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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律調研報告
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質，是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每個人要生存、生活下去，就離不開食品。正是由於食品市場的巨大潛力，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近幾年我國食品加工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使得各種新型食品層出不窮。每天只要我們打開電視，翻看報紙，都可以看到大量各式各樣的食品廣告。走上街頭，不論是在商場、超市乃至街攤，食品都占據著市場的主要份額。而 最近一個時期，隨著各行各業透明度的進一步提高，食品的質量問題也頻頻被媒體所暴光，這直接導致了食品行業的安全問題成為人們最普遍關心的一大主題。如今食品安全已是我國消費者的「心頭大患」， 事關消費者乃至下一代的健康和安全，是目前對公共健康面臨的最主要威脅之一。因此，重視食品安全已經成為衡量人民生活質量、社會管理水平和國家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問題的同時，應明白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所存在的諸多弊端和問題，各級有關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加強和完善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這在當前尤為重要和迫切。
一、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現狀分析
（一）我國食品安全的現狀
長久以來，關於種種劣質食品的報道幾乎成了我們隔三岔五就能在媒體上看到的一個主要話題。比如說關於劣質奶粉、劣質麵粉、劣質大米、劣質豆製品、染白粉絲、注水肉、蘇丹紅……等等，我們可以列出長長的一列名單。這些頻頻曝光的食品加工中的黑幕對消費者來說已不再陌生。各級監管部門針對於此的執法檢查，也始終沒有停止過，而且還會在每年的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前加大執法檢查的力度。但令人不解的是，這么些年過去了，各級監管部門的工作不可謂不努力，但劣質食品依然層出不窮，並且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
目前我國食品安全領域存在五大問題：微生物造成的食源性疾病、種植養殖方面的農葯殘留和獸葯殘留、生產經營者守法意識淡薄、食品生產新技術應用所帶來的食品安全問題、環境對食品安全的影響。這些問題從而導致了我國食品生產行業的發展非常不均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環境污染是造成食品安全問題的首要因素
2、農產品、禽畜產品中有毒有害物質殘留量高、源頭污染嚴重
(1)化肥、農葯等對人體有害物質殘留於農產品中。
(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質殘留於禽、畜、水產品體內。
3、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嚴重影響食品安全
4、製造食品的過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及應用新原料、新工藝，添加有毒物質帶來的食品安全問題
（二）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現狀
食品安全是指與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關的食品的安全控制措施和手段。食品安全與人類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它關繫到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繫到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說它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整個體系運行涉及企業的食品加工、生產銷售、進出口、衛生監管、國家干預等各環節，同時也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對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視程度。而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是指有關食品生產和流通的安全質量標准、安全質量檢測標准及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構成的有機體系。從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律現狀來看，由《食品衛生法》為主導，《食品衛生行政處罰法》、《食品衛生監督程序》等數部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諸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律中有關食品安全的相關規定構成的法律形態，是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框架的現實，為全面提高我國的食品安全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在執法過程中，會使許多有害物資矇混過關，給為非作歹者留下作惡空間。在工業化程度提高、生活節奏加快、加工食品越來越成為人體主營養素來源的同時，我國的食品標准，總體水平偏低，部分標准之間存在交叉、矛盾，重要標准短缺，標準的前期研究薄弱、實施狀況較差，甚至強制性標准都得不到有效執行。
現行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不夠完整，存在有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幾點：
1、消費者的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證
相對於生產商和銷售商而言，消費者處於弱勢，他們幾乎無法預見到食品潛在損害發生的可能性和范圍，更無權處罰生產商或銷售商。目前，我國有《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來規范管理生產商和銷售商的行為。但是，這些法律法規有時不能很好地保證消費者的權益，比如2005年的蘇丹紅事件，遵從消費者權益訴訟案「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消費者只有舉證出因食用涉「紅」產品導致其人身受到了相應的損害，才能得到賠償。但是，消費者很難舉出因食用涉「紅」產品而產生的具體人身損害，因為每個人日常食物的品種相當復雜。無法舉證損害事實，法院也就很難支持消費者的訴求。
又如《食品衛生法》規定，對造成食品中毒後果的，應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但很多不合格食品不是食用後馬上就有中毒現象，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是長期食用才顯現危害，這時再去追究造假者的責任，有可能為時已晚，最終造成追討無門。目前中國法律規定只對實際損失進行賠償，缺乏單獨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也就是在確定具體賠償數額時，仍是按照被害人的實際損失，包括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來計算的，這種損害賠償制度並不能真正補償受害方的全部損失。
2、存在「真空」和「交叉」地帶
根據調查，部級以上機關所頒布的有關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規章，包括已失效的規定在內共計800多篇，涉及的政府部門包括已撤銷合並的近30個。總體上，食品安全管理方面政出多門，導致有的方面管理依據相互矛盾或者監管職能交叉，而另外一些方面卻是監管的真空。食品安全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使政府監管方面也存在不少制約因素，不能完全監管到位，法律法規的不配套，是食品安全執法的首要障礙。部門職能交叉、職責不清則削弱了執法的力度；對於一些效益好的食品企業，多個監管部門重復管理，增加了企業負擔；而對群眾反映的食品安全難點問題，很多部門又互相推諉。部分場所執法受行政干預過多；一些地方對開發區、旅遊區等特殊場所出台「保護」政策，限制執法人員執法；監管隊伍嚴重不足、經費短缺也是執法不能完全到位的重要原因。同時，在與其他非食品安全專項法律，如《行政處罰法》、《刑法》等法律的銜接上也不統一，甚至違背其原則，弱化了法律的懲處力度，導致違法現象屢禁不止。在法律法規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盲區，比如仍沒有針對批發市場的法規。由於生產過於分散，如果完全靠從生產環節抓食品安全管理，漏洞太多。
3、企業違法後付出的代價較低
低廉的違法成本是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和現行的處罰機制有關。一直以來，我們對制假販假者的處罰較輕，做一次假，能抵得上罰多次的錢，制假者付出的風險成本很小。以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核心《食品衛生法》為例，對違反該食品安全法的規定，在食品生產經營過程不符合衛生要求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以處以五千元以下的罰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吊銷衛生許可證。然而根據該法，衛生執法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對非法所得的認定缺乏手段，那些大量存在的地下食品加工黑窩點，生產成本極低，即便按違法所得的標准進行處罰，也根本起不到懲罰作用。「情節嚴重的」，才會被「吊銷衛生許可證」，可那些衛生狀況極差的黑戶食品生產企業，往往就無證可吊，對他們的管理，只能是以罰代管了。就目前對食品安全的相關責任人的處理和處罰來看，往往是只要不造成惡劣影響甚至釀出命案，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就很難得到追究。
現行的關於食品安全的法律體系存在的缺陷不只以上這些，在這里筆者只從一些側面進行舉例探討，不可能詳述所有。但通過這些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我國的《食品衛生法》有必要根據新出現的問題加以完善和強化，以有效制止和打擊食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有損食品安全的行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國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有待加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食品安全法制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初步奠定了我國食品安全保障的基本框架。但是，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制建設也存在著時代發展遺留的缺陷：重權力，輕權利；重程序，輕實體；重局部，輕全局；重職權，輕責任；重處罰，輕促進。隨著我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制建設已進入了新的變革時代。但是從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現狀來看，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與國際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我國食品法律體系的框架結構仍有待進一步的科學化、合理化。
在我國食品安全范疇局限性很強，食品衛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對於「食品初級生產過程中安全操作生產對食品安全性和適宜性的影響」重視不夠。由於我國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沒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產業鏈基礎上，因此造成了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廣度不夠；具體標准和法規的制定上也不夠協調和系統。
食品工業是我國支柱性產業，食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我國食品的國際競爭力。一個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與國際接軌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可為企業提供一套完整有效、科學合理的安全生產和監控管理技術標准，並強化食品從業者的自主意識，引導和規范企業行為。因此建立一個合理，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將是我國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急需加強的重點。
三、構建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是食品安全的一個發展趨勢
（一）發達國家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體系的建設是我國保證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也是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實施我國環境戰略的需要。研究、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有利於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和產業政策的完善以及與國際市場的接軌。
1、美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食品安全的國家，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也是非常多的，例如《聯邦食品、葯物和化妝品法》、《食品質量保護法》和《公共衛生服務法》等。這些法律法規覆蓋了所有食品和相關產品，制定了非常具體的標准以及監管程序。若是食品不符合安全標准，就不允許其上市銷售。同時其從事食品生產、加工與銷售的企業，也不存在什麼無照企業或者家庭作坊式的企業，因此摻假現象也極少。
2、歐盟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歐盟歷來十分關注食品安全，經過近年來不斷的改進立法和開展相關的行動，對食品安全條例進行了大量修訂和更新。例如：食品衛生條例，動物源性食品特殊衛生條例，動物源性產品官方監管組織條例等等，表明了歐盟是在構建食品安全的戰略性框架，並進一步提高完善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規，提供統一管理標准；建立獨立的科學咨詢體系，加強風險分析力度；加強法律監管措施，保證法律實施效果；增加食品與飼料質量安全信息的透明度，保護消費者權益。因此經過多年的發展，歐盟形成了比較嚴謹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3、日本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日本是一個法律比較健全的社會，擁有較完備的食品安全法。日本從所發生的安全事故中吸取教訓，不斷完善其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日本政府先後對《食品衛生法》進行了10多次修改。制定並實施《食品安全基本法》，強調了食品安全事故之後的風險管理和食品安全對健康影響的預測能力；成立 「食品安全委員會」，擁有向農林水產省、厚生勞動省提出建議，並對其進行監督和檢查的權力。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對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行為施以更加嚴厲的處罰措施。
另外，國外例如德國、加拿大等國也都十分重視食品安全，也都組建了自己的食品安全體系。
（二）我國在食品安全上所做的努力
1、我國在近幾年來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上所做的努力
（1）在2003年爆發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中我國加強食品衛生監督工作 全面防制非典。結合非典防治，開展了餐飲業專項整治，把加強食品衛生、安全監督執法作為非典防治工作的重點措施之一；打擊制售假冒偽劣食品的行為，保證緊缺物資的正常供應；全力做好非典期間重大活動的保障工作。
（2）在2004年及2005年，周邊國家和我國部分省份發生了動物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為有效防止禽流感對人的感染，我國加強食品衛生監督管理有關工作，提高人民群眾和食品從 業人員防病意識和能力，加強對重點地區衛生監督工作的督導，把城鄉結合和農村作為重點地區，重點監督經營野味的餐飲業、交通要道餐飲業和集體食堂等。同時，還加強對餐飲業的規范管理，加強與農業、林業和工商等部門的聯系，及時了解禽流感疫情動態採取相應衛生監督措施，防止可疑禽畜肉類流入餐飲業。
（3）在2005年2月23日國家質檢總局部署全國徹查蘇丹紅以來，政府採取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食品清查追繳行動，使消費者在空前關注中迅速提升了食品安全意識。從而使食品安全的重點體現在預防上。
2、加強監督監測工作，促使食品合格率提高。
為了進一步做好食品化學污染物和食源性致病菌監測工作，我國建立了食品污染物監測網點。污染物監測網點建設使我國的食品污染物監測網點進一步完善，監測能力進一步得到了增強。
3、完善食品安全危險性評估的方法和技術。
對食品添加劑、食品包裝材料、食品容器以及新研製、發現和引進的新資源食品的許可要嚴格建立在危險性技術評估的基礎上，本著尊重科學的原則修訂《新資源食品衛生管理辦法》。通過組建的危險性分析專家隊伍及時收集、分析食品危害情況，開展危險性評估，及時發布預警。建立衛生監督技術支撐體系和執法監督體系，使其承擔食品衛生、職業衛生、醫療機構和血站等監督執法任務，並對食品生產經營單位進行風險度和信譽度量化評價和分級，對高風險、低信譽的企業重點監管。
四、發展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建議
（一）加強食品安全法律建設和法制管理。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加強國外食品安全法律標準的研究、消化，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我國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行政規章、規范性文件等多層式法律體系，探索和發展既和國際接軌，又符合國情的理論、方法和體系
（二）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和管理體制。我們可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做法，針對我國國情來建立農業管理部門與食品工業管理部門合一，對農業和食品工業實行一體化管理的機構。
（三）加快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建設。建立起我國食品安全信用體系的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使我國食品安全邁上一個新台階。在制度規范上，建立起食品安全信用的監管體制、徵信制度、評價制度、披露制度、服務制度、獎懲制度等，使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建設的主要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推進體制改革 加強監督隊伍建設
為了保證衛生監督的公正，加大食品衛生監督的力度，改革衛生監督體制，集中原來分散的衛生監督職能，撤銷市、縣級衛生防疫站、公共衛生監督所、勞動衛生監察所，組建新的衛生監督所，承擔面向社會的綜合衛生監督執法任務。
（五）做好發展規劃 推動食品行業穩步發展
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制保障體系、食品安全預警和控制體系、食品安全監管和衛生監督體系三大目標以及具體指標，同時從經費、人員、組織、管理等方面落實目標實現的保障措施，為食品衛生監督工作明確工作的重點和努力的方向。
（六）規范食品市場、經濟秩序進一步深化
將整頓和規范食品市場經濟秩序工作和食品葯品放心工程實施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嚴格執法，對違反《食品衛生法》制售假冒偽劣食品，坑害消費者的不法生產經營者堅決查處，有力打擊制售假冒偽劣食品活動，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
（七）加強現有法律法規的懲罰力度，依法加強權力監督，實施對食品安全的有效保護。各級人大作為地方最具權威的監督機構，依法實施法律監督和經濟工作監督，是憲法賦予的職權，應充分發揮其監督作用，果斷啟動監督程序，依法加強監督，及時發現、糾正和撤銷違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為。具體方面如下：
1、處罰要狠。處罰嚴格首先要有法律法規的支持，相關的立法要完善，要嚴格。其次，要罰得很，要讓那些制假售假的人一旦被查獲就會傾家盪產，絕對沒有機會重操舊業。加大制假售假的風險，就能從源頭上堵住食品安全問題的漏洞。
2、監管要下大力氣，實現監管到位。政府部門要履行好自己的職能，盡到「本分」，針對我國地方大，人口多，流動性強的具體特點，加強監管。
3、建立問責制。對地方官員的管理要嚴格，如果一旦出現了事故，主管部門領導、當地黨政領導要負責任。另外，建立問責制也體現了政府的行政清廉，同時也是咱們老百姓的意願。當然，要實現問責很難，但是不能因為有困難就不去做，所以要加大這方面的宣傳力度。
4、加強輿論監督。媒體要敢於說話，為人民說話。對食品問題的報道，關系著國計民生，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與黨中央意志相一致，這種報道並不「出格」，媒體報道時顧慮不要太多。
5、食品葯品的監管由一個部門來實現。多部門管理，容易出現管理的交叉區域和「真空」區域，多部門管理總是比不上一個部門管理簡單、操作性強。
綜上所述，食品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國被都當作一件戰略性任務、基礎性工作給予高度重視。加入WTO後，在日益增加的食品國際貿易中，加強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對阻止國外低劣食品進入我國市場，防止消費者遭受健康和經濟權益損害，將起到重要的技術保障作用。食品安全法律的有效實施，將使食品生產全過程標准化、規范化，保障和提升食品質量安全水平，同時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本文來自:公務員之家網（www.gwyoo.com）

