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學辭典
Ⅰ 民事權利體系這個問題應該從哪些方面來答
可以根據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不同組合對所有的民事權利進行兩級分類。依形式邏輯的規則建購的抽象、一般概念式的體系，此種體系乃是許多法律，特別是民法典的體系基礎，但即使民法典也未必完全吻合此種體系。由——作為規整客體的——構成事實中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此等要素一般化。由此等要素可形成類別概念，而借著增、減若干——規定類別的——要素，可以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構成體系。借著將抽象程度較低的概念涵攝於「較高等」之下，作後可以將大量的法律素材歸結到少數「最高」概念上。此種體系不僅可以保障最大可能的概括性，同時亦可保障穩定性，因為這種體系是完整的，於體系范圍內，法律問題借邏輯的思考來完成。
第一級是按照權利是絕對權還是相對權;第二級則是按照客體的不同劃分出不同的絕對權或是相對權，比如絕對權中包含物權、人格權和知識產權。第三級則是按照主體的不同關系對不同的權利在做出劃分，比如，所有權可以包含單獨所有權、共同所有權和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下面對每一類權利的具體包含的權利詳細論述。
首先是絕對權。從絕對權本身的意義上來說，它是特定的權利人與不特定的義務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絕對權一般來說是由法律直接規定的，即便他的產生可能是由當事人的法律行為或者是事實行為設定的，但是這並不否認絕對權的內容必然是要有法律直接規定。否則不特定的義務人就無從履行義務。一般來說，履行絕對權的相應義務，只要義務人的消極不作為就可以了，並不需要他有什麼積極的行為，這是絕對權的最本質的特徵，它體現了一種最基本的社會穩定秩序。只有在義務物人積極的侵害權利人的權利或是妨害權利人行使權利的時候，才構成侵權。 [24]絕對權和相對權的侵害是有所不同的，這也是兩種權利的性質不同所決定的。絕對權的行使不要求義務人有任何積極的行為，只要求義務人不作為就可以，因此，侵害絕對權並不以過錯位要件，只要時義務人對權利人行使權利有所妨害，權利人就有權要求義務人停止妨害，恢復其行使權利的狀態，在這一點上，無論是物權、人格權還是知識產權，都是一樣的。下面對絕對權做出分類，在分類的同時，貫穿著第二級和第三級分類。
人格權。人格權是權利人基於人格利益而產生的權利，它是權利人存在於社會的最基本的權利，是自出生時起，伴隨著權利能力的始終，依法所固有的。人格權按照客體的不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以權利人的人身為客體的，包括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一類是以權利人的其他人格利益(精神利益)為客體的，包括姓名權、自由權、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個人尊嚴權、個人情報知悉權。 [25]人格權因為是依法為個人所固有，因此是不可轉讓的。即便是許可他人使用某些精神性的人格權(比如姓名權、肖像權)，也是權利人終有一天可以收回的。權利人所享有的權利來自人格利益，而非物質的利益。雖然可以獨立與主體而存在，卻是不能離開主體而轉讓的。
物權。物權是權利人因為對物的利益而產生的財產性的權利。他包含著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物權人可以直接支配物，而不需要受任何人意志的影響。
在物權中，要特別提出的是權利人為復數的物權，因為此時，如上文所述權利人行使權利的絕對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他是物權重要單獨分出的一類特殊的權利。物權中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就是合夥人的權利，他們共同對財產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經營管理，實際上這是共有所有權的一種發展，合夥人之間的共同行使財產權利的權利，是合夥人權利的一項權能，具體地說，是社員權的權能。
繼承權。繼承權是絕對權，繼承人的繼承權——無論是繼承既得權還是繼承期待權——都是繼承人因為繼承關系而享有的對遺產的權利和與被繼承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繼承權的實現，不需要任何義務人的積極作為，只需要他人不妨害其行使權利。因此繼承權是一種絕對權。在繼承人為多數的情況下，還涉及到多個繼承人對遺產的權利，因此，他們的權利的絕對性也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這一類權利也是要重新分離出來的。
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他們都是權利人對一種智力成果的權利——有人認為商標並不是智力成果，知識產權的對象的共同特徵是他們都是由財產價值的符號，此觀點更為可取——知識產權是絕對權，這其中同樣涉及到復數權利人的情況，也同應該單獨分離出來。
股權。如上文所述，股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他是股東們基於對公司的投資所產生的財產性的權利，包括經營管理的權能和按投資進行利潤分配的權利。股權不是物權，也不是債權，而是一種獨立的權利。股權也不是社員權，社員權不是獨立的權利，而是股權中的一項權能。這種權能在很多權利中都能夠體現，比如在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中。
第二大類權利是相對權。相對權有特定的權利人和義務人，權利人和義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有法律規定的，也有通過意思自治自行設定的。權利人權利的實現有賴於義務人的積極作為，如果義務人不履行義務，他就侵害了權利人的權利，權利人就有權要求義務人承擔侵權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承擔，必須要求權利人有過錯，義務人對權利人權利的侵害轉化為損害賠償之債。下面對相對權進行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分類。
債權。債權是典型的相對權，債權是基於債務人的給付行為而產生的利益所享有的權利。債券的實現，有賴於義務人的積極履行義務的行為。
親屬權。親屬權是親屬之間基於親屬關系而產生的權利。親屬權——比如配偶權、被贍養權——都要求有特定義務人的履行義務，親屬權伴隨親屬關系的始終，是依法律所產生的，這是親屬權與債權的最大區別。
Ⅱ 日本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就日本的經濟法理論而言，對其討論大致可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兩個階段。戰前的日本經濟法受德國經濟法理論的影響，以統制經濟法為基本特徵。戰後受美國經濟民主的自由競爭思想的影響，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法為基本特徵。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思想
經濟統制是指國家在確定了某一目標後，對經濟活動施加權力干預使之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以實現國家的特定經濟目的。而以經濟統制為基本特徵的法律，可以說在日本擁有百年的歷史土壤。日本社會是極其容易地接受這樣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戰結束前的統制經濟法立法活動
從近代日本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盡管明治維新選擇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並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體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頒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的市場經濟體制並沒能通過自由競爭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國內外環境下被統制經濟所代替，而統制經濟法[2]正是國家實現統制經濟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雖處於戰局之外，但卻是參戰國的市場，這為日本國內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契機。為適應戰時需要，保護經濟的繼續發展，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了強權的戰時經濟統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關戰時工業源料出口取締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黃金出口禁止令》和《戰時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對與戰爭有關的產業進行特殊的保護措施，如《軍需工業動員法》、《戰時海上保險法補救法》、《染料醫葯製品獎勵法》等。二戰爆發，日本社會又進入了所謂的戰時經濟時期，日本政府重操戰時經濟統制政策，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以保證人力、物力資源投入戰爭，同時還頒布了各種戰時臨時經濟統製法令。
2、經濟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響
正如大家所知，經濟法這一用語最初是從德國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詞中翻譯過來的，並且是以經濟統制為其基本特徵的。
