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餘杭量化評估

①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餘杭區發布2008年度「法治指數」，得分71.84。據悉，這套數據體系具體可用「149」三個數字來概括:一個法治指數，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見21日《人民日報》）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會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權力的來源、使用及其監督和糾正等方面的問題；在法治的框架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職責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對政府進行評估，也是社會自治的內容；政府不應該浪費人財物，組織其服務對象對自身搞評估，因為自己監督自己必然是無效勞動。
然而，在一幫專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這套數據體系」還是出台了。他們都是國內赫赫有名的「法學家」：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法治餘杭」評估體系課題組組長錢弘道，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鄭成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張志銘。這些人一起鼓吹「餘杭的經驗是餘杭的，也是全國的」。其中，張志銘教授一句道破天機：「餘杭法治指數的示範效應取決於它的含金量高低」。
筆者就在這里為這些無知的專家們算一算，「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國首創的「法治指數」是「餘杭邀請了多位國內知名法學專家參與課題組」的結果，這肯定花費了不少納稅人的錢。其次，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他們在落實「法治指數」方面的總動員不知道要開多少會吧？這也是錢啊！再次，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以200萬人口計算，為了組織一次這樣的評估，究竟需要多少錢？大概至少幾千萬吧。最後，經驗推廣的費用，大概是一個天文數字。不要說「餘杭的經驗也是全國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繼續折騰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聽廣播說，每年大學生就業時在簡歷上浪費的紙張成本，共計超過了兩億元人民幣。我想，這個「法治指數」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費肯定高於這個數字。最後，我要正告這些「知名法學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錢能夠買來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亂花錢的結果。

② 「楊畢案」是明朝時發生在杭州餘杭的嗎，現在作為我區的法治教育基地

楊畢抄案，也就是俗襲稱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和明朝毫無關系

此案確實發生在浙江餘杭，現在倒是有個什麼小白菜文化園，專門講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的，屬於旅遊景點，似乎還是什麼廉政教育基地。大概是因為楊畢案最能反映晚清官場之腐敗的，一件簡單的民事案，因為官官相護裙帶關系，搞到慈禧太後要親自干預才能真相大白，而慈禧太後之所以對此案感興趣，恐怕還更多是因為女人熱衷八卦新聞的天性。

③ 杭州餘杭區拆遷能賠多少

法律分析：(一)房屋拆遷補償計算標准

(1)房屋拆遷貨幣補償法擁有房產評估價格+房屋裝修裝飾商定補償金額(或經評估確定的房屋裝修裝飾補償金額)

(2)房屋拆遷補償差價法擁有房產評估價格+房屋裝修裝飾商定補償金額或經評估確定的房屋裝修裝飾補償金額)-被拆遷人獲得調換產權的房屋的評估價格

(二)房屋拆遷安置費計算標准

(被拆遷人或承租人)房屋拆遷安置費遷補助費+沒有提供周轉房情況下的臨時安置補助費+超過過渡期限的臨時安置補助費+非住宅房屋因停產、停業造成的損失賠償費

注:

1、如果拆遷人提供周轉房且拆遷房屋使用人居住，則公式第二項補助費為02、如果拆遷房屋屬住宅房屋，則公式第四項賠償費為03、被拆遷人獲得補償，表明該房屋由其自用。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新農村規模也正在形成，無論是杭州餘杭區，還是其他地區，政府對保護人民利益還是很重視的。通過餘杭區對農村拆遷補償規定的了解，我們知道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賠償標准，對於房屋來說，政府一般會提供安置房給被拆遷者，以保障被拆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法律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 第十七條 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對被徵收人給予的補償包括：

（一）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

（二）因徵收房屋造成的搬遷、臨時安置的補償；

（三）因徵收房屋造成的停產停業損失的補償。

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制定補助和獎勵辦法，對被徵收人給予補助和獎勵。

④ 省考申論：城市治理的幾種探索

要做好城市治理工作，需做好以下幾點：
一、提升黨委政府的重視程度。在將城市治理提升到與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同樣重要的位置，完善城市管理格局，落實城市治理的戰略地位。
二、提升城市治理的專業化水平。出台政策扶持專業服務機構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專業技術教育，滿足城市對各類專業服務的需求。
三、提高城市治理的社會參與。拓寬城市治理的參與渠道，調動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基層社區及廣大市民參與城市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加強城市治理的法制建設。完善城市法規的立法執法，健全城市治理的法制體系。

