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法治化

Ⅰ 如何完善我國財政決策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法制化部分-

財政是國家實現其職能，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重要物質基礎，擔負著維護國家機關的正常運轉、促進經濟文化事業繁榮和社會穩定等重要職責。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將財政管理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實現依法理財，依法行政，依法治國。

一、實現依法理財，必須加強財政法制建設

1.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建設法制財政，有助於實現財政管理的法制化。
2.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建設法制財政，有助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3.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建設法制財政，有助於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建設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必須遵循公平、公正、法制等市場經濟基本通行的規則，也就是要堅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財。 4.加強財政法制建設，有助於實現財政職能，保障財政部門依法履行其職責。因此，加強財政立法工作，加快制度建設步伐，對於部門立法中不合理的減收、增支內容予以抑制，從法律的角度為實現財政職能把關。
運用法律手段，將法治貫穿於財政管理的全過程，才能確保財政行為規范化，不斷提高財政管理水平。

二、加強財政法制建設亟需解決的主要問題

1.財政法律體系不健全的問題，造成財政行政行為違反現行法律。

2.財政法律制度總體的立法層次比較低，法律規定之間存在著不協調的問題。 3.財政立法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的問題。

4.財政執法行為有待進一步規范的問題，加強執法監督仍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依法理財面臨的重大課題。

5.法制意識、依法理財觀念有待進一步增強的問題，迫切需要提高法制意識，樹立法制觀念。

三、加強財政法制建設，積極推進依法理財

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積極推進依法理財，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法制建設。通過加強財政立法，建立健全財政法律體系，嚴格財政執法，完善財政執法監督，深入開展財政法制宣傳教育，為財政管理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1.建立健全財政法律體系，使各項工作有法可依。 2.加強財政立法工作，切實提高立法質量。
3.強化財政執法，規范執法行為。加強財政執法，使財政管理法制化、規范化，提高財政管理的透明度，有利於提高財政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4.加強財政法制宣傳教育，促進依法理財工作的順利開展

法制部分

民主最初體現於政治領域，即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只能源於主權人民行使其自治權所授予的權威。從政治角度，實現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權利是國家的基本任務；從經濟角度，保護財產權，實現經濟的自由，增加財富的機會，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增進是國家職責所在。
財政橫亘一國政治、經濟領域，構成市場經濟下政府進行資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性經濟組織安排和政府性經濟行為的規則體系。一方面，財政是一國政府得以生存的經濟支柱，其經濟來源是建立在對公民私有財產合法的剝奪之上，這種對公有領域和私有領域的劃分，無疑應當取得利益受損方的認可，才能實現和維持國家行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從經濟學角度，財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須是任何個人無法排他地佔有和消費的物品，否則政府參與市場競爭，不僅是對私人經濟自由的侵害，同時也是對源於公民的財政資金的不當使用。因此，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集中在財政領域就表現為財政民主。一方面，在政治的領域中，財政民主是公民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在經濟的領域中，財政民主是公民基本財產權的保護。
之所以強調財政民主，是因為在我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其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他方式、途徑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事務的權力。如審批預算是憲法等相關法律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項職權。因此，無論是預算的編制還是審批，均應反映人民之意願並得到人民代表大會的批准。
貫徹民主原則，一是可以保證公共財政的科學性，使公共財政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真正反映未來年度財政收支情況；二是有利於實現對政府財政收支行為的監督，防止出現隨意性。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就必須以公民的民主權利約束國家公共權力。
二、財政民主的制度構建
從理論上看，財政旨在提供公共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為防止財政活動偏離公共利益，保留公民對重大財政事項的決定權，是財政民主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財政民主一般表現為財政議會主義，即重大財政事項必須經過代議機構審批。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因此，從淵源上看，財政民主是憲法所規定的人民主權理論在財政法領域的落實和體現。而《立法法》第8條明確規定財政、稅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從形式和程序上保證了財政的民主性。
重大財政事項由人民代表大會審查決定也是財政民主的重要體現。除了對財稅方面的基本制度制定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會的財政決定權也體現在預算審批上。根據我國《憲法》及《預演算法》的相關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審批中央預算，地方各級人大負責審批本級地方預算，這表明，財政民主的基本要求在我國已得到了確認。同時，財政民主還要求賦予人民對財政事項的廣泛監督權。這要求財政行為的決策程序、執行過程以及實施效果，須具備公開性、透明性等特點。否則無論預算審批或預算監督，都只會流於形式，公開透明更無從談起了。細化到具體的財政行為，則表現為財政收入與支出行為的民主化。
（一）支出民主：以公共需要定位財政支出
政府的支出邊界到底在哪裡，這不是單純用理論可以解決的問題。雖然古典學派認為政府的活動是一種消費現象，主張縮小財政規模。但新財政思想卻認為市場機能在實際經濟社會中根本難以發揮，更何況還存在分配不均的問題，若政府不介入幾乎無法平息。兩種觀點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的模糊性。但事實是，由於政府執行宏觀經濟職能的需要，財政職權在一定程度上有擴張的趨勢，從而引起財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說來，財政支出是國家通過財政收入將集中起來的財政資金進行有計劃的分配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是財政職能的具體化，服務於政府職能。基於公共物品理論的分析，既然市場無法有效提供，那麼財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物品（包括全部純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滿足公共需要的事務，財政才應提供資金支持，否則偏離公共物品的政府財政分配行為本質上不能反映公民對公共物品的偏好而不能被視作財政民主行為。因此，財政支出民主首先應當表現為在財政支出決策的達成上，主要反映為人民對政府開支的權力制約和政府經濟職能執行的協調和平衡。
（二）收入民主：以公共權力定位財政收入
政府為履行公共職責所承擔的財政支出，需要積極謀取財政收入。財政收入，是政府為履行公共職能，滿足公共服務要求的財政支出需要，通過國家依法籌措的所有貨幣資金的總和，一般包括：稅收、費、國有資產收益、公債以及罰沒等其他形式收入。國家獲取財政收入憑借的是公權力，即由立法機關賦予公共部門代表公眾行使的強制性的權力。這種強制性權力是在分散決策基礎上集體選擇的結果，用來解決分散決策難以解決的各種問題。現代民主制下公共部門的任何權力都應通過公共選擇程序如投票，由立法機關審批、賦予，否則就是濫權，構成對私權利的侵犯。因此，議會制之所以能夠從社會中吸取更多的財政收入，其原因就在於代議制給予了財產權利人參與決策的機會，使他們相信代議機構決定的合法性， 這也是國家獲取財政收入的正當性基礎。
由此可見，在一個國家的「錢袋子」問題上，財政民主實踐了權利與權力之間的良性互動。財政的一系列環節中，從征稅開始，到支出、績效評估和監督，都應該在代表機構的決定與掌控之中，從而依法實現對政府活動的范圍、方向和政策目標的監督與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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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運用稅收相關知識談談你對我國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認識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綜述
2014年1月10日，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北京大學稅收法治建設研究基地主辦，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承辦的「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307會議室成功召開。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靳萬軍副司長、張學瑞副巡視員，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所長等政府官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沈巋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劉劍文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華東政法大學陳少英教授、武漢大學熊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大旗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施正文教授等學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陝西省等地的稅務系統工作人員，普華永道、華稅、天馳、國楓凱文等會計師事務所或律所合夥人，共計60餘位專家參與了本次論壇。《法制日報》、《法制晚報》、《中國稅務報》等多家媒體對論壇進行了報道。