日本對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是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開始的。孫田秀春於大正14年（1924年）發表的「勞動法與經濟法的關系」中最早把經濟法的概念介紹到日本。由於歷史上日本法律對德國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戰時統制經濟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國在統制經濟體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經濟立法活動，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當時德國的以經濟統制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理論，將經濟法與經濟統製法視為同一概念，從國家強權介入經濟活動以實現特定目標這一立法目的來認識經濟法的現象。
善長邏輯思維的德國學者曾從不角度來定義經濟法的內涵，他們的理論對日本的經濟法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學者們也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各種含義。一些行政法學者們從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來認識經濟法，並使用過「經濟警察」這一概念[3]；民商法學者也對政府所實行的官民企業一體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權力的企業組織和事業者團體組織十分關注。
當時針對這一普遍的社會現象，各部門的法學家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以闡明各自的觀點。如公法學者田中二郎的《經濟統製法的發展及現狀概況》，民商法學者末川博的《加強統製法與對私法的關心》、川島武宜的《經濟統製法與民法》等[4]，都是從經濟統制的角度來認識經濟法。可以說當時日本經濟法的核心概念是「經濟統制」。
總之，明治維新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日本社會一直是處在統制經濟體制之下，這種否定私人企業經營自由的統制經濟，必然要影響立法目的。強調國家的特定經濟目標、壟斷特權，忽略甚至不允許私人企業自由競爭，集中代表了這一時期日本經濟法的立法思想和價值取向。所以，日本經濟法學者稱這一時期的經濟法是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時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經濟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從德國引入經濟法概念時，曾對經濟法問題展開過大討論，但對經濟法是一個新興的獨立的法律部門的研究卻是在二戰結束之後才開始的。
1、經濟法的新理念與經濟法理論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佔領軍根據美國的經濟思想，要求日本經濟非軍事化、民主化，並頒布了一系列的經濟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標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壟斷與確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簡稱《禁止壟斷法》）的制定。
隨著《禁止壟斷法》的制定和實施，有的學者開始主張要以的競爭理念為中心開展對該法律制度的研究，並積極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新的經濟法理論體系。當時為九州大學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經濟法》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經濟法（學）的獨立性――試論由「統制」概念而形成的經濟法的統一體系》的論文，作者以帶引號的統制概念為基礎，提出應當把《禁止壟斷法》體系中自立性的「統制」這一本國的經濟法與戰時經濟統製法體系中他律性的「統制」這一外來的經濟法區分開來。並進一步指出：經濟法既不是什麼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我們有必要將經濟法從行政法、商法中獨立出來進行單獨地研究。[5]但是，由於長期受戰時統制經濟法思想的影響，在許多從事經濟法學研究的學者中政府與經濟一體化的意識依然很強，為此要建立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經濟法理論，並使其成為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經濟法理論，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時間上都需要有一個適應期。尤其是由於「統制」是一個包含著對多種經濟活動加以規制的、內容極為豐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經濟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現為是涉及到各個領域的法律制度。為此，如何將戰時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與新的以《禁止壟斷》為中心的經濟法聯系起來，進行繼承性的研究，如何將新的經濟法與既存的法學領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勞動法相區別來認識經濟法的獨立性，如何具體地整理出具有統制特性的新的經濟法的概念，均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理論課題。
在日本的戰後經濟恢復時期，美國佔領軍想將日本建成像美國那樣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競爭式的市場經濟體制，而為了將支撐這一經濟體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壟斷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們廣泛地接受，於是就有「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這一說法，同時試圖來確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日本經濟法理論體系。但是，關於在美國干預下制定的《禁止壟斷法》在經濟法中的地位問題，一開始就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後來由於東西冷戰的日益尖銳、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1952年日本從美國的佔領政策下獨立出來，日本經濟又很自然地轉向了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並制定了大量的有關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的保護壟斷的產業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基本法律不僅僅是《禁止壟斷法》，還包括財政金融法以及各個不同時期的某些「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因此主張應當平衡地把握促進競爭與適當地限制競爭的關系，於是「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的說法也漸漸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認為日本市場經濟體制已達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談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競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當前日本經濟的重要課題，並提議應當恢復以往經濟法有關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理念時，也沒有人再度用「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的提法。因為從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更多地發揮積極作用的是產業政策法，而《禁止壟斷法》卻一直處在不正常的「冬眠」狀態，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產業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說當政府過度地利用產業政策法去保護某一產業而有損於市場競爭機制時，公正交易委員會和有關的經濟法學者就用《禁止壟斷法》的規定來抵抗政府有關產業政策法議案的通過。[7]所以說，如何處理好反壟斷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經濟法學的重要話題。
2、有關經濟法理論體系中的「中心說」與「非中心說」
