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供給側改革

Ⅰ 深度分析：推動供給側改革著力點在哪

推動供給側改革有六大著力點：
在中國經濟逐漸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通過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筆者認為，以下六個方面應成為下一階段推動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第一，繼續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桿、控風險、提效率，發揮對經濟增長的重大牽引作用。通過各項體制改革，減少政府直接干預，降低企業的顯性和隱性成本，激發微觀經濟活力，這是最艱巨的任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真正核心和關鍵。
首當其沖的，便是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加強事中和事後監管與服務。目前，特別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強力落實，認真清理並切實減輕企業目前承擔的各類不必要的非稅負擔，繼續落實和完善簡政放權的各類事項，營造良好的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抓好中央所確定的重大改革措施的落實。
此外，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側管理，又能釋放供給側動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達到刺激生產、改善供給的目的，具有很強的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意義
抓實抓好國有企業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經營管理效率、質量和效益，切實改變國有企業財政預算軟約束現狀，使國有企業能自負盈虧。同時，仍然要重視加快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勵民企進入壟斷領域，落實負面清單制度，激發民間資本活力，提升資本回報率，通過制度變革促進自由競爭，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對國企的改革還有另外一層重要含義：盡快清理大量佔有各類資源的「僵屍企業」，這將有助於從微觀層面實現去產能、降杠桿並最終提升盈利能力的目的。
財稅和金融領域的改革，同樣既能通過宏觀政策調控從需求側影響經濟發展，又能通過深化改革降低企業稅負和融資成本，實現在供給側發力。未來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應以推動稅制改革為突破口，逐漸降低間接稅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財產、行為為課稅對象的直接稅稅制。並且，還要一改過去名義積極、實際保守的政策基調，採取更大力度的減稅，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堅決杜絕違法徵收「過頭稅」，真正體現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更加主動並且更有力度的取向。
針對我國金融市場長期存在的結構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顯等突出問題，需要全面推進金融改革，盡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以便更好地發揮金融體系深度動員社會資本、提高儲蓄率的作用，從根本上增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能力。
考慮到淘汰落後產能、壓縮企業杠桿率、清理「僵屍企業」等結構調整的力度將不斷加大，過程仍將漫長，有可能造成國企員工下崗失業，需要進一步加強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其變動，不斷提高工資和養老、失業、工傷、醫療、低保等保障標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盡全力織密織牢民生保障網。
第二，給企業更大力度的減稅減負讓利，發揮稅收政策作為需求側政策和供給側改革連接點的作用。從經濟轉型需要和居民訴求來看，我國的宏觀稅負顯然偏高，仍有下調空間。在這一點上，企業和居民減稅呼聲高漲，但政府部門則強調困難壓力多。從理論上講，在經濟下行期，減稅是重要的逆周期調節工具。對企業，減稅能直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和資本的稅後報酬，刺激勞動和資本供給的增加，進而推動潛在的產出增長；對居民，減稅則有利於刺激消費，增加經濟活力；對政府，雖然短期內稅收有所減少，但根據「拉弗曲線」，減稅產生的供給效應將開辟新稅源、拓寬稅基，從長期看仍有助於政府稅收的增加。
因此，盡管目前實行全面減稅似乎條件並不完全具備，但針對居民個人、小微企業、成長性企業和新興企業的更大力度的減免稅，則是切實可行、迫在眉睫的。此外，還需進一步合並相關稅種，減少消費環節稅負，清理不合理收費，適度降低社保繳費率，真正為居民創業、為企業創新減稅、讓利、松綁、減負，以激發微觀經濟活力，
第三，更多運用市場化機制，積極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改善國內競爭環境。 淘汰清理過剩特別是落後的產能，對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它將有助於降低企業部門的杠桿率，提升資本使用效率，改善企業盈利；有助於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和轉型升級。為此，應將去產能與「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很好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行業規劃、政策、標準的引導和約束作用。進一步嚴格市場准入管理，加強產業政策的調控和引導，從源頭上堵住落後產能。加快淘汰落後產能還離不開做大增量、培育新興產業，應積極引導資源投向有發展前景的行業，推動增長方式向集約化轉型。從對外開放的角度看，可以藉助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擴大對外投資，拓展相關國際需求，深化國際產能合作，輸出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產能。對於政府而言，轉變政府職能和政績考核導向，也有利於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和不當干預市場。
第四，調整和完善產業政策，做好鼓勵產業升級的加法，實現由特定激勵性產業政策向普惠性產業政策轉變。改進產業政策設計，有必要將目前傾斜發展特定部門的產業政策，如對新興產業實施的創新研究、環保節能的獎勵措施，逐步完善成為長期的、綜合性和普適性的創新與競爭激勵機制。
未來應注重強化市場環境建設，弱化具體產業發展的內容，避免引起未來一窩蜂投資而出現產能過剩。一方面，應著力用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通過大規模技術改造投資，將現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進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產業升級為中高端產業；另一方面，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分享經濟，支持基於互聯網的各類創新，努力把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進行深度融合，提升實體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助推實體經濟盡快實現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第五，加快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促進技術進步，真正實現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依靠廉價土地、資源能源和勞動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來支撐。如今，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強化，「人口紅利」逐漸衰退，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儲蓄率逐漸下降，原有的比較優勢已明顯削弱，原有的發展動力已明顯退化，再依靠簡單擴大勞動力和其他要素投入來驅動發展的路子已經行不通，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過加強創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綜合效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因此，未來應緊緊圍繞營造公平寬松的競爭環境、強化金融特別是資本市場的支持、建立市場利益導向機制、提供資金便利和稅費減免、激勵創新成果轉化、完善科研教育體系、推進產學研結合、加快人才培養和流動、推動開放創新、加強統籌協調等多方面來轉變發展思路，將改革重點放在著力創造能夠從根本上激發全社會創新動力的體制環境上，營造創新的土壤，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
第六，繼續釋放和創造人口新紅利，著重培育人力資本紅利。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和經濟發展的源泉，人力資源現在是、未來也仍將是我國發展的最大優勢，人力資本更是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沒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持續供應，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在長期來看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
既要注重提高勞動力參與率，改善勞動力結構；又要強調提高勞動者素質，提升人力資本。通過優化勞動力配置，彌補由於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生產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的趨勢。一是繼續調整生育政策，增加年輕人口的生育率、扭轉持續低生育率局面，這是著眼長遠又利在當下的刻不容緩的戰略性舉措。二是加快城鎮化步伐，改革戶籍制度，消除對勞動力合理流動的束縛，促進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動。三是通過提升教育質量、加強培訓等措施，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特別是要更加重視對活勞動的投入，激勵其開展創新。

