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減少冤案
1. 杭州市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監督辦法
第一條為了保證憲法和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加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常委會)對市人民政府、市中級人民法院、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一府兩院」)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的監督，促進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提高執法水平和辦案質量，預防和減少冤案、錯案發生，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及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本市實際，制定本辦法。第二條對「一府兩院」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故意或過失違法行使職權，造成冤案、錯案，未作追究或追究不當的，依照本辦法實施監督。第三條市人大常委會依法實施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的監督。
常委會會議閉會期間，常委會主任會議(以下簡稱主任會議)負責監督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市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簡稱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的工作部門具體承辦監督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的工作。第四條監督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應當堅持實事求是、依法監督、有錯必究、懲戒適當的原則。第五條冤案、錯案必須依法糾正。對造成冤案、錯案的責任人應視其原因和情節，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本辦法予以追究。
因冤案、錯案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造成損失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定予以賠償和追償。第六條監督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的范圍：
(一)應當認定為冤案、錯案，但「一府兩院」不予認定的案件；
(二)「一府兩院」已經認定為冤案、錯案，但不追究冤案、錯案責任或追究責任失當的案件；
(三)常委會及專門委員會發現並且認為有冤錯可能的案件。第七條監督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的形式：
(一)聽取和審議專題工作匯報；
(二)組織視察、執法檢查、調查和評議；
(三)調閱審查有關案卷材料；
(四)批轉限期查處；
(五)制發《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監督意見書》；
(六)依法決定進行質詢；
(七)組成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八)其他認為需要的方式。第八條常委會對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的監督，由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的工作部門歸口承辦。第九條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的工作部門認為「一府兩院」認定冤案、錯案正確、錯案責任追究適當的，應予以支持；認為「一府兩院」認定錯案有誤、責任追究失當的，提請主任會議研究決定，向「一府兩院」提出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監督意見。第十條主任會議研究，認為案情重大，需要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建議列入會議議程審議，經常委會審議，可以作出相應的決議或決定，交由「一府兩院」執行。第十一條在常委會會議期間，常委會組成人員五人以上聯名，可以依法提出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的質詢案，經主任會議決定，受質詢機關的負責人和有關人員應當在指定的時間到會作出口頭答復。需要書面答復時，主要負責人應當簽署意見。
