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立法減負

1. 關於國外法律

首先告訴你，歐美法律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同時有陪審員制度，所以不會出現回你說的這種極端情答況。
第二點，父母需要承擔責任的前提條件是父母在孩子受害的過程中，有明顯過錯，沒有盡到監護責任，同時後果非常嚴重。這個監護責任不是說，孩子只要意外受傷就是沒有盡到，而是要明確證明父母允許子女單獨脫離父母監護，受到傷害。

2. 國外電子商務立法的發展對我國電子商務立法的啟示

電子商務至今同樣沒有統一的定義，這也是電子商務概念很容易引起混亂的原因之一。國內外不同的書籍、機構等對於電子商務的定義都有差異，電子商務研究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眾多電子商務定義。網路營銷教學網站摘錄部分比較有影響的定義。

1. 電子商務專家李琪教授在《電子商務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中對電子商務的定義（P13）：

首先將電子商務劃分為廣義和狹義的電子商務。廣義的電子商務定義為，使用各種電子工具從事商務或活動。這些工具包括從初級的電報、電話、廣播、電視、傳真到計算機、計算機網路，到NII（國家信息基礎結構－信息高速公路）、GII（全球信息基礎結構）和Internet等現代系統。而商務活動是從泛商品（實物與非實物，商品與非商品化的生產要素等等）的需求活動到泛商品的合理、合法的消費除去典型的生產過程後的所有活動。狹義電子商務定義為，主要利用Internet從事商務或活動。電子商務是在技術、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里，掌握信息技術和商務規則的人，系統化地運用電子工具，高效率、低成本地從事以商品交換為中心的各種活動的總稱。這個分析突出了電子商務的前提、中心、重點、目的和標准，指出它應達到的水平和效果，它是對電子商務更嚴格和體現時代要求的定義，它從系統的觀點出發，強調人在系統中的中心地位，將環境與人、人與工具、人與勞動對象有機地聯系起來，用系統的目標、系統的組成來定義電子商務，從而使它具有生產力的性質。

2. 電子商務專家楊堅爭教授在《電子商務基礎與應用》第四版（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中對電子商務的定義（P13）：

電子商務系指交易當事人或參與人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路（主要是網際網路）所進行的各類商業活動，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

對電子商務的理解，應從「現代信息技術」和「商務」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電子商務」概所包括念的「現代信息技術」應涵蓋各種使用電子技術為基礎的通信方式；另一方面，對「商務」一詞應做廣義解釋，使其不論是契約型還是非契約型的一切商務性質的關系所引起的種種事項。如果將「現代信息技術」看做一個子集，「商務」看做另一個子集，電子商務所覆蓋的范圍應當是這兩個子集所形成的交集，即「電子商務」標題之下可能廣泛涉及的網際網路、內部網和電子數據交換在貿易方面的各種用途。

