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法學

A. 論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

兩漢初期，經過高、惠、呂、文、景各代以黃老之學為指導的統治，從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0年，在近七十年當中，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有了相對的緩和。到武帝初年，出現了「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1）的情況。同時，由於採取了削藩的政策，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以後，已基本上改變了各諸侯國據地稱雄、各自為政的狀態，使封建中央得以站穩腳根，整個中國，逐漸形成了大一統的局面。但是，這種大一統是有限度的。正是在這時，也出現了「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2）的形象。而國家「財賂衰耗而不贍」，「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3）。就是說，原來存在的那些老矛盾，又逐漸暴露出來了。特別是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由於封建剝削壓迫的加強和農民起義的不斷爆發而日益尖銳起來了。無論從政治或經濟方面來說，這種趨勢都嚴重妨害著封建大一統的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在思想領域，漢初雖然推崇黃老，但先秦時各家各派的學說，仍在各處流傳。儒道兩家固然由於和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斗爭糾纏在一起，表現為尖銳的對立和互黜，即其他如名、墨、法、陰陽、縱橫各家，也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活動。這樣，便出現了董仲舒所說的「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以致「上無以持一統，治制數變，下不知所守」（4）的現象。這對於正著力於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封建大一統的統治者們，尤其是不能不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

面對這種狀況，封建統治者們不能不感到繼續漢初所奉行的無為之治，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除在政治、經濟方面採取各種新的措施之外，還要力圖造成一種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的統一政權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來統一思想，既以麻痹和束縛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意志，又以駕馭和統制統治集團內部的離心力量。這樣，在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之後，漢武帝採納並實行了他的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5）的建議。隨著儒學成為官學，儒經的受到表彰和儒家經義成為宗教、哲學、政治、法律、道德、風俗習慣以至人們日常生活的准則，在法律上，也便開始形成了以這種儒學為指導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http://all.zcom.com/mag2/shehuikexue/jingji/29412/200412/13576921/ 漢初

http://www.tztvu.zj.cn/kfjy/bkjy/fx/xxk/zgfzsss/kcdh/zd10.htm 隋唐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內容和特徵是在漫長的法律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從思想淵源來看，它們大都是從先秦時代的思想材料中加以提煉而成的。這些思想材料有的本來是對立的，但在封建社會的政治法律實踐中逐漸融而為一、並行不悖。這些都代表著其他法系所無而中華法系所獨有的內容和特徵。因此，它們不僅僅屬於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范圍，而應屬於整個中華法系。
一、「禮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法律傳統

法統即法律傳統，是指導法律實踐活動(立法、司法及思維)的價值基礎。它決定著法律實踐活動的內容、特點和發展方向。一般而言，一個民族的法律傳統是一元的，而中國封建時代的法律傳統則是二元的，即「禮治」和「法治」。

「禮治」指源於遠古時代的宗法家族的行為規范和倫理觀念。「法治」則是春秋戰國新興地主階級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政體。春秋戰國時，「禮治」與「法治」的對立主要表現在：

第一，宗法貴族政體與集權官僚政體的對立；第二，「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的統治方針的對立；第三，重「判例法」的「人治」與重「成文法」的「法治」的對立。這正是先秦儒法對立的基本內容。但是，這種整體上的對立並未排除局部上的統一。這種局部的統一性主要表現在：第一，在階級屬性上，儒法都是封建階級的代表，前者代表由奴隸主貴族轉化而來的封建貴族，後者代表由平民上升的地主階層；第二，法家並不是一般否定等級特權，法家不僅維護君主一家一姓的世襲特權，而且還維護各級官吏的特權。這同禮的差異性精神毫無二致；第三，兩者都維護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只不過方法不同。儒家以道德說教，而法家運用賞罰。秦律便賦予父系家長以種種特權(如「非公室告」)，證明國家已經把司法權的一部分交給父家長，以換取家族對王朝的效忠；第四，在意識觀念方面，儒家並非一般地否定法律和刑罰的作用，而法家也並非一般地否定宗法道德觀念，只是實現的方式不同。儒家強調忠孝仁愛的內在倫理感情，故重教化；法家強調外在表現，故崇尚法律。正如《商君書·畫策》所言：「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者，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合法的行為同時也就成了符合道德的行為。《韓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也是強調「事」的外在行為。至於是否具備忠孝的倫理感情，法家是不關心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懷、忠、慈、孝都是經法律確認的特殊行為，這些都反映了地主階級用宗法觀念維系統治階級內部及家族內部秩序的願望。法家自戰國初期到末期的發展，與儒家自孔、孟到荀況的發展之間，有著微妙的和諧之處。儒、法兩家都由理想型轉為務實型，儒家容忍集權專制，法家也捍衛宗法等級，他們都由強調禮法對立轉而強調禮法合一。秦律維護官吏及父系家長的特權，無異於「禮治」的局部法典化。「禮治」、「法治」都是自然經濟與宗法社會的產物，兩者的差異僅僅在於：儒家是從維護宗法社會到維護封建自然經濟，法家則是從維護封建自然經濟到維護宗法社會。這正是絕妙的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西漢以後，儒學被奉為官方正宗學術，這是一紙有形的宣言；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的繼續存在，則是無形的宣言。宗法家族社會細胞的生存與發展，是「禮治」的堅實基礎；而集權官僚政體的鞏固與壯大，則繼續呼喚著「法治」。而儒家思想的法典化和法家法律的儒家化，則使兩者結合起來。「禮治」與「法治」的結合可以從《唐律》中的「十惡」中得到集中反映。「十惡」中有四條是維護宗法家族秩序的，有四條半是維護集權專制政體的。這種二元式的法律傳統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下竟結合得天衣無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古老的禮終於被國家上升為法條，以致在家族社會中發揮威力。而法家的法則在指揮一個龐大的官僚機器時發揮獨特的效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字里行間處處浸透著尊卑、長幼、親疏、男女、貴賤之間的不平等精神，這些都是使中華法系有別於其他法系的重要原因。