半數以上提案人對答復不滿意的，經主任會議決定，受質詢機關應再作答復。必要時，常委會可以作出相應的決議或決定，交由「一府兩院」執行。第十二條在常委會會議期間，主任會議或五分之一以上常委會組成人員書面聯名，可以提議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常委會決定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應組織對該案情況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應報告常委會。常委會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可以作出相應的決議或決定，交由「一府兩院」執行。第十三條常委會、主任會議或專門委員會發出《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監督意見書》或批轉查處的案件，「一府兩院」應當在兩個月之內報送結果。
因案情重大，不能按期報送結果的，應當申請批准延期。第十四條「一府兩院」應加強對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的領導，明確內部機構和主管領導負責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制定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工作的制度。第十五條「一府兩院」認定的冤案、錯案及追究情況，應當在案件辦結之後，向常委會或有關專門委員會備案。第十六條常委會對違反本辦法，包庇冤案、錯案責任人的或對冤案、錯案責任追究監督敷衍塞責、拖延不辦的；或不如實反映情況，提供虛假材料的；或對冤案、錯案舉報人打擊報復的，可視情節輕重，分別作出如下處理：
(一)責成有關部門限期糾正，建議對責任人給予行政處分；
(二)依法免去或撤銷其常委會任命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
(三)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一府兩院」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常委會依法向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罷免案；
(四)對被依法免去職務的人員，「一府兩院」在一年內不得重新提請任命；對被依法撤銷職務的人員，「一府兩院」在二年內不得重新提請任命；
(五)冤案、錯案責任人構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機關依法查處。
2. 如何防止冤假錯案
首先，堅持程序正義的立身之本。程序正義具有平等、准確、公開、尊嚴四個屬性，這些屬性決定了程序正義是冤假錯案的天敵。但凡冤假錯案，幾乎都在司法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程序失守問題。如何在偵查、起訴階段避免非法取證、刑訊逼供現象，如何在審判階段避免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現象，如何在偵查、起訴、審判的全過程中保證律師的參與權、辯護權，如何在司法活動中保障民主，保證監督，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次，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從立法來看，我們並不欠缺制止冤假錯案的法律法規。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聯合發布的《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法規都全面規定了刑事訴訟證據的基本規則和具體標准。所以，為提高審批質量，避免冤假錯案，重點在於如何將既有之規定落到實處，做到有法必依，並在此基礎上，根據新情況、新問題予以補充完善，形成一以貫之的執法體系。
再次，形成長效機制。冤假錯案不是「流行性感冒」之類的小病患，而是任何法治社會都可能出現的司法疾痼。所以，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要切實避免「運動式」治理方式，不能因為領導重視就狠抓落實，而風頭一過就立即鬆懈。冤假錯案的治理，要從長效上抓好內、外兩個方面的機制建設，即司法機構自身機制的長效建設和外部監督制約機制的長效建設；同時，要從常態上做好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工作，即常態糾正既往之冤假錯案和常態防止未來之冤假錯案。
最後，建設系統工程。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需要通盤考慮。從目前來看，法院系統從上到下已經認識到了冤假錯案的危害，並切實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治理行動。此前，檢察系統和公安系統亦有相應的制度出台。接下來，公、檢、法等司法機構需要聯動起來，不僅要糾正和救濟冤假錯案造成的不利後果，更應該深入協作，進行有機預防，切實降低冤假錯案的發生率，全面樹立起司法機構的威信。需要強調的是，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不僅關乎司法機構的威信，更關乎社會公共安全；不僅關乎法治效果，更關乎國運民生。因此，除了司法機構的努力之外，還需要包括黨政權力機構、輿論部門、社會團體和廣大民眾在內的全社會給予支持，支持司法建設，這才是最終有效化解冤假錯案的根本之策。