論壇開幕式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主持，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先後致辭。李三江司長對論壇提出三點倡導：第一，鼓勵暢所欲言；第二，理論聯系實踐；第三，具有問題意識。劉劍文會長強調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關鍵在於：第一，樹立法治思維。所謂稅收立法「成熟一個、出台一個」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會延緩稅收法定的改革進程。第二，擺正立法與改革的關系。稅收立法不僅能夠確認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夠推動和引導稅收改革，它是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國當前諸多社會矛盾的平台。

一、稅收法定原則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與會專家就稅收法定原則的准確理解達成了相當的一致意見，以期釐清當前存在的一些誤解。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稅收法定原則」，這對促進依法治國、依法理財具有歷史性價值。第一，必須盡快健全、完備稅法體系，提高稅法的系統性、科學性、協調性和開放性。第二，將稅收法定原則及基本稅收管理體制、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等內容寫入《憲法》。第三，在《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專設一章「納稅人權利保護」。第四，發揮立法機關在稅收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將現存的諸多稅收行政條例上升為法律。第五，將財稅法設置為一個獨立的立法系統。

武漢大學法學院熊偉教授指出：第一,重視稅收法定原則中「課稅要素明確」的要求。若課稅要素不明確，實際上構成了一把「雙刃劍」，不僅不利於納稅人依法納稅，也不利於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第二，處理好各個層級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確稅收實施條例、稅收實施細則各自能夠規定什麼，確定稅法解釋的具體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於稅收法定原則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稅問題。稅務機關應當適當轉變執法思維，在征稅問題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嚴格地依據法律征稅。第四，促進稅收執法的公開透明，以倒逼稅務機關提高其執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陳少英教授認為：稅收法定原則最深刻的內涵在於限制政府征稅權、保護納稅人財產權。在具體操作層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須編排稅收立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作為一個以商品稅為主的國家，我國在商品稅方面的立法卻非常欠缺，故在「營改增」改革中，應大力推動增值稅立法，並通過「價稅分離」，增強納稅人意識，從而在實現增值稅的經濟功能的同時實現其政治功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稅收法定原則的涵義是經過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納稅人的立法參與，控制國家征稅權；並藉助稅收法律的安定性、規范性、可預測性，保障納稅人的財產權、生存權、發展權、生產經營自主權、人生規劃自由權等。第二，加快稅收立法的步伐。要改變立法機關力量薄弱的現狀，應當優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知識、年齡結構，增強立法人員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稅收法律為已足，還應保證稅收法律在內容上對基本課稅要素等進行具體、明確、完備的規定，改善立法質量。第四，建立對稅收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和對稅收法律的違憲審查機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現「實質法治」。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施正文教授認為：一方面，應充分認識稅收法定原則的崇高地位。它是稅法領域最高原則，並對一個國家的法治、人權保障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應正確理解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內涵。稅收法定原則之「法」既包括對稅收實體要素和基本的稅收程序要素的規定，又要求稅務機關嚴格地實施和執行稅法。在立法上，關注稅法的可實施性，改變過去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做法；在執法上，轉變按照計劃或任務征稅的思路，以稅收法律作為征稅的唯一依據；在司法上，發揮稅收救濟的功能，改革稅收司法制度。

