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關系法治化

① 我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

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的，它的形成是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歷史因素

一個國家結構的形成有著長期的歷史因素。從中國的歷史看來，中國自古就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說法。歷來中國的統治者、梟雄和霸主的共同願望都是一統天下。

中國的大一統思想由來已久。中國長期的封建帝王統治導致集權統一的思想深入人心。秦始皇的「書同文，車同軌」使得中華大范圍內的文化得到了思想整合和統一。

二、民族因素

中國的多民族具有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特點形式，由於秦的滅六國，使得中國得到了大一統，他統一文字和錢幣，使得當時的六國人民也和秦人相互融合，使中國各民族的人民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融合。大的民族聚集地中存在著許多其他民族的人，使得我國的國家結構形式不可能形成類似於美國的各種獨立的成員國個體。

三、思想因素

早在夏商時期，中國古人就在思想上形成了統一華夏的傳統。不僅在中國古代帝王心中，而且在老百姓的心中也渴望實現天下統一。一旦國家處於分裂或者紛爭之中，例如春秋戰國時期，不論霸主、思想家還是老百姓，不論是何目的，都渴望統一國家，形成中央集權的完整的統一國家。

到秦朝，秦始皇就採取束縛臣民思想的方式，鞏固政權，從一定的角度說為以後長期的思想統一和單一奠定了基礎。再加上2000多年的長期封建統治，單一統一的國家形式已經在人們心中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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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制大國的憲政難題：

一、中央和地方分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大陸現在處在歷史關鍵時刻，要建立法治國家，所以必須重新檢討中央和地方的法律關系；其次，他分析了阻止或者推行給地方分權的那些理由在憲法上是不是已經過時或者是站不住腳；再次，如何在憲法層面重新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梳理一下。

二、如何界定與控制地方保護主義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改革的展開，中國國內的地方保護主義當時是非常厲害的，到後來漸漸轉向隱蔽化，但地方保護還是廣泛存在。克服地方保護主義，首先要樹立競爭優先的理念，國內統一大市場是必須無條件維護的；此外，還需要一個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可能還要有相應的機構。

三、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

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核心是分權的問題，分權的實質就是財政分權。財政分權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它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的改革到今天也進入了攻堅階段。中國現行的財政分權概括起來其實就是一種行政式的財政分權，我們需要對這一模式進行轉換。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國家結構形式

人民網—中央地方關系法治化：單一制大國的憲政難題

② 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是什麼意思

兩個積極性：一方面，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另一方面，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

中央加強宏觀事務管理，做出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離不開地方的堅決貫徹落實。各地在執行中央政策時要一級促著一級干，層層落實。

同時，也要多發揮地方的能動性、創造性。賦予省級及以下機構更多自主權，需要合理設置和配置各層級機構及其職能，增強地方治理能力，加強基層政權建設。

(2)中央地方關系法治化擴展閱讀：

構建從中央到地方運行順暢、充滿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體系，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保證，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以更科學的工作體系把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讓人民群眾享有更高效的服務，擁有更高質量的獲得感。

在中央與地方關系越來越法治化情況下，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正釋放出越來越明顯的成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只要整體構思、通盤考慮、上下貫通，就能實現長治久安。

③ 如何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

第一，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中國只能實行「多元一體」的政治制度和中央與地方經濟許可權的合理劃分，例如香港、澳門、台灣與大陸的關系；大陸內部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問題；東西部和各省之間的關系。中國作為一個正處於工業化階段的人口多、資源少的大國，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系演變趨勢，一方面必須照顧到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特別是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後，應允許部分地區發展快一些，中央政府將給予地方政府較多事權和立法權；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經濟一體化、統一市場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的權力則呈加強趨勢，即事簡而權大。

第二，要想科學合理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經濟權力，同時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僅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行政性集權或分權上打主意、想辦法是不行的，這包括能突破「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周期性循環怪圈。必須依靠科學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歷史證明傳統的計劃經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而政企不分也不能最終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科學合理地確定政府經濟職能和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許可權，是使國民經濟避免波動、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保障之一。即使在今天，這仍然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探索。例如：今年通過的國家「十一五」規劃確定：全國GDP年均增長為7.5%，但是地方政府「十一五」規劃中的GDP增長速度一般都高於中央的，而且越往下，速度越高。31個省市自治區的GDP預期年均增長速度則為：定為8.5%的1個，9%的8個，10%的14個，11%的4個，12%的3個，13%的1個，平均起來在10%以上，高出全國規劃三分之一以上。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全國的「十一五」規劃已經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高票通過。但是各地區制定的「十一五」規劃與全國規劃差距那麼大，兩者能否並行不悖？如果不能，是地區規劃應當服從全國規劃，還是全國規劃服從地區規劃？