3. 你是怎樣看待死刑的這和一個國家的立法執法的權力有什麼樣的關系呢
在美國，各大關注死刑的網站都羅列了下面的名字：第1000人，肯尼思·博伊德（ BOYD），死刑執行日期：2005年12月2日，北卡羅萊納州；第1001人，夏·翰弗利斯（Shawn Humphries），死刑執行日期：2005年12月2日，南卡羅萊納州。
計數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它會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說，人們習以為常的事情，會因為計數，在某個點停下來，作一番檢討和反省。這次美國處決1976年恢復死刑以來的第1000名死囚，就是這樣。
由來已久的死刑存廢之爭將人處死是一回事，死刑法卻是另一回事。人類很早就在處死同類，可是，把它變成法律，卻反映了社會在走向成熟，開始思考把刑罰規定為一個共同契約。
一般認為，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頒布的死刑法，是比較成熟的最早的死刑法。它規定了有25種罪行可以被處死。在公元前7世紀的希臘雅典，曾經把死刑作為對所有犯罪的惟一處罰，就是再輕微的犯罪，也只有死路一條。一路下來，公元前5世紀，羅馬也有了它的死刑法。處死的手段各種各樣，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常常很殘酷。今天人們認為是「殘酷」的絞刑，在那個時候根本算不了什麼，死刑通常是燒死、淹死、車裂、活活打死等等。
在10世紀，絞刑成為英國相當普遍的處死方式。在此後的歲月里，英國出過一個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他曾經宣布，在他的統治下，除了戰爭時期外，不得處死任何人。這大概是英國最早的廢除死刑的努力吧。可是，顯然還不到火候。所以，死刑很快恢復，其後僅在英王亨利八世治下，就有大約7.2萬人被處死。
英國對死刑的檢討過程是很有意思的。英國在很早就實行了陪審團制度。這使得民眾對嚴刑峻法有一個抵禦的渠道。英國判處死刑的所謂罪名，曾經非常草率，在18世紀，有222個罪名可以處死，比如說偷竊、砍了一棵不該砍的樹之類。最終，民眾覺得這實在太過分。他們一時沒有能力改變法律，就通過陪審團制度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在一些他們認為不該處死的案子里，明明有充足證據證明嫌犯有罪，陪審員們就是宣判他無罪。因為一旦定罪就是死刑。這樣的情況大量發生，其實是在動搖司法制度本身，這逼得英國在1823年到1837年之間，檢討和改革了他們的死刑法，將幾乎一半的罪名，從死刑里劃了出來。
英國的死刑法被開拓者們帶到北美殖民地。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死刑，是在1608年的弗吉尼亞，就是最近這次原本要成為第1000名死囚而被赦免的地方。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美國。弗吉尼亞只是最早的英屬殖民地，而不是一個州。這第一個死刑犯是一個軍官，他被處死的罪名是充當了西班牙的間諜。不管怎麼說，罪名本身還是夠大的。可是到了1612年，在弗吉尼亞的殖民地總督宣布的法律中，雞毛蒜皮的輕微罪行，都在處死之列。也許，新的殖民地維持秩序很困難，總督要站穩，只好祭出嚴刑峻法來吧。
就在美國革命之前，1767年，義大利人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寫了論文《論犯罪與刑罰（On Crimes and Punishment）》。他在文章中寫道，刑罰制度的限度，是達到安全有秩序的適當目標，超過限度就是暴政。他認為，刑事審判的效力來自刑罰的確定性，而不是殘酷性。他第一個提出要廢除死刑，認為由國家來奪去一個人的生命是不公正的。
貝卡利亞的論文逐漸傳到北美，給了革命前的知識分子包括美國建國先賢們很大的影響。第一個改革的嘗試，又是發生在弗吉尼亞。當時的美國建國者之一———托馬斯·傑弗遜，在他的家鄉作了第一次嘗試。他在弗吉尼亞州議會提出一個修改死刑法律的提案，就是除了謀殺罪和叛國罪之外，都不得判處死刑。這個提案以一票之差失敗。我們可以看到，傑弗遜只接受了貝卡利亞觀點的一部分。他反對過分的死刑，卻不是絕對的反對死刑。
賓西法尼亞州的費城，是《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簽署地，也受到貝卡利亞思想的影響。在那裡，《獨立宣言》簽署者———本傑明·路斯博士（Dr.Benjamin Rush）認為，說死刑是一種「威懾力量」是沒有道理的，他甚至認為，處死也是殺人，反而給犯罪行為一個壞的榜樣。著名的美國建國者本傑明·富蘭克林贊同他的觀點。在美國，這個州第一個立法把謀殺分出級別，比如，把蓄意謀殺和過失殺人分開。在1794年，該州立法，除了一級謀殺罪，其餘罪行一律不處死刑。