二、我國稅收立法現狀的剖析和反思

與會專家基於國家治理的整體視角，解讀了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實踐中的演繹情況。

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認為：《決定》中「國家治理」的提法彰顯了政府運作方式上的重大轉型，關繫到國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主要包含三個指導思想，即稅種的法定、課稅要素的法定、徵收管理程序和技術的法定。只有滿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稅行為的正當性，提高政府的治稅能力，發揮稅收作為一種國家治理途徑的作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周序中教授將《決定》中對稅收法定原則的明確承認視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國二十多年來稅制改革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在當前的改革深水區、矛盾激化期，財稅法治建設突顯了「法律」的價值，能夠合理地劃分私主體和公主體的財產界限，關乎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欲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就一定要樹立稅法權威，在稅法的表現形式、實行和運用上多下功夫，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稅法的籠子中。

普華永道合夥人梅杞成結合自身實務經驗，把中國稅法實踐中的問題總結為五個特徵：一是很多領域本應當有法，卻沒有法。二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公平。三是很多領域有法，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執行的差別非常大。四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依法執行。五是很多領域納稅人有權利，卻不敢行使這些權利，導致納稅人權利得不到很好的保護。

揚州稅務幹部進修學院李登喜教授認為：稅收法治之治實際上是一種「共治」，故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能僅停留在立法層面。一方面應當構建科學的稅法解釋體系、健全稅法解釋方法，在與納稅人權利息息相關的規則解釋上，對行政機關的解釋權進行適當限制，防止稅收執法裁量權的錯用和亂用。另一方面，應當建立標准化案例稅法，也即稅法領域的案例指導制度，通過稅法的實踐探索來引導稅法的理論研究。

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教授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財稅法學界和實務界已形成的共識，也是一個永恆的研究主題。從《立法法》第8條到1985年稅收授權立法決定、稅制改革試點模式，都與稅收法定原則存在著緊密的關聯。縱觀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未在財稅改革上多作著墨，因此，此番《決定》中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完善稅收立法」等諸多財稅問題的明確表述，無疑具有深遠意義。

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與可行路徑

與會專家從稅收立法、執法、守法、執法、監督、遵從等多個角度，對稅收法定原則的宏觀及微觀路徑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認為：站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高度，「治理」的典型特徵是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合作，稅收法治也正是置於這個大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稅收法定原則意味著，一是樹立法定理念，充分挖掘稅收法定原則蘊含著的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精神。二是完善法律制度，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來確認和體現稅收法定原則。三是落實立法規劃，改進立法程序，保證稅法的科學性、系統性和適應性。

來自各地稅務部門的實務人員闡述了自己對稅收法定原則的看法。河南省國家稅務局常新友副處長認為，應提高稅收立法的協調性和統一性，處理好法律與法律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改革與立法、經濟與法治之間的關系。北京市地方稅務局施宏處長反思了我國稅收法定實踐，在立法層面，人大沒有盡到稅收立法授權之後的監督職責，納稅人參與稅收法律制定的程度不足；在執法層面，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存在一定的失控；在司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未啟動稅法領域的司法解釋，稅收案例的數量較少。四川省地方稅務局李青處長指出，稅務機關不能將完成征稅指標作為唯一的工作導向，而必須依法徵收。如果不實行稅收法定，就會使稅務執法的隨意性非常大，既導致收了不該收的稅、損害了納稅人的利益，也導致該收的稅沒有收、損害了國家的利益。陝西省國家稅務局張岳文副處長認為，我國稅收領域的現狀是法律理想難以與現實相銜接，引發法律的「脫節」。一方面需要考慮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結合，使稅收法律制度更加接中國本土的地氣；另一方面需要促進立法、執法、司法層面的相互跟進。

來自律師事務所的專家交流了自己辦理稅務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案件的實務經驗，重點提出了關於稅法解釋的一些體會。天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家本認為，稅法應當對課稅要素進行相對明確、詳細的規定，增加法律中的嚴格性規則，不宜給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和稅法解釋權留有過大的餘地。華稅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天永同樣認為，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行政解釋不能適用擴大解釋的方法，才能保證稅法的權威性、促進稅法的確定性。國楓凱文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榮法指出，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應當確立「禁止擴大」以及「尊重本意」等兩項解釋原則。建議將「稅收徵收管理法」分為納稅服務、涉稅建設、涉稅處罰三大部分，轉變「輕服務、重管理」的態度，推動稅務機關與納稅人間的相互信賴，強化違反稅法的責任和處罰力度。

四、稅收法定原則與稅收法治的前景展望

稅法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圍繞著稅收法定入憲、稅收授權立法、稅法的本土化思路等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展望了我國稅收法治可以依循的前進方略。

