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斯多德法治政治學優於一人之治

① 如何理解「法律應當由於一人之治」(法律學問題)

你是想說「法律優於一人之治」吧？？

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The rule of law is therefore preferable to that of a single citizen.）。這句格言語出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年）所著《政治學》。
與他的老師柏拉圖認定人治是「第一等好」的社會調整手段不同，亞里士多德非常看重法治的作用。法治，指的是依法而治，即一切社會政務均依法律而治。亞里士多德認為，即使是君主國，也應該依法而治，因為法治優於一人之治。

法律是由許多人制定出來的，多數人的判斷總比一個人的判斷要可靠；一人難免感情用事，實行人治易出偏私，而法治是沒有感情的；實行法治可以反對專橫與特權；法律有穩定性和連續性的特點，可以不因為領導人的改變而隨意被改變；法律比較原則，但是並不能成為實行人治的理由。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法治的優點在於：不僅凡夫俗子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獸欲，那些道德品質高尚的賢良之人也難免有其激情和沖動，容易因憤懣或者其他感情而失去內心平衡，這往往在執政時候引起偏向。而「法律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袛和理智的體現」，它排除了人的獸性的影響。亞里士多德發現，在很多事例上，群眾集體比任何一個個人可能會作出較好的判斷。「大澤水多則不朽，小池水少則易朽；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作出錯誤的判斷。在強調法治優越性的同時，亞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個人尤其是賢良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說，國政雖然必須仰仗某些人的智慧，但是這些人只能依法律而行，只能在應用法律上運用其智慧，而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現實當中，法律不能寫定一切細節，不可能完備無遺，這些空白和漏洞當然都要留給人們審議。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個人的智慧，他們只是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毋寧交給眾人，集體選擇、共同決定。因此，亞里士多德說，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法律能盡其本旨做出最恰當的判決。要想解除內憂，應該依靠良好的立法，而不能依靠偶然的機會。
法治如今已經成為全球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亞里士多德「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的論斷在今天意義尤其重大。法治比人治更可靠，更穩定，不會因領導人的變更而改變，不會因領導人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不會因現實條件的偶然變化而改變。但是，強調法治不能走極端，不能單純為了制度而執行制度，畢竟法治的目的和出發點都是人，都是為了人的幸福和安全。因此，法治一方面要依法而行，另一方面不能僵化，要以人為本，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

②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方面有什麼樣的思想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是共和制。在其《政治學》第七卷中，他對公民的教育、國家的疆域、人口作了較多討論，沒有過多地涉及政體，但他似乎更傾向於多數人主政。他尤其重視法律，認為法治高於人治，因為人除了理性以外，還有慾望和感情，感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之中，亞里士多德的貢獻比他的哲學觀點更為偉大。

③ 亞里士多德對西方政治學的開創性貢獻有哪些

最早創立獨立的政治學體系。

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自然賦予人的本性是過國家生活，但是任何事物的本性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只有當它發展到最高階段時，才充分顯露出它的本性，社會也是如此。

亞里士多德指出；國家在產生過程中經歷了家庭、村落而最終形成了高級完備的社團，它是人的本性的最充分體現。

個人只有作為城邦的組成部分，才能滿足其自給自足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社會生活包括許多內容，城邦的存在不只是為了便於交換，防止互相損害等等。

城邦的目的在於實現道德的良善，即以城邦協調各人的功能，導致人類的優良生活。

個人和城邦的主要和最終目的都是謀取優良的生活。這是城邦區別於其它社會團體的本質所在。

亞里士多德首次從政治學的意義上討論了國家的起源、本質和目的等一系列的重要課題，為這門學科的建立提供了基礎理論。

④ 法治優於一人之治 是誰提出的

亞里士多德 ，在《政治學》里提出的

⑤ 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闡述

追求至善,實現正義

⑥ 法治優於一人之治」的說法出自於下列哪一本書

亞里士多德曾說過：「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版較為優權良。法律恰正是全沒有感情的；人類的本性（靈魂）使誰都難免有感情……誰說應該由法律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部分。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獸欲，雖最好的聖人（賢良）也未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的時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要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須有毫無偏袒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