3. 外國對腐敗懲罰的措施

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既要認真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規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積極「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鑒國際反腐敗有益的經驗和做法。這既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實中央頒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的重要舉措。 當前，腐敗已成為全球性問題，而腐敗發生較多較頻的地域國家，往往是新舊體制並存交錯，制度不完善，腐敗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間較大的國家。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這些年我們不斷加大反腐力度，為什麼仍然形勢嚴峻？這就說明過去我們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著自身的弊端。因此，學習吸收國外反腐成功經驗十分必要，對比那些反腐比較成功國家的做法，在比較中借鑒吸納，在比較中發現剔除。國外反腐成績突出的國家，都經歷過市場經濟初期腐敗頻發高發期，相應地，他們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進行了長時間的反復摸索，並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理念，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以權力制約權力」等；並建成了一套反腐敗的預防、教育和懲罰的比較完善的制度機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做法，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預防的基礎作用。 國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懲三項措施互相結合，並特別注重教育預防,並且積累了一些成功經驗。俄羅斯把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律從業人員專業水平作為《俄羅斯聯邦國家反腐敗計劃》的重要措施，重點是完善教育培訓機制，提高法學領域的教育質量；在實行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聯邦國家教育機構內，在遵紀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敗教育的內容；整體提高社會法制文化水平等。芬蘭的年青人進入公務員系統，第一項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從政的清廉，弄清腐敗的界限，即接受禮品或請吃的上限。德國的法律細到官員15歐元以上的禮品必須上報都有明確規定。澳大利亞監察機關用20多種語言下發各種小冊子與卡片，向群眾宣傳什麼是受賄，如何舉報，並公布舉報電話，使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在腐敗犯罪的預防體系構建上，頒布預防性反腐敗政策；構建預防性反腐敗機構；制定公共部門、檢察機關、私營部門的反腐敗措施；統一公職人員的行為守則等。在美國， 每名公務員進入政府部門時,由部門廉政官員進行至少1個小時的廉政規定培訓,使其明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為其提供反腐敗的有關信息、咨詢、聯系方式,針對不同行業、單位和不同崗位、職位提供相應的反腐敗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辦公室負責對各部門廉政官員的培訓,並對各部門開展廉政教育進行指導。對民眾廣泛的進行道德價值標准和廉政文化的培養，北歐國家普遍認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視廉政文化的培養，尤其是對國家雇員首先強調的是內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後才是外在的法紀約束。芬蘭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馬蒂.庫西馬基認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敗的最有效手段，在這個連續五年被「透明國際」組織評為世界上最廉潔國家裡，貪污受賄、侵吞社會財富等如同盜竊一般，被視為卑鄙骯臟的不義之舉。丹麥這個基本上沒有窮人的國家，「終身學習」不是口號，在這個國家裡，身份平等、機會平等、社會安全又透明，每個丹麥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視公民的誠信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完備。在這些國家裡，以廉為榮、貪污為恥的道德傳統和社會氛圍，對公民廉潔自律有極大的影響力。新加坡連續十三年成為透明國際組織的廉潔排行榜前十名的亞洲唯一經濟體，在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功地避免了由於集權和缺少監督而引發的權力濫用及腐敗問題，其重要的一點是十分重視廉政文化建設，高層領導率先垂範，對黨員和整個社會培養廉潔意識，對黨員灌輸危機感，避免了由於自我放鬆而導致腐敗。培養儒家價值觀，注重儒家所倡導的品德，主張以儒家思想治國和強調君子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特別重視維護自己的道德權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堅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敗，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權力運行和監督制約法制體系，是許多國家反腐敗的成功經驗。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等一系列法規和文件的陸續頒布，反腐法規制度超過1200件，已逐步構建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協調有許多地方值得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強立法。國際反腐敗經驗證明，除在體制機制上需要不斷創新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加強反腐敗立法，這種立法越完善、越規范，就越能有效預防、遏制和治理腐敗。例如，許多發達國家已建立起完備的政治公開透明制度、新聞獨立和新聞監督制度、官員責任追究和彈劾制度、規范政黨籌款制度、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離制度、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公共采購招投標制度、金融實名制度、議會、司法、審計、公眾的監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規制定非常詳盡，盡量不留死角。美國自1883年以來就先後出台了《政府行為道德法》、《聯邦貪污對策法》、《有組織勒索、貪污賂賄法》等數部法律，形成完備的廉政法律體系。美國反腐機構認為,陽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劑。