《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提出：稅收法定原則並非資產階級所固有，而是一種在世界范圍內都被普遍遵循和認可的基本原則，是現代國家保護人權的必由之路，故我國有必要將稅收法定原則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同時，面對復雜的國情現實，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應當區分輕重緩急，兼具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規劃。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認為：從《決定》的布局安排看，稅收法定原則被定位為民主建設中的大事情，它牽涉到人民主權、政治體制改革，關繫到擴大民主和加強法治。稅收立法應當回應現實需要、回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回應老百姓的願望，還應當確立階段性的任務，結合我國的國情、社情和稅情，制定具體的時間表。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傅紅偉處長指出：稅收法定原則是一項國際規則，也已經在我國全社會上下形成共識，下一步的重點就在於如何讓稅收法定原則落到具體工作當中。稅收法定原則的中國路徑被視為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全國人大、國務院、稅務機關等多個機關相互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湖南省稅務幹部學校何小王教授針對我國諸多稅收規范性文件突破、超越許可權的現象，提出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授權依據應當具體化，並引入外部的授權立法監督機制，形成全社會的監督體系。另外，既然旨在保護人身權的刑法中明確了「禁止類推適用」原則，那麼，旨在保護財產權的稅法也可以考慮確立相近的原則，禁止稅法領域的類推和比照適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丁一副教授介紹了德國有關稅收授權立法的學理和實踐，闡釋了其對於我國處理稅收授權立法現象的啟發，提出在稅收授權立法問題上，需要將立法機關的強大、行政機關的謙抑、司法機關的補足這三者密切結合。我們不能單純地肯定或否定授權立法，稅收授權立法應當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一個必須堅持的底線是，重要的課稅要素應當嚴格地由狹義法律進行規定。

五、閉幕總結

閉幕式上，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靳萬軍副司長肯定了本次論壇的成果，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具有長期性、持續性和不斷改進性，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我們從意識與理念、體制建設與機制創新等維度著手，將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多個環節協同並舉，以共同實現稅收法治的目標。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重申，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固然應考慮中國國情，但這項原則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回到《決定》的本意上來，「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中的「法」只能指狹義的法律。稅收法定原則的主旨在於保護納稅人權利、限制公權力，落實路徑是在5-10年的時間里，將所有的稅收行政法規都上升為稅收法律，且應為「良法善治」。唯有如此，中國的法治建設才能進步，民富國強的治國目標才能達成。

Ⅲ 經濟體制改革的財稅體制改革

從放權讓利的探索到分稅制和公共財政體制的全面改革以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為分水嶺，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經歷了兩個階段。1978-1993年是第一階段，改革的主要特徵在於放權讓利，手段大多是探索性的，目的在於刺激地方政府及其他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從而提高經濟效率。其中，財政體制經歷了三次改革，核心是實行財政包乾的管理體制。1980-1984年，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管理體制，具體舉措包括財政支出按隸屬關系加以劃分，明確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范圍等。1985-1987年，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管理體制，具體舉措包括按照利改稅新要求重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等。但嚴格地講，這次改革依然沒有突破分灶吃飯的改革框架。1988-1993年，實行的是包干財政管理體制。包干制在改革開放初期對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它作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博弈不規范，也不科學，後果是中央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從1979年佔31.1%下降到1992年的12.9%。但這一階段的改革為1994年啟動分稅制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稅收體制方面，這期間的主要改革舉措是實行利改稅。1983年實施第一步利改稅，主要舉措側重於在稅利並存的情況下逐步擴大上交稅收的比重，目的在於理順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1984年實施第二步利改稅，由稅利並存向完全以稅代利過渡，具體舉措包括發布國營企業所得稅、調節稅、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鹽稅、資源稅等一系列行政法規。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大規模的稅制改革。由於受到種種局限，這期間的改革未能取得預期成效，改革的手段也大多是試錯性的，因此，不足以稱為財稅體制的重塑和創新。但這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稅制改革奠定了基礎。從1994年至今為財稅體制改革的第二階段，主要特徵在於全面改革，改革的手段具有創新性，改革的目的在於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型財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財政體制改革分兩個步驟，一是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按事權范圍和支出內容的界定，合理劃分財政收入，並確定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數額，建立過渡期的專一支付制度等;二是1998年確立了公共財政體系建設的改革目標，這是1994年後中國財政領域力度較大、范圍最廣的一項變革，其特徵在於規范化、法治化和體制的相對穩定性。1994年以來的稅收體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建立以增值稅為主體、消費稅和營業稅為補充的新的流轉稅制度;健全和完善所得稅制度，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改革和完善其他稅種，等等。經過第二階段的改革，我國初步建立了適應市場化要求的財政管理體制，從總體上看，這是一次建國以來力度最大、成效顯著、影響深遠的成功的改革，成功的標志主要有兩點:一是規范了分配關系，包括國家、企業與個人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配關系;二是建立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統計數據顯示，中央財政收入在全國財政收入中所佔比重，從1994年前平均30%左右上升到1994年的55.7%的水平，1994年後一直穩定在50%左右。另外，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到2006年為18.4%，比第二輪改革初期1994年的10.8%高出近8個百分點。關於財政體制改革三十年的基本經驗可歸納為:財政職能的轉變必須與政府職能轉換和經濟職能轉換同步進行;財稅體制改革必須走漸進式改革道路，必須與國企、金融、投資體制改革協調推進。當然，目前的財稅體制僅是一個大致輪廓，未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財政分配關系;建立科學、規范、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綜觀三十年的改革歷程，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了上述七個市場化趨向的改革層面以外，這種巨變還具體體現在以下層面:在勞動力市場方面，經歷了從無到有再到逐步成熟，目前基本建立了勞動力流動和工資決定的市場化機制框架;在收入分配方面，從改革開放初期以按勞分配為主，強調公平與效率並重，到黨的十四大提出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再到黨的十七大提出繼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強調公平與效率統一，基本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收入分配製度;在教育、住房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基本上實現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軌;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主要體現為政府職能轉變，在逐步壓縮政府經濟建設職能的同時提升其公共服務職能;在對外開放方面，經歷了全方位、寬領域和深層次的對外開放的改革歷程，目前初步實現了雙向開放格局。總之，改革開放三十年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三十年，三十年的改革總體上表現為一種漸進式的增量改革，這種改革路徑並非簡單地照搬西方標准化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是結合本國國情所進行的創造性的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實踐經驗表明，這種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既避免了強制性的制度變遷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又結出了我國經濟連續多年保持高速增長的碩果。