美國和其他國家有很大不同的是，建國時就是一個聯合體。因此，刑事犯罪基本是州一級法律在管。所以，各個州的情況是不一樣的。1846年，美國的密執安州立法，除了叛國罪之外，所有罪行免於死刑。之後，羅德島和威斯康新州完全廢除死刑。可是，大多數州還是維持死刑。
上世紀初，美國有6個州在短暫廢除死刑之後，又逐漸恢復了。一方面，犯罪學家有一系列研究著作，認為死刑是必要的社會工具。加上大蕭條等原因，上世紀30年代，美國的死刑次數達到歷史最高記錄，平均每年有167人被處死，1940年代的10年裡，美國執行了1289例死刑，1950年代下降到715例，從1960年到1976年的16年中，下降到191例。在那個時候，美國人對死刑的支持率達到當時的歷史最低水平，只有42％的人支持死刑。
根據美國的制度，廢除死刑有兩個層面，一個途徑是各州自己立法決定，另一個是在聯邦層面由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的時候，把死刑解釋為「違憲」。美國憲法的第5、第8、第14修正案一向被解釋為認可死刑，但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這種解釋開始出現松動。1970年代初，最高法院在釋憲的時候，以5比4認定，死刑是違背了憲法第8修正案的「法院對罪犯不得以殘酷和異乎尋常的方法來懲罰」。可是到1976年，最高法院又轉而認定，假如「以適當的方式執行死刑」，死刑不能算作是「殘酷和異乎尋常」的刑罰。
這樣，在1976年恢復死刑前，美國在全國范圍有9年沒有執行死刑。現在的那1000名被執行的死囚，就是從1976年恢復死刑之後開始計算的。
死刑怎樣執行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釋憲的過程和反復，其實很切實地反映了美國人對死刑的困惑，這種困惑也是屬於各個國家的。
從美國死刑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到，對待死刑問題的進步，包括了許多層面：有何種罪行適合於死刑的問題，例如今天的亞洲地區人們對毒品和死刑關系的理解；有執行方式是否殘酷的問題；有死刑是不是應該公開執行的問題。
首先是，現在美國判處死刑的，基本上都限定在一級謀殺罪的范圍。各州死刑都不可以是命令式的，陪審團必須知道還有無期徒刑等其他選擇。
對於死刑的執行過程，各州都盡可能做得人道。
現在，如密蘇里州的模式，死刑程序是這樣的：
行刑前48小時到72小時內，死囚犯從監房轉到靠近死刑室的一個房間。在這段時間里，死囚犯可以享受較多的自由，包括不限次數和親友、神職人員以及律師見面。可以自由地和外界通電話。死囚犯可以提出「最後的晚餐」的菜單，只要做得到，監獄必須盡量滿足他的要求。「最後的晚餐」在下午5時30分到6時之間。午夜12時1分執行死刑。
對於行刑方式，也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變得盡可能地做到快速和沒有痛苦。19世紀末開始，美國試圖在尋找一種更人道的處死方式。曾經一度認為觸電可以加快死亡的速度，更人道。1888年，紐約州建造了第一個死刑電椅。1890年在電椅上處死了第一個罪犯。上世紀20年代，還研究過毒氣處死。現在美國基本上都是適用注射毒液。過程一般先是手臂消毒，然後插入針筒，共3劑葯水。第一劑相當於麻醉劑，讓死囚失去知覺，第二劑是破壞呼吸系統，第三劑是停止心臟功能。整個過程大約5分鍾。然後，由法醫鑒定，確認死亡。
對於死刑的執行，從1834年開始，賓西法尼亞是美國第一個立法不再在公眾面前執行死刑的州。此後，各州逐漸跟進。死刑只在極少人數在場時執行。最近幾年，有的州通過立法，使該案被害者的家屬們有權觀看這名殺害了他們親人的死囚犯的死刑執行。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去看。我們在電視里看到過這樣的專題片，非常客觀地介紹一個案子的情況，介紹死囚犯、被害人及其家屬，介紹死囚犯在長期關押中的思想演變，也介紹受害家屬們不同的心情，最後，其中一些家屬選擇去觀看死刑，並且在事後，被害者的母親接受采訪，說她感到安慰。當然也有人選擇不去。在這些不同態度上，我們可以看到人性的復雜。
死刑的一個很大困擾，就是有許多案子是有爭執的。許多死囚犯直到執行死刑的時候，仍然堅持說自己是冤枉的。許多案子，就像著名的辛普森案那樣，謀殺案可能是沒有目擊證人、沒有凶器這樣的直接證據。判決只能是陪審團根據呈堂的合法證據衡量之後，作出自己的判斷。雖然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保障被告人的權利，例如，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在陪審團定案的時候，必須嚴格根據「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陪審團必須對判決取得一致意見，等等。盡管如此，仍然不能絕對保證沒有冤案。
美國的死囚犯在被陪審團判處死刑之後，根據1977年到2002年的調查，平均每個死囚要經歷將近10年的上訴時間。美國社會認為，應該給予他們最大的機會去糾正可能的錯案。美國的杜克大學曾經有一項研究結果指出，在花費納稅人支付的費用上，美國的死囚犯比一個判處20年徒刑的囚犯要高兩倍。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開支，就是每個州都必須成立一個獨立的、專為死囚辯護的律師團。他們的責任，是在死刑判決下來之後，協助死囚犯進行向上級法院的一級級上訴。平均每個死囚犯要消耗州政府216萬美元的開支。