簡而言之，「禮治」的價值在於使「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或者說使「人之所以為人」。這個「人」不是個體自然人，而是宗法意義上的「人」。也就是使人作為宗法血緣網路中的一個結而存在。「法治」的價值在於使臣民作為集權專制大機器上的小小螺絲釘而發揮作用，它是實現皇權的一個環節。這種二元的法律價值觀使人不成為人，而且必須履行家族的和國家所賦予的雙重義務。而封建法官又不得不在家法(禮)和國法之間尋求平衡。

二、「德政」與刑罰相結合的治國方策

在春秋戰國時，儒家主張的「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德政」、「仁政」，與法家主張的「以法治國」、「以刑去刑」、「以力服人」是截然對立的。可以說，儒家的主張由於難於操作而顯得過於理想化；法家的主張由於缺乏實踐經驗而顯得過於簡單化。秦漢以後，封建統治者吸取了秦朝暴虐亡國的教訓，轉而注重德政。而支配一個泱泱大國，又非運用法律刑罰手段不可。不搞德政，人民會起來造反；不搞刑罰，地方分裂勢力就會發難。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可以說是個歷史性的選擇。董仲舒的神秘主義的「德主刑輔」論，—方面把儒家的「德政」置於首要之地，另一方面又給法家的刑罰落實政策，給它一個安頓，甚而使之具有神性。歷代封建王朝在制定國策時，都標榜「德政」以獲取民心。而教化措施則是預防人民犯罪的第一道防線。「德政」具有使統治者自我約束的積極作用，其目的還在於達到長治久安。刑罰的政治價值在於鎮壓人民的反抗斗爭，和制止統治階級內部的「犯上作亂」。當皇權和族權被宣布為神時，任何反叛皇權和族權的行為便成了瀆神行為。而對這些叛逆者施以嚴刑就不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了。特別是到了唐代以後，當「一準乎禮」的封建法典被宣布為符合「天理」時，對所有犯罪行為的制裁便都是正義的了，在使用刑罰時大可不必隱諱扭捏作態了。

在「德刑」關繫上值得一提的人物，除了孔子、董仲舒之外，還有南宋的朱熹。他的基於「氣稟」差別的「德禮政刑」、「相為表裡」、「相為終始」的學說，達到「德刑」關系方面的認識的最高水平。而「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則概括了封建士大夫和社會輿論對刑罰的一般見解。在施政中毫不掩飾地使用刑罰，而社會輿論卻不贊揚刑罰。其結果，一方面對統治者的行為多少有些牽制，而另—方面卻產生了輕視法律的副作用。研究法律、法學，成了聖賢所不齒的左道旁門，更不必說視訟師為「訟棍」了。這種偏見不利於法律思想和法學的正常發展。

三、「人」與「法」相結合的法體理論

法體指法律實踐活動(立法、司法)的工作程序或方式。比如成文法、判例法或兩者相結合的混合法。關於法體的思想和觀點，是法律思想也是中國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之一。