在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進行研究的同時，形成了兩大經濟法理論。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為代表的「中心說」（即經濟法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澤良雄為代表的「非中心說」（即不認為《禁止壟斷法》是經濟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說」而言，以金澤良雄教授的觀點為例，他認為：所謂的經濟法是應經濟性＝社會協調性的要求，用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即因市民法自動調節的局限性而產生的困難）。它要求用「國家之手」，從國民經濟的立場出發制定各種經濟政策，並為實現這些經濟政策而進行的國家干預。經濟法的出現是為了彌補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領域，能夠這樣來把握經濟法的本質特性，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各種社會環境下，經濟法的內容既可以是促進壟斷法，也可以是維護競爭秩序法。作為經濟社會協調要求說，金澤教授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解決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維持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法律。為此，一方面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就需要有促進壟斷和維持供求關系的法律。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則需要禁止壟斷法。因此，國家在這兩方面的規制同樣重要，不贊同經濟法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8]
就「中心說」而言：以代表競爭法核心說的丹宗教授為例，他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即在市場出現限制競爭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對市場加以介入，這是經濟法最基本的特性。這樣定義經濟法是為了說明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把現實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市場支配的各類現象（不能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的狀態及可能性）作為自己獨自的調整對象（調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樣的），從而形成經濟法自身的體系並與相鄰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勞動法等法律部門加以區別。在競爭法中，有關於禁止市場支配維護競爭秩序的法，如《禁止壟斷法》。也有促成市場支配而限制競爭的法，如禁止壟斷的適用除外法和經濟統製法，他們都與競爭法有著密切的聯系。為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法的核心是競爭法，有關競爭的法律在經濟法中占據核心地位。
3、兩種觀點對日本經濟法理論研究的影響
從兩種不同學說中我們不難看出：「非中心說」認為經濟法的理論體系應當由《禁止壟斷法》和產業政策法二部分內容構成，政府依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對市場活動的規制包括鼓勵與促進，也包括禁止與限制。經濟法的功能對「市場失靈」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後的糾正性。與之相反，「中心說」則認為，經濟法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而產業政策法僅僅是在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的特殊情況下才存在的，不應當與禁止壟斷法擁有同等的地位，國家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主，只有在市場出現限制競爭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對市場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國家不應當對市場的競爭活動加以干預。由於兩種觀點的分歧使日本經濟法的教科書也分為兩個版本，一個是由競爭法與產業政策法二部分內容構成的經濟法學教科書，一個是由以《禁止壟斷法》為主，在該法的適用除外中介紹產業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壟斷法》命名的經濟法教科書。但是有關「事後介入說」[9]在日本始終沒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學術上也是少數人所堅持的觀點。
三、經濟法學會的成立與各時期經濟法學的研究課題
1、 經濟法學會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動
如前所述，《禁止壟斷法》頒布實施之後，如何理解經濟法的競爭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經濟法理論從戰前的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統制經濟法的影響中擺脫出來，成為研究經濟法學的一項重要課題。日本經濟法學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51年5月4日在東京成立。經濟法學會的成立大大地推進了經濟法學的研究。學會通過一年一度的學會研討會，事先確定大會報告議題，並廣泛地展開討論。如第一次的研究會（1952年）的議題就是《我國禁止壟斷法中的諸問題》。這一時期大家所關心的重點是經濟法自身理論的建設，學術界力爭明確經濟法的概念，並試圖建立起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現代經濟法理論體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隨著日本經濟完成戰後的重建而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學者們開始注意對與《禁止壟斷法》相關聯的法律問題進行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拓寬了經濟法學的研究領域，也為社會實踐活動提供了理論上的幫助。作為日本經濟法理論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就是1961年有斐閣出版的法律學全集中的金澤的經濟法和今村的禁止壟斷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經濟法，這些經濟法學專著在質與量上都有了一個較大的飛躍，並且在他們三者之間分別形成了具有代表意義的三學說，即以金澤為代表的縱觀對經濟活動進行全面規制的金澤經濟法說，以今村為代表的全面解釋《禁止壟斷法》的今村《禁止壟斷法》機能說以及從社會法的立場入手對金澤說與今村說持批判態度的正田社會法說。
2、新一代經濟法學者的研究課題與相關學會的成立
進入七十年代中葉，出現了直接從經濟法學入手研究經濟法理論的一代研究者。他們在業已建立的日本經濟法基本理論的指導下，展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以及與《禁止壟斷法》有關聯的各種事業規製法與競爭法的關系研究，如電氣事業法、郵電通訊事業法、道路運輸法與競爭法的關系等。
八十年代後半期，隨著日本限制政策的緩和化，也同時帶來了限制政策下的競爭行為的普遍化，這為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領域和更加活躍的氣氛。這一時期，由於日美貿易磨擦不斷升級，美國強烈批判日本政府幹預市場經濟活動的行為；產業界也利用美國的壓力，要求政府放鬆對企業的控制及對國際貿易的管制。面臨國內外的壓力，日本政府於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關於經濟改革的最終報告》，提出了規制緩和的基本思路：「原則自由，例外規制」。社會的規制[10]應當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規制」。圍繞著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經濟規制轉向社會規制的規制緩和化，經濟法學界及時提出了在規制緩和中導入競爭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針對過去產業政策法中的有關促進壟斷發展的傾向，提出縮小《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立法的范圍；另一方面強調必須處理好社會公共利益及安全與競爭法的關系，因為這是《禁止壟斷法》終極目的（――確保消費者的利益和國民經濟民主、健康的發展）的本質要求。這些理論為改革過程中的立法活動提供了依據，為進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場機制及時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從90年代開始日本終於逐漸出現了規制日益緩和，競爭日益強化的傾向。
伴隨著國際貿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國關於對不公正貿易制裁的措施的運用，促使人們注重對外國經濟法的比較研究。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九十年代初，國際經濟法從經濟法學會分離出來，由研究國際經濟法和經濟法的學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國際經濟法學會，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國際貿易與關稅、國際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識產權由知識產權研究會專門研究；證券法、銀行法等由商法學會加以研究；消費者權益保護由經濟法和私法學會共同研究；稅收法律由稅收法學會進行研究。此外，公益事業學會主要研究事業規製法。在這些學會里，既有經濟學者、經營學者，也有法學者。最後是公法學會，他們主要是研究財政法，但其研究活動很少。
近來，日本經濟法學研究的新動向表現為研究法與經濟的關系，這主要是受美國關於「法律與經濟」（Low and Economics）的影響，運用價格理論來研究法律現象，並且在研究《禁止壟斷法》中引入產業組織論[11].