第四， 中央政府的權力集中程度，應該視經濟環境和發展水平而因時制宜，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要考慮政治因素和國家安全的因素。

④ 試論述如何改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系

1、創建夥伴型政府間縱向關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打破「職責同構」的政府管理體制，建立合理的政府間權力結構，將奠定中國政府間縱向關系調整的框架性基礎。創建夥伴型政府間縱向關系，必須建立相應的權力結構框架，即要在實現政府間縱向分權的基礎上，強調中央政府的「再集權」，促進政府間合作與互相依存關系的形成，完善在政府間縱向權力監督保障體制。劃分中央與地方許可權，首先應看到，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要受到監督和制約。中央與地方的職權劃分，歸根到底是由中央與地方的經濟政治利益關系決定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還是兩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利益均衡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動態平衡的實質性內容。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一個有權威的、能對社會發展進程實施有效領導的中央政府，是社會變革時期能以較小代價贏得快速平穩發展的重要保證。但是，中央所集之權只能是依法應屬於中央的那部分權力，而不應是所有的國家權力；中央不應侵犯依法應屬於地方的那部分權力。黨的十六大提出要「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和許可權」，以保證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強行政活力。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權力是基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所形成的政治權力主體對政治權力客體的一種制約能力。中央與地方之間權力行使的相對平衡是中央與地方之間許可權劃分所應達到的直接目標。當然，這里說的權力行使上的相對平衡，並不是說中央與地方在權力的種類和數量上必須相同，而是說與它們各自的職責相對應的權力平衡。2、提供製度化的政策安排經濟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制度化的必要前提，而制度化,則是經濟關系合理化，目的是達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制度化安排的過程中，必須要保證中央的權威，在此基礎上，通過中央權威為中央與地方關系提供秩序安排，這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制度化政策安排的兩個方面。首先是權威保證，我國市場化改革是在地方分權化的經濟環境中進行的。如果沒有中央權威，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主義的封鎖，也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改革的深入，市場作用的擴大，使得原有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調整幅度越來越大，程度也越來越深，特別是不同地區、行業、經濟形式發展上的不平衡,造成差距擴大、收入懸殊問題，面對經濟和社會轉型導致社會的資本結構重組，必須依靠國家的權威。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不斷強化地方的利益就可能損害國家經濟的統一性。同時，通過權威來激勵社會各種力量參與政治，又是使發展中國家順利進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由此，制度化過程中必須有中央的權威。其次是秩序供給，國家必須在現代化的快速變革的過程中，提供社會有序發展的秩序結構。3、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監控機制實行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體制並不是讓地方不受制約。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國家，因此中央政府負有對地方政府實施管理和監督的重要責任，實際上在實行分權制後，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是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內容。要變直接的行政干預為間接的法律監督、則政監督、司法監督和行政監督相結合的方式；要變事前行政審批為主為事後合法性監督、效率監督為主的監督手段，以保證地方政府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自由行使權力，同時要建立和完善監督程序。

⑤ 如何合理有效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責權

A 如何合理有效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責權

一、中央和地方在政權管理的矛盾分析

長期以來，我國大部分政府職能部門是實行地方政府和上級部門「雙重領導」，也就是主管部門負責工作業務的「事權」，而地方政府管「人、財、物」。

「雙重領導」體制下，地方政府存在以「人、財、物」權影響職能部門「事權」的操作空間，容易損害國家政策的權威性、統一性。針對這種情況，現在中央實行「條條」管理、「塊塊」管理，即垂直管理和扁平管理，其實質也包含中央向地方收權。

垂直管理體制的優點在於：可以有效避免了地方政府的干擾，保證「上傳下達、政令暢通」；有利於資源配置。

垂直管理體制的不足在於：垂直管理不能完全擺脫地方干擾；它使監督部門減少，容易滋生腐敗行為；它會使得地方管理架空，弱化地方政府職能的問題。最終形成不公平效應。

地方經濟高速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在財稅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有著強烈要求擴大經濟自主權，減少「條條」管理，增加「塊塊」管理。

