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治文明

A. 法治文明內容是什麼

依法治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要求政法機關和政法幹警必須不斷提高法律素養，切實增強法制觀念，堅持嚴格執法，模範遵守法律，自覺接受監督，時時處處注意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

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核心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

B. 法治形態的多樣性

從世界范圍看，法治運行有一定規律。法律由確定的國家機關制定和實施，國家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進行，社會運行過程由法律加以調節，有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機關，每一個社會主體都平等適用法律，認同法律權威。然而，這些規律在不同國家必然呈現不同的狀態。

應當正確認識當代中國法治與人類法治文明的關系。當代中國法治就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許多方面具有開創性。

一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執政黨將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避免了很多國家在法治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和代價。

二是在發展中大國的環境和條件下，中國人民選擇了適合國情的法治道路，較為成功地處理了經濟發展、社會轉型與推行法治之間的關系。

三是在不改變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實行法治，保證法治的社會主義性質，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根據國情和實踐不斷發展完善，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為人類法治文明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C. 當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特點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D. 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

現代法治抄的基本內涵是：襲

法律在國家生活中的至高無上性和最高權威性，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公民的各種行為都要依據法律的規定來進行。

法治：

法治，是給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給政府以盡可能小的權力。法治社會的真諦在於：公民的權利必須保護，政府的權力必須限制，與此背離的就不是法治社會。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E. 高分求論文：<中國的法制文明的內涵和歷史傳統>