《尹文子·大道下》曾有這樣一段對話：問：「聖人與聖法何以異?」答：「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 梁啟超在《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解釋說：「謂治由聖人出者，具體的直覺的也，謂治由法出者，抽象的研究的也。」並指出：「儒家者非持簡單膚淺的人治主義，而實合人治法治以調和之者也。」從法理學角度而言，「法」是經過立法程序法典化了的統治階級集體的法律意識；「人」是常常以個人評判為表現形式的並非完全法典化的統治階級個體的法律意識。「法」是國家對一切行為規范的宏觀設計；「人」則是對具體案件事實的微觀評判。在禮法大對立的春秋戰國特殊背景下， 「人」與「法」的關系因各自隸屬於不同的政體(貴族政體和中央集權政體)而顯得對立多於諧調。禮法統一、儒法合統的先行者荀子則更著眼於它們的內在聯系。他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在他看來，真正的法官應「依乎法而又深其類」，「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既能嚴格依法辦事，又能在特殊情況下「以類行雜，以一行萬」，「推類接謄(與)，以待無方」。這樣才能熔立法、司法於一爐，「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把「法」的作用與「人」的作用統一起來。我國古代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家、政治家均無「法律至上」的幼稚偏見，他們既重視「法」的整體控製作用，又重視「人」的微觀調節作用。正如南宋朱熹所說的：「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明代丘氵睿也說：「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這種「法」與「人」相結合的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重要支柱。它在法律實踐活動中的反映，就是「成文法」與「判例法」相結合的「混合法」。

「混合法」的基本特徵，曾被地主階級的偉大預言家荀子概括為：「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即在司法審判中，對於有法律明文規定的，依法判決；對於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則適用以往的判例或遵循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判決之。在統治階級看來，成文法典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維護全國立法、司法的統一，規范全體臣民的行為，為社會全體成員指明了判別言行是非曲直的准則。故荀子說：「法者治之端也。」沒有這個「端」則無由達到「治」。但是，他們也認識到，「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刑書之文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因此，在特殊情況下，應結合具體案件，運用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和政策精神做出判決，是為判例。這種判例既是司法的結果，又是新的立法，即「有作於新名」。它的價值在於：其一，為後來的審判所援引，以彌補成文法典之不足；其二，為發布較抽象的法令和法典修纂創造條件。這樣，相對穩定的成文法典、應變而生的判例和源於判例的法令三者循環往復，未有窮期。就動的一面來看，判例溝通了立法和司法的聯系；就靜的一面而言，判例內容較具體，可比性強，可以注釋成文法條，故封建後期常使律文判例合典。中國的「混合法」既不同於西方的大陸法(成文法)，又不同於英美法(判例法)， 它以兼具兩者的長處而別具一格。這種法律樣式大體上反映了法律實踐活動的本質特徵及其運動規律，較好地維護了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

西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其法體是「成文法」與「判例法」相結合的「混合法」。當社會穩定時，「成文法」處於支配地位；當社會生活發展加快，原有法典明顯不適用時，則「判例法」(表現為故事、決事比、斷例、例等)起支配地位。而判例又常常被法典所吸收。封建社會的「人治」、「法治」之爭已不包含政體的內容，而僅涉及對「成文法」、「判例法」的評價上。當「判例法」占上風時，便有人出來贊頌「議事以制」的古老傳統；相反，則有人出來強調法律的統一性和尊嚴。後來，「議事以制」被制度化了，即法官遇到疑難案件不得擅斷，須上報朝廷，由皇帝裁決。而「人治」、「法治」之辨也偃旗息鼓，變成了「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任人而不任法，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法所不載，然後用例」。終於實踐了荀子的預言：「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判例和法律意識)舉」。

中國的「混合法」及其理論，是古代先民聰明才智的反映，也是法律實踐活動內在規律性的表現。它不僅構成了中華法系的重要特徵，還是中國法系的優秀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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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詳細說明中國封建社會的法治正統思想是什麼

儒法之比較及其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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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縱觀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學說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從其影響力來說，儒法兩家是足具影響力的學派。可以說，中國傳統法制乃在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不斷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對當代依法治國和以人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響。

一、儒家思想概說②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二、古代意義之法治③

可以說，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④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

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所以說「禮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

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②

三、現代意義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法治」的含義和今天我們所倡言的「法治」的含義是有很大差別的。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麼什麼是法治？ 法治起源於西方社會，在西人亞里士多德看來，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這一簡約的概括樸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法治要以良法為基礎。為此，他確立了一些立法原則。那麼，什麼是良法呢？尤其是從現代角度審視，我們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樣的呢？ 法自君出不會是良法；行刑重輕，法峻刑嚴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須體現社會全體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會每一成員的理性意願，保障每一成員的人權，它是全社會每一成員共同參與並簽訂的公共契約。人們違反它就是違背了自己的承諾，要承擔「違約責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會之法律本身應是人民共同意願的提煉，而不只是反映某個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則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只是賦予某些人特權。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義、自由和權利， 限制權力，法治亦是這些基本的民主原則的具體體現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礎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場都是率先在西方社會生長並成熟完善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制建設上也引進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進與移植遠不像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改進那麼簡單。被移植的法律的規范制約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於一定的文化基礎，有賴於植入地人文資源是否蘊含法治基因，有賴於植入地植被對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現象同樣適用於人文世界。「法治的現代化並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還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還必須對自己的傳統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和處理。」民主與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徵，是西方價值觀念的載體，那麼，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於中國厚實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承接和轉化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缺乏「法治」的歷史傳統，即在社會秩序和規范中，「法治」始終未佔主導地位，這就必然給中國當代建立「法治」社會秩序帶來困難。