為此,美國制定了許多法律來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最著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陽光法案》,要求行政機構的會議除特殊情況外,應公開進行。還出台了《信息自由法》,並通過《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財務公開制度,要求政務官員必須公開財產情況,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來源、金融投資、擁有股票、房子以及債權債務等情況。1974年美國國會就通過《聯邦選舉法》,對個人、政黨等組織捐助聯邦競選款項及開支作了嚴格限制,禁止超過100美元的現金捐款,捐款額不能存入自己賬戶,使用情況必須公開,進一步凈化了競選資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務員行為與紀律條例》、澳大利亞出台的《公務人員行為准則》、墨西哥推出的《公務員職責法》、韓國制定的《公職人員道德法》、菲律賓制定的《公共官員與雇員品行和道德標准法》，等等，都對規范公職人員行為，遏制和治理官員和公務人員腐敗，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還在實行財務審計監督、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限制「金錢政治」、嚴格對公務員選任與管理等諸多方面進行專項立法，從而防止公職人員腐敗、便於公民依法舉報腐敗罪行、確保執法機關依法查處腐敗行為等，收效良好。我們借鑒這方面的立法經驗，拿來有用的東西，並按照「於法周延、於事簡便」的原則，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學、管用，就能進一步推進我們的反腐敗法制建設，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軌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貪污法令》打擊貪污腐敗，又制定中央公積金制度，圍繞公積金制度，又完善了國家公務員個人與家庭申報制度，再相應完善了股票帳戶檢查制度，金融實名制度，公務員行為日誌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時，重視制度規定的執行與落實，杜絕那種長期以來的人大於法、權大於規的現象，維護制度的尊嚴。 三、加大權力運行的監督作用。 西方發達國家監督公權行使的措施給予我們很好的啟示。一是注重以權力監督權力。西方發達國家在加強權力監督的實踐中，形成了公民、民間組織、利益集團和新聞輿論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公民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如西方國家的「普選制」，公民享有的舉辦、申訴等權力。民間組織如德國的「透明國際」，利益集團通過對公共權力的監督維護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權力完成了對各方面利益的考慮而失去了濫用權力的機會。「議會監督」，議會對政府施政、財政、人事等事項進行監督審查，利用質詢、調查、同意、糾正、不信任投票、彈劾、審判等形式將行政部門與國家高級公務員置於其嚴密監督之下。以憲法為依據的議會監察，是西方現代監察體制的核心，最具權威性與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機構獨立性與制度的權威性。沒有獨立於被監督對象的地位，則沒有真正監督權威，也沒有公正的監督，這在國外已成為一條公理。一些國家往往通過立法賦予承擔監督懲處職責的反腐機構極大的權力，並規定直接對議會或行政最高首長負責，使其具有法定權威與地位。如英國的羅倫委員會、澳大利亞的行政監察委員會、芬蘭的政府內部審查官、新加波的反貪污調查局、法國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實際意義的獨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專門反腐機構都直接對議會負責；新加坡、韓國等則直接對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它們可以獨立地享有調查權、偵察權、詢問權、帳戶財產凍結權、警戒提醒權、官員評議建議權、傳訊權等，有些還有逮捕權、檢控權。而各國懲治腐敗官員的司法機構則完全獨立依法地行使偵察起訴、司法審判職權，只對法律負責，從而有效地排除了人為干擾，對腐敗份子的懲處能做到毫不手軟，確保了反腐敗的實際成效。另外，在機構獨立的基礎上，反腐敗機構還有較高的層次和較廣的工作范圍。如聯邦調查局是專職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機構,調查范圍極其廣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權調查200多種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員貪污、挪用公款、國際間販毒、洗錢案以及其他影響較大的腐敗案件。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獨立調查委員會法,設立了獨立檢察官制度。獨立檢察官是調查美國政府舞弊案的專設職位,具有獨立調查並起訴政府官員的權力,只要不犯明顯的重大過失,任何人無權罷免。這個制度實施以來,先後查實了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以及柯林頓與萊溫斯基不正當關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啟動對相關官員問責、彈劾、罷免程序。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問責制中,以美國最為典型,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和法律體系,行政問責制已成為通行的政府管理機制。在憲法中有明確對總統問責的具體規定，除此之外，許多聯邦、州法令和地方條例也對政府與官員的責任作出了直接的規定，包括財產申報的規定、公職人員行為准則的規定，等等。四是為監督提供有效的物質保障。國外研究認為，公職人員個人收入的高低，與涉足或抵禦腐敗有一定的關聯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體面的生活，對增大腐敗成本、抑制腐敗的動機，具有現實意義。新加坡政府讓大多數普通公務員的工資保持社會中上水平，並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相應調整。將政府政務官員和行政服務公務員的工資與私人其餘部門正式掛鉤，使公務員的工資市場化，是他們的工資接近市場價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得以將社會上絕大部分最優秀的人才納入黨和政府的體制中，更重要的是使黨員有豐厚的物質基礎，沒有必要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許多發達國家以現貨、期貨等形式高薪養廉，並且薪金隨著任職的年限、功績而不斷增加，即使退休後也有足夠的生活保證，從而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質基礎。 反腐倡廉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和突出任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應借鑒國外反腐敗成功的經驗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預防機制，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制度體系，理順權力結構，建立獨立的反腐組織系統，強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4. 美國法律制度的優點