2. 誰有法學的調查報告

山東省某市青少年犯罪情況調查報告
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同時也是消除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維護社會穩定，搞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為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的重要課題之一。近年來，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趨勢，而且出現了手段成人化、年齡低齡化、團伙化、高智商化等新特點，已成為危害社會治安的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的精神，為全面、准確掌握全市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情況，為領導部門決策提供事實依據，更好地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預防、教育和轉化工作，結合正在開展的「平安青州」建設，山東省青州市委政法委日前組織了公、檢、法有關部門的調研人員，成立了專門的調研小組，對全市在押的青少年犯罪情況進行了調查，現形成以下調查報告。
為了多角度、盡可能翔實地對青少年犯罪情況和相關性事實進行調查，調研設計了專門的調查問卷，問卷分被調查人員的基本情況（身份、年齡、押前職業、住所地、婚姻狀況、學歷、家庭出身）、犯罪情況（罪名、初犯、累犯、多次犯罪、共同犯罪、集團犯罪、犯罪地點、對後果認識、悔改表現、犯罪動機、心理）、在押人員與犯罪的事項調查（農村青年在城裡有無住所、父母感情及上網情況、有無煙酒嗜好、是否有過犯罪史、是否受過處罰，是否在校生犯罪，是否輟學及輟學原因）等。為更真實掌握犯罪的原因及便於分析，我們最後借鑒外國的犯罪學研究成果，設計了一個多選項，內容為：家庭的其他成員是罪犯，或者行為品德不端以及酒精中毒；父母一方或雙方是死亡、離婚或者被遺棄；父母愚昧無知或者是知覺上有缺陷以及因病不能管教；父母態度專橫、偏愛過度或者過分干涉，或者是嚴厲、放任、嫉妒，家庭居住條件過緊張並與同居親友不和者；失業、工資收 入低，以及在共同勞動中受到經濟壓迫等，以期能了解犯罪的深層次原因，為犯罪預防提供有效依據。這次問卷內容分別徵求了公安、檢察、法院及部分青少年教育工作者的意見，查閱了部分相關資料，從各方面反映來看，普遍認為這次調查是可行的。
我們於2004年7月13日委託市公安局監管大隊對在押的183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發放了問卷，並以該日為基準日，對有關內容進行了填寫。為了不給填寫人增加心理負擔，我們對全體在押人員發放了問卷，可不填寫姓名，並特別聲明該問卷只供調查研究用，不提供給司法機關，不對號入座。事實證明，這種方式是可行的，我們於次日將全部183份問卷收回。經統計，其中5份空白卷為無效問卷，其餘178份均符合統計口徑，為有效問卷。為便於統計分析，調查中所有在押人均視為犯罪人。
當前青少年犯罪的特點調查
一、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趨勢
對青少年犯罪，國內權威觀點認為：青少年犯罪率高，犯罪性質日趨嚴重，犯罪類型復雜性和犯罪動機惡劣性；團伙犯罪突發；中小學生流失犯罪不斷增多，犯罪向低齡化發展；女青少年犯罪人數激增；青少年重新犯罪率上升；犯罪手段成人化、智能化等。從調查結果來看，這些特點在我市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全市青少年（指14歲至25歲）犯罪人員為84人，佔全部在押人犯178人的47.2%，其中男性82人，占犯罪青少年的97.6%，女性2人，占犯罪青少年的2.4%。從市檢察院批捕部門提供的數字看，2001年該院批准逮捕未成年（指14歲至18歲）犯罪嫌疑人12人，占批准逮捕總人數的3.8%；2002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5人，占批准逮捕總人數的8.9%；2003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2人，占批准逮捕總人數的11.9%；2004年1至6月，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0人，占批准逮捕總人數的12%。
從調查結果來看，我市青少年犯罪現象還比較突出，且呈現遞增趨勢。但我們必須承認，青少年犯罪並不象有些資料所介紹的那樣嚴重，25歲以下青少年犯罪只佔全部人數的47.2%，與有關資料介紹的50%左右是相符的。其實青少年犯罪在全世界都是個問題，犯罪學者烏爾金斯曾說「現代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青少年是犯罪的一代」。因此，青少年犯罪問題值得有關部門關注。
二、搶劫等暴力犯罪頻發，盜竊等侵財犯罪居高不下
表一

罪名 人數 比例

搶劫 43 55%
盜竊 22 28%
傷害 4 5%
銷售贓物 2 2.6%
交通肇事 2 2.6%
強奸 2 2.6%
容留婦女賣淫 1 1.3%
尋釁滋事 1 1.3%
搶奪 1 1.3%
詐騙 1 1.3%
淫穢表演 1 1.3%

