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法治論

『壹』 歷史上法治論者與人治論者的主要分歧是什麼

前者來注重法制
後者強調人自製
二者的主要分歧就在於強調誰發揮的作用更大

人治，是掌權者個人意志高於法律。國家一切大事的處理由少數人或個人按自己的主觀意志來決定。實行人治時，盡管有法，但掌權者個人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廢法。（比如斯大林等人）

中國有著人治的傳統，孔子的「為政在人」、「其人在，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在歷代封建思想家和統治者有重要影響。（孔子是人治論者的老祖宗，「批林批孔」已成歷史，但是要法治，必須批孔。）

人治論者，提倡聖君賢人、道德教化（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要拜倒在「領袖」腳下的原因）；法治論者，強調依法治國（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要介紹西歐民主政治的原因）。

人治論者，主張因人而異（因人的等級差異而不同對待），對人民行為作具體指導；法治論者，強調對事不對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人治論者，推崇個人權威，維護專制體制；法治論者，弘揚民主，保障共和體制。

人治論者，信奉個人權威至上；法治論者，強調法律之上。

『貳』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叄』 簡述中國古代的德治和法治理論與現代法治論的區別

中國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現代法治的區別是什麼，愚以為就是法與勢的關系，古代法與勢合一，故法治只是理想，而不可能實現；而現代法與勢分開，司法獨立，使法治真正得以實現。希望能幫助到你

