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依法治國

A. 政府機關有協助律師的義務嗎

鎮政府機關沒有必須要配合律師調查案件的義務，更何況案件與鎮政府無關。
個人的家庭情況以及就業情況屬於個人的私有資料，有些內容可以牽涉到個人的隱私，不要說鎮政府可以不予律師配合，就是鎮政府本身在沒有合理理由的前提下都無權查詢個人的私有資料。
發律師函與直接去咨詢的效果是一樣的，鎮政府完全可以不與理睬該律師函。
《律師法》第30條規定：「律師參加訴訟活動，依照訴訟法律的規定，可以收集、閱讀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會見和通信，出席法庭，參與訴訟，以及享有訴訟法律規定的其它權利。」
第34條：受委託的律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律師自行調查取證的，憑律師事務所介紹信和律師執業證書，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律師調查取證權利無法定強制性，實際操作很難。 律師的法定身份是接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委託，為其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由於你說的調取個人的私有信息，必須經過北調取部門的批准或同意才可以。
在司法人員調查取證時，證人或者有關單位和個人是無條件的配合，這不是因為證人有多高的法律意識，關鍵是司法者象徵的是一種「國家公權力」；相比之下，律師調查取證時，證人或者有關單位和個人一是往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二是對律師無所畏懼，導致律師調查取證權不能實現。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B. ,試析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改什麼,怎麼改(約

不照搬西方模式
【報告摘要】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各方評說
政治體制改革單獨列出
●將政治體制改革單獨列出，作為報告一個重要部分闡述，足見中央對政治體制改革重要性與緊迫性的認識及共識。就報告要點來看，所提政治體制改革的主線，是加快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建設，改善制度運行的效率。所列舉需要加快改革的具體領域，涵蓋了幾乎所有主要領域。
——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偉
●在各種改革當中，政治體制改革非常重要。很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離開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講也很難搞下去。所以，政治體制改革也是躲不開、繞不過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既是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的體制機制保障。
——中央黨校社會發展中心原主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龐元正
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
●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根本目標，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展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
●把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起來，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
選擇適合自己國情道路
●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性質決定的。我們必須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而不是照搬「三權分立」的模式，當前關鍵是要進一步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對此，我們有充分的制度自信。
——中央黨校教授張榮臣
●從全世界范圍來講，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個適合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中國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王偉光
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
【報告摘要】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
各方評說
不同利益訴求需要協商解決
●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社會的利益訴求逐漸多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各方的利益訴求如何達成一致，這必須通過民主的方式來協商解決。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軍
有利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
●中共中央領導人以誠懇的態度鼓勵、支持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認真傾聽、及時回應民主黨派的建議和意見，更增添了我們參政議政的責任感和積極性。
——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
●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有利於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是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
——重慶市北碚區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原副主任段明學
●「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必須遵循其固有的內在規律，一是要把發揮黨委在政治協商中的主導作用和增強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職能的主動性有機統一起來。二是要把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職能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有機統一起來。三是要把政治協商的實體制度建設和程序制度建設有機統一起來。
——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綜合一處副處長王文滋
增強民主協商實效性
●切實把是否重視政治協商、能否發揮好政治協商作用作為檢驗領導水平、執政能力的一項重要內容，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察考核指標。採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強政協自身建設，制定委員參與政治協商的具體辦法，確保協商的質量和水平。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昌鑒
●協商的前提是公開分歧。有政治和政策的明確反對，才會產生有意義的協商、溝通和妥協，從而整合意見。
——專欄作家趙楚
嚴控編制 減少職數
【報告摘要】行政體制改革是推動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各方評說
行政審批改革要有新思路
●過去減少的行政審批項目，多數可能是各個部門來報的，避重就輕的問題比較嚴重，所以下一步行政審批改革，要有新思路。這個新思路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要考慮退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
●凡是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的事項一律交給市場，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承擔的事項堅決轉移給社會組織。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建設小政府、強政府的核心舉措。
——廣東省編辦行政體制改革處處長劉光大
進行大部門制度改革
●大部門體制改革需要在實踐中大膽地創新和探索。大部門體制改革的五個注意事項：第一是注重科學優化機構設置；第二是注重全面正確履行職責；第三是注重加強政府管理創新；第四要注重健全協調配合機制，堅持權責一致的原則，建立健全各部門協同配合和省部戰略合作機制；第五是注重加強機關建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毅中
●推進大部門制改革，要對職能相近、管理分散的結構進行合並，對職責交叉重復、長期難以協調解決的結構進行調整，以利權責統一、提高整體效能。同時，對職能范圍過寬，權力過分集中的機構進行適當分設。
——國家行政學院原常務副院長魏禮群
減「人頭」提升行政效率
●嚴控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不僅能降低行政成本，更能提升行政效率，是政府更好地向服務型轉型的一個現實要求。不過，經驗證明，職數削減後常常容易「死灰復燃」，對此一定要加大檢查和監督力度。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委書記梁維東
●如果說削減政府權力、加強公權力監督等幾方面的改革是對內的話，與之相聯系的，行政體制改革對外的服務，那就是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解決老百姓的醫療、教育等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
憲法和法律是「高壓線」
【報告摘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各方評說
所有公權力都必須依照憲法
●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法治的基本要義。公共權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揚長避短和趨利避害。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
●立法、執法、司法等所有公權力行為都必須依照憲法、符合憲法，認真落實「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原則。在執行和遵守憲法方面，公職人員要明確兩個觀念：一是人本觀念；二是規則觀念。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
通過制度設計促進民主
●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應當著力抓好六項工作：一是提高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依法行政意識和能力。二是完善學科民主依法決策程序，建立重大決策跟蹤反饋和評估制度。三是完善政府立法工作機制；健全規范性文件制定和發布程序；建立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評估和清理制度；強化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四是保證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五是強化行政監督和問責。六是依法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解裁決制度，完善行政復議制度，認真做好行政應訴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李林
執政黨要有落實憲法的覺悟
●要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形成全社會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風尚，扎扎實實把黨的十八大精神落實到各項工作中去。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郭聲琨
●執政黨需要有落實憲法的覺悟。憲法和法律的公正性、合理性，只有在實踐當中才能得到保證。公平性、合理性的問題首先要在實踐當中才能體會得到。——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張千帆