Ⅳ 十八大提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內容

一是改進預算管理制度。預算管理制度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制度與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預算能力」。目前我國預算審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規模與政策，《決定》指出，審核預算的重點要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這一原則命題揭示的重大政策轉向是，稅收不再是各級政府預算確定的任務，而是預期目標。這有利於稅務機關按照法律征稅，避免為了完成任務多收或少收的體制弊端。不僅如此，這一原則規定打破了各級財政固有的「重收入、輕支出」的傾向，有助於推動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優化，有助於納稅人判斷政府為社會成員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范圍、數量和質量。另外，《決定》指出要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以及規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以期為增強預算科學性和執行的有效性提供重要機制保障。
二是完善稅收制度。稅收是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是國家存在與公共治理的基礎，也是實施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決定》提出深化稅制改革的重點內容包括：全面推進增值稅改革乃至將增值稅推廣到全部服務業，把不動產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建立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推進消費稅改革，調整徵收范圍、環節和稅率，進一步發揮消費稅的調節功能；加快房產稅立法和改革步伐，提高保有環節的稅收；推進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進一步發揮稅收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作用；加快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
三是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政制度。事權劃分是現代財政制度有效運轉的重要前提。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規范，一些應由中央負責的事務交給了地方，一些適宜地方負責的事務，中央承擔了較多的支出責任。而中央通過大量轉移支付對地方進行補助，客觀上影響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因此要由粗到細設計中央、省、市縣三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明細單，列明各自專享事權以及共擔事權的共擔方案，並在今後漸進優化與細化。在明確政府間事權劃分基礎上，界定各級政府間的支出責任，明確劃分政府間收入，再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進行調節上下級政府、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力餘缺，補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權存在的財力缺口，實現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在此基礎上，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Ⅳ 我國為什麼要堅持稅收法定主義