(註：本表因部分被調查人犯數罪略有重合)
由於青少年沒有勞動收入，又貪圖生活享樂，任意揮霍，故青少年犯罪中仍以財產犯罪為主。從調查看，我市青少年多發犯罪的類型依次排列是:搶劫、盜竊（銷贓）、傷害、強奸、搶奪等,其中主要是盜竊和搶劫,約佔80%左右。近年來容留婦女賣淫、淫穢表演等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新犯罪類型犯罪也開始出現。近年來,在青少年犯罪中,以暴力為後盾的重大刑事案件日漸增多,施暴程度不斷加重,而且青少年犯罪時在作案過程中很少顧及後果,作案手段野蠻和殘忍,社會影響極為惡劣。國外學者從犯罪的形成、方式的角度將青少年犯罪的特點總結為：糾合性、突發性、野蠻性、報復性、報復性、模仿性、惡作劇性、反復性等，這些特點在我市也不同程度的呈現。從調查看，青少年犯罪中搶劫犯罪高發，佔到55%的比例。如2月11日20時，張永亮（男，17歲，住臨朐縣石門小區）、孫振國（男，14歲，住臨朐縣臨朐鎮張家亭子村）、馮棟梁（男，16歲，住臨朐縣中醫院後街9號）、武建華（男，16歲，住臨朐縣臨朐鎮曾家窪村）、程小龍（男，14歲，住臨朐縣臨朐鎮三元村）、馬傑（男，16歲，住臨朐縣生產資料公司家屬院）、林澤鵬（男，16歲，住臨朐縣委家屬院1號樓）在北大橋西持刀砍傷青州蠶場副廠長王文江背部後搶劫，致王失血性休剋死亡。該7人於2月8日以來先後在臨朐盜竊作案一起，在濰坊市區搶奪作案兩起。犯罪團伙化、手段惡劣化、後果嚴重性都值得進行深層研究。
盜竊也是高發犯罪，佔28%。當前，受社會上一部分人"瀟灑"消費、超前消費等觀念的影響，部分青少年產生了強烈的或畸形的物質慾望，盲目追求享樂，當通過正當的渠道不能滿足其慾望時，往往是通過盜竊、搶劫等不正當途徑來獲取。盜竊犯罪作為一種最古老的罪行，無不被各國視為打擊重點。近幾年來，我市在預防和打擊上進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但這種犯罪仍居高不下，應引起高度重視。

3. 法學社會調查

：關於「打官司難」問題的調查報告

論文所屬專業：法學理論
論文內容：
關於「打官司難」問題的調查報告
針對近幾年來民事案件數量逐年下降問題的狀況，為貫徹落實院黨組提出的：「把司法為民具體落實到審判工作的每一個環節，緊密結合法院工作實際，著力解決群眾關注和當事人反映強烈的問題」的指示精神，我庭組織專班與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四個中院和武昌區人民法院等8個基層法院一道，對當前與司法環境和審判工作密切聯系的人民群眾反映「打官司難」的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現將有關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關於「打官司難」的具體內涵
2004年2—3月，我庭會同武昌區人民法院等8個基層人民法院，通過採取問卷調查、實地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對部分案件當事人、律師、人大代表，婦聯和信訪單位工作人員、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及人民法庭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845份，回收560份。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人民群眾對「打官司難」的看法不一，不同職業的人認識不一致，打過官司的人與沒有打過官司的人說法不盡相同，熟悉法律的人與對法律生疏的人理解也不同。但是，他們普遍認為「打官司」就是上法院，其中，有40%的人認為「打官司」還包括與政府行政執法部門和公安、檢察院打交道。
通過調查，我們認為「打官司難」應包括狹義和廣義兩種內涵。狹義上的「打官司難」是指當事人在法院難打官司，即人民群眾不好告狀和在審判過程中感到困難。廣義上的「打官司難」是指人民群眾通過行政救濟程序和司法救濟程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過程中出現的困難，包括由於主客觀原因造成的困難而導致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侵害的現象。
二、當前「打官司難」的主要表現形式
被調查人員中，認為「打官司」不難的佔30%，認為「打官司」難的佔50%，認為比較難的佔10%，認為非常難的佔10%。通過對問卷調查的統計，被調查對象中認為「打官司難」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對「打官司」心存畏難情緒。被調查的群體中絕大部分沒有打過官司，他們對打官司的認識不深刻、不全面。多數群眾的觀點是打官司比較難，主要是基於對社會的認識，認為現在社會上存在不正之風，官僚主義習氣嚴重，群眾一般辦事都要講關系，更何況是「打官司」，打起官司來涉及程序復雜，關系更復雜。一部分人認為打官司難是出於根深蒂固的觀念，這些人主要是農民群眾，他們認為歷來就有「打得一場官司贏，累得死一頭牛」，「贏了官司輸了錢」、「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之說，因此心中存有怕打官司、不願打官司的觀念。還有一些人認為「打官司難」主要是聽別人說或是自己打過官司的親戚朋友們傳說的。
（二）不知如何打官司。農民群眾有了糾紛或者問題，不知找那些部門解決；有的通過打聽知道要到法院起訴，但又寫不出起訴狀，更不知有關法律法規的內容，對打官司的程序也不懂。對於這些人來說，打官司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三）費用過高。不少人反映打官司要請律師，得花一定費用，又要交納訴訟費，還要交納申請執行費，各種費用不堪負擔，對打官司望而生畏。
（四）費時又費力。不少打過官司的人稱，一場官司一審得半年，有的又要上訴，還要二審，甚至申訴後還要再審，官司了結得一、二年且還要時時准備應付開庭，收集證據，弄得心力憔悴，既要浪費大量的時間，也要花費很多心思，確實是難。有的群眾甚至說「要得官司贏，腳板得磨平」。
（五）怕空調白判。有的人反映官司贏了，但判決內容得不到執行，說「偷雞不成反而蝕把米」。這些人主要是對法院執行問題不滿，認為法院判決如一紙空文，判決了卻兌現不了，執行力度不大，執行措施乏力。
（六）怕法官裁判不公。有些人對法官的素質持懷疑態度，認為有的法官接受當事人的吃請和禮物，在審理案件時有意偏袒一方。
三、造成「打官司難」的原因

4. 調查報告的格式到底是怎麼樣的法學專業的調查報告又該怎麼寫

第一行寫標題，接下來寫一段引言，在接下來是被調查者的個人信息，如性版別，年齡等，然後就是權正文部分（問卷的題目）
要注意
1。題目不宜太多，最好不超過12道
2。題目必須從簡單到復雜，符合人的認知規律
3。一般開放性題目（要求調查者寫出自己的觀點）與封閉性題目（選擇題）都要出現，開放性的題目不能超過兩道
5。提供答案要注意語氣（如：為什麼你不選擇現在買車？答案：A。買不起----語氣不好，應用價位太高，這樣調查者容易接受）
6。最好在一張紙上完成問卷，如果題目較長則應採用一張紙的正反兩面，最好不要超過一張紙（這是從被調查者的心理方面考慮的）

法學專業的設計問題要盡量簡單,不能太專業,否則被調查者很難理解.