把權力關進「籠子」里
【報告摘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
各方評說
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
●與以往的權力制約監督理論相比，十八大報告在權力制約監督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論述，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思路更清晰。特別強調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清晰地提出了用制度制約監督權力濫用和腐敗的新思路。
二是目標更全面。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其目標不再只是強調單一的監督制度，而是要構建全面系統的權力制約監督制度體系。
三是主體更明確。進一步明確了權力制約監督的主體是人民。
四是定位更准確。權力制約監督的要義在於執政者是否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
——中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黨史黨建研究所所長、教授郭文亮
缺乏制約的權力是危險的
●近年來出現的各種腐敗案件一再證明,缺乏有效制約的權力是危險的,是導致權力濫用的根本原因。黨內監督和行政監督對於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有效的司法監督同樣不可或缺。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馬懷德
●十八大報告關於法治建設有許多新思想、新論述。比如，突出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十八大報告以專門段落闡述了「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體現了我黨對法治功能認識的新水平。分權並形成制約，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法治得以實現的表現之一。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
機制透明了 權力制衡了
●保持黨的純潔性，反腐倡廉，黨需要採取措施。對人的行為約束有兩條，一是價值、二是規范。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高新民
●人民參與了、機制透明了、權力制衡了、黨帶頭了，依法治國就能有效推進，腐敗就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黨的執政地位就將更加牢固。
——公益律師佟麗華

C. 在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境或阻礙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D. 思修 中國推行依法治國的難點是什麼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E. 我國著名的法學家都有誰

法學理論

張文顯 朱蘇力 賀衛方 葛洪義 舒國瀅 沈宗靈 孫笑俠 卓澤淵 李步雲 劉作翔 付子堂 孫國華 信春鷹 郭道暉 郝鐵川 呂世倫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龍 劉瀚 謝暉

法律史

曾憲義 張晉藩 武樹臣 何勤華 陳盛清 范忠信 邱遠猷 吳建璠 楊一凡 楊永華 俞榮根 韓延龍 懷效鋒 霍存福 劉海年 倪正茂 高恆 蒲堅 朱勇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周葉中 許崇德 韓大元 胡建淼 胡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羅豪才 馬懷德 陳雲生 方世榮 張慶福 張樹義 莫紀宏 浦增元 童之偉 王名揚 王叔文 吳家麟 肖蔚雲 楊海坤 袁曙宏 張光博 朱維究