Ⅱ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今後國家建設有何啟示

意味著傳統消費端改革效益不佳。
從前的改革是由某個地點某個行業的逐漸開放帶來消費提升，促進行業增長。如今消費增長力量幾乎耗盡，大量低端產業產能過剩，產業的升級依賴於生產端的改革與投入。
在未來，不是人們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而是生產出什麼人們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市場要素對於企業行業發展影響下降，國家會更加註意對企業創新的引導，投入開拓市場的社會資源會顯著下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發展方略，其主要任務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其重大的戰略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和穩增長的重要推進器。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實際上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數和制度變數，而這兩個變數則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屆政府強調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寓短於長，以長促短，拓展了宏觀調控的時間軸，形成了「短期+長期」的思路。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使發展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本質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宏觀調控可以更多的採取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而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中起關鍵性作用的關鍵舉措。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等五大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解決這些制度性的障礙的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創新性文化基礎薄弱，投機性發展氛圍過濃，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束縛了企業手腳的供給體制問題。深化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新寬松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三是促進產業升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的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危機四伏，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國際上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現象，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關鍵。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決定力量是制度創新，即對關鍵領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四是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簡單的放權，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來鞏固，來紮根，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勵性的新制度，以此減少不穩定性，同時增加發展的動力和創新能力。改革的深處就是法治。一方面，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標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顯著提高，基本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當一放就亂時再收回，像一些不夠深入的改革那樣形成「收放循環」，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范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正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兩方面要求，使得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王小廣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2016年6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2016年5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

