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的立法實踐看

1. 中國的立法模式

憲政視野下的中國立法模式變遷—從「變個性立法」走向「自治性立法」

主要提專要：
立法作為一種發現和創制規則屬的活動，按照其價值衡量的不同，可分為以適合性價值為核心的「變革性立法」模式，和以安定性價值為基礎的「自治性立法」模式。考察建國後50多年（尤其是80年代後）的立法實踐，我國基本遵循著「變革性立法」的模式，此乃特有國情下的合理選擇。但步入21世紀後，隨著各方面情勢的變化，「變革性立法」的適應性功效呈現遞衰的趨勢，且其帶來的混亂、風險等負效應日趨明顯，因此我國當下應在立法模式上進行果斷的調整，及逐步縮小和限制「變革性立法」的范圍，並向「自治性立法」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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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的立法程序的缺陷是什麼

(一)關於地方立法規劃的編制過程

1審批立法規劃的主體不規范。立法規劃的編制權是一種准立法權，因而應該由享有立法權的機關來行使。但是在地方立法實踐中，立法規劃往往是由主任會議研究確定，而主任會議依照法律規定並不享有立法權。這樣編制出來的規劃，由於沒有經過常委會會議審議，民主性和科學性往往顯得不夠，執行過程中也難免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

2提出立法項目時缺乏充分的調研、論證。有關專門委員會或工作機構在決定立法項目的去留時，主要是依據人大常委會或者人大專門委員會在立法前期所作的立法調研，以及對該立法項目的基本政策、主要內容和相關措施的決斷。但「立法調研的過程和結論,尤其是調研中有關公共政策的交涉、公共措施的協商等直接掣肘立法走向的關鍵活動,均無任何程序規則加以規范」。[5]

（二）關於法規案的提出起草過程

就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而言，享有法規提案權的主體是比較廣泛的，但是從各地多年來的立法實踐看，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幾乎都是由政府和主任會議提出議案，而依法享有立法提案權的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幾乎沒有行使這項權力。在立法的起草過程中，又存在著以下主要問題：

1起草渠道單一，法規案的行政色彩濃厚。目前，大多數法規由政府有關部門起草。政府部門起草法規，有一定的有利條件，比較了解實際情況，熟悉有關業務，經費也有保障；但也有很大弊端，部門起草往往將本部門狹隘的執法目的和利益作為起草工作的指導思想,使立法機關在起草階段陷於被動,導致部門利益膨脹,損害了立法利益的整體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立法為執法目的服務這種傳統觀念的「殘余」。[6]這種起草方式使法規草案程度不同地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

2沒有做好協調工作。「利益作為客觀范疇，對法起著決定性作用。」[7]（p86）利益協調工作是地方立法的關鍵。一部法規草案，其內容往往涉及到兩個以上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許可權。例如，已經提交到人大的法規草案，在究竟如何劃分部門之間職責許可權的問題上，有關部門常常是互不相讓，便足以說明這一點。協調工作做不好，勢必影響法規草案的及時審議和正常修改，影響立法的進度，影響法規的質量。

（三）關於法規案的審議過程

1常委會的審議程序不合理、不規范、影響審議質量。一方面，對最高審次沒有限制，對上一次審議與下一次審議之間的時間間隔沒有要求。這樣做帶來的問題是，要麼三番五次審議，要麼匆匆忙忙審議，嚴重影響了立法的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面，會議議程安排不盡合理。每次會議安排審議的法規草案過多，而會期又較短，平均審議時間太少，影響審議質量。

2審議過程中，公民參與地方立法的機制欠缺。這主要表現在公民旁聽程序不健全。旁聽應該是不受身份地位影響的、普遍的、平等的旁聽。除被剝奪政治權利、嚴重精神障礙者等特殊情況，所有的公民都應有權旁聽。有的地方明確規定一般只限於邀請工會、婦聯、共青團等人民團體和群眾組織的有關負責人或者代表旁聽。這樣，公民旁聽被立法機關當成了花瓶，形同擺設，從而導致公民權利的旁落。立法機關設置旁聽的門檻太高、條件苛刻、手續繁瑣，嚴重挫傷了公民的旁聽積極性。

（四）關於法規案的表決公布過程

1現行的表決法規案的辦法是整體表決，即代表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對整個法規草案表示贊成、反對或棄權。從某種意上講，這種表決辦法不能充分反映組成人員的意願。例如，代表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對法規草案總體上感到比較滿意，但對其中的個別條款持反對態度，這時如果採用整體表決的辦法，那麼無論其投贊成票、反對票還是棄權票，都不完全符合意願。