四、借鑒和啟示

雖然今天所倡導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幾乎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認同的。二千多年前他們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具有客觀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於法」是對法的平等適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他們主張公布成文法，法應清晰、簡明，具有統一性和穩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等。①法家思想的這些積極方面都是值得學習和借鑒，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是有利的。

同時我們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壓制議論和專制王權的方式，與民主與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們今天要的法治。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及專制王權，使得人們觀念中缺乏法治的觀念。今天中國提倡依法治國，實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實不在於用法條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質，增強人的法治意識，灌輸自由意識、平等的觀念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如果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質低， 即使有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會因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虛設。所以，「人」仍然是關鍵。在古希臘傳統文化中，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與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憲政體等道德理想聯系在一起的。「法律與人性的關系，法律與權力的關系，也都是從城邦的『善』來闡釋的，從而使法治觀具有一種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為更高層次的理想觀念品格。如果僅僅在法律層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層，不探討法律的價值基礎和價值根源，無以最終確立法治觀。」②權力從屬於法律，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則國家就會喪失其真正的本質和特徵。西塞羅有句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西方人的這些傳統告訴我們，他們的「法治」傳統與我們的「德治」傳統同樣古老而長久。中國人選擇了（這里的選擇並非主觀意志）「德治」為其根本，並影響至今，建立「法治」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選擇了「法治」為其根本，也影響至今。但無論以何為根本，都沒有離開「人」這個根本的價值主體。這實際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因此，提高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法治」素養和「德治」素養，是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最根本的任務，也是我們要達到法治目標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華，去其糟泊，才能為今天的法治建設指引一條寬廣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多弼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作為瑞典人，我必須承認儒家經典著作當中，到現在只有《論語》被翻譯成瑞典文。這是我這一代瑞典漢學家應該填補的空白。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麼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12月09日第八版)

C. 誰說下中世紀西歐封建制度解析

西歐封建制度的形成，經歷過一個演變過程。羅馬時期，奴隸制度曾經達到高度發展。奴隸數量之多，價格之低，在古代世界是空前的。到中世紀，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而在西歐佔有統治地位。從歷史分期來說，我國史學界以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作為世界古代史的結束。而從一種剝削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來說，則有一個逐漸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從歷史上看，一種剝削制度取代另一種剝削制度，新的生產關系總是在舊社會的內部產生的。西歐的封建生產關系也是在羅馬奴隸社會內部萌芽的。西歐封建制度是在羅馬封建因素產生和日耳曼人氏族制度解體的基礎上形成的。

大家知道，還在羅馬時期，封建因素已經存在，這就是隸農制。隸農原指耕種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或移民。後來由於奴隸制的危機不斷加深，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大農庄越來越無利可圖，大土地所有者於是把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小農，奴隸或入境的日耳曼人。這些租種土地的人統稱為隸農。這種剝削方式在共和國末期已經出現，而在以後危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它作為延緩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隸農租種土地，必須按照規定履行義務，如交納一部分收成，在耕種和收獲期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勞役，等等。完成這些義務，隸農就可以使用土地，使用大地產上原有的水源、樹林、草地，還可以在交稅的條件下使用磨坊和壓榨機。

這里需要指出，大土地所有者在分塊出租其土地的同時，往往保留一部分土地，歸其自用；他們在利用其奴隸各自耕種小塊份地的同時，也往往保留一部分奴隸耕種自用地。這部分奴隸與前一種奴隸有所不同，他們由主人統一使用，沒有自己的經濟；而租種土地的奴隸則有自己的小茅屋，雖然他們也像租地小農一樣交租，提供勞役，不過他們的身分仍然是奴隸。這些租種土地的小農和奴隸是大土地所有者自用地的補充勞動人手。

這種現象，表明羅馬大地產的經營方式出現一些變化。它已經不是集中管理的奴隸制大農庄，而是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用，由一塊塊大大小小的田地交錯而成的一種結構。兩部分土地既交錯又相鄰近，便於佃戶履行勞役。這種經濟結構我國或稱之為庄園，或稱之為別庄，它除經營農業生產外，還有作坊生產日常用品，經濟基本可以自給。