『肆』 現代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是什麼

「法制」、「法治」、「人治」的詞義分析（1）

一、「法制」的三種含義
「法制」一詞在我國古代就已出現。「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詞較少使用。解放後、「文革」前，一般稱「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通稱「社會主義法制」。近年來，「法制」一詞，大體指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僅指法律制度。這里應注意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與中世紀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應法律規定或都在相應法律范圍內發生作用，就這一意義上講，「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兩個片語可以說基本上是同義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詞有時是有區別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種制度化，反過來，並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體現黨內民主或社會組織、企事業民主管理的制度，並不屬於或不一定屬於法律范疇。再有，這里講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靜態意義上的，主要指有關法律和制度的條文規定，少數是習慣法或其他慣例。
第二，動態意義上的法律，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類似西方社會學法學家所講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家龐德（R. Pound）就將法律稱為「社會工程」（3），並對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廣泛的解釋。近年來，我國有些中青年法學工作者將系統論引入法學，往往將法制稱為「法制系統」或「法制系統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辦事」的原則，也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講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就詞義而言，相當於17、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法治國」等原則。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種含義有時單獨使用，有時結合使用，依不同情況而定。例如當我們講應有「完備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應制定齊全的法律、法規。當我們講「法制建設」時，主要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制—法制系統工程，即對從立法到監督法律實施各個環節都 要建設。當我們講應「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根據「依法辦事」的原則。有時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種含義，例如當我們在講「加強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語時，就可以將法制的三種含義都包括在內。
這里還應注意，以上第三種含義，即「依法辦事」原則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語言中有不同表達法。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場合下分別使用過「法治」、「法治國」、「法制」三詞。在列寧的著作中，無論是對蘇維埃政權還是對資產階級國家，都用法制一詞。蘇聯法學著作一般也是這樣用法。我國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詞在報刊上都曾使用過。但直到粉碎「四人幫」止這一長時期內，一般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這一現象看來也是受蘇聯法學影響所致。
二、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不同理解
歷史上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法家主張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前者主張人治，後者主張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紀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為反對封建專制提出的有關法治的觀點。
在這三次爭論中，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是怎樣理解的？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雙方的分歧究竟是什麼。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詞義而論，這些分歧大體上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個主要分歧是；國家治理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人治論者認為國家主要應由具有高尚道德的聖君、賢人通過道德感化來進行治理。法治論者則認為主要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實際上指刑法）來治理。
中國古代儒法雙方的不同觀點就體現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認為，「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5）反過來，法家則認為，「聖人之治國，不能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因而，就「不務德而務法」（6）。
在古希臘思想家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中也體現了上述分歧。柏拉圖在其代表作《理想國》中力主「賢人政治」，並主張除非由哲學家成為國王，人類將永無寧日（7）。他極為蔑視法律的作用，認為不應將許多法律條文強加於「優秀的人」，如果需要什麼規則，他們自己會發現的（8）。只是在他的「賢人政治」的理想國方案失敗之後，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將法律稱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與柏拉圖相反，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9）在西方歷史上，這是法治論的第一個經典性論述。這里還應注意，亞里士多德對這一問題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10）他主張法治優於人治的一個主要論據是：法治等於神和理智的統治，而人治則使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因為一般人總不能消除獸欲，雖最好的賢人也難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時引起偏見。「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和理智的體現。」（11）同時他還主張，即使是一個才德最高的人作為統治者的國家中，「一切政務還得以整部法律為依歸，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權威的問題上才可讓個人運用其才智。」（12）再次，他為法治作辯護的論據中還涉及到本文下面將討論的其他兩個主要分歧。
第二個主要分歧是：對人的行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規則，還是依靠針對具體情況的具體指引？人治論強調具體指引，法治論強調一般性規則。
這一分歧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人治、法治之爭中有所體現，特別是一些法家強調法律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尺寸、繩墨、規矩等，即能作為對人的行為進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則。但總的來說，儒法雙方並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體指引的分歧展開明顯爭論。
與此不同，在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相當突出。柏拉圖反對法治的一個重要論據是：法律就像一個愚蠢的醫生，不顧病人的病情而機械地開葯方。然而，人類個性不同，人的行為紛繁復雜，人事變化無常，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每一特殊情況的規則。所以「對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權而是了解君主之術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權。」（13）亞里士多德在反駁上述觀點時指出，「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這些原可留待人們去審議。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人們的智慮。他們就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毋寧交給眾人。」（14）他在《尼可瑪可倫理學》一書中也進一步探討了一般性規則和具體情況之間的關系，「法律總是一般規定，但實際情況中又有一般規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採取糾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執法者根據法律精神來解釋法律，容許法官離開法律條文作出判決等。
第三個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法治論者主張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憲），人治論者主張君主制、君主專制或寡頭政治。
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和哲學家國王，在政治制度上講就是維護君主制和寡頭政治。亞里士多德在主張法治優於一人之治時，也提出了擁護民主和共和制的觀點。他認為，「群眾比任何一個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不易腐敗。」（16）在平民政體已經興起的情況下，以一人為治的君主政體也不適宜了；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17）；同時，平民政體意味實行輪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也就是「以法律為治」（18）。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已將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聯系起來。
法治論和人治論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在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中。在我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中從未涉及民主與專制的分歧。因為儒法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的（法家更主張嚴刑峻法）。因此，我們不能把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論同17、18世紀西方國家反封建專制的法治論相提並論或者把前者錯誤地解釋為反對君主專制的君主立憲論。
還應指出，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和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爭中都直接、明確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詞。與此不同，西方國家17、18世紀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主要體現在當時一些先進思想家在抨擊封建專制、等級特權並鼓吹建立君主立憲、三權分立或民主共和國等政制的同時要求法治和反對人治，而當時維護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的代表人物並沒有直接、明確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類的口號。
17、18世紀先進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綱領密切聯系的。例如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英國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認為，立法權是最高的、不可轉讓的國家權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等自由權利。國家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國的法國盧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認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不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只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統治著，公共事物才是作數的。」（20）美國獨立前夕猛烈抨擊英國君主專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21）。
在西方國家歷史上，繼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優於人治」之後，第一個直接明確提出類似觀點的是英國17世紀思想家哈林頓（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國》一書中一開始就指出，通過法律這一藝術，人類的世俗社會才能在共同權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根據亞里士多德和李維（22）的說法，「這就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23）