2沒有處理好法規公布日期與法規生效時間之間的關系。公布是立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程序。「要使法廣為人知並發揮其作用，必須將法公之於眾，以便國家機關、公職人員和公民都能了解、執行和遵守法，從而實現立法的目的。」 [8]（p323）通常的做法是，在發布法規的公告中規定：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實際上，法規一經公布，立即開始施行，執法部門及利害關系人都未做好必要的准備，不盡合理。完善地方立法程序的對策

（一）完善地方立法規劃的編製程序

1審批立法規劃的主體要規范化。立法規劃應當由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先由法制委員會或立法工作機構將立法規劃草案報請主任會議研究，待其原則同意後，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在常委會會議召開前，應將規劃草案及有關說明材料提前送達常委會組成人員，以便他們為審議規劃草案早做准備，保證審議的質量。在審議過程中，分歧不大的，可經一次審議即行表決；分歧比較大的，可安排下次會議再行審議，待分歧減少後再行表決。

2要加強調查研究，使立法規劃更加符合客觀實際。編制立法規劃，就是要對復雜的社會關系進行疏理、分析、研究，將需要用法規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現狀搞清楚，「根據本地區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提出立法項目」[9](p110)，並且對今後一段時期立法工作作出比較科學的安排。

（二）建立健全法規案提出制度，完善地方性法規的起草程序

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作為法定的立法提案主體，實際上很少行使立法提案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法規案的提出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在閉會期間如何提出法規案，法規案提出以後如何處理，由什麼樣的機構處理，應有明確的規定，因此，要保證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行使好法案提請權。

1拓寬法規案的起草渠道，重視發揮專家、學者在起草工作的作用。拓寬法規案的起草渠道，就是要打破由政府主導法規起草權的局面，改變法規案由政府起草的單一局面。多年來，絕大多數法規都是由政府部門來起草，較少注意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中的作用。實際上，對涉及改革開放相市場經濟建設的全局性的或難度較大的法規起草，尤其需要專家、學者的參與。要在日常的法規起草工作中，要經常組織召開有關專家和學者參加多層次的座談會、論證會、研討會，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一些涉及改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難點問題進行分析、論證。

2搞好法規案協調工作，促進起草工作順利進行。凡法規案的內容涉及兩個以上執法部門管理許可權，不能確定其中的一個主管部門為法規起草主管單位時，在正式提交常委會會議前，必須召開由相關執法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以便各部門能夠取得統一意見。同時要開好協調會，在協調工作中要充分發揚民主。

（三）完善地方性法規的審議程序，健全立法的民主、科學、效率機制

1要採取統一與分散相結合的地方立法工作體制。 統一與分散相結合的立法工作體制，是指在審議法規過程中，在法規議案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前和提交常委會審議後初審階段的工作任務由相關的專門委員會或工作機構承擔，法制委員會或者專門的立法—機構視情況參與，而初審以後直到通過這一階段的具體工作任務由法制委員會或專門的立法工作機構承擔，其他專門委員會和工作機構予以配合、協助的體制。[10]（p242）這種體制，既發揮了有關專門委員會精通業務、熟悉本單位工作的長處，又充分發揮了法制委員會的立法專長，有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

2 完善公民在地方立法中的參與機制。簡化公民旁聽的具體手續，提高公民參加旁聽的積極性。權力機關應當在會前運用新聞媒體等手段對公民旁聽制度進行宣傳，公告開會審議法規案的時間、地點、法規案的具體內容和允許旁聽的人數，如公眾可以在會議廳前憑身份證或介紹信排隊領取旁聽票等。並對旁聽過程進行電視轉播，采訪參加旁聽的公民，讓他們向社會表達自己參加旁聽的真實感受。對於公民在旁聽會議時提出的合理化意見和建議，應當盡量吸納或者予以反饋，使公眾真切感受到旁聽制度的實施，不搞形式，走過場。

（四）完善法規表決公布程序，確保法規有效實施

1在我國立法活動中，現行的表決法規草案的辦法是整體表決，對法規草案全文一次性的表決，雖然簡便易行。但是，從我國法制建設發展的總趨勢看，地方性法規議案的表決，將會從一次性的籠統表決，逐步過渡到按需要分章、節、甚至條、款表決。在我國今後的立法中，對一些內容豐富，條文之間內容跨度大的法律、法規，或者對個別條款有較大分歧的情況下，也可以按章、節、條、款進行表決，或者就有分歧的條款進行表決。