解決部門管理與地方管理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也就是「條塊」之間的矛盾，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長久之計在於通過立法的形式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職責許可權。

中央與地方關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礎上，才能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與地方的職能關系保持一種均衡和穩定的狀態。

中央對地方政府權力的監督也是有名無實的， 主要是有些地方存在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保護是指地方政府憑借公共管理手段以維護本地利益的各種合法或非法的行政行為。他們的特徵如下：

（1）地方保護的主體是各級地方政府；

（2）地方保護以公共權力為基礎；

（3）地方保護的對象是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

（4）地方保護以利益為訴求；

（5）地方保護的手段可以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不合法的；

（6）地方保護以相互封鎖為其表現形式。

地方保護是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它使國內市場處於分割狀態，對短缺資源的市場流通進行強力干預，使行政區與經濟區相重合，妨礙了專業化分工的發展。

二、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關系存在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

「一放就活，一收就死」，是我國以往經濟工作中常常出現的問題。這主要是源於收放方式：收則全收，放則全放，沒有完全針對經濟的種種要素有針對性的收與放。

我國權力下放較快，約束不足，由於利益驅動，有的地方各行其是，在一些幹部身上暴露出來本位主義、分權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傾向。國家利益是要考慮整體利益、個體利益、短期利益和長久利益的，要保證地方與中央一致，地方服從中央，在維護全局利益上與中央保持一致。

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必須堅持統一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在我國，按照憲政結構設計，在由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構成的國家整體利益格局中，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別代表著中央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一般說來，中央全局利益是整個社會公共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體現，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尋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統一和最大化，中央政府代表的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統一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反映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關繫上，就是中央政府的職能定位要從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促進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承擔整個國家的宏觀管理職能，提供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同時履行對地方政府的監督職能和服務職能。

集權與分權相平衡的原則，要求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適當分權，同時把應該由中央集中統一行使的權力收歸中央政府。縱觀世界各國，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都是憲法和法律的重要規范內容。我國已經逐步形成了地方政權組織的法律法規體系；但總體上地方制度和法制建設仍然不夠健全，表現在：地方制度立法不夠完備，缺乏關於中央與地方國家機關關系以及中央與地方事權分配的明確的具體法律規定。多年來，權力下放和權力上收，並未形成對中央和地方都具有約束力的長期穩定有效的法律制度。

由於權力再分配的非規范化，導致了中央放權政策的不穩定性，客觀上推動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也助長了地方政府任 意擴張權力和利益范圍的勢頭。

對地方實行條條塊塊管理和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是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方面，是科學合理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有力措施。中央與地方關系只有在措施正確的基礎上，才能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與地方的職能關系保持一種均衡和穩定的狀態。

三、如何處理？

1、創建夥伴型政府間縱向關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打破「職責同構」的政府管理體制，建立合理的政府間權力結構，將奠定中國政府間縱向關系調整的框架性基礎。創建夥伴型政府間縱向關系，必須建立相應的權力結構框架，即要在實現政府間縱向分權的基礎上，強調中央政府的「再集權」，促進政府間合作與互相依存關系的形成，完善在政府間縱向權力監督保障體制。

劃分中央與地方許可權，首先應看到，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要受到監督和制約。中央與地方的職權劃分，歸根到底是由中央與地方的經濟政治利益關系決定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還是兩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利益均衡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動態平衡的實質性內容。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一個有權威的、能對社會發展進程實施有效領導的中央政府，是社會變革時期能以較小代價贏得快速平穩發展的重要保證。但是，中央所集之權只能是依法應屬於中央的那部分權力，而不應是所有的國家權力；中央不應侵犯依法應屬於地方的那部分權力。 黨的十六大提出要 「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和許可權」，以保證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強行政活力。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權力是基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所形成的政治權力主體對政治權力客體的一種制約能力。中央與地方之間權力行使的相對平衡是中央與地方之間許可權劃分所應達到的直接目標。當然，這里說的權力行使上的相對平衡，並不是說中央與地方在權力的種類和數量上必須相同，而是說與它們各自的職責相對應的權力平衡。