美國政治家、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將哈林頓關於法治的思想寫進1780年馬薩諸塞的憲法中，它規定該州實行三權分立，「旨在實現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從三個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時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賦予多種含義。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法治則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在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爭中，人治和法治的含義比較復雜。人治不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來治理國家，而且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應依靠根據不同情況而定的具體指引，也還指君主或少數寡頭的統治。法治則不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還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通過一般性的規則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紀反封建斗爭中所講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則代表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等。
三、80年代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和人治之爭中對有關詞義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國家，自17、18世紀起，民主、共和制意義上的法治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語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語。但西方法學家對法治的具體內容或原則始終眾說不一。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國政制和法律傳統為基礎，提出了法治的三個著名的原則：任何人都不因從事法律不禁止行為而受罰；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都應由普通法院審理；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不是憲法的產物而是憲法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但這些原則以後不斷遭到反對，被認為已不符合20世紀的現實（25）。50、60年代，西方法學家曾圍繞法治這一主題召開過幾次國際會議，但並未就法治的具體內容和原則取得一致的意見。隨著「福利國家」方案的興起，國家權力日益擴大，西方法學家中一度展開了「福利國家」與「法治」是否矛盾的爭論。但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爭，因為爭論雙方都主張法治，分歧主要在於一方認為福利國家意味著國家權力加強，從而危害個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則認為福利國家、個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結合（26）。
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爭論（27），不同於上述三次爭論。首先，這一爭論中一方固可稱為「法治論」，另一方似可稱為「法治與人治結合論」（以下簡稱「結合論」）而不能稱為「人治論」。即80年代中國法學界存在「法治論」和「結合論」之 爭，但不存在「法治論」和「人治論」之爭。其次，這一爭論同各自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有不同理解有關。為說明這點，不妨將雙方基本論點簡化如下：
法治論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與人治是對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法律為准，人治則指以個別領導人意志為准。換一句話說，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獨裁。
結合論者：法治與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須結合；法律是由人制定並由人實行的，沒有人的作用，還有什麼法治？換句話說，法治指依法辦事，人治指要由人來制定和實施法律，必須重視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雙方都主張我國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張我們應以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為准而不以個別領導人的意志為准；都會主張法律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如果沒有人的作用，是談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結論能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分歧主要在於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探討一下：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詞義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據什麼？法治論者認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這種理解顯然直接間接來自西方17、18世紀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來是與我國古代儒法兩家爭論中所提出的觀點有聯系的。如上所述，當時儒法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治理國家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據我們現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對治理國家來說不可偏廢，因而也就可以推論出法治和人治應該結合。而且當時儒家還強調「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漢以來，儒法合流、法治與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實際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與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須結合的結論。
但這里也應著重指出，80年代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理解，僅從詞義講，也不同於古代儒家對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強調的是人治，強調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結合論者強調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結合，強調法律規則和人的作用的結合，就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也不妨認為80年代結合論者提出了他們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另一種理解—在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各種理解之外的一種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領先法律規則治理國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來制定和實行法律，這種意義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須結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學會組織的一次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曾提出，當時法治論者和結合論者「爭論之點似乎不在法治與人治應否結合或應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卻在於到底什麼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發言中，我也講到無論歷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對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學的地方，特別是後一種解釋顯然是與資產階級的「法學世界觀」密切聯系的，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宜將『法治』和『人治』作為一種口號來提倡。在我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又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提倡幾個口號，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加強能起什麼推動作用我是有懷疑的。」同時，我在發言中也反對當時有些人主張法治人治兩個概念都不科學，因而都不適宜用的簡單否定態度（29）。現在回顧這一發言，我覺得它表達的基本思想與本文還是一致的，但當時自己認為我們不必將法治與人治作為口號來提倡這一觀點應該修正。近十年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無論在我國法學界或一般輿論界已廣為傳播。社會上多數人已接受了這種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我們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對於詞的選擇，一般地說，除非是特別不科學或不合適的，我們應尊重社會上多數人的理解，這也就是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對法治、人治二詞詞義的理解，就像對作何詞義的理解一樣，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變化的。
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中的有關詞義
「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之類的命題可以引起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必須要從人治轉向法治？「過去」存在（甚至「現在」還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對這種現象（包括對過去或現在實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評價？現在為什麼不能立即實現轉變，為什麼需要逐步轉變，甚至還要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等等。當然，我們可以從上面所講的法治論的理解出來來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因而我們要「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但這里應注意，對我們目前來說，「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為一個抽象的原理，而現在「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至少包括了以下具體含義：我國在「過去」以至現在還存在著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而這里講的「過去」一般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時期，甚至還可能指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國內戰爭時期。顯然我們在講「過去」（三中全會以前時期或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前）以至現在還存在「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時，對這里講的「人治」的詞義又需要作進一步探討了。
就提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的人來說，他們所講的「人治」可能指以下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有的領導人由於受封建思想意識的影響，因而表現出專橫、獨斷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風。對人治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對17、18世紀關於人治、法治詞義的引申。另一種是指：由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制，或者是由於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上有失誤，不重視法制，因而使各級領導人不得不就各種具體問題作出決定。當然也可能是以上兩種情況的交錯並存。當我們在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時，應該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前一種情況是應該加以否定的，對後一種情況，或者不宜稱為「人治」，如果要稱之為「人治」，那就需要賦予另一種特定的含義，即在法制不完備或法制不受重視的情況下不得不由領導人作出決定。這種意義上的「人治」既不同於古代儒家所講的人治，也不同於80年代結合論者所講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為專制或專橫獨斷等。