⑦ 亞里士多德 政治學 內容摘要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一書的摘要

石慶波
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著名學者，身兼各種名號，《政治學》是其代表作之一，據說其為了完成此作，曾帶領學生記錄了希臘上百個城邦的政治制度，但如今僅存的只有《雅典政制》一書。本書是其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我試從以下幾個方面說說我對這本書的認識。
一、公民與城邦的關系
開篇亞里士多德提出：城邦作為實現人類最高、最廣的善業的社會團體，應當為公民實現「最優良的生活」。所謂「最優良的生活」就是「諸善」的實現。一個優良的政治城邦必須是一個「能使人人（不論其為專事沉思或重於實踐的）盡其所能而得以過著幸福生活的政治組織」。（第七卷.2.1324a20）也就是「諸善」的實現，他說：「人們能夠有所造詣於優良者，一定有三項善因：外物諸善（財富）、軀體諸善（健康）和靈魂諸善（美德）」（第七卷 1323a25）。
但是這三者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外物（財產與健康）實際都在成就靈魂的善德。」（第七卷 1323b20）也就是說：「人類無論個別而言或合為城邦的集體而言，都應具備善性而又配以那些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外物諸善和軀體諸善），從而立身立國以營善德的生活」（卷七 章1－2 1323b40－1324a）亞氏所說的最優良的生活不僅包括物質財富的豐富和身體感觀的享受，他更注重人的靈魂、品德的優良，即「幸福是善德的實現，也是善德的極致。」
這種「最優良的生活」還體現著城邦與個人的關系。
他認為人生來就是要參與城邦政治生活的，提出「人是政治的動物」的著名論斷。城邦的目的在於為公民實現「最優良的生活」，而公民在城邦中的目的則是為了「實現自我」。（實現自我的善德）
他提出人必須參與到城邦政治中去，因而「自我實現」並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在更高的動機和目的的推動下，為他人和城邦的公民福利犧牲個人利益，社會城邦的目的在於使每個人能過有道德和幸福的生活，因而個人卻應該服從整體，在城邦法律和公共職責中實現自我」（中國大網路全書哲學卷亞里士多德條）。縱觀《政治學》一書，亞氏所說的「善德」主要是城邦社會中公民參加城邦政治活動時所表現出來的品質。每一個好公民都「必須修習兩方面的知識，他應該懂得作為統治者怎樣治理自有的人們，而作為自由人之一又必須知道怎樣接受他人的統治」（第三卷四章，1277b10－15）。四德（明哲－端謹、節制－溫厚、正義、勇毅）之中，除了明哲端謹專屬於統治者之外，「節制、正義、勇毅，主從兩方面就應改同樣具備（雖然兩方所具備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而且被統治者所專備的品質則是「信從（識真）」。
二、關於政體
在論及城邦政體的「好」、「壞」時，他提出，政體的好壞不在於政體本身，而在於統治者是以謀取私利為目的，還是以謀取公共福利為目的。如果是為公共福利服務，不論是少數人統治，還是多數人統治都是好的政體，反之，不論是個人統治、少數人統治、還是多數人的統治，都是壞的政體。他說，「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的政體，就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 [6]（Ⅲ. 6.,1279a15－20）他還提出如果想實現「平等的公正」，就得「以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6]（Ⅲ.13.,1283b35－40）
因而，亞里士多德主張在城邦中對極富與極貧階級進行調和，實行中產階級執政。亞里士多德將城邦劃分為三個等級：極富階層，極貧階層和中產階級，他認為極富和極貧者都不能順從理性，「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惟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冀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資產不像富人那麼多得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因而亞里士多德主張由中產階級掌握政權並其他階級的利益，這就為公民的「外物諸善」打下了物質基礎，亞氏說：「公民們都有充分的資產，能夠過上小康的生活，實在是一個城邦的無上幸福。」（第四卷 11章 1295b 25－35）而由於中產階級的財富中等不會引起他人的覬覦，又具有閑暇，而且中產階級有沒有野心，行為節制，不致爭強奪利，行事遵從理性，具有良好的品性，這就具有了節制、正義、等諸善德。最接近「最優良的生活」。