2、提供製度化的政策安排

經濟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制度化的必要前提，而制度化,則是經濟關系合理化，目的是達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制度化安排的過程中，必須要保證中央的權威，在此基礎上，通過中央權威為中央與地方關系提供秩序安排，這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制度化政策安排的兩個方面。首先是權威保證，我國市場化改革是在地方分權化的經濟環境中進行的。如果沒有中央權威，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主義的封鎖，也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改革的深入，市場作用的擴大，使得原有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調整幅度越來越大，程度也越來越深，特別是不同地區、行業、經濟形式發展上的不平衡,造成差距擴大、收入懸殊問題，面對經濟和社會轉型導致社會的資本結構重組，必須依靠國家的權威。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不斷強化地方的利益就可能損害國家經濟的統一性。同時，通過權威來激勵社會各種力量參與政治，又是使發展中國家順利進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由此，制度化過程中必須有中央的權威。其次是秩序供給，國家必須在現代化的快速變革的過程中，提供社會有序發展的秩序結構。

3、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監控機制

實行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體制並不是讓地方不受制約。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國家，因此中央政府負有對地方政府實施管理和監督的重要責任，實際上在實行分權制後，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是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內容。要變直接的行政干預為間接的法律監督、則政監督、司法監督和行政監督相結合的方式；要變事前行政審批為主為事後合法性監督、效率監督為主的監督手段，以保證地方政府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自由行使權力，同時要建立和完善監督程序。

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的調整與改革, 總體上說是積極的, 特別是通過財稅體制改革, 確立了分稅制為核心的穩定而有效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調節機制, 為今後我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 逐步建立合理的利益、權力、責任關系奠定了必要的經濟、政治基礎。

2. 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如地方主義膨脹, 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權威性下降,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行 政性分權與地方政府向企業的經濟性分權不同步, 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關系調整和改革方面的法制建設滯後, 等等, 均應給予高度的重視, 並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或緩解。否則就會引發並加劇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如地區發展失衡、經濟秩序混亂、市場封鎖、條塊分割、官員腐敗、行政低效、社會政治不穩定、治安惡化等。

3. 對上述問題, 特別是地方勢力膨脹和中央政府權威下降的問題, 應作冷靜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既不能掉以輕心, 也不能把它聳人聽聞地誇大為某些境外媒體所渲染的所謂「中國面臨分裂」的現實危險。實際上,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理或良性關系,只有在不斷 「磨合」中才能建立起來, 改革中出現的上述一些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說, 是對過去中央高度集權的一種「反彈」或「矯枉過正」。如果不經過這種自覺或不自覺, 但卻是必須的調整, 地方政府還象過去那樣處於被「給予」的客體地位, 合理的、比較完善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

4.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表現為彼此的許可權劃分, 但實質上就是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的關系。在我國,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代表的根本利益關系當然應該是一致的, 但這並不等於它們之間沒有具體的利益分歧。地方在堅持國家整體利益的同時, 又有著它們各自特定的局部利益。否認這種利益的存在是錯誤的。僅僅在理論和形式上承認這種利益也遠遠不夠。關鍵在於要有比較符合實際、能為各方所接受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利益分析和協調機制, 這種機制既處於動態的調整和發展中, 又要有規范化的、相對穩定的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

5. 完善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的基本思路是, 通過行政的、財政的、法律的等種種手段, 在「維護中央權威」 和「尊重地方政府利益」這兩大基石上, 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責任和權力, 既在地方政府分權的基礎上實行中央集權, 又在中央集權的領導下實行地方政府分權, 進而達到兩者之間的動態統一和平衡。

⑥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

要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央在減少對地方微觀事務干預的同時，也要增強宏觀管理，對地方嚴格監管;地方政府要強化全國一盤棋的理念，自覺維護黨中央、國務院的權威。

1、重在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

當前，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職能和權責總體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國務院部門在一些領域管得過多過細，既管不了管不好，又不利於地方因地制宜主動開展工作。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科學配置央地職能

政府職能轉變是一體兩面的，央地政府間的職能更需要科學配置。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既要積極主動地放權，又要認真負責地管好自己該管的事，使簡政放權和加強監管互相促進。

3、以法治方式調整央地關系

職能調整需要得到法治的規范和保障。職能調整的特點是「變」，變革原有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格局;而法治政府的特點是「定」，實行中央與地方關系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設的目標之一。

因此一方面，職能調整要更多依靠法治推動；另一方面，法律法規也要根據改進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要求不斷完善。

(6)中央地方關系法治化擴展閱讀：

更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理順中央和地方職責關系，更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一方面，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另一方面，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