去產能效果非常明顯。今年的去產能有兩大行業作為攻堅領域，一個是煤炭，一個是鋼鐵，1—5月份原煤產量下降8.4%，5月份當月的產量和庫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產量下降15.5%，5月末規上原煤生產企業庫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鋼產量下降1.4%。

去庫存效果更明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庫存數，4月末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下降了1.2%，這是2010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負增長。房地產庫存是一項重要任務，連續幾個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比4月末減少521萬平方米。

降成本效果比較明顯。數據顯示，1—4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開始國家全面實行營改增，實際上從去年開始營改增的試點就不斷擴大，有關部門預計，營改增今年將為企業降低成本6000億左右。補短板投資增速加大。主要是對農業、環境治理、高技術產業加大投資力度，解決一些瓶頸制約因素，今年1-5月份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0%，比1-4月加快1個百分點，其中涉及這些短板領域投資增長速度更高，保持較快速度增長。比如水利、環境治理和公共服務業、信息傳輸業投資都在20%以上。盛來運強調，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三去一降一補」工作進展情況不錯，效果初步顯現。同時有些問題還需要關注，比如鋼鐵問題，從4月份和5月份兩個月的情況來看生產量有所反彈，可能跟這兩個月鋼材價格反彈有關系，相關企業借價格反彈之勢又恢復了產能，這個現象需要高度重視，這也說明去產能確實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任重而道遠，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堅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再上一個新台階。

Ⅲ 在推進供給側改革中發揮律師的積極作用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律師工作要主動適應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新任務新要求，在推進供給側改革中充分發揮律師的積極作用。

一、充分發揮律師在預測預警預防和減少供給側改革風

險方面的積極作用

2016年我國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化解過剩產能，可能引發通縮、失業、經濟動力不足等一系列風險。化解過剩產能，勢必有一批企業將兼並重組，勢必有一批「僵屍企業」將破產清算，勢必有一批職工將下崗分流。盡管中央財政安排了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重點用於職工分流安置。盡管國家對城鎮就業困難人員提供托底幫扶。但是，在崗與下崗，收入肯定有差距。下崗職工的生活肯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化解產能過剩，勢必引發金融糾紛案的增多，勢必引發債務糾紛案的增多，勢必引發不良資產處置案的增多，勢必引發勞務糾紛案的增多，從而影響社會的穩定。在做好社會穩定風險的預測預警預報上，要充分發揮律師的職能作用，重點引導法律服務業在做好訴訟服務的同時，加大非訴訟服務力度，及時預警、有效防範和化解企業重組、破產和職工分流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及時化解重大敏感案（事）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指出，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審結14135件，比2014年分別上升42.6%和43%；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萬件，審結、執結1671.4萬件，結案標的額4萬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4.7%、21.1%和54.5%。上升幅度達到21.1%——54.5%。這些案件，絕大部分都有律師參與。為保障公平正義，保障經濟發展，保障社會穩定和諧，發揮了律師的職能作用。

二、充分發揮律師在提供法律服務方面的積極作用

在過剩產能化解中遇到的土地、資金、債權、債務、房產、設備、人才、技術、勞動關系保障等問題必須讓律師參與，發揮律師的職能作用。

一是建設一支專業律師隊伍。對僵屍企業處置，最常見的是並購重組，主要是通過並購使得並購方獲得需要的資源和設備，進行轉型升級，讓被並購方的過剩產能升級為有效產能。在法律層面上，這需要對並購後的股權架構、法人治理結構、知識產權保護、勞資關系和職工安置、金融債權處置、稅務籌劃等多方面進行綜合安排和設計。為此，需要組建專業的並購重組律師隊伍，加強對策研究，形成應對機制。