中國的法制文明的內涵和歷史傳統

引言
在歷經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法制從最初的為統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利用來鎮壓農奴、民眾的工具，逐漸的演變到文明和獨裁並存，進而逐漸進化到我國現代法制文明，甚至可以說，中國法制文明的進程就是中國幾千年燦爛瑰麗文化的縮影。世人在評價中國法制文明的進程中所展現的批判態度到接納、吸收進而發揚光大，對中國法制史的教學亦有甚多借鑒意義。
（一）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傳統法制文明
中國文化綿歷五千年，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學術文化傳統。在豐富的古典文化中，經學、史學、文學等學術領域都曾經有過極為燦爛的成就，成為全人類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其中古典學術文化方面發展的並不十分均衡，其表現在，雖然有著漫長的成文法傳統，但是法學這門獨立的學科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成長。直至清末，隨著當時社會結構的發展和變化，加上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法律學校的設立，法學才作為一門學科而確立其獨立的地位。然而，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坎坷曲折歷史仍然難以使中國法學走上坦途，經常在模仿域外法學與注釋現行法律之間徘徊。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更是索性徹底停滯，導致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中國法學真可謂命運多舛、路途艱辛。
與此同時，西方法制文化仍在不斷發展，全人類法制文明發展了數千年的歷史，是一部雙重旋律變奏的歷史。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法制文明不斷地形成和強化自己獨有的風格特色，並且刻意地保持這種特殊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法制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別的民族法制文明的影響，因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別的民族法制文明的某些特徵，並且使自己原來的法制文明特殊性與民族性發生變化。兩者的矛盾斗爭構成了人類法制文明的進化史。在我們國家，尤為明顯的是清末時期的法制改革，延續至現代法制改革。中國法律傳統，是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一個獨特的傳統，這一傳統，幾千年都未曾終端，也未見明顯的外族法制文明因素的滲入。在東亞大陸上，這一傳統一直保持了幾千年的高度封閉，保持了其民族性方面的高度「純粹」。這種情形在世界其他較大民族的法律史上是罕見的。
過去，我們對中國傳統法制基本上是全盤否定的，我們的法制史教科書對於中國傳統法制總體上是持批判態度，似乎過去幾千年的法制文明一無是處，其評價基本上是：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維護皇權；維護封建的父權夫權、維護家長專制；維護封建的尊卑貴賤等級制度，維護官僚貴族的封建特權；保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壓制商品經濟；鎮壓勞動人民的反抗等等。這些評價在理論方面來說並非錯誤，而且歷史也如此，但是也並非完全如此，也並非中國法制史上任何朝代的制度都如此，我們在分析這些制度的時候，也要看到制度背後的人事，環境，文化等，任何一項制度都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之間，必然是相互配合而形成一整套鏈條，否則各種制度相互分裂，不會存在也無法推行。某一項制度之創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以及其內在的用意，縱然事過境遷，我們在討論其制度的時候，需要注意反映其制度的材料，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法制史的方法之一，否則時代已變，制度已不存在，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絕對無法完全理解該項制度在當時實際的需要和確切的用意；與此同時，在任何朝代任何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其利弊，是以對當時社會所發生的實際影響而定，因此要評價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須了解在此制度實施時期有關各方意見的反映，這些意見，是有關在其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也是我們在研究古代法制時候需要注意到的問題，不能單憑後代人自己所處的環境和需要去評價歷史上以往的各項制度，否則無法得到客觀的評價。另外，我們在研究中國法制史的時候，討論各朝代制度，不僅應該重視其時代性，還應重視其地域性，即國別性。也就是說，某項制度在一國家或地區獲得成立且推行有效，但並不代表在另一國家或地區也得到同樣效果，因為制度是一種隨時隨地而適應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
從70年代末開始，經改革開放國策的確立，法律教育的恢復以及法律制度的漸次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使我國的法學研究水平有了長足的提高。法學以及法制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深層次的理論探索。法學有其超越的一面，他必須在價值層面以及理論分析上給實在法以引導，與此同時也需要有一種批判的性格。就中國特定的學術背景而言，需要在外來法律文化與固有傳統之間需要一個合理的平衡點而追求其適度的超越，這也是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法制史的同時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分析其內在理論，不僅為中國的現代化法制建設提供藍圖，而且對世界范圍內的重大法律課題作出創造性回應。
（二）中國法制文明與中國近代法制文明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曾經創造了五千年的的偉大中華文明，其中包括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傳統文化中的法治則是指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論。中國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尋到奴隸社會後期出現的法家學說，從而產生了法家「法治」與儒家「禮治」治國方法的論爭。在管仲與子產的治國方式嘗試中，管仲認為一個國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①。「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據這種「法治」觀，通過立法以順民心對齊國的經濟、行政、人事於社會等進行了一系列實際改革。鄭國的子產也通過「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廬井有伍」、「作丘賦「、任賢選能和」鑄刑書「等對社會予以了改革，此後法家李悝對魏國實行改革並創《法經》。上述改革嘗試中，不僅體現了我國傳統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並且開啟了我國傳統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時代。中國傳統「法治」理論的偉大歷史功勛，不僅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國理論，而且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統一的封建秦王朝，由於當時歷史情境的變化、生產力發展以及法家治國理論中的嚴刑峻法難以被原先以禮治國的歷史傳統難容，以及被當時社會全面予以認同，因此隨著短暫的親王朝覆滅，法家的治國理論也隨後被儒家的「禮治」學說所代替。漢王朝興起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帶動了儒家文化的興起，從而在立法指導思想上確立了「德主刑輔」的原則的同時吸收了自秦以來的成文法形式，並開創了「禮法並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漸衰微的同時，「禮治」的興盛一直延續至近代，無疑與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封建的生產方式、獨特的政治體制和閉關鎖國的實際國情密切相關。
由此可見，先秦的法家以及隨後興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華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學者把唐朝以前的中華法律文明分為「禮治時期」、「法治時期」和「禮法調和時期」③，儒家提倡「禮治」、「德治」或所謂「人治」，法家則崇尚「以法治國」④。很明顯，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視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它們對中國近代史以前兩千年的中國法制影響更大。在漫長的中國思想史中，人們對先秦法家思想的認識和評價各有說法，評價不一。從漢代到近代以前，由於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先秦法家長期受到貶斥和批判。近現代以來，⑥為法家伸冤平反的聲音此起彼落，由於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急需找出變法自強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中受到懷疑和否定，而西方國家成功的憲政和法治，則提醒我們去尋找「古已有之」的類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國」思想。嚴復說：「居今日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⑤章太炎說：「商鞅之中於饞誹也兩千年，而今世為尤甚。其說以為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為正倡。嗚呼！是惑於說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們的歷史功績，並認為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樣「專以法律為治」⑦
當然，我們應當客觀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點。法家在強調重法的同時，其法律觀是有嚴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構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國家權力都是集中於君主一身的，而不考慮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約君主權力，反映和保護人們的利益和意願；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終只是君主的統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視的法幾乎全是刑事法律，對於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認識；最後，法家在強調重刑的同時，並沒有考慮如何設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證司法公正，保證不會濫殺無辜，只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去看嚴刑峻法為統治者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從來沒有試著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嚴刑峻法可能帶來的苦難。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法系萌芽的關鍵時期，當時法家對於法的這種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產生了其獨特的法治觀，是有普遍意義的、經得起時代考驗甚至是值得後人所驕傲的。對於中國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們都無法忘記先人在中國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設上曾經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並從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勵和啟發。與此同時，我們也能從中吸取教訓，客觀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現類似的悲劇。
結語
中國法制文明的內涵和歷史傳統的發展，從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世界觀來認識，都需要經過實踐的考核。無論任何一種先進方法，都必須根據情景、時代、氛圍等因素，來不斷的改進、創新，使得該方法日臻完善。中國法制文明未來將會更加為人類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的創新、完善。
注釋：
①②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第257頁。
②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④ 《韓非子.有度》。
⑤ 轉引自楊日然：《法理學論文集》，第299－300頁。
⑥ 楊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8頁。
⑦ 李海生：《法相尊嚴――近現代的先秦法家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頁。