此外，中產階級執政最能平衡組成城邦的「質」與「量」，最適合建立「共和政體」。城邦中的「質」是指：自由身份、財富、文化、門望；所謂「量」是指人數的多少，城邦中註定有人勝於質，有人勝於量，故而亞氏主張「平衡城邦中的質與量」。（卷四 章12 1297a22）中產階級具有相當的「質」，故而「倘使中產階級的人數超過其他兩個部分，或僅僅超過兩者之一，就可以建立一個持久的共和政體」（卷四 章12 1297a35）
這一平衡的思想又體現在他著名的「優良的法治」
在亞氏的共和政體中，他主張實現良法之治。亞氏將公職歸為「名位」，認為名位應當由有資格的公民輪番為擁有，實行輪番為治，此即為法法治。他說：「名位應輪番，同等的人交互做統治者也做被統治者，這才合乎正義……建立[輪番]制度就是法律，那麼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卷三 章16 1287a15－20）這十分符合亞氏「好公民」的道德，即：既知統治者的知識又知被統治者的知識。
對於法治與人治，亞氏說：「要使事物合於正義，需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卷三 章16 1287b 4－9）。「法律所沒有周詳的地方，一方面應由執法者遵從法律原來的精神，公正的加以處理和裁決。」另一方面，「法律也允許人們根據積累的經驗，修訂和補充現行各種規章，以求日臻完備」（卷三 章16 1287a25－30）而且法律包括「更具權威」的不成文法，對於一人之治可以這樣推想，一個人的智慮雖然可能比成文法為周詳，卻未必比所有不成文法更廣博。（卷三 章16 1287b 4－9）
所謂的優良，則主要是指不偏不倚的調和和中庸的法律，這一點上，亞里士多德十分贊賞雅典的梭倫。
此外，亞氏主張在公職設置上調和城邦內部各派勢力的紛爭，使大多數公民都能參與到城邦政治中去。
三、亞氏的經濟和其他思想。
亞里士多德認為財富不應該是無限的，並認為財富不是城邦的組成部分，亞氏認為財富的數量當以「寬裕而不期流於奢侈，素樸又將不期而限於寒酸」（卷二 章6 1265a33－35）
亞氏認為「真正的財富就供應一家的人的良好的生活而言，實際上該不是無限度的。亞氏不反對人們致富，還介紹了許多致富的方法和手段，但是亞氏認為獲取財富應當順乎自然——即：滿足生活需要即可。他不反對進行交易，但交易應局限於物物交換——交易進行到相互滿足生活要求為度，不可以獲取金錢為目的，即：不違反自然。」
以聚斂錢財為目的的人是「只知重視生活，而不知何者才是優良的生活。」（卷一 章9 1258a）他們的目的會損害他們所具有的品德。「倘使憑借一門致富技術還不能完全如願地達到目的，他們就把一切才能反乎自然地正道而應用於致富這一目的上，例如勇敢，原來是用以激發人們地信心和勇毅，現在就會被用於致富，他們將致富作為人生地終極，這是不和自然的。」
亞氏不同意柏拉圖妻、子公育的公有制，而是主張公私兩立，公財私用，調節公民集體之間的分化。
亞氏認為柏拉圖所說的不分「我的」和「非我的」「整體的城邦」，是不合實際的，「凡屬於最多數人的公共事業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故而公有的東西就會使這些東西疏於管理，反而不利於財物的經營和妻子的管理。
私財公用是亞里士多德經濟思想的要領（《政治學》p55腳注2）亞氏認為「產業私有而財物公用」是比較妥貼的財產制度，有利於培養公民的慷慨觀念。亞氏認為「財產可以在某一方面[在應用時]歸公，一般而論則應屬私有。劃清了個人所有利益的范圍，人們相互間爭吵的根源就會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圍以內的事業，各家的景況也就改進了，在這種制度中以道德風尚督促各人。」亞氏說「自愛出於天賦」，「人們在施捨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夥伴有所資助後，會感到無上欣悅，而只有在財產私有的體系中才能發揚這種樂善的仁心」，「而寬宏（慷慨）必須有財產才運用，在一切公有的城邦中，人們就沒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為，誰都不再表現施濟的善心。（卷二 章5 1283b－8，11－14）」
亞里士多德認為「音樂（文化）的價值就在於進行理性訓練」。他認為雖然音樂沒有太多的實際用處，但過於追求實用「不合於豁達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 [6]（Ⅷ.3.,1338b）而音樂的價值就在於操持閑暇的生活——一種自由和高貴的生活狀態。可以「消釋勞累，解脫煩慮的事情」、「陶冶性情」，而且可以把音樂當作培養善德的功課，「有益於心靈的操修並足以助長理智。」 [6]（Ⅷ.5.，1339a20－25）這些都有利於培養公民的善德。此外亞氏還主張選擇「以培養品德為主」的歌詞[6]（Ⅷ.7.，1342a25－30）和「最優良的培養品德諸樂調」[6]（Ⅷ.7.，1342a）來教育兒童。