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經濟法學的研究課題仍然是探索運用數學的方法，在現實中能對禁止壟斷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釋，並繼續討論「規制緩和」政策的有關問題。具體地講，日本雖然確立了以市場體制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業規制中，如何處理好產業政策法與競爭法的關系。或者說，在日本不斷趨向高齡社會和逐漸喪失國際競爭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實施競爭法，是日本社會的最大政治課題。在國際經濟法方面，討論建立亞洲自由貿易協議的可能性，是該領域的中心話題。
參考文獻：
[1] 本文的許多歷史性資料是由橫濱國立大學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科科長來生新教授提供，並將他新寫的、尚未發表的著作提供給作者進行參考，在此作者對來生教授為了中日經濟法學的交流而在學術上表現出的無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謝意。
[2] 「統制經濟法」是指為維持統制經濟體制的法，或者說是對經濟進行統制的經濟統製法。經濟統制主要表現為國家對整個經濟活動，特別是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加以行政作用。（參《新法學辭典》第三版 有斐閣 1055頁）
[3] 作為行政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經濟警察，是指本來原則上講對國民的經濟活動應當給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對其某些方面如若放棄不管就會產生社會弊端（如損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經濟行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預防這一社會弊端的發生的行政活動。如餐飲業經營許可制度、汽車駕駛的行車執照制度等。如果對此活動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會出現因不衛生的設備與不規則的操作以及無一定技術水準的操作而帶來損害國民身體健康、引發交通事故等社會問題，因此對那些不能滿足一定設備基準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術水準的人應限制其經營或駕車。
[4] 《經濟法概論》金澤良雄著 達滿人譯 甘肅人民出版 1985年5月 14頁
[5] 《經濟法》第一期 1958年 第19頁
[6] 由於1947年在美國佔領軍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壟斷法》（又稱「原始禁止壟斷法」）加入了美國人理想化的反壟斷規定從而超越了日本[現實，於是1953年日本對《禁止壟斷法》進行了較大的「緩和性」修改，主要是認可了「不景氣卡特爾」、「合理化卡特爾」、「維持再銷售價格合同」、「公司間相互持股及合並」等。以此為契機，日本政府進行了一些個適用別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壟斷法》便被認為失去了經濟憲法的地位。有學者認為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壟斷法》的大倒退。
[7] 詳細內容請參閱1963年日本政府向國會提出《振興特定產業臨時措施法案》及該法案最終成為廢案的有關資料
[8] 參《現代經濟法入門》丹宗昭信、厚谷編 法律文化社 1981年12月8頁、《經濟法》丹宗昭信 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6年，38頁。
[9] 「事後介入說」強調：市場經濟是以價值規律為中心，國家不應當對市場經活動加以干預，只有在出現「市場失誤」之後，政府才可以針對糾正市場的失誤而介入市場經濟活動。
[10] 政府以確保消費和勞動者的安全與健康、保護環境、防止災害為目的的規制。
[11]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產業組織論是以應用價格理論為中心所構成的產業組織理論體系（lnstrial Organiztion），將市場結構、市場行動及市場成果作為判斷市場競爭狀態的三要素。但是，最近產業組織法又引入了博弈（game）這一經濟學界新的成果，出現了新的產業組織論。本注所說的產業組織論即為「新產業組織論」。如何運用新產業組織論的研究成果來解釋《禁止壟斷法》是日本更年輕一代的經濟法學者關心的問題。
Ⅲ 有哪些優秀的法律詞典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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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什麼是憲法權威確立憲法權威之我見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權威和最高法律效力。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適用於國家全體公民，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
確認革命勝利成果和現實的民主政治，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即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原則和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等內容。
從理論上講，憲法的效力高於本國其他法律和法規。但在現實里，憲法並不是在所有國家中都具有權威性。為保證憲法的權威性，需要相應的一套體系來確保憲法沒有被違背。
這套體系稱之為憲法審查制度。在現代民主國家，由於憲法審查制度的實施，一條法規如果和憲法相抵觸，就不能得以應用。而在非民主國家，憲法的最高效力經常不能得到有效的維護，以至於憲法成為一紙空文。
使一條和憲法抵觸的法規不能得以應用的方法有多種，根據憲法審查制度的不同，可以事先審查，也可以事後審查。即使獲得通過，經過被撤銷，或在審理的時候不被法院採納。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屆、第四屆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於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後制定、頒布了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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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布萊克法律詞典第47頁的內容
《布萊克法學詞典》79年版的問題很多，我有電子版的，你把給我，我發你，但是這個問題很多啊，做以下評價
《布萊克法學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初版至今已百年有餘，在讀者中不乏尊之為「權威」者，然迄未見有人為之作評。難道該詞典真的是完美無缺、無懈可擊嗎?對該法學詞典作些抽樣式的考察，即可得出這樣的印象，即《布萊克法學詞典》雖有其較高的質量，但遠非無懈可擊。故凡有以之為藍本編譯出版英漢法學詞書者不可盲從，以免以訛傳訛，貽誤讀者。
茲就初步的抽樣考證所得，舉其實例若干，略予評論如下：
(一)知其一(John Dod)，不知其二／三(Richard Roe/Peter Poe) 從1971年的一種美國普法讀物中人們不但可以獲悉"John Doe"(相當於漢語「某甲且亦可得知與之配套的"Richard Roe"(某乙)和"Peter Poe"(某丙)：
Doe，John A fictitious name used to identify a party in a legal action whose true name is Unknown or who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Additional unknown or anonymous parties are some—times known as Richard Roe and Peter Poe．