F. 法治文明從我做起徵文

大家都知道，如今的世界是一個法制的年代，法律是用來治理國家的一個內重要武器，隨著我們人類容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法律法制不斷地完善，已成為衡量這個國家現代化程度及文明高低的標志。
俗話說：「小事情，大道理。」違法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法律意識淡薄，受不良習氣影響，帶來不良習慣行為，比如：不講社會公德，打架斗毆、惹事生非，在學校不遵守校紀校規等等。有的同學認為違紀與違法是兩碼事，違反校紀校規大不了扣幾分，對自己今後造不成嚴重影響，無所謂，卻不知道如此的想法對自己十分不好，現在忍不住常常違紀的同學，以後到社會也會忍不住幹些違法的事，所謂習慣成自然，這樣小事就會變成大事，違紀也就逐步變成了違法，這些絕不是危言聳聽。「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校有校紀，作為小學生我們要遵紀守法，一定嚴以律己，從小事做起：在學校里，同學們要遵守課堂紀律，不講臟話，同學們要互相關心和尊重，友好團結，若出現矛盾的情況，一定要冷靜處理，決不可義氣用事，更不可揮拳相向，傷及自我和他人；在社會上同學們不要闖紅燈，不亂穿馬路，不隨地吐痰，公共場所不大聲喧嘩，這些都是同學們力所能及做得到的事情。