5. 法學本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3000字

關於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社會調查報告 本次調查是受學院兩課教師委託通過實驗室全體人員齊心協力，艱苦奮斗,歷時三周才圓滿完成，本次調查採用多階隨機抽樣，抽取的樣本單位專業結構齊全，融經濟、管理、人文藝術、外語等專業學生，因此避免了調查對象過於集中的弊端。發出問卷共300份，收回問卷270份，其中有效問卷266份，問卷如附錄所示：1、2、3、4、10、16、17為非固定答案的題目，5、6、7、9、11、12、13、14、15為考察題（考察同學對法律知識的了解程度）九道考察題的總分設為100分,其中最高分是100分，最低分是11.1分。 以下是非固定答案題的統計結果： 1、你認為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用處？ a、非常有用45.11% b、一般35.71% c、基本沒用6.02% d、法律不如權力有用11.65% 2、你生活中的法律知識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a、電視上48.12% b、報紙上16.54% c、學校的課本上35.34% d、家庭的影響4.51% e、其他 13.91% 3、你認為你在生活中平均每學期遇到法律問題的頻率為： a、20次以上 5.26% b、20次?10次 6.39% c、10次?5次 21.8% d、5次以下 50.75% e、0次 16.17% 4、當你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你首先想到的是？ a、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 50% b、用武力解決 6.02% c、通過關系解決. 15.79% d、感覺很委屈但是認為也是沒辦法的事 16.17% e、根本沒有在意過9.40% 8、當今雖然是法制社會，也存在著家庭暴力、婚姻財產糾紛等很多問題，你認為：a、清官難斷家務事 74.05% b、清官易斷家務事 25.95% （1）、如果你選擇了a,那麼你認為是什麼原因？ a、法律法規不健全 30.70% b、群眾的法制意識不強 29.57% c、法官的職業素質不夠高 4.01% d、法律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35.21% （2）、如果你選擇了b,那麼你認為是什麼原因？ a、法律法規健全 52.6% b、多年的普法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9.40% c、法官能夠正確地把握「一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 15.41% d、一切問題在法律面前都能夠得到解決 3.38% 10、假如你在公交車上遇到騷擾時，你會如何去做？ a、出聲制止，維護自己的權益 49.25% b、用適當的方法讓他得到懲罰 28.95% c、瞪他一眼，然後換個地方或下車 20.31% d、默默的離開，不敢出聲。3.38% 16、你希望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識嗎？ a、希望 92.11% b、不希望 7.89% 17、你希望法律基礎課要如何上？ a、盡可能介紹能解決社會生活的法律法規 33.08% b、從案例中說明相關法律理論，類似於《今日說法》61.65% c、按照教材的內容和順序進行教學 5.26% d、最好取消這門課，與日常學習生活無關4.14% e、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其中固定答案的答對率為： 5、對於學校不允許到達法定年齡的同學結婚的做法，你的觀點是？27.443% 6、某學生因為考試舞弊而被開除，你認為這種做法是否合法？51.879% 7、因為沒有過四級而不發放學位證，你認為這種做法是否合法？67.293% 9、某某商場公示：某某手機實行三包，七天包退，假一罰十，一女士買了一部,回家後發現手機的電板有問題，於是拿手機去檢驗，該公司說手機不是本公 司的產品，這部手機是假的。如你是該女士你該向誰要求賠償？ 56.015% 11、某地有兩名同姓考生，其中甲考取而乙落榜，乙方家長為了自己兒子能上大 學，和某高校商量，將甲的檔案改成乙的檔案並仍以乙的名義投給錄取學校。 你認為他們違反了哪一些法律？16.54% 12、甲某和其12歲兒子共同搶劫，其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39.473% 13、父母離婚，19歲的兒子考上大學，是否有權向父親要生活費？62.78% 14、王某有三個兒子，王某在病死之前當某個兒子的面做了口頭遺囑，這種遺囑是否有效？50％ 15、我國選舉採取什麼樣的投票形式？90％多 可見他們還是很關心身邊的人和事的，一些法律常識大部分同學還是知道的，對於5、6、7題，由於問卷設計的不夠合理，可能誤導了同學們的思想，讓數據不夠真實， 此次調查的結果說明，同學們的法律意識比較弱，知識也比較缺乏，從數據上看，同學們都沒有太在意生活中的法律問題，也許他們覺得，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是必然的，並不是法律問題，也有可能受家庭、社會等各種因素影響，讓他們認為權利比法律有用，在次問題中雖然有50%的同學回答是「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次數據有很大的誤差，因為答案本身的誤導性非常強，很多同學自然而然就選擇了此答案，它並沒有代表性。 決大多數 同學認為學校的有關規定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有這種反映也是意料中的事，據分析有以下幾種可能性：①為了自己的權益②法律意識③答案本身的誤導，從我們學校來看，同學們的法律意識並不是很強，但是關乎到自己利益和前途，關乎到自己今後的發展，大家自然而然就會認為那是不合理也合法的，人都是自私的動物，誰不會為自己謀利益，誰不希望今後的路能夠更加順利，這也是人之常情。 此次問卷調查採取的是抽樣調查法，是分專業的調查，但在此過程中卻忽略了性別的界限，性別的不同致使他們的愛好也不同，所關心的也不一樣，男孩子可能要廣闊一些，看法要強烈一些，女孩子要緩和得多，因此，定量的數據就不夠精確。 我們的問卷中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當你在車上遇到騷擾時，你會如何去做，同學們的答案很多，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自己會默默離開，不與理會，一個大學生是如此，那麼我們國家各族人民呢？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提倡依法治國，可是殺人放火、搶劫、拐賣婦女兒童等等犯罪行為比比皆是，甚至乎知法犯法，遇到這種情況時又有多少人會站出來說一句或者出來阻止呢？這也說明在同學們心中在人民心中法律的意識還非常的弱。 以上統計結果是令人很滿意的，因為有92.11%的同學希望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識，而且有45.11%的同學認為法律在現實生活中非常有用（即使仍有11.65%的同學認為法律不如權利有用）。從第二題的統計結果上看電視是同學們了解法律知識最重要的工具和渠道，其次是書本，從最後一道題上可以看出案例教學是最能讓同學們接受的一種教學方式，也有不少同學非常關心他們將要學習的「法律基礎」的實用性。 本次問卷調查的最高分100分，最低分11.1分，平均分48.79分。說明還是有很多同學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同時也反映出同學們對法律知識的缺乏，總的來說，04級的同學們學習《法律基礎》的熱情還是很高的，我們在次建議學院採取大多數同學都樂於接受而又有效的教學方式，讓同學們增長見識，認識生活，關心身邊的人和事

6. 大學生法律素質調查報告 （原稿）

自己修改整理一下：

公民法律素養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准之一。我國高校大學生法律素養如何,將直接影響當前和未來一個階段我們的法制建設,影響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所謂素養,是指人們在經常修習和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知識的內化和融合,它對一個人的思維方式、處事方式、行為習慣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具備一定的知識並不等於具有相應的素養。只有通過內化和融合,並真正對思想意識、思維方式、處事原則、行為習慣等產生影響,才能上升為某種素養。重視大學生的法律素養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推進法制建設」。通過大學法律教育,使大學生擁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和較強的法治文明意識,這對於提高全體國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對於貫徹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動我國法制進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又必須看到法律教育內化為法律素養的諸多制約因素一是功利性極強的就業至上評價體系。高校擴招後,隨著大學生就業壓力增加,一些高校為給非法律專業學生擠出更多時間應付各種有利於就業的資格證考試,主動降低包括法律在內的其他軟素質課程的教學與考查標准,這極大地影響了學生法律素養的提高;對於法律專業學生的法律教育,由於將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條文的解讀和案例分析上,忽視對個人法律素養起綜合性、潛質性作用的哲學、史學、文學和自然科學等課程和知識的學習,相當一部分法律專業的學生雖然十分熟悉各種法律條文和案例,但法律素養不高。二是泡沫化明顯的法律專業重復建設。近年來,受高校擴招、合並和人才市場需求拉動等多方面影響,法學教育泡沫化傾向相當明顯,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師資力量薄弱。一些所謂的法學專家從未參加過法律實踐,對現實法制缺乏感性認識。這些學校本來法學淵源不深,加上法學教師素質不全面,無法引導學生將所學法學知識內化為深厚的法學素養。三是現實社會尚不健全的法制環境。由於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法制建設尚待進一步健全,法律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嚴肅性較差,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現象和特權觀念還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存在。大學生處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成型成熟期,對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強、反應周期短,嚴肅性較差的現實社會法制環境對他們還相當薄弱的法律素養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顯。

基於此,提高大學生法律素養的主要途徑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歸重在素養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門必須努力破除就業至上的評價體制,要科學定位就業與學業、知識與素養的關系,重建就業與學業並重、學業優先,知識與素養並舉、素養優先的評價體系。高校不可隨波逐流,應堅持獨立的學術精神和辦學理念,消除學術泡沫,始終將素質教育擺在首位,高度重視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素養的培養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內容的安排上,要更加註重與哲學、史學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學科知識的融合,更加註重從人類社會文明發展規律的層面來解讀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將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則融化在大學生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中,內化為一種素養。

其次,法律文明要對行為習慣起到培育作用。知識內化為素養要經歷一個不斷積累、逐漸形成行為習慣,由自在轉變為自覺的過程。因此,提高法律素養要重視法律文明建設,大力加強法制宣傳,注意借鑒世界先進的法治文明成果和優良的法的傳統,努力營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圍,促進法律知識與法治文明的相互滲透與融合,促使當代大學生養成包含法律素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

再次,法律環境要形成無所不在的外部約束。法律素養的形成並不是封閉的、單向的,而是開放的、互動式的。大學生法律素養的形成與整個社會的法律環境有著十分重要的關聯。為此,一要努力優化法律環境,有法必依,切實維護法律尊嚴;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真正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屈服於特權,努力消除司法腐敗。以此,讓大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許可權內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約束。

貫徹依法治國方針，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鍵在於廣大人民群眾法律素養的普遍提高。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執行者，是依法行政的主體。因此，要真正地貫徹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方略，就必須使各級領導幹部確立法律意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識，通曉用法途徑，從而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素養，切實做到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不斷提高法律素養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為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而對各級領導幹部提出的新要求。新時期，領導幹部在領導對象、領導內容、領導原則、領導手段、領導目標、領導方法等方面面臨著諸多變化，但歸根結底是民主法制建設方面由人治向法治的轉變。適應形勢要求，實現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轉變，是各級領導幹部面臨的新課題。把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變成地方的法律規章，使其成為人民群眾的行為規范；以依法治國為龍頭，協調立法，依法行政，做好司法、普法、監督和法律服務等各項工作；黨組織自覺地在憲法及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領導工作中的決策方式、議事規則、工作方法等逐步制度化、規范化，等等。這些都體現了黨要善於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國家事務的要求，相應地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素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斷提高法律素養是新時期的經濟發展任務對領導幹部提出的必然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還是政府的宏觀調控，都需要法律法規的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因此，各級領導幹部要更多地學習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轉變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領導方式和管理方式，依法履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領導職責，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社會、管理經濟事務，自覺地運用法律武器與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違法行為作斗爭，依法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擴大對外貿易，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與交流，處理涉外關系，無一能離開國際法律、法規、原則和慣例。不具備一定法律素養的領導幹部，是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的，是難以適應促進經濟發展任務的要求。
不斷提高法律素養是健全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質要求。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是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基層民主更加健全」。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要更好地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善於發揮工、青、婦等組織的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作用，擴大基層民主，推進居（村）民自治等。做好這些工作需要領導幹部具備較高的法律素養。同時，隨著法制建設進程的加快，領導對象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是越來越多的非公有經濟實體的出現，使得靠行政命令對其進行管理已難以奏效，必須靠法律引導和規范。二是群眾對權力的崇尚已轉變為對法律的遵守。三是社會生產關系的表述已在相當程度上顯示為法律關系，法律在人際關系中的協調規范作用越來越大。如果領導幹部不能提高自身的法律素養，就難以適應「三個代表」中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要求。
不斷提高法律素養是維護社會穩定的現實需要。領導幹部在維護社會穩定大局中肩負著重要責任。領導幹部法律素養的高低、運用法律能力的強弱，直接關繫到其能否廉潔公正、依法辦事，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減少和消除社會不安定因素；直接關繫到其能否正確處理好各種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因此，領導幹部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素養，不僅可以增強遵紀守法、廉潔奉公的自覺性，而且能夠學會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改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依法協調和處理各種利益關系，以維護社會的安定和團結。
領導幹部法律素養的構成包括領導幹部對法律意識的自覺強化、對法律條款的自覺學習、對自身言行的自覺約束、對依法行政的自覺貫徹等方面。領導幹部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素養，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要學好法，努力掌握履行領導職責所需要的法律知識。學好法是領導幹部不斷提高自身素養的前提。如果沒有足夠的法律知識做保證，提高法律素養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因此，領導幹部一定要積極主動地學習和掌握各種必要的法律知識。
二是要用好法，善於通過法律途徑實現領導目標。用好法是領導幹部不斷提高法律素養的有效途徑。各級領導幹部要在認真研究法、熟悉精通法的基礎上，在日常工作中自覺做到依法辦事，善於通過法律途徑實現領導目標。首先，要特別注意防止把黨的政策與法律對立起來，要充分發揮法在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中的作用。其次，要善於處理改革、發展、穩定工作中的「變」和制定法律法規工作中的「定」的關系，使現行法律體系的長期效應與短期效應更好地結合起來。再次，在對法律作評價和解釋時，要善於歷史、客觀、辯證要觀察和思考，以作出正確的判斷，使法律手段的運用與其他手段的運用更為科學合理。