刑法學

高銘暄 馬克昌 趙秉志 張明楷 陳明華 陳興良 曹子丹 儲槐植 顧肖榮 何秉松 梁華仁 羅大華 歐陽濤 曲新久 阮齊林 蘇惠漁 康樹華 張智輝 周道鸞 盧建平 王作富 何鵬 姜偉 孫謙

民商法學

江平 梁慧星 吳漢東 王利明 孫憲忠 王衛國 趙旭東 鄭成思 魏振瀛 崔建遠 劉春田 劉凱湘 石少俠 司玉琢 覃有土 顧功耘 郭明瑞 龍翼飛 吳煥寧 夏吟蘭 徐學鹿 楊大文 楊立新 楊振山 馬俊駒 沈四寶 巫昌禎 關懷 范健 尹田

訴訟法學

江偉 陳光中 徐靜村 樊崇義 龍宗智 陳瑞華 陳衛東 卞建林 陳桂明 顧培東 景漢朝 劉家興 沈達明 宋英輝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亞新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譚兵 李浩 常怡 嚴端 崔敏

經濟法學

楊紫烜 李昌麒 劉隆亨 劉文華 漆多俊 邵建東 史際春 徐傑 張守文 種明釗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呂忠梅 國際法學 韓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勁松 陳安 董立坤 龔韌刃 黃進 李雙元 劉楠來 饒戈平 芮沐 張乃根 周忠海

軍事法學

叢文勝 顧德欣 李昂 圖們 張建田

F. 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怎麼改

如下，請採納
不照搬西方模式
【報告摘要】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各方評說
政治體制改革單獨列出
●將政治體制改革單獨列出，作為報告一個重要部分闡述，足見中央對政治體制改革重要性與緊迫性的認識及共識。就報告要點來看，所提政治體制改革的主線，是加快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建設，改善制度運行的效率。所列舉需要加快改革的具體領域，涵蓋了幾乎所有主要領域。
——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偉
●在各種改革當中，政治體制改革非常重要。很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離開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講也很難搞下去。所以，政治體制改革也是躲不開、繞不過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既是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的體制機制保障。
——中央黨校社會發展中心原主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龐元正
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
●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根本目標，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展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
●把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起來，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
選擇適合自己國情道路
●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性質決定的。我們必須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而不是照搬「三權分立」的模式，當前關鍵是要進一步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對此，我們有充分的制度自信。
——中央黨校教授張榮臣
●從全世界范圍來講，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個適合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中國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王偉光
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
【報告摘要】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
各方評說
不同利益訴求需要協商解決
●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社會的利益訴求逐漸多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各方的利益訴求如何達成一致，這必須通過民主的方式來協商解決。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軍
有利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
●中共中央領導人以誠懇的態度鼓勵、支持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認真傾聽、及時回應民主黨派的建議和意見，更增添了我們參政議政的責任感和積極性。
——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
●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有利於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是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
——重慶市北碚區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原副主任段明學
●「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必須遵循其固有的內在規律，一是要把發揮黨委在政治協商中的主導作用和增強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職能的主動性有機統一起來。二是要把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職能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有機統一起來。三是要把政治協商的實體制度建設和程序制度建設有機統一起來。
——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綜合一處副處長王文滋
增強民主協商實效性
●切實把是否重視政治協商、能否發揮好政治協商作用作為檢驗領導水平、執政能力的一項重要內容，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察考核指標。採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強政協自身建設，制定委員參與政治協商的具體辦法，確保協商的質量和水平。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昌鑒
●協商的前提是公開分歧。有政治和政策的明確反對，才會產生有意義的協商、溝通和妥協，從而整合意見。
——專欄作家趙楚
嚴控編制 減少職數
【報告摘要】行政體制改革是推動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各方評說
行政審批改革要有新思路
●過去減少的行政審批項目，多數可能是各個部門來報的，避重就輕的問題比較嚴重，所以下一步行政審批改革，要有新思路。這個新思路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要考慮退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
●凡是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的事項一律交給市場，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承擔的事項堅決轉移給社會組織。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建設小政府、強政府的核心舉措。
——廣東省編辦行政體制改革處處長劉光大
進行大部門制度改革
●大部門體制改革需要在實踐中大膽地創新和探索。大部門體制改革的五個注意事項：第一是注重科學優化機構設置；第二是注重全面正確履行職責；第三是注重加強政府管理創新；第四要注重健全協調配合機制，堅持權責一致的原則，建立健全各部門協同配合和省部戰略合作機制；第五是注重加強機關建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毅中
●推進大部門制改革，要對職能相近、管理分散的結構進行合並，對職責交叉重復、長期難以協調解決的結構進行調整，以利權責統一、提高整體效能。同時，對職能范圍過寬，權力過分集中的機構進行適當分設。
——國家行政學院原常務副院長魏禮群
減「人頭」提升行政效率
●嚴控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不僅能降低行政成本，更能提升行政效率，是政府更好地向服務型轉型的一個現實要求。不過，經驗證明，職數削減後常常容易「死灰復燃」，對此一定要加大檢查和監督力度。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委書記梁維東
●如果說削減政府權力、加強公權力監督等幾方面的改革是對內的話，與之相聯系的，行政體制改革對外的服務，那就是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解決老百姓的醫療、教育等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
憲法和法律是「高壓線」
【報告摘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各方評說
所有公權力都必須依照憲法
●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法治的基本要義。公共權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揚長避短和趨利避害。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
●立法、執法、司法等所有公權力行為都必須依照憲法、符合憲法，認真落實「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原則。在執行和遵守憲法方面，公職人員要明確兩個觀念：一是人本觀念；二是規則觀念。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
通過制度設計促進民主
●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應當著力抓好六項工作：一是提高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依法行政意識和能力。二是完善學科民主依法決策程序，建立重大決策跟蹤反饋和評估制度。三是完善政府立法工作機制；健全規范性文件制定和發布程序；建立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評估和清理制度；強化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四是保證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五是強化行政監督和問責。六是依法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解裁決制度，完善行政復議制度，認真做好行政應訴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李林
執政黨要有落實憲法的覺悟
●要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形成全社會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風尚，扎扎實實把黨的十八大精神落實到各項工作中去。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郭聲琨
●執政黨需要有落實憲法的覺悟。憲法和法律的公正性、合理性，只有在實踐當中才能得到保證。公平性、合理性的問題首先要在實踐當中才能體會得到。——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張千帆

