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與法治之爭
❶ 我國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法律與道德存在三種基本關系：
一是道德的法律化。
即通過立法把國家中大多數的政治道德、經濟道德、社會道德和家庭倫理道德的普遍要求法律化，使之轉變為國家意志，成為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行為規范。
一般來講，道德是法律正當性、合理性的基礎，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往往是法律做出相關規定的重要依據，因此，大多數調整社會關系和規范社會行為的立法，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結果。
在我國，社會主義道德是法律的源泉，是制定法律的重要依據，是評價法律善惡的重要標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立法工作，不斷加強民主科學立法，經過30多年的努力，我國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在這個法律體系中，許多法律規定的內容，都體現了社會主義道德的內在要求，是社會主義道德法律化的積極成果。例如，我國法律規定誠實守信、贍養父母、撫養子女、尊重和保障人權、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等等，總體上都反映或者體現了社會主義道德的價值取向和基本要求。
二是道德的非法律化。
道德與法律畢竟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行為規范，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的大多數道德已經或可以法律化的同時，也必須承認少數或者某些道德是不能法律化的。
例如，男女之間的戀愛關系、同事之間的友愛關系、上下級之間的關愛關系、孝敬父母的倫理要求以及公而忘私、舍己為人、扶危濟困等道德追求，一般是很難納入法律調整和強制規范的范疇而使之法律化的。在某些道德不能或不宜法律化的情況下，不要隨意使這些道德問題成為法律問題。
三是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
目前，有的地方出現的見利忘義、不講信用、欺騙欺詐等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說明我國法律對於促進和保障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滯後。法律對道德的促進和保障作用，主要是通過立法方式來實現某些道德的法律化，通過法律來確認和強化社會主義道德的價值訴求和規范實施。
對於需要法律禁止和懲罰的不道德行為，對於需要法律褒獎和支持的美德善德行為，都應當通過立法予以必要體現。當務之急，應當進一步加強有關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方面的立法，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堵塞立法漏洞。
當然，對背離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能否用法律介入以及用什麼法律、在何時、怎樣介入等問題，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才能做出科學結論。
(1)德治與法治之爭擴展閱讀：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法理學中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許多法理學教科書均有專章討論這一問題。在古代，古希臘哲學中就有正義與美德之爭，我國先秦時期也有德治與法治之爭。這些爭論其實都與這一問題有關。
對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來說，提升人們的道德修養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規則同樣重要。法律與道德二者各有各的邊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們有各自發揮作用的范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不能簡單偏重於某一個方面。
對於法律規則來說，無論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還是社會習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適用於社會公共行為領域。在法律規則管轄的公共領域，維護社會正義、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權利是根本要求。
而道德更多涉及個人內心的自我修為，它可以高標特立，但只能針對自己，不能強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為指針，道德以效法聖賢為理想；法律講求的是底線正義，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法律能夠為社會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構架，為個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環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夠凈化人們的內心，讓人們激濁揚清、去惡存善。
因此，雖然法律規則不等同於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發人們的道德良知。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講規則，都按照法律規則處事，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壞的社會，雖然可能還不是一個美好的社會。而法律要深入人心、發揮作用，也必須符合社會的道德追求。
換言之，法律規則要有道德性。這個道德性不是法律規則自身生長出來的，而是法律規則吸收了道德理念，從而彰顯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
與此同時，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們強化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弘揚社會公序良俗，自覺遵守法律。另外，實踐中被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
可見，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分割或統合。使二者絕緣甚至截然對立起來肯定不行，但混同亂用的做法也行不通。
應當明確，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義秩序，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的基礎。今天，我們既要贊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法律並不排斥道德，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長。這個促成不是代替，而是為道德提供一個制度環境。
一個法治昌明的社會，才有望成為一個道德純凈的社會。就像是一片良莠不齊的草地，法治猶如一個農夫，用獵槍抵禦強權的侵奪，用鐮刀去除蔓生的雜草。這樣，美麗的道德之花才會芬芳開放。
❷ 關於德治高於法治的辯論材料]