在一切程序走完之後，根據美國憲法，總統有赦免罪犯的權力，不必提供任何理由。各州的州憲法也有類似的規定，死囚可以要求州長赦免。這次，原本要成為第1000名的弗吉尼亞死囚，就是根據州憲法，從州長那裡獲得了赦免。當然，雖然憲法沒有要求赦免提供理由，可是通常赦免都是有一定理由的。
因此，各州，例如密蘇里模式的死刑執行，都規定死囚犯在最後還有完整的24小時提出上訴。直到最後一刻，死刑執行室都必須隨時准備接聽赦免的電話通知。
死刑存廢還在爭執
對死刑的思考，最終是關繫到人對社會秩序和生命的種種思考。可是，也有一些技術層面的爭論。
美國曾經有一些小的縣，向州里提出停止死刑，原因只是考慮到死囚犯的上訴過程實在太費錢，覺得負擔不起。
一些人反對死刑，質疑社會是否「應該」將死刑作為一種對犯罪的威懾。可即便是這個議題，也有人從「技術」出發，質疑它的「威懾能力」。於是，曾經有項向全國警長的調查，結果在300多名隨機抽樣的警長中，有67％的警長不認為「死刑能夠顯著減少謀殺案」，82％的警長不相信謀殺者在殺人前會顧慮懲罰的後果。在調查列出的幾種降低犯罪方法中，死刑被認為是最後一種。
一些人反對死刑，是認定死刑是一種殘酷的刑罰。可是，采訪死刑犯之後，也有一些死刑犯認為，長期徒刑比死刑更為殘酷，無期徒刑還不如死刑，一副死了「一了百了」的樣子。
由於美國死囚犯的漫長上訴過程，有很多人在等待的10年當中，表現出已經完全認罪、痛改前非的樣子，對這樣的囚徒，對照他們以前血腥殘酷的罪行，是不是就應該赦免？這也有很大的爭論。一些人傾向於悔過者既往不咎，一些人認為，罪行一旦犯下，沒有任何事情能夠改變這個事實，因為罪犯殺死的人已經不能復生。
有一些美國人反對死刑，是從宗教的角度出發的，就是人類社會不能「扮演上帝（play God）」的角色，只有上帝才有權力奪走一個人的生命。這是一種保守的角度。可是，也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是從人權的角度來思考，他們認為，死刑奪走一個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這是自由派的角度。
美國南方被公認為是保守的地區，也是宗教氣氛特別濃的地區，可是，在這些地區，民眾贊成死刑的比例卻相當高，其原因是，美國南方的保守傳統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南方式的「法律與秩序」。因此，南方曾經有很長時期維持嚴刑峻法，民眾的觀念中有很強的一條，就是保障個人權利，你不能侵犯他人的人身和權利，你侵犯了別人，你必須支付代價。所以，在美國的許多南方人眼中，殺人償命，仍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一般不認同人道理由，而認為必須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真是很巧。11月29日，弗吉尼亞州長赦免了該州的死刑犯，致使兩名幾乎並列第1000名的死囚，都是在卡羅萊納。並列的南、北卡羅萊納原來是一個州，南、北卡羅萊納和赦免死囚的弗吉尼亞，恰巧都是美國的南方。美國現在有12個州，加上首都華盛頓特區，仍然沒有死刑。雖然有死刑州中也有北方州，可是所有的南方州幾乎都是贊同死刑的。
這些爭執到現在還沒有一致的結論。可是，從美國對死刑問題經歷的思考和實踐歷程，可以看到，雖然對死刑的倫理判斷和存廢可以有長久的爭論和反復，但是，死刑是一個多層次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在討論的同時，一步步先改進起來，例如，先完善審理和上訴程序，以減少冤假錯案，給被告人以充分的權利和公平審判，改變在公眾前行刑的習慣，減少死刑執行的痛苦，等等。
我們也許還不能在最困難的倫理問題上馬上作出決定，可是，面對今天的死刑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我們中國人遠不是沒有事情可做。
4. 洛陽男子被控殺人7年後無罪釋放，如何避免冤案發生
相信法律。冤案總有被警察洗清的一天，冤枉的人一定受到補償與道歉。
5. 如何用法律思維方式分析呼吉格勒案件
親，你要全案進行分析，估計網上沒有現成的。我可以提供條思路：
所謂用法律思維，就是把自己當成律師，法官或者檢察官或者偵查人員運用法律知識來分析案情。比如說法院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依據的是刑法第幾條，犯罪構成是什麼，還有證據是什麼，從案發到判決，各個訴訟階段有沒有違反刑訴法的規定，以及最後發現是冤案後，賠償的依據是什麼。
總之一句話，你的每一步分析，都要用法律去分析。
希望能幫到您~
6. 張玉環案改判，如何防止冤案錯案發生
如果要防止冤案錯案發生，首先辦人員就一定要公平公正，不能夠貪污受賄，還有就是在定罪的時候，證據一定要足夠的充分，不能夠屈打成招。
7. 關於冤案賠償，憲法是怎麼規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一切法律不能與之相抵觸，即所有法律必須服從憲法！
1995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中規定：申請賠償時效為2年，已過時效（過期）的不預賠償。問題是：2年所謂的時效究竟從哪裡來？！