這種經濟結構是羅馬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種經營方式。實際上，土地經營情況多種多樣，並非千篇一律。勞動者的身分也有各種差別。羅馬學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養子小普林尼，在給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說他的一處地產上已經沒有奴隸，與它相毗鄰的另一處地產上也沒有。而且，社會上還存在其他形式的租佃關系和僱傭關系，也還有獨立的小農。這種小農靠家庭成員和少數奴隸種地，不過根據估計，隸農越來越處於重要地位。

到了羅馬帝國晚期，由於小農不堪豪強壓迫勒索，已經出現被迫將土地交給有勢力的人，再向他領種土地的情況。這時奴隸和隸農起義，奴隸逃亡頻頻發生奴隸制更是岌岌可危。

日耳曼人長期處在民族社會階段。根據塔西佗的記載，1世紀時，日耳曼人也有一些奴隸，但是這些奴隸並不像羅馬奴隸制盛行時的奴隸那樣從事有組織的勞動，而是分別居住，各有家室；他們耕種土地，只須向主人交納一定數量的穀物和牛等實物，此外並無負擔。日耳曼人經常作戰，軍事首領擁有很多親兵，結成依從關系。親兵分成若乾等級，效忠首領，平時擁護他的地位，戰時保護他的身體；首領供養親兵，並將擄獲的戰利品分給他們。這時日耳曼人已經開始出現階級分化。到滅亡西羅馬帝國時，他們的民族正趨於解體。

日耳曼人擊潰了羅馬奴隸主的政權，克洛維由一個部落首領頓時成為大片土地的統治者。但是日耳曼人為數不多，在高盧人口中所佔比重甚小，其社會發展階段又低於羅馬，過去並沒有一套管理整個國家的行政機構和制度，也缺少這方面的經驗，因此他們在處理日常政務方面，特別是在教會事務方面，大量起用文化程度較高、經驗較豐富的高盧——羅馬人。而高盧的土地，則大量為日耳曼人分享，其中無以國王佔地為多。日耳曼人原有的親兵制，也在新的物質條件下有了新的內容。過去，日耳曼部落首領酬賞親兵的是掠獲的戰利品。現在國王佔有廣大地產就以土地賞賜親兵、部下。雖然長時期內連年征伐，內亂頻仍。出征掠奪仍不失為一個額外財源，但地土畢竟已成為重要財富。親兵們在分得土地的同時，也得到土地上的勞動者，並沿用現有的土地經營方式。封建制度在這種條件下逐漸發展起來。
奴隸勞動這時已經不佔主要地位。但是奴隸並未隨著西羅馬帝國的崩潰而消失凈盡。而且由於日耳曼人連年征戰，掠人為奴，加上天災人禍，生活無著的人賣身為奴，有人因此認為在最初的時候，有的地方奴隸反而有所增加。但這只能看成暫時現象，奴隸制度畢竟已經過時，而且這時候的奴隸與希臘、羅馬奴隸制高峰時期的奴隸處境有所不同。這時農業奴隸大多分有土地，有獨立的的經濟和家室。向主人交租並服勞役，只是他們的負擔比較重。後來，由於破產農民迫不得已向附近的貴族、教會「獻地」，由於采邑制的推行，等等，大土地所有制逐漸發展，封建化的進程加速推進，奴隸逐漸消失，各種類型的依附農民區別不斷縮小，匯合到農奴的行列中去。

為了減輕難度，減少理論概念，九年制義務教材沒有也不必講封建制度的形成過程，而只是說明在封建社會里，封建主「主要依靠剝削農奴為生。」對於初中學生來說，知道封建主和農奴這兩個名詞概念就可以了。教師需要掌握的是，在封建社會里，仍然存在自由農民。雖然他們地位並不穩定，常因破產喪失土地，淪為依附農民，但是並非全部自由農民一概淪為農奴。他們有的私有土地，有的租種土地，身分自由。因此課文提到「主要」二字，是為了更符合事實。

D. 對法的認識

法作為與國家密不可法分的社會 現象，是在一定條件下生產和發展的。那麼，法是怎樣產生的呢？在古代和中世紀流行君權神授、法自神意的觀點。就是說，法起源於神、天或上帝的意志。到了17--18世紀，資產階級法學家認為法起源於人性或人的需要，並斷言人類在進入國家以前的自然狀態中就有法，即「自然法」，而且它是永恆不變的。19世紀出現了「民族精神論」，認為法來自民族的精神或歷史傳統。直到現在，絕大多數西方法學家和人類學家仍然主張國家產生以前就有「原始法」。