把權力關進「籠子」里
【報告摘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
各方評說
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
●與以往的權力制約監督理論相比，十八大報告在權力制約監督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論述，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思路更清晰。特別強調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清晰地提出了用制度制約監督權力濫用和腐敗的新思路。
二是目標更全面。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其目標不再只是強調單一的監督制度，而是要構建全面系統的權力制約監督制度體系。
三是主體更明確。進一步明確了權力制約監督的主體是人民。
四是定位更准確。權力制約監督的要義在於執政者是否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
——中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黨史黨建研究所所長、教授郭文亮
缺乏制約的權力是危險的
●近年來出現的各種腐敗案件一再證明,缺乏有效制約的權力是危險的,是導致權力濫用的根本原因。黨內監督和行政監督對於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有效的司法監督同樣不可或缺。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馬懷德
●十八大報告關於法治建設有許多新思想、新論述。比如，突出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十八大報告以專門段落闡述了「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體現了我黨對法治功能認識的新水平。分權並形成制約，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法治得以實現的表現之一。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
機制透明了 權力制衡了
●保持黨的純潔性，反腐倡廉，黨需要採取措施。對人的行為約束有兩條，一是價值、二是規范。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高新民
●人民參與了、機制透明了、權力制衡了、黨帶頭了，依法治國就能有效推進，腐敗就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黨的執政地位就將更加牢固。
——公益律師佟麗華

G. 《人民法治》屬於國家級期刊嗎

《人民法治》雜志創辦於2015，影響因子，國家級期刊，2014年9月6日，中國行為法學會、《內人民法治》雜志容社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發式暨「焦裕祿式的好乾部」、「積極推動法律實施的好法官、好檢察官、好警官」宣傳表彰活動啟動儀式。

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副會長張鳴起，中國行為法學會會長、中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江必新等150名來自相關單位的領導、專家學者及有關人士出席了首發式和啟動儀式。

(7)江必新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人民法治》充分利用中國法學會、中國行為法學會聚合的權威專家資源，致力追求研究性、思想性、前瞻性、可讀性，推進法學理論創新、法律制度創新和法治文化創新。

促進法學研究成果的推廣和應用轉化，從而為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充分的理論論證和有力的智力支持，實實在在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

H.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哪些方面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具體表現在：

1、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2、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3、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

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

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8)江必新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的改善：

1、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

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2、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

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