『伍』 法治的含義是什麼希望答案詳細一些

「法制」與「法治」都是
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治」則是一種與「
」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法治是一種
，屬於
中的觀念層面。法治與
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
和
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
，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
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
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
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
在批評
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
於
的法治論。不過，在
所處的
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
都沒有，更
在法律面前與
平等了。根據英國
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
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
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
的是風俗習慣、
，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
，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
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
、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
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
阿
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
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
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陸』 西方主要法學派別介紹

自然法學說的由來

 自然法學說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幾乎貫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過程。從古希臘、古羅馬到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無不涉及自然法問題。或者說，在近兩千年的歷史中，自然法學說是西方法學中一脈相承經久不衰的理論。因此，認真研究這一理論，對分析、批判和借鑒資產階級法學具有重大意義。
 自然法學異源於古希臘哲學。著名的自然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與人為法，並認為法是戰爭的產物，將法歸結為永恆的產物。（公元前六世紀
 ）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與人為法的區別，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論證。但後來，詭辯學派代表人物普羅塔哥拉又對此作了闡述，認為法律起源於自然狀態，是正義的表現。蘇格拉底在此基礎上，正式把法律分成兩種：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並指出法是市民的行為准則。不成文法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須服從神的立法。他的學生柏拉圖，尤其是他是徒孫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正式從法學的角度提出和論證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統。
 率先把自然法系統化的是古羅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學家西塞羅。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統闡述自然法理論的代表作。他不僅給自然法下了定義，而且把它同理性、正義聯系起來，並指出理性與正義均源於自然。他認為，自然法永世長存，萬古不變，是絕對正確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則有兩種情況：凡符合自然法原則的人定法是正當的法律，否則就不是法律。西塞羅把自然法理論推向其發展史上第一個高峰，而是古希臘思想家、法學家集體智慧的結晶。但這一時期的自然法理論有明顯的局限性：一是最後把自然法與神聯系在一起；二是沒有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盡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在他們對自然法極為重視，而仍然是「空中樓閣」，從而使他們的自然法理論只能成為一種文化遺產。
 中世紀是整個法學的衰落時期，與其它社會科學一樣，法學成為神學的「附庸」與「婢女」。但神學家們沒有忘記自然法這一概念，經過他們的精心設計，毫不掩飾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學的外衣，公開提出自然法從屬於他們所講的上帝創造的永恆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們看來，只有永恆法彩色至高無上的法律，它淵源於神的智慧，就是說，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義、理性統一起來。