一、堅持稅收法定主義，符合憲法尊重和保障納稅人基本權利的精神
稅收法定主義起源於中世紀的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被公認為是其源頭。經過1628年《權利請願書》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正式確立了現代意義的稅收法定主義。它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和動機，是各方利益主體相互妥協的結果，但其本質上有利於促進納稅人權利保障這一內核。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稅收法定主義在各國的確立是和各國人民爭取自身權利的歷史進程聯系在一起的，並體現在各國的憲法中。例如，1787年《美國憲法》第1條規定，「一切征稅議案首先應當由眾議院提出」，「國會有權賦課並徵收稅收」。
《法國憲法》第34條規定，「各種性質的賦稅和征稅基礎、稅率和徵收方式必須以法律規定。」
可以看到，人類爭取人權，要求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歷史，一直是與稅收法定主義的確立和發展密切相關的。在現代社會，堅持稅收法定主義，仍然是民主憲政的基本要求。因為稅收法定主義要求對國家征稅權的行使，施加合理的限制，以保障納稅人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國家征稅權的過度侵犯。稅收法定主義中的「法」是指狹義上的法律，其本旨在於規范國家權力的運用，同時保障納稅人的權益。稅收法定主義的落實，是實現私人財產課稅法治化的必經途徑，體現了國家通過稅收，扶持納稅人生存、發展的精神。
2004年，我國對憲法進行了重要修改，其中兩個最為引人關注的變化是：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稅收，是國家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依法「剝奪」。稅收法定則要求國家「剝奪」公民私有財產時嚴格依據法律規范進行。這既限制了征稅機關的活動范圍，又能保障公民合法私有財產權不受侵犯。本質上看，稅收法定體現了保障納稅人權利的要求，是對憲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的落實。憲法是一國的根本大法，在社會生活中應當具有最高權威，2004年修憲時加入的保護合法私有財產和保障人權條款，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憲法條款，體現了中國憲法的與時俱進。而在稅收領域，要體現這兩項憲法原則，就是應當堅持稅收法定主義。
二、堅持稅收法定主義，體現了財稅民主的價值觀
堅持稅收法定、確保基本稅收制度必須制定法律，同時嚴格對國務院的授權立法進行嚴格限制，是財稅民主和財稅法治實現的衡量指標之一。我國的法律體系是由憲法、法律、法規、規章組成的效力由高到低排列的「金字塔」結構，處於不同效力位階的法律淵源雖然從形式上看，只是立法權主體的不同，但不同法律規范制定過程實際上反映的是人民參與程度和人民意志代表程度的差異，即民主性差異。由此可見，堅持稅收法定主義，是以嚴格的法定程序確保民主性和代表性在稅收領域最大程度的實現。
具體說，由於稅法不僅關涉對公民財產權的剝奪，同樣也關涉剝奪的這部分財產如何被合理地運用於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因此強調法律的形式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只有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充分體現，納稅才會是人民的自願決定；只有稅收的使用能夠切實體現人民的真實需求，這樣的公共服務才具有正當性和公共性。
三、堅持稅收法定主義，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
人們一定會問：有關稅收的規范為什麼主要是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規呢？除上述理由外，還有以下理由：
第一，重大稅收事項以法律確定是立法法的要求。《立法法》第8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這是稅收法定的直接法律依據，對這一條款的遵照與執行，本身就反映著法治的實現程度。
第二，法律具有其他淵源不可相比的優勢。法律的制定程序嚴格，稅收立法採用狹義法律的模式進行，有利於在更高層次實現財政民主和保護納稅人權利。稅法規定稅收領域的基本事項，對所有的稅法主體和稅收行為都有約束力和指導效力，因而也更容易確保稅收活動的宏觀秩序。由於法律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一旦立法程序完成，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立法機關自己也必須受其約束，不能隨意變動。稅收法律，更易於協調各階層的利益沖突，便於納稅人調整自己的生產、生活。法律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又會增加稅法制度的被遵從度。
第三，我國現行稅收立法採用授權立法制，其立法依據導源於1984年和198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行的授權立法條例。授權立法的積極作用毋庸置疑，其消極作用也顯而易見：級次不高，穩定性不夠，名稱各異，結構分散，沖突嚴重，不利於保障納稅人合法權益和稅務機關依法行政，更沖擊了稅收法定原則，增加了執法的難度和成本。《立法法》第11條規定：授權立法事項，經過時間檢驗，制定法律條件成熟，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即可制定法律，也為授權立法的終止設定了規則。有鑒於此，對稅收授權立法的揚棄，改變授權立法的模式，回到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稅法，自是必然。收回授權立法並非對授權立法的全盤否定，授出再收回，是對授權立法邏輯規則的遵從。
第四，稅法實踐為提升法律位階積累了豐富的立法實踐，效力位階提升是稅法發展進步的經驗模式。以企業所得稅法為例，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經歷了工商所得稅、依據企業性質分別立法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三個階段，直至2007年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頒布，我國多年的立法實踐，延續著從條例到法律的發展進程，每一次變革，都對企業所得稅的征管、企業的發展乃至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從條例到法律的變革，一方面固然是企業所得稅本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體現著對稅收法定主義的遵守。
第五，對法律的重視不排斥行政法規等其他淵源。不同的法律淵源，在各自的效力范圍內都發揮著促進稅收法制的作用，從稅法的發展和現狀看，即便制定了特定的稅種法，也需要相應的實施條例來細化和具體化，同時還需要行政規章的配套，才能有效實施。這種金字塔式的法規體系，其源頭的淵源位階越高，其整體權威性也越高、效力范圍越廣、可預期性越強。稅收法定並不是說對一切稅收問題都必須制定法律，而是強調稅收行為必須滿足合法性的要件，必須獲得法律的明確許可或立法機關的專門授權。對於稅收基本制度，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國務院進行執行性立法、補充性立法和授權性立法。
四、堅持稅收法定主義，有利於提高稅法的權威性
當前，我國稅法體系中僅有4部法律，而有約30部稅收行政法規、約50部稅收行政規章和超過5500部稅收通告，在實踐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這些稅收通告。由此可見我國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層級較低，與之相應的便是實踐中，這些規范性文件的穩定性非常欠缺，進而影響到稅法規范的權威性。堅持稅收法定主義，要求對這些大量存在的低位階規范性文件進行清理，將不合時宜的規范性文件廢止，同時因時制宜地將部分經過實踐檢驗、證明運行效果較為理想的稅收規章、稅收通告上升為法律或行政法規，以提高其穩定性和權威性。
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我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經做到了有法可依。稅收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便是從與其他部門法律的協調與配合角度出發，也應該更多的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制定法律，以期達到法律淵源之間的協調與平衡。
總之，稅收領域堅持稅收法定主義，無論對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完善，健全和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好地尊重和保障對納稅人的基本權利，構建和諧的稅收征納關系，其意義重大而深遠。
全文刊載在《中國稅務報》2012年2月22日第5版。

Ⅵ 如何理解和應對稅收法治的新常態

像經濟「新常態」一樣，稅收「新常態」尚未完全成為一種穩固的形態。所謂稅收「新常態」指在現代稅收治理新理念和新規則的基礎上構建的較穩固和可持續的新秩序、新態勢和新狀態。筆者認為，稅收工作轉為「新常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一、收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思維慣性正從「管理納稅人」向「服務納稅人」的「新常態」轉變。制度變遷往往由新理念引領，而改革的本質就是改掉傳統的不良習慣或思維慣性。自200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提「服務型政府」以來，我國各級稅務機關廣泛開展了創建服務型、企業型以及顧客導向型稅務機關活動，稅務機關與納稅人良性互動的新型和諧征納服務關系已在建立。事實上，傳統的稅收工作思維以納稅人有罪判定為假設前提，以管理和監督納稅人為慣性思維，習慣於用對抗性的方法來解決稅收執法中的問題，把打擊逃稅作為稅收執法工作的全部內容或主要方面。現在，在尊重納稅人，服務納稅人，引導納稅人，滿足納稅人合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納稅人的滿意度和遵從度，將是不可逆轉的稅收工作「新常態」之一。