本文認為，「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 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2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3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4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5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 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6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7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8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9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10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 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11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12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13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14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15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16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 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7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18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19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 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20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21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22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23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 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24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為每一個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戲規則，法治也就將通過德治而進入憲政。
三、 憲政：「德」與「法」的理性統一
綜上所述，純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純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沒有德治對人類良知的呼喚，法治是不可實現、不可維持的空想；而沒有法治及其所設定的外部制約，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話。因此，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必然是德治與法治的理性統一。基於下列理由，筆者認為這種統一不是別的，正是融「德」與「法」為一體的憲政（Constitutionalism）。
首先，如果採用足夠廣泛的理解，那麼「法治」也意味著憲政。在定義上，憲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這是因為憲法應該是「法」的一部分，25 因此「依法治國」也必然意味著依憲治國。所謂憲政，就是指一種真正按照憲法來統治的政治制度。在「憲政國家」（constitutional state），憲法是統治國家的最高層次的法律，並和法律一樣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發揮實際效力。26 一部憲法就是能被人類理智所普遍認同的基本游戲規則之集合，主要包括國家權力的范圍和分配、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等重要方面，且這些規則可以經過普通或特殊法院而獲得有效實施。如果法律與法律之間發生沖突，那麼必須適用憲法基本原則來解決沖突，從而形成一套完整、連貫且能夠實施的法律體系。既然憲法也是「法」，而且是最高的「法」，那麼憲法沒有直接效力的法律體系必然是殘缺不全的。因此，完備的法治必然包含憲政。
其次，和普通法律不同，憲法作為「更高的法」（Higher Law）並不是純粹道德中性的，而是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維度。既然是國家最高的法，是國家法律「金字塔」的頂峰，憲法必然會涉及到道德價值的基本選擇。這些道德價值構成了國家憲法與法律的規范性基礎，並通常受到憲法的明確承認。例如1788年的美國聯邦憲法在「前言」中明確宣布，憲法的基本目標是「建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定，提供共同防禦，促進普遍福利，並將自由的恩賜被及我們與子孫後代。」27 作為實現這些實體目標的手段，憲法規定了聯邦主義和三權分立的政府結構，並在《權利法案》等憲法修正案中明確保障言論自由、法律的正當程序與平等保護（第14修正案）等公民基本權利，充分體現了美國憲法以權利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同樣，1949年的聯邦德國《基本法》在第1條就明確規定，「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一切國家權力均有責任去尊敬與保護之。……不可侵犯與不可剝奪的人權既是每個社團，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基石。」28 這說明《基本法》乃至於整個德國法律體系是建立在人格尊嚴及人權的價值基礎之上的。憲法的其餘部分，包括特定的權利規定和政府的分權結構，都是基本價值的具體延展。正如德國憲政法院明確承認，《基本法》包含著權利和責任的實體價值，因而構成了一套「價值的客觀秩序」。29
因此，憲政是德治與法治的理性統一。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它包含著社會所普遍認同的基本道德規范，從而為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價值基礎。正如墨菲（Walter Murphy）教授指出，「憲政主義是一種規范性政治理論，[它]要求任何社會的中心價值必須是人格尊嚴。」30 同時，它又通過法治使得基本的道德價值獲得實施。在某種意義上，憲政把道德法律化，因為通過實施憲法，它使基本價值進入到法律的實體領域，並經由法院而成為有效的政治生活准則。沒有憲政，法治就失去了道德源泉，法律體系就成了一個沒有頂峰的「金字塔」；沒有憲政，德治就將流為不可實施的空談，甚至成為政治權力與社會不平等的保護傘。本文已經論證，法治與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廢的治國方略。而只有實現憲政，法治與德治才能完美地結合到一起，成為一個理性的統一體。
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否則它就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
而且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
❸ 法律與道德誰更重要
法律和道德一樣重要。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法理學中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許多法理學教科書均有專章討論這一問題。在古代，古希臘哲學中就有正義與美德之爭，我國先秦時期也有德治與法治之爭。這些爭論其實都與這一問題有關。
無論西方柏拉圖式的道德理想主義，還是我國儒家為萬世開太平的高遠追求，都把道德擺在首位，主張以德立國創制、以德生成社會、以德化育萬民；認為依靠道德就能構建一個美好社會，法律規則不過是道德的附屬物，是用於規范與懲戒不軌行為的，只要人人在道德上成為完善的人，就不需要法律規則。