2改變法規「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做法，使公布時間與生效時間相分離。為了不影響法規的及時生效和正常實施，在法規公布的問題上，應當對公布時間、公布方式以及與公布時間相關聯的生效時間進行改革、加以規范。今後應當採用確定具體的生效日期來代替以往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這樣便可以為法規的有效實施做好必要的准備。同時，要採取盡可能讓公眾知曉的方式發布法規。應當在立法機關的公報和本行政區域內的各級黨報上刊登，同時還應通過本行政區域內各級電視台、廣播電台播放以及通過互連網加以宣傳。

3. 我國發不正當競爭法採用的立法模式是什麼

我國支持合並立法和分別立法模式。

從我國競爭立法的過程來看，最初起草的思路是合並立法模式，但是由於在反壟斷條款方面爭議太大、無法統一，而於1993年先行出台了主要是為了解決市場競爭無序問題、解決微觀競爭秩序問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至於涉及宏觀競爭秩序的反壟斷條款，大多被拿掉，僅保留了現實中亟待規范的若干限制競爭行為，有關反壟斷法的原則性規定及企業合並控制、卡特爾控制等基本制度未有涉及。由此來看，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一部主要調整不正當競爭行為、兼及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可以稱之為綜合的或混合的立法模式。至於反壟斷問題，按照當時有關人士的看法，應「單獨研究完善，爭取在三四年中也能立法」。[2此後，反壟斷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有關國家機關一直在進行起草、論證工作。顯然，從近期的立法實踐來看，我國選擇了分別立法的競爭立法模式。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現實、合理的選擇。

4. 結合我國勞動立法實踐,闡述我國勞動法淵源(本題中"勞動法"是廣義的勞動法)

勞動法的淵源主要有：
1.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勞動法的立法依據。憲法中的作為勞動法所依據的原則和規定，如關於所有權的規定、關於民事主體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等，既是勞動法的立法依據，也是調整勞動法關系的法律規范。
2.勞動法 1994年7月5日由第八屆金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並於1995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是勞動法這個法律部門中的基本法,是勞動法主要的、基本的表現形式。
3.其他法律 包括金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並頒布、專門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金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其中就規定了許多關於企業勞動者和企業工會以及職代會的權利和義務等內容。
4.行政法規 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如《失業保險條例》和《社會倮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等。
5.地方性法規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及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
6.規章規章 包括國務院的部門行政規章和地方性行政規章兩種。部門行政規章是國務院勞動行政部門及其他有關部門在本部門許可權內制定的規范性勞動文仵,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社會保險登記管理暫行辦法》等。地方性規章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制定的普遍適用於本地區勞動行政管理工作的規范性文件。
7.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中對於如何正確適用勞動法律規范所作的解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和第五屆金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第二條的規定,凡屬於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對勞動法律作出的司法解釋,是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解釋,對金國的勞動爭議案件審判工作具有指導意義,是金國各級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對勞動法律規范的解釋,也是勞動法淵源的組成部分。
8.我國政府批准生效的國際勞動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公約,須經成員國批准後方可在成員國內付諸實施,發生法律效力。我國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凡經我國政府批準的國際勞工公約在我國就具有法律效力,成為我國勞動法的組成部分,因而也是我國勞動法的表現形式之一。如:1987年9月,我國批准了《1983年(殘疾人)職業康復和就業公約》(即「159號公約」,1983年6月20日國際勞工組織第69屆大會通過)。

5. 簡述我國的立法原則

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鼓勵做什麼、允許做什麼、應當做什麼、禁止做什麼，保護什麼、懲罰什麼，令行禁止，全社會都要一體遵照執行。

要把立法的杠杠劃得准，既很重要，又不容易，是很嚴肅的事情。嚴肅立法是嚴肅執法的前提。

搞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關鍵在於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

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

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

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

(5)從我國的立法實踐看擴展閱讀：

我國的立法體制

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又很不平衡。與這一國情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了使我們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的需要，在實踐中能行得通；

憲法和立法法根據憲法確定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確立了我國的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1、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2、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3、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

4、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還可以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5、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還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6、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這種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又是怎樣體現和保證法制統一的呢？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明確不同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不得同法律相抵觸。

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規相抵觸。另一方面，實行立法監督制度。

行政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地方性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規章要向國務院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規章。