二、在收多少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行為慣性正從「任務至上」向「稅收法定」的「新常態」轉變。經濟決定稅收，稅收決定財政（即支出），是財稅活動的基本規律。但在現實財稅實踐中，「任務至上」、「唯稅收任務馬首是瞻」的導向問題長期存在，任務和稅法孰輕孰重或誰大誰小的爭議一直不斷。不難發現，在不擇手段確保完成各種稅收任務的行為慣性下，必然出現兩種不良現象：1.是經濟不景氣或衰退時，為確保年度稅收任務的完成，稅收機關往往傾向於收「過頭稅」或「刮地皮」；2.是經濟景氣或繁榮時，為確保以逐年遞增為特徵的下年稅收任務的完成，稅務機關往往傾向於「有稅不收」或「留有後手」。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都嚴重地削弱了稅法的嚴肅性、規范性和權威性。

從稅法的角度來講，「有稅收稅、無稅不收」是基本的行為准則。告別稅收增長的「速度情結」，強化稅收的顆粒歸倉原則，則是稅收法定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體現。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預演算法的決定, 將於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即「經濟憲法」）第五十五條明確規定：各級政府不得向預算收入徵收部門和單位下達收入指標。這條前所未有的法律規定和限定顯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這標志著稅收任務時代的淡出以及稅收長期「超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稅收法定時代的到來。

三、在怎麼收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制度慣性正從稅收管理員「各事統管」模式向稅源管理的「分級分類+專業協作」模式的「新常態」轉變。為適應新的稅收征納環境，近年來我國各級稅務機關都不同程度地試行了以「稅源專業化管理」為基礎的新一輪稅收征管改革，稅收征管制度正向專業分工與協作模式過渡，從而有效提升了稅源管理工作的質效。事實上，我國稅收征管制度長期實行「一人盯多戶」模式，稅收核定徵收的隨意化或情緒化特徵明顯。隨著納稅戶或稅源戶的大幅增長以及跨行業、跨區域企業集團的日益增多，關聯交易、虛擬市場、電子商務等新興經營模式蓬勃發展，稅收征管制度必然需要升級換代或轉型升級。以信息管稅為依託（包括縱向信息的大集中以及橫向信息的大分享），以分級分類管理為原則（如按規模、行業和區域相結合的科學劃分原則），全國各地稅務機關大量組建了稅源專業化管理團隊，重組了稅收征管流程，實現了稅務人員與企業類型的「專業對口」，大大提升了稅收征管工作的質效或績效。盡管以稅源專業化管理為導向的稅收征管改革依然在路上，但這種稅收「新常態」已然確立。

四、在收哪些稅以及由誰收的問題層面，稅收的體制慣性正由「隨意修補」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態」轉變。理論上，財稅體制安排體現並承載著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利益關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中處於基礎性位置。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的稅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稅制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不適應、不協調、不匹配的矛盾依然突出。例如，現行稅制在應對資源能源短缺、生態環境危機和貧富差距擴大等重大社會問題上調節作用不夠明顯；多年來在構建地方稅體系、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所得稅、降低間接稅比重、開征房地產稅和全面改革資源稅等問題上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特別是，「營改增」背景下如何給予地方像樣的主打、主力或主體稅種，國稅、地稅兩家之間的「責任田」如何科學劃分，已對新一輪稅制改革呈現倒逼之勢。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稅制體系既迫在眉睫，也正在啟動。盡管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但稅收體制由「隨意修補」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態」轉變已是改革的大方向和大趨勢。

稅收工作需要保持「平常心」，適應「新常態」。但應指出的是，稅收「新常態」在現實中依然存在認識不清、不深和不透問題，可能在一段時期內還會出現交集或糾纏，稅收「新常態」也不宜和不能加以絕對化的理解，其內涵也必然會與時俱進地發生漸變，但無論如何，我國稅收工作從理念、行為、制度以及體制等方面正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並在「為什麼收稅、收多少稅、怎麼收稅以及由誰收」等方面逐漸形成不可逆轉的「新常態」。

Ⅶ 如何完善我國財政政策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法制化部分-

財政是國家實現其職能，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重要物質基礎，擔負著維護國家機關的正常運轉、促進經濟文化事業繁榮和社會穩定等重要職責。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將財政管理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實現依法理財，依法行政，依法治國。

一、實現依法理財，必須加強財政法制建設

1.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建設法制財政，有助於實現財政管理的法制化。
2.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建設法制財政，有助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3.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建設法制財政，有助於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建設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必須遵循公平、公正、法制等市場經濟基本通行的規則，也就是要堅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財。 4.加強財政法制建設，有助於實現財政職能，保障財政部門依法履行其職責。因此，加強財政立法工作，加快制度建設步伐，對於部門立法中不合理的減收、增支內容予以抑制，從法律的角度為實現財政職能把關。
運用法律手段，將法治貫穿於財政管理的全過程，才能確保財政行為規范化，不斷提高財政管理水平。

二、加強財政法制建設亟需解決的主要問題

1.財政法律體系不健全的問題，造成財政行政行為違反現行法律。

2.財政法律制度總體的立法層次比較低，法律規定之間存在著不協調的問題。 3.財政立法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的問題。

4.財政執法行為有待進一步規范的問題，加強執法監督仍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依法理財面臨的重大課題。

