑罰執行的制度。結合上文關於我國內地將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處罰刑律的行為定義為未成年人犯罪，我們可以將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界定為對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處罰刑律的行為予以定罪、量刑及執行處罰的法律制度，具體而言包括刑罰措施和非刑罰措施。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淵源與發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並非隨著刑事法律的出現而產生，只是當未成年人犯罪日趨嚴重才逐漸引起社會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學界以及社會學界的廣泛重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因此而產生、發展，並根據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變化不斷豐富。
聯合國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全球少年兒童的保護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先後制定通過了一系列有關少年兒童權益保護公約，尤其是195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宣言》確認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為保護兒童權利的一項國際性指導原則。此後又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北京規則》）、《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准則》（《利雅得准則》）等規則，為聯合國少年司法准則的進一步規范奠定了基礎。
聯合國少年司法准則中關於少年犯的處置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強調「在考慮少年的案件時，應把其福祉看作為主導因素」（《北京規則》17.1d），以實現「兒童最大利益」。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1）強調盡量少用監禁：「把少年投入監禁機關始終應是萬不得已的處理辦法，其期限應是盡可能最短的必要時間」（《北京規則》19.1），從數量上和時間上對監禁作出限制，很好的體現了第六屆聯合國大會第4號決議關於「除非在別無任何其他適當辦法時，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監獄」的基本原則。「除非判決少年犯有涉及對他人行使暴力的嚴重行為，或屢犯其他嚴重罪行，並且不能對其採取其他合適的對策，否則不得剝奪其人身自由」（《北京規則》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規則》17.2）。「不得對少年施行體罰」（《北京規則》17.3）。「只有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才能對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並應盡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規則》17.1B）。「任何兒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對未滿18歲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剝奪任何兒童的自由。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兒童權利公約》37A.B）。（3）強調非刑罰處罰。「不應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離開父母的監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這樣做」（《北京規則》18.2），依靠和求助於社區有效執行監外教養辦法，逐漸完善以社區為基礎的改造。「應發動志願人員、自願組織、當地機構以及其他社區資源在社區范圍內並且盡可能在家庭內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貢獻。」（《北京規則》25.2）。《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明確了國際社會關於矯治未成年犯罪人最為基本的處遇原則和限制規定，指出應更多的適用非監禁刑、個別化處遇。（4）保障兒童訴訟過程中的合法權益。「每一案件從一開始就應迅速處理，不應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規則》20.1）。「應做出努力在訴訟的各個階段為少年提供諸如住宿、教育或職業培訓，就業或其他任何有幫助的實際援助，以便有利推動改造的過程」（《北京規則》24.1）。「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均有權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援助，並有權向法院或其他獨立公正的主管當局就其被剝奪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異議，並有權迅速就任何此類行動得到裁定」（《兒童權利公約》37D）。(5)保障兒童隱私。「其隱私在訴訟的所有階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兒童權利公約》40.2A）。
在聯合國的大力協調與指導下，國際社會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逐步趨向輕緩化，擯棄了對未成年人犯罪一貫強調刑罰、懲罰的處置辦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體的特殊性，在處理該類案件時「採取的反應不僅應當與犯罪的情況和嚴重性相稱，而且應當與少年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相稱」（《北京規則》17.1） ， 強調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理手段的非刑罰化、非監禁化，而將刑罰處罰作為萬不得已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上述很多規定都被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所吸收。