——You and the Law．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Inc．1971，p．778．
但是1991年第6版Black Law Dictionary反倒落後於上列1971年即先其20年出版的普法讀物——只知有John Doe而不知有Richard Roe或Peter Poe
(二)百慮有疏，失之納新
此處所謂「失之納新」並非別指，其實正是大多數讀者都不以為新的"***ual assault"。這個人們不以為新的概念見於手頭與《布萊克法學詞典》同年出版的下列兩法學詞典：
1．田中英夫主編：《英米法辭典》，1991東京大學出版會版；
2．Steven H.Gifts，Law Dictionary，1991年第3版。
但關於"***ual assault"一詞，卻是Black's Law Dictionary(1991)所「無可奉告」的。不過，筆者卻很樂意藉此機會將此詞內涵順告中文讀者：
(a)Most states have replaced the common Law rape definition with「SEXUAL ASSAULT」
……Steven H．Gifts，Law Dictionary，Third Edition．
(b)***ual assault妨害風化罪(英美普通法對此未加特別規定，一般為行為人有強奸或猥褻故意而強加暴力於被害人時，則犯此罪)。——1985法律版《英漢法律詞典》。 瞧，連1985年《英漢法律詞典》都有所告知，而1991年第6版《布萊克法學詞典》卻未曾談及，可見該法學詞典實不無缺憾! tionary of Law，1996《布萊克法學詞典》如能正確抉擇，本當是這樣的：
「初犯」在英語中的等值語有二：
(a)first offender：one convicted of offence for the first time
(b)first time offender：Any person charged or Anderson，Legal Studies Dictionary，1987 Merriam Webster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for the first time
但是，「(a)first offender"是個模稜兩可的模糊概念：既是「初次犯罪者」(就其自身而言)又是「第一名犯罪者」(就其與其他犯罪者的犯罪先後而言，與其為「初犯」、「再犯」或「累犯」、「慣犯」無涉)——因此它是個模糊的概念。至於「(b)first time offender"則非常精確，只有一個含義：「初(次)犯(罪者)」。
根據法學術語必精確，切忌模稜兩可的原則，《布萊克法學詞典》自當選擇含義精確的「first time offender'』；但是不，該詞典偏偏做了錯誤的抉擇——選中了含義模糊的「first offender」：
First offender nary，1991．
who has never before been convicted of a crime．Black First time offender，One who has never before been convicted
(四)界定之誤
《布萊克法學詞典》亦不乏錯誤的界定。見於一種而是見於至少下列兩種法學詞書：Law Dictionary常用詞"John Doe"即其適例。其正確的界定不僅
(a)John Doe，apart to legal proceedings where true
(b)John Doe，A fictitious name used to identify a party unknown or who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繼續隱名]．
Digest lnc．1971，p．778．
Unknown in a legal action whose true name is You and the Law。The Reader』s
這就是說，John Doe不僅其(名)不可考或無法確認，而且亦不妨是故隱其名。但布氏詞典呢，卻把"John Doe"規定為僅僅是"unknown"(不可考)、「not ascertained"(未經確認)而已：
(c)The name 「John Doe」is，and for some centuries has been，used in legal proceedings as a fictitious name to designate a party until his real name can be ascertained．
When "John Doe" is，and for some centuries has been，used in legal proceedingsname to designate a party until his real name can be ascertained fictitious
When "John Doe" is Used in a search warrant，case report，textbook，or other legal document，it refers to an unknown or nonexistent person．一Black's Law Dictionary，Sixth，Centennial Edition(1891—1991)。
把上列(c)同(a)與(b)比較分析一下，<布萊克法學詞典>之失誤即昭然無疑了。必須著重
指出：《布萊克法學詞典》對「John Doe"一語之錯誤界定，其對諸英漢法律詞典的誤導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1．原告(或被告)某甲(訴訟程序中對不知道[!?]真實姓名的當事人的稱呼)--1985版《英漢法律詞典》1999版同上修訂本
2．訴訟程序中對不知真實姓名的當事人的稱呼……
——1990商務版《簡明英漢法律詞典》
3．對不知姓名訴訟當事人的稱呼
——1997增訂新版《英漢法司考治經濟詞彙》
1985(增訂本) 《英漢法司考治經濟法律詞彙》
其他英漢法律詞典似乎未受《布萊克法學詞典》誤導；這也許是真的，但更可能是因為其他
英漢法律詞書根本無"John Doe"。
(五)落後於法學發展
法學在發展，法學術語也在發展，但《布萊克法學詞典》卻有停滯不前而落後於法學詞語發
展形勢之弊。在此僅以「污染」即"pollution"為例。
環保法學在前進，對污染之防治也在擴容：由水污染而空氣污染而噪音污染而燈光或照明
污染即"light pollution"。但何謂"light pollution"呢?若去請教布氏詞典，恐怕也只能望穿秋水
不過，既然《布萊克法學詞典》無意此詞，我們唯有求助於法學英語實踐
向實踐學習
1．Light pollution is fast becoming a national concern．—44p．000213 tacit．
2．Efforts to curb light pollution are under way from the Australian Outback to Britain』s Sherwood Forest．——Ibid．
3．Last Summer Texas and New Mexico enacted tough laws to restrict outdoor lights．—Ibid．
4．The solution to many light—pollution problems may be as absurdly simple as putting shields around outdoor bulbs．—Ibid·，p．45．
以上，我們從五個側面各舉一例，旨在引起人們注意：大可不必盲從《布萊克法學詞典》，甚至誤以為該詞典無懈可擊、完美無缺。相反，該法學詞典也有其重大錯誤之處。此外，它尚有一些具體失誤，讀者倘能心中有數，讀而有思，自能取之應取，棄之必棄。當然，筆者亦願繼續對《布萊克法學詞典》之失誤作進一步考究，以饗讀者。
Ⅷ 布萊克法律詞典的內容介紹
是一部權威性的美國法學詞典，不斷修訂，1990年的第6版作了5千多處修改，增添了數千條較少使用的法律詞彙。每一語詞提供英文和部分其他外文的讀音。詞條中包括許多拉丁文、德文、法文、撒克遜語及其他古代法律術語，還包括許多法律警句（格言），其中許多定義出自司法判詞和案例所援引的法律文件。詞典所附的參考資料，如判例報告、法律期刊及其他法律出版物目錄等，對法學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該詞典可以通過西方出版公司
Ⅸ 論述我國民事行為體系
民事權利是民法里帶根本性的重要問題。不論主張在民法中應以權利為本位、或以義務為本位，或應對權利義務並重，都必須重視對民事權利的研究。這種研究，有了民法就已存在。隨著時代的發展，民事權利的種類，各種權利的性質和內容都在發展，這種研究工作也應隨著發展，不應該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今天我們須要審查一下，在原來關於民事權利的理論中，哪些過時了、陳舊了，今天應該拋棄或改正，哪些地方需要補充，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