和諧社會 家庭先行

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細胞，與我們每個人都有著最直接的聯系，家庭和睦是保證社會穩定和事業成功的基礎。因此，構建和諧社會要從構建和諧家庭著手，家庭才是和諧的「實踐地」，才是和諧的「先行者」。

現實生活中，不少不和諧因素都是從不和諧家庭產生和引發的，例如夫妻不和離異導致青少年精神空虛，人格形成不健全，違法犯罪嚴重；比如，家庭成員尤其是夫妻關系不好，產生各類矛盾糾紛問題；比如因父母與子女教育、代溝影響家庭成員溝通困難，互不關愛，親情冷漠等問題，都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覺。

和諧家庭應該是有其具體標準的，主要概括起來有這幾條：家庭成員身心健康，能互相關心、關懷，家庭成員之間能進行正常的溝通和交流；家庭成員有較高的道德素養，有安身生存的一技之長；家庭子女能正常接受教育；家庭收入呈增長趨勢，有可持續發展態勢等等。而要達到這個和諧家庭的具體標准，最關鍵的就是要提高每個家庭成員的法律素養，成為懂法、守法、用法的合法公民，這是構建和諧家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對於現今最普遍的三口之家來說，家庭關系主要是由婚姻關系和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組成的，而其中婚姻關系又是起關鍵決定作用的一環。如何通過婚姻來建立充滿活力和生氣的美好家庭，保證和促進社會的健康、穩定發展，是一個很復雜的社會問題。婚姻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伴隨著社會整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發展而發展。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一夫多妻」的夫權現象極為普遍，舊的婚姻制度壓抑了人民群眾尤其是婦女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大障礙。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該部法律把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規定為我國的婚姻制度，並據此做出了一系列的規定。新婚姻制度的確立和實行，為打碎封建婚姻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也為在我國普遍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提供了法律保障。

根據我國婚姻制度實踐經驗和婚姻家庭領域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國又對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進行了修正。修正後增設的制度和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過去的立法空白，豐富了婚姻立法的內容，進一步完善我國婚姻家庭法制。然而，在我們完善立法的背後卻隱藏著執法缺陷以及守法者的脫節，兩性關系不平等、「家庭暴力」現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守法者的法律意識淡薄以及對婚姻立法宗旨的漠視。因此，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普及法律知識，努力營造「和睦家庭」的和諧環境是構建平等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對於大多數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來說，更要自尊自信自強自立，增強依法維權的自主意識，提升自我實現的能力。

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同樣也是家庭關系中的重要一環,其中包括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以及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權力義務。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主要包括互相扶養的權利與義務、相互不幹涉婚姻自由的義務等等。而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相比較尤其重要，因為未成年人善惡評價標准混亂，模仿慾望強烈，法制觀念淡薄，容易滋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想。最令人擔憂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上升趨勢，而且有低齡化、暴力化的傾向。未成年人犯罪固然有自身文化低下、人格缺陷、沖動偏激等主觀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淡化，加之社會不良風氣的熏染，是極為重要的原因。因此，筆者認為需要學校、社會和家庭聯手，共同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法制和道德教育，提高孩子的法制意識，樹立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為孩子的成長營造良好的環境。

和諧家庭的建設，不僅需要提高家庭成員的法律素養，同時家庭成員之間還需要加強責任意識、誠信意識，這些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權益的需要，也是促進全社會安定、文明和進步的需要。

7. 求一篇法學調查報告！兩千到三千字就可以！

案例一：民法案例 乙是未成年人，父母雙亡，乙所在的村民委員會指定乙之兄長甲做乙的監護人，並通知了甲，甲未表示同意，也未否定。甲被通知做監護人十幾天後乙與鄰家孩子打架，造成四百元損失，鄰家孩子之父母提起訴訟，要求乙賠償損失，法院通知甲應訴，甲拒絕出庭，同時提起訴訟不服村委會的指定，法院經審理後判決，撤銷原村委員會的指定，並同時指定乙的姐姐丁作乙的監護人，為此，對於誰應代為承擔賠償責任問題，出現了不同意見。 丁對此事件不承擔責任，甲在被指定為乙的監護人之時，雖不同意指定，但是也為作出起訴，甲應該對此事負責。乙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應承擔責任。 請針對上述案例，製作一份案例分析報告（包括簡述案例，指出案例爭議焦點及其法律適用，並從案例所涉及的法學理論的角度進行分析）。 案例二：刑法案例 被告人李某租住桐廬縣桐君街道公園山路53號一樓，被害人董某租住被告人李某租住房間的對面房間。2004年8月31日上午9時許，被告人李某見被害人董某的房門上插著鑰匙，即起歹念，並持刀開門進入被害人董某的租房。被告人李某用刀抵住董某，並要其交出現金。被害人董某從桌子抽屜內的包內拿出現金100元交給被告人李某。被告人李某嫌錢少並將該100元現金扔回抽屜內，同時提出要與被害人董某發生性關系，被害人董某不從並極力反抗。期間，被告人李某將被害人董某的雙上肢咬傷（表皮輕微傷）。之後，被害人董某假意答應下午去其租房內與被告人李某發生性關系，被告人李某才停止暴力行為。被告人李某回自己租房拿500元現金給被害人董某看傷，並要求其不許報警後又回自己租房。被害人董某見被告人李某回房，即打「110」報警，被告人李某被抓獲歸案。 請針對上述案例，製作一份案例分析報告（包括簡述案例，指出案例爭議焦點及其法律適用，並從案例所涉及的法學理論的角度進行分析）。 案例三：民事訴訟法案例 李春與杜某系夫妻，二人同住甲市城關區無線電廠家屬樓，但在老家乙市郊區有房6間，由其長子李明居住。1996年李春夫婦遇車禍雙亡。老人的長女李梅已出嫁，住甲市。老人的次子李可（17歲）於1998年考上乙市的某大學，因該大學離李明住處近，李可便要求李明之妻張麗將父母的遺房騰出一間由自己住。張麗說：「李明因犯罪已被判刑五年，不在家，自己不能做主；並且有4間房已出租給了方某、劉某，租期未滿，不能騰房。」為此發生糾紛，李可便向某法院起訴，要求分割父母的遺房。 某法院受理案件後，在審理中發現除李明、李可二位繼承人外，還有老人的長女李梅、次女李娜二位繼承人。經法院通知，李梅明確表示放棄繼承權，不參加訴訟；李娜則既不明確表示棄權，又不願參加訴訟。 在法院對案件第一次開庭審理後，案外人於某找到法院，說李明夫妻現住的6間房是1948年其與死者李春共同經商時共同出資購買的，自己有一半的產權，並向法院提交了購房時二人共同簽名的房契。 請針對上述案例，製作一份案例分析報告（包括簡述案例，指出本案焦點及其法律適用，並從案例所涉及的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的角度對本案當事人進行分析）。