一、法律移植

對於國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經驗，法律移植不失為一種簡捷而有效的借鑒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優點會消失殆盡，而且可能破壞已有的程序，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國際比較法法學會主席克雷波教授關於法律移植論述道：「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領域，法律規則是基於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價值觀念的，在財產法或勞動關系法領域的某些價值也是如此。在這兩個領域的法律移植，即將具有某種社會價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這種價值的其他法律管轄區中，必然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在商務活動領域，並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別。以至於不同國家的觀念就不能交錯繁殖。」大多數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立法經驗表明，商法是直接調整和規范市場經濟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經濟生活的需求，符合經濟主體的利益。《美國統一商法典》雖為美國法律的產物，更是美國的市場經濟和商事交易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聯合國的一個法律專家小組在對《統一商法典》進行後指出：《統一商法典》作為一個基礎可以適用於任何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其第九篇（即擔保篇）無疑是當今世界各國中最為現代化、最為合理和最為完整的擔保制度。我國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體系的模式選擇亦不明確，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選擇餘地。因此，選擇以商法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體系的立法模式，則在立法技術上不必拘泥於民法中基於家庭人身和財產關系形成的各種倫理性原則，而是更直觀地反映經濟關系的本質屬性，使之受之於商法基本原則及調整手段的約束，真正體現市場經濟的需求，消除計劃經濟的殘余。正如施米托夫所論述：「從實質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應該是有理智的商人們的共識。這個法律部門相對來說不受和其他感情方面壓力的影響。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商法能夠比其他法律能更加從容地面對驚濤駭浪，在瞬息萬變的風浪中始終把握其航向的原因。」

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結合

《美國統一商法典》是一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作品，貫穿著立法者的思想。現實主義注重法律的實用功效，要求法律能解除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強調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規范作用，以此作為法律的最高目標；理想主義則強調法律自身體系的完備與嚴謹，制度的周密與無懈可擊，以此作為立法的最高要求。《統一商法典》的立法者是現實主義的法學的代表，針對美國普通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經濟的最新發展，對商事交易進行了極具想像力的創新，實現了簡化交易手續、提高交易效率的立法目的。同時，法典的起草人運用了大量的成文法立法技巧，如原則性條款、彈性條款的規定，力求實現法律的嚴謹與周密。

長期以來，我國立法的現實色彩比較突出，立法的動機往往來自於經濟生活的迫切需要。「法律宜粗不宜細」，「需要一部制定一部」等指導思想都是現實主義在我國的具體體現。這一立法思想對於迅速制定大量解決實際問題的法律有著積極的作用，但過分偏重於現實需要而忽略法律的思想往往影響立法質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立法呈現出的體系不協調、法律之間存在諸多沖突等現象大多與此有關。因此，完善我國商事立法，應當重塑法律思想，應當具有全局立法觀念，以統一、協調的法律體系調整和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社會關系，以便於適應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