⑧ 法治與人治的關系

人治與法治最大的區別在與是不是具有民主性,人治是建立在專制的基礎上的,特點是君主專制,體現的原則是個人主義.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具有民主的特點,體現的是大眾意志,少數服從多數!
法治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從人治走向法治。

⑨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主要是什麼

一、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是正義的體現，要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而這樣一個衡量是非曲直的中道的權衡恰恰就是法律，遵從法律便是遵從正義，所以，衡量法律的良惡與否，其標准為是否合乎正義。

因為人們可以遵從良法，亦可以遵從惡法，而遵從惡法不符合正義，也有違法治，遵從良法才符合法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同時，他還認為法律的良惡與政體有關，正確的政體制定的法律就是合乎正義的良法，人們應該遵從；蛻變了的政體制訂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惡法，惡法非法。這樣，良法正是通過正確的政體制訂出來，以「使人們能夠有最善良的行為和最快樂的生活。」

二、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

「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必須普遍地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統治者也要遵從法律，城邦執政人員必須根據法律正確行使其管理和裁判的權力，這種權力必須由法律規定，受法律支配。

亞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公民恪守法律，法律至上，才能實行法治。以今天而論，要在一個沒有法治傳統的國家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是一件很難的事。法律要有權威，人們才會尊重它；要讓法律獲得足夠的權威，首先是政府要認真嚴格守法。

如果政府不認真嚴格守法，百姓就不可能真正尊重法律；絕不能像古代法家那樣，讓百姓僅僅是因為害怕而尊重法律；其次，任何時候不能把遵守法律作為礙手礙腳的事，法律雖然可以修改，但是決不能因為一事一人而修改，修改之前它理應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威。否則，自由、公正和正義，都將無法獲得保障。

三、法治優於人治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倡言法治，反對人治，提出了「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的著名命題，他主要從這樣四個方面論證了法治優於人治的好處：

第一，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客觀性和公正性。人雖然有智慧（理性），但是人也有感情，感情會導致不公正、不平等和腐化。而法治正好可以克服人治的這種缺陷。另外，人治往往使糾紛以服從某個或某些人的方式得到解決，這就未免使平等的公民產生尊嚴的傷害，而服從法律就不會產生這個問題，法律一視同仁，因為法律是沒有人格的。

第二，法律是由許多人制定的，眾人作出的判斷總比個人可靠。他指出：「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單獨一人就容易因憤懣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