8. 對中國法律現狀的認識和調查

我們絕不能輕視學科研究的目的，學科研究的目的型構著我們的學術理念，我們對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據其正當理念和正義理念的發展邏輯而獲得。傳統的西方法學是通過自然法的理想對其法律史研究進行型構，而傳統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史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當我們真正試圖從法律的路徑對中國法律史進行研究時，當我們真正試圖從現代法的分類對中國法的歷史進行探索時，我們卻迷失了路徑的切入。建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尋路徑乃是我們當務之急。當前，中國社會正在體驗著百年不遇的社會轉型，西方法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法律的穩定時期或固化時期，哲理法學家始終是不受歡迎的。然而，在法律的發展時期，哲理法學家極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 [1]因此，對我們從事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人來說，轉型中的社會是一個創造哲理法學家領袖人物的時代。 一、法的歷史研究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 所謂歷史，不僅是指客觀歷史——人類的過去，人類的一切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更重要的還是指主觀歷史——人們對自己過去的記述和認識）。由於我們在歷史中加人了人類的主觀認識，於是就形成了意義、思想。可見，「歷史學並不單單是有關過去事件的記錄，而且還是------『有意義的』記錄——即把各種事件都聯系起來的敘述。於是馬上就出現了這一問題，即它們之間被聯系起來就蘊涵著有歷史思想的性質。」 [2]法的歷史是由法的理論組成的，沒有法的理論就沒有法的歷史。當中國法的歷史被儒家學說型構時，就形成中國傳統的倫理法歷史。既然法的歷史與理論是統一的，那麼法律史學和法理學也應是相互影響的。法律史離不開法理學思考，法律史不應該僅是對人類的過去的法制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的記錄，而是對法律進步過程的理性探索。法的歷史進步乃是一種趨向於法律制度的進步，對這些制度而言，體現的是人類自由理念的展現。這種展現還被認為是與法理學的發展進程相符的，並與我們的學術發展相一致。 法理學是所有法律學科的基礎學科，法理學描述了人類自身對法的認識、其所處的法制環境、正確的行為標准、以及對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學總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問題，並試圖獲得一個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檢驗的法的方法論——系統化的程序基礎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繼續發展這些基本問題。同時，法理學作為是法律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它主要是對法律史的內容進行整理和系統化處理。當然，這種系統化處理思維包含了法理學思維，這就要求法律史學家必須具有法理學的素養和眼光。龐德認為，「在法理學中，我們被認為是在探尋正義和正當理念的形而上學基礎並按照邏輯方法揭示這些理念以達成一個體系。在法律史中，我們被認為是在研究這些理念在歷史上的展現過程。法律史被視作是正當理念或正義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審判和學術研究中逐漸實現的記載。」 [3] 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們日常的學術認知中，根本沒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麼是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回顧法律學術史上的學人與著作，能夠留存人們記憶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薩維尼的《中世紀羅馬法史》與《現代羅馬法體系》、梅因的《古代法》與《早期制度史講座文稿》，等等。我們很難說他們應歸於法律史學還是法理學，他們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卻被認為是研究西方法理學史的標准著作 [4]。這些著作不僅是我們法理學專業的必讀書本，同時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也正是這些法學巨著，給出了我們許多法律理論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種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史，乃是對一種自由自我主張的理念（即通過自由確定個人自己的關系和責任而得到表現的那種理念）的實現記載。」 [5]，等等。由於法律史學乃是對某一理念不斷展現的記載，所以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學思考。如果我們將法律看作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那麼與法律生活密切相關的國家機構、司法機構也都是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對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導是萬萬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一是對法制史學進行法理分析，即對法律史學家的工作進行邏輯的、概念的和認識論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歷史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或歷史進程的一般性質中去發現某種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學工作理解之外的含義或意義。如果我們依照歷史哲學的觀點，那麼我們應該將這兩層意識表述為『法的客觀歷史「和』法的主觀歷史」。法的客觀歷史是把法的歷史存在當作一個整體看待，並試圖概括和發現它的本質、意義和發展方向、模式、節奏和規律等等。這是一種宏觀法史理論、法史理論的世界觀。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本體論。法的主觀歷史則是法律史學家工作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及邏輯學等方面的問題，它並不涉及法律史學家和法的客觀歷史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認識論。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反映的是一種研究個體的理念（這種理念乃是隱含在短暫無常現象背後的實在）追求逐漸展現的過程。所以，法史本體論研究的是法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東西，「是形而上學的歷史本體；是支配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的歷史規律——不管歷史哲學家是否自覺意識到或是否真正發現這種規律。」 [6]法史本體論是對法的歷史進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學的歷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學的歸納、綜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歷史理論的研究定位 我國當今法律史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設置，天生就與法理學保持平行的的關系，我國法律史研究並非起源於法理學研究。 由於中國傳統的學科的設置關系，人們對中國法律史的主觀認識要晚於中國傳統歷史的認識。中國法律史歷來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傳統法律史研究是依據中國傳統歷史的研究方法而展開。而就我國當代法律人對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還是對中國歷史承載著的法律信息的早期書面表達的理解。如：研究中國法律史的最早資料是從公元前的殷周時期 [7]年到清朝末年間的書面記載，例如關於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還有各個朝代頒布的具體法律規定和特定法律行為的令狀。它的研究方法與我們傳統人文歷史學科的研究方法並無二樣。於是，這也使一些法律史學者認為，法律史學已經也就是依據歷代傳述者的記載，按年代的順序，對歷史上的法制事件進行忠實地敘述，而無需進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種法律史學觀常常導致法律史學者將法律史研究的方法僅僅局限於對史料來源即傳述者的考證上。於是有些法律史學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學。 「黑格爾視歷史為一種理念逐漸展現的過程，歷史的撰寫也就是講述一種理念在人類經驗中最初是如何出現而此後又是逐漸實現的故事。歷史材料乃是這一理念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記載。」 [8]而筆者覺得，當前，我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可能也在這里。當今我們許多法律史學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而忽視對法的歷史背後蘊涵的法理問題——如理念等問題的探討。這種不脫離法的理論的法史研究狀況，正在極大的制約著中國法律史學的發展。當前一些法律史學者皓首窮經，搜集了無數史料，編纂出無數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卻很少有長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韋伯關於一般學術成成就在10、20、50年內就會過時的說法， [9]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隻有五年時間，而有些法史學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經沒有學術生命了。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問題恰恰是這些作者缺乏法理學的批判眼光，從而導致無法對史料作出客觀正確的判斷。西方19世紀的歷史法學家認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類社會控制經驗中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一種記載，而形而上學法學家則認為法理學乃是同一個理念的展開，而不論這個理念在倫理學上被視作是一種正當的理念，還是政治學上被視作是一種自由的理念。」 [10] 其實，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法律史的認知目的無法一言以蔽之。但無論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內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一般正義觀。另外，對於作為與一國法律體系的產生與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行政和社會等基礎性關系的理解，也屬於法律認知的范圍。因為，法律史學的內在含義是以法的理性為線索對法律史實之真相的推理與考證，對事物之起源與原因的詳盡闡釋，對歷史事件知怎樣發生及為何發生的深入認知。所以，法律史學的研究必須將法理學深深地融入其中。對我們而言，法的歷史研究意味著對法之史實進行法的評價，以及對被研究者認為重要的、奇妙的、光榮的事件進行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法律史學家心中的法律觀和價值觀。每個獨立的法史學研究者都應該有自己的法學觀和價值觀，以及在這二者影響下的法學研究方法論。而這些又是法理學的范疇，因而，法的歷史研究擺脫不了法的理論影響。 「法律史和哲學之間仍存在著無數的交叉點和聯系線索。兩者都追求對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學家首先關注法律生活中的歷史人物，而法哲學家則試圖認識一般正義原則；法律史學家揭示法律中的變化，而法哲學家則闡述法律中的永恆。兩種觀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補充：法律史顯示，在永不停止的變化當中總是存在不斷回歸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規則。對規范的需求和規范解決方案在一點程度上的永恆性是顯而易見的，這顯示了正義的基本原則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恆性。相反，法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一般基本原則只有在具體的個別規范中才能發揮其作用，並在具體判決的案例的判決中得到維護；如果他想認識現實，他就必須認識法律中的具體人物以及法律的可變性。」 [11] 三、我國法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現狀與改進 筆者提出加強我國法律史研究中與法理學色彩，目的是為了法律體系中各種制度和准則的法理學基礎以及該體系中的理想要素，從而改變目前我國法律史研究中有史無理的狀況。 在我國當今的法學研究中，應該說，通過這幾年法律教育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學科的設置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但對法律史進行全方位的法理學思考卻比較缺乏。比如，當我們遇到社會轉型中的現實問題時，一些學者也常常會從我國歷史中去挖掘研究資源。如當遇到一國兩制的問題時，有人便提出中國古代的一國兩制；當遇到依法治國時，也有人提出中國古代的依法治國；當遇到司法公正問題時，也有學者提出中國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這些都是學術功利主義的表現。如果我們中國法的歷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標准來證明中國法的歷史價值的話，那麼中國法的歷史科學將毫無存在的意義。其實，當歷史上的那些傳統的法律理念、價值，當它被人們重新認識，並賦予了現代人的價值標准後，實際上它已經體現的是現代價值的了。因為，從法理學的認知來看，古代法制與現代法制並非時間上的區別，更重要的是理念與制度上的不同。 當然，這樣的問題並不能完全歸於我們今天的學者，因為我們當今的法理學也沒有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種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種相對獨立方式追求著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於到了今天，我們實際是把法律史領域和法理學領域分而割離，而且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檢討和批判也是根據這些學說和制度分別論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學的指導，就會失去活力，成為一具無靈魂的軀殼或僵屍，將會逐漸失去存在的價值，史學前輩梁啟超說：「要之，苟無哲學是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 [12]他把哲學素養作為合格史家的必備條件之一。由此，作為法律史學家只有達到較高的理論層次，才能體現出法的歷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發揮法律史學的作用。否則即使法律史學著作再具有在華麗的文采，考證技巧再嫻熟，對我們今天的法制技術來說也不過形同玩物而沒有法學價值，並可能最終導致法律史學的衰微。耶林也認為，法學家僅僅知道法律是發展之物這一點是不夠的；法學家不僅必須認識到法律是發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發展的，而且還必須認識到法律至今的發展是為了什麼目的以及法律在將來是為了達至何種目的。 [13]從法律文化的視角來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為我們提供若干對於法律哲學來說至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能夠建構起一種普遍的法律史，進而還能夠揭示出下述問題：『法律在與文明理念相關的-------歷史進程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一個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結果是與法律緊密相關的；一個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進文明進步的。』」 [14] 然而，當今中國的法理學所表達的，並不是由中華民族的倫理習慣或經由理性而發展起來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學而組合起來的法的理論。這樣的法理學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決問題的原則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與中國的法律史相結合，這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對我們目前的教育趨勢來看，移植、參照西方法理學似乎是每個學者的既定思維。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學能成為我們民族或國家的思維模式嗎？如果是，那麼中國的法史研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學顯然也根本不能成為我們一切思維的價值體現。西方法理學最明顯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根本無法解決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問題，反而使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在物的價值面前相對化。因此，整合中國法律史的資源，建構中國法理學體系應該是我們這一代法律人的任務。 在我們認知的著名各法學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們的學識無不是學貫法史學與法理學的。而且，法學流派的產生也無不是在尋找法史學與法理學的結合中分化、產生。西方學者貫通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並不是因為他們刻意一這樣，而是學術研究使然。沒有史何來理；沒有理談何史。而中國法學，由於學者研究方式的單一性（雖然，目前也有一些學者著力從其它視角來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創性、啟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將提煉出的科研成果適用於法律的其它領域， [15]致使缺失產生世界級的法學領軍人物。今天，在脫離法理學的中國法制史教學與研究中，人們不得不對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存在價值產生疑問。 筆者提出加強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學色彩，其深層意蘊是為了中國法律史研究能與中國的法理學相謙和。同時，筆者呼籲當代中國的法學巨匠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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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律本科調查報告