三、法律經濟

對法律制度的經濟分析手段是從美國開始興起的，並在《美國統一商法典》中充分運用，即強調用交易費用等概念來對法律制度的效益價值進行分析。正如美國法學家所指出的：「法律，尤其是私法，是為盡可能地增加經濟價值和財富而設計的。法律強制的主旨或標准在於為將來價值最大化的行為創造動因。」

現代商法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進行。正是這種商法與經濟的內在邏輯統一性決定了對商法進行經濟分析的必要性。在法律與經濟發展須臾不可分離的今天，應研究交換在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對商法的內在需求，以及商法應如何對商事交易效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提供法律保障，從中找出它的性，並使之意志化、法律化，從而使商事法更具理性。

這種分析手段雖然難以兼顧法律的社會價值，但對我國現階段的立法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商事活動以利潤最大化為原則，因此，做為商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應以效益為其主要價值。商事法中出現的一些與經濟效益相悖的法律規定，是與立法目標不相符的，是制約法律功能發揮的。我國正處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發展過程中，大量的交易秩序需要由法律來創造和維護，這就決定了在法律制度的設計時，運用經濟性分析手段的必要性。從而要求立法者樹立效益觀念，在具體制度制定上，盡可能合乎商事交易的營利性要求，對一些重要制度要進行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分析，突出經濟價值，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益增長。

四、商事慣例地位和性質

《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中世紀商人法在美國的復甦，這表現為：

（1）法典的主要淵源是商事習慣和慣例。

（2）法典規則是在對商事習慣和慣例進行細致考察的基礎上確立的，而不是憑空制定的。

（3）在實用主義法律觀念的推動下，美國法官在審查商事案件的事實時，開始對「僵硬」的法律規則進行改造並逐漸承認商事交易中的習慣性規范，進而確認貿易習慣和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

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可見，國際慣例在我國被區分為：

（1）作為的國際慣例即上升為國際法的慣例，如條約。

（2）作為法律漏洞補充工具性質及地位的國際慣例———即商法的淵源和表現形式的「國際慣例」。

作為法律漏洞補充功能的國際慣例適用是有條件的，它必須服從於法律或者整個法律秩序的目的，而不具備獨立的法律性，不具有法的一般抽象性與普通規范力。

國際慣例為「任意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規范已經得到國際的普遍承認。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協調和統一已經取得初步的成效。這主要表現在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已開始逐漸拋棄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觀念，在對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調控中，已開始放棄單純的國內法律控制的做法，而允許當事人在合同中選擇商法規則來支配他們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可以想像，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跨國性商事交易關系的法律調控將進一步擺脫國內法律的桎梏，逐漸趨向統一。而我國立法中的現行的關於國際商事慣例的規定，無論是在含義、性質、適用范圍和條件等方面，還是在與實施中，均存有缺陷。為促進國際商事關系的進一步，有必要在今後立法中對國際商事慣例做出更、更具國際性的規定。

五、制定和完善商事法律體系

長期沒有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社會中，沒有機會參加有關國際經濟貿易法律規則的制定，處於被動的執行、被動遵守國際貿易法律規則的地位，以致在國際經濟貿易中的發揮作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正處於建立和完善過程中，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和國際投資等有關的商事法律極為薄弱，有相當部分領域處於空白狀態，司法制度方面也存有許多弊端。加入WTO，中國法律將面臨調整。因此，應借鑒美國商事法典中開放性、能動性和具有保護功能的立法特性，依據WTO法律體系和國際商事慣例，制定和完善現代化的能與國際商事交易接軌的商事法律體系。

六、商法典與司法公正

商法典的制定對於保障司法審判人員嚴格執法與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表現在：

（1）從根本上解決審判實踐中依然存在的規則匱乏狀態，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

（2）商法典的制定，是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證法官公正執法的重要步驟。

龐德指出：「法律是科學的，意在盡量消除司法過程中的人為誤差，排除貪污腐化和盡量減少法官無知或膚淺所產生危險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國現階段法官整體素質不高，不能完全適應嚴格執法的要求情況下，不能強調法官在創造所謂的「活的法律」方面的作用，而應該嚴格要求法官依循成文法，尤其是通過較為完善的立法，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這就需要盡快制定頒行商法典。