6. 對我國目前立法現狀的一些觀點，看法

自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是建立了不少法律法規的，這樣從一方面可以表明我專我依法治國的方針，同時這些屬法律可以更加有效地保護人們的利益！
但是，雖然我國建立了不少法律但是很多立法建立就等於無建立！現今社會更加不能夠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些有權有勢的人面前就等於是無得！現今的社會我個人覺得更加是想人治社會！
還有現今的中國不是無足夠的法律法規同相關制度，是相關的執法人員不能夠按照相關法律去做事，在很多事情上到不能夠做到工平執法！還有不少人員被利益所誘惑！所以中國現今不是法律是執法不嚴！

7. 立法程序的中國立法

1） 立法機關
我國《憲法》第58條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構，在人大閉會期間行使國家權力。具體地說，它有權解釋憲法、法律並監督其實施；有權制定和修改應由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法律；有權對人大制定的法律加以補充和修改，但不得違背其基本原則和精神。一般地說，基本法律，如刑法、民法等的制定權都應由全國人大行使。全國人大常委會音向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全國人大有權否決全國人大常委的不適當的立法和決定。
2） 立法范圍
從原則上講，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是沒有邊界的，但在立法實踐中，國家也將某些事項交給政府制定行政法規。根據2000年3月15日通過7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下列事項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1）國家主權事項；（2）國家機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3）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4）犯罪和刑法；（5）涉及公民權利自由的事項；（6）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7）民事基本制度；（8）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9）訴訟和仲裁製度；（10）必須由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從實踐來看，「必須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大體包括：（1）有關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及其利益的事項，如《行政訴訟法》等；（2）有關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制度方面的事項，如《兵役法》等；（3）有關國家資源開發、利用、保護等事項；（4）凡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認為應該由它立法加以調整的事項。我國《立法法》同時還規定，上述第8項涉及經濟基本制度方面的「部分事項」，全國人大可專門授權國務院「根據實際需要」、「先制定行政法規」，但不得涉及「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
3）立法程序
（1）提案。全國人大主席團、常委會、各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各代表團或30名以上代表，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議案；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屬於自己職責范圍內事項的議案。
（2）審議。代表團或30名以上代表聯名提出的議案是否列入議程，由大會主席團決定，或者先交有關委員會審議後再根據審查意見決定是否列入議程。由人大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其他中央國家機關提出的議案，由主席團決定交各代表團審議，或交有關專門委員會審議後提出報告，再由主席團決定交大會表決。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或先交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決定是否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經法定程序審議後決定提交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法案，應當在會議舉行前一個月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必須由人大常委會或提案人向人大全體會議作說明。在各代表團審議過程中，提案人應派人聽取意見，回答詢問；有關組織和機關應當根據代表的要求介紹情況。
（3） 通過。全國人大審議的議案，凡未在審議過程被提案人撤回或經主席團決定停止審議的，都要進行表決，「由全體代表過半數通過」，憲法和憲法修正案須經全體代表2/3贊成方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議案，由它的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4）公布。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案，皆以國家主席令形式公布，並同時宣布生效時間。 （1） 行政立法體制。根據我國《憲法》、《立法法》和《國家機關組織法》的有關規定，我國的國務院，國務院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省會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經濟特區的政府，都可根據其職責范圍制定行政法律規范，發布決定和命令。這就是我國多層次、分等有序、嚴密統一的行政立法體制。
（2） 國務院及所屬部門行政立法的范圍。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可以就下列事項制定行政法規：①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②憲法第89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職權的事項；③全國人大授權的事項。憲法規定的國務院的職權，范圍明確的有17項，外加沒有邊際的「其他」事項，因此說，除了前述應當由國家立法調整的所有事項，都可以由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予以規范。簡單地說，國務院的行政立法包括執行性立法、職權性立法和授權立法。
（1） 行政立法程序。行政立法程序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制定、修改、廢止行政法律規范的秩序和步驟。不象國家立法程序那麼復雜，比較簡便靈活。根據《立法法》第57—— 62條的規定，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應當遵循如下程序（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程序，由國務院規定）：
①規劃、立項和起草。國務院法制機構應在綜合各部門意見的基礎上編制具有指導性的年度計劃、五年規劃乃至十年規劃報國務院批准執行。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為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應當向國務院報請立項。
《立法法》第57條規定：「行政法規由國務院組織起草」。相應的，國務院部門規章也應由部門組織起草。「組織起草」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
②論證和聽證。「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這是強制性的，必須遵循。
③審查和修改。根據《立法法》第59條的規定：「行政法規起草工作完成後，起草單位應當將草案及其說明，各方面對草案主要問題的不同意見和其他有關資料送國務院法制機構進行審查。」（審查內容見教材）
④審議和通過。行政法規起草、審議之後，就進入正式會議審議的階段，由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全體會議審議決定。部門規章應當經部務會議或者委員會會議決定。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制定不同於一般的行政決策，不是由首長個人說了算，而應當以少數服從多數決定。
⑤簽署和公布。行政法規審議通過後要「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布」，並應「及時在國務院公報和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刊上刊登」。部門規章由部門首長簽署命令予以公布，並及時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報和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刊上刊登。
⑥備案和接受審查。根據《立法法》的規定，除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其他所有的法規、條例和規章都「應當在公布後的30日內」報送有關機構備案。行政法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並接受審查，如果不適當可以撤銷；部門規章的撤銷由國務院審議決定。 根據憲法和有關組織法的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省會市、自治區首府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執行國家、上級法律法規的需要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並報全國和上級人大常委會備案。相應級別的國家行政機關也可以根據執行法律、法規和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地方性法規的需要制定行政規章和補充性、執行性規則或實施細則，並報國務院和上級行政機關批准或備案。
不同級別的民族自治地區，還依法享有與其行政級別相當的自治立法權。
特別行政區在不違背全國人大為之制定的基本法的前提下，享有完全自主的立法權。 第一， 我國立法機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第二， 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與其常設機構分享立法權，既保證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又能保證經常性的立法活動順利進行。
第三， 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法律的解釋權和執行法律的監督權使法律的解釋和適用與立法的本意保持一致。
第四， 國家立法、行政立法、地方立法、民族自治立法和特別行政區自主立法有機結合，構成了完備的立法體系。