在這種研究工作中，民事權利體系問題尤為重要。民事權利(傳統的「私權」)的種類很多，各種權利的性質千差萬別，我們必須把各種不同性質的權利加以整理分類，使之成為一個比較系統完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不同的權利各得其所，各種權利的特點都能顯示出來。這是建立民事權利體系的實益所在。其次，初學民法的人，對民法中的各種權利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就比較容易了解民法的全貌。從這一點說，對初學民法的人，最好先讓他了解整個民事權利體系，而不宜於把各種權利作分散的講授。
近年來，我國對民事權利的研究有很大的發展，對人格權的研究最為突出，對股權(股東權)和著作權的研究也受到重視。但是對各種民事權利只作分離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夠的，必須把各種權利放在一個整體(民事權利體系)中來研究，才更好些。對個別權利的研究與對整體的研究結合起來，研究才能深入。
要把各種民事權利組成一個體系，首先有個分類的問題。分類就要有一定的標准。一般民法書都講到的普通的分類是：依權利的內容分財產權與非財產權；依其作用分支配權、請求權、形成權與抗辯權；依其效力所及的范圍分絕對權與相對權；等等。在這中間，最重要的是第一種，可以說這是一種基本的分類。因為作為分類的標准，「內容」是最重要的了。依第一種分類構建的權利體系，對我們認識民事權利的整體情況和各種權利的特性，最為便利。所以通常講的民事權利體系，首先指的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體系。
這種分類以民事權利的內容為標准。所謂權利的內容是指因享有權利而受到保護的利益。隨著社會發展，這種受保護的利益也在發展。某些「利益」不受保護了，這種權利也失去地位，如夫權；某些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這種權利的地位也應提高，如人格權；此外，有的權利的性質應該重新確定，如知識產權；有的權利應該給予應有的地位，如社員權。這樣，今天有必要對傳統的民事權利體系加以審查，依照今天的情況，重建民事權利的體系。
民事權利的內容，即其保護的利益，極為復雜，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增多，因而依這一標准對民事權利所作的分類，很難把一切民事權利網羅無遺。但不能因此而放棄這種分類，因為實在找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現在只好仍用這種分類而把各種民事權利最大限度地網羅進去。[1]
依民事權利的內容對民事權利分類而建立民事權利體系，當然不是說不採用或放棄他種分類，也不是說依他種分類不能建立民事權利的體系。只是因為這種辦法比較方便，特別對於初學民法的人員易理解與掌握，所以在論述民事權利體系時，大多先講述這種體系，而後及於他種體系。本文則只講述這種體系而不及於他種體系，特先說明。
二、民事權利體系的演變情況
在民法的歷史中，民事權利體系經過了一個演變過程。對這一過程加以回顧，是有益的。但限於篇幅，不能作很詳細的敘述，也不能對過去的各種體系逐一引述並進行分析或批評。
最初對民事權利只區分為財產權和非財產權(或人身非財產權)。在人格權還未受到重視，特別是一般人格權還未確立時，非財產權也只限於親權、夫權、繼承權等。後來才將人格權列入非財產權或人身權。後來又出現了新的權利，如無體財產權，將之納入財產權的范圍。民事權利體系由財產權與非財產權構成，這個辦法實行了很長的時期，甚至直到現在。在這個體系下，即使出現了新的權利，也把它納入這二者之中。例如股權(股東權)，將之歸入財產權(股份所有權)，有人將著作權作為身份權而歸入非財產權。後來，隨著現實的發展，股東權中的非經濟因素(如表決權)，著作權中的經濟因素日益重要，簡單地將這些權利歸入財產權或非財產權都不妥當，於是就在財產權與非財產權之外，建立一類混合性的權利。但整個說來，這種體系仍是建立在財產權與非財產權的兩分法之上的。這樣的民事權利體系在民法著作中是最常見的，直到今天仍為不少學者所採用。
在採用這種體系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困難問題，這就是如何劃分財產權和非財產權(或人身權)。起初，以有無金錢價值為標准來區分。後來，沒有金錢價值的利益也可成為債權的內容(德國民法第241條以「給付」為債的內容，對「給付」的解釋，已不以有金錢價值為必要。日本民法第399條則明定「雖不能以金錢估算者，也可以作為債權的標的」)，只好放棄這個劃分標准。以後轉而採取能否為權利人所處分為標准，但這個標准也不是絕對的。於是有的學者先給非財產權(人身權)下定義，然後把財產權界定為「其他一切權利為財產權」。例如日本《民事法學辭典》中說：「凡是與權利人的人格和身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權利為人格權和身分權，總稱為非財產權；其他一切權利為財產權」(岩井萬龜；《財產權》條)。
又有的學者索性不用「財產權」、「非財產權」這兩個詞，直接把私權劃分為物權、債權與其他權利。例如日本學者穗積重遠以作為私權內容的利益為標准將私權分為人格權、物權、能權(得有權)、債權、親族權、繼承權、無體財產權、社員權(《法律學辭典》第1084頁)。但是在日本，民法中有許多條文里都明定了「財產權」一詞(如第163、167、205、264、362、424、555、7l0等條)，要迴避財產權一詞是不可能的。於是有的日本學者在劃分私權時不用「非財產權」一詞，但不能不用「財產權」一詞。
德國民法學者拉侖茲在「私權的各種類型」下面列舉了人格權、具人身性的親屬權、對物支配權(物權)、無形財產權、債權、共同實施權(社員權)、形成權、無主物取得權、期待權、權利上的權利、反對權。這顯然與單以「內容」(利益)為標准而作的分類有所不同(見其著作《德國民法總論》)，所以說這是私權的「各種類型」。
把民事權利確切地加以分類而建立一個體系，其困難不僅在於不可能網羅無遺，也在於對各種權利不易定性。同一種權利，有人認為具有某種性質、應歸入某一類，有人則認為應歸入另一類。現在還有人認為股東權應該是財產權的一種，即其一例。這樣，有人就不得不認為，有某些權利屬於所謂混合型或邊緣型的權利，以迴避這個問題。
當然，確定一種權利的性質(屬性)而將其歸類，與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有密切關系。例如英美法從前不承認著作權中的人身權為著作權法保護對象，有的國家明白規定著作權是財產權，學者就只好將著作權歸入財產權了。
不論多麼困難、多麼復雜，將紛繁的民事權利盡可能地分類，建立一個適當的體系，終究是必要的，不可迴避的。這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文仍試圖建立一個民事權利的體系。
三、一個民事權利體系的概觀
本文試圖在我國民法里，建立一個這樣的民事權利的體系。我國現在還沒有民法典，但這並不妨礙建立一個民事權利體系。這個體系首先以民事權利的內容(被保護的利益)為標准，必要時也以其他方面為參考，把民事權利體系劃分為以下五個大類：(1)人格權，(2)親屬權，(3)財產權，(4)知識產權，(5)社員權。
本文盡可能地為每類權利尋求它的固有屬性，使各類權利之間有所區別，而避免所謂「混合權利」(例如說「繼承權」是財產關系與身分關系交錯的權利，「著作權」是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結合，等)的說法。
這樣的分類也並不是什麼創新，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成。這個體系打破了傳統的兩分法。這一點已不用再說，兩分法實在無法確切地安置像知識產權和社員權這樣的具有復雜內容的權利。
本文不用「人身權」、「身分權」這些沿用已久的名稱，也不用在我國沿用已久的「人身非財產權」(來自蘇聯)一詞。「人身權」不能表示現在「人格權」的意義和范圍。「身分權」一詞里的「身分」有點中世紀法律用語的氣味，用來表示現代的民事權利，很不確切，容易引起誤會(正是由於這種誤會，有人把「著作人」當作一種「身分」而將著作權歸入身分權。)。
把人格權單獨列出並放在民事權利體系的第一位，這已是多數學者所採用的辦法。其意義不必多說。
財產權的名稱必須保留。在人類社會仍有賴於財產制度而存在和發展的今天，在市場經濟正在我國建立和發展的今天，對這方面的民事權利必須予以重視。
知識產權離開財產權(擯棄「無體財產權」這個概念)和人身權(擯棄「著作人身權」這個概念)而獨立，不僅因為它確有獨立成為一個大類的價值，也因為在國際公約和國際組織中，它早已有了獨立的地位，再不能使其附屬於他種權利。