第三，法律是藉助於規范形式來確認的，具有明確性和穩定性，此外，它還具有普遍性，對任何人都適用。

第四，權力制約需要法治。腐敗的產生源於缺乏監督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自由人在把城邦之中的某些權力委託給某些人實行時，為著城邦共同的善和幸福就必然要對這種權力進行監督和管理。

(9)亞里斯多德法治政治學優於一人之治擴展閱讀

在哲學方面， 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對西方文化根本傾向以至內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上古及中古時期，他的著作被譯成拉丁文、敘利亞文、阿拉伯文、義大利文、希伯來文、德文和英文。以後的希臘學者研究及推崇他的著作，拜占庭的學者也是如此。

他的思想是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和伊斯蘭經院派哲學的支柱。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威羅伊，將伊斯蘭的傳統學說與亞里士多德的理性主義融合成自身的思想體系。最有影響的猶太教思想家邁蒙尼德，用理性主義解釋猶太教義，在調和科學、哲學和宗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亞里士多德顯示了希臘科學的一個轉折點。在他以前，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力求提出一個完整的世界體系，來解釋自然現象。他是最後一個提出完整世界體系的人。在他以後，許多科學家放棄提出完整體系的企圖，轉入研究具體問題。

隨著亞里士多德作品的不斷被發現，中世紀出現了一個研究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新時代，學者們以此作為求得各方面真知識的基礎。

⑩ 亞里士多德為什麼認為法治優於人治

人治與法制的根本區別是治國方式的不同。人治是領導人治國，法治是法律治國。
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縱觀中國歷史，從奴隸制的夏朝到封建制的秦朝一直到清朝無一不是人治，直到民國時期才開始依法治國。

歷史上早就有關於法治與人治的爭論.(1)儒家和法家關於法治有不同見解,爭論的核心是實行人治還是法制.儒家主張人治,或稱德治,禮治,認為國家要由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賢明君主或聖人賢人通過道德感化和約束進行治理.為此,儒家的代表人物進行了充分論證,如說:"道之以政,齊之以邢,民免而緝法光盒叱谷癸貪含楷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即,法使人民無廉恥之感,而禮則使人們不僅知道廉恥,而且有了規矩.相反,法家主張要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制定實施強制性的法律,才能夠治理好國家,如韓非要求統治者應該"不務德而務法","聖人之治國,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2)古希臘思想家關於法治與人治也有爭論,爭論的核心是是否實行"良法"之治.他們關於法治的論述,主要是與自然法,良心,公平,善良等哲學政治學倫理學觀念聯系在一起的,法治思想只是其龐大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的組成部分.其中,柏拉圖是積極主張人治的代表人物,他以為,如果沒有"賢人政治",使哲學家成為國王,則人類永無寧日;同時,他較為藐視法治的作用,反對將法律的約束強加於"優秀的人".與柏拉圖相反,希臘最為著名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其理由是,法治體現著理智的因素,並且免除了一切情慾的影響;而人治不能排除獸性的因素,雖然有最好的賢人,也不免會有執政的偏見.在古希臘,還進行了世界歷史上比較早又相對發達的法治實踐,這就是確立了雅典奴隸制民主政體,從梭倫立法改革到伯里克利"憲法",都維護雅典民主制度,它和專制相區別,是由人數較多的統治者共同掌握國家權力的體制.(3)近代以來,法治與人治之爭,在政治制度領域主要表現為實行民主還是專制之爭,法治思想的核心是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由於人治將國家治理寄託於一個賢明的君主之上,實際是擁護君主制或寡頭政治,而主張法治的思想家則對於君主專制進行了抨擊和批判.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他還說:"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17,18 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總是把實行法治還是人治與政治制度,國家體制聯系起來.美國思想家潘恩宣稱:"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應該成為國王."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更高高地舉起了民主共和國的旗幟,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他說:"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無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惟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的統治者,公共事務才是作數的".正是在這些啟蒙思想家思想的支持下,美國等國的憲法,首先將法治原則體現在憲法之中,使該原則真正通過法律而貫徹到民主政治的國家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