這種道德至上主義從邏輯上看似乎是自洽的，問題在於這樣的道德社會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實中又何曾有過？當然，我們不排除任何時代都有一些道德高尚之人，他們熠熠生輝，成為人們的楷模。但我們也要承認，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無法成為道德完人。
正是這些普通人成為歷史人群或現世人群的主流。對於這樣一個「主流」，僅僅依靠道德顯然難以建成一個有序、美好的社會。
對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來說，提升人們的道德修養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規則同樣重要。法律與道德二者各有各的邊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們有各自發揮作用的范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不能簡單偏重於某一個方面。
對於法律規則來說，無論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還是社會習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適用於社會公共行為領域。在法律規則管轄的公共領域，維護社會正義、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權利是根本要求。
而道德更多涉及個人內心的自我修為，它可以高標特立，但只能針對自己，不能強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為指針，道德以效法聖賢為理想；法律講求的是底線正義，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法律能夠為社會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構架，為個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環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夠凈化人們的內心，讓人們激濁揚清、去惡存善。
因此，雖然法律規則不等同於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發人們的道德良知。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講規則，都按照法律規則處事，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壞的社會，雖然可能還不是一個美好的社會。
而法律要深入人心、發揮作用，也必須符合社會的道德追求。換言之，法律規則要有道德性。這個道德性不是法律規則自身生長出來的，而是法律規則吸收了道德理念，從而彰顯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
與此同時，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們強化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弘揚社會公序良俗，自覺遵守法律。另外，實踐中被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
可見，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分割或統合。使二者絕緣甚至截然對立起來肯定不行，但混同亂用的做法也行不通。應當明確，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義秩序，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的基礎。
今天，我們既要贊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法律並不排斥道德，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長。這個促成不是代替，而是為道德提供一個制度環境。一個法治昌明的社會，才有望成為一個道德純凈的社會。
就像是一片良莠不齊的草地，法治猶如一個農夫，用獵槍抵禦強權的侵奪，用鐮刀去除蔓生的雜草。這樣，美麗的道德之花才會芬芳開放。
(3)德治與法治之爭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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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萬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況下,道德應該成為我們內心的價值判斷標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內在的規律,而核心應該落在社會個體的自律、自覺和對德行的遵從
《論語·為政》中記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表明,刑政固然有治理國家的功效,但卻無法使社會大眾獲得善良；一個安定有序的國家必然將法律與道德並重,只重其一難成氣候。
實際上,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早已是人類歷史發展史中老生常談的話題。法律在與其他事物交融與碰撞中不斷發展和完善,對人類的法制建設和社會和諧有著重要影響。在法律還沒有產生之前,人們依靠社會習俗、習慣來規范行為。
法律是建立在社會道德的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故二者的產生有母子衍生的關系。在當今的社會狀態下,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的關系基本不會改變。孟子曾經說「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其原因就在於此。
道德是人們內心的行為准則,通過人們的內在意識影響人們的行為,需要人們自覺自願地遵守,不具強制性。而法律是社會強制性的規范准則,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施行於社會的行為規范。法律作為最低限度的道德,本身應當具有善的意旨,是人們應當遵守的起碼價值標准。
關於法律和道德的區分原則,日本十九世紀末舊派刑法學家瀧川幸辰曾有過論述:「在社會價值標準的考量中,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現的那部分就是法律；依靠個人的內心期待實現的那部分就是道德。」
這是一句極其簡單的話,並不難理解,但它卻向我們昭示一個深刻的道理:國家治理過分強調剛性規制,社會就會變得死氣沉沉,也容易產生來自底層的反抗；
而過分專注於柔性指引又會使治理國家的方案難以落實,使整個社會喪失合理的預期,最終也將很難獲得進步,因此,剛柔相濟才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法律與道德不能分道揚鑣,更不能相互對立,而應當相互補充、渾然交融。
法律與道德向來是相互合作的。我國古代儒學家就特別注重德的作用,強調禮法並治。孔子主張德治,「以政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一思想為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所採納,證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視「治政以法」,焚書坑儒,雖大統於一時,但終歸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歷史已經很明了地向主政者發出警示:在強調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德也同樣不能忽視。
在當今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我們似乎只重視法律的作用,而越來越忽視道德的存在。依法治國作為社會的主流意識的思路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人是法律的制定者,必定有所不足,這是人的認識局限性使然。