住宅小區的停車位問題，是目前我國物業管理中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車位之爭」在房地產開發商、小區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之間愈演愈烈，由於現行法律規范的缺失和不甚明確，導致了各地法院的判決也是五花八門。隨著住房商品化的進一步深入和有車一族的不斷涌現,「車位之爭」，必將導致更大范圍的矛盾對立， 住宅小區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屬是各種紛爭和矛盾的核心所在。住宅小區停車位所有權歸屬不明，將令房地產開發商和置業者的合法利益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嚴重地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妨礙著房地產市場的健康地發展，給社會經濟生活和公共管理帶來諸多的難題。所以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對此問題加以明確規定是當務之急也是必要的。本文試圖結合我國目前的學說和借鑒國外一些理論和實踐，根據小區停車位的不同形式，對其所有權歸屬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小區停車位的所有權,從時間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所有權為停車位的初始所有權,這類所有權為開發商所有；第二類為後繼所有權,指在開發商將全部房屋出售給業主後,停車位的所有權問題。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所有權,不能相互混淆。在現實生活中,就第一類所有權並無爭議,有爭議的為第二類所有權的歸屬，所以後者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在分析小區停車位（庫）歸屬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引入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的概念。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是指「根據使用功能，將一棟建築物在結構上區分為由各個所有人獨自使用的專有部分和由多個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共有部分時，每一所有人所享有的對其專有部分的專有權與對其共有部分的共有權的結合。」（參見王利明著《論物權法中的車庫的歸屬及相關法律問題》）建築物所有權是由專有權和共有權兩方面構成的，其權利的客體也包括兩個方面，即專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王譯鑒著：《民法物一權》（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頁）。專有部分主要是指根據建築物的結構和功能而分割出來的具有獨立建築構造和獨立使用功能的部分。共有部分則指建築物的共用部分和附屬設施等不具獨立使用功能的建築部分。《物權法》第76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綠地，道路以及物業管理用房，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市政建設的除外。會所車庫的歸屬，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除建設單位能夠證明其享有所有權外，屬於業主共有。」其中雖然規定了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其中關於物業管理用房、會所、車庫、綠地的所有權歸屬問題，規定「有約定的依照約定，沒有約定的，除了開發商能夠證明其享有所有權的以外，屬於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共有」。特別是目前爭議較多的小區車位車庫所有權歸屬問題，《物權法》規定，「建築區域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的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租，出售或者附贈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則歸業主共有」。 《物權法》雖以做出相關規定，但是此類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比較復雜，是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歸屬規則在實務適用中的難點。
從我國目前的現有小區情況大體來看，其停車位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形式:在小區內建造的專門的停車設施,其相互間由牆壁隔開,四周范圍明確,具有獨立的入口,己成為與住房相區別的、獨立的特定物。其權屬可以登記,業主只有購買或者承租該停車位後,方可擁有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如果沒有特別約定,其所有權歸修建停車設施的開發商所有。對這類停車位,我們稱其為庫,開發商對這類停車位的銷售,通常採用捆綁式銷售或者分別銷售的方式進行,即將特定車位與特定住宅單元相聯系,一體出售給業主或者開發商將住宅單元和地下車位作為各自獨立的買賣標的物分別銷售。兩種銷售方式的不同在於:捆綁銷售中將停車位作為特定單元的附屬物進行銷售,而在分別銷售中則車位作為獨立的標的物來出售。二者的相同之處在於,這種類型的停車位,是由支付了相應對價的小區的業主所有。
第二種形式:是在小區的空地上由小區的物業公司劃出專門的停車位。這類停車位開發商並不進行專門的銷售,多採取分攤銷售的辦法。因開發商對其投入極其有限,且已將其計入公攤面積進行銷售,故在開發商將房屋售出後,因小區內的土地使用權已歸全體業主所有,故其土地使用權上的停車位歸全體業主享有。在現實生活中,一般是由停車者向物業公司交納使用費,而物業公司將該使用費作為物業管理費的一部分,為全體業主的利益而使用。
第三種形式:在小區的每幢樓房下的第一層或地下一層修建的停車位。對於這種情形,開發商採取的銷售方式有三種情形:分攤銷售、捆綁銷售或者分別銷售方式。分攤銷售是指開發商在不能對每一單元提供一個位的情況下,將車位銷售給全體業主,每一業主按其住宅專有部分的建築面積分攤車位的購買費用。在現實生活中有兩種判斷分攤的方法:一種是合同註明方法,即在房屋買賣合同中註明小區車庫屬於公攤范圍為分攤銷售,否則為分別銷售;另一種是成本計算方法,即小區車庫成本計算到房屋價格中為分攤銷售,只有明確表明房屋價格中不包括小區車庫成本作為分別銷售。在分攤銷售的方式中,多以業主是否分攤了建築的成本進行判斷,如果由全體業主分攤了此項費用,則停車位歸全體業主共同共有,否則歸開發商所有。 相對而言,捆綁銷售或者分別銷售方式,其所有權的歸屬比較明確。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我們很難查明開發商是否將建築成本分攤銷售,而且在我國現階段小區的停車位不能滿足小區所有業主需求的情況下,有些開發商將這種類型的停車位銷售給業主以外的人,從而引發糾紛。現行的《北京市商品房預售合同》和《物業服務合同(示範文本) 》中對此問題有相應條款說明。文件規定雙方對停車費用要事先進行約定,購房人在簽訂購房合同時便具有了決定是否購買或租用車位,並就停車位的價格與開發商、物業公司在合同中約定。
車庫、車位利益的糾紛關鍵是明晰車位、車庫所有權問題。所有權確定了,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都隨之解決。由於建國後我國廢除了國民黨統治期間的「偽法統」,一並廢除了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和「民法典」,我國至今又還未頒布自己的民法典,加之中國傳統社會忽視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確定和權利邊界經常處於不確定狀態,不利於對財產的保護和利用。目前對於住宅小區停車位(庫)的所有權歸屬認識有幾種通說：
（一）合同約定說
此種觀點認為,對車庫的歸屬應當通過約定來確定。這種觀點的本質意義是合同雙方當事人是以平等的身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自行協商車庫的歸屬。《物權法》規定:「建築區域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的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售，出租或者附贈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歸全體業主共有」。從物權法的規定上來看，現在我們國家對於車位車庫所有權的歸屬也是遵從於此通說來認定的。但是在當前賣方市場條件下，房地產商極有可能仗著自己的強勢地位制定霸王條款，並且他們在合同中主動要求同業主進行協商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這樣將對廣大業主極為不利且這也不符合本觀點的本意。只有隨著商品房市場的發展逐漸變為買方市場的時候，此種觀點才有可能實現。
（二）成本分攤說
此種觀點認為，當房地產開發商將車庫的建造成本分攤到業主購房款中,車庫所有權即為業主共有,否則歸開發商所有。目前房地產價格是由需求決定的,而不是由成本決定的,開發商是否將車庫的建造成本分攤到住宅銷售價格中去,也只有開發商清楚,業主幾乎不可能去核定開發商的開發成本,也沒有權力去核清開發商成本。因為成本是屬於企業的核心商業秘密,因此據此來確定車庫的所有權也是非常困難的。
（三）國家所有說
此種觀點認為,地下車庫屬於地下人防工程,根據《人民防空法》的有關規定應當推定為國家所有（參見 王利明著《論物權法中車庫的歸屬及相關法律問題》）。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北京市人民防空辦公室1998年頒布的《關於加強居住小區內人防工程使用管理的補充通知》第2條指出:「人防國有資產是國防資產的組成部分,未開發使用的不交納物業管理費。開發使用的人防工程,由使用人交納物業管理費。使用人須承擔產權人應交的物業管理費,並在人防工程使用協議和物業管理委託合同中註明。」隨著城市商品房的發展,我國的人防工程建設發展迅速,人防工程投資建設主體已由國家作為單一投資建設主體發展成為多元的投資建設主體。這種情況下,仍然認為地下人防工事歸屬於國家所有顯然是不妥當的，理由有三。第一,《人民防空法》並沒有明確規定所有的地下人防工事都屬於國家所有。《人民防空法》第5條規定:「國家鼓勵、支持企業事業單位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通過多種途徑投資進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設;人民防空工程平時由投資者使用管理,收益歸投資者所有。」此處只是規定了由投資者使用管理,收益歸投資者所有,並沒有界定人防工事的所有權歸屬問題。相反,在沒有界定所有權歸屬的情況下,應當認為投資者就是所有者,而不能反過來認為在沒有明確規定歸屬的情況下就可以認為屬於國家所有。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界定所有權最基本的原則仍然是投資者享有所有權。對於商品房小區的地下人防工事,國家並沒有作出任何投資,因此就不存在在法律上主張所有權的基礎。第三,如果地下人防工事屬於國家所有,政府應當承擔管理和維護的義務。但是事實上,對小區地下人防工事的管理費用並非由國家承擔,大量的是由開發商或者業主承擔。而由開發商或者業主承擔管理費用而不享有所有權,這也是說不通的。
（四）登記說
此種觀點認為：車位（庫）房的所有權證登記是誰，即歸誰所有。依據物權法的公示公信原理對於已登記的車位（庫）肯定歸登記產權人所有。但是我國目前的情況是：沒有進行房地所有權屬登記或者壓根就不能進行登記的車庫在我國的住宅小區里比比皆是，顯然以此來確定車（位）庫的所有權歸屬也是很難辦到和不現實的。
對於公共小區來說,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屬直接關繫到業主和全體小區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各國或地區的立法中,對此問題均有所規定,我國物權法的立法應當進行吸收和借鑒。
(一)日本
在日本,區分所有建築物附設之停車場被分成兩類:一為屋外停車場,通常是在建築物基地劃出明顯的界線而形成;另一為屋內停車場,指在區分所有建築物內設置的停車場,一般設在區分所有建築物的地下或一二層,但也有設在屋頂平台上的。對屋外停車場日本的司法實踐及立法均將其視為共用部分,並可得為特定區分所有權人或區分所有權人以外的其他人設定利用權,且該專用權應予以公示。但是，對屋內停車場的產權歸屬問題並沒有作十分明確的規定。日本的地方法院與最高法院特別是在對地下停車位到底是屬於法定共用部分還是專有部分分歧嚴重。日本學界存有爭議,法院判例也不大相同。日本最高法院於昭和56 年6 月18日的判決中表明支持專有部分見解的立場,從而使其在日本的司法實踐中占據了絕對的主流地位。而日本學界認為，由於建築物一層或地下部分之容積率是不記入建築物總面積的，最高法院將地下停車位認定為專有部分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故建議應當通過共用部分的專有使用權來進行處理。
（二）德國