七、商事立法模式

縱觀世界各國立法，民商分立較之民商合一，不僅在傳統和現實中佔有支配地位，而且亦有深刻的理論根據。首先商法從其產生之初就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現代貿易理論也表明，為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應單獨制定商法典；其次是商業經濟活動所要求的便捷和效益，與民事活動所尋求的公平，在關注角度上存有較大的差異；最後是商法所調整的商業經濟關系變化較快、較多，為便於修改也應保持獨立。

就我國而言，隨著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國際商事法律關系愈趨興旺並愈加復雜。因此，堅持「民商法」和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概念和理念，就是混淆了家庭財產關系與市場交易關系兩者之間的根本不同性質，其實質就是在新形勢下仍然堅持簡單生產商品完善法，這種落後、陳舊的法律理念，是違背潮流的，它既不利於民法的現代化，更不利於商法的發展。並且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民法的調整愈加力不從心，從而出現了許多法律調整的空白點。因此，建立獨立的現代商法典勢在必行。

5. 國外環境污染治理怎麼做

英國：利用技術科學治污

200多年前開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促進了鋼鐵、煤炭、化工和其他行業的繁榮，推動了英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對於廢料處理和運營管理的疏失，也導致了化學廢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帶來非常嚴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從20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就陸續制定相關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規,同時進行土壤改良劑和場地污染修復研究。英國土地修復技術非常規范，目前主要採取物理方法、化學方法、生物修復三方面的技術。

對於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國成立了治理專門委員會和水務局(公司)，對整個流域進行統一規劃與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國政府開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設城市污水排放系統和河壩築堤。1950年至今進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僅重建和延長了倫敦的下水道，還建設大型城市污水處理廠，加強工業污染治理，採取對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設污水處理廠470餘座，日處理能力為360萬噸，幾乎與給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處理費用計入居民的自來水費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學技術的作用同樣得到高度重視，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學研究幫助水務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態原理的治理目標，根據水環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標及時跟蹤監測水質變化。經過100多年的綜合治理，特別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高強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為國際上治理效果最顯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間，泰晤士河總污染負荷減少了90%，河流水質已恢復到17世紀的原貌，100多種魚重返泰晤士河。

德國：摸清家底 區別對待

在工業化過程中，德國留下了許多污染場地，有15%-20%的土地被懷疑可能受到污染。調查結果表明，德國有30萬塊土地需要治理。在後工業化時代，土壤保護已經成為德國環保的一項重要工作。

德國的土壤保護工作做得比較深入細致，開展了污染場地調查，底數清楚，為開展土壤保護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首先，全面開展土壤監測。目前，德國各州都對土壤進行長期監測，全國共有800多個監測點，絕大部分是環保部門設立的，也有一些是農業部門設立的。聯邦與各州政府設立土壤污染調查小組，根據土地的用途，對土壤進行監測，隨時了解土壤特性的變化信息，同時觀察土壤發展趨勢，評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對全國有污染嫌疑的地塊進行排查、篩選，對重點污染地塊進行詳細調查，然後，通過情景模擬，開展土壤修復研究，制定技術方案並實施。

第三，建立污染場地資料庫。如薩克森州對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個詳盡的資料庫，所有與土壤保護相關的州政府部門都可以使用這個資料庫，下一級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屬於本地區的污染場地情況。同時，建築公司也可利用這個資料庫。通過這個資料庫，可以對全州土壤保護進行有效的動態管理。

德國還通過精密計算設計了一套指標來評估土壤風險：在綠色線上的，主要是預防土壤惡化;在黃色線上的，要發出警告;在紅色線上的，必須進行清理。

當然，土壤保護最好的手段是盡量少用土地。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量農業用地轉為工業、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轉型導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著少污染。因此，現在德國對土地轉型利用實行總量控制，現在每年農業土地轉型利用的總量為50多公頃，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過30公頃;為滿足建設需要，重點向城市要土地，重視土地的重復使用，避免無節制地向周邊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亞：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園