機構改革，本質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中央先定調子、劃底線的，要按照統一部署及時給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創造經驗的，中央要及時給予授權。如此一來，就能有效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⑦ 如何實現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的法制化

周、唐外重內輕，地方自立導致國家分裂；秦、魏內重外輕，中央權臣禍國乃至亂政，卻沒有力量加以制衡，都非國家之福。面對這個千年揮之不去的問題，法制化是解決二者矛盾的唯一出路：

第一，有法可依：憲法和憲法性法律，要盡可能地列明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的事項；對雙方重疊管轄的事項，也應規定中央政令優先執行的條件，條件不具備即禁止中央隨意發號施令。緊急狀態下允許中央收回授予地方的自治權，但什麼條件下可以進入緊急狀態，法律必須清晰列明；而且應當分出緊急狀態的級別，何種級別允許中央收回何種權力，也必須由法律規定，不允許中央大員隨意設定。

第二，中央政府法制化：首長命令和委員會決議為合法政令，其他諸如手令、批示、通知、意見、規定等形式，均為非法；尤其要明確，中央只有委員會決議和部門首長有權對地方發號施令，常設或臨時設置的聯席會議、協調小組、辦公廳、秘書處等，都不得對部門之外發布命令。

第三，財政分權：分清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地方共征的稅款，也應明確分配比例。

第四，地方兵權：徵兵必須中央統一；國防軍任何情形下都只能由中央調動，保安部隊、警察可以由地方掌握，但依法進入緊急狀態，即由中央控制；且必須保證國防軍戰鬥力略強於地方軍，但為考慮制衡中央集權惡性膨脹，也不能強過太多，如果中央生亂，數省聯合出兵勤王，也足以制約。

⑧ 漢到唐告訴我們如何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漢到唐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就像鍾擺一樣，一時擺向這邊，一時擺向那邊。中央集權過大了，地方運轉不好，那就要放一點權；放權放得太厲害了，容易造成地方各自為政，中央管不了了，那就要收權。但總的趨勢是皇權專制與中央集權越來越厲害。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應做到：

1、重在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

當前，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職能和權責總體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國務院部門在一些領域管得過多過細，既管不了管不好，又不利於地方因地制宜主動開展工作。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科學配置兩者職能

政府職能轉變是一體兩面的，央地政府間的職能更需要科學配置。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既要積極主動地放權，又要認真負責地管好自己該管的事，使簡政放權和加強監管互相促進。

3、以法治方式調整兩者關系

職能調整需要得到法治的規范和保障。職能調整的特點是「變」，變革原有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格局;而法治政府的特點是「定」，實行中央與地方關系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設的目標之一。

中央與地方

⑨ 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處理重要和地方的關系，也要按照法治的原則來進行。

⑩ 簡述法國中央與地方關系改革採取的主要措施

1982年起社會黨上台後在法國推行了大刀闊斧的地方分權改革對高度集中的行政體制進行了深刻的結構性調整改變了法國長期的中央集權傳統。

法國的地方分權是指地方團體在國家監督下管理地方事務，也就是說中央將涉及地方利益的部分決策權以及相應資源交由地方直接普選產生的地方行政機關

中央對地方的監督一直是中央與地方關系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始於1982年的法國地方分權改革在擴大地方自治許可權、增進地方民主的同時,也給法國中央與地方關系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即法國政府如何解決中央權力撤出後對地方事務缺乏監督和制約的問題。

為此，法國政府改革了監督手段，完善了監督機制,通過憲法委員會的監督、立法監督、行政監督以及司法監督，有效地解決了地方分權後對地方自治團體監督缺位的問題。

對照法國的經驗，我國在改革中央與地方關系時應該發揮法制在對地方監督中的作用，努力實現監督法制化，建立獨立和權威的監督機關，強化對地方的財政監督和加強司法監督，以維護中央的權威和國家的統一。

(10)中央地方關系法治化擴展閱讀：

法國中央與地方事權配置是通過法制化途徑，在遵循從屬原則，許可權整體轉移等原則基礎上，首先對各級政府功能進行定位，之後進行具體許可權的明確劃分，並伴隨以相應財權的轉讓。

作為傳統中央集權單一制國家通過地方分權改革而重新調整中央地方關系的代表，法國式事權配置模式對於其他單一制國家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而言，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

法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它在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問題上，經過不斷的改變和努力，在將權力繼續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加強了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力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