社員權應該獨立，不僅因為公司法中的股權(股東權)已非財產權所能包容，還因為民法從個人法向團體法發展的形勢要求這樣做。
Ⅹ 公共利益的相關比較
我國憲法中除了公共利益的表述外，還有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集體的利益、公共秩序、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國家安全等表述。這些概念之間是什麼關系呢？學者們對此眾說紛紜。 基本權利的界限是指基本權利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程度，基本權利雖然代表了一個人的自主行動的正當性，但是，這種自主行動卻是有范圍的，超出了該范圍，基本權利的行使就是非法的，不僅不受法律的保障，而且要遭到法律的責難，甚至要為其所造成的後果承擔新的義務。一般來說，憲法上對基本權利的界限規定有二，第一，基本權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基本權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公共利益。合起來稱之為「權利不得濫用」的原則。公共利益之所以能夠作為基本權利的界限，主要在於個人組成社會的需要，根據啟蒙思想家的論述，個人組成社會之時，必然要讓渡或放棄自己一部分的權利，即忍受社會對自己的權利在一定范圍內的制約，這種制約就主要表現為公共利益的制約。
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實際上就是對基本權利的界限的表述。其中，根據前述，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實際上就是指公共利益。但是，由於該條中使用了較為中性的「損害」一詞，根據《法律辭典》的解釋，損害就是指權利的不利益狀態。如果一來，似乎只要基本權利對他人的合法權益和公共利益造成損失，就是非法的。所以有學者認為，在實踐中，某個公民既行使了權利和自由，而又不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種情況是比較少見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必然地要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而且這是非常正常的情況。例如公民行使遊行自由，必然地在一定程度上要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29]學者的質疑是有一定道理的。筆者認為，由於該條中使用了較為中性的「損害」一詞，所以就容易產生歧義。因為，對於造成其他公民的合法權益的損失和公共利益的損失來看，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公民濫用其基本權利造成對上述權益的非法侵犯，這屬於基本權利的界限問題。第二種是由於公民合法地行使其基本權利，而與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發生沖突的問題。這種沖突表現在雙方均對同一客體主張利益，而且這種主張都是合法的，應受法律保護的，那麼，為了解決這種沖突，就必須由一方作出讓步或者犧牲一方，而滿足另一方，這時，顯然，對於作出讓步或犧牲的一方來說權益遭受了損失。前述的公民行使遊行自由的例子即屬於此。所以，有必要對我國憲法第51條作出修改，使其真正行使起基本權利的界限的作用，宜將「損害」改為「恣意侵犯」。 誠如前述，公共利益與基本權利的沖突不同於公共利益作為基本權利的界限，前者是基本權利的合法行使，是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的雙方界限的重疊；後者是基本權利的非法行使，是基本權利超出自己的界限，侵入公共利益的界限。那麼，公共利益為什麼會同基本權利產生沖突，這就不能不首先從「利益沖突」的問題談起。我們知道，利益體現了客體對主體的一種有用性以及主體對這種有用性的價值判斷。而由於主體的多樣性，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利益。但是，對於客觀世界來講，首先，客體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不同的主體可能都對同一客體主張利益。其次，主體的認知水平是不同的，無論主體是否正確、完整地認知了客體的利益，它都可能主張出來。因此，不同的主張之間就存在差別。這種有限性和差別性導致了利益的沖突。利益的沖突是全方面的，即不僅發生在個別利益之間，比如私人與私人之間，而且在公共利益與個別利益之間。而法律在利益沖突中起什麼樣的作用？誠如美國法哲學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而「這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通過頒布一些評價各種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調整這種種利益沖突標準的一般性規則方能實現。」德國的利益法學及由此而發展出的評價法學更明確承認，法律的目的就在於「以賦予特定利益優先地位，而他種利益相對必須作一定程度退讓的方式」來規整個人或團體之間的被類型化的利益沖突。但是，誠如我們前面所說，解決利益沖突的問題是由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法律來完成的，對於私益之間的沖突，往往由私法來完成，而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法，主要解決公益與私益之間的沖突。
公益與私益發生沖突時怎麼辦？羅馬時代的學者西塞羅曾說，公益優先於私益（salus publica supremea lex esto）。這種認識建立在公共本位的思想基礎上，是古代國家崇尚「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結果。但是，自啟蒙以後，尤其是康德的「個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思想的提出，近代國家逐步轉向以個人為本位，在這種思想下，當公益與私益發生沖突時，一味強調公益優先就失去了道德基礎。因此，需要為公益與私益的沖突確定新的解決規則。這種新的解決規則要求由中立的第三者對公益和私益在「質」和「量」上進行評價，從而確定哪一種利益首先作出讓步。這種讓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如果對於作出讓步的利益來說，這種讓步並未導致其核心成分喪失，即該利益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實現，那麼，這種讓步就表現為一種「忍受」。如前述的公民行使遊行自由的例子，公民的遊行可能給其他公眾的交通利益帶來損失，但是由於這種損失並未完全導致其他公眾的交通利益喪失，其他公眾還可以選擇其他道路到達目的地，在此情況下，其他公眾需要忍受這種不利。第二，這種讓步造成了利益的核心成分損失，即以一種利益的犧牲換取另一種利益的實現，那麼，必須由獲益的利益方對受到損失的利益方進行補償。這種「忍受」或者「犧牲——補償」的模式已經遠遠不同於近代以前的單純的「服從」模式。首先，要讓私益作出讓步，必須說明理由，並進行論證。如果不能證明公益所承載的價值優先於私益的價值，私益就不能作出讓步。其次，如果私益的讓步導致其核心成分的喪失，則必須對私益的損失作出填補，保證其恢復原狀。可見，這裡面貫穿的一個前提是：私益不能隨便受到侵犯。因此，現代社會，解決公益與私益的沖突問題，最關鍵的是對公益和私益在「質」和「量」上分別進行評價。所謂質的評價，是指如果公益和私益承載不同類型的價值，那麼，以對受益人生活需要的強度而定，凡是對滿足受益人生活愈需要的，亦即與生活需要緊密性愈強的，即是「質最高」的價值標准。「質最高」的價值應當優先滿足。所謂量的評價，是指如果公益和私益所承載的是同種類型的價值，那麼，以受益人的數量而定，盡可能使最大多數人能均占福利的為「量最廣」的價值，「量最廣」的價值應當優先滿足。當然，這種「質」和「量」的評價不是普適性的，它必須根據具體的「個案」來衡量。