道德可以彌補法律之不足,其作用應引起人們重視。市場化的浪潮下,人們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越來越明顯,社會存在一種道德漏洞和缺失,與社會的發展極不相稱,這時候就需要法律在一定的道德領域施以合理的規制。
當然,法律與道德的碰撞並不意味著二者的相互排斥,卻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過程中的磨合和借鑒。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則二者之間的微妙關系有如和珅和紀曉嵐一樣:和珅再怎麼強勢有時候也需要紀曉嵐的不溫不火式微調和,紀曉嵐再怎麼足智多謀有時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強硬適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補充,才能真正描繪出社會治理的絕佳藍圖。
法律不是萬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況下,道德應該成為我們內心的價值判斷標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內在的規律,而核心應該落在社會個體的自律、自覺和對德行的遵從。
❹ 德治比法治重要的觀點有哪些
德治與法治，兩個途徑，同個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今天我們討論當代中國，德治與法治哪個更重要就是要比較哪一個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我方認為當代中國德治更重要。 首先讓我們明確一下定義。德治是存在於人們的意識和社會輿論之中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應遵循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准則，其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其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而法治。德治是靠社會輿論道德規范的說服力、勸導力、影響力以及人們的內心信念。而法治則是靠法律的權威性和國家的強制力。接下來我方將從三個方面陳述當代中國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一， 從對人的約束作用看。法治和德治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的發展，但是前者側重於治法
而後者側重於治人，而治人應重於治法。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
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所以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二， 從對人的引導作用看。法治只能告訴人們什麼是錯的，並在人們犯錯之後進行懲罰。
而德治不僅會告訴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還會告訴人們那些為什麼是錯的又
為什麼是對的。使人從內心接受，進而落實到實際行動中。不論德治還是法治都是
為了引導人們去做應該做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而在這一點上德治做的遠遠要比法治多得多也好得多。故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三， 從作用范圍看。德治的作用范圍要比法治的作用范圍廣得多，所以德治的覆蓋面就
更大，受眾更多，包含的內容也就更多。許多法律沒有涉及或者或者法律無法涉及
的地方道德也都會存在。例如在公交車上為老弱病殘孕讓座，再如在與外界聯系及困難的地方哪裡的人們或許不知道法律規定了什麼，但是他們一定知道道德要求他
們什麼。所以德治比法治更能促進社會的發展。
我方並不否認法治在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我方也承認法治以其清楚明朗，剛性嚴格的特點做了一些僅靠道德所無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基於中國當代的國情出發，基於對長遠的發展考慮，我方堅持認為當代中國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❺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
1、地位：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2、法治作用：內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容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德治作用：德治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而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
3、實現途徑：法治，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德治，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
❻ 法治高於德治的辯論材料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浩劫,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和社會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狀況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中國應當如何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人們在提出"官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呼喚的是"依法治國",所以法治建設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治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毫無疑義。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單憑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夠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所有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於源自西方社會的"法治"的真正含義和實行的條件並不清楚,或者說認識並不統一,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也就統統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問題卻並不這么簡單。首先,近年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各項法律已經相當多了,應當說人們的行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姦犯科"的人卻越來越多,案子也越來越大。其次,隨著我國社會近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按過去的說法是人們應當有物質條件來遵守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了("知恥"),但是近來反映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有不斷增加之勢。