⑤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⑥ 餘杭工廠拆遷補償標准

法律分析：餘杭工廠拆遷標准為，房屋土地補償，該房屋國有土地使用權由房地產評估機構和具有相應資質的土地評估機構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進行評估確定。機器設備補償費，機械設備的補償由具有相應資質的資產評估機構按照國家機械設備徵收安裝定額標准確定等。

法律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 第八條 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確需要徵收房屋的，由市、縣級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徵收決定：

（一）國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組織實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

（三）由政府組織實施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境和資源保護、防災減災、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業的需要；

（四）由政府組織實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的需要；

（五）由政府依照城鄉規劃法有關規定組織實施的對危房集中、基礎設施落後等地段進行舊城區改建的需要；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⑦ 杭州市餘杭區國家稅務局的機構設置

杭州市餘杭區國家稅務局是杭州市餘杭區主管國家稅收工作的職能部門，為正處級全職能局。根據工作職責，設置11個內設機構（另單設機關黨委辦公室）、1個直屬機構、3個派出機構和2個事業單位。 杭州市餘杭區國家稅務局設置11個內設機構，級別為正科級。
（一）辦公室
擬訂機關年度工作計劃、有關工作制度及長遠發展規劃；起草和審核重要文稿；負責機關文電、機要、會務、檔案、督辦、信訪、保密、密碼等工作；承擔稅收宣傳、新聞發布及機關政務公開、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承辦網站運行和維護工作；組織稅收科研、學術交流和科研成果的鑒定、評選、推廣及獎勵工作；管理機關財務工作；負責局機關目標管理考核及督查督辦工作；組織實施綜合行政管理信息系統；辦理人大代表建議和政協委員提案的有關事項;協助領導對有關工作進行綜合協調。
（二）政策法規科
承擔重大稅收案件審理工作；辦理行政復議、賠償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組織實施稅收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承擔稅收執法質量考核工作；配合財政、審計等部門對稅務部門在稅收政策上的監督與審計工作。負責流轉稅、所得稅等稅種的稅政業務；管理增值稅專用發票；負責金稅工程的管理、推廣應用及認證報稅、數據採集、稽核管理工作。
（三）收入核算科
編制年度稅收計劃、免抵調庫計劃；監督檢查稅款繳、退庫情況；開展稅收收入分析預測、稅收收入能力估算及重點稅源監控、企業稅收資料調查工作；承擔稅收會計核算、統計核算、稅收票證管理等相關工作；承擔稅收收入數據的綜合管理應用工作；負責稅款緩繳、呆帳稅金、死欠稅款核銷管理工作。
（四）納稅服務科
組織、協調和指導機關各部門、各稅種、各環節的納稅服務工作；組織實施納稅服務工作規范和操作規程；組織落實納稅人權益保障規章制度及規范性文件；組織協調、實施納稅輔導、咨詢服務、稅收法律救濟等工作，受理納稅人投訴；指導稅收爭議的調解；承擔12366熱線、網站納稅服務欄目、簡訊系統的運行管理工作；負責稅務代理工作的監督、管理、指導、協調。
（五）徵收管理科
組織落實綜合性稅收征管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擬訂具體操作辦法；承辦征管質量考核、風險管理和稅收收入征管因素分析工作；承擔稅務登記、納稅申報、普通發票管理、稅收征管軟體應用、稅控器具推廣應用、納稅信用評定、委託代征代扣稅款等方面的相關工作；組織落實個體和集貿市場稅收征管、稅收管理員制度。