我國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的建立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古代也有一些關於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規定，如西周規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http://www.sysfw.gov.cn/sfw/shownews.asp?NewsID=9580]即7歲以下兒童、80歲、90歲以上的人犯罪，不處以刑罰。《唐律疏議》規定： 8歲以上，未滿11歲，如果犯有謀反大逆、殺人等死罪，可以「上請」皇帝減輕處罰，犯強盜或盜竊以及殺人等罪可以收贖，對其他犯罪一概不負刑事責任；未滿8歲的為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但並未形成系統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我國現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從初具雛形到日臻豐富，其間經歷了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1979年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勞動總局、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共同做出的《關於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報告》中提及到的「對違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實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針」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確立了基本的原則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國第一個專門審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組織——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內部成立，[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編：《中國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1987年7月，該區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礎上成立了第一個審判業務一級建制的少年刑事審判庭，隨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廣，截止2004年，全國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個。[ 參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統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華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最後訪問時間：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設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4條明確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現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再次重申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指導思想，其實質就是「要求政法機關把教育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轉變他們的思想作為根本任務，要滿懷熱情地教育、感化、挽救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讓他們沿著犯罪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謝望原等：《中國刑事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頁。]《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條規定：「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並根據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和犯罪的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教育。對於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未成年學生，在人民法院判決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學籍」，[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1/21/content_699658.htm
]涉及到了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問題。《刑事訴訟法》第14條關於「對於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訊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的規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審判過程中的合法權益。《監獄法》在第六章也強調了對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為主的原則，並規定了矯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體辦法。2003年、2004年我國陸續出台的《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將未成年犯罪人作為社區矯正適用的重點對象予以關注和重視。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再次表明了關於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進一步規范和推動了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程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體系。