現在無論是從人們的街談巷議還是新聞媒介的報道來看,對於社會上普遍的道德水準均有"世風日下"之議。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邊有人受重傷須送醫院搶救,許多過路車輛就是不停車;有個別過路人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反被傷者家屬訛詐。遇到歹徒行凶,許多人畏縮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與歹徒搏鬥,其餘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觀。公園里兒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數千人圍觀而無人下水。至於製造偽劣商品、偽造證件文書、在經營交易中的損公肥私等現象,更是比比皆是。當你詢問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時,他們會一致地譴責其為"不道德"的行為,但一旦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發現大多數當事人、旁觀者的行為依然如故。為了防止和懲罰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國家不斷頒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懲罰辦法,對不贍養老人、虐待兒童、見死不救、造假等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實際效果又如何呢?憑靠不斷地增加和細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轉當前"世風日下"的趨勢?近年政府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
我們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標前進,但是憑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決中國社會中當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何況在現實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不道德行為其本身並不直接觸犯法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傳統社會都採用了哪些辦法來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普遍的道德規范?其中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對於今人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罪"與"孽"
從古至今,中國人常常用"罪孽深重"來形容做壞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應當說"罪"與"孽"在其與法律的關繫上是有區別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則主要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准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對於"犯罪"與"作孽",中國民間社會把兩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將會受到朝廷刑律的懲罰,而後者則會遭受"天譴",受到神靈和冤鬼的懲罰。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雲南知識青年返城後經歷的電視連續劇《孽債》。為了取得婚姻上"單身"的資格而能夠返回上海,他們與當地的妻子離異、相互離異並把孩子寄養給當地農戶,他們當時的動機可以理解,行為也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並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責之中,通過幾個赴上海尋親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瀾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一個"孽"字在這里使用得就十分貼切。
《辭海》對於"孽"的解釋有五種:(1)古時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壞事,罪惡(《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災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種解釋久已不用,人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說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種解釋,指的是人做的壞事和罪惡,而且其懲罰是無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小孩子自懂事時起,人們就在對他灌輸樸素的道德規范,當他由於無知而折磨小動物時,老人就會搖頭說,"不要作孽呀"。當一個貧苦的童養媳被餓飯、被毆打時(這在當時既不犯法也不違禮)
,鄰居們就會搖頭說,"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一個村民為邀賞向日寇出賣抗日戰士時,人們會說,"作孽呀,他怎麼不怕出門被雷劈死"。可見,"孽"是與良心和良知相關的,不一定由這個世俗社會的法律來評判與懲罰,而且有時甚至與當權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違背的(如漢奸的行為符合當時"政府"的規則,但被民眾所不齒)。
官方的法律總會有漏洞,執法者也難得做到"明察秋毫"並把犯法者統統繩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師爺所說"大致古今律法,不論如何細密,總有漏洞",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在設法利用這些漏洞以謀私。但是,與觸犯世俗法律的行為相比,"作了孽總是要遭報應的",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報應也許在現世("現世現報"),也許在陰間,也許在來世;這些報應也許應在本人,也許延及子孫。從"報應"的觀點看,"孽"與我國的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律法"與皇權有著密切的關系,"禮教"與儒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樣。
法治的刑律所針對的是對人身、財產的侵害,並制定了詳盡的懲罰辦法,也就是所謂"他律",憑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間所謂的"作孽"觀念主要譴責的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圍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其他生靈(牲畜、貓狗等),譴責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強欺弱、詐騙、無信義、向官府進讒言等)。對於"作孽"行為的懲罰主要是"天譴"式的報應(死後在陰間地獄中受苦、來世托生變驢變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為償還孽債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懲罰。人們根據社會普遍倫理與道德規范來行為,自覺自願地不去違背或觸犯這些規范,即是人們的"自律"。
薩姆納(W.H.Sumner)認為,在行為規范方面的民俗為社區大眾所長久接受之後,會產生一種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會過程,而轉化為"民德"(Mores,民間道德規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宗教或懼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原本產生於民眾日常生活與行為中的民俗(習慣性行為),經由原始宗教或懼鬼或魔術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轉化之後,成為具有約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間道德規范)。違反這一"民德"的行為,就是作孽。