 古典自然法學派

 古典自然法學派形成於17-18世紀，創始人為格老秀斯（荷蘭）、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國）、孟德斯鳩（法國）、盧梭（法國）、漢彌爾頓（美國）、傑弗遜（美國）等，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繼承了歷史上自然法學說的某些觀點，以唯心史觀為理論基礎，並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學派。格老秀斯宣稱：「法律是理性的體現」，「正義的標准」；他給自然法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為善惡的標准。」他心目中的理性、正義與古希臘的自然法學說有所不同，他把理性從天上引到了人間，即他講的理性是指人類的理性，而不歸結於神。更可貴的是，古典自然法學派把正義、理性同資產階級民主、人權、法治聯系起來，並成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他們還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觀點：
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基本觀點
 法律理性論。自然法學說的基本原則，就在於認定除國家制定的實在法（行為法）之外，還存在一種凌駕於實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們認為，自然法高於實在法，是實在法的基礎，是監督實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學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與理性聯系在一起，但歸宿不同。古希臘把理性歸宿於自然，中世紀把理性、正義淵源於神，而資產階級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則歸結於人類。他們認為人類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類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 天賦人權論。天賦人權論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來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統化，潘恩等人在《獨立宣言》和《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把它加以規范化；其主要內容有：1）人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2）人權的基點是個人；3）人權是抽象的，超階級的；4）人權主要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而財產權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
 社會契約論。這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基礎，霍布斯、洛克、盧梭都先後系統地論證了這個問題，盡管他們各自講的理由不同，但結論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在自然狀態下，人們訂立契約，建立國家，並讓出一部分權利賦予國家，由國家來保護每個公民的人權。他們的後繼者又把社會契約論擴展到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
 主權在民論。這是「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的引伸和發展。按照盧梭的說法，由於人們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國家，並不是奉獻給任何個人；他們放棄權利，因此，人民在國家中應該是自由的，國家的主權只能是屬於人民，人民可以更換政府。在此基礎上，盧梭提出 了「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的理論，他指出：「人民主權」應包括如下原則：（1）主權不可轉讓；（2）主權不可分割；（3）主權不可代表；（4）主權至高無上和不可侵犯。
 法治論。自然法學派主張建立法治國，強調法律至上，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強調依法辦事，強調權力制約，並把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和政治體制。
 對古典自然法學派的評價
 古典自然法學派是西方法學中影響最大時間最長的法學流派，特別是 20世紀以來，成為了西方三大派別之一，在世界范圍內曾一度廣泛傳播：
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對推翻封建專制和神權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 古典自然法學派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理論。既是人類社會進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又對社會的發展，對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一定借鑒作用。
 自然法學派的的理論基礎是唯心史觀，它所謂的「人類理性」、「天賦人權」都有歷史的局限性和虛偽性。