人類到了原始社會晚期，原始人「學會靠人類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即學會了經營牧業和農業。特別是由於金屬工具的出現，使生產工具整體上有了較大的改進，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個體勞動成為可能。適應這種生產力向前發展的要求，生產資料公有制逐漸向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勞動產品也逐漸落到個人手中，後來發生的社會分工和交換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私有制的產生。特別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每個人的勞動產品除了維持本人的生存以外，開始有剩餘，於是剝削有了可能，吸收新勞動力變為有利可圖的事情。因此，戰俘不再被殺死，而作為奴隸被保留下來，這就產生了人類社會第一代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主人和奴隸。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個體勞動成為普遍可能的事情，由此引起一夫一妻制個體家庭的確立和子女繼承財產的父權制的產生，並使財富逐漸積累於家庭之中，出現了個體家庭私有制。由於屬於各個家庭的財產差別的不斷擴大，出現了窮人和富人，並且逐漸向兩極分化。特別是隨著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業的出現，貿易的擴大，貨幣和貨幣高利貸以及土地所有權和抵押品的出現，原來屬於氏族內部的自由人，也開始大批淪為債務人，繼而淪奴隸，正如馬克思所說：「同一氏族內部的財產差別把利益一致變為氏族成員之間的對抗」。這樣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地導致奴隸制度。奴隸制的出現，改變了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在奴隸制出現之前，生產和交換是整個社會平等互助的生活基礎，奴隸制出現後，生產和交換則成為少數富人剝削窮人、奴隸主剝削奴隸的物質前提。過去概括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的習慣失去了人們自願遵守的客觀基礎，奴隸制的出現也根本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過去那種原始的平等友愛 關系逐漸由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所取代，過去那種以純粹的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逐漸被以地域與疆界的統屬關系的社會組織所代替。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分離打破了人們過去那種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的生活秩序。處於不同經濟地位的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處於日益尖銳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
在新的社會關系面前，社會自身再也無力解決這種對立的沖突了。為了 不使社會和相互沖突階級在殘酷的斗爭中同歸於盡，於是就需有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把這種階級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由此產生了由特殊的公共權力強制確立社會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的必要。適應這樣的社會結構和歷史條件，新的社會組織、權威系統和新的行為模式應運而生。這種新的社會組織、權威系統和行為模式就是國家和法。由此可見，法的產生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法的產生是同階級和國家的出現分不開的。否定法產生的必然性以及法與階級和國家必然聯系的觀點是不符合這一基本事實和客觀規律的。與國家和法產生的同時，系統的道德規范、宗教規范產生了。

我國歷史悠久，擁有豐富的法律文化遺產。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學研究就很興盛，並有專門的法學著作問世。其後歷代都有豐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本世紀，法學始終被包圍在封建主義的哲學、倫理學、政治學之中，獨立的法學更是無從談起。
從發展階段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法學的歷史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夏、商、西周時期，春秋戰國時期，西漢至清代中期、清末至中華民國。
春秋戰國的幾百年是中國法學興起和大發展的時期。當時各種學說、學派層出不窮，構成了百花競放的繁榮景象。儒、法、墨、道四家都為法學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貢獻，其中法家的貢獻尤為突出。儒家人性善的哲學出發，強調聖人、賢人、聖君、賢相個人的統治力量，重視道德禮教的作用，主張禮主刑輔，綜合為治，並對這些觀點進行了哲學論證。墨家從天意乃法的根源法律觀出發，主張以天為法，循法而行，他們還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信念，主張在經濟上重視生產、節約、利民，在刑罰上「賞當賢，罰當暴，不殺無辜，不失有罪」道家從「小國寡民」的理想國設想出發，反對制定各種禮法制度，主張一切順乎自然，「無為而治」，甚至斷言「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是中國法律虛無主義思想的先河。法家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政治活動家。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總結了歷史上的現實的治國經驗，把法治推崇為立國和治國之本，明確提出「援法而治」、「以法治國」等主張，並發動了一系列旨在實現法治的政治改革和變法。在主張和實行法治的過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發表了許多頗有見地的新思想，法家學說曾經成為「顯學」。法家的思想和主張對中國封建法學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曾經是一個巨大推動。其推動作用不亞於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在資本主義法律制度取代封建法律制度中的劃時代的作用。
經過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國古代法學非常昌盛。但是，這種局面隨著秦朝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出現而終止。從漢代起，在法學領域出現了通常所說的「律學」，即根據儒學原則對以律為主的成文法進行講習、注釋的法學。三國魏明帝時曾設律博士，專門傳授律學，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法學昌明的景象。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律學是正統的法學，是法學的代表。但不是唯一的法學，除律學之外，還有各種風格不同的法學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不同的法律思想。特別是明末以後進步的法律思想和法學研究對律學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剝削階級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也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主義法學和國民黨的反動法學，取而代之的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從此，中國法學走向了科學的道路。