如果說私益只代表了個人對客體的有用性的一種主觀的評價的話，那麼，將私益上升為權利就是讓這種評價更加「客觀化」、「正當化」，它代表著獲得了公共認同的一種價值評價。因此，權利與利益是不同的。現代國家，基於個人本位的需要，將一些對於個人來說普遍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寫入了憲法，成為個人的基本權利。這種基本權利帶有極強的防禦性和對抗性，不僅是其他人不能隨意侵犯，即使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國家和其他公團體沒有正當的理由也不能侵犯之。基本權利雖然無法避免與公益的沖突，然而與公益與私益的沖突不同的是，要想讓基本權利作出讓步是更加困難的，因為基本權利本身就承載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這種價值是基本權利成為一種絕對的訴求。所以，當基本權利與公益發生沖突時，必須在基本權利與公益間進行價值的衡量，而這種衡量主要是一種「質」上的衡量，衡量的標準是將公益化約為另一種個體的「權利」，事實上，由於法律價值在一定范圍內具有較為明確的價值秩序，因而在此范圍之內，權利位階也相應具有相對確定性，並進入法規范的層面。如在一定意義上或一定限度內，生命權的位階高於人格權，人格權的位階高於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位階高於營業自由。但是，誠如學者所言，這種權利的位階並不帶有絕對性，主要是因為法律價值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必須聯系具體的條件和事實才能最後確定，如在近代憲法階段，西方各國本來均曾偏重於對經濟自由的保障，而在進入現代憲法階段之後，精神文化活動的自由，尤其是其中的表達自由則獲得了「優越的地位」。為此導致權利體系的內部結構非常復雜，許多權利因其價值地位的非確定性而處於相應的不確定的位階之上，往往需要通過個案來把握。 公共利益是一切基本權利的界限，財產權也不例外。因此，個人的財產權的行使不得恣意侵犯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與財產權越來越頻繁的沖突，從而導致憲法對財產權從絕對保障走向相對保障。
公民的財產權起初是作為與生命、自由並列的對人最重要的三大權利而出現在憲法上的。由於將財產權視為人延續生命的基礎，財產權被視為絕對「不受侵犯」的權利，比如，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第17條宣布，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隨著社會財富的積累，人們發現，財產權並不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生命需要，一部分財產被用來進入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成為個人獲得經濟利益的渠道。由此所帶來的資本的壟斷和貧富的兩極分化，這不但引發了勞工和窮人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自身發展。由此，進入20世紀以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放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轉而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同時，受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先後或多或少地採行社會改良主義，企圖在維持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通過限制私有財產權，加強社會福利，緩和勞資矛盾。反映在憲法上就是財產權被視為一種相對權利，承認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對財產權進行限制。
實際上，從絕對權利到相對權利，這反映了財產權在基本權利體系中的位階的變化。2005年，美國憲法對財產權實行雙重標準的審查理論，認為財產權弱於其他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種族平等、宗教平等、普通及平等之選舉以及刑事被告權利之保障。因此，如果某一公共利益可以化約為上述權利中的一種，就可以要求財產權主體對公共利益作出讓步，如魏瑪憲法第153條第3款，所有權的行使，同時必須有利於公共福利，這一規定同樣為戰後德國基本法第14條第2款所沿用。日本憲法第29條第2款規定，財產權之內容，應適合於公共福利，由法律規定之。財產權對公共利益的讓步只是財產權人的一種忍受，由於這種忍受對所有人普遍適用的，所以這種忍受並不需要受益的公共利益方的補償，而毋寧是財產權人所負的一種社會義務。
相比之下，另一種公共利益與財產權發生沖突的情形就「激烈」的多。這就是國家徵收（徵用）權的行使。雖然徵收（徵用）權的行使同樣是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它與基於公共利益要求財產權「忍受」的理論基礎並不相同。徵收（徵用）權來自於國家主權，它產生的時間要早於基於社會國家思想的財產權「忍受」，比如，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第17條在規定了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也規定，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須時，且在事先的正當補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均不得受到剝奪。顯然，公共利益在財產的徵收（徵用）中所起的作用與財產權「忍受」中並不相同。從本質上說，基於公共利益對財產的徵收（徵用）同樣反映了公共利益與財產權的沖突，但是，這種沖突所導致的並非財產權的忍受，而是財產權的核心部分的「喪失」，即所謂的特別犧牲。對於這種特別犧牲，公共利益方——徵收（徵用）方——國家必須作出補償，從而體現保障財產權的思想。同時，如果徵收（徵用）與公共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果沒有「公共利益」的理由，任何徵收（徵用）都將視為國家對私人財產權的非法侵犯。所以，與其說在徵收（徵用）中發生了公共利益與財產權的沖突，不如說公共利益是作為徵收（徵用）的前提條件。
那麼，這種導致財產權「犧牲」的公共利益到底是一種普遍的公共利益還是一種具體的公共利益呢？從各國憲法的不同規定實際可以看出端倪。
總結一下，各國憲法對「公共利益」的表述有以下三種形式：
第一，為了公共使用而徵用。如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沒有正當補償，任何人的私有財產均不得被徵用為公共使用。日本憲法第29條第3款規定，私有財產，在正當補償之下可收歸公共使用。
第二，為了公共福利而徵用。如德國基本法第14條第3款規定，公益徵用，惟有為公共福利故，方可准許之。
第三，為了公共利益而徵用。如義大利憲法第42條第3款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私有財產在法定情況下得有償徵用之。
這三種表述中的公共使用、公共福利、公共利益是否等同呢？應該說，公共使用是古典徵用理論的特色，即要求必須有一個公共事業（或者公用事業）的存在，且該事業有需要被徵用之標的物時，方可認為有充足的徵用理由。該理論的基礎在於既然徵用將損害財產的私使用性原則，那麼要獲得合法的依據，就必然是與私使用性原則相對的公使用性原則。古典徵用理論主要是為了滿足民生設施建設所需要之土地，故其范圍較為狹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為了達成福利國家之理念，積極為國民提供福利，並強調社會正義，因此，徵用的目的也不再局限於公共使用，以及於國家經濟建設所需甚至有益於私人之目標。如政府為了滿足住宅需要，徵用必要之土地。德國學者將之稱為公用徵用向公益徵用的轉變。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於1954年的Berman v. Parker案、1984年的Hawaii Housing Authority v. Midkiff案和1984年的Ruckelhaus v. Monsanto Co.案中將憲法第5修正案的公用擴張至公益。相反，公共福利與公共利益均作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兩者間的區分較公共使用與公共利益為難。台灣學者陳新民認為，德國基本法第14條中同時出現了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話語，應認為兩者之間存在差異。由於徵用將產生一種對人民財產嚴重侵犯的後果，因此，其目的——公共福利——應有別於一般的公共利益，而毋寧為更重大的公共利益。所以，作為財產權「犧牲」的「公共利益」應視為一種特別選擇的公共利益，一種緊急的公共利益，一種重大的公共利益。當然，憲法裡面的規定僅是一種概括使用，其具體標准應由立法者以分散的各個法律的方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