縱觀我國立法和司法現狀，關於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法律頗多，總體趨勢符合國際社會關於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輕緩化的潮流，然而遺憾的是，相關規定零散，迄今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體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樹，以解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日趨嚴竣的的社會問題。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價值取向
Ⅶ 請法律界的人士告訴我，上訴的條件以及上訴需要提供寫什麼材料，謝謝！
當事人不服一審人民法院的判決或者裁定，可以在法定期間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當事人不服民事、行政判決的上訴期間為15日，裁定為10日;不服刑事判決的上訴期間為10日，裁定為5日。
具體上訴程序規定
上訴必須在法定的時限內提出。判決書的上訴期限是送達之日起的15日內，裁定書的上訴期限是送達之日起的10日內，但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的裁定上訴期只有7日。這個期限自收到判決書或裁定書後的第二日起算。如果各方當事人收到判決書或裁定書的日期不同，上訴期限從各自收到判決書或裁定書的次日起算。期間屆滿的最後一日是法定節假日的，以法定節假日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為期間屆滿的日期。
如果在法定期限內，雙方當事人都沒有提出上訴，那麼，一審裁判即發生法律效力，只要有一方當事人在上訴期間提出上訴就不發生效力。
如果你對一審的裁判結果不滿意，決定上訴。那麼，不管對方有沒有上訴，都要提出上訴。如果你以為對方已經上訴，我就不用上訴了，反正還要再次開庭審理，對一審判決的意見我在法庭上一塊兒跟法官說就行了，那你可就錯了。因為民訴法明確規定：被上訴人在二審訴訟中，要求變更第一審判決內容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審查。換句話說，只要沒提出上訴，法院就視為你同意原判，對你在二審中提出的訴訟請求可以不予考慮。因此，不管對方上訴與否，只要對一審判決不同意，要求二審法院改判，就應該上訴。
要上訴.就要先寫上訴狀。如果你請了律師，上訴狀可以由律師幫你寫;如果沒請律師，自己也可以寫。書寫上訴狀時要注意：一、在上訴請求中要首先綜合敘述案情全貌，接著寫明原審裁判結果，指明是對原判全部或哪一部分不服。最後寫明具體訴訟請求，是要撤銷原判、全部改變原判還是部分變更原判。二、上訴理由主要是針對原審裁判而言，而不是針對對方當事人。針對原審判決、裁定論證不服的理由，主要是以下方面：(1)認定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2)原審確定性質不當;(3)適用實體法不當;(4)違反了法定程序。
對一審法院做出的判決、裁定不服提出上訴，應當通過原審人民法院提出，同時要按照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交上訴狀副本。
上訴要激納上訴費。你必須在遞交上訴狀的次日起7 日內，按照一審給你的繳費通知書，到指定銀行交納訴訟費用。如果交費確實有困難的，可以申請緩、減、 免交。逾期未交納訴訟費用。沒有申請緩、減、免交，或者雖然申請但未獲法院批准，仍不交納訴訟費的，法院會按照撤回上訴處理
Ⅷ 《論犯罪與刑罰》的中文譯文
《論犯罪與刑罰》
前言：
外國法律文庫序
外國法律文庫是一套大型翻譯叢書，入選書目主要是外國尤
其是西方的重要法律著作。中國法學界15名從事外國法與比較法
研究與教學的學者組成的編譯委員會負責確定書目和組織翻譯，
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印行。受編委會之託，我將組織出版這樣
一套叢書的緣起及有關情況作些說明。
我平生治學，以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為主。50年代末以後的
20多年間，我國法制建設歷盡坎坷。那時，像羅馬法這類洋貨，不
僅是奢侈品，簡直可以說是違禁品。「文革」結束後，法制建設與
法學教育都逐漸走上正軌。10多年來，在我所在的大學里，羅馬
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較法等都成了深受學生歡迎的課程。在立
法方面，每制定一項法律都廣泛地搜集國外立法資料，博採眾長，
以求既符合中國情況，又順應國際潮流。不過，在這些過程中，有
一個困難時時制約著人們的手腳，限制著人們的視野，那就是翻
譯為中文的外國法律著作數量太少。說來難以置信，自1949年直
到今天，西方法律學術著作在大陸譯為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10餘
種。這些著作的漢譯又沒有有效的組織，因此必然存在著書目安
排上缺乏系統性、選材上卻不乏偶然性的毛病，甚至有個別譯本
的譯者中外文修養不夠，率爾操觚，致使誤譯多有，貽患學林。在
這樣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期待對外國法律的全面而准確的認識
了，而沒有這樣的認識，又怎麼能希望博採眾長、融合中外的借
鑒呢？
近年來，組織翻譯一套外國法律叢書一直是我的一個迫切的
念頭。曾與法學界的一些同行談起，他們也都對這樣一項工程極
表贊成。曾對中國文化研究提供過大力支持的福特基金會也決定
對該項目提供贊助。1991年初，外國法律文庫第一屆編委會正式
成立。15位委員中包括了北京法學界——今後還要吸收各地學
者，使其成為一項全國性的學術事業——的一些知名教授和中青
年學者。編委會確定了這套叢書在選題方面的三個標准：（一）以
學術著作為主，兼顧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紀作品為主，
兼顧此前的經典著作；（三）以西方作品為主，兼顧其他地區的代
表性作品。力求通過整套叢書反映外國法學與法律的概貌，為學
術研究提供素材，為法律教學提供輔助，為國家立法提供借鏡，為
一般讀者提供有益於增進法律知識和培育法治意識的讀物。編委
會又聘請了4位外國著名法學家作為顧問，以更好地保證選題上
的權威性。在譯校者的確定上，除語言修養外，還要求他們是相
關領域的專家，以有利於忠實地傳達原意。叢書的規模，初步確
定為50種，當然，若條件許可，它完全應當成為一套不間斷出版
下去的叢書；法律翻譯要追隨法律與法學的發展，如同譯文要忠
實地追隨原文。
外國法律文庫能夠順利出版，得益於法學界的一些資深教授
的積極參與，他們有些參加了編委會，做了大量細致而有效的工
作。有些雖然不是編委，卻也給予文庫熱情的關心，他們推薦書
目與譯者，有些還應邀審閱譯稿。一大批中青年學者以其眼界、才
華以及勤勉的工作精神，使文庫的翻譯進度與質量得到了保證。福
特基金會對文庫的翻譯與出版提供了寶貴的資助。所有這些都是
應該在這里深表謝意的。
聲稱作品「錯誤在所難免」已成為一些序文的套語，對於外
國法律文庫一類的翻譯叢書來說，這樣的俗套卻決非客套——完