G. 如何提升當代大學生法制觀念

公民法律素養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准之一.我國高校大學生法律素養如何,將直接影響當前和未來一個階段我們的法制建設,影響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所謂素養,是指人們在經常修習和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知識的內化和融合,它對一個人的思維方式、處事方式、行為習慣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具備一定的知識並不等於具有相應的素養.只有通過內化和融合,並真正對思想意識、思維方式、處事原則、行為習慣等產生影響,才能上升為某種素養.重視大學生的法律素養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推進法制建設」.通過大學法律教育,使大學生擁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和較強的法治文明意識,這對於提高全體國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對於貫徹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動我國法制進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又必須看到法律教育內化為法律素養的諸多制約因素一是功利性極強的就業至上評價體系.高校擴招後,隨著大學生就業壓力增加,一些高校為給非法律專業學生擠出更多時間應付各種有利於就業的資格證考試,主動降低包括法律在內的其他軟素質課程的教學與考查標准,這極大地影響了學生法律素養的提高;對於法律專業學生的法律教育,由於將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條文的解讀和案例分析上,忽視對個人法律素養起綜合性、潛質性作用的哲學、史學、文學和自然科學等課程和知識的學習,相當一部分法律專業的學生雖然十分熟悉各種法律條文和案例,但法律素養不高.二是泡沫化明顯的法律專業重復建設.近年來,受高校擴招、合並和人才市場需求拉動等多方面影響,法學教育泡沫化傾向相當明顯,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師資力量薄弱.一些所謂的法學專家從未參加過法律實踐,對現實法制缺乏感性認識.這些學校本來法學淵源不深,加上法學教師素質不全面,無法引導學生將所學法學知識內化為深厚的法學素養.三是現實社會尚不健全的法制環境.由於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法制建設尚待進一步健全,法律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嚴肅性較差,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現象和特權觀念還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存在.大學生處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成型成熟期,對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強、反應周期短,嚴肅性較差的現實社會法制環境對他們還相當薄弱的法律素養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顯.基於此,提高大學生法律素養的主要途徑是: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歸重在素養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門必須努力破除就業至上的評價體制,要科學定位就業與學業、知識與素養的關系,重建就業與學業並重、學業優先,知識與素養並舉、素養優先的評價體系.高校不可隨波逐流,應堅持獨立的學術精神和辦學理念,消除學術泡沫,始終將素質教育擺在首位,高度重視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素養的培養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內容的安排上,要更加註重與哲學、史學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學科知識的融合,更加註重從人類社會文明發展規律的層面來解讀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將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則融化在大學生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中,內化為一種素養.其次,法律文明要對行為習慣起到培育作用.知識內化為素養要經歷一個不斷積累、逐漸形成行為習慣,由自在轉變為自覺的過程.因此,提高法律素養要重視法律文明建設,大力加強法制宣傳,注意借鑒世界先進的法治文明成果和優良的法的傳統,努力營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圍,促進法律知識與法治文明的相互滲透與融合,促使當代大學生養成包含法律素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再次,法律環境要形成無所不在的外部約束.法律素養的形成並不是封閉的、單向的,而是開放的、互動式的.大學生法律素養的形成與整個社會的法律環境有著十分重要的關聯.為此,一要努力優化法律環境,有法必依,切實維護法律尊嚴;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真正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屈服於特權,努力消除司法腐敗.以此,讓大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許可權內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約束.

H. 請簡介一下科索沃戰爭和科索沃危機的原因. 介紹一下什麼是現代法制文明.

科索沃戰爭是發生在20世紀末的一場重要的高技術局部戰爭，是美國為了獨霸全球、利用北約這個地區組織對南斯拉夫聯盟進行的一場非正義、反人道的戰爭。它的直接導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

科索沃是南聯盟所轄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個省，面積1.1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20萬，90％以上是阿爾巴尼亞族，其餘是塞爾維亞族、黑山族等。由於歷史原因，科索沃的塞、阿兩族長期不和，阿族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國」，並謀求從南聯盟分離出去，最終與阿爾巴尼亞合並。而塞族則將科索沃視為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搖籃，不願放棄那裡的一寸土地。阿塞兩族針鋒相對，互不讓步。一些阿族極端分子成立了「科索沃解放軍」，號召阿族人起義，並策劃了一系列襲擊和暗殺事件，使暴力沖突逐步升級。從1998年2月開始，科索沃局勢急劇惡化。

科索沃的民族矛盾正好被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所利用。

冷戰後，美國希望通過擴大北約的職能范圍，使其成為自己獨霸全球的工具，在聯合國安理會「不聽話」的情況下，利用北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波黑戰爭和科索沃危機正是北約新戰略的「試金石」，通過在波黑、馬其頓，隨後在科索沃駐軍，力爭將俄羅斯從其傳統的勢力范圍巴爾乾地區排擠出去。同時，肢解南聯盟或使其屈服。將整個巴爾乾地區完全納入北約戰略體系之中，完成東擴和對俄羅斯的戰略擠壓。