8. 我國立法和司法解釋在適用沖突規范制度方面分別做了怎樣的規定

一、識別：

（1） 有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46條是一條關於侵權行為的識別規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第9條、第11條、第76條、第92條、第117條、第127條和第145條，分別涉及處理識別沖突的總原則以及對動產與不動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和無人繼承財產的識別。

（2） 完善：總的來說，我國原有國際私法對於識別問題是很不重視的。這很容易在實踐中造成識別的困難及其解決方法的不合理。為此，我國國際私法學界在致力於國際私法立法的法典化過程中，應更重視完善與識別有關的規定。首先，在制定一國的國際私法之前要廣泛借鑒國內外學者從事比較法研究的成果，分析各國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設想可能會發生識別沖突的情形，合理地制定沖突規范。其次，在國際私法中就識別的總原則加以規定，以指導法官根據具體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權，公平合理地處理個別案件中的識別沖突問題。最後，對於某些具體問題，也可以對其准據法的適用范圍作具體的規定，以避免在這些問題上發生額外的，不必要的識別。

二、反致：

（1） 有關規定：從我國的立法上看，目前大陸地區的《民法通則》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有關《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對反致問題沒有作出明文規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中(現已廢止)，表明了我國在決定涉外合同的法律適用方面不採用反致。同時在司法實踐中也並無關於反致的案例。而在港,澳,台地區,在法律適用上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反致。在合同領域，我國的司法實踐對反致的態度保持了連續性。如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像各高級人民法院下發了《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其中的第48條：「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及地區的實體法規范，不包括沖突規范和程序法規范」；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的涉外商事合同應適用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及地區的實體法規范，不包括沖突規范和程序法規范」。 最高法院關於《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第178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外民事關系的案件時，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的規定來確定應適用的實體法。」表明中國在司法實踐當中不接受反致。

（2） 完善：我國既然規定不接受反致，自有其合理之處：規定適用外國法是認為外國法與該民事關系聯系更密切；符合自己國家的主權；如果都採用反致不可能取得判決結果的一致；避免陷入不可解脫的循環。本人比較傾向於在國內立法上有限制的接受反致，因為反致在不損害本國主權的同時,可以擴大國內法的適用,實現內國實體法所體現的政策。採用反致可以增加法律選擇的靈活性，使各法域類推適用各自的國際私法。所以，反致制度符合解決我國區際法律沖突的需要。不可否認，反致也存在著弊端，如實踐中的「惡性循環」等。如果對其全面接受，也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通過適用范圍和種類上進行有限制的接受，發揮反致的優勢，作到更好的維護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先決問題：