美到無可挑剔程度的譯作至今還只是一種理想。但是，重要的在
於積極的參與和認真的實踐。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熱衷此道，隨
著一本本譯著的出版，作為文化建設事業組成部分的法律翻譯，必
將會對我國的法制現代化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在這個過程中，翻
譯的技巧也會日漸成熟。我對於這樣的前景，套用一句老話，誠
可謂馨香而祝之矣！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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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簡介
義大利刑事古典學派創
始人貝卡里亞的這部著作，
篇幅不大但影響卻極為深
遠。該書初版於1764年，是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對刑罪原
則進行系統闡述的著作。全
書洋溢著偉大的人道主義氣
息，對刑訊逼供和死刑進行
了憤怒的譴責，鼓吹刑法改
革，力倡罪刑相適應的近代
量刑原則。本書問世後立即
給作者帶來了巨大的聲譽，
被譯為多種文字，它對於俄
國、普魯士以及奧地利等國
的刑法改革具有重大的影
響。該書被譽為刑法領域里
的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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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片斷：
六 關於逮捕
就社會自身的安全來說，同樣違背其宗旨的一個錯誤是：允
許執行法律的官員任意監禁公民，允許他根據微不足道的借口剝
奪某個私敵的自由，或者無視最明顯的犯罪嫌疑，使他的朋友不
受處罰。
監禁是一種特殊的刑罰，它需要在宣布犯罪之前執行。但是，
這一明顯特點並不使它失去另一基本點，即只有法律才能確定一
個人在什麼情況下應受刑罰。因而，法律應指出：應根據哪些嫌
疑而羈押罪犯，強制他接受審查和刑罰。公開的傳聞、逃跑、法
庭外的供認、同夥的供述、對侵害目標的威脅和長期仇視、犯罪
的物證等類似犯罪跡象，都足以成為逮捕某個公民的證據。但是，
這些證據應該由法律來確定，而不是由法官來確定。當法官的決
定不是對公共法典中基本准則的具體表述時，就是侵犯政治自由。
隨著刑罰變得寬和，隨著從監所中消除了凄苦和飢餓，隨著
憐憫和人道吹進牢門並支配那些鐵石心腸的執法吏，法律將心安
理得地根據嫌疑決定逮捕。
一個被控犯了罪的人，經監禁而獲釋後，不應背上什麼恥辱
的名聲。多少被指控犯有極嚴重罪行的羅馬人，在被證明無罪之
後，受到人民的尊重，並登上了光榮的職位！但是，在我們這個
時代，為什麼一個無辜者的結局竟如此不同呢？因為在一些人的
眼裡，目前刑事制度中的強力和權威的觀念似乎比公正的觀念更
重要。因為受控告者和已決犯被不加區別地關在同一個秘密監獄
里；因為監獄與其說是對罪犯的看守所，不如說是一個刑場；因
為對內維護法律的力量與對外保衛主權和國家的力量，本應相互
統一，卻相互分離了。前者本應依靠法律的共同支持與判斷力結
合起來，而不是依靠那種直接的權威。一支威武雄壯的軍隊所贏
得的榮耀本可以消除恥辱感，同其他民間感情一樣，與恥辱感聯
系較緊的是逮捕的方式而不是該事物本身。事實上人們公認：軍
事監禁並不像法庭監禁那樣聲名狼藉。一個多世紀以來，在民眾、
習俗和法律中仍保留著有辱國家現代文明的東西，仍保留著我們
北方狩獵祖先的一些野蠻的痕跡和粗暴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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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目錄
外國法律文庫序
致讀者
一、引 言
二、刑罰的起源懲罰權
三、結 論
四、對法律的解釋
五、法律的含混性
六、關於逮捕
七、犯罪嫌疑和審判形式
八、證 人
九、秘密控告
十、提示性訊問口供
十一、宣 誓
十二、刑 訊
十三、程序和時效
十四、犯意、共犯不予處罰
十五、刑罰的寬和
十六、關於死刑
十七、驅逐和沒收財產
十八、恥 辱
十九 刑罰的及時性
二十、刑罰的確定性和必定性恩赦
二十一、庇 護
二十二、懸 賞
二十三、刑罰與犯罪相對稱
二十四、衡量犯罪的標尺
二十五、犯罪的分類
二十六、叛逆罪
二十七、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暴侵
二十八、侮 辱
二十九、決 斗
三十、盜 竊
三十一、走 私
三十二、關於債務人
三十三、關於公共秩序
三十四、關於政治惰性
三十五、關於自殺和流亡
三十六、難以證明的犯罪
三十七、一類特殊的犯罪
三十八、虛偽的功利觀念
三十九、關於家庭精神
四十、關於國庫
四十一、如何預防犯罪
四十二 總 結
貝卡里亞傳略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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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後記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個譯本，是根據義大利著名刑事訴訟法學
家江·多麥尼哥·皮薩比亞（Gian Domenico Pisapia）教授1973年
編輯的義大利文版本譯出的；幾年來，譯者又參照其他幾種版本
作過數次校訂。皮薩比亞教授的版本採用的是法文譯者、著名
「網路全書派」學者莫雷萊編排的章節次序，即42章。貝卡里亞
本人曾認為這個經調整的次序比原作的次序（47章）「更為自然」，
因而「更為可取」。我所作的唯一調整是把一些較長的段落劃分成
若干自然段，因為，貝卡里亞這本書濃縮了大量含義深刻的論點，
我想應該多留出些間隙，讓讀者能較為從容地品味其中的意蘊。
為了便於讀者核對原文，譯者在正文邊緣標出1973年義大利
文版本的對應頁碼。
附於譯文後的《貝卡里亞傳略》，是我根據收集到的各種關於
貝氏的生平介紹和評論文章整理撰寫的。這些外文材料也包含不
少矛盾和歧異，就拿貝卡里亞1766年1月26日寫給莫雷萊的信
來說吧，我見到的幾個義大利文本相互間都有差異；我盡量採用
那些由比較專於此項研究的學者援引的材料。在寫作中，我還對
幾年前出版的拙作《貝卡里亞及其刑法思想》援引的個別譯文，作
了訂正。
這本書的出版使我內心中一個最大的宿願得以實現，我一直
把《論犯罪與刑罰》作為我的第一位法學啟蒙老師，今天能夠把
這個譯本獻給全社會，真使我有一種報恩者的滿足。在這里，我
應當對余叔通教授表達深切的謝意，他對照本書的英、法、日等
幾種譯本，對全書進行了認真的審閱，提出了許多改進譯文的意
見，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簡潔優雅的文筆以及提攜後學的風范，
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到席殊書屋去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