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從一開始就積極捲入科索沃危機，使其逐漸國際化，並著力對南聯盟動武。1999年1月，美國以武力強迫科索沃沖突雙方依美國的方案到法國的朗布依埃進行談判。談判中，南聯盟表示其他條款均可接受，只有北約軍隊進駐科索沃這一涉及南領土主權的條款不能接受。談判最終破裂，北約於是迫不及待地對南聯盟動武。3月24日，北約以「保護人權」之名，對南聯盟發動了代號為「盟軍」的空襲行動，將南聯盟拖入戰爭的深淵。

北約的空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3月24日到27日，共進行了四輪，目標集中在南聯盟的防空體系、指揮和控制中心、軍工廠和在科索沃的塞族軍隊。

3月28日，北約開始了第二階段空襲，目標轉為對北緯44度以南的南人民軍地面部隊和軍用物資進行攻擊，企圖破壞南的戰爭機器，迫使南屈服。

4月13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宣布對南聯盟的空襲進入第三階段，擴大空襲范圍，增加空襲強度。北約對南聯盟境內的所有軍事目標進行24小時不間斷轟炸；另一方面，為了削弱南聯盟人民的抵抗意志，北約還對南聯盟的民用設施，如橋梁、鐵路、公路、工廠、電視台、通訊系統和電力系統等進行狂轟濫炸。此外，美國還向巴爾干派遣地面部隊和「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為地面進攻作準備。

據統計，北約在這次戰爭中共派遣飛機1000多架，艦艇40多艘（其中美國約730架飛機、24艘艦艇，北約其他國家約325架）。飛機共出動32000架次，投彈13000噸，使用了大量殺傷性能極強的新式武器，造成南聯盟1800多名平民喪生，6000多人受傷，近百萬人淪為難民，20多家醫院被毀，300多所學校遭破壞，還有50多座橋梁、12條鐵路、5條公路干線、5個民用機場被炸毀，39％的廣播電視傳播線路癱瘓，大批工廠、商店、發電廠被毀，直接經濟損失達2000多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了南斯拉夫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損失。至於軍人的損失，北約方面雖然宣稱南聯盟軍隊有5000人喪生，萬人受傷，但南聯盟只承認有462名軍人和114名警察部隊人員在空襲中死亡（戰後核查結果表明，南軍的實際損失與北約公布的數字相差很大）。

南聯盟軍民不畏強暴，英勇抗戰，擊落了包括美國人自詡「擊不落」的F117A隱形戰斗機在內的61架北約飛機，以及無人駕駛飛機30架、直升機7架、巡航導彈238枚。

以美國為首的、擁有19個成員國的全球最大軍事集團，經過78天的狂轟濫炸，使用了包括B——1B和B——2戰略轟炸機在內的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付出了約130億美元的高額戰費，竟不能使一個只有10萬平方公里的小國屈服，使北約丟盡了臉面。

北約繞過聯合國，對一個主權國家大打出手的做法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北約在5月7日出動B2戰略轟炸機、用5枚導彈對我駐南使館進行襲擊，造成3名記者死亡、20多位外交人員受傷、館舍嚴重毀壞。北約的這一野蠻暴行遭到了中國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譴責，北約在外交上越來越孤立。迫於壓力，北約不得不重新回到聯合國的渠道和政治解決的道路上來，6月10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4票贊成、1票棄權（中國）的表決結果通過了由西方7國和俄羅斯提交的科索沃問題決議。表決之前，南聯盟開始從科索沃撤軍，北約宣布暫停對南的空襲。至此，北約對南聯盟的空襲結束。6月20日，北約正式宣布結束對南轟炸。

科索沃戰爭的規模雖屬局部，但影響卻十分深遠：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准則受到了粗暴地踐踏，聯合國的權威大大受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開了干涉別國內政的危險先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恣意妄為。戰爭表明，世界多極化和單極化的斗爭從幕後走到了前台，訴諸武力，越來越可能成為美國建立單極格局的主要手段，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成為世界動盪不安和局部戰爭頻出的主要根源。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最主要的任務。