5.法制意識、依法理財觀念有待進一步增強的問題，迫切需要提高法制意識，樹立法制觀念。

三、加強財政法制建設，積極推進依法理財

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積極推進依法理財，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法制建設。通過加強財政立法，建立健全財政法律體系，嚴格財政執法，完善財政執法監督，深入開展財政法制宣傳教育，為財政管理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1.建立健全財政法律體系，使各項工作有法可依。 2.加強財政立法工作，切實提高立法質量。
3.強化財政執法，規范執法行為。加強財政執法，使財政管理法制化、規范化，提高財政管理的透明度，有利於提高財政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4.加強財政法制宣傳教育，促進依法理財工作的順利開展

民主化部分

民主最初體現於政治領域，即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只能源於主權人民行使其自治權所授予的權威。從政治角度，實現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權利是國家的基本任務；從經濟角度，保護財產權，實現經濟的自由，增加財富的機會，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增進是國家職責所在。
財政橫亘一國政治、經濟領域，構成市場經濟下政府進行資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性經濟組織安排和政府性經濟行為的規則體系。一方面，財政是一國政府得以生存的經濟支柱，其經濟來源是建立在對公民私有財產合法的剝奪之上，這種對公有領域和私有領域的劃分，無疑應當取得利益受損方的認可，才能實現和維持國家行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從經濟學角度，財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須是任何個人無法排他地佔有和消費的物品，否則政府參與市場競爭，不僅是對私人經濟自由的侵害，同時也是對源於公民的財政資金的不當使用。因此，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集中在財政領域就表現為財政民主。一方面，在政治的領域中，財政民主是公民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在經濟的領域中，財政民主是公民基本財產權的保護。
之所以強調財政民主，是因為在我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其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他方式、途徑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事務的權力。如審批預算是憲法等相關法律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項職權。因此，無論是預算的編制還是審批，均應反映人民之意願並得到人民代表大會的批准。
貫徹民主原則，一是可以保證公共財政的科學性，使公共財政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真正反映未來年度財政收支情況；二是有利於實現對政府財政收支行為的監督，防止出現隨意性。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就必須以公民的民主權利約束國家公共權力。
二、財政民主的制度構建
從理論上看，財政旨在提供公共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為防止財政活動偏離公共利益，保留公民對重大財政事項的決定權，是財政民主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財政民主一般表現為財政議會主義，即重大財政事項必須經過代議機構審批。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因此，從淵源上看，財政民主是憲法所規定的人民主權理論在財政法領域的落實和體現。而《立法法》第8條明確規定財政、稅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從形式和程序上保證了財政的民主性。
重大財政事項由人民代表大會審查決定也是財政民主的重要體現。除了對財稅方面的基本制度制定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會的財政決定權也體現在預算審批上。根據我國《憲法》及《預演算法》的相關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審批中央預算，地方各級人大負責審批本級地方預算，這表明，財政民主的基本要求在我國已得到了確認。同時，財政民主還要求賦予人民對財政事項的廣泛監督權。這要求財政行為的決策程序、執行過程以及實施效果，須具備公開性、透明性等特點。否則無論預算審批或預算監督，都只會流於形式，公開透明更無從談起了。細化到具體的財政行為，則表現為財政收入與支出行為的民主化。
（一）支出民主：以公共需要定位財政支出
政府的支出邊界到底在哪裡，這不是單純用理論可以解決的問題。雖然古典學派認為政府的活動是一種消費現象，主張縮小財政規模。但新財政思想卻認為市場機能在實際經濟社會中根本難以發揮，更何況還存在分配不均的問題，若政府不介入幾乎無法平息。兩種觀點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的模糊性。但事實是，由於政府執行宏觀經濟職能的需要，財政職權在一定程度上有擴張的趨勢，從而引起財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說來，財政支出是國家通過財政收入將集中起來的財政資金進行有計劃的分配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是財政職能的具體化，服務於政府職能。基於公共物品理論的分析，既然市場無法有效提供，那麼財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物品（包括全部純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滿足公共需要的事務，財政才應提供資金支持，否則偏離公共物品的政府財政分配行為本質上不能反映公民對公共物品的偏好而不能被視作財政民主行為。因此，財政支出民主首先應當表現為在財政支出決策的達成上，主要反映為人民對政府開支的權力制約和政府經濟職能執行的協調和平衡。
（二）收入民主：以公共權力定位財政收入
政府為履行公共職責所承擔的財政支出，需要積極謀取財政收入。財政收入，是政府為履行公共職能，滿足公共服務要求的財政支出需要，通過國家依法籌措的所有貨幣資金的總和，一般包括：稅收、費、國有資產收益、公債以及罰沒等其他形式收入。國家獲取財政收入憑借的是公權力，即由立法機關賦予公共部門代表公眾行使的強制性的權力。這種強制性權力是在分散決策基礎上集體選擇的結果，用來解決分散決策難以解決的各種問題。現代民主制下公共部門的任何權力都應通過公共選擇程序如投票，由立法機關審批、賦予，否則就是濫權，構成對私權利的侵犯。因此，議會制之所以能夠從社會中吸取更多的財政收入，其原因就在於代議制給予了財產權利人參與決策的機會，使他們相信代議機構決定的合法性， 這也是國家獲取財政收入的正當性基礎。
由此可見，在一個國家的「錢袋子」問題上，財政民主實踐了權利與權力之間的良性互動。財政的一系列環節中，從征稅開始，到支出、績效評估和監督，都應該在代表機構的決定與掌控之中，從而依法實現對政府活動的范圍、方向和政策目標的監督與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