（1） 相關規定：無

（2） 建立完善：關於先決問題的解決方法，我個人比較贊同武漢大學肖永平教授的觀點，即依主要問題所屬國的沖突規則和依照法院地國的沖突規則來解決。及其兩種較新的觀點：其一是莫里斯提出的個案識別說，認為解決先決問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原則（overall general rules），應當根據個案中的不同情況，看先決問題是與法院地法還是與主要問題准據法的關系更為密切，然後才能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其二是適用主要問題准據法所屬國的法律處理先決問題。

四、法律規避：

（1） 相關規定：我國目前尚無有關法律規避的立法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規定：「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不過，該條規定中的「法律規范」的外延並不明確，也就是說這里所指的「法律規范」是否包括中國所有層次的立法，還是只包括一定層次的立法，需要加以進一步解釋。對此，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規定：「當事人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或禁止性法規定的，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人民法院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2） 完善：個人認為，關於法律規避問題，只要當事人規避的法律是本應適用的強行法或禁止性規定，則不論其是實體法還是沖突法，也不論其是內國法還是外國法，都可以構成法律規避。涉外民商事案件當事人凡屬規避我國法律的行為一律無效。而對規避外國法的行為，原則上不作審查，視為有效。但下列情況例外：（1）我國與當事人本國簽定或者共同參加了有關國際私法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人民法院對其是否規避其他締約國法或有關外國法進行審查；（2）若當事人規避某外國法後而得以適用的法的規定與本國的公共秩序政策相抵觸，則可藉助公共秩序保留加以排除適用。因此，我認為我國可以從這個方向上考慮進行立法。

五、外國法內容查明：

（1） 相關規定：我國人民法院在審理國際民商事案件時遵循「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當依據我國沖突規范的指定，應當適用的法律為外國法時，人民法院有責任查明外國法的內容，當事人也有舉證的責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3條的規定，對於應當適用的外國法律，可通過下列途徑查明：(1)由當事人提供；(2)由與我國訂立司法協助協定的締約對方的中央機關提供；(3)由我國駐該國使領館提供；(4)由該國駐我國使領館提供；(5)由中外法律專家提供。1988年2月8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蘭西共和國關於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8條也規定：有關締約一方的法律、法規、習慣法和司法實踐的證明，可以由本國的外交或領事代表機關或者其他有資格的機關或個人以出具證明書的方式提交給締約另一方法院。我國在實踐中主張，通過各種途徑仍不能查明外國法時，人民法院應適用中國的法律代替外國法。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對外國法的查明作了3條規定，即第51、52、53條的規定。我國1991年民事訴訟法規定，民事案件實行兩審終審制，無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區別。根據「有錯必糾」的原則，對我國法院在審理國際民商事案件時發生的適用外國法的錯誤。無論是適用內國沖突規范的錯誤，還是適用外國法本身的錯誤，當事人均可對之提起上訴，要求加以糾正。

（2） 完善：我國對於外國法查明制度的規定還很不完善,目前僅在少數司法解釋中對其做出了規定,相關立法仍存在空白。由於立法缺失,司法實踐中各法院的做法不盡相同,較為混亂。而且,由於我國外國法查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往往以無法查明外國法為由,進而排除准據法的適用。面對這一狀況，除了盡快完善外國法查明的立法外，我們認為還應在審判實務中積極予以應對：首先，各地、各級法院應提高對查明外國法重要性的認識，切實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正確查明外國法、適用外國法，克服「歸鄉情結」；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應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示、批復等形式指導各級法院在查明外國法過程中進行規范的運作，發揮監督和指導作用，努力克服司法實踐中的不規范的局面。

六、公共秩序保留：

（1） 相關規定：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早可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可見於1950年11月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員會在《關於中國人與外僑，外僑與外僑婚姻問題的意見》中指出，中國人與外僑，外僑與外僑在中國結婚或離婚，不僅適用中國的婚姻法，而且宜於適當限度內照顧當事人本國的婚姻法，但「適用當事人的本國的婚姻法以不違背我國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為限度。」上述行文中明確使用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基本政策」的措辭，應該認為是關於公共秩序保留條款的規定。198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4條規定：「訂立合同，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不得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該法第9條第1款又進而強調：「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我國有學者指出，上述行文中的「法律」應理解為我國的強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規范，我認為此種解釋是正確的，如果不做此種解釋，則上述兩規定形同虛設。該法第5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放自然資源合同，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涉外經濟合同法上的上述三個條款」，是間接限制外國法適用的立法規定，是積極（功能）的公共秩序保留條款。1986年《民法通則》第150條規定：「依照本章規定適用外國法律或國際慣例的，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1982年制定的《民事訴訟法（試行）》第204條在對外國審判承認與執行方面作了關於公共秩序的規定，1991年《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對於外國法院要求我國承認和執行的判決，我國法院只有在查明該判決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認其效力，需要執行的，發出執行令」；凡「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認和執行。」此外，中國《海商法》第276條、《民用航空法》第190條和《民事訴訟法》第262條也規定了公共秩序保留。