二是重整清算僵屍企業。最高人民法院為了配合供給側改革，加大了對破產案件的受理力度，要求各地法院形成執行與破產立案的對接機制。最高人民法院還提出在省會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成立專門的破產審判業務庭，部分省轄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批准也可以成立破產庭。讓真正無法在市場上存活的企業破產清算，讓有一定生存希望的企業進入重整程序，重回正常經濟生活。

三是對有條件的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債務重組，不同於並購，也未進入破產程序，而是由債務人企業與債權人通過協議安排，暫停計算債務利息，並與債權人或新的投資人協商，引入資金，進行企業改造，將過剩產能處置，逐步產生有效產能，最終完成債務清償。債務重組的具體措施還包括「債轉股」、「不良資產證券化」等方法。債務重組需要有專業的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專門的投資顧問甚至技術顧問介入，政府更應當有效介入，協調債權人，勸說債權人從更宏觀、更長遠的角度考慮問題，同時，政府有義務幫助產能過剩企業引進技術，促使其轉型升級。

四是回購企業進行資產重組。對於難以通過轉型升級完成過剩產能化解，且資產負債率尚未達到破產程度的僵屍企業，政府相關部門可以回購其資產，進行資產重組。產能過剩企業雖然生產難以為繼，但仍擁有土地、房產等有效資產，政府可以通過回購其土地等資產的形式，促使這些企業關閉，清償職工工資、欠稅和對外債務，從而有效利用其資產。

五是引導債權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對於長期歇業甚至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僵屍企業，政府有關部門同樣應當及時向社會公示，推動債權人提起訴訟，保障僵屍企業的有效資產及時變現，減少資源和資產的閑置浪費，提高效益，降低因債務拖欠形成債務鏈導致債務危機的可能。這項工作也應當充分發揮律師作用，推進律師有效參與。

六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政府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職能，建立健全職工再就業、轉崗培訓等勞動保障制度。無論怎樣處置僵屍企業，職工的轉崗、安置和再就業是政府必須面對的難題。依法安置富餘職工，除了需要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支持，還需要政府向富餘職工提供公共服務，需要法律的援助。

三、充分發揮律師在服務平安建設上的積極作用

供給側改革需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些，都需要充分發揮律師在服務平安建設上的積極作用。

武漢市在供給側改革中努力提高公共法律服務的普惠性，把社區律師全覆蓋作為特色項目列為該市政府一級目標管理。讓律師從高檔寫字樓「走出來」，「下沉」到社區「接地氣」。市民在家門口便可享受到免費的法律服務，在全市為供給側改革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此項工作得到國家司法部和湖北省司法廳的充分肯定和推廣。到目前為止，武漢已經在全市的1325個社區、1991個行政村配齊了法律顧問律師。這項工作政府重視，社區歡迎，律師願意，居民滿意。

武漢市司法局以政府出資1400萬元替居民購買法律服

務的形式，從全市175家律師事務所的2412名執業律師中，抽掉精兵強將，實現全市社區律師全覆蓋。數十萬群眾在家門口受益。武漢市在全國首創「10分鍾法律服務圈」，將平安建設延伸到社區，延伸到家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

武漢市「律師進社區」工作的基本做法——

一是全覆蓋、廣宣傳。每個社區都有一位律師「坐堂問診」。社區律師每周四實行定點服務、定時服務、掛牌服務、上門服務。並通過電子顯示屏、門棟通知和制發宣傳冊、專題片、宣傳展板、便民服務聯系卡等方式，促使「律師進社區」家喻戶曉。