 自然法學說的復興

 19世紀，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和階級斗爭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學派逐漸被歷史法學派所取代，分析法學派也隨之興起。
 但到20世紀，自然法學派又出現「復興」的局面，德國法理學家斯塔姆勒提出「內容可變的自然法」學說。他認為法律在邏輯上應先與社會和經濟現象而存在，不是經濟決定法，而是法決定經濟。他把法區分「正當的法」與「不正當的法」，並認為「正當的法」是由「不正當的法」演變與發展而成。他所謂「正當」與「不正當」，不在於法的內容，而在於法的形式。只要法的形式與所定的標准相適當即為「正當的法」。
 「復興自然法學派」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法學家信奉天主教義，亦稱新經院主義法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國的馬里旦，他認為私人佔有財富屬於自然法，而「自然法之為法，是因為它是對於永恆法的分有。」另一部分法學家雖不公開站在宗教立場上，但提倡理性服從信仰，把自然法解釋為一種理想的永恆的正義，如義大利法學家迭爾維寇。
 二次世界大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進一步被重視，尤其通過幾次大論戰：如富勒與哈克，哈克與德沃金，使自然法學派威信大增。
 自然法學在其發展的歷史中，大致經歷了自然主義自然法學、神學自然法學、理性自然法學和新自然法學四個發展階段。
 新自然法學的特點
 自然法學的復興嚴格地講，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有下列特點：
 強調人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新自然法學派有兩個支派或者說有兩個發展方向，即世俗的與神學的，但他們都強調人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如威瑪政府的司法部長拉德勃魯赫認為，法律必須有絕對的價值准則，否認人權的法律是「絕對錯誤的法律」。他指出實證主義有利於法西斯政權對權力的濫用。他這些法律觀點，德國戰後審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但拉德勃魯赫畢竟是一個相對主義者，是一個典型的不可論者，這當然應予以否定。馬里旦是新自然法學神學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義改造社會。他們突出特點是強調人權，並專門寫了一本《人權與自然法》的名著，認為應用人權制約國家的權力。
 強調當代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新自然法學派不是簡單重復自然狀態、自然法、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等說教，而是保留舊的形式，賦予新內容，或者乾脆放棄一切虛構，直接強調法律對道德的依賴性。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德沃金的權利說。德沃金認為，個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僅是法律規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規定而存在的。
 新實證分析學派的影響。新自然法學派開始重視法的形式因素，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富勒。他提出了「程序法自然法」理論，認為，一個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著固有的道德性，即法的內在道德，亦稱法制原則，是一種特殊的、擴大意義上的程序道德，包括：（1）法律的一般性；（2）公開性（3）非溯及既往；（4）法律的明確性；（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是事情；（7）法律穩定性；（8）官方行為與法的一致性。
 新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觀點
 新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拉德勃魯赫(RadBruch),法國的馬里旦美國的富勒、德沃金和羅爾斯。
 對自然法學派的評價
 自然法學派在西方法學中一脈相承，流傳至今，是當今西方三大派別之一。在西方法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對推翻封建專制和神權政治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 自然法學派，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理念的提出既是人類進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又推動社會的發展。對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一定借鑒作用，
 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基礎的唯心史觀，它所謂「人類理性」「天賦人權」都有歷史的局限性和虛偽性。

 社會法學派

 概說

 社會法學派亦稱社會學法學。這一學派的含義相當混亂，大體上有兩種解釋：一是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研究法律同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特別是研究法律的社會效果與目的；一是指法律強調社會利益，提倡「法律社會化」。
 在20世紀初，這兩種解釋還是有意義的，因為第一種說法盡管主張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但他們仍然強調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法律社會化」已佔絕對優勢，上述兩種解釋實際上已經趨向一致。
 本來，社會學法學、社會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個概念是一致的。當然，由於研究者本人是法學家還社會學家，其研究的重點和角度是不同的。一般講，法律社會學是「陳述性的」而社會學法學是「規定性的」，意思是說法學家著重於法律規定，社會學家側重於陳述有關事實。
 從社會學法學的發展歷史來看 ，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
 早期社會學法學。它產生於19世紀的後期，其創始人是法國的孔德。孔德又是實證主義的創始人。早期社會學法學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法律，諸如生物學、人種學或心理學等等。如英國的社會學家斯賓塞(Spencer)便以生物學為依據，認為社會與國家如同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生存競爭和強存劣汰，法律的任務在於保護個人自由，一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同樣的自由，就可以從事他所願意的任何活動。奧地利社會學家普洛維奇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種族斗爭，國家起源於較強的原始民族，對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隨著國家的出現就形成了國內的階級之間的斗爭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法律是統治集團通過國家權力對被統治集團進行統治的工具。還有法國的社會學家塔爾德和美國的社會學家沃德，將法律解釋為心理現象，從而創立早期社會學法學中的心理學法學。
 現代社會學法學。它又分為兩大派，即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法國學派又稱歐洲學派，其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的社會學家埃利希，他認為法律發展的重心不在立法和判決，而社會本身，應該是「活的法律」，他不同於制定法，而是社會組織的內在秩序。美國現代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是著名法學家龐德（以後專節論述）
 早期社會學法學與現代社會學法學的重大區別有：（1）現代社會學法學不僅主張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而且特別強調法律是社會效果與社會目的；（2）早期社會學法學強調個人利益個人權利，現代社會學法學強調社會利益；（3）在解釋法律方面現代社會學法學不是從生物、人種、心理某一角度而是綜合各門學科加以解釋。
 此外，還有一些現代西方法學派別與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有一定差別，一般不稱之為社會學法學，但從其基本趨向來看，仍屬於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可列為社會學法學的支派。如法國的法學家狄驥創立的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德國的利益法學等等。