（2） 完善：我國公共秩序保留秩序還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上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措辭闡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似乎過於簡單、含糊；我國立法對適用公共秩序保留所採的標准並非一致；對適用公共秩序保留條款排除外國法後，應選擇什麼樣的法律，我國相關立法無此等規定。基於以上一些問題，我們國家在今後的立法當中採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時，應放棄「社會公共利益」的提法，而代之以國際上通行的「公共秩序」或「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與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提法；我國應當統一採用結果說，以達到統一的適用標准，有利於司法實踐，這也是順應潮流的需要；應根據國際私法解決法律沖突和追求公正合理的結果的精神，按照最密切聯系原則選擇同案件有最密切聯系的其他法律，包括內國法和外國法。

9. 當代中國立法應遵循哪些基本原則（簡答）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2、法治原則。

在中國，立法法正式確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則，這就是：「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3、民主原則

在立法權方面，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其他法不得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在立法過程中，既要保障群眾能有效地參與立法，也要加強專門機關的現代化建設，充分發揮專門機關、專家和其他有關人員的作用。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9)從我國的立法實踐看擴展閱讀：

我國立法現狀仍存在的問題：

1、立法決策和制定過程通常表現為由上而下，過多體現黨政組織和上級意志，與主權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相違背。

無論法律，還是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其制定過程都過多體現了中央和上級的意志，廣大人民群眾無法直接向全國人大或其他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提出立法議案，這直接違背了立法的民主精神。

2、立法過多地體現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

在一個習慣於依靠政策管理經濟的國家裡，政策往往具備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內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動改革的進程中，誰先獲得了政策優惠，誰就可以在市場上領先一步而獲益，而誰掌握政策許可權，誰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權。

3、民眾參與立法不夠。

廣泛的民眾參與是立法民主的重要體現，是法律獲得正當性的源泉。在我國以往的立法實踐中，對民眾參與立法重視不夠。

4、缺乏科學完善的立法監督制度。

為了保障立法的民主化，還必須強化對立法活動的事後監督。我國立法監督體系已初步建立，這一體系以人大立法監督為中心，其他監督方式相配合。採取多主體、多形式的立體監督模式，在加強我國立法建設，保證我國法制統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10.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 在實踐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第一，我國現行的司法機關的管轄區域與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的管理區域完全重合，故而強化了司法權的地方化。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理應只能存在一套統一的國家司法系統，各級司法機關應是一脈相承、統一而完整地行使國家司法權，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法制和司法權的統一。然而，在現行的體制下，統一的司法權被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區域所分割，各級地方司法機關已演變為「地方的」司法機關。再加上在現行體制下，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都依賴於地方、受制於地方。顯然，要求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有效實施，無異於在緣木求魚。

第二，司法機關系統內的監督機制疲軟，致使司法機關無力通過自身的監督機制來糾正各種執法不嚴以及司法腐敗現象。目前，我國司法系統內的監督主要有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檢察監督和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級監督。就檢察監督而言，人民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它有權對國家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但是在實踐中，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來就沒有真正確立和實現。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檢察監督的力度軟化，檢察機關的執法監督意識和監督行為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困擾和束縛，出現了種種障礙，有些檢察機關認為當前法制不健全，監督手段不完備，致使檢察監督難以展開，即使對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不僅審判機關不理解，一些黨政機關及領導對此也存在思想誤區，由於出力不討好，不如不監督；二是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所進行的監督只是一種事後監督，在實踐中檢察機關發現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違法時，只能以抗訴的形式要求審判機關糾正。如果審判機關拒絕糾正，檢察機關也無能為力。長此以往，必將嚴重損害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檢察機關也是司法機關，我國現行法律只規定檢察機關有權監督其他司法機關，至於如何監督檢察機關的檢察權問題，除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監督外，目前尚無其他明確規定，從而為檢察機關濫用權力提供了便利。就審級監督而言：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上級審判機關有權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實行審級監督，在實踐中，上級審判機關通過審級監督的形式對下級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確也進行了有效糾正。但是，審級監督是審判機關系統內部的監督，由於我國實行二審終審制，再加上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困擾，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進行審級監督的著眼點已不再是法制的統一和國家法律的有效實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護。