和世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澳大利亞也逐漸將重度污染的工廠企業慢慢搬離城市中心和住宅區周邊。搬遷留下的空地會經環境署的嚴格評估並由開發商做出改造意見申請，獲得批准之後才允許將污染地塊修復和轉型為非工業用地。

澳大利亞很多受污染嚴重的土地最終並沒有轉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園、湖濱公園，由於可以廣種樹木、使土壤自然修復，更適合污染土地的轉型。獲得過多項大獎的澳大利亞BP石油公司遺址公園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場地改造後建成的。這座公園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並沒有被運走，而是和有機物相結合，重新加以使用，通過自然法則，慢慢把土地凈化。對於被污染土地的修復工作，澳大利亞的標准和規格非常高，曾經被嚴重污染的奧林匹克公園地塊，已經被改造成了適合全家出遊的綠色天堂。

在悉尼西區一個工廠變住宅區的地塊改造中，市政廳要求改造者必須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裝進密封的卡車中，沿特定路線運出後，傾倒在專用的屏蔽空間內，最終用水泥板封存。光這種土壤修復就耗資500萬澳幣，約為2500萬人民幣。

6. 美國20005年立法全民補肽是真的嗎

是真的，美國05年立法全民補肽，其後美國糖尿病從世界排名第一降到第四位。日本06年立法補肽，於是平均壽命達到89歲。

首先，需要了解：什麼是肽？

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氨基酸分子通過肽鍵相互連接組成的化合物。肽是構成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片段，也同樣是氨基酸的有序組成。

生命（人體）細胞蛋白質肽氨基酸

人體蛋白70%以上是以肽的形式吸收。實際上，人體內的功能性蛋白質多為載體，它們的作用多由在其上的肽段來完成的。在人體的七大營養素中，肽占據根本的位置。

而且，肽是具有多種生理功能的活性物質，是細胞之間與器官之間傳遞信息的「信使」，通過內分泌、神經內分泌和神經分泌等作用方式行使其微妙的傳訊功能，從而使人體組合成一系列高密度的控制系統，來調節生長、發育、繁殖、代謝和行為等生命過程。

肽的四大特點

1

不需消化，直接吸收

人體自身合成的多肽是人體將蛋白質進行酶促水解所得：

由促酶、消化酶、胰酶、胃蛋白酶、胃酸、消化道鹼性物質進行分解，有的被分解為小肽，有的被分解為氨基酸殘基，有的被分解為游離氨基酸，小肽最終通過小腸進行吸收，然後經人體細胞、組織、器官及血液大循環。

而體外人工合成的小分子活性肽的表面有一層保護膜，被人體服食後不會受到人體的各種酶及酸鹼物質二次水解，它和人體合成的肽一樣直接進入小腸，被小腸所吸收，進入人體循環系統，發揮生物學功能。

2

快速吸收，完整吸收

人工體外合成的多肽，口服進入人體，它較氨基酸快70%的速度，快速地穿過人的口腔、胃，直接進入小腸，被小腸吸收，最終進入人體血液循環系統、器官及細胞組織，被人體完整吸收和利用，迅速發揮其生理作用和生物學功能。

3

主動、優先被人體吸收

肽具有主動讓人體吸收或迫使人體吸收的特點，這對於那些消化能力差、營養缺乏、身體虛弱者，有著重要的意義。

4

不需消耗人體能量

多肽在人體吸收的過程中，不會額外消耗能量，這就為人體極大地減負了，因為這樣不需增加消化道、特別是胃腸功能負擔。

總之，多肽的吸收機制與其他各種物質的吸收機制大不相同，可以說是獨樹一幟。多肽的吸收機制優於一切物質，對人類的生理健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肽的主要營養功能：肽優於高蛋白、肽優於氨基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