（六）人事教育科
組織落實幹部人事管理制度；承擔機構編制、幹部任免、人員調配、勞動工資、人事檔案、公務員管理、專業技術職務管理等人事工作；監督檢查執行幹部人事規章制度情況；管理機關外事工作；組織實施機關精神文明建設、稅務文化建設和基層建設；擬訂並組織實施人員培訓、學歷教育工作規劃、年度計劃，開展培訓質量考核與評估；落實上級巡視相關工作；承擔機關離退休幹部的服務和管理工作。
（七）監察室
組織落實紀律檢查、行政監察工作制度，擬訂具體實施辦法；組織協調本系統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受理對機關工作人員違法違紀行為的檢舉、控告及有關申訴；查處機關工作人員違法違紀案件及其他重要案件；開展執法監察和糾風工作；牽頭負責ISO9000體系文件和質檢考核文件維護；組織開展全局「兩級質檢」工作。
（八）稅源管理一科
負責流轉稅、所得稅等多個稅種的納稅評估、日常稽核和日常管理性檢查工作；負責所轄范圍內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所得稅重點企業的具體納稅評估工作和上級機關部署的重點評估企業的納稅評估工作；牽頭組織開展行業、區域性或重點稅源專項納稅評估工作；推廣應用評估軟體，及時報送納稅評估案例及相關材料。
（九）稅源管理二科（辦稅服務廳）
負責對所轄納稅人的監控、管理和服務，具體負責所轄調查核實納稅戶稅務登記及納稅申報、進行稅源預測和分析、重點稅源管理跟蹤監控、稅收宣傳、納稅輔導、稅收調研、納稅服務、日常檢查、戶籍管理、政策送達、稅源調查、定額核定、催報催繳、數據採集分析、處理一般性違規違章行為等。
負責納稅人到稅務機關辦理的各種涉稅事項，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款徵收、稅款解繳、欠稅公告、發票購銷、稅法（宣傳）公告、金稅發售、發行、發票代開、報稅稽核、咨詢輔導和受理納稅人涉稅項目審批申請等工作。
稅源管理二科內設股室參照稅務分局設置；所屬辦稅服務廳對外服務的名稱統一為「杭州市餘杭區國家稅務局辦稅服務廳」。
（十）稅源管理三科
負責國家進出口稅收政策及管理辦法的貫徹落實、日常監督檢查工作，負責出口貨物退免稅的審核和確認，負責出口貨物退免稅信息化管理系統的推廣應用和維護工作，編制出口退（免）稅計劃。
（十一）稅源管理四科
承擔對大型企業和重點稅源企業的納稅服務指導工作；負責對大型企業和重點稅源企業的稅源管理、納稅評估和日常檢查的指導工作；牽頭開展對匯總（合並）納稅企業稅收日常檢查的指導工作。貫徹執行國家涉外稅收法律法規，配合有關部門組織實施反避稅檢查，負責稅收協定執行、反避稅實施、涉外稅務審計、外國居民稅收監管、情報交換、國際稅務管理合作等；負責所轄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的稅源管理指導工作，組織實施特別納稅調整工作。
另外，根據規定設立機關黨委辦公室（簡稱「機關黨辦」）
負責機關和派出機構的黨群工作；承擔機關思想政治工作；承擔入黨積極分子的教育培訓考察工作及發展黨員等工作。 稽查局
組織落實稅務稽查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擬訂具體實施辦法；組織、協調稅收違法案件的查處、審理和執行工作；受理稅收違法案件的舉報；協調公安、檢察、審判機關處理稅務稽查有關工作；承擔金稅工程發票協查工作；牽頭組織稅收專項檢查工作。
按照《浙江省國家稅務局系統規范稽查機構設置明確職責分工方案》（浙國稅人〔2008〕77號），稽查局設5個內設機構，級別為副科級，分別是：綜合科、綜合選案科、檢查科、案件審理科、案件執行科。
1、綜合科
負責稽查局綜合性文書；負責稅務稽查數據統計、分析、上報；負責稽查業務培訓；負責稽查局公文處理、後勤保障、財物管理、衛生管理、車輛管理、安全保衛、臨時人員、離退休幹部管理等工作；負責組織實施「兩級質檢」工作；承辦領導交辦的其它工作。
2、綜合選案科
負責涉稅舉報管理工作；根據群眾舉報、有關部門轉辦、上級交辦、情報交換等資料確定稽查對象；按照上級和本級稅務稽查工作計劃，採用人機結合等方法，篩選確定稽查對象等。
3、檢查科
負責按稽查工作計劃具體辦理涉稅違法案件的直接查處工作；負責稅務違法案件的協查工作；負責協查函件的承辦和管理工作；負責計算機協查工作；負責稅務違法案件的協查工作；承辦領導交辦的其它工作。
4、案件審理科
負責稅務違法案件審理和稅務行政處罰案件聽證工作；負責移送局案審委員會涉稅違法案件的初審工作；承辦領導交辦的其它工作。