到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出現，法學領域才發生了根本變化。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實踐中產生和發展，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制建設中不斷豐富和更新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最科學、最有活力的法學。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開創了法學的新紀元。列寧的社會主義法制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和法律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寶庫。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理論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學。
通過對法理學的學習，使我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了法的沿革和演變，特別是對法的起源、法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我國法學歷史及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產生和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今天我們來研究法、學習法的知識，對於我們在今後的工作、生活等方面極為重要，對於我們今後如何掌握好法、運用好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E.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基本特點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基本特點
1,皇權至上,法自君出
2,以經斷獄,禮法融合 西周——春秋戰國——漢——隋唐 3,"三綱"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則
4,大德而小刑,德主刑輔

F. 中國原有的封建法學體系具體指那些

中華法系，建議樓主看看法制史

G. 中國法學歷史發展

中國法制史 第一編 中國法律的歷史發展 一、初創時期的中國法律（習慣法的成文化） 夏、商、西周時期是中國法律的初創時期。初創時期法律的突出特點就是，以習慣法為基本形態，法律不公開。 (一) 夏 夏代以天命神權的觀念作為立法、司法活動的指導思想，法律淵源包括習慣法、制定法和誓(軍隊的命令)等。 (二) 商 商代繼續秉承神權法思想。在繼承夏代法制經驗的基礎上，商代在罪名、刑罰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三) 西周 西周在中國法律的初創時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西周法制的內容與形式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法制指導思想；進行了大規模的立法活動；確立了「刑罰世輕世重」、「明德慎罰」、矜老恤幼等刑事政策與原則。 二、發展期的中國法律 從春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的發展時期。發展時期的中國法律的突出特點就是封建法律逐步實現儒家化。 (一)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林立」「百家爭鳴」。尤其是儒家、法家，他們在圍繞著「禮」、「法」問題所展開的爭辯過程中，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法律新見解，大大豐富了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古代法學。春秋時期最大的立法成就——各國陸續制定並公布了成文法，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又對舊法律制度進行了系統的變革，陸續出台了一批新的成文法。以李悝制定的《法經》為時最早，成就也最高，集中代表了當時的立法水平。無論是律典體例、篇章結構，還是在立法宗旨、內容實質等各個方面，《法經》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後世兩千多年的各代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作為中國古代成文法典的源頭，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 (二) 秦 秦朝把法家的思想推到了極端。秦代法律的形式繁多，內容豐富，涉及的范圍包羅萬象，刑罰也十分殘酷，其所反映的法治水平是當時世界所罕見的。 秦律的風格與時代特徵 （1）以保衛封建經濟基礎以及相應的專制主義中央

H. 闡述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歷史地位，並結合現代社

一、主要內容與歷史地位

（一）法自君出
既皇權至上的封建立法的基本原則。
法律賦予君主「順天行誅」，皇帝一言而天下法，君為「三尺法」的最高主宰。「詔」「令」「敕」「格」「式」「例」皆由「欽定」，君主對法律可更、可補、可締(」罪加一等「「大赦天下」「功過相抵」.....)，而法律對於侵犯皇權的任何言行，都被視為是違反「天常」的第一重罪。
這種思想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繼承。
（二）禮律結合
禮治與法治相融合。
「法治」主體是君主專制官僚政體（春秋戰國以來），講究」以力治人「、以」成文法「治人。 禮治則以家族宗法行為規范及倫理觀念為主體，講究」以德服人「，以「判例法」治人。兩者會產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統治方針矛盾與執行策略矛盾，但「禮治」「法治」皆為自然經濟與宗法社會的產物，儒家從維護宗法社會到維護封建自然經濟，法家則從維護封建自然經濟到維護宗法社會，兩者以「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達成分工各異而目的相同的絕妙統一。（例：《唐律》「十惡」：維護宗法家族秩序與維護集權專制政體共占」九惡「，且平均分配，僅」一惡「為民）。這種二元的法律價值觀使人不僅成為人，還須履行家族宗法和國家賦予的雙重義務，而封建法官卻不得不在禮法和國法之間尋求平衡。這種混合法不僅構成了封建法系的重要特徵，還是體現了中華法系的優越性。
（三）三綱為本，法有差等
三綱是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及精神支柱，是封建法律的基本組成部分，是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則。
三綱要求確立並遵循的貴賤、親疏、尊卑、上下、長幼的嚴格等級次序，並被認作關系「王道」得失的不可逆的社會關系基礎。（《白虎通義·禮義》：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焉」。）
在獄訟中，家族法規被視為國家法律的一部分，而等級關系則成為首要考慮要素。首要保障皇權神聖不可侵犯。其次，一方面嚴懲罪犯，另一方面賦予「尊者」法律特權，強調 「嚴君臣之分，明尊卑之序」，或 「正父子之倫，定男女之別」，維護封建特權，造成法律不平等。
（四）德主刑輔，先教後刑
這是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德刑關系原則。
孔子到董仲舒都強調道德教化而後重視刑罰，主張以德服人，先教後刑，同時強調 「德政」。
（五）應經合義 原心定罪
據儒家經義解釋律法。僅是對於立法和法律注釋的要求，也是對於司法實踐的要求。同時要求在法律規定之外，引據儒家經義決獄。重點審判犯罪者動機是否合乎儒家道德，如不合必須嚴懲；如合乎，雖犯法亦可從輕論處。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影響了漢武帝以後整個封建時代的法律理論及實踐指導核心 , 對封建社會的立法和司法活動起著支配作用。