德國1973 年7 月30 日修正的《住宅所有權法》第3 條第2 項規定,「以持久性界標標明範圍之停車場,視為有獨立性之房間。」亦即地上、地下之停車場皆可設「專有所有權」，並能夠獨自讓與、設定負擔。（參見陳華彬著：《現代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制度研容》，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頁。） 因此在德國車庫作為一種獨立的物,其所有權可由開發商自由出售給小區內的業主,而不是作為從物,直接歸全體業主所有。其優點在於保護了開發商和小區居民中不需要車庫的業主的利益,其可以不用支付該車庫的分攤費用。應明確的是,即使小區內的停車位屬於全體業主共同共有,對停車位享有專用使用權的業主也可以在小區內的業主之間自由轉讓其使用權。
（三）法國
在法國,新公寓的建造者負有一項法定的義務:在建築物基地內,按一戶一空間的標准為住戶設計停車場。學界及司法實踐認為,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居住區域與停車區域為分別的不動產,即停車位必須另行購買;並且該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居住者以外的人,亦可購買基地內之停車位。
（四）美國
美國法律對小區內車庫的制度設計,遵循兩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是不允許小區業主以外的任何人擁有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二是不允許小區內的車庫做為獨立的專有專有部分進行單獨買賣。
可以看出,美國法律的規則設計與德國法、法國法不同。第一,美國法明確不允許小區業主以外的人擁有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避免了小區業主以外的其他人壟斷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向業主收取高額壟斷資金。第二,不允許小區內車庫單獨買賣,有效的避免了車庫所有權轉讓到業主以外的他人手裡。當然美國也有作為獨立專有部分可以單獨買賣或者出租、抵押的車庫,但那是指在住宅小區的范圍以外另外建造、開發並經營,本身就具有區分所有性質的專門車庫。
（一）住宅小區地面停車位
地面停車位是指經政府發出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批准同意, 在住宅小區地面上直接設置的停車設施, 一般以劃線分割方式標明。（陳華彬著：《現代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房地產開發商預售或現售商品房住宅小區建築房屋單元後, 房屋單元辦理初始登記及轉移登記, 房屋單元所有人按份共同擁有該小區宗地號的全部土地使用權。由於地面停車位所在的地面面積包含在小區總土地使用面積之內, 因此, 該種停車位的使用權顯然屬於全體建築物區分所有人, 即業主。在這里全體業主擁有停車位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是基於以下考慮: 所有權的客體必須符合構造上和使用上的獨立性標准, 而地面停車位只是通過劃線分割而成, 不具備建築物所要求的遮蔽性, 所以只能被視為土地使用權的客體。對停車位的使用性質我們可以認定為對共用部分的專有使用, 它是指依據法律規定和區分所有人之間的共同約定, 由某一個或數個區分所有人對某些共用部分享有排他的、獨占性使用權。（王利明著：《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
該種使用權所產生的收益必須歸全體區分所有人享有。根據我國的實際, 我們認為, 應當由地面停車位的使用人向業主委員會交納使用費或租金, 同時向提供看管服務的物業公司交納看管費用。因此, 無論是開發商還是物業公司都無權擅自在小區的地面設立停車位, 而必須在得到業主大會的許可並與業主委員會簽訂協議, 對有關收益分配作出具體約定( 比如可約定租金所得用於彌補小區內的物業管理費用開支) 後, 才能設立和運營這種地面停車位。否則, 將構成無權處分的侵權行為。
（二）住宅小區地下停車位
住宅小區地下停車位是指開發商利用地下空間而建造的停車位。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對土地需求的日益膨脹, 現代建築物不得不更多地向空間發展, 包括地表上空和地下空間。正是對地下空間的充分利用, 才導致了地下停車位的出現。而我國對於地下停車位的法律規定仍是空白, 要確認地下停車位的權利歸屬, 首先要對地下停車位的權利結構有清楚的認識。傳統物權理論認為只要具備構造上和使用上的獨立性, 即可以成為所有權的客體。地下停車場四至明確, 與其上的房間有牆壁相隔, 已成為與住房相區別的、獨立的特定物, 可以成為單獨所有權的客體。然而, 結合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實踐來看, 如果一概地賦予地下停車位以單獨所有權( 即相當於專有部分的所有權) , 亦即賦予房地產開發商對地下停車位享有完全的所有權的話, 會導致顯失公平的結果出現。其原因便在於地下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一般情況下是不計算建築容積率的,即該停車位並沒有獲得相應的土地使用權面積份額。根據我國「房地不分離」的原則, 沒有地的存在, 怎麼可能有房的存在呢?在轉移登記時, 其不能取得房地產權證, 其法律權利依附於計算容積率的房屋建築物（王利明著：《物權法論（王利明著：《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頁。）。另外, 由於該種停車位建立在全體業主所共同擁有使用權的土地上, 不擁有土地使用權的房地產開發商是無法對其取得產權的。也因此, 實踐當中, 開發商在售房合同中約定的「停車位的產權屬於賣方」的條款應當屬於無效條款。該種地下停車位的權益應由小區的業主共同享有, 開發商或物業公司是無權擅自處分的。當然在徵得業主大會同意後, 開發商或物業公司可以根據業主大會的授權委託, 將停車位予以出租, 所得租金收入歸全體業主所有, 用於彌補物業管理費用開支。同時, 停車位使用人必須向提供看管服務的物業公司交納看管費用。當然, 對於將地下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也計算建築容積率的特殊情況, 我們應區別對待。這些按照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載明的規劃用途建造的地下停車位, 和地上建築物一樣要計入整個的建築面積。因此, 該種停車位可擁有獨立的所有權。此種地下停車位開發商有權予以出售、出租。通過買賣而擁有產權的業主雖然無須繳納車位使用費, 但仍應按期繳納物業管理費或車輛看管費。
（三）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
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 是指將建築物地面上的第一層架空而形成的停車位。在現行的房地產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下, 首層樓房架空層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也是不計算建築容積率的, 不能獲得相應的土地使用權面積份額, 其法律權利依附於計算建築容積率的房屋建築物( 面積) , 也是住宅房屋單元的從物。所以關於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的產權歸屬與地下停車位的情形是一樣的, 此處不再贅述。
（四）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
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 是指在小區商品房樓頂平台上設置的停車位。雖然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在我國目前還未普及, 但隨著停車位的日益緊張, 有關這種停車位的糾紛也會日益增多。對於屋頂平台的歸屬問題, 也是頗有爭議。有人認為, 屋頂平台應當歸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共有; 也有人認為, 其應屬於頂樓住房所有權的范圍, 因為頂樓部分的附屬物由最高一層的區分所有人所有。我們知道, 對屋頂平台的利用更多的是用它的空間, 而這個空間顯然不僅僅屬於頂層的區分所有人, 而應當歸該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所有。所以, 在該空間上設置停車位的權利也應當屬於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 開發商和物業公司都無權擅自在屋頂平台設置停車位, 而應與該樓的業主進行協商並徵得同意之後才可以。
對於本次物權法立法內涵的分析及一些個人建議：
我們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民事法律規范的核心任務為協調利益關系,立法者總是根據利益關系的不同類型,設置相應的法律規范。民法所協調的利益關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種類型:民事主體與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民事主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民事主體在本文中僅代表單個人或單個組織，並不代表國家）,民事主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 王軼著 對中國民法學學術路向的初步思考—過分側重製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J ] .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 。對於民事主體和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在通常情況下,會採用任意性規范、倡導性規范或混合性規范進行調整;對於民事主體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則通過強行性規范去調整。
首先應明確停車位權屬之爭所屬利益的性質,即其調整的利益為民事主體與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還是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的利益。如果其為民事主體之間利益的爭議,則應該運用任意性、倡導性或混合性的規范去調整;如果其為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則應該運用強制性規范進行調整。不能籠統地把停車位權屬之爭稱為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或者稱其為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因為停車位的情形相當復雜,如果停車位可以進行登記,則登記後的業主利益和開發商的利益都僅代表他們個人或組織，所以開發商與已購買該停車位的業主之間為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採取協商的形式解決利益沖突,即法律不採取強行法規范二者之間的關系。
但就目前我國住宅小區絕大多數情況是整個社區的業主的利益與開發商的利益而言,其是否應該屬於民事主體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呢？小區所有業主的利益到底是否屬於公共利益呢？什麼是公共利益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看在某一事項所涉及的眾人中，是不是有多數人對該事項表示認可。如果得到多數人的認可，該事項屬於「公共利益」無疑！反之，如果在某一事項所涉及的眾人中，有多數人對該事項不認可，則該事項必不屬於「公共利益」。說到這里，公共利益的內涵已經很清楚了。所謂「公共利益」，必須要與公共決策結合起來，大多數人認可之事就是公共利益，大多數人不認可之事就不是公共利益（參見 王昌英著 何為社會公共利益[J] 北京大學學報 2001 04）。
所以說什麼是公共利益問題屬於事實判斷問題，必須結合具體的事項，由該事項所涉及的公眾來決定，在立法時對哪些事項屬於公共利益進行事先列舉是不可能也是不實際的。由此可以得出全體小區業主的利益是經過大多數人民認可的利益（相比於單一開發商來講）所以應該屬於社會公共利益范疇，所以應由強行法進行規范。而物權法第76 條第2 款賦予當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為任意性規范,因此背離了規范的性質,所以我認為是錯誤的。並且長期在清華大學法學院任教的崔建遠教授也認為：《物權法》不宜規定『約定優先』，而應另闢蹊徑。」（王謹著 公共物業所有權歸屬的《物權法》分析）並且從國外的制度上看沒有一個國家對於車庫的權屬純粹以約定的方式處理,而多數是以「法定」加「約定」的方式來解決,且法定優先,約定作為補充。所以,本人認為,如果法律強制規定停車位屬於業主的共同所有可能更有利於保護業主的利益,更加合理的解釋了停車位與建築物的歸屬的關系。既應用強行法進行明確規定：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全體業主共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開發商利用自己占著賣方市場而鑽法律漏洞損害廣大業主的利益。只有真正的使約定變為法定，才能維護最根本的我國廣大業主的利益。
綜上所述，在建築物區分所有權領域中，停車位（庫）的權屬問題是十分重要的，涉及到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的利益。只有規定清晰、明確的集體規則，確定停車位（庫）所有權的歸屬，在現實中才能夠保護區分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建設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