二、"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馬戎
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與實為"治法"的"法治"
人類自形成為社會之後,就必須產生一定的規范來防止個人、群體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損害,為處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制定一系列調解和懲罰規則。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國家法(訴諸於國家法的稱做"打官司"),也有流行於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法(訴諸於民間習慣法的稱做"私了",即糾紛的"私下了結")。
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的作用評價不一,有的人批評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規則;另一些人則基於對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懷疑,從而從自然法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倫理的重視和追求"無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這兩種不同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從法律所涵蓋的不同行為對象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運作。
費正清認為中國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則為基礎的,是支持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專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中國歷史可分為"亂世"與"治世","亂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罰來把偏離社會規范的各種行為糾正回來。
在西方,"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而"人治"被認為是隨意性的、沒有客觀標準的、體現的是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中國傳統社會通常被認為是"人治"的社會。但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除了個別皇帝的意志給當時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歷朝歷代還是循著"禮法"在統治。儒家主張"禮治",重視道德倫理對人的教化作用,提倡"無訟";法家主張"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視的是刑律的實施,用懲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當然,法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也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的限制在裡面。但是,這種"依法而治"(Rulebylaw)與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治法"。
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法、民間法與民間的道德規范
❼ 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 相互促進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國家的兩種根本手段，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對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確的方面，又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錯誤的內容。
❽ 法治與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路徑有何不同
1、法治與德治的地位：
法律與道德同屬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本質是相同的。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
2、法治與德治的作用
法治，就是發揮法律規范作用，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性，用法律准繩規范社會行為、社會生活、國家治理。
德治，就是發揮道德教化作用，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思想道德覺悟，用道德引導規范社會成員行為，調節社會關系。
3、法治與德治的實現路徑
法律的有效實施有賴於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律難以規范的領域，道德可以發揮作用，而道德無力約束的行為，法律則可以懲戒。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法治與德治，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的高度概括。
古往今來，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法治也不是萬能的，治國理政僅靠法治這一手是不夠的。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這個結論是關於法律與道德辯證關系的深刻揭示，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基本原理。
❾ "法治"與"德治"結合，方能長治久安！該如何理解這句話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今天"德刑之辯"辯論會的主持人，今天咱們的辯論題目是"該以德治國還是以法治國"。參加咱們今天辯論的正方（以德治國方）的辯手有孔子、孟子、賈誼、董仲舒等四位；反方（以法治國方）的辯手是商鞅、韓非子、桑弘羊和曹操。讓我們鼓掌歡迎雙方選手上場！
主持人：比賽開始！下面請正方一辯孔子闡述正方觀點，時間一分鍾。
然而，法家思想只 "可行於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秦朝的滅亡標志著法家"法治"治國思想的失敗。漢朝以陸賈、賈誼、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促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贏得了"德刑之辯"的歷史性勝利。自此以後，歷代王朝基本上都以"德治"為治國之策，在實踐中施行"德主刑輔"、"德法並舉"之術。法家的"法治"思想，在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中，很難占據治國方略的主導地位。
只有"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方能長治久安，達到有效治國的目的。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這是封建社會兩千年的統治實踐給我們的啟示。
現代社會是一個法制社會，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德治。現代的德治和法制都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德與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只有將二者有機的結合，才能提高人們的道德素養，維護法制建設，實現社會穩定。