冤案即：國家政府機關包括、公安、法院等對公民人身權、合法財產的侵犯，即剝奪或侵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包括其合法財產及參與社會公平競爭、個人經濟發展及生活、學習等一切合法權利。
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確有規定：申請賠償時效為2年，但問題是：
1、很多冤案是發生在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的2、3年前，照這個邏輯這些冤案的索賠不都過期了嗎？！但關鍵是：1995年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國家賠償法，事實是根本就談不上1995年後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所規定的「過期」二字，既然事實上不存在「過期」的問題，就得依法賠償！
2、1995年後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規定的：1995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不溯及既往，只受理發生在1995後其侵權的賠償。即其之前對公民的侵犯、侵權不予按此賠償法賠償，按過去的規定處理。 請問：所謂「過去的規定」又在哪裡？！ 其規定的內容又是什麼 ？！
3、就算符合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過期」不予賠償的規定，那麼請問：之前的冤案不予賠償的決定為何按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執行，而受害人應該得到的賠償卻為何不按照這個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執行？！
4、《憲法》即國家大法，所有法律與之相抵觸時，應服從《憲法》。而《憲法》所賦予公民的人身權、合法財產及公民參與社會公平競爭、個人經濟發展及學習、生活一切權利被侵犯後，《國家賠償法》卻規定：侵權案發生在其出台之前不予賠償。這會完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抵觸！自相矛盾邏輯混亂！這無異於自己拉的屎往自己嘴裡送！
《國家賠償法》是快遮合法羞布，即等於給其1995年前的侵權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憲法》第五條中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不得和憲法相抵觸。」《國家賠償法》中「賠償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定，不僅玷污、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公民一切合法權利這一原則，更踐踏了法律門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權利！
這部所謂的《國家賠償法》更是法律邏輯混亂、失衡，顛倒是非，似天大國際笑話貽笑大方。其更可笑的是：猜猜聰明的小日本把它學走了會怎麼樣？很快地也出台一部，其慰安婦問題全部解決！
8. 如何看待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存在漏洞的問題冤案
縱觀諸多冤假錯案的產生原因，總能找到許多共同點，總結有主要如下幾點：
一，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現象仍佔主導，司法實踐中還沒有根本貫徹落實「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即使現在相關立法已經確立了這一原則。這一現象一方面是因為辦案人員受到上級機關、領導和社會輿論的壓力，追求辦案效率。雖然我們可以從先哲貝卡利亞那裡得知 ，刑罰與犯罪的時間間隔越短，那麼刑罰預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顯，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個案件的偵破都具有其規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觀規律，破案有獎，無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積案必罰的指令，則不應該出現，破案也需要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否則會給辦案人員帶來巨大的壓力，以致為了不受罰而隨便結案，這樣就會造成冤假錯案，甚至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以托詞或便利。試想，當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而無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獄甚至被處以死刑時，這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司法的權威還能存在多久？我們不能為了效率而喪失了對公正的追求。當這兩者出現矛盾的時候必須在確保公正前提下去講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的疑罪從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響著辦案，司法實踐中的這一做法不僅違背了我國刑法確立的罪行法定基本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還導致了冤假錯案的頻發。