二、對現代社會的消極影響
（一）影響公民的民主精神覺醒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人治、特權、尊卑及懼法厭訟等觀念仍然具有強勁的歷史慣性，以各種途徑和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續。平等、自由的觀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難以接受，權大於法的特權意識根深蒂固。
（二）影響個體利益的社會重視及保障
構架於儒家哲學基礎之上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注重以道德教化平息紛爭。為了息事寧人，往往忽視是非曲直。過分強調秩序與穩定，必然妨礙自由、平等及個體利益的保障。對現代中國人文仍有著持續的影響，個體利益的式微至今改觀不大，在應該出現公民意識的地方，法律對個體的保障任重道遠。
（三）影響現代法律、法制及法學思維邏輯。
現代法治與傳統法治思維方式交織扭曲。經學思維模式仍在影響現代法學、法制與法治。壓抑了中國法學的繁榮發展（缺乏思想創新，缺乏學術流派，缺乏學術個性）。派生性思維大於創造性思維。人情先於法律的觀念至今仍無法克服(「人情案」、「關系案」、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等)。

三、積極影響
（一）讓中國優秀傳統價值觀傳承至今
「德主刑輔、明德慎罰」，提醒國家」以德治」，法德並用，講究人情更講究倫理道德，以道德規范及約束自己，是現代社會的一大進步
（二）讓現代法律更加人性化
現行立法借鑒了「人倫思想」的合理成分，維護家庭和睦及穩定成為人們的一項基本的道德義務。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對社會倫理道德的重視，對遵循公序良俗的考量，可以讓法律更加人性化
（三）對現代法治建設具有指導意義
我國的社會轉型充斥各種利益矛盾與沖突，大量犯罪現象時有發生。面對犯罪率不斷上升的社會現象，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目的——「防患於未然」，儒家文化的「以史為鑒」，都在提醒及指導現代社會應加強道德教育，減少法律實施的壓力和困難。
（四）讓中國社會治理更趨穩定
中國傳統道德（相當一部分）至今仍作為上層建築的核心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設），對規范國人行為，維護穩定有著積極的作用。
1、「明德慎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人定國、抑制暴政、撫恤於民的作用。
2、「禮法合治」：強調犯罪綜合治理，既將犯罪預防與犯罪控制統為一體。通過發展經濟、教化改造等一系列措施來預防犯罪。

問題過於龐大，未盡之處，可共探討之

I. 西方法學的西歐封建社會的法學

與中國封建社會的法不同，呈現出極為分散的狀態。在西歐大陸長達幾百年以至一千多年間，除羅馬法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日耳曼法、教會法、地方法（封建法）、城市法、商法以及國王的口令等，錯綜復雜地相互並存、結合或競爭，因而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法律學說。
由於羅馬天主教會在政治、經濟上佔有很大勢力，在思想領域中，基督教的神學居於壟斷地位。象哲學、政治學一樣，法學也成了神學的附庸，以教義代替法律。經院主義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提出了當時最系統的神學法律思想，把所謂上帝的意志奉為最高的永恆法，即使是高於實在法的自然法也被認為是從屬於永恆法。
從中世紀中期開始，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出現和成長，同時出現了以恢復和研究羅馬法為核心的新的法學，即自12至16世紀相繼出現的義大利的前期和後期注釋法學派和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這三派法學雖各有特點且相互對立，但通過它們，使羅馬法在西歐大陸廣為傳播，從而為資本主義法律的出現和法律的統一化創造了有利條件。那時研究羅馬法的法學家又一次形成了一個職業法學家集團。他們是代表市民等級，與僧侶法學家相對立的世俗法學家。這種新的法學家與近代大學的出現也是不可分的。前後期注釋法學派以12世紀初創立的、歐洲第一所大學，即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為基地，這所學校最初就是傳授羅馬法的。
與西歐大陸不同，英國中世紀的法基本上是在羅馬法之外獨立地發展起來的，英國中世紀法學主要是研究英國的普通法，從大量的判例來闡述公民的權利、商品交換和其他的法律問題，但也吸收了若干羅馬法的原則，以補充和豐富英國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