 分析法學派

 分析法學派的由來與發展

 分析法學派是19世紀西方法學三大派別之一，曾長期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現在，它仍然被認為是西方法學「三足鼎立」的一家。
 分析法學派大致歷經兩個大的歷史階段，即以奧斯丁為創始人的早期分析法學派階段和以哈特為代表的新分析法學派階段。
 分析法學派產生於英國，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妥協性在法律方面的直接後果。奧斯丁的主要觀點有：
 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並以此引伸出「義務、制裁」為法學的基本范疇。在他看來，法律只有是一種命令，才能得到實行；如果僅僅是「告知」、「希望」，實際上是很難得到遵守。他認為，法律作為一種命令，只有來自主權者才有實際意義，才可能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 法律與道德沒有聯系，即劃分實在法與理想法。在他看來。法學就是研究法，「惡法亦法」，也屬於研究范圍。
 他認為法律有兩種，應當法和實在法，法理學的任務在於研究實在法，從而開創法學領域實證研究和形式主義風氣。
 毫無疑問，奧斯丁的觀點與自然法學派的觀點是矛盾的；同時，他將法律與道德分離是荒謬的；但他提出法學應研究實在法有一定價值，在客觀上促進法學的發展。

 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

 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創始人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哈特（Hort）,原為出庭律師，1952年由牛津大學教師升為該校法理學講座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8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
 新實證主義法學是在論戰中形成與發展的。戰後哈特與新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進行了三次大論戰：第一次是哈特與美國法理學家富勒長達數年的論戰；第二次的哈特與英國法官德夫林的論戰；第三次的哈特同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的論戰。
 1957年4月，哈特在哈佛大學演講時，作了一個《實證主義和法律與道德之分》的報告，為法律實證主義進行了辯護，並對富勒等人進行了攻擊，從而揭開了第一次論戰的畜牧。富勒當即發表了《實證主義和忠於法律—答哈特教授》予以反駁。60年代，兩人又各自出版自己的代表作---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進一步批駁對方。這次論戰實際上是西方法理學中傳統的自然法學和法律實證主義兩大派之爭。分析法學認為，自然法學是一種形而上學，它研究的是理想的或正義的，而非實在的法律。自然法學則認為，實在法，通常指國家制定的法律，應符合代表某種正義、道德的自然法。
 第二次論戰的焦點仍然是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具體問題是：法律是否禁止成年人同性戀的問題。法官德夫林主張禁止，而哈特根據自由派道德觀點，認為不應該禁止。在爭論中，有人支持德夫林，也有人支持哈特。
 第三次論戰是哈特與德沃金。德沃金對哈特的主要規則與次要規則提出異議，並闡明了原則、規則和政策的關系。


『柒』 法治和法制有什麼不同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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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制」與「法治」是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兩個詞，人們有時甚至不加區分地使用。實際上，「法制」與「法治」是有一定內在聯系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捌』 法制論包括那三個論

圍繞政府法制的基本內涵，把經濟學分析納入政府法制研究的視野，並運用政治學、公共行政學、行政法律學和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分析了行政權力和行政權力的行使者--政府行政機關的運行與活動規律。以政治與經濟的關聯性為基礎，在比較深入的層次上研究、分析了政府法制建設的歷史發展進程與經濟環境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究了轉軌時期政府法制建設的變遷與走向。系統、實證地研究轉軌時期中國政府管理國家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制和政府內部事務管理的法制，是本書的核心內容。

『玖』 法治與人治究竟有何區別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1、兩者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

2、兩者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3、二者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

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對立在於，法治認為一個國家能否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素，是整個法律與制度的好壞，而不是少數幾個國家領導人是否賢明。人治的理論則恰好與此相反。作為一種治國的原則與方法，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要有比較完善的法律與制度；並且特別強調，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或公民個人，包括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內，都要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這同那種認為法律可有可無，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數領導個人說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則區別的。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兩者的差別是巨大的，一般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人治論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論強調依法治理；