二，每個冤假錯案的造成基本上與刑訊逼供有關。我們熟悉的昆明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聶樹斌案等等都是刑訊逼供造成的，法律對刑訊逼供是禁止的，為什麼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這種侵犯人權的證據調查方式仍然愛不釋手？《刑事訴訟法》第43條還做出規定：審判人員、檢查人員和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證據。 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凡經查證屬實屬於用刑訊逼供或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的的根據。」這些立法上的規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刑事逼供，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僅有這些規定是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我國的公安機關等辦案機關的權力是很大的，這也就增加了辦案過程中權力濫用的幾率，容易侵犯公民的權力，導致無辜的人受到牽連。而同時，我國的檢查機關等監督機關的監督權並未能充分行使，難以發揮起應有的作用，這些，都促長了刑訊逼供現象的屢禁不止，導致冤假錯案頻發。
三，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著「惟口供」的思想，對於案件的實際調查與研究不夠重視。在針對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國立法上已經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趨勢充分，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但是，這並沒起到很好作用，很多的司法機關依舊片面追求口供， 依照口供辦案，忽視實際調查研究。很多冤假錯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例如佘祥林案件，趙作海案件，均是因為司法機關對案件的理所當然的態度，在調查的過程中，忽視了客觀證據的收集與求證。特別是在當時已經可以進行DNA鑒定的情況下，如果說是考慮到鑒定費用的問題，那相信大家也會和我一樣無話可說，只是想請問一下，難道說一個人一生的清白甚至生命還抵不過驗一次DNA的費用的價值嗎？
四，在案件中不重視律師的辯護作用。我們都明白，如果律師的辯護職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可以減少很多冤假錯案。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但在實踐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律師的一些合理、合法請求及建議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信任和採納。如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甚至漠視律師在法庭上的作用，律師對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五，司法機關的隊伍整體素質低下，敷衍塞責，違反職業法定要求的不積極作為或不作為等也是如今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就佘祥林的案件來說，如果有關機關能夠認真審查，尋找線索，早點發現他的妻子還存活於世，那麼，佘祥林也就不會無辜在監獄里待了十多年。畢竟，佘祥林的妻子再婚時有去過婚姻登記所使用身份證登記，生小孩時也需要通過戶口，身份證的審查。可惜，相關部門並未發現這一大漏洞，可見，我國的諸多部門大概都抱著漫不經心的態度在工作，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責任。
另外，權力機關干涉，司法機關喪失獨立辦案權也是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根源有很多，也有許多是我們還沒察覺的，這就需要我們的不斷探索。以期在找到根源後解決問題，讓冤假錯案率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