第三，輕程序、司法機關不遵守程序約束的現象相當普遍。與西方社會所奉行的「程序優先」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國有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往往把法律程序視為純形式的東西，甚至看成形式主義，或者認為它束手束腳。1979年至今，我國先後頒布了《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於我國輕程序的法律傳統的影響，在這些程序法中，存在著濃厚的國家本位主義思想。比如：在各種訴訟中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的司法機關始終居於絕對支配地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證據具有絕對效力；各種程序性規范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來說是一些硬性的規范，而對司法機關則是一些軟化的約束等。由於我國在立法中輕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影響，有些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甚至認為程序法只是約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司法機關則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約束。實際上，在我國，司法錯案的發生往往不是適用實體法不正確，而是出現在程序法的執行不嚴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於受國家本位主義的影響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嚴密、具體、合理的程序規則，再加上司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輕程序，這樣就極易造成司法活動游離程序法所規范的軌道。程序不嚴謹必然導致執法不規范，執法不規范則必然帶來司法不公正。

第四，現行司法機關的內部管理體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責任制。由於長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響，我國司法機關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來管理司法工作，特別是審判機關往往習慣於以此方式來管理法院的審判工作。在我國的審判機關中，法官始終是以法院工作人員而不是以法官個人身份出現在審判程序中，他們對外代表法院履行職權，包括依法調查收集證據、組織並主持案件的開庭審理，但卻無權獨立對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當一部分法院由審判委員會或者行政性質的庭務會以集體負責的名義行使對案件的裁判權，無論該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難，均由審判委員會或庭務會討論決定。獨任庭、合議庭只對案件事實負責，失去了應有的職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審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審的局面，審理與判決嚴重脫鉤。由於庭務會和審判委員會擁有案件的實際裁判權，因此裁判的結果和相應的責任自然也由集體承擔，而所謂集體負責的結果是誰也不負責。這種採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違背了審判工作特有的規律性，也與法律規定不符。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固然不等於法官獨立辦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總是應由法律規定的審判組織以法院的名義作出的。目前，隨著審判機關的職能作用不斷擴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來越成為影響法院形象的障礙，而法院系統內現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責任心的缺乏和審判工作的低效率，產生了整個社會對審判機關的「信任危機」。

第五，司法人員法律專業水平偏低，司法腐敗問題相當嚴重。首先，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法官、檢察官任職資格條件的要求是比較低的。例如，我國《法官法》將法官的專業學歷起點確定為大學本科以上，《檢察官法》的規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國現有司法人員學歷的實際情況離這一要求卻相距甚遠。在全國法院系統25萬多名法官中，本科層次的只佔5.6%，研究生僅佔0.25%.而在全國檢察機關系統內的20多萬檢察官中，本科層次的更少，只佔4%.我國司法隊伍的絕大部分構成人員是在1979年後到司法機關的，從這支隊伍的來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途徑考入司法機關的高中畢業生。從人數比例上看，後兩部分的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人數。在我國，司機可以轉干當法官，軍隊幹部可以當法官，工人可以轉干當法官；沒有經過政法部門鍛煉、沒有辦過案子、沒有讀過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當院長。（註：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可見，我國現行司法隊伍中非專業化的傾向是相當嚴重的。我國司法隊伍中的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司法腐敗。應該說，我國司法隊伍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還是相當廉潔的，但隨著社會上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向司法隊伍滲透，司法腐敗問題漸漸變得嚴重起來。近幾年來，雖然各級司法機關在廉政建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機關內部違法違紀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質和情節還很嚴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違法違紀領域越來越寬，違法違紀的人職位越來越高，非法所得數額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狡猾、惡劣的現象，（註：宗河：《譜寫好歷史的新篇章-記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嚴重地敗壞了司法機關的形象、損害了法制的權威。目前，我國司法腐敗的現象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流傳在老百姓中的許多民諺，如「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說明了司法腐敗現象之嚴重，部分法官、檢察官等已經成了產生腐敗的污染源。（註：李曙光：《97法治：五個問題、五種趨勢》，載《法學》1997年第2期。）

我國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已無法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有效實施現行法律的需要，它不僅無法使人民司法制度發揚光大，而且已嚴重地損害了司法形象和國家法制的權威與統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