現代法制文明
傳統的「馭民工具論」與現代法治精神大相徑庭。在中國歷史上，連以最重視法律而著名的法家學派，也都把法律刑罰當成君主治國安邦、駕馭臣民的利器、私器。《管子？任法篇》就說：「有生法者，有守法者，有法法者。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庶民也。」也就是說，法律是君主的意志的體現，由官吏去實施。對於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過是許許多多應該無條件遵守、服從的規則，根本沒有任何選擇和置喙的餘地。這種狹隘的「工具論」，正是中國傳統法律的專制性和落後性的重要表現。遺憾的是，雖然經過了一個世紀的變遷，在社會各階層中，包括在理論界、法律實務界，把法律簡單地看成是政府施政工具的觀念，仍有很深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片面的「工具論」如不能轉變，將是實現現代法治的重大障礙。
傳統的「泛刑罰主義」、「泛道德主義」與現代法治理念差距甚遠。按照傳統法律的觀念，法律是君主依據「天理」來制定的，作為臣民只能是無條件地遵循。任何違背既定秩序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和違法的，都應同時受道德譴責和國家刑罰的雙重懲罰。這種傳統觀念大大限制了人們對法律的認識，使人們把法律與刑法完全等同，把法律與官府等同，認為「違法」就是犯罪，就要坐牢。而民商事等私法的廣泛調節功能卻被長期忽視，官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駕於法律之上，法治的真實功能被扭曲，法治的意含被曲解。現代法治精神要求的是一種「全面的法律統治」。如何提升全民的現代法律意識，正確理解和發揮法律的全面功能，將是我們在新世紀面臨的重要法律任務。

國際電信聯盟(ITU)確定3G通信的三大主流無線介面標准分別是W-CDMA(寬頻分碼多重存取)、CDMA2000(多載波分復用擴頻調制)和TDS-CDMA(時分同步碼分多址接入)。其中W-CDMA標准主要起源於歐洲和日本的早期第三代無線研究活動，該系統在現有的GSM網路上進行使用，對於系統提供商而言可以較輕易地過渡，該標準的主要支持者有歐洲、日本、韓國。去年底，美國的AT&T移 動業務分公司也宣布選取WCDMA為自己的第三代業務平台。CDMA2000系統主要是由美國高通北美公司為主導提出的，它的建設成本相對比較低廉，主要支持者包括日本、韓國和北美等地區和國家。TD-SCDMA標準是由中國第一次提出並在此無線傳輸技術(RTT)的基礎上與國際合作，完成了TD-SCDMA標准，成為CDMA TDD標準的一員的，這是中國移 動通信界的一次創舉，也是中國對第三代移 動通信發展的貢獻。在與歐洲、美國各自提出的3G標準的競爭中，中國提出的TD-SCDMA已正式成為全球3G標准之一，這標志著中國在移 動通信領域已經進入世界領先之列。

I. 現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內容是什麼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核心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基本內容是：
[1]、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2]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
[3]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
[4]法律權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5] 監督制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機制； [6]自由平等是社會主義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反映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現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進的法治理念的進步性，又有立足現實、強調歷史發展階段的具體性。忽略其進步性，容易導致遷就人治的現實傾向；忽略其具體性，則容易導致超越現實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亂。

J. 法治為什麼是現代文明基石

市場和法治被稱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一般認為，市場經濟具有平等性、競爭性、法治性和開放性等特徵，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推動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機制。法律作為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的行為規則，雖然在自然經濟、封建經濟和計劃經濟等形態下也已存在，但大體上可以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才形成了具有了法治特徵的法律制度。
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經濟的市場化要求社會的法治化，也就是說，市場經濟越發達，法治也就越發展。馬克思認為「先有交易，後來才由交易發展為法制。……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這深刻說明了法律產生於市場交換的實踐，並隨著市場交易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