5、案件執行科
負責稽查案件的執行工作；負責與公安、檢察、審判機關協調稅務稽查中的司法工作；承辦領導交辦的其它工作。 杭州市餘杭區國家稅務局按行政區劃分別設置塘棲稅務分局、餘杭稅務分局、瓶窯稅務分局等3個稅務分局，級別為正科級。
稅務分局負責對所轄納稅人的監控、管理和服務，具體負責所轄調查核實納稅戶稅務登記及納稅申報、進行稅源預測和分析、重點稅源管理跟蹤監控、稅收宣傳、納稅輔導、稅收調研、納稅服務、日常檢查、戶籍管理、政策送達、稅源調查、定額核定、催報催繳、數據採集分析、處理一般性違規違章行為等。
負責納稅人到稅務機關辦理的相關涉稅事項，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款徵收、稅款解繳、欠稅公告、發票購銷、稅法（宣傳）公告、發票代開、報稅稽核、咨詢輔導和受理納稅人涉稅項目審批申請等工作。
稅務分局設置綜合股、納稅服務股、稅源管理一股、稅源管理二股、稅源管理三股、稅源管理四股等6個內設股室。
1、綜合股
負責分局所轄納稅人的戶籍管理及稅務登記、變更、停（復）業、注銷、非正常戶等管理工作；負責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及其管理類別的相應管理工作；負責福利企業的年檢年審的相應工作；負責流轉稅、所得稅等稅種稅政業務審批項目的審核；按上級要求負責金稅工程的計劃和推廣工作；按許可權負責發票領用資格的審核、上報工作；負責對分局涉稅業務的政策指導、監督、檢查工作；負責與業務主管部門的日常工作聯系和稅收政策的上情下達；負責分局征管質量工作的指導、分析、監督、檢查；負責分局思想政治、紀檢監察、行風建設、教育培訓、信息調研、公文處理、後勤保障、出納、財物管理、衛生管理、車輛管理、安全保衛、臨時人員、離退休幹部管理等工作；負責組織實施分局稅收執法質量考核和「兩級質檢」工作；承辦領導交辦的其它工作。
2、納稅服務股（辦稅服務廳）
負責納稅人到稅務機關辦理的各種涉稅事項，具體包括納稅申報、稅款徵收、稅款解繳、欠稅公告、發票購銷、發票代開、稅法宣傳、金稅發售、報稅稽核、咨詢輔導和受理各類稅務文書申請；受理稅務行政許可事項申請；處理一般性違規違章行為；開具外出經營稅收管理證明、銷貨退回（折讓）證明等單證；負責稅收票證的管理；承辦領導交辦的其它工作。
分局所屬辦稅服務廳對外服務的名稱統一為「杭州市餘杭區國家稅務局XX分局辦稅服務廳」。
3、稅源管理一股
根據上級布置和分局征管工作要求，負責所轄納稅人的流轉稅、所得稅等多個稅種的納稅評估、日常稽核和日常管理性檢查的實施工作；負責所轄范圍內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所得稅重點企業的具體納稅評估工作和上級機關部署的重點評估企業的納稅評估工作；及時報送納稅評估案例及相關材料。
4、稅源管理二股
負責對分局所轄企業（大型企業、重點稅源企業和涉外企業除外）的監控、管理和服務，具體負責所轄調查核實納稅戶稅務登記及納稅申報、進行稅源預測和分析、稅源管理跟蹤監控、稅收宣傳、納稅輔導、稅收調研、納稅服務、納稅評估、日常檢查、戶籍管理、政策送達、稅源調查、定額核定、催報催繳、數據採集分析、處理一般性違規違章行為等。
5、稅源管理三股
負責對分局所轄個體工商戶的監控、管理和服務，具體負責所轄個體工商戶稅務登記、建帳建證、定額管理、催報催繳、稅收宣傳、納稅輔導、數據採集分析、處理一般性違規違章行為等。
6、稅源管理四股
承擔對分局所轄大型企業和重點稅源企業提供納稅服務工作；承辦匯總（合並）納稅企業、重點稅源企業的納稅評估、稅收日常檢查的有關工作。貫徹執行國家涉外稅收法律法規，根據上級要求，配合有關部門組織實施反避稅檢查，具體負責稅收協定執行、反避稅實施、涉外稅務審計、外國居民稅收監管、情報交換、國際稅務管理合作等；負責所轄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的稅源管理工作，負責特別納稅調整工作的具體實施。 杭州市餘杭區國家稅務局設置2個事業單位，級別為正科級。
（一）信息中心
落實稅收管理信息化建設規劃和實施方案，執行信息系統管理制度和技術標准；承擔機關信息化建設的技術支持、保障工作；承擔稅收管理信息系統的運行維護工作；組織信息安全管理與實施；負責機關計算機設備的維修、維護、調配管理。
（二）機關服務中心
承擔機關後勤事務的管理、保障和服務工作，擬訂機關事務具體工作制度並組織實施；承擔機關辦公用品的采購、保管、分配、維修；負責局機關房產管理、安全保衛、醫療保健等工作；負責局機關裝備管理。