二是多形式、優服務。律師通過坐診咨詢、法律援助、法制宣傳、法制講座、矛盾糾紛調解、代寫法律文書、提供顧問服務等多種形式，為居民和社區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深受群眾喜愛。武漢市積極支持社區律師為遭遇法律困境的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武漢市法援基金會從全市范圍選定41名熱心法律援助、具備法律業務專長的青年律師為居民免費打官司，每人每月給予1000元補貼。

三是建制度、強保障。為推動社區(村)法律顧問建設,武漢市司法局出台「四定」規定:定人員,每個社區、村與律師簽訂顧問合同；定時間,每周四律師進社區,每月確定一個固定時間律師進鄉村開展法律服務；定職責,法律咨詢、法律援助、法治講座、參與涉法涉訴信訪接待化解、幫助調解矛盾糾紛等；定補貼,社區法律顧問每月1200元,村(大隊)法律顧問每年6000元,且納入市、區兩級財政預算。同時，強化檢查考核，每周檢查通報，每月匯總考勤，每季據實發放工作補貼，年終進行評先獎勵，保障律師進社區工作落到實處，收到實效。由於「律師進社區」工作有了經費保障。使社區律師在奉獻社會的同時勞有所得。

武漢市各區司法局還通過創建社區律師工作QQ群、微信群等網路平台，實現信息化管理，達到了信息公開、經驗交流、解決問題的「三及時」效果。

按規定，社區律師每周四到對接社區掛牌服務，本人要做工作記錄，社區要打考勤，市、區司法局專人巡查。規定明確社區律師要履行五大職能：圍繞政府中心工作和社區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有針對性地開展公益法制講座、競賽、展覽等活動，搞好社區法制宣傳；為低保戶、殘疾人、下崗職工等社區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配合社區做好居民各種矛盾糾紛的調解工作；為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及服務，為社區企業、社區居委會自治管理提供顧問服務；按照黨委、政府和基層自治組織的要求，積極參與社區涉法涉訴信訪、群體性事件等維護穩定工作，促進社區法治建設，維護社區和諧穩定。

四是真惠民、見實效。武漢市司法局還嘗試讓社區律師通過社區區域網、QQ群與居民互動，開展網上服務。一些社區律師除了星期四的固定「坐診」，還在社區QQ群開通了「相約星期四」法律咨詢。對殘疾人、病重人員、老年人等行動不便的社區群眾，社區律師還可預約上門提供法律服務，或通過網路及電話提供服務。社區律師的工作獲得群眾的充分認可。

武漢市在供給側改革中積極推行「律師進社區」工作，服務發展，服務和諧，服務穩定，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一是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為社區營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社區律師針對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企業兼並重組、「僵屍企業」破產清算以及職工下崗分流等具體問題，積極開展法律咨詢、法律援助、法律培訓等。據統計,從2015年至2016年8月,律師在武漢社區(村)接待法律咨詢65.98萬人次,開展法治宣傳9324場,辦理各類案件3839起,參與糾紛調解17951件,參與社區(村)涉法涉訴信訪接待4211次。走出了一條基層矛盾糾紛源頭預警防範、過程管控化解、末端代理訴訟的法治路徑，進一步提升了基層平安法治建設水平，贏得黨委、政府好評。

二是普及法律知識，提高了群眾法治觀念。社區律師圍繞供給側改革，開展法治宣傳教育。過去,社區和居民習慣於「信上不信法」、「信訪不信法」。社區遇到疑難矛盾糾紛習慣於找上級組織，居民遇到困難和問題習慣於去信訪找領導。社區律師進駐後，潛移默化地提高著群眾的法治觀念。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圍。

三是幫助黨和政府掌握社情民意，依法行政，推動了法治社會和法治政府建設。千名律師進社區，收集回大量基層社情民意。武漢市司法局定期梳理，適時上呈，供市委、市政府決策參考。千名律師進社區，在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中架起了「連心橋」，牽起了「紅紐帶」。

供給側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供給側改革，少不了法律服務的參與，離不開律師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