2、人治論主張因人而異，對人的行為作具體指引，法治強調對事不對人，提供一般性規則；

3、人治論推崇個人權威，維護專制體制；法治論弘揚民主，保障共和國體制。

『拾』 試述法治的涵義及其只要標志

1. 先秦時期法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強調法律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張：「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史記·商君列傳》）需要指出的是，儒法兩家在人性和治國理念的方法上表面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實質上兩家的觀點有著內在的相同之處，即法家的「性惡論」與儒家荀子的「性惡論」接近，法家的「法治論」與儒家的「人治論」在本質上都是「人治」。同西方的「性惡論」和「法治論」相比較，法家「性惡論」的適用范圍小於西方的「性惡論」，法家將君主和國家、以及高級別的官吏排除在「性惡」的范圍之外，而西方的「性惡論」則包括所有的社會成員；同理，法家的「法治」是「君權至上」、「國權至上」的法治，西方的「法治」是「憲法至上」的法治。[1]在傳統中國法人治精神的哲學基礎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性善論，一種是性惡論。前者的推論是，傳統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存亡取決於人心，其結果是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這種理論和實踐植根於中國古代哲學之中，這種哲學相信，人只要發掘內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從而達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這種道德完善同時又是做一個稱職的統治者的先決條件，這與西方政治學傳統中的性惡論恰成對照。後者的推論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本善，更不相信禮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為人性是惡的，所以現實中的人總是貪生怕死、趨利避害，因此為維持社會秩序必須對人性加以利用，表現在政治態度上應該取法而排禮，具體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惡制惡、以殺去殺、刑期無期的重刑主義，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來制定和掌握，這就必然會導致絕對的專制主義和人治法律的產生。[2]事實上，傳統中國的專制政治和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單純的性善論哲學基礎上，也不是以純粹的性惡論為其理論依據的，而是這兩者的結合。儒家兩家的理論本身就決定了，無論是從性善還是從性惡出發，最後在實踐上都必然要滑到專制和人治的行列。因為性善論的教化成果和內心的自省挖掘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於一兩位在位者的潛移默化之功，社會風氣依賴於他們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謂的德治和禮治便在不知不覺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極少數人的言行為標准，要求全體臣民賦予這些人以示範性和絕對的權威性，最終導致以這些人的意志為全體臣民的意志，並通過制度和法律而強制推行，使專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惡論的法家由於將權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賦予了君主，使君主成為國家的象徵，甚至可以是強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違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國家，於是必施重罰。皇帝可對全體臣民施用法律，唯獨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監督制約，這樣，皇權成了絕對的、不可替代的強制力，法權只是這種強制力的表現和延伸。[3]性善論與性惡論之所以殊途同歸，對立統一於人治之中，其奧秘即在於儒法兩家都不是從人本身來探討人性的。與其說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學術或哲學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問題，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並且塗上了濃厚的現實色彩。而當時最大的政治問題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建立一個穩定而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國家。因此，有了這個前提，儒法兩家不管對人性怎麼探討，發表什麼高見，九九歸一都不免成為君主專制的理論依據。這也就是漢以後儒法合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礎。雖然中西法哲學都得出了人性自私、性惡的相同結論，但是法律對此作出的反應卻有所不同。法家對人性自私的利用是通過賞罰機制來推動人民為君主、為國家服務，進而限制人民的權利；把法律視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惡的工具。其實質是「國家主義」法治觀的體現，國家主義也是著眼於權力的運轉，但它主張國家的至高無上性，認為國家對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個人必須絕對服從國家。[4]
2. 依據法律管理國家和民眾的各種事務的一種政治結構。與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建立在民主社會的基礎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兩點，一是有優良的法律，二是優良之法得到民眾普遍遵守 ，這個思想得到了後來者的發揚，並構成了當代法治思想的核心與精髓。
3.具體含義：法治即法的統治，強調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在社會生活中的至上地位，並且關切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目標。
法制社會的根本標志就是政府施政法制化，而政府施政法制化的根本標志在於政府政策體現法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