⑧ 一位左右為難二位治國靠法制三位十里到餘杭是什麼數字

一位左右為難，二位治國靠法制，三位十里到餘杭是什麼數字，我認為應該是中文數字三八一。因為文中左右為難的難同數字三是諧音字，故而為數字三。法制的法同數字八是諧音字，故而為數字八。十里的里同數字一是詣音字，故而為數字一。 所以說一位左右為難，二位治國靠法制，三位十里到餘杭打三個數字應該就是數字三八一。

⑨ 關於法治指數

法治指數不是政府花錢買數字、築政績，而是幫助政府找問題。法治指數讓政府「做了一次體檢」，實現了一次自我考核，找到基層法治工作的盲點，下一個階段就是要把法治指數推廣到鄉鎮，使其成為指導政府工作的一個參考。
但要實現「找問題」的目的，首先需要確定什麼才是政府的問題，這就有個選擇的趨向、選擇的方法論問題，也就是由誰來確定是不是問題，由誰來評估問題。因為一些在普通公眾看來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可能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眼裡就不是問題。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此促進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具體而言，法治指數要發揮作用，其評估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應該成為考核相關部門工作業績和執法執紀水平的依據之一，就應該把問題解決程度和解決方式列為考績標准之一，作為官員升遷和任用的重要因素。餘杭法治指數評估的構成和數據來源，還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但作為一項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外在監督手段，如果能得到嚴格執行，無疑具有積極作用。設立法治指數，歸根結底是為百姓謀福祉。只要持有的不是花錢買數字、築政績心態，而是真心實意提高執政能力，真心實意推進依法治國，其積極效應該能得到公認和肯定。如果在法治指數的評估中，百姓的參與程度能越來越廣，百姓的評估系數能越來越大，不確定和模糊的數據能越來越少，那麼，它對政府官員依法行政的促進力度會越來越大，法治指數也就會產生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法治指數的評估來自四個方面，一是群眾滿意度評估，占總指數的35%；二是內部組評估，占總指數的17.5%，成員來自黨委、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機構中直接參與法律工作的公務員；三是外部組評估，占總指數的17.5%，成員來自大學教授、企業家、新聞記者等人員；四是專家組評估，占總指數的30%。評估的主要依據，一是反映執政黨及其黨員清廉度的數據，來自當地紀委和反貪局等部門；二是犯罪和治安處罰案件的數據，來自當地公檢法司等政法部門；三是權利救濟案件的數據，來自當地法院、司法、行政執法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